时间：2023-06-05 09:57: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应试教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纠结这个春晚的流行词用在当今的中国应试教育最好不过了，说纠结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应试教育让人没法不纠结，今天就浅论一下。
有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孩子在想象力方面全世界倒数第一，或许这样的调查结果不太科学，或许这样的调查结果不太公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这里面直接的折射结果是我们的教育尾大不掉，太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我们的学生在做什么？在解题！我们的老师在做什么？在教学生怎么解题，一个方法不行就讲两个，两个不行再来个脑筋急转弯，除了浪费脑细胞以外没什么可行的效果，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孩子缺乏想象力，中国的孩子一出校门眼睛都是呆滞的，在课堂上眼睛就是很专注，为什么？习惯了机械的专注！
我们的教育太功利，我们的教育太应试，我们的功利表现在大学大规模扩招，中学实行贵族学校教育，大学扩招的结果是中国教育部宣布：2008年中国教育扩招失败。我们的国情不是缺少很多大学生，而是缺少适合很多岗位的人才。我们的中学教育太纠结，你会发现，我们的教育是小学开始培养统一性，初中开始扼杀兴趣，高中开始抹杀兴趣，唯一做的事情是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教育是这样的，学前班培养孩子的兴趣，初中开始培养兴趣，高中开始强化兴趣，大学开始专门培养爱好，我们走的是什么都不是的全才，可是我们的全才最终是什么都不是的庸才，人家的专才最终是每人都可以适用的人才。
我们的教育太纠结，全体老师和学生加上家长都在为分数而努力，我们基本上放弃以前的德育教育，而且我们还乐此不彼，认为我们在做自己最幸福的事情，我们还自己认为我们在为孩子好，我们说出一句害死人不偿命的“名言”：不能让学生输在起跑线上，因这句话，不知道欺骗了多少孩子和家长。
中国人犯了一个简单的常识，不知道那里是孩子的起跑线，或者说不知道那里是人生的起跑线，结果我们为了一句错误的名言而努力着，当中国学生的书包比大山还要重的时候，中国学生的思维就会像蜗牛一样的缓慢前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前进，或者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纠结的中国教育，注定换来纠结的中国现象，这种中国现象注定让中国人纠结。
关键词：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 考试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应试教育还具有其存在的土壤，应试教育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退出中国的教育体制中。素质教育是一种应时代而生的教育理念，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革新。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素质教育已经从教育理念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制度。作为一种新事物，素质教育无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中国的国情复杂，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素质教育，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所以，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笔者认为统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才是最为理智和正确的方法，这一观点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更是遵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一.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一）“应试教育”及其内涵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应试教育并不是对现行基础教育的概括，只是对现行基础教育某些弊端的概括。所以，应试教育是具有贬义的价值认定。应试教育使得老师以应试为目的地进行教学，学生以应试为目的地学习，学校的所有活动以应试为中心，这势必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应试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很大压力，学校教育完全变成了为了考试而教育的现实。这也是应试教育为何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必须注意，应试教育并不等同与应试。应试是教学活动进行中的一个手段，用以评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教师在以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有针对性有目的地对学生学习进行指导。同时，应试也是现如今通用的进行人才选拔的相对公平的手段。所以，“应试”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不包含任何价值评判。
值得重视的是，“应试”这一人才选拔的方式由来已久。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典型，但它与科举以前的不重考试而重门第、重“背景”的察举征辟——九品中正时代的教育在目的上并无本质区别。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工业文明时代兴起的惟智教育虽然都重视“应试”，但教育目的却全然不同。至于我国“”时期的“教育革命”，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学习活动被“革命”运动所代替，“学工、学农、学军”，淡化甚至取消以书本知识授受为主的课堂教学，强化“开门办学”，听起来似乎是挺“素质”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前苏联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除去其惟智教育的成分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分而已。“”时期的“教育革命”最大限度地损害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质。“”后拨乱反正，教育新生，高考启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高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质量和学生素质发展水平的提高。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高考的负面导向作用，中小学书卷性、应试性日强，乃至20世纪80年代国，书本至上、分数至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贬之为“应试教育”。
（二）“素质教育”及其内涵
由于应试教育的缺陷，使得中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学校最看重升学率，老师最看重考高分的学生，学生以考试得高分为荣，以低分为耻。在家庭中，家长以分数来衡量孩子的努力程度，在社会上，人们也以分数来评价一个孩子的能力和素养。而这些来自家长、老师、学校、社会以及学生自身的压力都施加在学生的身上，体现在高考体制下每个学生日益沉重的心理及身体的负担。这使得学生的身心得不到健康地发展，当然不可能锻炼成为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同时这也违背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整个教育事业围绕着考试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必须要加以调整和改善。素质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这个教育理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逐步上升到国家的战略地位，将形成一种新的教育体制。
从本质上讲，素质教育是指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未来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实施素质教育正是为了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准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同时，素质教育既体现一种教育思想，又表现为一种实践模式。素质教育不是不考试，而是旨在通过素质教育纠正那种把考试作为目的的错误教育思想，把考试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注重要把作为具体方法的考试和作为指导思想的“应试教育”区别开来；其次，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绝不是否定个体的差异，恰恰相反，素质教育追求的是“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的统一，要注重因材施教，面向有差异的每一个个体，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实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前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来讲，素质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追求素质教育的目标。实施素质教育，要研究每个学生的身心特点，用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因材施教。
二.如何统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一）对“应试教育”采取扬弃的态度
前面笔者已经谈到“应试教育”是一种含有贬义的价值认定，它是对现有基础教育的某些弊端的概括。既然它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一种否定，那是不是应该完全抛弃它，转而全面提倡“素质教育”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首先，“应试教育”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只是对现有基础教育的某些弊端的概括，也就是说“应试教育”是对现有教育制度的部分否定。而我们也不能把现有教育制度和“应试教育”完全撇清，完全割裂开来。笔者认为，“应试教育”这一价值认定是含贬义的，但其体制中的某些内容是中性的，是具有可继续利用价值的。
其次，“应试教育”这一教育模式形成由来已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很深。这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进而在行动上也不可能偏离太远。即使人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素质教育”，但是在实际中，由于具体国情的约束，“应试教育”也不可能很快退出教育体制。
再次，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多样，东中西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文环境差异大，国情复杂。因此，在“应试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和“素质教育”粉墨登场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应试教育”存在的历史、社会以及观念上的现实土壤还不贫瘠，它势必不会很快消亡。而虽然“素质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早已被提倡，但是它的现实存在土壤还是很薄弱。现实中，由于国情的复杂使得素质教育的施行困难重重。在中国这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要进行人才选拨必须进行高考。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投入教育基金必然有限，这也使得接受高等教育还不可能成为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教育。因此，这必须要求考试制度的存在。中国由来已久的考试制度成为现阶段最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拨手段。这不只是人为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这遵循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
“应试教育”在现阶段不可能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必然会逐渐消亡的。可见，对于“应试教育”体制中的某些合理的手段应加以保留，抛弃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对“应试教育”采取理性的扬弃的态度。
（二）创造条件，发展“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中的阻力很大。必须要主动地创造条件，促进新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除了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素质教育，而且还应该大力发展经济，为素质教育提供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投入的教育基金才回充足，教育事业的发展才有后劲，教育体制的革新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对于学校和家庭而言，不应该只注重孩子对知识的学习，还应重视孩子其他方面潜能的开发，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学校应该开设多种课程，使孩子的能力得到全面充分地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数学教育；应试教育；文化审思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11-0058-03
当下，人们谈论数学教育，总是与应试教育联系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数学教育等同于应试教育，已步入应试教育的歧途，考试评价制度是制约数学教育发展的瓶颈，数学素质教育难以推进，这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共识；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的数学教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不等同于应试教育，应从整体性的文化脉络去把握中国数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内涵，数学教育发展与应对考试要表现出一定的相容性，一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
一、中国的数学教育等同于应试教育
回眸数学教育发展史可知，建国以来我国数学教育评价政策、制度和评价行为主要是以选拔为目标，考试成为数学教育评价的风向标。60多年的数学教育评价史可以说是一部以考试变革为枢纽来驱动整个评价体系革新的复演史。
(一)应试教育评价决定中国数学教育的实践走向
“中国的数学教育等同于应试教育”这一命题根植于我国深远的“科举”考试文化哲学，是由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和评价制度决定的。大多数人认为，高考是中国教育的死结，只要取消高考，应试教育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但现阶段取消高考并不现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了强大的升学竞争压力，导致中、高考成绩成为选拔学生进入高中、高校的标准，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和教师工作绩效的标准，从而阻碍了数学课程改革和数学素质教育的实施。有学者从课程与教学的角度，分析了课程标准的中西文化差异：课程标准在我国是衡量教育水平的唯一尺度，因为我们的升学考试是教育集权制下的统一考试；而在西方，课程标准仅仅是学生掌握知识的最低标准，学校可以自主地选择课程，可以超越这一尺度标准。这种分析是客观的，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学校自主选择课程的权限与动力十分有限，课程计划仍然是“考什么，教什么”。这样，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愈演愈烈，违背了教育方针，违背了教育规律，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数学是基础教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应试教育评价决定了它的实践走向是应试性教育，数学教育文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考试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应试教育教学模式是中国数学教育的基本现实
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数学教学的五大特征：注重教学的具体目标；教学中长于由“旧知”引出“新知”；注重对新知识的深入理解，强调解题；关注教学方法和学习技巧；重视及时巩固、课后练习，记忆有法。“不难看出，中国的数学教学十分注重应试性教育，教学方法重视解题和解题思路的探求，注重一题多解，一法多用；数学教学每课有练习，每节有习题，每章有复习题，课内有练习，课后有作业，单元有小考，学期有大考。而且学生的数学学习强调记忆，基本理念是“趁热打铁，熟能生巧；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数学课堂教学文化的全景式图景。
由此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通过课程改革来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落实，应试教育仍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学生学习负担繁重，教师教学苦不堪言，学校教学压力很大。而且，国人对教育的误读更加使教育教学偏离学校正常的教学轨道，社会与家长热衷于“英才教育”和“全才教育”，不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要求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盲目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二、中国的数学教育并不等同于应试教育
当下，中小学数学教育在新课程理念和考试高压下徘徊，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苦苦追寻数学教育的“本真”所在。有学者立足于中国当下数学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从认识论视角对中国的数学教育作了客观分析与评判，认为当下的数学教育具有“考试压力”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并非是主流因素，数学教育应试现象有其社会根源和文化诱因。从本质上看，数学教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不等同于应试教育，数学教育应在这种考试高压下作出新的发展。这种认识充满辩证哲思，理性地回答了中国数学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问题。
(一)数学教育应试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诱因
教育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一方面，教育服务于社会，社会又决定着教育的发展与走向。数学教育也是如此，考试高压下的中国数学教育服从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考试作为一把水平尺度量和选拔人才，其政策、制度和评价容易被社会接受，这是为什么新一轮数学课程评价改革具有渐进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教育具有文化继承性。观念系统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是文化特质最深刻的体现。考试高压下中国数学教育充满浓重的个人主义文化色彩，明显打上“功利主义”“科举仕官”的文化烙印， “学而优则仕”是其深层的文化诱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考试是改变个人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途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仕官之众，爵位之崇”隐隐为中小学生所顶礼膜拜。因此，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决定了我国教育考试评价制度的改变必须是个渐进的过程，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数学教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
中国的数学教育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特色，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应试教育。从中国数学教育教学的文化伦理来分析，其一，中国数学教育的基本特征是重视“基础”，这形成了中国数学教学的一大特色。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双基”)是发展数学能力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因素，对于“双基”的重视，并非完全是为了应对考试，也是为进一步学习夯实基础。其二，中国数学学习目标是达到“理解学习”。“理解学习”是数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教学目的观，数学教学中对于记忆和练习的强调，是与追求知识的深层次理解相关联，是使数学学习向“理解”的深层结构转化提供认知条件。其三，中国数学教学文化体现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强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精神活动，数学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教会学生领略“书中乾坤大、笔下
天地宽”的意境。这种对中国数学教育文化的认识视角是全面的，实质是强调要用整体l生的文化脉络去把握中国数学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内涵。这一观点的价值分析在于：在人们模糊了中国的数学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视线时，能够辩证地分析中国数学教育文化的合理性，且对中国数学教育文化的认识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一中国的数学教育文化有其悠久的历史文明形态，经过千百年的历练，形成了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教育”加以否定，而是要理直气壮地继承、批判和发展。
(三)数学教育发展与应对考试要表现出一定的相容性
中国数学教育具有“考试压力”，这是数学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数学教育如何发展?数学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数学教育新的发展或者说改进措施必须与应对考试表现出一定的相容性。首先，数学教育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数学教学文化，要全面理解和挖掘中国传统数学教学文化思想的深刻意涵，防止简单化与片面化。其次，数学教育要全面落实新课程标准“以人为本”的育人目标，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是数学教育教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育人目标。再次，数学教学的金科玉律是教会学生思考，数学教学要唤发数学课堂教学活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我们认为，这些建议都富有辩证哲理，但又不是“中庸哲学”“相对主义”，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和客观评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对当前数学教育教学的改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就“数学教育发展与应对考试：对立还是包容”这一论题而言，我们显然不应停留于“两者是相互包容的”这样一个结论，应有具体的制度措施，比如在素质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稳步推进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积极完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逐步消除中、高考等升学考试的高利害性，以期达到数学教育文化与考试制度文化的兼容。
三、数学教育应试观不同认识的文化反思
面对不同的数学教育应试观的争鸣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分析与冷静反思。数学教育要继承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基”教学，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在不断地侵蚀着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在为应试而进行无谓的练习活动。有学者针对中国数学教学实际，提出要“淡化形式、注重实质”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洞悉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学的本质。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数学教育教学的本质是很有启迪的。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数学教育应试观的不同倾向，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基于数学教育评价机制内部的探讨，是外在的矛盾现象，如何认识现象后的潜在本质是关键。辩证地分析原因，不难看到，数学教育应试现象反映了一个时期我国数学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数学教育应试观争鸣的本质最终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文化继承性。以文化视角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数学教育应试现象，本质上应是文化变革与文化适应。课程改革的过程是“各种次级文化、利益团体和多元价值之间相互冲突、协商、适应和妥协的过程”。我国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在文化层面上往往矫枉过正或滞后发展，未能协同，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随着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数学教育改革进入了高原期，成绩、问题与矛盾共存。但我们应当认识到， “批评与争鸣”都是一种关爱，促进我们反思。从文化角度来看，数学教育课程及其评价改革的诸多焦点与矛盾，是数学课程文化、教学文化以及学校文化的教育适应问题，是不同的数学教育观、数学知识观以及数学评价观的价值选择问题，实质是深层次的文化选择问题。针对新课程展开的种种问难、质疑以及来自新课程的诸般辩护、反诘，本质上是素质教育新文化与强势的应试教育旧文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例如，新课程倡导的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原因之一是其与当下的考试文化不能协同。又如“轻视知识”教育思潮的理论论争，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知识本位与能力本位”的文化立场之争。文化是影响和制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层原因。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转变数学教育教学新文化理念，转换教育文化体制，以适应数学课程文化、教学文化以及学校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是解决数学教育及其评价改革固有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二，社会发展性。数学教育及其应试观的文化争鸣应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文化是影响和制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层原因，而文化机制受社会发展机制的制约，因此，社会发展制约教育发展。今天，追求教育考试制度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只要追溯我国科举考试文化制度几废几兴的历史，再看看今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权威性和社会信誉，就会理解严格的考试制度之所以被认同和存在的理由。中国考试文化制度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政治文明和社会信誉的教育基础，它的血液里流淌着千百年来“科举哲学”所孕育和传承的历史文化基因。因此，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来审视数学教育应试观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数学教育应试问题，不单纯是教育问题，它与国家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简单地从教育体制内部去寻找数学教育评价机制的有效性是不够的，它是社会发展矛盾与数学教育内在发展矛盾的统一体，要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矛盾人手，要做到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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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教育与大学教育本质不同。后者是基本教育，注重机会公平，而前者是职业教育，主要是“在职培训”，是企业和管理人员自主选择的一种“教育投资行为”。在EMBA中引入应试教育的方法来强行塑造所谓公平，只会背离EMBA教育的初心。
EMBA沦为“卖文凭”的现象固然应该打击，应该对出现类似问题的学校进行严厉惩罚，大幅提高卖文凭的风险和成本；更要相信市场机制的力量，那些行为短期化的机构，终将付出沉重的声誉代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太多而非太少。EMBA教育的火爆，可以从某个角度看成企业家对传统应试教育投出的“反对票”。理解这一点，就可得出结论：组织全国统考不仅难以达到和改善EMBA教育质量的目的，甚至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进而损害EMBA教育的真正价值：学员考试水平提高了，但对企业管理的实际效果打折扣了。
对EMBA的社会意义应理性、客观看待：尽管某些学校出现了办学质量差甚至卖文凭的现象，但EMBA作为一个整体，对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开拓国际视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正面作用，有效弥补了中国企业家群体过去的教育缺陷，已经成为激活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企业转型，企业转型主要依靠企业家。如果EMBA教育被导向“应试教育”的轨道，这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伤痛。
因此，EMBA教育不仅不应该走向“应试教育”，而且应该作为一种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有效改革模式加以推广。总理说得到位：“政府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如果教育部门真心要提高EMBA质量，应该多研究一下教育规律、国际经验，而非依靠“全国统考”这样的“懒政”。
早在隋朝就推行了科举考试，广纳人才为国效劳。可是到了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到了晚清时成了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虽然现在废除了科举，但我们传统的应试教育不也一样吗？
八股文，破题，承题都有规定好的条条框框，根本就没有创造性，现在的作文也有字数、扣题、文体的一些硬性规定；回首过去，孔乙己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八股取仕的考场上名落孙山，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就连蒲松龄，戴震这样名垂于世的文学家、哲学家都未能考取进土；面对现在是一张考卷定成败的时代，有的人才可能因故会发挥不出来，成了漏网之鱼。国家因此少了许多有为之士；有些即使考上了，也是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精神。
在这知识的时代里，要知道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可是应试教育却紧紧束缚了我们的创造性，作文成了新八股，学习靠记硬背，如此的教育，还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吗？
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也能拿几个诺贝尔奖时，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就不汗颜吗？就算是汗颜，恐怕中国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有诺贝尔奖得主吧！制度一日期不改，素质教育就一日不能落到实处，中国的教育显然不能再墨守“三日考场”观念要更新，体制要改革，从根本上革除应试弊端，改变高考指挥棒效应。
可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了，但结果怎么样？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素质教育”喊得惊天动地，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或者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搞“应试教育”这由上而下的改革谁在进行呢／听着中国先后喊出了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面对一叠叠的试卷，才知道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及”，这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有的学校因为实行“素质教育”学生成绩，升学率，优秀率一落千丈。怎样才能即没有应试的弊端，又不会影响升学率，优秀率呢？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李林子在《实行素质教育不妨来一个双轨制》提出：建立一套与现行教育休系并列的另一套素质教育体系，实行双轨制。让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相互竞争，并由市场(学生、拓生单位)调节，提高教育质量。
我也希望中国能实行双轨制，也希望“应试教育”能与其弊端来个漂亮的“吻别”！
【关键词】高中英语 脱离 应试教育
什么是应试教育，它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现在的教育要突破应试教育的框架？这些问题都是现在社会上经常讨论的关于应试教育的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肯定要对应试教育有所了解，知道应试教育的体现和各种弊端，只有如此，我们的教学才能够在符合科学规律的情况下得以继续进行，不断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
应试教育指脱离社会发展需要，违背人的发展规律，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是教育工作所存在弊端的集中表现。它以升学率的高低来检验学校的教育质量、教师的工作成绩以及学生学业水平。它以考试为目的，其教育模式与考试方法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充分发挥，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工作和社会的发展。
在多年英语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总结了应试教育模式下对英语教学产生的几大弊端：应试教育不断地加重教师和学生们的负担，使得教师无法自主地去教学，学生们更不能按计划来学习；应试教育注重考试分数，唯考试分数为高，片面追求高分数、高升学率，不能注重学生们的身心正常发展；应试教育导致了学生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很多学生易于厌学、弃学，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一点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十分明显的；学生们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考试上，不能去参加其他活动的锻炼，致使很多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多层度的影响；我国将处于长期的改革发展当中，教育也不例外，多年流行的应试教育严重阻碍了我国教育的改革，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高中阶段的学生思想十分活跃，身体快速成熟，需要在一个注重其健康成长的环境，然而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们的个性发展，扭曲了他们的学习观。
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高中英语教育水平，以此来破除应试教育的桎梏呢？笔者认为，我们高中英语教师可以通过以几点来实现：
第一，注重学生们的个性发展，关注学生们的全面发展。学生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个性十分明显，我们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就要十分注重学生们的个性发展，关注学生们的全面发展。针对学生们的特点来决定我们的高中英语教学，尽量做到因材施教。学生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包括家庭背景等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英语老师就要从这些不同之中谋求学生们的全面发展，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学生们的个性和共性，以自己的业务能力来促使学生们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中英语学习方面的进步。
第二，积极发挥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其积极创造。学生只有在自己想学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才是有效的。否则，我们的教育将是徒劳的、无益的。美国的教育学家布鲁巴克认为：“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标准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在新课程标准中也提出“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本”的理念，可见让学生学会自觉主动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才是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的教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由原来的“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积极发挥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其积极创造，发散思维，这才是我们高中英语教师在教学英语知识时所要做的事情。
第三，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多样化，并能够提起学生们的兴趣。英语教学需要老师们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这才有可能不断提起学生们学习英语知识的兴趣。我们知道，中国学生们学习英语困难很大层度上就是因为对英语没有兴趣，不能从老师的讲解里面找到有趣的东西，所以导致很多人学习英语十分吃力。在英语教学的课堂上英语老师要注重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注重教学效率的提高，不断总结自己的教学，寻求更大进步，促进我们的高中英语教学效率的提高。
第四，以学生为本，为其着想。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的作用就是进行引导。我们要从改革那些已不适应学生活动实际的管理方法和机制入手，从加强学生会和学生团体建设以及加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等方面入手，逐步让学生成为学生工作的主体，形成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长效机制。作为高中英语教师，我们要以学生为本，深刻认识到学生学习知识的主置，充分为其着想。
状元是中国人素有的一个情结，每年高考过后各地都会热炒高考状元，今年亦是如此。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人对于状元的崇拜到了极致。在当今社会，坐状元轿、设状元宴、塑状元像的事情依然时有发生，虽然社会一片批判之声，但依然没有多少人做到对状元淡然看待。
因此，当中国校友会网了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分析认为高考状元们在职场上表现远低于预期，大部分状元的职业成就并不突出后，立即有人对这个结果表示惊叹，觉得状元们的成就很不可思议；也有一些人幸灾乐祸，说他们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一片“现代伤仲永”的氛围充斥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
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常人对状元的职业预期想当然是出大名、发大财、当大官、成大事。按照这种标准和逻辑，现实的结果当然会让很多人表示不解和惊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状元们职场表现不佳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值得欣慰和接受的事情。
众所周知，在现有的考试、选拔制度下，高考状元必定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产物，同时也必将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先享用者，如果他们走向社会后，依然成为最有成就的一群人，可以想象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那么我们的高考，这个宣称是“最公平的制度”恐怕就成了不公平的最大制造者，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就永远输在了起跑线上，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而“高考状元职业成就不突出”，则恰恰说明当前的社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这种趋势，使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和渠道变多了。
所以说，高考状元职业成就不突出不应当被过度解读，试想，如果把锄草播种作为高考科目的话，那么经验丰富的老农势必会成高考状元，然而老农基本上很难在其他方面或者在职场有所突破。所以说，我们应当理解状元，没必要把板子打在状元身上，该反对的，不是状元，而是唯分数论。
说白了，这些状元之所以成为状元，又之所以职业成就不突出，归根结底，都是在制度。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高考状元为了追求高分，往往把精力用于解题、死记硬背。当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书和解题时，不免顾此失彼，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必然大受限制。一旦走向社会，其短处就显现出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难以成为顶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因此，状元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更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
很多人在意高考状元的人生表现，其实一定程度上折射的是对应试教育的习惯性迷信。虽然如今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几乎众口一词，但人们从心理上却对应试教育的成功者抱有特别的成功期许。贬损状元的成就，其实就是没有走出状元崇拜思维的表现，状元的成就如何，不应该成为教育问题的标靶，更不该成为应试教育的替罪羊。我们一厢情愿地把状元看成“高分低能”、“应试机器”的代名词，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我国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开始，就一直在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小升初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很多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很难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时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学校的极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 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的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使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离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整体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一些“超级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很自豪，向批评它们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认真辨析。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中便相形见绌。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因有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让师生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的制约和制衡的
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有一点能力的就会选择出国。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理解这一病态的P键是政府行为。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 “北清率”“宁要鲜桃一口，不要烂桃一筐”，基础教育乱象丛生，这就容易导致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大行其道”。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规范学校行为；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给学校松绑，恢复学校活力。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存在，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它强烈而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1]。而且，它还指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义的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发展的极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发展，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规划理论的支配，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异化，发展本身变成了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这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性问题频发的根源。
因此，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提出挑战，“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
美国教育政策的宏观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休息时间，甚至取消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
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这是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比重，提高课外活动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无论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都是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主要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对19世纪“教育工厂”模式的颠覆，而不是用21世o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出美国教育创新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基础。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的“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正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
参考文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正所谓教育是百年大业，国之根本。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制度的优劣、教育资源的多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讨论的重心。
近年来，教育方面动作不断。分科制度的改革；学科比例的调整，考试大纲反复变动。这一切都无疑向我们透露出一个消息：教育制度的改革不再是一席空谈。作为处于中学教育最后阶段的高三学生，我们并不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直接受众。诚然，这些改革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影响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求学，然而站在中学时代的尾羽上，我们依旧为教育制度改革的曙光而欣喜感动。应试教育制度多年以来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相较于欧美施行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显得古板，生硬。批判的形势愈演愈烈；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大，应试教育的不足与弊端日益显现。改革，众望所归。
古往今来，任何制度都是逐渐发展的；任何改革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循序渐进的。在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错误与牺牲不可避免，相对先进的欧美教育制度同样经过了多年的探索改进。正如革命先烈曾说：改革是要流血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总要有被耽误，被牺牲的一批人，也许有不世之材被掩埋在书山题海；也许与众不同被打磨得泯然众人，这也正是应试教育制度为人诟病的原因所在。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没有哪个惊才绝艳有所建设的天才是由一个完美的制度精雕细琢而成的。世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可以批量打造人才的制度。教育与教育制度不能等同。教育是全人类社会不断进行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体能够断言其完成了教育。而教育制度则是一种引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方向与发展。教育制度固然举足轻重，然而真正决定个体发展的是来自社会，生活，与自我修养的多方教育，而并非仅仅是教育制度。
处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社会中的机会与挑战远胜于其在平缓稳定时期，既然有因教育制度被耽搁的一批人，自然也有一部分人恰为教育制度所成就。乱世出英雄，正是因为制度还尚未完善，还在不断摸索前行，所以许多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才才有了用武之地，才更有机会脱颖而出。制度的探索与发展给了更多人思考与参与的机会，如前文所述，没有单纯因为制度而成就的人才。勿论教育制度的优劣，教育的受众只有深入地思考与切实地行动才能真正有所得，一味地承受或批判只会导向可以预见的庸碌。个体无法决定其所处的教育制度，却可以一定程度上选择其所受到的教育。除却引导，个体的教育历程绝大部分是独自完成的。欧美地域施行的素质教育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与此相对的，“学校不组织”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学生不创新、不探索的理由。应试教育的课业任务固然相对繁重，然而占据学生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依然是无所事事，与大量无意义的重复思考。当创新、探索需要在他人的安排下进行时，再将之称为创新与探索不可不谓名孚其实。那么此时真正敢于创新且勇于实践的人在如此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自然理所当然――这便是发展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
教育不应该被制度框死，教育制度应与地域经济文化相适应。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直接关联。对于沿海发达城市，教育资源集中；教学设施先进；教育理念开放。这样的地区当然更加希望教育制度大力改革，向世界一流教育看齐以培养能力更加均衡的全面发展的学生。然而相对于地处内陆的二、三线城市，县城，甚至农村，全面素质教育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发展缓慢，教育资源落后的地方，刻板无味的应试教育反而显得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儿。
在内蒙古，许多学生考到寄宿制高中之前，在旗县、农村老家长大，大都市的繁荣富丽对他们来讲是网络上的一片霓虹魅影。他们的家庭没有培养孩子学习网球、游泳、乐器的意识，也并不认为这些学习是有必要的，更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昂的培训费用。而要求这些习惯了家长里短、讨价还价；看淡了星空低垂、稻田牧野的学生组织开展“模拟联合国”“模拟政协”，得到的回应也无疑是一片尴尬的沉默。因为应试教育只看高考分数，这些寒门学子只要肯努力付出，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育资源的差异，就有机会进入国内一流学府诸如清华、北大，获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享受更加优良的教育资源。更勿论大学根据各地教学水平的不同而设置的不同录取分数线。
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人均素质水平下大范围实施欧美式素质教育无疑是不切合实际的。倘若清华，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学府录取学生“唯人才论”，竭尽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特长爱好、演讲口才，那么来自偏远地区的学子们面对这样的“高标准”也只有望洋兴叹了。毋庸置疑，应试教育制度有其长处。在应试教育下，寒门学子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个简单明了的，走向更高层次的渠道。应试教育也许扼杀了一些人的想象创造力，可也正是面对全阶层施行的应试教育制度打开了一扇大门，帮助更多的人走向衣食富足的，更好的生活。
当年上海的哈佛女孩汤玫捷，她最为人乐道的，被美国社会所看重的便是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将更加先进的欧美式教育带回国。她确实在这一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做了许多尝试。汤玫捷将哈佛中美学生峰会引入中国，她曾多次回国组织上海、北京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演讲辩论活动。这些活动与举措的的确确使当时的教育现状有了新的起色，为教育及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然而作为一名内蒙古的高三应届生，我只能默默一笑，将这一页轻轻翻过不提。
教育的改革永远不单只是教育制度的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不是可以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时间比较短暂，不过一百年左右。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我国的教育与教育制度已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竞争可能影响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养成；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脱节使得教育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些都是应试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教育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制度需要经过一代代人的探索与改进；需要不断地同社会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相磨合。
在经济、科技领域有目共睹的高速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上，我国的教育无疑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教育制度的制定与变革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关键词 艺术设计；教育语境；应试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489X(2012)15-0077-02
从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院开始，就强调了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人员应该紧密合作，学生的作业和企业项目密切结合的教学模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先进的中国艺术教育工作者将这种模式引进中国。但当时的中国工业相对落后，艺术设计教育的博兴和艺术家、设计师的数量相对较少，使好多学院教育很难满足这种教育需求，传统的应试教育仍然作为专业学习效果的主要考核的依据。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不断发达和网络系统的不断普及，教育和企业，设计师、教师和学生之间实现直接话语的可能，基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生、教师、设计师频繁交流的新的教育语境必将被建立。
1 从一道试题说起
有这样一道试题：简述形式美的基本法则（不少于10个）。学生做了这样的书面回答：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条例与反复；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比例与尺度。乍看起来，回答得很好，但详问之，却很少有学生作出恰当解释。显然在应试教育的灌输下，大家已经淡忘了美学原理的来源和原理本身的相对性，这对艺术设计学生高阶学习和将来的设计是极为不利的。
包豪斯学院的教育理念中注重对美的客观归纳，其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中三大构成的教学方法当属其中经典。但许多中国的学者却将这种思维看做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宝，在民间艺术品上仍然套用三大构成的原则，结果是邯郸学步，最终把民间艺术搞成了四不像。不同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同的审美，理论和实践的错位或脱节，必然产生设计的怪胎。体现在应试教育上就是：不是所有符合三大构成的设计都一定是好作品，民间艺术发展和教学如果也用此来“削足适履”，必然会使教育模式陷于僵硬。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大量的后现代思想潮起云涌，激进的哲学思辨模式和激进的艺术家试图发现或重建一种非现代的、全新的审美秩序。乍一看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细细品味，却发现他们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工业的负面影响、经济比较发达的新环境上的非常认真的思索。有些中国的设计教育者还没有深究这种艺术产生的根源，就生硬地把它们弄了过来，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老百姓的审美趣味，生硬地将一些功能上“不实用”、外观上“不美观”的另类设计机械地摆在学生面前，自诩为后现代。事实上，除了让人觉得怪异和突兀之外，最大的效应就是让许多艺术设计投机者觉得艺术设计是人人可做的、肤浅的劳动。借助商业的炒作，这种设计冠冕堂皇地说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实际上却进行了大众审美心理的迷惑。随着大众审美意识的成熟，这必将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厄运。
传统的应试教育是建立在知识相对固定，受教育对象被动接受和机械接受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有些知识甚至是强行灌输、脱离实际的，这显然是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2 传统应试教育的不足
传统的艺术设计的应试教育，主要体现在考查内容、师生关系、考生关系、考试环境、考察时间、批审方法的相对固定上，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考查内容上。新的教育语境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传统的应试教育的教育行为导向在应试内容，这是忽视尊重学习者的个性的。知识是永远都学不玩的，学习者通过掌握部分知识而得到好的学习方法，则使学习者终身学习成为可能。
2）在师生关系上。应试教育在考试过程中将教育者和学习者进行了分离，应试使师生对知识的解决神秘化，绝大多数成绩成为教师评判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基于教师评价的、单方面的简单量化，很难在尊重学习者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进行解决，而学习者最终的学习往往是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进行问题的解决。
3）在考试环境、考试时间上。传统的应试考试，为求得公平的应试环境往往对考试时间和考试工具进行限定，现行普及的信息工具的利用，超时完成考试任务被认为是非法的、违规的。实际上造成脱离实际的刻意虚拟，使复杂任务变得脱离实际的复杂。
3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艺术设计教育语境
艺术设计是复杂的劳动，兼有包括艺术和科技、想象与技艺在内的多重要求。传统的艺术教育创造了温和的教育土壤，将设计的原理搬进象牙塔，并部分地或确切地说是象征性地引进一些实践。然后经常性邀请象牙塔之外的专家、学者、设计师来讲座，就如同给土壤“浇水施肥”，最终实现教育的丰收的是落实到一场场考试上。这种教育方式一度在艺术设计的教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并将继续占有重要地位。
但互联网的出现，却彻底打破这种祥和与宁静，学生有机会更近距离地与专家学者面对面。大家可以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相关的尽可能多的评价，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关联主义”“黑箱理论”等大量的学习思维在互联网技术的联姻下，使传统的教育对艺术设计的学习者的束缚渐至解体。这种学习的速度、广度、深度对传统教育产生立体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对传统的应试方式来说是致命的！
4 结语
面对日新的艺术设计教育语境，只有不断改革旧的不适应的教育评价模式，充分尊重新的教育环境，充分利用这个环境，才有可能让教育之树常青！
参考文献
[1]何齐宗.教育原理与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摘要：我国应试教育由来已久，且仍普遍存在，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国民整体素质。在此大背景下，本文以中学应试教育的现象为出发点，结合布鲁纳认知结构学习理论从教育宗旨、课堂教学、学生学习积极性三个角度反思当前应试教育模式的不当之处，依次分析我国中学应试教育下学校等教育机构、老师、学生的定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应对改善措施。
关键词：应试教育；布鲁纳；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一、概述我国中学应试教育现状
（一）我国应试教育的历史渊源
我国有着悠久的考试传统，长期以来科举制是社会的核心制度，有学者把中国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归因于科举制度。后，“片面追求升学率”曾遭到严厉的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应试教育逐渐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矛盾。今天，尽管教育考试制度在不断地改革，高校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在高考指挥棒下，基础教育阶段仍存在严重的应试教育倾向。
（二）我国中学应试教育现状概述
首先，当下我国的教育评价标准单一，“唯分数”化严重。目前，无论是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对教育质量的评价，都单一的指向考试成绩。第二，违背教育本质的功利意识的大量存在。由于评价标准唯分数化，致使在当下我国的教育领域内外有着强烈的功利意识，不利于教育和国家的发展。第三，围绕考纲进行的教与学的活动。教师“以考定教”，导致学生被框在考试答案之内，想象力与创造力被逐渐消失于标准之中。第四，以素质教育之名从事的“伪素质”的特长培养活动。我国目前对于素质的理解仅局限于音、体、美等特长方面，理解片面，造成了人的伪全面发展。第五，以学生考高分为最终目标的助学团队大量存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没有各司其职，而是沦为了学校的附庸和分数的奴仆。
二、反思我国应试教育下的中学课堂教学：从布鲁纳认知发现学习理论角度
以上述对我国中学应试教育的概述为铺垫，下面笔者将结合布鲁纳认知发现学习理论反思我国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的弊端及相应改善措施。
布鲁纳认为，“学习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结果。”教师的任务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探索和发现事物的规律，掌握研究方法。
然而我国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以教师的教为核心，学生被动接受，课堂气氛呆板僵化，不利于青少年的个性培养。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布鲁纳倡导的发现式教学理论改革传统课堂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一）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
我国的中学课堂很有必要引入“发现法”的合理内涵，注重“发现教学”与“发现学习”并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发展和丰富个性，大胆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建立合理的教学模式，因地制宜，科学谨慎地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能，真正实现“以学生发展”为主题的教育目标，并最终实现教育价值在人的个体上实现。
（二）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强调的是学生主动的认知和发现，也就是建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注重过程）。在我国目前的中学教育背景下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方法：第一，教师提出的问题要尽量使学生感兴趣；第二，提出来的问题要让学生体验到对该问题的某种层度的不确定性，以激起学生的“探究反射”，即好奇心；第三，由教师提供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的假设；第四，协助学生查阅和搜集可靠的信息资料；第五，组织学生审查这些信息资料，得出应有的结论；第六，引导学生用分析思维去证实结论，最后使该问题得到解决。虽然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强调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但如果正确结合了我们的教学实际，运用适当，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学习结果，达到教学目的。
（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内部动机
布鲁纳不主张利用外部动机（如精神刺激、物质刺激等）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做法，而是大力提倡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提高，帮助学生摆脱周围环境所给予的奖惩的直接控制，以“发现”作为学生取得学习成绩的奖赏，让学生自主地学习，逐渐养成具有方向性、选择性和持久性的学习行为和习惯。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注意利用知识的不确定性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帮助学生维持学习探索活动的热情。第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进行学生学习结果的反馈，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第三，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来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
（四）运用合理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参与主动学习
“发现法”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设计，在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使学生调动自己的经验、情意和创造力，通过选择、重组，循序渐进走近目标。 教师要关注个体差异，加强指导，加强对全过程的监控，及时注意反馈，为每个学生提供积极的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 同时各级相关部门和学校要根据自身条件，通过转变教学观念，增大教育经费投入，改善硬件设施，为教学实验创造条件，为教师和学生适当采用“发现法”服务。在小范围形成经验和结论后，及时总结、提炼，稳步推广和再实验，予以完善。
（五）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
改革和完善评价体系要改变单纯以学业考试分数评价学生好坏的观念和方法。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探索，寻求全面、合理、公平的评价、衡量学生质量和水平的方法，促使每个学生的潜能、倾向、个性能充分发挥，培养规格多样、丰富多彩、各尽所能的人才，逐u杜绝简单划一的培养和评价模式，还要改变学生被动接受他人评价的局面，使学生充分参与到评价的全过程来，成为评价体系的主体之一。同时，要完善评价体系，建立科学方法，指导学生合理运用自我评价，产生内在需要，关注、了解和把握自身学习、成长的过程，通过对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及时反馈，不断矫正自我行为，形成自我激励机制，把学业压力向含有适时愉悦、成就感的合力转化，使学生感到学习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额外的负担；并且，原先在被迫接受的 “学习 ”活动中处于边缘位置，有时甚至作为教育的消极因素而遭到排斥的情感、体验才能获得与理智同等的地位。 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实现积极主动的学习，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进度、方法和状态，改变盲目等待，反应滞后，主动性差、依赖教师和社会，自信心不足，不能正确地评价和判断自己、他人以及社会的缺陷。
三、结语
应试教育问题是涉及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是诸多教育不良现象和社会不良现象的症结，是推进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学校办学和老师授课只为培养出高分学生，忽视学生心理生理等各方面的发展，学生也只关注自己的成绩，沦为考试机器，中国的教育无疑将面临巨大的问题。本文大致分析我国中学应试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布鲁纳认知结构学习理论反思我国中学应试教育的弊端，并提出一些应对改善的措施，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发人们更为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美）布鲁纳.《教育过程》[M].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2]张爱卿.布鲁纳认知教育心理学思想及现实意义[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8（4）
[3]丁远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非对立[J].《学术交流》 2001-9 （5）
我有理由推测，《加油！少年派》中的“少年派”是从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借用来的，因为此前我国并没有“少年派”这个词汇。但是，二者的“少年派”指向不同：《加油！少年派》是指一批追求展现个人艺术才华的少年儿童，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派”是指一个人，即电影主人公——17岁的帕特尔。同样地，本文也借用“少年派”这个词，而我所指的少年派是我国2.08亿正在受应试教育煎熬的中小学生，所以我呼吁必须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把他们解放出来。
是危言耸听吗？非也！那么，我国少年派们所受的是哪“三座大山”的压迫呢？这“三座大山”是指家庭、学校和社会。这是压制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导致中国人善于模仿而缺乏创造力的最根本的原因。
错误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是“祸害”
首先是家庭，确切地说是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错误家庭教育价值观，给少年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俗话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那家长们究竟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呢？是要求孩子考高分抑或是开启智慧；是要求孩子加班加点补习抑或是让孩子享受童趣；是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抑或是包办代替；是要求孩子出人头地抑或是做合格的公民；是适当的鼓励抑或是不当的物质重奖；是要孩子争当班干部抑或是鼓励做义工………必须看到，为数不少的学生家长，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存在着过度溺爱和打骂两种极端情况，由此造成的悲剧不计其数。
正是由于这些不当的教育方法，引起了青少年的不满，把父母不当的教育当作是一种“祸害”。于是，出现了反抗。2008年网上建立了一个少年组织，名叫反抗父母小组，2月初有7000人参加，到了8月已有14311人。这说明很多青少年对父母的不当教育越来越不满。该组织的宣言是：“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是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父母的束缚与戕害。”还有小学生因教育逼迫而采取自杀等极端方式以示反抗，实在令人痛惜。
“父母皆祸害”是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确实存在。这句话出自英国畅销书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是小说主人公杰丝发出的感叹。她的父亲是教育部部长，但他对子女的不当教育，使得姐姐出走，母亲陷入精神病，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如果说英国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在中国类似这样教育方法不当的父母何止千千万万，因为我国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比欧美国家更世俗化和功利化。
应试教育派生的种种高考怪象
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是把学生捆缚在考试的“战车”上，使他们变成分数的奴隶。什么叫应试教育？通俗地说，就是一切为了应付考试的教育，它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翻版。应试教育追求的是高分数、高学历和高学位，可高分低能的情况比比皆是，高学位并不真正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暴露以后，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倡导素质教育，以替代日暮途穷的应试教育。上世纪90年代，对素质教育宣传的力度还是很大的。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纷纷挞伐应试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纷纷交流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
可是进入21世纪后，应试教育反而越发强大，而素质教育的呼声却越来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应试教育已被完全遏制，抑或是人们对应试教育已经麻木不仁。大量的事实说明，情况只能是后者。
据报道，现在全国出现了许多“高考工厂”，这是1990年代以前没有过的现象。安徽毛坦厂是位于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却因为毛坦厂中学而闻名全国。这所中学有来自省内外的学生25000多名，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该校以招收复读生闻名，每年有8000多名复读生来这里“锻造”。每当放假时，前来接学生的小轿车多达4000多辆。学校围墙外有一棵百年枫树，家长和学生在此烧香祈祷，香灰有1米多高。这哪里是什么高考“圣地”？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个学校就像是“地狱”，是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的样板，学生家长们出于虚荣心的需要，不惜让孩子在这里受煎熬。
河北省衡水中学，被称为“超级高考工厂”，其超级表现在哪里呢？以2013年高考为例，该校囊括了全省的文理科状元，考上北大和清华的就有104人。那么，衡水中学高考的神话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据该校的经验介绍，是采用“量化管理”，或者叫“无死角管理”模式，量化到每一分钟。从早晨5：30到晚上10：10分，都安排得满满的，学生没有分秒自由的空间，发呆、吃零食都要扣分，甚至不允许男女生互相说话。学生早晨锻炼时还要拿着一本书，做到争分夺秒。一位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做的试卷，摞起来就有2.41米高。对这些“辉煌”的业绩，人们并不完全认同，有人认为这所学校就是一个“黑洞”。甚至连该校前校长、衡水模式的创建者李金池也反省说：“当年搞的就是题海战术，拼学生，累得学生发昏，拼教师，累得教师吐血，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都说违背了教育规律，但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反而越来越红火？这是因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当地政府都从中获得了好处。学校获得了荣誉，成为全省示范学校，同时也获得了利益：近十年来，来该校参观和取经的人员多达17万，参观者还要缴纳600元的所谓“会务费”；教师自然非常辛苦，但他们获得了高额超时费的报酬；学生们能够考上全国名校，自然得到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学生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愿望得到了回报，认为付出高代价是值得的；“超级高考工厂”不仅给地方政府增添了荣誉，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正因如此，衡水市政府命令把该校的建设项目当作全市人民的“大事”来抓，责令要“看大、看重、看急”。由此，不难看出，正是这几股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应试教育固若金汤，而素质教育却寸步难行。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所持的教育价值观不同。其实，考高分、高升学率、上北大和清华，更多的只有统计和宣传意义，并不代表这些学生个个都能成为优秀人才。这种全封闭式的量化管理，是牺牲学生的自由、好奇、想象力和童趣换来的，代价非常沉重，对学生的心理、个性和智慧的伤害，今后将逐渐显示出来。在这样高压下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将来进入教育界，又会如法炮制，也将成为应试教育的忠实推行者，这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老大文化”压抑青少年
再次是社会因素，确切地说是“老大（或大老）文化”压抑了青少年的成长。1900年梁启超先生年仅27岁，他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是流传至今的传世佳作。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一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欧美和日本称中国是“老大帝国”，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国体，也说明中国存在一种“老大文化”。所谓 “老大文化”，是指凡事论资排辈，以老为大，以老为尊，老就是权威。中国的老大文化已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于是，大学要争百年老校，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企业要争百年老字号，不惜用重金搞公关；许多烟、酒、茶冠以几百年前皇宫用的“御品”、“贡品”、“极品”、“珍品”等，但细看下，连生产厂家都没有。这些泛滥的虚假商标，既体现了老大文化的思想，也反映出商家诚信的缺失。
自《少年中国说》发表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老大文化思想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国两院院士平均年龄超过70岁，而且一些耄耋之年的院士不退休，终身享受特殊补贴。鉴于我国目前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某些大学为炫耀水平，私自评定所谓“资深教授”，规定享受院士的待遇，每月补助2万元。某大学从国外聘请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特聘教授，修建豪华别墅供奉起来，像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心，也是老大文化思想作祟。
2000年我国开始评选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高达500万元，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隆重得堪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相媲美。截至2013年，总共评选出22名获奖者，年龄最高91岁，最低64岁，平均年龄81.68岁。而且，最高科技奖的评审，并不是评定其某项成果的最高创造性，而是罗列其一生的成就和论文数量，这违背世界最高奖评选的原则，也违背了人的创造黄金年龄的规律。这种评选的后果，就是鼓励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树立了一批倚老卖老的所谓权威。因此，国外有评论说：如果中国仍然循着这个思路评选最高奖，那么中国就不会有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也没有科学的未来。
反观美国的情况，美国人不讲古老语言，敢于冒险，不迷信权威，因此美国成为发明创造大国。同样地，美国青少年发明家不在少数，成了推动美国发明创造的尖兵。例如，一个名叫杰克·安德拉卡的15岁少年，发明了一种检测胰腺癌的试纸，既简便又便宜。他的发明动因是他的叔叔患了胰腺癌。杰克正在读高中一年级，他不急于上大学，而是决心把试纸推向市场，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杰克的合作者霍普金斯大学肿瘤学教授尼尔班·迈特拉评价说：“杰克就是今天的爱迪生。走着瞧吧，他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发明和惊喜！”
泰勒·威尔逊是一个14岁的少年，他在自家车库里成功研制了小型核聚变反应堆。有朝一日，可以燃烧核武器的废料，为住宅、工厂或太空移民提供动力。这个装置足够为10万户家庭提供动力。他准备推迟上大学并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用5年的时间把产品推向市场。泰勒成为全球32个实现核聚变的人中最年幼的一个。
美国青少年与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并不太看重学历，而更重视创新能力。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奇迹和经济繁荣，正是一批“少年派”在推动，例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朱克伯格、拉里·佩奇，等等。他们都是少年得志，既是发明家又是年轻的亿万富翁。这也证明了梁启超的论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大老文化不仅大陆存在，台湾也十分严重，这也说明大陆与台湾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国家。2010年5月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台湾学界从大师文化到大老文化”，披露了台湾教授侵吞研究经费事件，分析认为“深层的因素是学界这二三十年产生了典型的转移：从大师文化转移至大老文化。大师致力于学术精神的开拓，提供后辈与学生追求的风范。大老致力于学术资源的争取，汲汲于各种量化指标的提升。大师一言九鼎，凭借的是独到的见解与对学术原则的坚持。大老喊水结冻，靠的是掌握与分配资源的权力。”这段评论非常精辟，道出了大老文化的思想本质和根源。
如果说台湾大老文化窒息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那么大陆的大老文化则根深叶茂，原因在于缺乏公开和平等竞争机制，也缺乏媒体有力的批评与监督。近几年人们纷纷诘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为什么1949年后没有出现过学术大师？道理非常明显，是应试教育窒息了少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老大文化压抑了他们的独立、自由、质疑、批判和创造精神！
中国的未来在于青少年。我国必须大力改革应试教育，改革高考制度，转变老大文化观念，改革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的办法，否则，我们离诺贝尔科学奖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学术大师将会出现断层，甚至可能后继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