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09:57: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化进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化进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化的转化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程，许多专家预测，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前二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的高速发展时期，也是能否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上世纪，尽管中国的农村经济以及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了很大提高，但到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有关专家预测在今后20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将提高近 20个百分点，这就表明我国将有数亿农村人口要转化为城市人口，就意味着这部分人将在居住空间、就业岗位、生活状态、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还需在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要注重城市质量的提高，也涉及城市结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资源与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加快城市化进程，课题重大，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1 城市化的内涵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
城市化本身是一种过程，就是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农村地域转向城市地域的过程。换言之，城市文明逐步覆盖农村文明，城市地域和城市人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地域和主体人口的过程。具体内涵，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最形象的、最具体的是人口转化的过程。城市化具体表现是人口的城市化，是人口的转化过程，是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城市人口逐步增多的过程，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二是城市化是产业转化的过程，这是城市化实质，城市化是非农业比例不断上升的的过程。首先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城市的非农业，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第一步是转化为城市人口，如果还居住在农村，统计上称非农业人口，还不是城市人口。譬如说，我国农村人口占70%，但农村人口只有50%左右的从事农业，其它已经不从事农业了。三是城市化是一个空间转化的过程，只实现了产业转化，人不在城市，没有完成空间转化过程，还不是城市化。例如：牟平的西关村，第一个实现电视村，苏南地区很多的农村，住房条件远远超过城市里的大学教授，经济水平提高很快，大部分从事非农业，但不是一种城市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没有培养起城市意识，它们整个运转还是以农村为主，以农村的单一经济或农村一个企业的眼光看待整个发展问题，这不能叫城市。如果按非农业来衡量，有些地区是从事手工业，早就非农业了但还是农村，所以还是农业人口，所以，城市化必然就是一个城市地域扩大的过程、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相结合的。以上三种叫做有型的城市化，或者物质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意识的城市化、无形的城市化，也就是城市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生产方式扩大和转化的过程。城市生产的特点是社会化大生产，每个产业只是完成了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如工业生产没有电力就不行，生产有组装、有配件、有厂供、有运销，要完成一个产品价格，都需要社会共同来完成，因此城市需要培养出一种集体的意识、社会的意识、共存的意识、有序的意识。总起来讲，城市的特点使个人和城市集体联系在一起，人生活在城市可以得到满足，你的工作也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也这样、生活也这样，所以培养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共同的集体观念。而在农村，有的房子里面很漂亮，房子周围一塌糊涂，没有外部的管理，在城市化过程中，这种意识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概括以上的四种内涵，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职业转化的过程，是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空间转移的过程，是城市意识观念的传播发展过程。
2 加强城市规划，促进城市化发展进程
城市规划是发展城市的灵魂，是建设城市的纲领。只有搞好了规划，才能有个性鲜明的城市形象和富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品位，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才能有效的促进城市化进程。应把城市规划设计放在龙头地位，以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提高规划的科学性、超前性和权威性，超前规划、分步实施。要开阔和更新规划思路，提高规划的前瞻性。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体现时展的新要求。同时要理顺规划管理体制，确保决策科学性。要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健全统一规划、垂直领导、分级负责的规划管理体制。各级各类开发区和城乡结合部，必须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服从统一管理。从解决规划与建设脱节入手，树立和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实施，就具有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意变更。要切实加强规划实施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真正做到科学制定规划，按照规划建设，建设实现规划。
现代城市的中心是一个城市的心脏，设计乃至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生命力。同样，有一个好的中心城市就会有一个发达的巨型城市带。要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有生命力的城市带，首先要规划好城市的中心区、次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商务中心区、科技中心区、旅游中心区等用地分区规划，做到分区明确，功能齐全，避免不必要的交叉影响。要注重规划好交通用地、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用地、重要的服务设施用地、文化场所用地和较大的绿化用地等，考虑到城市的终极规模，并尽量做到一次性满足，分期建设。这些用地如不加以控制，必然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
缩小城市差别和加快城乡一体化，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城市附近郊区，它们的发展有时已超过了市区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如一些乡镇企业较发达地区，企业规模膨胀很快，有可能要配套上一些较高档次的附属设施，如高级宾馆、服务设施等，在分区规划中要予以充分考虑，留有足够的发展余地。否则，他们的建设地点往往就在原有企业周围所属土地，一方面必然导致整个布局的孤立、分散，给以后的城市发展带来隐患，与未来的城市建设也不协调。另一方面，也会使企业发展受阻，甚至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如何使各式各样的活动间处于平衡，是摆在城市规划面前的的主要问题。在规划设计的同时要使城市设计始终贯穿其中，否则规划就失去意义。现代化的城市设计都应是以人为本，城市建设中设计的各种建筑物包括广场等均应适应人的尺度，详细规划从城市空间总体上指导和控制个体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从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上看，还欠缺对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考虑，在工程设计及建设中均应开展“无障碍设计”，要为残疾人的社会活动提供方便，这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同时，详细规划还要严格控制建筑的间距及建筑密度，保持总体协调、统一、使其在规定范围之内。
只有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对城市以及重点小城镇重新修订规划。既要搞好总体规划，又要搞好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完善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城市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和商贸中心，并依法强化规划管理，切实维护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文明程度，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创造优美、舒适、方便的工作生活环境。
总之，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加快城市化过程的前提必须是强化城市规划，以城市规划来促进城市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农村 城市化建设 城市化危机 客服 研究
城市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并非片面地追求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发展，即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城市，从而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但从实践来看，并非如此，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危机问题，对城市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城市化危机问题分析
从本质上来讲，科学合理的农村城市化建设要求农村的各项生产要素、空间与资源产业同时完成。其中，产业转移主要表现在由传统的产业转变成现代产业；将传统的农业转变成现代的非农业；第一产业转变成第二和第三产业。在这一重大转移过程中，要保证农村各种资源由原来的低边际产出逐渐转化为高边际产出，由原来的低发展部门变成当前的高发展部门，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空间转移，主要表现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分散到集中。这主要是实现规模经济化发展，并实现专业化协作。然而，在当前的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农村的各项生产要素、产业资源以及空间转移等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中断现象，只有生产要素和资源空间的转移，没有农村产业的转移，无疑是暂时的无源之水，必然导致城市化危机的出现。
在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化危机的苗头正在悄然升起。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因此导致城乡各资源要素的流动渠道非常的不畅，因此导致农村隐性的失业问题非常的严重；很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现实的可用实生产力，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及时向非农产业方向转移，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许多地区实际上只是将城市化作为一种程式化，过分地重视农村的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空间的转移，反而严重忽略了农村产业的有效转移。比如，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为了实现“广场计划”、旧城拆迁等目标，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地，现在的几座城市中都要新城区的出现。为了使城市旧貌换新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活动，造成居民大量迁徙，价值政策难以统一和拆迁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当前的城市化建设现状认识城的不够，在城市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认识不正确；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城市化建设，严重忽略了当前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本质所在，于是“城市化危机”问题层出不穷。
2、克服城市化危机的有效策略
基于以上对当前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城市化危机”问题分析，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先加强农村自身建设，这是农村城市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实现农村城市化建设，必须要依靠技术、观念以及体制的全面转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转变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首先应当强化发展意识、开放意识，让农民真正意识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学习和培训，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的市场应变能力与创业致富能力。
第二，积极的鼓励各行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改革、完善当前的科技立项机制、科研机构的人事管理机制、收入分配管理机制、成果评价以及奖励办法等，同时还要引入市场竞争管理机制，提高当前科技活动的效率，解决当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发展问题。以生态农业发展为导向，确立一条科学、合理的科技发展之路。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农业科技建设队伍，通过加强重点实验室和学科站点的建设，以农业科技园区和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以及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为途径，全面提高科技人员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
第三，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信息产业，信息化建设正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增长一道催化剂，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重点在于软件系统的建设，即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齐备的组织机构，配备充实的专业技术人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信息数据资源库与专家系统。
第四，加强思想上的指导，重视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意义。将可持续发展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上，给予切实的保护，同时要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道。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实际上它包含着两层含义，即可持续与发展两个概念，二者不可偏废其一。离开了发展，可持续性也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可持续性，发展也是无本之源。因此，在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不能以危及后代人的生存能力与发展为代价。
第五，战略部署上要坚持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应当从自身条件进行科学的定位，以自己优势为基础，坚持走特色经济发展之路，尽可能地避免城市重复建设，减少城市间的无序化发展。
结语：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工程，只靠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一定要避免盲目性，只有在填密的理论可行性论证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建设城市化危机问题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卞雨昕 李强.都市家庭农业：城市化危机、战略价值与支持体系[J].生态经济，2012（02）.
[2]马林靖 周立群.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化质量研究——浅谈高城市化率背后的质量危机[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06）.
Frie Leysen（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创始人，2010鲁尔三年展艺术总监）：二战之后在欧洲有很多公众节日诞生， 1994年我开始在布鲁塞尔打造公共节日，无关任何政治因素，而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让艺术家能够重返舞台中心，可以不受政治或者经济的压力自由表达。我觉得公共节日应该像相机镜头一样，首先聚焦于你所在的一点，然后扩散到你所处的环境，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的层面，甚至跨越你所在的地区，从整个世界的层面上捕捉画面。当然节日毕竟只是节日，无法发起革命，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希望打造公共节日而因此与政治及经济的压力相抗衡，在抗衡中打造自由空间。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与商业化趋势抗争，促进世界文化相互交融。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艺术》杂志主编，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特别重要的城市。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上海逐渐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0年上海长期经营的剧场是 108个左右，而到了 90年代，常年演出的剧场已经不到 10个了。人们对文化消费认识不足，觉得戏剧是一种奢侈，觉得戏剧并非我们生活所必需，觉得戏剧除了政治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都应该被抑制，这种观念决定了 50年代以后戏剧和剧场的萎缩，让老百姓跟戏剧慢慢疏远。很多人都说 80年代以后出现戏剧危机，其实这个危机从 5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2000年以后剧场状况有了较大改变，这是国家政策和文化观念转变带来的结果。转折点的标志是全国各地纷纷开建了很多新剧场，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国家大剧院。除国家大剧院外，其他地方的剧院大多建在新区，主要就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大型剧院使土地升值。所以尽管 2000年以后各地盖了很多标志性的剧场，可是这些剧场基本都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它跟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值得去反思的。
陶庆梅（戏剧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2009-201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剧场除了城市地标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场域的概念，在这里展现各种力量的博弈。我举四个有代表
性的北京剧场来说明这一点。第一是国家大剧院。这个剧院的演出是非常高端主流的，但是要干什么却不是很清楚，是比较暧昧、含糊的文化形象。第二是蜂巢剧场，它虽然是北京市东城区国资委投资建设的，但由孟京辉担任总监，再加上它坐落在北京核心商业区，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来看这里的演出。第三是蓬蒿剧场，是一个叫王翔的牙医私人运营的咖啡厅剧场。这个剧场核定的观众人数是 84人，每年大概投入 100多万，全部个人来负担。演出剧目是以低成本实验剧目为主。我觉得它在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模式。这个剧场得到了社区居委会的支持，而且东城区政府也支持他们。第四是皮村帐篷。我们当时在皮村搭建了帐篷，随后这个帐篷被当地的新工人剧团改造，成为他们剧团的活动场所。所谓“新工人 ”是他们给自己的命名。他们自己编写自己的作品而又自己演出，我觉得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城市中对抗主流逻辑的空间。
西村博子（东京Tiny Alice艺术节艺术总监）：以“发现未知才能”与“都市间的交流”为目标，东京 Tiny Alice艺术节于 1983年首次开幕。 1990年，以东亚为中心，从中韩两国开始，向海外交流跨出第一步。该年，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首次莅临 Alice艺术节现场；期间恰逢韩国剧团来访，遂召开“中日韩同时代剧场”研讨会，会上得以观摩上海的实验剧团公演的录像。 1992年，上海戏剧学院又邀请东京“新宿梁山伯”剧团赴中国访问。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与中国剧场界的交流。
交流活动伊始的中国，私人剧团还极为少见。正如地下话剧兴盛之前的日本那样，还是作家归作家，导演归导演。导演的工作只是将作家欲状之物、欲抒之情尽可能忠实立体地再现出来。换言之，将戏剧当作舞台创作人的直接表现，这类小剧场理念还远未普及。直到 1995年，北京独立剧团“戏剧车间”创始人牟森带着他的作品《红鲱鱼》亮相 Alice艺术节；其后又在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小剧场上演。牟森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想必怀抱着一种沉静而坚实的信赖。这又让对日本难有希望的我羡慕不已。从最初的《红鲱鱼》到《关于亚洲的想象、颂歌或练习曲》，牟森的话剧都是展示自己国家的生命力、生产力，及对未来希望的主题，这在日本小剧场中是不常见的。
姚瑞中（台湾艺术家、策展人）：我用台湾的例子做个对照。面对开发主义泛滥的年代，我们应该是要乐观还是要悲观？我带
领了两个学校的学生进行四年的调查，出版了三本专书。我们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带领学生回故乡进行调查。台湾的戏剧场馆往往重建设轻营运。而且我们文艺工作常常会延误投资方炒地皮。因为他们以利益为考量，给你这块地盖，希望你投它票，就是变相买票。还有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很多事领导说了算，你也没办法跟它争论。而且我们常常引进外国艺术，因此只能摧毁或者抑制内部的小剧团文化。这样很多间接殖民的现象就会出现。因为小剧团没有足够物力、财力、技术资源去排演。于是剧场就成为国际文化买办的加盟商店，为什么很多大陆剧团来台湾巡演？因为要填空档。
王家浩（建筑与城市空间批评家）：剧场要保持一个对抗性空间，我们谈剧场公共性，要在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谈。对抗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社会阶层对抗的问题，还包含了剧场内部的时间问题。《上海奥德赛》的整个空间让我很快想到了格罗皮乌斯、皮斯卡托总体剧场方案。剧场里面有两个界限，一个是观众和舞台的界限，一个是剧场和社会的界限。我的看法是，用剧场内的空间关系来组织剧场的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剧场应该被重新命名，传统上认为演出空间就是剧场，其实在剧场成为戏剧之前并不是剧场。
郑波（艺术家，公共领域和表演研究者）：
戏剧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参与。在小剧场里我不是以观看的身份观剧，而是以参与的身份。做行为学的皮斯奥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比如你明白骑自行车是怎么回事，但真正骑自行车仍然要通过很多练习。参与也一样，你明白什么是参与，但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很多机会去练习的话，人是不会参与的。
罗秀芝（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我最近在金门做了一个岛屿剧场，把它命名为剧场的原因是因为我把整个台湾的岛屿都当作剧场来看待。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在宅山坑道里面。这个坑道是冷战年代作为军队补给用的坑道，但台湾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公园，把原来的脉络去除得干干净净。我看到了那样一个场景的时候就觉得要把它再脉络化，这个再脉络化的过程我是通过视觉行为、戏剧行为表现的。我邀请了一个台湾的行为艺术团体——水田部落。他们当场做了即兴演出，全球冷战背后的政治势力的角力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那里是金门游客最多的地方，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表演中，演员跟观众有非常多的互动。Giaco Schiesser（苏黎世艺术学院多媒体艺术系主任，教授）：目前有很多规模过大的剧场，但我们应该给小剧场生存的空间。在欧洲一些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选择公开场合进行演讲时，任何地方都是公开场合，任何人都是目标受众，随时随地都可以参与。我觉得中国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因为每个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都由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受众组成，这对于艺术表现形式有所影响。
周红玫（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建筑设计处副处长，2010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总提案人）：我曾有幸参与很多大型公共设施的前期规划和设计。就设计而言我们会特别重视它的专业性、学术性和公正性。为了摆脱个别执政者的影响，深圳在公共制度的设计上比较重视，我们会设置一些建筑创意方案、一些公共竞赛的制度，执政者的个人化诉求不会有特别多的体现。另外在建筑的价值观上，我们会保持对地标性、奇观性甚至是视觉性的追求。我们也特别强调公共性，在设计上释放出更多的公共性给公众，包括一些公共的功能、公共空间等等。
Kim Machan（亚太多媒体艺术主管）：今天的上海和 199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时相比，变化之大完全超出我的想像。澳大利亚的人口跟上海的人口差不多，在澳大利亚，公共区域一般就是指户外区域。上海的公共区域一般是指室内空间，不是户外。我们要听到从不同机构发出的声音，我们不能完全复制他人的模式。
唐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主编）：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艺术如何能与我们更有关？普通大众和艺术，特别是和剧场艺术的关联度非常小。即使是艺术家群体，不同领域之间也是非常隔膜的，这种状况很可悲。我们与艺术真的有关吗？艺术为什么与我们这么疏离？艺术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可疑的问题。
Kit Hammonds（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我觉得公共场所不应是为公众而造，而应该是由公众打造的，也应该为公众提供一个创造性地表达他们内心的艺术理念、艺术想法的场所。当初前卫艺术诞生的时候是拒绝与现实妥协的，但是它们当时追求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家就不再稀奇，艺术家只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对于剧院，我觉得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展现一些表演，而是给人们表演的机会，实现人们心中的表演欲望，换言之也是为人们创造与艺术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样一来公众和艺术的分离才会逐渐被打破。
马楠（策展人，“云戏剧-上海奥德赛”总导演）：我们把这一实践命名为云戏剧。因为我们不想仅仅局限于剧场。从戏剧或者剧场本身的历史来看，我们是把它当做媒介的，希望构建起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并且希望用我们这样一个集结共同体，形成一个发光体。
【关键词】电力需求;城市化
1.引言
过去20年多中，中国电力需求年均增长近10%，高于世界其它任何国家，而且预期还会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电力供需形势历经数轮起伏，2008年全国煤电油更是出现全面紧张。充足可靠的电力供给不但是目前影响经济稳定的重大宏观问题，还将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重影响。预计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在2020年左右告一段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对电力需求带来何种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电力需求如何增长，是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
2.发展现状
首先，可以从农产品生产和运输来讨论。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56%，大致推算一下，为全国人口提供足够食物，每个农村人口为不到2个人生产所需的粮食;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0%及以上，每个农村人口至少需要为2.5个人提供粮食。要使人均粮食产量达到目前的1.25倍，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现代化需要消耗更多能源。其次，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求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达到一定集中度。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国经济往往呈现出工业化的特征所以，工业化生产所需的建设及运输过程也将比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消耗更多能源。最后，与城市化相关的工业化发展将推动居民能源消费。首先，随着城市化率提高，需要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其次，人口大规模地迁入城市后，对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市绿化等公共设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都需要消耗更能源。
3.变量选择及定义
1）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是文献中最早、也最常见的解释电力或能源需求的因素。经济增长及其对生活标准的影响是促进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众多经验研究证明了GDP与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2）城市化：人口增长是促进电力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相对于人口总量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电力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
3）工业化：工业耗电在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中占70%以上，重工业则占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耗电大户”。中国电力消费呈现的“工业化”特征，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电力使用效率：虽然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相对较低，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单位产值电耗水平很高。本文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耗电量之比代表电力使用效率。假设工业耗电量会随着用电效率提高而降低。
5）电价水平：价格是影响商品需求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电价仍由行政制定，电价水平多年不变。
4.对电力需求研究和预测
4.1 影响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
除了将收入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一些学者也试图纳入其它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城市化对电力消费的影响会随人均收入及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在研究加拿大各城市人均电力消费后发现，经济运行、人口、气温是影响电力消费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对发展中国家的长、短期居民电力消费都有重要影响。在三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技术研究并预测了中国电力消费，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2 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
经济增长同电力消费之间究竟是否为不变的线性关系，值得商榷。经济中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改变收入水平影响能源消费的方式及程度，这在线性方程中很难得以反映。对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的中长期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发现，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随着收入水平发生了非线性变化。因此，在预测中长期电力需求时，将需求收入弹性作为常数的假定确实需要讨论。
5.人均电力需求预测分析
未来2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刚性的能源高需求阶段。因此，本文关于中国电力需求的预测有其合理性。2006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与中等收入国家61%、高收入国家78%相距甚远。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整体能源（包括电力）消费水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估计到2020年，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2006年，中国以占世界总量5.5%左右的GDP，消耗了世界钢材总量的30%、水泥总量的54%。2000年到2012年间，中国电力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速超过11%，主要源于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就印证了本文结论，城市化是引起能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本文预测结果，可以判定，中国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量将达到5000千瓦时左右。据此推算，2012―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年均增速约6%。未来中国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将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经历一段刚性的高增长阶段。总体来看，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各国社会条件不同，经历的时间会有所不同，但这一过程是每个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的。如果没有出现大的灾难性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大概还需要12年（到2020年）。需要并且真正理解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和能源消费刚性问题，是制定有效的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必要前提。
6.结论
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前还处于能源高需求阶段。城市化推进阶段的工业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阶段能源需求的刚性说明中国的重工化过程不可避免。近期中国的能源发展动态也表明能源消费在快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间，各年能源消费总量以近双位数增长，究其原因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贵州 城市化 区域差异
地处喀斯特高原的贵州省，因其所处纬度与特殊的地貌地形，拥有丰富旅游资源，历史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与演变，少数名族文化更使其具有独树一帜的区域地位。城镇化市中国先进社会面对的综合的历史发展演化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高频率变化，呈现出各个省市多角度的城市化实现模式。贵州省正处于自身区域发展的制约与区域经济外溢效应影响的碰撞中，城市化发展模式既要平衡乏力与薄弱的部分，又要促使优势部分的跨越发展，在转换机制形成中要以特色产业为链条贯穿贵州各个区域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贵州城市化进程质的飞跃。
一、贵州各个区域城市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贵州总体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
在对“城镇化”概念的定义中，本文借鉴以城市空间构成的维度考量城市化进程。故有此得出城市化发展的程度在相应区域的实现规模。之所以偏重地域空间的物理量化城市化进程，是因为贵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地处高原，山地纵横，平原面积几乎为零，这在城市化发展中的诸多困难中，具有极高的前表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理承载性差，即使规划蓝图和设计方案具有空间计算准度，也无法真正落实到实体空间，所以就图1来看，贵州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几乎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空间演化难以推进，制造了城市设计的细节难度，城市区域缺乏贯通性，这在基于强调流动机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首先无法克服和完善的硬性指标，城市发展如“无水之源”，在这样的城市发展基地之上，如果贵州本体的自生力是缺乏的，将为城市化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缺乏生态性循环机理和资源可持续性的消耗体。
从图2可以清楚知悉，贵州省的人口资源曾经在“90年代婴儿潮”中有爆发式的增长，这一部分的人口基数即为近几年贵州主要的人口资源，但是就城镇化发展的速度来看，自2001年起，“婴儿潮”的退潮并没有降低城市人口的聚集，贵州随着自生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需要，人口的社会属性的转变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笔者认为，人口城镇化数据的增性不能代表贵州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扩张趋势和信息开放的大时代，人口的社会属性改变是被迫的，比如“民工潮”。城市的流通性导致人口的地域流动性增强，地域迁移的可能性提高，这都演化出城镇人口的聚集与增长，但是是否是良性和必要的城市人口聚集，将深刻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人口的城镇化提高是否真正转化为城市的“人口红利”，主要取决于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可增值性可持续性，如果缺乏生产力的人口聚集，将带来城市化过度集中的反作用，这对于生态地理结构性强的贵州将造成不可逆的城市资源浪费与损耗。
（二）区域的城市化发展差异大，特色区域极化能力较差
城市化进程、社会生产力以及消费能力之间是呈现乘数性增长影响，城市规模的拓展丰富区域资源转化路径，路径的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增长需求，需求引发市场竞争从而形成规模化供给，供给又提供了更大的城市资源的转化可能性，周而复始，城市化进程的乘数效应派生出最终区域的城市化综合形态。
自然资源丰富市贵州城市区域发展的基本内应力，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牵引力，但是怎样有效发挥丰富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性，是贵州在城市空间承载力不占优势的前提下，最要首先植入城市化进程的指导性理念。图3黔东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和省会市贵阳以及以红色旅游胜地著称的遵义市在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排名较贵州其他市域都领先，城市发展的资源性依托属性明显，区域发展和城市社会生产力差异明显。社会资源不协调产业配比不均衡是造成这样明显的区域性经济差异的主因。城市经济势能的薄弱势必引发区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城市区域发展的模式不论是“点线式”“线面式”，都需要经历由一点区域极化，引发极化区域的“涓滴”效能，最终实现区域的递阶发展，图4中贵州区域间的投资力度差异较大，资源投资的偏向性差异也是造成贵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大的原因。发展较弱的地区在缺乏“被涓滴”和较低的投资规模，其经济发展必然缺乏向上循环力。
二、权衡区域差异化充分发挥各个区域优势
（一）旅游资源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周边区域形成经济推力的递进
在配迪克-克拉克关于三大产业之间的递进性阐述中，都表达了聚集到达一定程度的转移与外溢。贵州以旅游资源著称的区域，不要单一局限在本区域中，资源互补才能发挥本区域优势产业的经济势能，有效利用区域资源，达到对资源的统筹性管理和运用。
旅游资源是具有人文属性的特殊资源，是自然与非自然因素的综合体，其管理的模式与方法是兼具外向型与内生性。外向性是指旅游的资源的被认知度与其经济性成正比，认知的衍生性本身就具有经济效益，这对于旅游资源本身是其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旅游资源本体的不可再生性又要求对其管理的可持续性，所以在城市旅游资源集中的区域应发挥其经济效能整合周边区域的优势资源，有助于自身的延续发展。由图5看到，贵州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的城市区域对应于城市资源和投资集中的区域如贵阳市、遵义市，有效说明城市资源的集中并没有提高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城市经济形态结构不是良性循环。
（二）提高区域的产业结构机制动力与自身的创造力，发挥产业特色使得与相应区域特点紧密结合
图6的标志化和数据化的体现了贵州各个区域的产业发展结构特色，特色的鲜明性对于城市资源利用的有的放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何将区域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和效应的边际性递增，将是贵州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如以工业资源占据优势的六盘水市集中发展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注重产业发展的细节，做到生产环节之间的紧密合作，同时不能忽略产业园区的聚集性效应和知识外溢的经济性，把园区的经济带动性做到极致就能很好的提高所在区域的城市化发展结构，优化整个贵州的城市发展体系。
结束语：
城市的初始形成与发展是因为有了人口、社会生产、剩余产品交易产生市场，渐渐形成交易规模最后衍生而来的有供需能力的人在某一固定空间的聚集。空间载体在城市内部形态的异化分裂中被不断能动性的冲击，形成不同的模式与布局，但是终究都归于人口因为某种驱动的吸引力聚集和因为某种衰亡的驱散力分解，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由初始的急速增长到平缓停滞以致最后的“逆城市化”的反增长。贵州的区域特征特色鲜明，城市化发展进程不单遵循“聚散”这一基本规律，也应结合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因地适宜的推进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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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伟兵.贵州历史地理的分区与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2，05：123-130.
关键词：生态位；农村德育；PSR模型；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7-016-03
城市化加速发展给农村德育教育带来了冲击，从生态位理论视角考虑和分析农村德育生态系统，借鉴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模型对农村德育工作进行生态性诊断，以期为农村学校德育工作变革提供有益的支持与借鉴。
一、德育生态位理论的引入及研究意义
生态位理论早已超越了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渗透到诸多学科领域，并催生出教育生态位、产业生态位等一系列专有名词，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理论分析工具。生态位指生物种群所占据的基本生活单位，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中的地位与功能，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德育生态系统同样也遵循生态位理论，即德育工作都应该围绕着体系中各自的生态位展开，这对于学生德育在创新实践中寻求和扩充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PSR模型与农村德育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由加拿大学者Rapport和Friend于1979年提出，近几年来PSR模型已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领域得到普遍应用，但在农村德育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应用较少。
基于PSR框架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生态性诊断分析框架，可以由压力、状态、响应等三个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因素来反映德育生态位的调整以适应农村城市化，使德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PSR模型涵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资源、德育环境、德育功能等三大要素的互相作用及影响，不仅表明了农村德育生态系统中德育资源、德育环境、德育功能等关键因素的变化对德育生态位产生的影响，也表明了最终导致农村德育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状态对城市化发展的调整性反馈。其中“压力”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资源的整合乏力、德育环境的改善不力、德育功能的发挥受限给农村德育生态系统造成的负荷；“状态”表征了德育生态系统失衡引起的农村德育生态位的偏差，主要包括了生态位的宽度不足、效度不佳和生态共生恶化等问题；“响应”展现了面临德育生态系统功能与结构问题所采取生态位矫正的应对策略，主要表现为拓展生态位宽度、改善生态位效度、实现生态共生互利(见图1)。把PSR模型运用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生态性诊断问题上来，可以厘清农村德育生态位出现偏差的因果关系，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生态位矫正应对策略。
三、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的生态性诊断
1.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生态位宽度不足
生态位宽度是指某一物种或群落所能占据的有限资源空间比例，应用到农村德育领域，其实质是指所利用的不同资源幅度。农村德育生态位宽度决定了其对环境适应性及其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只能利用一小部分的称之为狭生态位，而能利用绝大部分的称之为广生态位。我国农村德育教育是一个“重灾区”，从学校、家庭、社会等三个密切联系的环境因素所构成的德育生态系统来看，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教育还存在德育资源没有得以合理开发与利用的突出问题，表现出校本资源、家庭资源、社会资源等未实现优化整合，这说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仍处在狭生态位。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学校、家庭、社会等三方仍然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取向，践行着不相融合的教育方式，因此农村德育资源仍没有得到高效整合而实现良性互动。另外，联系渠道畅通性的先天不足，致使学校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有效指导相对滞后。学校资源、家庭资源、社会资源整合失衡已对农村德育效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形成了农村德育的狭生态位，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2.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德育生态位效度不佳
农村德育的生态位效度是指利用德育资源所致环境效应与功能效应。农村德育的生态位效度不佳，集中体现在其实现价值的能力欠缺和后劲不足。(1)“德育为先”的育人宗旨已被大多数农民家长忽视。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进城农民家长从亲身体验的就业现实中逐渐意识到教育可为子女创造向上流动的无限机会。因而他们大都过分倚重子女文化知识学习，对于培养子女的思想品行、生活能力、劳动技能和引导子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却很少关注。(2)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离土”的农民队伍越发壮大，他们的子女一般交由祖父母抚养，造成子女无法感受到正常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也有着不良影响。(3)农村城市化致使德育教师队伍建设跟不上变化的形势。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德育教师的跳槽事件频繁发生，造成农村德育教师队伍的较大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化的迅速蔓延，学生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与自己所受教育有所不同甚至相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网络文化的影响，这严重冲击了学校德育教师在学生思想品德成长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也引发了农村德育教师队伍的不稳定。
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经济行为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保证公民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一般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产业革命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六化”同步过程[1]。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般并无制度障碍，政府既无“城市偏好”也无“乡村歧视”，人口、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大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完成。而在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来说，制度供给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这种安排的能力与意愿突出表现在城市化发展战略上，而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偏差往往直接形成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并影响着城市化的制度创新。
（一）重农导向的国家战略导致历史上城市化发展的长期徘徊
作为举世公认的城市发源地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其城市的发达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使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在封建制度下，以保护封建地主经济为目的的重农抑商的国策抑制了技术进步，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帝国的官员和富绅是典型的食利者。法律和传统上赋予他们的特权决定了他们的地位、生活方式以及处事态度。他们主导着城市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企业家行为在几乎不保护私人活动的法律框架下是不安全的。任何明显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只有国家或得到许可的垄断性组织才能从事大规模的活动[3]。”加之长期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无法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分散性的农业文明又限制了资源的合理流动，最终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逡巡不前。
（二）高度计划体制导致建国后城市化严重滞后
建国之初，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囿于资源禀赋的限制，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形成了一系列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制度，如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城乡分割严控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城乡分离和城乡不平等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央高度集权和地方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城市化进程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特征。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和城乡分割，一方面，降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由政府发动和包办的供给制度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4]。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以及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而忽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客观上弱化了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得产业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长期脱节，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波折状态。
（三）制度分割和非均衡开放战略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市场机制逐渐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变革逐步弥合了传统体制下城乡发展的割裂状态，为乡村人口迁移、非农产业的发展与空间集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有力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但相比而言，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低水平、数量型的城市化，还远未达到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具体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都陆续推出促进城市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努力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保障体系和制度支撑。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仍然存在，户籍、土地、社保、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仍然不能适应中国城市化长期发展的需要，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强化而非弱化了二元经济特征，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5]。同时，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按照由点到面，由海港到内陆、由东到西的开发模式，实行渐进开放、梯次推进的开放战略。这一战略对于产生中国增长奇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重点轻面、重东轻西”的问题。客观上，使得开放战略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
二、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制度约束
（一）户籍制度约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自由生育政策和国内人口自由迁移政策。在人口城乡流动过程中，转移人口均以一种自发和自由的状态流向各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并一次性完成职业和身份的转变。解放初期，我国并未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的建立主要是政府为了稳定有利于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要素配置格局做出制度安排。从某种角度看，户籍制度从确立至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避免的选择[6]。但是，对于人口城市化的长期健康发展而言，现阶段户籍制度的存在则弊大于利。
目前，户籍制度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户籍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人口管理材料，还涉及到社会就业、子女教育、劳动工资、住房、社保等等一系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现行户籍制度使得转移人口难以得到城市永久性居住的法律认可，为转移人口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构筑了人为壁垒。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转移人员即使获得了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专业化技能，也会因为无法获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种社会权利和保障，而只能沿袭“候鸟生存”的方式，在成家或年老后不得不返回原区域。即便可以不返回原区域，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也很难融入主流阶层，其后展也常常会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加大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本，客观上降低了人口的迁移能力和转换能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贵州；城市化；产业
2011年贵州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全国16个百分点。贵州各地区难以集聚人口，这是导致其城市化水平低下的直接原因，而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贵州城市化率有一定程度的“水分”。为了使贵州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且健康发展，我们应把目光放在其产业结构上，因为贵州城市化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缺乏产业支撑。
1.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水平“双低”难以充分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
2010年贵州粮食作物产量244公斤/亩，油料作物产量76公斤/亩，而四川粮食作物产量350公斤/亩，油料作物产量147公斤/亩。农业生产率低下的原因是农业现代化水平低。2011年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小农业商品率只达到39.5%，也是较低的。农业生产效率、商品化水平“双低”使得贵州农业束缚住大量劳动力，这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处于高位且下降速度缓慢的直接原因。
2.工业发展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小难以集聚人口
本文用产业专门化率来衡量工业发展的规模集聚效应，计算公式为：，代表研究区域某产业专门化率，和分别表示研究区域某产业和较高层次区域相同产业的净产值，和分别表示研究区域和较高层次区域所以产业净产值。贵州目前共有3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小孟装备制造业工业园区、仁怀名酒工业园区、福泉市工业园区。运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贵州白酒制造业专门化率11.1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门化率1.19，设备制造业专门化率0.32，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42。四川省白酒制造业专门化率9.98，其设备制造业专门化率0.89，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7。湖北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门化率1.08。对比可知，贵州除了白酒制造业外，其余两产业的专门化率都比较低。虽贵州白酒制造业专门化率高于四川省，但其2011年规模以上白酒产值293亿元低于四川省的1380亿元。总之，贵州重点发展的这三个产业由于其载体工业园区还处于建设初期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弱。工业园区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并集聚人口进而促进城市化进程？企业简单集聚在园区内并不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组织形式的其中一种类型是企业协作网络型1，是指以少数大企业为主导，大量中小微企业为基础，形成成品、中间品生产以及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三个层面的分工协作体系。但贵州因历史遗留问题，工业企业在省内呈分散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龙头企业的优势。另外，贵州中小微企业个数少，这不仅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而且由于中小微企业能够提供80%以上城镇就业岗位，因此不利于吸纳劳动力。
贵州轻工业比重过低重工业比重过高，大部分轻工业可粗略归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其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偏低的。据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各细分产业，比重高于1.5%的产业中重工业有5个轻工业只有3个，虽然饮料和烟草制品业比重与其他产业相比较高，这表明贵州特色轻工业十分具有市场竞争力，但一枝独秀不如满园春色，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只有重工业比重的一半这不利于吸纳劳动力。另外，贵州重工业超前于轻工业发展是违背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同时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部门具有自我循环特征，因而难以反哺农业，2这不利于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
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民迁移主要取决于期望的城乡差别（包括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别和在城市部门成功受雇的可能性）。贵州城乡收入比3.98：1，全国城乡收入比3.13：1，贵州城乡收入差别不低，但，首先，贵州中小微企业数量少，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比重小，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使得农民入城就业困难，即使城乡收入差别高，但在城市成功谋求一份职业的可能性较小，不免使农民望而却步；其次，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部门无法反哺农业，使得农业难以通过发展来释放劳动力。这两点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处于高位且下降速度缓慢的根本原因。
3.无现代工业依托的服务业难以形成对人口的有效拉力
贵州存在第三产业虚高现象，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是否就可认为可以跳过工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来促进城市化进程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传统服务业）超前发展会导致过度城市化，3即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大量被城市化的农民因就业困难而生计艰难，农民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业发展不足，服务业无现代工业依托。托达罗指出许多受教育程度低、无技术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选择非正规就业因为进入这些部门相对容易，从贵州方面来看的确如此。贵州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进入了传统服务业（如餐饮零售）就业，或成为 “零工资”、“背篓族”。在十报告中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而这种第三产业虚高的过度城市化是不可取的，无现代工业依托的服务业难以形成对人口的有效拉力。
贵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业属第三产业，那么是否可以跳过工业直接发展旅游业来推动城市化呢？黔东南州有镇远古镇、西江苗寨等著名旅游景区，2011年黔东南州工业比重在全省位列第8第三产业比重在全省位列第2，可见旅游产业对黔东南州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不小，然而黔东南州的城市化率却不高，在全省位列第7。相反，遵义工业比重在全省位列第3第三产业比重在全省位列第6，其城市化率在全省位列第2。因此贵州旅游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较小，工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较大，贵州不能以跳过工业发展直接发展旅游业来推动城市化。实际上，旅游业的发展能起到刺激食宿等服务业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贵州对旅游景点的相关配套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也较弱后，这些配套设施只能由政府投资或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然而民间资本投资机制不完善积极性不高，工业发展乏力无法为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收入来支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因此旅游业对贵州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不大，城市化动力还是应回归到工业化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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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丽区基本情况和现状
东丽区地处海河中下游，东接天津港，向内辐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向外辐射环渤海，既是三北地区到天津港的必经之路，又是链接市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东丽区行政区共辖9个街，分别为张贵庄街、丰年村街、新立街、华明街、无暇街、万新街和金钟街、军粮城街、金桥街。09年底全区常住人口45.3万，户籍总人口32.35万，其中农业人口19.85万，非农业人口12.5万，另外有外来人口18.3万。
东丽区原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到2005年，虽然全区农业户口人数仍占60%以上，但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已不到4%，务农劳动力已经不足全区农业户口的10%。这些数据说明二三产业已占据我区地方经济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近年以来，滨海新区的建设带来的招商引资、开放开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不但带动了全区的社会经济的腾飞，更加速了全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二、东丽区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1.农村城市化的改造和拆迁因没有建设好的园区入驻，产业的拆迁、外迁，有的甚至消亡，既建设了集体的收入，影响税收，又对招商引资和现有企业的扩大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乡村由于重点工程项目占地，使不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大批退出第一产业或者自谋生路。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农民养老问题等关乎社会保障与稳定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农村补偿款不到位，导致农民上访不断的情况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值得我们这些干部和政府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
2.随着我区城市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区城中村在地域上已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外在形态，管理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受着农村模式的影响，体制的不合理也不适应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例如，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社会治安问题复杂；居住环境因为没有合理规划及自身的原因，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土地资源缺乏统一全面的规划，造成了浪费。
3.区位资源优势有待深度挖掘，商业发展特色聚集效应不明显。我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尚未形成，海河商务商贸带还处于规划之中。商贸集群中心尚未形成，市场零散，具有规模的专业批发市场缺乏，整体竞争力弱，辐射小。
4.产业结构还不完善，第三产业总体水平不高，服务领域狭窄，所占产业比重一直上升缓慢，比重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传统产业比重高，缺乏后劲，新兴行业发展缓慢，与城市化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三、东丽区城市化问题的原因分析
1.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压力集中的挑战。东丽区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由外力推动的，市区转移的大批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工业项目的集约发展，导致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而入驻项目就业带动力有限，农民的知识技术不匹配，使就业安置难度加大。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帮助农民找到自我发展出路，这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问题的政治问题，要科学、有效、持续的处理好这一问题。
2.目前全区正处于在从天津近郊向中心城区急速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导致经济大发展和空间大压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实践中，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没有处理协调，只注意“快”，忽略了“好”依然具有强劲的作用惯性。城中村的改造冲击了以前原有的生活形式，社会体制和周围环境，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将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渐被解决。
3.东丽区的区位优势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主要的原因在于产业的结构还没有趋于合理，其聚集效应还没有明显的显现出来，企业的投资和引进力度还不够，创新机制的完善力度不够，更重要的是高科技高素质的人才缺乏。这些因素的影响阻碍了东丽区的区域优势的发展。
四、今后的发展思路及措施
1.结合城市规划，推动产业发展升级。我区的产业发展应该放在城市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全面考虑。通过合理而全面的谋划，城市化的发展建设和社会化管理程度提高了，将为三大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强大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做精第一产业，实现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其实质就是产业不断优化的过程。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促进产业升级。
既要坚持工业强区战略，延伸产业链条，支持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又要发挥区位优势，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按照区域服务业发展定位，积极推进商务商贸、钢铁、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突出现代物流业发展特色，加快落实会展中心项目，积极发展金融教育、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新兴服务业。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现代都市农业。围绕科技兴农、生态富农的中心，以花卉和园林种植、生态循环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为重点，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扶持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在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既要解决好各村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又要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好再就业问题。不断完善商业设施服务，巩固提高现有优势产业，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最终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的大目标。
2.农村城市化根的本问题还是解决民生问题。我区应借助区位优势不断创新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完善公共设施配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秉着“一切为民”的原则，依法保证农民的权益，加强农村民主建设。因为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确实的保证，城市化才能推进。另一个重点就是再就业问题，从维护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紧紧结合实际，探索构建以农村为重点的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就业增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但现在的岗位需求和农民的劳动素质落差较大，不相适应，我们要加大培训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农民素质，按照订单来培训，增加就业率。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组织职能，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摆脱对土地的传统依赖，让农民有多种收入来源，做到失地不失业，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以扩大就业为目标，增强社会保障为基础，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促进科学发展东丽区。
3.推进城中村的有效改造。在我区进行城中村改造，会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等诸多环节，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从理论及区位上看，我区作为连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的纽带，功能定位速度提升，加快城中村改造作用明显，意义重大。通过改造将加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实施，使“城中村”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恶劣，社会治安复杂，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效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同时，统筹城市发展。实施改造后，必定将带来对原有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让村民变居民，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区发展实际看，不断创新土地置换机制促进人口的聚集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资源不断优化配置基础上的聚集发展，才能使我区的规划任务如期完成。通过城中村改造，将促使城中村的物质、社会、经济形态的城市化顺利实现。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确保了物质形态城市化的实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消除了社会形态城市化滞后的风险；通过股份对集体经济的改革，使其融入现代城市经济体系推进经济形态的城市化。值得思考的是，城中村改造会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等诸多复杂的环节，关键是做到改造前切实做好前期立项和项目审批工作，按照城市化理念，科学布局，充分兼顾经济功能和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的协调，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坚决不审批。改造中，一方面重点做好费用测算和政策配套工作，深入基层摸底调查，准备掌握数据，建立指标体系，仔细进行成本核算；另一方面，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正常，用以指导我区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改造后，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要着力做好体制改革和富民机制创新工作。城中村按照现代城市社区的要求，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构建新型社会。为确保城市化后村民增加收入，适应城市化消费水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富民机制，推进文明建设，丰富和提高居民文化生活水平，培育城中村居民现代社区文明观念，引导城中村居民逐步融入城市现代文明之中。
4.东丽区处于市中心和滨海新区的核心区之间，一方面，我们应该借助市中心和滨海新区双方的优势，借势发展，形成产业链和板块经济，做到资源和机遇共享，产业和基础设施互动配套。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东丽的特色和发展方向，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两方面的优势，挖掘自身发展的新亮点和新品牌。比如，以海河商务商贸带为中心，结合我区实际情况，重点发展商业金融、文化娱乐等各类产业园；以临空产业区为中心，依托空港优势，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务，引导现有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业务延伸、品牌延伸和资金延伸。充分发挥东丽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优化政策与服务环境，加大政策扶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完善产业管理服务机制，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快培养服务业紧缺人才，形成与现代服务业人才结构体系；吸引优秀企业入驻，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打造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立健全现代的产业体系，为我区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模式
1.以现有大城市为基础带动相关城市群发展。我国城镇化的关键是以现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基础和龙头，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次中心城市、卫星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交通运输成本低、专业分工相对明确、人口分布合理的城市群格局。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个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2.积极鼓励中等城市的发展。中等城市主要是指20万人到50万人之间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在这些地区，这种城市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人气、市气、辐射力都已开始显现，但由于它们尚处于从小到大的转换阶段，上述“两气一力”积聚得比较缓慢，城市扩容能力低，吸纳能力不强。因此，帮助中等城市加速扩容，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城镇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采取多种措施和办法，优先加速中等城市的扩容，为特大城市设置保护带，以减轻特大城市的托力，并培育其逐步成长为大城市。
3.稳妥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离大城市较近的周边地区，小城市和小城镇应确立依托大城市加快自身发展的战略。要注意对大城市辐射的承接，避免在专业分布上与大城市的趋同，走特色发展之路，与大城市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融入大都市。在宏观层面上，要通过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国家的财政和政策扶持等手段，帮助偏远落后地区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增强其综合功能，使其成为本地区集聚经济、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心。应把县域中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作为发展重点，并通过相邻建制镇的组团发展，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建设景区旅游、绿色农业旅游、专业加布、农业产业化、物资集散等专业化和特色化小城镇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模式构建的区域差别
1.西部城市化模式构建。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地位，重点发展大城市，合理调整小城镇规模。在加强省会城市建设的同时，要加快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功能也正在逐步加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核心发展很快。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结构变化缓慢，这是西部开发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除呼和浩特外实际上都是所在省区的首位城市。这种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二位一体的城市结构，是符合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问题是西部多数省区除省会城市外，其他一位二位城市太小太弱，这不利于全省（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要适当控制设镇和进行合理调整。为了加快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健康发展，要抓好如下工作：一是实行精兵简政，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减轻农牧民的经济负担；二是重视建制镇的质量，特别是要搞好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定位功能建设；三是适当控制建制镇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办法，增强服务功能；四是发展特色经济，对资源产品、农牧产品进行深度加工，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格局；五是打开城门，为农牧区人口城镇化和民间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六是实施重点扶持政策，搞好规划，分期分批地促进重点建制镇的发展和建设。
2.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构建。大城市在数量上的扩张和小城镇在质量上的提高，是未来一个时期中部省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大城市是城市现代化的主体，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因此，中部省份城市化发展重点之一就是要走外延发展为主的道路，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运用各种手段跳跃式扩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地域规模，在更大范围内集聚、配置优质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使大城市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突出重点，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部各省份要重点发展几座大型特大型城市，这是必需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以农民为主、城市化比重较低的农业大省为主的中部省份，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短缺的难题，加速城市化进程，关键仍然是要从各省省情出发，走小城镇发展道路，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化，最终走向城市化。
由于中部省份的特殊区位和省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采取非常措施，在行政区划体制、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投融资体制、城市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实施制度创新，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才能促进中部省份经济的发展。
3.东部地区城市化模式构建。中国第一部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大都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以广州和深圳为经济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群，90年展起来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群，还有现在正逐步显现的以首都经济圈为核心的环渤海湾大都市群。报告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出口额的95%在这两个主要地域产生。
关键词:气温变化;城市化影响;热岛效应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 . 引 言
目前，有关城市化对环境气象的影响已如火如荼的展开。郭凌曜对比分析了常德站和临澧站各气候要素变化的趋势得到两个站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呈线性递增趋势。相对湿度呈线性递减趋势，在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年的前后，气候要素变化存在显著突变，且以气温、湿度最为剧烈，呈现出明显的干岛、热岛效应。周彦丽等对南京城市化的研究表明：南京城市化与增温显著相关，城市化对年平均最低气温影响最显著，对年平均气温的影响其次，对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影响最小。马明敏等对沈阳城市化研究表明：沈阳城市化发展对郊区气温影响最显著，另外，城市化对平均气温、风速的影响比其对相对湿度、降水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2 . 研究区概况
齐齐哈尔位于北纬45°至48°,东经122°至126°，地域平坦，平均海拔146米，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齐齐哈尔市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3.2℃，四季特点十分明显：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暂短霜早，冬季干冷漫长。齐齐哈尔南部属温暖干旱农业气候区，中部属温和半干旱农业气候区，北部属温凉半湿润农业气候区。地质构造属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和第三隆起带的交接处，嫩江大断裂贯通平原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西部是小兴安岭南麓，中部和南部为嫩江冲积平原
3 . 资料和方法
（1） 1963―2013年齐齐哈尔地区的齐齐哈尔站和泰来站逐年平均气温、年最高平均气温、年最低平均气温资料。
（2） 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温度作为衡量城市化对气候影响的重要指标，其变化包含着城市化对其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温度变化趋势十分必要。自1963年以来，齐齐哈尔市温度持续升高，由图1图2可知齐齐哈尔市年平均温度、年平均最高温度、年平均最低温度均呈上升趋势，各自的倾向率分别为：0.3℃/10a、0.1℃/10a、1.2℃/10a，相关系数r分别为0.352、0.093和0.516，平均气温的变化最具显著性。1988年以前，齐齐哈尔市年平均气温未超过4℃；而1988年至2007年，20年里年平均气温均在4℃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5.9℃。齐齐哈尔市最低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最高气温呈缓慢上升。深入探讨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特征将有助于揭示其环境气象的蠕变过程。
图11963-2013年齐齐哈尔市平均气温(℃)变化及线性拟合 横坐标为年份。
a
b
图21963-2013年齐齐哈尔市平均最高(a)和最低(b)气温(℃)的时间变化及线性拟合
横坐标为年份。
5 .齐齐哈尔市和泰来县气候要素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了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齐齐哈尔市相近、经纬度接近的泰来县气候资料与齐齐哈尔市气候要素进行对比。泰来县城市化程度较低，自然环境良好，气候条件稳定，具备作为城市化较低、表征全球气候变暖的本底县市条件。表1给出了齐齐哈尔市与泰来县各气象要素年代际差值。对比两站可以看出，齐齐哈尔市与泰来县年平均温度倾向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除1963-1970年以外，其余年份齐齐哈尔增温倾向率幅度比泰来县高，总体来看，齐齐哈尔市比泰来县温度倾向率要高，说明齐齐哈尔市自1963年以来，市区年平均温度比泰来县代表的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县市增加幅度要大。
表1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年代际气候要素倾向率
6.齐齐哈尔市城市化因子对市区气候要素的贡献率
贡献率是分析经济效益的一个指标。它是指有效或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计算公式：
贡献率（%）=贡献量（产出量，所得量）/投入量（消耗量，占用量）×100% ①
此外，贡献率也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度。计算方法是：贡献率（%）=某因素贡献量（增量或增长程度）/总贡献量（总增量或增长程度）×100% ②
上式实际上是指某因素的增长量（程度）占总增长量（程度）的比重。本文使用的是第二个公式。
另T齐齐哈尔市区=T大气背景值+T城市化 ③
本研究中，由于泰来县城市化程度较低，地形地貌、地理位置与齐齐哈尔市十分接近，具备本底县市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其温度变化视为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值。
公式③ 则变成T齐齐哈尔市区=T泰来+T城市化④
变换得T城市化=T齐齐哈尔市区-T泰来⑤
r城市化=T城市化/T齐齐哈尔市区 ⑥
r城市化为城市化因子对齐齐哈尔市温度变化的贡献率
将1963-2013年的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年平均温度代入公式，计算可得：r城市化为11%，即齐齐哈尔市城市化因子对齐齐哈尔市增温效应影响占率为11%，说明齐齐哈尔市增温效应主要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对其产生影响相对较小。
7.结论
（1）齐齐哈尔市1963-2013年的平均气温、最高和最低气温总体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与全球的变暖的变化趋势一致，但年平均气温增温倾向率大于同期全国的片平均倾向率。
（2）齐齐哈尔市城市化因子对齐齐哈尔市增温效应影响占率为11%，说明齐齐哈尔市增温效应主要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对其产生影响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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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明敏,姜晓艳,刘树华,张菁.近47年城市化发展对沈阳区域局地气候的影响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4(1):108-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