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09:58: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原因 利与弊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解析
1.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因素
(1)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2)我国外汇储量大且逐年增加。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显而易见地只能升值。
(3)我国利率水平相对平稳以及汇率政策的影响。人民币利率保持稳定,这样吸引了更多国外资金的进入以及中国在外资金的回流,从而拉动了人民币汇率的走高。另外,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现实而言,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对人民币汇率有决定性影响,这与西方国家普遍要求中国实现汇率市场化相矛盾。
2.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因素
由于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我国的涉外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大大的增加,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发达国际经济体,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手段,其中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人民币升值就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经济和政治手段。
二、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
1. 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因素
(1)有利于降低进口的成本。当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大于进口产品的涨幅的时候,就会促使产品以便宜的价格进入,就会有利于降低进口的成本。
(2)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导致在国内的新增投资成本上升,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将会走出去,到国外办厂,这样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3)有利于催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民币适当升值,将会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 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因素
(1)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盈利水平与本外币的汇率水平密切联系。人民币持续升值,将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影响企业出口的积极性。
(2)导致国内就业和失业压力加大。当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时候,我国的一些出口型的企业就会遭受重大打击,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大的失业压力。
(3)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财政赤字必然会增加,这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国际游资和热钱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进入我国,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4)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5)影响外资的引进,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导致以美元为股本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兑换人民币的能力减小,从而导致外商投资的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的竞争力。所以说,人民币的升值不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将会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并加速资本的外流,减少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三、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
1. 引导公众形成有利的预期。当前,在人民币预期升值增大的情况下,如何做到预期的稳定,这对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减小人民币升值压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政府要树立自己的良好的信誉,发挥稳定汇率的决心,通过政策的配套保障以及国际关系的协调来进一步的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 扩大内需,减轻本币升值压力。这就要求积极正确的引导资本的流向,防止盲目的投资,尤其要防止资产和经济的泡沫化,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3. 采取有效可行的宏观经济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所采取的措施中,如果单纯的依靠冻结物价等措施是不可取的,这直接会导致价格更快速的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那么具体要如何做才可以呢?我国需要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发挥市场自动调节价格的走势的优势,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
4. 利用金融手段规避外汇变动风险,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
我国金融业要精心制定自身管理风险和承担风险的策略,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密切关注预期变化,加强预期指导,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
5. 出口企业要提高技术优势,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的升值为机遇,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科技含量。同时,要加强成本控制,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6. 加强国际资本流向的监控。在当前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背景下,由于国际收支中开放的经常项目已经成为国际游资流入流出的重要途径,所以,要着重加强对经常项目下国际资本流向的监管,防止套利性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及其对货币政策产生的不良干扰。
结束语:总之,面对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制定合理的实施方案,通过汇率改革,来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和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 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被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之一。自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失衡”进行概括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就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关注程度更是有增无减。本文在简要综述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后，重点从与利弊两方面探讨在当前新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试图让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认识。
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共有如下几种主流观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美中之间不平衡的贸易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南北经济失衡以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经济失衡，而全面了解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对我国的影响，更利于我国采取正确的调整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 Rodrigo de Rato（2005）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破坏。然而，目前对失衡的调整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如下：
（一）外汇储备问题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见图1）。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汇储备只是用于债权投资，收益率较低，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加之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复苏国内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低利率政策，外汇资产的收益就更低，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越来越困难；再者，巨额的储备使我国货币错配问题越来越严重，细微的汇率变动都将导致我国巨大的外汇贬值损失。
（二）增加国内流动性并加重通货膨胀
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引起物价上涨。 2011年2月26日，易纲在第24次CMRC朗润预测报告会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010年M2余额为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M1余额为26.7万亿元，增长21.2%；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4.5万亿元，增长16.7%。易纲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面对通胀的压力（见图2），央行理应更加收紧货币政策，但过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骤降，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三）经济结构和资源保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我国的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计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大发展。但这种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资源保障压力增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国为鼓励出口赚外汇，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国内资源更多地流向对外部门，结果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挤占了内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当外部市场下滑时，国内经济便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国目前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产品耗费了我国大量资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9%，其中原油消费量增长12.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8.2%。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消费量7.7亿吨，增长12.4%；精炼铜消费量792万吨，增长5.1%；电解铝消费量1526万吨，增长6.0%。使我国的资源保障压力不断增大。
（四）贸易摩擦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额的外贸顺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贸顺差分别为2981亿美元、1957亿美元和1831亿美元。中国对美的大量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2010年全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部分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将美国从中国进口制造品视为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诱发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自美国2010年10月启动对中国的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301调查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从过去的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方面，向产业政策等更高层次转变。
（五）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在美国的高压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和。现在，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除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外，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 “ 广场协议”即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因而随着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重提人民币汇率法案，以图实现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政治化。我国提出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的难度不断加大。
（六）热钱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热钱”年均流入中国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储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热钱”合计净流入近3000亿美元。虽然流入的数额与我国的外汇储备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热钱的涌入特别是集中涌入个别行业，仍然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虽然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对中国经济都有重大不利影响，已经到了必须要调整的地步，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其对我国也有一定的正面效应。
为应对将来可能的国际收支逆差转变作准备。据王宇（2006）所述，经济失衡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实现的不同步，才造成“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因此经济失衡是临时的，可以随着美国比较优势产业未来的出口增长而得到弥补。相反，中国大量的外贸顺差未来可能转变为贸易逆差。另外，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的丧失，以及各项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费的上升，中国不再可能保持现在的储蓄率，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中国的顺差便可能减小并可能出现逆差。虽然这两种转变是漫长的，但中国需要有所准备。
为进口和对外投资提供了基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战略能源物资，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新动力和基础。再者，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崛起，我国也必须加大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优势。无论是进口还是“走出去”，庞大的外汇储备必然为其提供坚实的基础。
就业问题。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15779.3亿美元，其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7403.3亿美元，加工贸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贸易的背后是约60万条生产线及附带的3亿劳动大军，201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见图3）。在当前城镇仍有大量失业人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形势下，保持适当规模的出口对我国的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业、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在发展中解决。虽然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加大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风险，但鉴于国内消费短期内难有突破性的增长，投资已经产能过剩，经济转型难以短期到位等现实情况，扩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贸易顺差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难以替代。据统计局初步测算，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净出口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趋势，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
增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和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在牙买加体系中，汇率频繁波动，加上国际巨量投机资本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越来越大。为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平稳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我国需要频繁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的大体稳定，而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其必备的基础。
为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国家和港澳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逐渐实现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在逐步加快。 在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要求一国政府必须要有充足的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结论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来讲是把“双刃剑”，有弊也有利。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也有必要，为失衡的调整做出贡献。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对失衡的影响。毫无疑问, 强调外部世界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更多地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对我国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以选择恰当的调整战略与调整途径。
参考文献：
1.解佳转.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J].知识经济，2010（14）
笔者认，2011年全球经济“相同的通胀，不同的加息”将是最大的看点。从各国的加息态度和动作，我们也能观察出货币博弈的斑斑痕迹来。
中国因通胀第五次加息
国家统计局7月9日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6.4％，创出34个月来的新高，超过5月份CPI涨幅，再创年内新高。此前两天，中国人民银行7月7日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这是2011年以来第3次加息，也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五次加息，中国正处于加息周期之中。
欧元紧跟中国步伐再加息
欧元区，自2010年11月以来，通胀率一直高于欧洲央行制定的’接近但低于2％”的通胀目标，6月通胀率初值2.7％。就在人民银行宣布加息不过12小时，欧洲央行宣布自7月7日起加息0.25％至1.5％。2011年4月欧洲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该行近3年来首次升息。此次宣布加息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召开新闻会指出，利率仍偏低，需要避免物价上涨演变成全面通胀压力，利率变动有助于控制通胀预期，在不确定性升高的环境下，成长前景的风险大致平衡，欧洲央行的责任是维稳物价。
英国、美国仍按兵不动
尽管英国CPl同比升幅2011年1至5月份大多时候位于4％之上，远高于央行2％的目标水平。人民币加息、欧元加息宣布之后，然而7日英国央行宣布维持05％的现行利率水平。英国央行自2009年3月以来直维持这基准利率，相比对通胀率居高不下的担忧，英国央行显然更担心经济增速的放缓。
美国5月CPI同比上涨3.6％，2008年10月以来最大涨幅。美国不计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5月环比上涨0.3％，2008年7月来最大涨幅。6月22日，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表示，尽管美联储在6月议息会议中继续对未来经济形势作出了乐观预期，但其依然秉承’较长段时期内“维持极低利率政策的立场。目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仍然0－0.25％，这一利率水平是自2008年12月17日起，已经保持了2年又7个月。
人民币再加息的利与弊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当前商业银行存、贷款名义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水平，加息有助于校正我们所面对的存款负利率，一定程度将理顺价格传导，从而抑制通胀。同时，在流动性依然过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加息，也释放出抑制投资过热的信号，从而引导投资者不盲目投资。
然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上调也会对我国经济减速，较高的利率水平更会带来热钱不断涌入。值得注意的是连续五次加息后，我们的整个社会融资成本增加较大无疑增加了主要行业的综合成本，这也会定程度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倡导的大力发展小企业和做好三农支持，也会因融资成本的增加，造成一定程度的融资难。
此外，本次加息之后，5年期以上的基准利率突破7的历史心理高位，达到7.05％，房贷利率已升至最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多次加息对个人住房贷款产生了叠加效应，一方面用利率的上调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效果将显现，但同时存量购房者贷款还款负担进一步加重，如以20年期一百万贷款额来计算，第一套房增加的月供149.63元，第二套房增加的月供168.86元考虑到2010年10月份之前的大部分房贷利率仍可7折，对于这部分存量房贷来讲，在2012年开始执行新利率之后，仅2011年三次加息的叠加影响，将会使100万20年贷款月供增约400元，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将增加。
从国际视野看，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资本，货币博弈的根本手段是利率和汇率的博弈，而通过利率去影响汇率，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是发达国家在每轮经济周期中最终取得最大利益的主要法宝。
众所周知，一国外汇储备的存量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积累，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通常则是该国对外经济实力占优势的客观反映。因此，面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趋势，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外汇储备本身的数量增减而评判其利与弊，而应结合我国对外经济实力的变化来分析其得与失。以此而论，笔者认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对外经济实力逐步增强的重要标志，而且只要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对外经济实力还会继续增强，这就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还将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
经验表明，作为一国经济实力变化的结果，外汇储备的增减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并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除去个别储备货币发行国和一些石油生产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及数量增减与其经济实力相关程度较小外，大部分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经济实力变化的必然反映，一国的外汇储备政策虽然可以影响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但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的，影响力度也是有限的，它并不能改变外汇储备随一国经济实力而变动的客观规律。我国建国以后外汇储备的变化轨迹就是有力的佐证。建国以后，由于外汇极为短缺，我国一直实行极其严格的外汇管制，试图以此增加外汇收入、减少外汇支出。增加外汇积累。但由于经济落后、实力薄弱，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给我国带来国际收支的长期巨额顺差，也没有带来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从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外汇储备的数量一直在个位数以内徘徊。1980年甚至出现外汇储备-12.96亿美元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同样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但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从1981年到1990年，经过千年积累，我国外汇储备才由27.08亿元增加到110.9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外汇储备才开始加速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中，尽管我国采取了诸如放松外汇管制、冲减外汇储备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人民币升值等措施，但作为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必然反映，我国外汇储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以致2005年底达到创记录的8188.72亿美元的规模。上述现象说明，在外汇储备与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实力的函数关系中，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实力是自变量，外汇储备则表现为因变量。只要我国经济增长是健康的，只要我国经济实力是快速增强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就是必然的。如果忽视外汇储备对经济发展的这种依存关系，一味刻意打压外汇储备的增长，最终必然付出抑制经济增长的代价。
二、外汇储备的增长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奠定了物质基础
无论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趋势考察，还是从人民币自身的演变规律分析，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最终走向国际化，都将是人民币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目标。货币自由兑换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拥有的国际储备资产数量与其货币的兑换性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就是因为美国集中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近60%的黄金储备。中东一些产油国的货币之所以能够自由兑换，并不是因为其经济多么发达，而是因为其储备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同样，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本国货币的兑换，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外汇短缺、储备匮乏。我国外汇管制的演变过程也证明了外汇储备和货币兑换性之间所具有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的极度短缺使我们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禁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改革开放以后，外汇储备的逐步增长，才使我们有条件于1994年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此后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有了进一步积累，我们才于1997年正式接受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2年以后，也正是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我国才开始出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管制放松的迹象，如放宽部分资本项下的购汇限制、放宽企业购汇对外投资的限制等。这充分说明，雄厚的外汇储备实力是实现货币兑换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当我们欣喜于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认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更何况我国目前所谓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还不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人民币资本项下也仍然实行较严格的外汇管制，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距真正的完全自由兑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要最终达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真正完全自由兑换的目标，外汇储备还必须有进一步的积累。那种一方面赞成将完全自由兑换设定为人民币的终极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又对外汇储备的增长忧心忡忡的观点，显然是忽略了外汇储备与货币兑换性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相关关系。
三、外汇储备的增长为我国防御金融危机提供了物资力量
受改革开放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金融领域积累起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其突出表现就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例如，据较为保守的估算，债转股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高达17000亿元左右，约占总资产的39%；1999年剥离近14000亿元不良资产后，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又升至25.4%；经过2003年贷款总量高速增长稀释后，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仍达20.36%，不良贷款余额高达19168亿元。而根据2000年的数据，世界前20大银行的坏账率仅3.27%；即使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南亚各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有6%：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只有2.7%和3%，中国的不良贷款率大约是这些比较有效益的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的8倍。就资本充足率而言，2001年农业银行为1.44%，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88%，中国银行为8.30%。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不足6%，除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8.15%外，其余三家银行分别为建设银行6.91%，工商银行5.54%，农业银行则更低。到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降为平均4.61%，而美国花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则达12%。为了降低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也为了提高“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2004年1月，国务院宣布动用450亿美元(相当372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为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补充资本金。经过这次补充之后，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尽管对于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理论界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一个客观的事实则是，通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外汇储备实际上充当着降低金融风险物资后备的重要角色。假如我国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积累，我们便不可能通过外汇储备的动用实现对急需增加资本金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这至少会拖延国内金融风险消减的过程。
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来自国内金融业风险的积累，还来自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因为，在不断加深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金融的连接效应日益强化，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与传导速度早已超出人们的反映能力与驾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无疑可以成为应对国际投机资本；中击、防御金融危机的不可缺少的资源武器。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各国不同的遭遇更彰显了外汇储备在抵御投机资本冲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中的重要性。当年泰国如果有足够宽裕的储备资金，金融危机可能就不至于恶化、蔓延为整个区域的金融灾难；韩国如果有充裕的储备资产，也不至于沦落到政府号召国民出卖手中金银饰品给国家，以便换取美元、帮国家渡过难关的境地。相反的情况则是，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也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但其拥有的大量储备资产以及政策策略的有效性却成为香港保卫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年也正是因为有一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撑，才使我国政府有底气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猛烈冲击面前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由此在国际上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充足的储备做后盾，香港会成功狙击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人民币会在周边国家普遍陷入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独善其身、保持稳定。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已成为过去，但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国际投机资本仍有可能再次兴风作浪，由此引发新的区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继续保持并不断充实我国的储备力量，以防患于未然。那种一看到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就大声叫停的观点，无异于“好了疮疤忘了疼”，更类似于刚刚取得一役之胜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因而是很不妥当的。
四、外汇储备的增长对扩大需求，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6年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需求过旺、通货膨胀；此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则演变为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运行特征的这种变化迫使我们将注意力从以前的治理通货膨胀转移到扩大总需求上来。总需求由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两部分构成。国内需求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国外需求则通过进出口来体现，即国外需求的净额表现为进出口的差额。因此，要扩大总需求，实现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须同时扩大国内投资、消费需求以及国外需求。扩大国外需求的实质是在政策措施上鼓励多出口，并尽可能地少进口，以便实现贸易收支的正差额(即顺差)。而在不考虑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中其他项目收支的情况下，贸易项下的顺差必然引起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实际上反映着扩大外需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果外汇储备是持续增加的，就说明进出口保持着持续的正差额，国外需求的净额在不断扩大，这对增加国内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就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如果外汇储备是减少的，就说明进出口出现了持续的负差额，国外需求的净额在减少，这必然会对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作用。1996年后，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加，由1050.49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底的8188.72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扩大外需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即使按照现行汇率计算，10年中增加的713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于增加了大约5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国外需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量，我国至少要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更长的时间。
当然，依靠扩大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来解决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并不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方法，就本质而言，这种扩大外需的政策带有“以邻为壑”的特征，它引发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摩擦。因此，从长远来看，扩大总需求仍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但是，抛开外汇储备增长所涉及到的这种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不论，如果仅从我国自身的利益来衡量，我们不得不承认，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为我国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并非多到不可容忍的限度
面对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存量，很多人发出了外汇储备“过多”的警告。作为一般常识，笔者也非常认同“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的金融学定理，但对于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已经超过可容忍限度的观点，笔者却不敢苟同。
1.以3个月的进口额作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标准并不科学。对于任何国家，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将外汇储备保持在“最优”规模以内，使之既不过多也不过少。但问题在于，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或标准来衡量一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否“最优”。国际上通常将满足3个月的进口额作为判断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以2005年我国进口额6601亿美元计算，我国只需保持1650亿美元外汇储备即可，现有的外汇储备确实已经“过多”。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不科学，理由是：首先，它仅仅考虑到外汇储备对进口的保障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国际经济交易对外汇的需求。众所周知，进口虽然是对外汇储备的最大宗需求，但并不是唯一的需求，除了进口之外，劳务的输入、对外债务的归还等同样需要有外汇储备的保障。如果再考虑到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应对金融危机、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以及未来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等所需保有的储备量，则很难说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其次，3个月的进口额只是外汇储备的最低警戒线，并不是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的标准，因此，以此为依据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并不恰当。第三，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很少有国家完全按照这一控制标准来规划本国外汇储备的存量，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外汇储备存量都是非“最优规模”。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用3个月的进口额这一单一、固定的模式作为衡量我国外汇储备是否“最优”的尺度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2.我国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并不是最高的。一般的观点将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0%作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一指标也只能作为外汇储备的最低警戒线，并不能用来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过多。而且，各国的这一指标相差悬殊，没有迹象表明超过这一指标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就是过多的(见表1)。
从表1可见，中国内地外汇储备占按名义汇率计算的GDP的比重虽然高达46.19%，但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的比重却只有10.78%，在上述各国和地区中是最低的。尽管IMF对人民币币值或购买力有过高估计之嫌，但起码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已经多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况且，即使按照公认的10%这一标准衡量，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同样远大于这一指标，其中香港和台湾的这一指标更是高得惊人，但他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惊恐万状”。相比之下，我国一些学者面对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所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3.我国外汇储备占流通中货币的比例并非过高。一般的观点还将外汇储备占流通中货币的比例不超过40%作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一个标准，并以此证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对此，笔者的观点早：第一，同上述两个指标一样，外汇储备占流通中货币的比例只能作为判断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一个参考数据，并不足以成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绝对标准。第二，即使按这一标准衡量，也不能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因为我国内地的这一指标同样不是最高的。2005年底我国大陆M1为10.73万亿元，M2为29.88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外汇储备大约折合7.05万亿元人民币，其占M1和M2的比重分别约为65.7%和23.6%。而同期香港外汇储备却相当于其流通货币的6倍多，约占港元货币供应M3的41%。面对如此高的这一指标，香港尚无外汇储备“过多”之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为外汇储备“过多”而焦心呢?第三，还应看到，国际上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现象，如果将现有8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按照IMF确定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其折合的人民币数额要远远小于7万亿，外汇储备占货币量的比例也要比按名义汇率计算的比例低很多，甚至可能出现低于40%的局面。这说明，在汇率扭曲的情况下，按照名义汇率进行折算所得出的外汇储备占货币量的比例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它并不能作为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外汇储备的增长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又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那种将巨大的外汇储备存量视为沉重包袱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第二，我国外汇储备尽管已逾8000亿美元，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那种以所谓国际公认指标为依据说明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观点是极其肤浅的。第三，外汇储备的增减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国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空间并不很大，只要外汇储备增长的同时，国内经济运行状态良好，就应当认为这种增长是正常，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如果刻意为减少外汇储备而采取什么措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损害经济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中国已经进入资本时代,即企业价值是以市值来衡量的时期,也称市值时代。中国企业是越来越受到国际产业资本、国际金融资本们重点关注的商业合作目标、并购目标、有资产升值空间的投资目标。在资本时代,本土CFO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挑战。CFO需要用金融思维和资本逻辑重新审视中国企业的价值,从企业全局利益和整体发展战略选择对提升企业价值最有帮助的资本合作方式,客观地评估与不同资本间合作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利与弊,平衡企业战略发展与资本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推动企业资本运作后的财富增值、股东的长期价值回报。
国际产业资本
跨国产业资本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它们最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价值和资源优势,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现有的价值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在价值和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产业资本是各行业中领先的跨国公司。中国市场高成长性和国内市场快速发展的上涨势头为中外投资人提供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和收益。跨国产业资本出于全球利益的整体考虑,尤其是上市型产业资本,即 母公司是整体上市公司的跨国公司时,需要理性评估国际产业资本的投资特点和价值逻辑如下:
收购并寻求绝对控股权,至少控股权不低于51%以上。IAS 国际会计准则、FAS美国会计准则,对集团公司合并子公司财务报表有明确的最低控股比例,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资本对收购目标最低持股比例大多不低于51%,多数情况是100%绝对控股。多数跨国公司在全球重点市场中投资的经济体大多是100% 绝对控股。
国际产业资本全球资产、市场布局和整体战略定位,任何有规模的跨国产业资本都会从全球利益和全球产业布局的现实利益考虑实施收购后的重组和新产品、组织结构的调整。完成收购本土企业后,该企业产品战略、市场开发、组织结构和公司发展定位必然优先服从集团在全球的整体商业利益。
跨国产业资本将收购目标定位在优质、有潜力有价值成长空间的本地公司。收购后将该资产并入母公司资产名下,合并到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至此,本土被收购目标公司未来成长价值会在跨国公司母公司市值和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跨国产业资本不会轻易让在华控股的公司拥有完全的自主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规模的本土企业选择与行业中领先的跨国产业资本进行股权交易时,其自主发展产品、对外拓展全球业务的空间会受到“合约”限制和约束。
国际产业资本大多是已经在资本市场中发展多年的跨国企业,它们对本土企业价值的认识和潜力的发展不仅仅只局限在产品、市场和技术层面,也从资本层面评估、判断本土企业的资本价值。
价值逻辑:多数行业领先的国际产业资本,都是整体上市型公司,在以市值为衡量管理层业绩和股东价值的成熟资本市场中,国际产业资本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公司名下资产的收益和预期的增长率,赢利稳定和高增长性的资产是维持和稳定母公司市值的核心价值因素。价值逻辑是:购入、兼并市场中有成长价值和预期可实现较高赢利的资产、并入集团总资产组合中,稳定和推动公司的整体市场价值。
【案例分析】
达能娃哈哈的商业利益博弈主要是集中在资本层面:股东间针对资产的控制权和收购资产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该事件的起因和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止都是围绕着资本进行的。
该案例提示企业人,股东之间发生的围绕资本的争议和利益博弈,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谁对谁错之分,按正常商业、资本逻辑,双方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找对方的弱点,为资产争夺博弈中占得舆论和公众的同情。但商业性纠纷最终是以事实和证据做为法律和国际仲裁的依据。达娃间商业合作是在中国引进外资大背景时代中外商业合作早期的结果,中外方不同的价值观、对资本的不同理解和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会在中外合作伙伴上出现利益摩擦和争端。合资后期,中外股东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方想寻求自主发展和扩大发展规模,外方则寻求控制更多的资产并入达能全球资产名下提升达能集团价值。
达能与娃哈哈集团合资经营的公司,达能占51%的股份,合资公司审计后财务报表合并到达能集团全球财务报表中,成为达能集团最重要的资产。合资公司业绩自2007上半财年之前一直是达能集团向全球股东宣传和重点披露业绩贡献的核心资产之一。如果按达能集团设想的按净资产价格收购51%娃哈哈独立经营公司股份,一旦该资产纳入达能全球资产中会提升达能集团整体市场价值和股价,最大的收益人将是达能集团管理层和达能全球股东。
2009年9月30日,达娃双方向公众宣布最终和解协议中明确了达能向娃哈哈转让持有51%合资公司的股份。最终这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跨国商业纠纷以完全商业的方式收场。国际跨国公司认可、尊重本土企业的价值和市场地位。本土企业以开放和自信的胸怀向全球伸出合作和欢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有更辉煌的发展期待。此刻两家企业彼此相互间尊重对方、祝福各方都有更辉煌的未来。达能最终向哇哈哈转让全部股权并以不太高的溢价出让也是出于综合评估该商业事件最终的结果可能对其全球资本价值的影响,以完全商业方式和解不会伤害达能股价,同时达能实现转让资产的现金和资本收益,年报中能向股东做出商业性解释和交代。
今后双方可以按照各自的优势和市场定位重新规划和继续各自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达能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产业资本,已经开始重新定位在中国的市场战略、重点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打造一流的运营团队,结合达能全球资源优势和对中国市场整体更清晰的认知,相信达能一定能在中国的食品、饮料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最终结果为娃哈哈集团进行资本运作提供了必要的资产、业务资源,娃哈哈也将面临后合资时代的新企业战略的定位和资本化进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产权结构的合理调整。
【案例分析】
华宇物流,国内公路运输服务业领先企业。该企业最终选择向荷兰天地(中国)有限公司(简称TNT) 以13亿元人民币的价值转让股份。自此华宇物流正式成为TNT 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更名为“天地华宇”。当初华宇高层选择产业资本的理由是重视产业型大公司的物流能力,因此放弃了多家国际金融资本入股的机会。由此,华宇物流彻底失去了资本化可能。 按专业人士评估,华宇公司如果当初选择与国际金融资本合作,该企业资本价值会是当初收购价格的多倍。
中国目前还处在企业资本化进程的发展期,国内优质品牌和企业相对稀少,随着多起引发广泛争论的资本并购事件被媒体和舆论的广泛放大,国内人士对知名品牌的跨国并购越发敏感和关注度大增,非经济因素对企业间并购的阻力远高于成熟市场。 成熟市场中,大部分上市类公司价值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定价,单靠企业自身的有机增长已经很难为股东实现新增价值,此时需要依靠外部资本的介入为企业注入新的运营活力和管理机制, 激活该资产价值的同时为股东提供溢价转让股权的机会。例如达能集团2007年现金收购NUMICO公司,2008年英博公司收购百威啤酒。原股东可以通过转让股权实现套现,获取资本溢价收益。
国际金融资本
中国企业在资本化进程中,国际金融资本的推动力更为强劲,它推动了中国大批新型企业和潜力企业的融资上市,成就了一批在新型产业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本土新型企业。与2001年入世而来的市场接轨不同,这一时期称为国际资金涌动而来的国际资本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开始认识到中国发展潜力的大势,争相涌入中国本土企业,特别是新型民营企业合作,推动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接轨。
金融资本进行产业投资的意义
投资的是本土企业未来的价值。全球性的资本过剩加速了国际资本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国际投资性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立足于资产价值的增值产生的财富效应,决定了他们对优秀企业潜力价值的认识,充分利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的横向比较,因此国际金融资本是对中国企业潜在价值充分的重视和预先的价值发现。
价值取向和目标上,金融资本和本土企业是趋同的,本土企业有自主发展的空间,通过资本持续放大企业价值。本土企业能借助外部资源和人才完善企业治理结果,推动企业高度发展、增长强劲、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与金融资本投资人共同分享财富增值。本土新型产业中的行业领先者,如百渡、阿里巴巴、盛大网络的成功都是本土企业中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与国际金融资本间完成的国际资本合作对接,这些企业成为中国新经济行业领域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先企业。
国际金融资本对一流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对中国一流企业家的投资,它们从技术层面判断一家企业的市场价值、战略价值、股市成长潜力价值的成功运作,而投资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它们准确地判断了中国企业家的真正价值。
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具有很强的财富示范效应的同时也为中国本土企业向成熟化、规范化、透明化、制度化的新型企业加速转型和综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上有所促进,这种正面效应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更多的国际资本和资金开始关注和打算投资中国企业。
著名企业咨询专家、北京和君创业公司总载李肃先生多年从事中国企业咨询,以其亲身参与大量中国企业与国际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股权交易的亲身经历认为“中国企业选择与国际金融资本合作, 在更适合中国企业自主发展的同时,又能避免产业出现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威胁”。这也代表了社会精英对中国企业对外合作模式和选择最适合本土企业能自主创新与持续发展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忠告和建议国内企业人对中国企业未来价值的认知。
价值逻辑: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是以“财务投资人”或“战略投资人”的身份对目标国内企业进行资本投资,更看重的是企业的未来价值,与企业共同分享未来的成长价值的同时,实现资本性投资增值和收益。金融资本更关注投资资产的成长性和投资资产的收益回报。企业自主发展的势头和方向与投资人的利益价值趋向不矛盾。
本文精选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策略和案例如下:
【案例分析】
凯雷亚洲增长基金: 主要是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
投资策略:首先是发掘、投资拥有出色企业家及成功运作的本地管理团队的企业,向行业中高增长型企业投入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不做控股收购,并不仅仅是因为遇到保护主义的挑战,而是更适合本地的投资策略。坚信本地企业家和管理团队驾驭市场的能力和优势。
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介入公司战略的制定。 评估公司战略和发展方向,提供独立建议、完善企业运营效率和效益。
“保母型投资哲学”,也可以叫教练型投资哲学。首先把投资人放到企业家的角度,观察企业家需要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充分认识到本土企业家、管理团队的价值和对本土商业、市场、渠道、人脉资源的独特优势的同时,为投资的企业提供增值所需的资源、智力、外部市场信息和商机。
投资决策的考虑:投资决定是基于内部对于资源和回报的综合分析做出的。
【案例分析】
新东方海外上市
当初新东方筹划和运作企业上市融资时,对公司价值的评估和预测,国内外机构和新东方管理层有不同的观点,从最初的7亿元〜8亿元人民币到20亿元〜50亿元的讨论都有。2004年12月美国老虎基金出资2250万美元,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入股新东方,占新东方10%股份,并与新东方签定优先认购权的合约条款的约定。 按当时老虎基金的评估做参照,新东方市值远高于20亿元人民币以上。新东方上市后,公司价值达到23.8亿美元,老虎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有10倍之多。
如果以国内思维和价值意识,相信不会有人想像到新东方现在的市值。金融资本的价值恰恰能预见中国企业未被挖掘的潜在增值空间和价值潜力。为中国新型行业的成长和迅速成规模起到价值发现、利用杠杆搅动企业财富价值的同时为企业向成熟型公司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发展成为有行业竞争力的领先型企业。
趋势:本土企业与金融资本携手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大部分金融资本都将投资重心放在对本土企业国内资源的挖掘和培育上。随着越来越多国际、国内资金的介入,投资项目的竞争越发激烈,投资回报率趋于平稳,该类投资者不单单只是“财务投资人”,对专业化要求更高,投资操作难度更大。适合于有国际化资源和运营管理经验的大型投资性公司。技术、资源、国际化管理经验,实现全球化运作和国际资源的整合。协助国内企业整合有技术特点的欧美中小型企业,实现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间优势互补,提升国内企业整体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绝大部分美欧的中小型企业都是非上市型公司,拥有行业中积累多年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资源受限于美欧市场的整体趋于增长放缓,该类型企业生存空间受到市场挑战。中国市场对高端制造产品的需求和成本、人力资源的优势会整合成新价值。
与金融资本合作过程中CFO价值的体现
企业资本化进程中,尤其与国际资本的对接与合作过程中,也对本土CFO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挑战和机遇。本土CFO需要在意识和管理理念上由传统性财务思维向金融型财务思维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完成角色上的转变。
财务融入金融
企业资本化运作是企业财务融入“金融”。价值逻辑已经由以成本型为主转为对企业未来价值评估和预测的价值估值模式。传统型财务主要是以成本为主,关注企业内部的运营效率和效益。价值时代,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企业内部的资产、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CFO不仅需要关注外部因素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更要关注行
业性公司整体价值趋势和行业公司在金融资本市场中的表现,这些对评估企业未来价值有意。
CFO 价值的体现
沟通:与投资人交流和介绍企业商业模式、预期价值走势和企业潜在的价值趋势和潜力。与金融资本投资人的交流是CFO重要的工作之一,交流过程中也是给投资人全面评估CFO整体素质和带领公司提升竞争的能力。因此,CFO需要更多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资源的总体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公司的商业发展前景和有价值的投资领域与商业机会。这些对投资人客观了解公司价值和发展潜力及CFO 本人的认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企业自身价值的内部评估和业绩预期判断对企业未来几年赢利能力和资产价值增长的判断和价值趋势。与金融资本的合作过程是双方对“目标商业利益”的承诺与利益索取。金融资本出于对实际收益利益有更现实的利益回报要求,企业在选择与金融资本的资本合作过程中,金融资本对企业中短期经营目标和投资回报更有相对苛刻的硬性业绩指标的强制性要求。因此CFO需要协助CEO整体对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速度和收益回报率做出充分的判断和可行性分析,避免出现对自身业绩过高的承诺。
整体规划、安排企业融资和资本安排
企业资本安排与融资是与企业未来业务规模的发展和行业整体走势密切相关的。CFO可为企业做出前瞻性的资本安排和融资规划,能为企业自身发展与宏观经济整体走势、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价值正相关逻辑联系。在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还处在恢复期,安排企业资本化整体策略和资本安排能为企业未来价值成长提供更充分的发展和增值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