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10:15: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一、关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叫做城镇化是比较适当的，可以说城镇化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蕴含了我们对小城镇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和农村城镇化共同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在城市化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解决好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观点认为，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能够创造比发展小城镇高得多的经济效率。但也不能否定，发展好的小城镇也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率。小城镇具有同大中城市互补性强、联结广大农村、建设成本和商务成本低廉的优势，特别是在现代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在我国三大组团式大城市群，即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不但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些城市群中的小城镇发展更引人注目。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分布在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不超过50％，一些大城市连绵区分布在大城市主城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少，而市域内的小城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走的是一条主要发展小城镇经济的道路，形成发达的小城镇经济连绵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既成就了较大规模的大城市体系，又造就了大规模的小城镇和农村发展体系，离开这些小城镇，这两个城市群的大城市将失去基本空间的支撑。可以这样说，这两个组团式城市城镇群的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是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提出了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地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由于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而且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或农村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区域或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得到新的发展，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从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平量教授和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认为，城市化就是在一个国家实现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为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1）农村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化。（2）农业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化。（3）农村传统的物质文明向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转化。（4）农村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向城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化。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教授认为，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从人口密度、发展效率、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服务业成长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等要求来统筹考虑；既要放眼未来发展和世界趋势，更要考虑中国现实；要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奉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
二、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即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镇市化（即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罗宏翔研究员认为，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村城市化的概念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原有城市、农村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即农村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城市化；其二是村庄变为城市，即随着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村庄变为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其三是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使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城市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概念的外延要比农村城市化更广，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不仅包含农村城市化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而且包含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为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城市现代化及城乡一体化等内容。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
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过杰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罗宏翔研究员提出，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审视小城镇建设，应该摆脱小生产方式的狭隘眼界，走出“乡村型”的传统城镇，建设现代“城市型”的城镇。而实现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镇性质从农商型向工商型的转变。二是城镇功能从行政中心向发展中心的转变。三是运行机制从行政实施向市场运作的转变。四是管理体制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张锋教授介绍了江苏沿江市区农村的现状特点，即农村空间结构存在乡村直接转城（市）型、城乡结合型、基本或传统乡村型、现代农村型四种基本形态，造成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构成复杂多样，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强烈，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存在混淆和疏漏，对农村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认为在类似地区要进一步理清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思路；以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发展；以改革为动力，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配套政策，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才能进一步协调好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市区农村城市化。
三、关于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叶裕民教授和罗宏翔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走向空前繁荣，与此相应，小城镇则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城市化表现为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即走了一条分散型的人口城镇化道路。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却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难以形成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要实现一系列的战略性结构转型： 第一，形成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装备机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二，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第三，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结构；第四，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要由低端市场为主体向中高端市场转化；第五，形成以大都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发展依托的空间结构。如果说以中小规模、中低档技术、日用消费品和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乡镇企业是与小城镇相对应的，那么以大中型企业或产业集群、高档耐用消费品、现代装备机械、现代技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新型工业则要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因此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从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向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之路转型。
四、关于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重光研究员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和起步不同、城市化的环境和现状不同、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不同、城市化的质量和形态不同、城市化的水平和目标不同，城市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目前我国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忽视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的倾向：一是城市化的指标化，即单纯以城市化率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城市化的大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合理的城市体系的建立过程，个别人鼓吹只有让农民进入大城市，才能实现城市化，特别是要让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这是脱离中国国情，不懂协调发展的言论。三是城市化的唯集中化。城市化应该有不同的形态，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要有分有合，两者结合。四是城市化的流动化。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五是城市化的两栖化。多数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流行“一家两地、一家两制”。这严重影响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六是城市化的表层化。追求表面的形象工程和政府的政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促进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进城农民工从实质上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降低了城市化的效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七是城市化的行政化。不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规定城市化的指标，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八是城市化的对立化。认为城市化只是发展城市，没有认识到城市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因此脱离农村和农业孤立发展城市，仍然采取对农村的剥夺和剥削来发展城市。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同我们忽视城市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追求全国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而不考虑地区的具体条件和要求，脱离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五、关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现代化的突出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关联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现代城乡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将是：（1）由国际化大都市、若干发达的城市群、若干大中城市组成的现代城市体系；（2）由若干小城市、县城、众多小城镇组成的现代小城镇体系；（3）由经过集中化组合整治的现代化农村体系，即形成三级城乡现代体系，三者有机合成缺一不可。全国大多数散乱、不具备生活条件的自然村、居民点都要走适当集中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城乡全面现代化是三路并进，一路是城市现代化，一路是小城镇发展及其现代化，另一路是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教授介绍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实施“三个集中”、优化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践情况。他说，上海结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实际，提出了“三个集中”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即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中心城和郊区的联动发展，优化市域人口、城镇、产业布局，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的要求，提高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的聚集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提高郊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具体做法是：（1）优化郊区城镇体系，按照“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原则，规划郊区“新城、新市镇和居民新村”三级城郊居住体系。（2）通过村镇合并、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宅基地置换推动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3）按照增量向工业园区特别是向市级以上工业园区集中，存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步加快消化的原则，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以重大产业为支撑，以郊区各区县原有工业区为补充，调整归并区以下零星工业点。在此项工作中，上海市的主要支柱产业先后在郊区形成聚集。截至2004年末，全市产业向市级以上工业区集中度达到47％。（4）以组织化、科技化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郊区农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销组织化程度，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上海实施“三个集中”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邓玲教授和钟海燕博士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落脚到城市，就是要建立和谐城市。要建立和谐城市，中国的城市普遍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转变。她们引入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义等新的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城市、社区三个层面上，提出了重构21世纪和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她们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和谐性，主张推动城市空间向一种亲和的、相对密集的社区型空间转变，而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从强调区域之间竞争的旧的区域主义转到强调区域之间的合作，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城市空间，一是要构建和谐区域，二是要构建和谐城市，三是要构建和谐社区。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黄璜和叶裕民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而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六、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
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高云虹和华中师范大学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曾菊新提出，城乡网络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他们认为巨大的城乡二元差距和单向的要素流动状况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若任其自然，失衡的城乡关系必将进一步加剧，不仅无法兼顾社会公平，而且必然对经济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城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是调整我国现阶段失衡的城乡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迫切要求。传统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理论不适用于指导我国的城乡发展过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落到实处，必须进行城乡发展模式的创新。他们进而提出了城乡网络化模式。所谓城乡网络化发展，指的是使城乡之间多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互动系统和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最大化的空间组织效应，其内涵反映的是城乡发展的关联性和组织性。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更完备，产业的内在联系更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正视我国现已存在的二元结构，通过统筹的方式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以实现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的平等发展。城乡网络化模式强调提高城镇网络化水平、强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功能、加快产业网络化进程、健全市场网络化体系，这有助于统筹处理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之间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处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要素之间高效互动的关系，因而可以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可选模式。
广东省委党校王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乡统筹战略是在农村大海般的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提出的，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小农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城乡统筹的载体，因为分散的、庞大的小农经济组织会造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执行中过大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过大会使这项制度难以为继；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变异质的城乡二元生产方式为同质的一元生产方式。在这一变革中，政府是变革农村落后生产方式的关键。
七、关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张学英博士认为，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与城市化发展滞后之间相互制约，城市化水平低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制约了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4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也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有关。它按照城市化途径将农民分成三类，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苏州大学商学院孙永正教授认为，农民工已成为当今中国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主力，他们在企业工作的满意度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工作的满意度，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加快城市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迫切要求。
【关键词】城市发展；城市蔓延；城市经济；经济学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许多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城市化发展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出现急剧变化现象，造成城市发展并没有表面上的发达程度，而是过度依赖城市增长的速度，导致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不断减少，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城市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局面来看，很多城市都在面临着城市蔓延问题。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中，应针对城市蔓延问题采取相关治理措施。
一、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蔓延问题
（一）城市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是经济学重要分支，研究的是城市生产、发展、建设、规划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以城市内外经济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和城市发展问题，探究城市经济活动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世纪末世界各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有利有弊，给很多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制约了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对城市经济的研究，探索问题根源，寻求解决方法，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八十年代，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兴起和传播，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导向。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求，对于很多城市发展问题的分析还不全面、不透彻、不深入，造成我国城市发展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城市蔓延
城市蔓延是城市经济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毫无疑问城市蔓延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无序发展的结果，其具体表示是：城市规模增长过快，发展规划中以粗放式和外延式土地利用模式为主，造成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土地资源浪费问题提出，人均服务设施成本增加，同时导致了耕地和湿地减少，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城市蔓延现象，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在七十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郊迁现象，造成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张。二十年代后，甚至美国政府税收都在外迁，城市化出现失控扩展与蔓延现象。由于城市形态密度低，呈现分散发展趋势，城市发展对汽车交通依赖性较大，城市交通拥堵，过度开发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城市发展中应提高对城市蔓延的重视，加强城市蔓延防治。
二、城市蔓延现象的经济危害
造成城市蔓延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来自：经济、政治、社会等三个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城市蔓延都与市场经济离不开可分，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从政治角度来看，在经济为先导的影响下，政府政策也追随经济，对城市蔓延推波助澜。且相关规划与开发政策的不合理、不科学，也是导致城市蔓延现象的主要原因。例如：交通外迁、远郊开发等等。从社会原因来看，城市已逐渐成为人类、工业、交通、建筑的集中地，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而且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城市污染排放量是全球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渴望自然，向往郊区的社会文化氛围。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拥有汽车已经不再遥不可及，使得中产阶级追求市郊舒适的生活环境的想法变为可能，导致城市蔓延现象被再次加剧。这一系列原因造成城市密度低，对汽车依赖性强，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造成农田面积和绿化空间减少，水与空气质量下降，环境恶化，当地特色人文风貌逐渐消失，郊区转变为城市化生活，严重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面积过大，形态分散，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率不断下降，闲置率提高，而建设成本却出现增加，基础设施未能充分被利用，产生了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显然这加剧了城市中心区衰败，造成了工作岗位和产业的扩散迁徙，中心区税收出现降低，就业机会减少，出现人口分布与就业岗位分布不匹配，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扩大了贫富差距，公共活动空间减少，出现阶层隔离性，社交机会减少。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发展出现无序形态，城市发展政策与实际情况不配套，违反了城市发展规律，难以实现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三、城市蔓延的对策研究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城市蔓延现象严重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并不利于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应提高对城市蔓延现象的重视，深入分析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应对措施，治理城市蔓延问题。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城市蔓延的对策：
（一）建立城市发展约束机制
想要治理城市蔓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城市经济良性循环，应尽快建立城市发展约束机制。通过城市发展约束机制避免城市的无序扩大，防止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从土地利用角度来看，要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对城乡土地资源进行有效对接管理。另外，应强化城市发展的环保条款，通过法律法规约束开发行为，明确绿色、环保、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向，考虑到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和自然资源利用问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减少城市发展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只有保持生态的平衡，实现城市经济与自然和谐，才能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二）调整城市发展方针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城市发展方针的不科学是造成城市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很多城市发展定位存在问题，发展方针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城市发展方针是城市发展建设的标杆，合理设计和挑战城市发展方针，使城市能够有序发展是治理城市蔓延现象的关键。在发展方针制定中，应基于城市经济，采取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使城市发展方针趋于合理。另外，为确保城市发展方针的落实，要加强城市发展建设监督和发展方针实施监控，从而规范和督促城市发展实，利用发展方针，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三）科学调整城市规模标准
就目前来看，我国城市规模标准尚不严谨，这也是造成城市无序扩大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应积极制定相关标准，根据城市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城市规模标准调整，为城市发展提供导向，使城市发展建设更符合国情，符合城市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看。在城市规模标准调整中，应立足于资源环境承受范围内，以城市公共设施和人口比重作为基本划分条件，适当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防止城市蔓延，对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进行适当制约。另一方面，要控制城市蔓延框架，从而为城市规模标准和城市蔓延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具体手段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供给”层面入手，消除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通过提高限定开发权限，收取开发费用的方式将外部问题内化。而从内部控制城市蔓延，难度则会大大降低，城市蔓延治理效果也会更好，更快。
四、结束语
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我国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对城市蔓延现象考虑却非常不充分，造成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房屋建筑成本高，资源浪费问题突出，环境破坏严重，非常不利于我国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调整城市发展战略，规范城市发展方针，促进城市有序发展，治理城市蔓延现象，保障城市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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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 产业集聚 Krugman-Livas模型
■一、理论渊源
对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理论范畴,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过历代国际经济学家的发展已是经济学分支下最成熟的学科,但是有关空间区位的区位理论却由于一直不能建立,一般的经济学均衡分析框架而长期以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界的边缘,正如伯特尔・俄林所说的那样“每个撰写经济学论文的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候都或多或少地考虑时间因素,但是对于空间因素,最初只有在考虑租借理论时才提到,而且在其他理论中基本被忽视”。中间尽管也有艾萨德、亨德森等天才经济学家做出过尝试和努力,一度创立了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但是由于空间理论的复杂以及建模方法的局限,始终不能成为成熟的经济理论。
但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俄林也强调只有产业区位论和贸易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释产业区位和区际贸易问题,为此他在《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克鲁格曼更是在普及新经济地理学的小册子《贸易与地理》里直截了当地说道“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并举欧洲1992年的例子作为说明。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市作为产业集聚的一个极端例子,考察城市经济学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许多对外贸易影响国内地理的研究正是从城市经济学中开始的。
Williamson(1965)等就证明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会打破大城市的主导,打破城市的主导也即说明对外贸易会在总体上促进产业从大城市向周边分散。Henderson研究了韩国随着对外经济的开放,其制造业如何从首尔分散到周边地区。Ades、Glaeser(1997)在分析了85个国家后发现: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与该城市的进口份额成反比,与关税水平成正比,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能促进产业区位的分散。Krugman(1991a)考察了欧盟和美国的制造业分布情况,通过构造地区(国家)差异指数得出结论:欧盟的成立虽然能促使欧洲市场的融合,但是和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美国相比,其内部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贸易壁垒,这使得欧盟的产业集聚度较低,进而专业化程度也较低。
在国内,Hu(2002)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模拟发现:随着经济的开放,制造业的总体集聚程度在增加,并且向沿海地区集聚。葛嬴(2004)通过对1985年到1999年数据的研究,证明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高度依赖外贸与外资的产业集聚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黄玖立(2005)、赵伟(2007)也认为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具有正相关关系。
然而,汉森(Hanson,1993)认为在墨西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大部分工业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当《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签订之后,墨西哥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分散并迁向北部地区。
■三、结论:Krugman-Livas模型
Krugman-Livas模型来自克鲁格曼等受到汉森的墨西哥案例的启发,建立了理论模型:如果一国的制造业服务于一个狭小的国内市场,这个时候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就会发挥强大的作用,最终导致墨西哥城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出现。该模型可以推导出很多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如:国内地区之间存在层级结构;贸易自由化在使人口分散的同时也促进某些产业的集聚;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进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从理论角度看,运用此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基于此模型的演化形成的文献比较丰富,如果Murata(2005) 、黄玖立(2009)等,可见此模型的解释性、适用性及拓展性较强。
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中国国内产业集聚也越来越明显:制造业、服务业越来越向东南沿海集聚,形成了目前的东-中-西横向差异化格局,而这些地区恰恰符合两国三地的对称模型――Krugman-Livas模型的核心假设条件:两地的对外贸易成本(距离)可以近似认为是相等的。
参考文献:
[1]Ades, A.F and E.L Glaeser, 1997, ‘Trade and circuses; explaining urban gi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Henderson, J.V ,1999, ‘The effects of urban concent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rown University
关键词：城市规模分布帕累托系数云南省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中心，城市是工业尤其是第三产业集中的区域，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者着重要作用。目前，因为考虑到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对于实现城市规模效益最大化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使得与城市规模分布相关的研究显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为了更好的揭示城市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学者们尝试性地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如Beckman城市等级分布模型、Pareto分布模型以及Zipf模型等，这些经验模型的建立为区域城市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实现其效率改进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经验支撑，并被逐渐引入到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分布的研究中来。
从城市化建设实践中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推进以及统筹城乡发展，云南在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也逐渐提升。而实际上, 云南所辖的19个市（含所辖的地级市、县级市）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相关数据, 分别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 计算全国各省和云南地县两级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并把计算出的云南省系数和全国水平的相应系数进行对比，基于比较研究，对科学认识云南城市规模分布现状，为云南城市体系的合理规划和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分析方法与分析结果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通过一个简单的笛卡尔坐标体系，发现了一种极佳的度量不平等的方法，见下式：
3.除非具有特别特殊的情况，一般而言，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如下规律: 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济欠发达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低。
三、政策建议
截止2010年底，云南省共有城市19个，地级市中（8个），特大城市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3个，小城市4个；县级市中（11个），特大城市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2个，小城市8个。
尽管云南省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5.2%（2010年底数据），城镇建成区面积也已经达到了2045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1个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4个小城市（含106个县城和117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市体系。然而，根据我们在前文所做出的分析，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极不均匀（尤其表现在地级市层面），城市数量少，只有19个，而且结构非常不合理，特大城市（昆明）首位度过高。因而，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应对症下药，从推进城市群建设入手，解决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中存在的问题。
着手建设一个梯级城市群落，是云南省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所在。应打造一批辐射力强的增长极和优化城镇化空间结构，加快云南省城镇体系规划。对条件具备的地区积极规划建设城市群、城镇带和组团型城市，加快打造都市经济圈，提升城市竞争力，扩大城市群、城镇带和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在此基础上，应特别强调加强对中心城市的建设。根据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城市经济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的大小，和城市聚集程度成正比，城市聚集程度越高，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越强，周围地区从中得益越大；反之则相反。然而，从我们在前文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全国平均水平及中东部平均水平 相比，云南省城市规模相对较小、聚集程度相对较低、辐射效应不明显。云南省城市规模布局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极不相称，城市对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吸引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同样地，不难看出云南城市规模分布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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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城市；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杨志峰等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 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1.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1.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高技术产业在我国是资源密集度较高、知识密集度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产业，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产业。核心技术、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我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1.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2）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3）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4）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5）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应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6）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7）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及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3 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心和方向
（1）产业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对城市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改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发展“生态化”，是我国实现生态城市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或者说，只有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框架中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为生态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生态工业是生态建设的重点，而循环经济是生态工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产业方向上，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实现达标排放。应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标准，并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多层次利用“废弃物”，把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止，即实现清洁生产。在管理上，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开发、加工、流通、消费和废弃物再生过程进行系统组合，优化系统结构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
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推进我国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战略的总思路。
（2）生态建筑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建筑体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生态观，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结点。它是由自然基础设施、生态代谢设施、人工设施（和人类生态服务体系，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生态建筑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3）发展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所谓“生态服务业”也可称为“生态第三产业”，也就是指第三产业的生态化。生态城市必须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完备的功能组合。如商业、交通通讯等流通部门保证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运转，是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同时也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重要影响。交通的密集和拥堵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饮食服务业造成的油烟及消费过程中严重浪费现象等也会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在重视实体生态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城市生态服务管理和生态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公益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服务基础，通过新型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生态意识。
（4）绿色消费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
消费是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它和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促进和制约关系。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是要引导消费者向无污染、无公害、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消费”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提倡“绿色生活”;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提倡“绿色家园”;四是提倡适度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4 选择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二者的关系从“经济优先发
展、先污染后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污染零排放”，又发展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要求，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而基于生态优先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顺应知识经济潮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4.1 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西方的工业化是20世纪主导生产模式，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为能源。“石油经济”倾向于集中趋势、规模化生产，生态压力超过生态承载力，带来环境负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自主创新为主，日本采取了模仿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独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1）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我国香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ANIES~4）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ASEAN-3）外扩内联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煤炭经济”，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很大。因此，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中应采取有力的对策与措施：倡导节能型经济，加速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循环再生产模式与节耗经济应成为追求目标，把前向关联产业废物作为后向原料资源，使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我国大中城市需要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4.2 循环经济模式
生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它是仿照生态体系中的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的机制，将现行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化为“资源一产品一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使园区经济和环境同时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这首先需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上、在产业布局上，把相互之间有较强“食物
链”关系的各产业主体放在一个园区内，并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产业生态园区。这既可大大节省建设投资，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废物，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4.3 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主题，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具体设计需要遵循四化原则，即工业园区化、园区循环化、产业知识化、企业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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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在2008年合作创立了长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这一研究机构，力求构建国内一流的推进长三角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群一体化的高层次研究平台。联合长三角及相关方面的研究力量，发挥多方面的综合优势，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积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的科学发展。2008年12月在江苏苏州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城市发展论坛主题为长三角城市新发展：创新・和谐・共赢”，2010年1月在上海浦东举办了主题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的“第二届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论坛”。
今年十月，我们在这里举办“第三届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论坛暨第九届江苏城市发展论坛”，主题为“城市转型”和“城市统筹”这些学术研讨活动，都发挥着和将发挥着努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每年编好《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和《长三角洲城市年鉴》，用大量现实的教案理解分析，反应长三角城市发展的成果与经验。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领会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最发达重要地区的长三角，理应按照中央要求，在“抓好主题主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走在全国前列，理应下大力气“抓好城市转型和城乡统筹”这一历史性的战略决策。下面我谈点个人看法。
加快长三角城市转型极为迫切
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时期我国着力推动科学发展，有效应对各种挑战，谱写了现代化建设新篇章。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300美元，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发展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从国际方面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并没有渡过，世界经济仍在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同时我国经济已经很大程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世界经济复苏疲软给我国经济带来许多挑战。
从国内来看，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也出现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内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的问题更为突出，资源环境生态环境硬约束增强，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区域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紧迫，非常艰巨。在此背景下，城市转型也就显得尤为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体系逐步优化，城市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存在着城市发展模式还比较粗放、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剧、城市发展质量还不高、城市二元结构制约严重、城市建设与管理机制不相适应等问题，这些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出长三角城市发展的导向、发展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开始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型迫在眉睫。
努力把握城市转型深刻内涵
必须充分认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城市转型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刻内涵。城市转型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形态高端化，有利于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有利于强化城市综合功能。城市转型发展，就是要从认识和实践上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这些变化，可以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城市发展理念由以城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同时关注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品质提升转型；第二，城市产业结构由靠低成本、低档次、低价格优势转向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不断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步建立新型、多元、高级、稳固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三，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节约、绿色、可持续发展型发展模式，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城市；第四，城市发展动力由资源依赖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由外需依赖型向内需驱动型发展转变；第五，城市体制机制向更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新要求的体制机制转变，包括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体系、城乡一体的推进机制和内外开放的发展环境等。
积极寻求城市转型的有效途径
城市转型以推进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为主要途径，实现城市经济形态高端化、城市布局合理化、城市管理高效化、城市品质高端化为目标。
当前，我们要积极寻求城市转型的有效途径：一要抓好生产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不断优化创新，这是关系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生死攸关的关键。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关注不同区域和不同优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方向、重点发展的产业等。长三角的城市化根据国家颁布的《长三角发展指导意见》，根据不同城市的特色和优势，培育本市优质支柱产业。现有的传统产业是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制造的中国创造。新型产业是加大研发力量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这条途径谁走得快，走得好，谁就能生存发展。二要加速城市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矛盾较多，必须抓好一次配合、二次分配的调整，缩小差距。加大民生建设从矛盾多发的不稳定社会向群体和谐的稳定社会转变。三要推动城市文化发展，为长三角文化注入更高价值含量，为长三角城市彰显优秀的城市精神。四要以科学创新引领创建智慧城市。一方面加强薄弱空白的科研、教育力量；另一方面要整合科技队伍，完善机制和体制，建立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创新队伍，全面提高创新性水平。五要建设生态化宜居性城市，坚决淘汰城市落后产能，全面推进城市绿化，加大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加大防止城市病。六是转变城市政府职能，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政府治理机构；通过城市转型再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果，实现城市科学化转型。这是当前城市转型的主要途径。在加快城市转型的同时，必须强化城乡统筹，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职住空间关系；比较述评；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必要从学科背景的视角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观点和争议进行梳理、比较、总结和展望。职住关系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企业与居民两类群体以及生产与生活两大城市活动等多要素、多主体综合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内涵极为丰富。职住关系也成为多个学科洞悉城市空间肌理、探索城市成长机制、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着眼点和重要议题。但对于职住错配的存在性、职住平衡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学者们却存在较大争议，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W科在属性特征和关注问题视角上的差异。综合性和交叉性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属性，学科交叉和理论方法的融合借鉴是地理学研究的趋势。然而，探寻这些争议产生的根源仍有利于人文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学者准确定位并寻到新的拓展空间。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探索中国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方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下，中国城市空间迅猛增长并快速扩张，其内部空间结构也经历了剧烈的演变和重构，制度改革、历史遗留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扰动使得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西方学者构建的框架体系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仍存在一定不足。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与方法对职住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在借鉴过程中缺乏对于相关问题的学科属性视角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学科背景差异这一全新视角追寻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最初目的和着眼点，探寻相关争议产生的根源。在厘清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既有研究总结、比较和述评，展望可能的具有较大拓展空间的中国职住关系研究的科学问题。
1基本概念
职住空间平衡（Jobs housing spatial balance）：是指在一个城市或给定的地域空间内，劳动者数量大致等于就业岗位数量，大部分居民可以实现就近工作，通勤方式以非机动车为主，即使采用机动车方式，通勤距离和时间在合理范围以内，反之则是职住空间失衡。“职住空间平衡”也简称为“职住平衡”。职住平衡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建筑师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就业与居住相互临近、平衡布局的思想，《雅典》认为要合理安排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关系，经沙里宁、芒福德等学者的发展，职住平衡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划师们将美国城市中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归咎于过度的郊区化，试图通过职住平衡来缓解，城市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
职住空间错配（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源自于Kain的“空间不匹配”假说，他指出，在美国的城市中，由于黑人的居住隔离和就业岗位郊区化，导致内城少数族裔失业率高、收入较低和通勤距离增加。后来，研究对象逐步扩展到低收入群体、新移民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国内，“职住空间错配”也称为“职住空间失配”，与其对应的是“职住空间匹配”，是指在指定的区域或空间范围内，就业需求与就业供给能够基本相互满足，同时涉及就业人口的数量、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类型等影响居民居住与就业区位选择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与“职住平衡”相比，这里突出强调了就业人口的社会属性特征。
居住就业空间关系（Jobs 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也称为“职住空间关系”或简称为“职住关系”，是指城市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位置关系。职住关系包含了居住、就业和通勤三大主体内容，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既有研究看，居住就业空间关系是个相对较为宽泛的概念，涉及了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平衡、职住区位选择、过剩通勤以及就业可达性等职住分离测度的研究。就业可达性指标最初用来测度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错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表征职住关系，测度就业可达性的结果模型、潜力模型和EINO模型也被相继提出。另外，在国内研究中还使用了“职住空间组织”的概念，虽未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旨在表达居住与就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及职住分离的空间格局。
职住空间平衡、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关系及相关问题构成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内容体系，它们也是职住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通过梳理文献尤其是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它们在使用时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交通拥堵、通勤距离增加等职住关系问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一些研究发现城市规划中注重职住平衡可以缓解职住分离，但也有研究认为职住平衡会降低城市经济效益，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体根据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区位不断调整以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我们认为，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学科关注问题视角的差异。
2不同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
2.1社会学与社会管理视角的研究
社会学以人和人类为基本研究对象，侧重于关注社会的公平和人性的平等。职住空间错配是社会学关注职住关系的主要视角，其最初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问题研究给政府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议以缓解群体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职住空间错配'研究源于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既有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争议。首先，出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弱势群体就业问题是由城市内部产业转移、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等多重原因造成的，其形成机制也是非常复杂的，但种族歧视、受教育差异、收入差异以及福利制度等社会层面的因素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视角。其次，之所以称为“职住空间错配”假说，因为学者们在控制不同要素、在不同地区或对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该理论的存在。如对旧金山和纽约的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承受了更长的平均通勤时间。最后，学者们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选取、样本的复杂性以及指标计算误差造成的。研究样本通常选择就业者，当包含失业人员在内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研究结论；通勤时间及距离受到通勤模式和个体家庭事务通勤的影响，难以将这些因素剥离出来；选取尺度的大小对以就业可达性为指标的研究也会有较大影响。这些都是当前研究难以克服的误差，当拥有海量样本数据作为支撑时这些问题可能得以解决。
中国大城市弱势群体的职住空间错配的发生背景和形成机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周江评将“空间错配”假说推介到国内，并指出，在“退二进三”的产业空间转移以及大量的人口迁移发生的背景下，中国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弱势群体的就业与居住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成因、空间分布和不同群体等三个方面开展。在成因上，制度性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随着以“单位”为居住就业基本组织单元的逐步解体，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出现了职住空间错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在低收入群体中不断加剧，中国大城市与国外城市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限制和制约，虽然保障性住房缓解了部分群体的居住问题，但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不均衡造成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并以此加剧了职住空间错位。
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主要开展了对北京、广州、南京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研究，中等城市涉及不足；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教育、家庭信息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群体类型选取上也较为随意，尚未开展对一类群体的多区域比较和一个城市的多群体类型对比的研究；基于文化、政策和收入视角的弱势群体感知研究也较为薄弱。
2.2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城市经济学对于职住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模型大多源自于经济学，目的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和效用，强调为城市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并预测城市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受研究传统的影响，城市经济学视角是西方国家职住关系研究的主流。
2.2.1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与职住空间关系
城市经济学认为，职住关系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研究出发点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和模型。20世纪60年代A10nso的单中心城市模型是城市经济学视角研究的基础理论。居民通过权衡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选择居住区位，在假设就业机会和地租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减的前提下，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竞租函数和建筑密度具有空间负梯度，而人均住房消费量具有正梯度。单中心城市模型解释了当企业选址外生给定的情形下居民的居住和就业行为。实际上，企业在城市内部选址时除了考虑土地成本外，还会考虑到交通成本、劳动力可得性、市场接近性以及集聚效应等因素，当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而出现集聚不经济时企业则逐步向城市地区寻找空间，在企业重新选址的带动下居民居住也将重新进行区位选择，从而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
2.2.2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
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主要分为居住区位与就业区位间的关系、影响因素和方法等三个方面。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问的关系上，在不控制任何要素的前提下，居住和就业的区位选择会相互影响，通勤成本与居住成本的衡量决定了职住区位，学者们倾向于对其进行联合区位选址研究。在影响因素上，就业区位变换对居住就业区位的重新选择起主导作用，但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交通设施决定的通勤成本对区位决策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国内学者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余建辉等研究l现，北京市居民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存在正向联系的协同决策过程，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决策过程的异质性。研究方法上，早期研究使用了基于市场均衡的重力与熵模型、帕累托最优区位模型以及基于行为研究的压力和惰性概率模型，也有学者开展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迁移研究。控制某些变量的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模拟研究是城市职住关系模拟以及更进一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实践和应用研究仍比较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2.2.3职住关系的形成机理及主要观点
城市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认为大城市特别是多中心城市的职住关系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居民与企业互相影响和相互选址的过程，是在集聚经济和通勤成本间权衡的结果，在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平衡难以实现。第一，职住分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的就业密度梯度大于人口密度梯度是共性，伴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二者的密度梯度差异不断加大，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分离也随之加剧，行政规划对于职住平衡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第二，职住关系的决定因素是集聚经济与通勤成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作为干扰性要素影响居住区位的选择并强化职住分离。企业在集聚经济效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间权衡之后进行区位选择，居民则在工资收入、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问权衡之后选择居住空间，两者区位选择的结果即是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第三，对于职住平衡，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难以实现。职住接近或土地的混合利用可能导致集聚经济的丧失，土地的混合利用伴随着就业密度的下降从而产生大量混乱而随机的交通流从而降低交通可达性，在个性偏好以及家庭可能拥有多个就业人口的现实情况下，职住匹配在劳动市场上也难以实现。第四，对于职住分离造成的弱势群体就业、居住以及城市交通等衍生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通过特别关注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不断缓解。政府应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完善配给制度，优化交通设施布局，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合理、平衡配置，降低对市场力量决定下的职住空间格局的负面干扰。综上，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观点是“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理论的理想状态，不能将其凌驾于市场作用之上，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的力量下形成合理的职住空间格局。同时，政府应该在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推动形成合理的职住关系。
处在制度转型和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要素供给市场自身调解的不足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空间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大多仅将居住就业区位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纳入模型中进行推理研究，未能将文化、教育、卫生、购物、游憩环境以及交通的可达性等要素的影响考虑其中，这些因素往往对居住就业区位尤其是居住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孙斌栋等研究认为相比较就业地而言，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十字路口比重等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职住分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包含居住地、工作地以及活动空间的建成环境对北京郊区居民汽车出行具有显著影响。郑思齐等提出构建符合中国城市实际的土地利用、交通和环境空间一体化的均衡模型并对城市空间增长进行模拟和预测，但这需要涉及土地、企业、就业、人口、房价、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多要素、多尺度的历史和实时数据作为支撑，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各要素问的复杂关系并剖析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3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
城市规划学强调城市的空间布局，综合安排城市的各项工程设施，注重为城市寻找合理的功能分区和景观布局，工程性的特征较为明显，侧重于职住平衡和城市交通研究。城市通勤虽然多使用城市经济学的数理模型，但常用来衡量职住平衡及其与城市交通的关系。
2.3.1职住平衡研究
既有研究首先在职住平衡的测度上展开讨论。一方面，在测度方法上，假设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就业人口时，在给定的区域内就业岗位与家庭数量之比处于0.8-1.2时认为职住是平衡的；如果有双职工家庭时，一般采用独立指数来修正。鉴于居住和就业人口属性较为复杂，一般从数量平衡、质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等三个方面开展。数量平衡称为平衡度的测量，是指本区域内居住者数量与就业者数量之比；质量平衡称为自足性的测量，是指在本区域内居住又在本区域内工作的居民数量占本区域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基于前两个指标可以得出反映城市通勤流向的结构平衡。另一方面，空间尺度对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具有很大影响。尺度越大，平衡度和自足性越高，反之则越小。一般将县或城市作为宏观尺度，社区、邻里或普查小区为微观尺度，而距离居住地或就业中心合理的通勤半径构成的区域作为中观尺度，但对于工作地与居住地间的合理通勤距离却存在较大争议，且至今没有达成统一。
在职住平衡政策的有效性上学者们也存在较大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对职住平衡理念的支持学派，建议通过规划政策的实施改变现状。Cervero研究发现郊区就业中心的职住不平衡与周围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住平衡地区职工的通勤距离比不平衡地区短。另一学派则是怀疑学派，认为职住失衡是导致交通拥堵的可能的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通过市场竞争可以实现空间均衡，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Gordon等研究发现，在美国，相比较非工作通勤，工作通勤的比例较小，以此推测职住失衡不是构成交通状况恶化的主因，Giuliano等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人口的增长、小汽车的使用、高速公路的建设不足对交通状况恶化有显著影响，与职住分布关系不大。因此，他们认为，交通设施的完善比职住平衡政策更为直接有效。何舟等通过对上海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单中心与多中心结构以及职住平衡状况均对城市的通勤时间造成影响，职住平衡与通勤时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即城市通勤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和研究尺度是极其敏感的，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通勤时间对职住平衡的有效性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虽然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学家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大量研究认为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的重要因素，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做适当考虑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混合使用能够使居民在居住区附近就业，降低职住分离发生的概率，孟繁瑜等对北京的调查研究认为，在城市规划和房地产选址的评估时考虑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就业的潜在住房消费者的空间位置可以有效缓解城市职住分离状况。其次，职住平衡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随着居住就I的空间外拓以及城市多核心结构的逐步形成，广州市职住空间的均衡性不断增强，宏观空间组织模式也发生转化，居民出行空间趋向均衡。中国西部大城市如西安和成都未出现严重的通勤效率低下问题与职住平衡和城市功能分区比较合理有密切联系。最后，规划视角的土地混合利用与经济学视角的集聚经济并不矛盾。党云晓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人口和产业走向空间集聚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容易造成职住失衡，如果能够将宏观规划层面的职住平衡与微观层面的土地混合利用相互衔接，则会实现集聚经济和职住平衡的协调发展。
2.3.2城市通勤的测度与优化研究
一般采用通勤距离或通勤时间作为职住平衡有效性和城市通勤效率的衡量指标。城市通勤测度方法经历了由单一指标向多指标再向模型构建的发展历程。以Hamilton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使用过剩通勤指标，过剩通勤是指研究区域观测到的平均通勤距离和理论上的最小平均通勤之差，Giuliano等则使用理论最小通勤测度城市的职住平衡状况，理论最小（最大）通勤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居民都选择最近（最远）的地点就业从而形成最优（最差）的通勤状况，Charron认为由于最大通勤和最小通勤是城市通勤的两个极值，不能代表实际通勤行为，提出使用平均随机通勤即研究区内居住地与就业地的任意组合的通勤平均值表征城市的通勤效率。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如刘定惠等对国外过剩通勤的研究方法做了总结性推介。之后涉及通勤方式、通勤效率、通勤模式与职住关系的综合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扩展最小通勤模型、新指数模型以及城市三角模型被用来研究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鉴于职住平衡与城市通勤间的复杂关系，当前，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的模拟和优化模型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杨超等提出了基于理论最小通勤的最优增长分布模型，寻求最优新增岗位与住房的数量以及新增劳动人口与岗位的最优分布。刘阳等构建了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以小波神经网络为求解算法试图对城市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当前，这些模型仅仅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与城市职住关系结合的城市通勤演化模拟与预测仍需要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
2.4人文地理与城市地理视角的研究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城市地理学研究不同地理h境下城市的形成、发展、组合分布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因此，城市地理学侧重职住关系的测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2.4.1职住分离对居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的影响
一般来说，职住分离将增加居民的通勤距离，当通勤时间达到上限时，居民就要改变通勤模式以满足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在城市交通网络和交通可达性的限制下，形成了城市特有的通勤空间结构。Levinson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平衡和相应的土地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以及居住环境设计对城市交通和空间组织具有显著影响。学者们对北京市的通勤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随着职住分离不断恶化，北京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不断增加，总体上的通勤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造成通勤格局的分化，处于的城市近远郊地区满意度和通勤状况均较差；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的出行和城市交通有重要影响。虽然当前研究多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但缺少对不同类型居民通勤意愿的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对理解城市通勤的特征和形成机理有重要意义。
2.4.2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从既有文献看，城市地理学视角的职住分离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大多是基于城市制度变迁和城市结构的快速演变，研究结论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强调转型期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遗留和路径依赖影响。既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原有“单位”体制下形成的职住空间结构逐步解体，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造成居民迁居行为促进城市中出现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并由此造成较为普遍的职住分离现象。第二，强调城市空间结构快速演变的作用和影响。北京都市区的职住分离是由产业郊区化落后于住宅郊区化造成的，在居住与就业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明显的就业和居住功能区，职住分离现象极为突出。第三，强调居住行为和行业就业分别对职住分离的影响。孟斌等研究发现居住行为如居住地区、居住条件、住房产权性质和迁居行为等因素与职住分离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状况对职住分离程度也有显著影响。随着产业升级及产业的空间再分布，不同产业的就业状况在空间上出现显著变化，不同行业的就业人口职住分离现象存在明显差异。第四，强调制度变迁、城市结构演变以及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的混合作用，即在历史因素、政府因素、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大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和职住分离的现象。从既有研究看，对于中国大城市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是职住分离形成的大背景，但对于政策的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的研究还极为薄弱。随着人文地理学更加强调微观个体的研究以及文化和制度转向，基于个性偏好的不同类型居民及社区职住分离的形成机制差异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2.5比较述评与总结
职住关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研究体系，各学科依据自身学科属性从不同视角研究职住关系，得出了具有一定差异的研究结论（表1）。社会学主要关注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虽然对“空间错配”假说仍有较大争议，但总体上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关系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从经济效用最大化出发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推导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认为职住平衡仅是理想化模型，职住分离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市场机制能不断调节企业与居民区位选择从而达到空间平衡。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认为城市设计应充分考虑职住平衡，使用城市通勤测度职住关系的合理性并试图通过交通优化缓解城市拥堵及职住分离问题。城市地理学视角侧重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的演化、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采取由制度、规划出发的自上而下以及从企业、居民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宏观微观混合交叉研究，从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职住分离对居民生活活动的影响两个角度探索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路径。
3启示与展望
3.1启示
我们根据相关主题内容国内外主流研究的学科倾向，将职住关系分别划归为前文的四个不同的学科，试图从学科差异的视角解释职住关系研究上形成的主要结论和争议。事实上，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对研究方法和技术模型相互借鉴并改进创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有：一是均将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作为判断职住关系是否合理的手段，认为优化交通可以改善职住关系，但对其合理的范围却存在较大争议；二是空间尺度单元是职住关系测度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同尺度单元下的职住错配、职住平衡及通勤可达性的可比性不强；三是都强调定量化研究，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职住平衡测度、就业可达性评价、交通优化以及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均是通过数理模型进行计算推理；四是均认为职住错配及职住失衡是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体制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交通供给、技术进步及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准确评价并优化城市职住空间结构。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将是职住关系研究的趋势。
3.2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展望
3.2.1基于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研究
大数据为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城市通勤与城市交通等城市空间结构与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平台，相比传统数据和研究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研究尺度上，传统的统计数据往往局限于行政单元，大数据可以以任意大小的地块为研究对象，灵活的尺度转换为职住均衡的模拟提供了可能；研究方法上，传统的问卷调查的优点是能够体现调查对象的主体性，但大量调查样本的获取会耗时耗力，而大数据提高了职住关系信息的准确性。在时效性上，大数据能够获得城市居民职住时空间行为的精准信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实时传送和可视化处理，也可以实现交互优化和效应评估。当前，国内外学者基于移动终端、网络平台、公交IC卡、视频检测等数据已经开展了职住关系的研究，龙瀛等提出了以GIS为平台，集成元胞自动机、基于主体建模以及微观模拟等方法与模型，依靠大数据的精确性，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模拟，从而为土地开发、企业分布、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设施选址、政策评估等提供综合分析和决策依据。
3.2.2职住关系的演化与模拟
S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致力于构建模型，将城市要素输入集成软件，模拟城市空间发展过程并预测不同政策下城市空间的未来发展状态。继Lowry提出了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模型，即Lowry模型之后，欧美许多国家在该模型理论框架上开发了适合自身的集成软件，如英国交通部门开发的LASER模型，不仅可以模拟输出多年份人口与工作岗位的空间分布以及交通状况，还可以通过不同空间发展政策下地区人口、交通、产业的分布及可持续性的变化为决策的制订提供依据。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城市空间增长的模拟研究，如：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居住就业区位选择模拟和基于Lowry模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模拟。牛方曲等在LUTI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包含经济社会活动变迁模型、房产数量变化预测模型、交通模型、经济社会活动区位模型等子模型组成的UASEM模型，为集成多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国城市空间演化的模拟和预测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和设想，在城市居民出行分布模拟方面做了初步尝试。总体上，当前现有模型无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的模拟和预测，国内对于职住空间的优化与模拟研究还极为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烟台市旅游业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山海仙境・葡萄酒城”的旅游城市形象品牌深入人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和全国旅游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烟台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381.1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28.46亿元，同比增长17.31%和22.6%。其中入境旅客35.21万人次，创汇2.67亿美元，同比增长14.55%和16.39%。在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组织的2009年度全国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中，烟台名列第23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旅游城市和国内外著名休闲旅游目的地。
崭新的产业促进思路，自主创新的业态和推陈出新的发展举措是烟台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三个原因。“六个结合”、“四化”和“大三环”等创新战略令人耳目一新，并且效果显著。烟台以全新的资源观审视、挖掘社会旅游资源，重视业态创新，大力发展产业旅游的发展经验，值得各地城市借鉴，同时也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
当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甲型H1N1流感又突然来袭，需要密切关注和跟踪研究对全球旅游业和全国旅游业的影响。尽管当前遭受了冲击，但旅游业总体发展趋势不可能改变或逆转，旅游产业将进入十年的发展“黄金期”。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万良适：
26个“2009年度全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10个城市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在百忙之中出席了本次会议，体现了城市政府对“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这一全新城市形象的认可。
“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品牌，“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是中国旅游城市的杰出代表。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显现，甲型H1N1流感来袭的特殊时期，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深入探讨建立紧密型的全国范围城际合作，交流、共享城市旅游促进经验，研究思考在异常外部环境下旅游业发展措施和理念，部署百强城市合作组织全年工作。
烟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郝德军：
烟台山海相连、海城相依，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城，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烟台国民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又好又快的良好发展势头，旅游业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前，旅游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互促共赢成为必然趋势。这次旅游峰会的召开，为城市间旅游业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提供了难得机会。烟台将以此为新起点，加强与兄弟城市的战略合作，促进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打造整体品牌，形成区域旅游发展的整体合力，不断提升旅游业科学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世界旅游组织亚太区主任徐京：
城市旅游竞争力是旅游与竞争力的结合。旅游业的发展是以“量”的角度向“质”的角度的转变。
中国旅游业的强项：第一，酒店的硬件设施；第二，中国旅游服务效率高；第三，大规模景区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第四，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游客咨询中心的服务水平远远超过了很多国家，这与各级政府对旅游的重视度是密不可分的；第五，我国航空可进入度，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旅游业的弱项：第一，由于中国旅游产品属于大众低端型产品，中国旅游业消费水平较低；第二，软水平较低，城市设施产品发展不平衡，造成资源浪费；第三，不具备接待高端客户的旅游产品；第四，中国旅游产品应该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加速观光到休闲度假的切实转变，要在利用现有的优势和资源基础上，抓住时机，实现升级。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分行业竞争力报告，WEF开发的全球旅游竞争力发展报告中旅游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包括三大因素，分别是条法因素、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因素、人文和自然因素。三大因素分为14个具体指标。PPTI排名中，中国排世界第47位，中国排位亚洲第10位。从该竞争力排位中看出中国的价格竞争力因素较弱，中国旅游景点的门票最贵。该报告的意义是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以泰国为例，对泰国旅游业进行SWOT分析：
v 优势（STRENGTH）：航空交通进入度、政府重视度、价格竞争度；
v 弱势（WEAKNESS）：开业投资耗时长、IT技术技术差；
v 机遇（OPPORTUNITY）：高端市场机遇；
v 威胁（THREATEN）：安全因素。
2008年国际接待人数9.2亿，增幅仅为1.8%；而亚太地区仅为1.6%，低于世界水平。世界旅游组织经济学家预测2009年的增幅在-2～0 %之间。
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与财务司规划发展处处长窦群：
目前国家旅游局正在做两件事情，中国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和中国国家旅游线路推选。其中，中国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大连、成都、杭州；中国优秀旅游城市――300多个（1994年开始）；中国旅游强县――17个（省级）；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质量等级景区（2006年66个五A景区，目前67个精品景区）；中国特色旅游城镇；百千工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生态旅游区的标准即将颁布。但是目前只有国家质量等级景区的评价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2009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推出若干条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旅游线路”，推出这些线路的主要目的是：一是中国国家旅游总体形象的支撑；二是引导市场，创造亮点；三是推荐产品建设。中国国家旅游线路推选有如下几个原则：体现旅游线路市场操作价值、突出典型代表性、社会认知度游客认知度高、跨区域。目前包括丝绸之路、香格里拉、长江三峡、青藏旅游线、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东北旅游线、黄河文明旅游线、长江中下游、京西沪桂广、沿海旅游线等12条旅游线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明德：
城市旅游竞争力，是全社会的竞争力，是区域的竞争力，是城市的竞争力。我们要从如下七个方面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
一是提升环境持续力。二是提升产品新引力。三是创意的智慧力。文化创意，要把原有资源注入文化，用文化提升和表现资源价值。五大类产品是文化创意焦点：生态产品；历史文化产品；名人产品；用文化推动市场的影视产品；如何使文化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种专题性文化（孔子路线）。四是市场的营销力。五是社会的和谐力。六是产业的凝聚力。七是制度的执行力。
虽然目前形势不容乐观，但是我们会在自己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之下创造奇迹，我们肯定会度过困难，迎来更加光明的明天。
焦作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建军：
所谓“焦作现象”是焦作从一个典型的傻大黑粗的煤炭城市一跃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焦作成为中国旅游的一匹黑马：从资源型城市到风景型城市，从资源采掘为特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到旅游服务业为龙头的“轻型”产业形态，焦作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焦作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城市，发展旅游业还不到十年的时间，2008年旅游已占到GDP总量的11.28%，仅门票收入就有5亿元之多。旅游为焦作从黑色印象到绿色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旅游业将成为重要骨干产业。
淄博市副市长林建宁：
淄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风光秀丽，“地缘”优势明显，“人缘”优势丰厚，“资源”优势独特，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近年来，淄博市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省旅游局的要求，按照“推出一个人物、突出两个重点、抓住三个关键、做好七个亮点”的工作思路，科学规划旅游产业布局，推动旅游产业转型省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全市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
一个人物：姜太公。两个重点：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营销。三个关键：抓好规划、加大投入、争创品牌。七个亮点：展示齐故城文化、展示齐商文化、展示齐长城军事文化、展示齐聊斋民俗文化、展示齐牛郎织女爱情文化、展示齐生态文化以及展示齐陶琉工业文化。
论文关键词：城市经济 城市经济集聚 城市经济扩散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经济已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城市经济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在向前推进，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城市与城市经济
1.城市的缘起。城市是人口、资金、产业等的聚集区。一般认为，城市的缘起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农业生产剩余，即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自己和城市居民；城市生产的发展，城市居民必须生产相应的劳务或产品以和城市之外的居民换取所需生活资料；运输体系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以外区域的产品交换必须依赖有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经济发展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分野就此开始。纵观城市发展的历程，运输体系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现代技术体系及运输体系使城市密度增加，城市规模急剧扩大。
2.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考察稀缺资源配置状况的学科。城市经济学属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犯罪和公共政策、住宅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支出与税收（阿瑟·奥莎利文，2007），而我国学者的归纳略显不同，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间结构、城市住宅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环境与污染、城市政府（周伟林等，2004）。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城市经济已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二、城市经济理论
1.区位理论。中心地带理论认为城市体系包括N类不同的产出品、N类不同的市场区域和N种不同的城市中心，级别高的产品在对应的级别高的市场区域被出售，每一城市体系都有以一个主要城市为中心的中型城市或小型城市群（克里斯泰勒，1933）；最小费用工业区位理论认为，经营者一般在所有费用支出总额最小的空间进行布局，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子分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导致集聚的为集聚因子，导致扩散的则为扩散因子（韦伯，1909）；市场空间竞争理论认为，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想尽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的市场空间的位置和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企业的区位决策行为的影响（霍特林，1929），而生产者占有的市场空间大小将对其获得的利润产生影响（帕兰德，1935）；利润最大化区位是收入和费用之差最大点，区位均衡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即对个别经济而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整体经济而言，是独立经济单位数最大化；前者是内部努力经营的结果，后者是外部竞争的结果（勒斯，1995）。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为，产业区位布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信息的增加，产业布局逐渐接近最佳区位（普赖德，1967）。出于对市场空间、经营利润、产业竞争以及经营成本的考虑，各种产业都有向城市集中布局的趋势。
2.聚集经济理论。早在1926年，黑格就充分讨论了集聚经济对城市形成的影响，在黑格的启发下，许多经济学家对城市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集聚经济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指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胡佛，1990），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波特，1998）。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在内部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综合作用下，企业趋向于将全部生产活动集中在接近大城市的地方，企业的区位选择又会影响市场的分布，并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中（藤田昌久等，1999；克鲁格曼，2000；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有学者对城市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纳为投入共享、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本地市场效应、消费、寻租等（罗森塔尔等，2003）。城市因经济要素集聚而产生、壮大，城市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提升了其市场潜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阶段论认为，任何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存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胡佛和费希尔，1949），而与此相对应的划分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1991）。我国学者的概括是待开发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陈栋生，1993），阶段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城市经济崛起与繁荣。
3.增长极理论。增长理论中的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为了使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转向更好的均衡，可以在经济中的许多部门同时进行协作性投资（罗森斯坦—罗丹，1943），但这对资本极度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有意识地培育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推动效应和产业之间的连锁效应带动全局的发展，但需要以创新为前提（佩鲁，1988）。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社会经济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产出增长，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但首先需要产生一个初始变化，如城市经济发展，而后产生次级强化，最后产生上升或下降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初始变化，呈现出一种循环累积的演化过程（缪尔达尔，1991）。
这些理论为我们了解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市场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城市病日益显现，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理论不足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健康城市理念、紧凑城市理论、精明增长理论、理性增长理论相继出现，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各种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清洁、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城市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研究逐渐展开，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城市问题的需要（陈柳钦，2008）。随着农村改革的启动，农村经济活力逐渐得到释放，改革重心随之转移到城市来，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革等问题，对城市的研究日渐加深，主要体现出版的学术专著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研究手段更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增强。
四、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
关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一直存在两种路径的争论，即以政府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和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主导，这与所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争论是一致的。
1.行政化集聚与扩散。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层级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是逐级授予的，权力大小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行政权力的大小将涉及制度垄断程度和所覆盖的范围，城市作为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造成城市建设资源沿行政层级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弗农·亨德森等，2007）。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前以典型的计划经济形式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设资金的不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抽取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资源，并且附以户籍等计划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体意志对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三线建设”时期产业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规律截然相反，这一仅有的扩散效应带有非常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首先启动，城市改革继之，实行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但前期侧重计划手段，采用价格“双轨制”对经济增量部分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双轨制逐渐过渡到单轨制，继续先前的剪刀差和农村税费等形式推动农村资源向城市的集聚，这一过程持续到上世纪末期。21世纪始，城市经济的集聚与扩散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单轨制，城市从农村抽离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于产权的未定，政府通过垄断的资源抽取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对农村资源有选择性的抽取，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独占权使得城市“土地财政”现象非常明显，城市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经营城市现象，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行政干预的导向逐步从限制转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显著绩效，但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较高的社会总成本（徐琴，2004）。同时，21世纪开始实行的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政策与上述抽离现象同时并存，两种相对的力量博弈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资源等关键领域没有重大突破，城市经济行政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强化。
2.市场化集聚与扩散。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为先导的改革激活了市场力量，城市经济向乡村扩散，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荣就是明证，随着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市场力量逐渐强大，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区位条件占优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强力规划引导只是顺乎时势之举，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规划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强，这种人为推动使城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引领作用，城市化推进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样需要以城市为载体（张魁伟，2004）。为推动城市经济平稳发展，必须革除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只有加快市场化进程才能发挥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效应。
“地王复出”暗藏四重危机
一是强烈的地价连锁反应。“地王”价格攀高不仅会带动城市内其他区域的地价上涨,也会形成对其他城市的传导效应。一线城市的价格高企必然会带动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地价上涨,虽然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王即意味着地价上涨的信号。
二是引发房价再度暴涨。北京6月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为13302元/平方米,比1月上涨了2864元/平方米,涨幅为27%,地王无疑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三是资本过度向房地产聚集。目前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资金推动型特点。在国家信贷扩张期,获得大量贷款的国有企业密集进入土地市场,势必会分流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这对促进实体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非好事。
四是房地产脱离和背离民生。地王所形成的商品房价格是广大工薪阶层望尘莫及的。这使房地产越来越脱离或背离普通居民的购买力,背离或脱离居民的住房需求。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国土资源报社原社长刘允洲:
“饥饿供地”致地王频仍
在此轮土地行情井喷式翻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力促土地成交率的举措显而易见: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均抛出“压箱底”的城市核心区地块,以刺激疲软日久的土地交易。在刘允洲看来,这是地方政府控制地价的一种惯用手段。
“土地投入的时机、规模和结构,对地价是有影响的。”刘允洲表示,如果今后能让人大来监督地方政府均衡供地,不搞饥饿供地,严格限制“憋”地价和有地不供、有地慢供的故意行为,对地价的平稳可能会作用甚大,“地王”或许也将不复出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处处长文林峰:
地王包袱恐被再度甩给政府
文林峰认为,地王的再度泛起,最终结果很可能与2007年一样,就是企业通过各种关系(比如退地)最后把包袱再甩给地方政府。
文林峰认为,土地的功能应该是为城市公共建设筹集资金,“现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即便在土地交易严重低迷的情况下,也不愿意降低地价”,对土地的经济效益过于专注,这是导致地价畸高的根源。此外,反思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也非常必要。
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宏新:
根治地王要靠“”
王宏新认为:从目前来看,如果政策不变,未来这种急冷急热的状况可能成为一种常态。2007年房地产市场的急转直下,已经使我们感觉到土地泡沫的脆弱。
关键词: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土地利益;平衡
Abstract: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ests of downtown commercial plaza landscap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Related theories has been tested and data has been analyzed. Recommendation from this study is provide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laza landscape.
Keywords:Downtown Commercial District;Plaza Landscape;Land Interest;Balance
中图分类号:TU98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12-0053-02
衡量一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是否合理、是否“物尽其力、地尽其用”,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城市单位面积土地创造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1]。但是,作为四大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常常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较少关注的对象。在广大农村,土地由于直接的产出而获得农民的青睐;而在城市里,土地的产出则往往是间接、隐形的,因此容易被忽视。
城市中心商业区是一个城市极具活力的核心地域,这里集中了最富魅力的城市景观和最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作为城市最有价值、最具标志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是城市环境中最生动的浓缩的“小社会”。 随着消费的发展,对于功能单一的景观广场无法满足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复杂功能要求,而出现的诸如广场使用率不足、缺乏社会活力的等等现象,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1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价值思考
价值是利益的主要具体表现形式,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价值在于满足商业区购物人群的各种使用活动需要,它是人们社会活动的载体,也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场所”对于人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具体化的空间图式或者环境印象,而是要切实将交往活动引入,才能成为具有市民公共性的空间。集聚度越高的城市空间,人口数量增加、密度加大,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与人行空间设计的人性化程度就越高,但是城市中心商业区空间的地租效应必须使商业性和开放性很好的结合[2],过多的商业性则会降低城市空间的景观环境层次,而过多地强调开放性则会破坏空间的商业效益,从而削弱空间的商业吸引力。实现城市黄金地段空间效应的价值最大化,平衡空间的多重效应,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心商业区的商业发展。
2长沙・五一绿化广场
2.1五一绿化广场发展概述
五一广场区域自汉以后一直是长沙的商业文化中心,这在走马楼吴简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都有记载。解放后,五一广场不但成为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了交通中心。1995年,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五一广场商业特区”的概念,并对五一广场进行规划。1998年,五一广场商业特区的基本规划敲定,它将五一广场商业特区以黄兴路、五一路为界划成四大块,并分成若干小块,并将五一广场东北角3.5万m2的地方定为无建筑的五一绿化广场。
2.2五一绿化广场现状分析
五一绿化广场地处长沙市中心商业区,在场地设计中,广场绿化面积与休闲地的比例比较大,超出长沙其他任何商业区域。广场布局以绿化为主,同时考虑人的休闲和公共活动区,这些可供人活动的场地占60%。在处理用地上,为了解决机动车、非机动车与人流的分流,互不交叉,广场地势由北往南依次降低,广场南部以下沉式广场的形式出现,可与湖南平和堂商贸大厦等其他商场的附一层连通。
伴随五一路的拓宽、五一广场的修建、黄兴南路步行街与大型商业设施的启动,该区的商业业态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改造后的黄兴北路变成50m的城市交通主干道,原来的商业空间尺度荡然无存,商业气氛急剧降低,因此集聚人气的作用也远不如一路之隔的几大红火的百货卖场和黄兴南路步行街 。
笔者对五一绿化广场的现状情况进行采样 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场地观测为辅的方法。通过统计和分析被访者的问卷调查及实地观测,总体把握广场的使用情况。广场的人流高峰时期出现在6点～9点和18点～22点两个时间段。其中6点～9点使用人群以40～60岁晨练的中老年人为主;18点～22点时间段中广场有露天喷泉表演,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观赏的市民。其余时间段数量波动不大,也没有形成人群集中区域。
图3显示,五一绿化广场的使用人群虽然各个年龄层次都有,但是以15~25岁和41~60岁年龄阶段的市民为主,说明五一绿化广场对于中青年、中老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市民而言,吸引力就相对弱一些。
图4显示,五一绿化广场能够吸引大批的市民特地来此健身、会友,在使用人群中几乎80%的市民是以休闲为目的,主要原因是广场安静的环境和舒适的景观。另外只有大约8%的市民是因为附近购物的原因来广场,9%的市民是路过广场。
图2显示,市民停留广场的时间主要在半小时至1小时,有40%的市民停留广场半小时左右,有26%的市民停留广场1小时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对于五一绿化广场的认可程度。但是停留达1小时以上的市民只占13%,还有21%的市民只停留了几分钟,这也说明广场假设还有需要完善的方面。
3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经济价值分析
3.1理论基点
在城市经济学中,城市土地经济属于微观城市经济,土地的经济特性,是人们在使用土地时引起的经济关系。加拿大经济学家M・歌德伯戈和P・钦洛依在《城市土地经济学》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城市不动产的三条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区位,二是区位,第三还是区位(location,location,and location)”。城市土地的区位效益性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对于不同区位的土地有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投入,而高投入理应得到高回报。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一个中心,最高层次的土地利用(或职能)通常是源于使用的需要[4]。
3.2经济价值缺失分析
五一绿化广场价值连城,在商业中心辟出4hm2地作为城市“绿肺”,且不算拆迁补偿和造价,在当时光这“黄金码头”的地价就高达4亿元人民币,那里的每片绿叶都贵比一克黄金。五一绿化广场以绿化和休闲为主要功能,虽处繁华地段,却很少体会到其该有的“人气”、“活动”,除了能定点看到喷泉,不知还为商业区的购物提供了什么样的吸引力。现代购物行为已经与社会交往、休闲和娱乐活动密不可分,而对于其所处中心商业区的位置,以“休闲”为单一功能的广场不能带给前来购物、消费的人群足够的吸引力。从商业的角度考量,没有提供一个具有商业吸引力的广场,则其商业价值没有体现,导致了土地的经济价值部分流失。
3.3经济价值的平衡
城市广场价值的真正意义则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一个即使投资巨大的城市广场如果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那么这个广场的价值就只有表面性,而没有实用性。由于广场功能的单一性,人在广场中行走仅仅是休闲而已,若是加入一些能够吸引并增加人际互动机会的商业交易,使市民的交往活动与商业交易活动形成良性互动[5]。那就是这种有商业目的的行为可以在人们之间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交往活动(是指那些与交易目的不直接相关的、自发形成的、自我强化的活动),而且交往活动的存在还进一步促进了商业交易活动的开展。这样才能高效利用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又能有助于城市景观的形成。
4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社会价值分析
4.1理论基点
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关系的特征。城市广场设计需结合城市的生活,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将带来广场的多元性。“正是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构成了富于生气的城市生活,而单调枯燥的体验则使城市死气沉沉。即使建筑物的色彩再多,体型变化再丰富,也无济于事。”[6]这段话道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才是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主导功能是由城市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生活、文化和人们的行为规律,不符合公众活动需求的广场设计,将是缺乏生气和活力的。
4.2社会价值缺失分析
公共活动始终只能在人和人之间发生,空间的角色被定位为公共活动的干预者,而空间的社会价值是一种从预过的公共活动的状态和过程中读取信息。某些被定义为休憩或观赏性的广场,其布点或与公园绿地相同,它们的最大作用是提高城市绿化率的数值,而不是容纳自发性的市民活动并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含义的公共空间。这类广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可接近性,广场不再适合人的活动,社会活动也随之萎缩,没有正确对待城市广场的社会价值。
4.3社会价值的平衡
如何吸引商业区的消费者合理使用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外部空间,并参与其中的公共活动,以便形成生机蓬勃和舒适怡人的环境,充分体现出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应有的社会价值呢?单一活动模式的影响力和多种活动模式的相互支持是影响外部空间生气的另一重要因素。有的活动比如演出、推销、商业交易等活动,会起到带动作用,附带派生出其他活动。私密性较强或较简单的活动模式则缺乏这类影响力,如阅读、恋爱、散步和老人分散就座“看街”,就很难引发其他活动。在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的设计中,应该体现各种功能空间的相互交融,提供社会化的公共开放空间,不仅可以促进零售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对提高城市中心区的活力发挥出积极的作用[7]。
5结语
正如B. Jackson在《风景》(Landscape)一书中指出的:“城市只存在于搏动的街道、广场的生活美之中。”在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广场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景观效应,现实情况下的商业户外空间应该能够留住到访者,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连接件,连接到访者与商业场所之间的一个过渡,能让到访者转换成顾客,也能让被景观广场吸引的游客变成潜在顾客。它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聚会空间,通过相互作用和交流,为周围的城市公共空间增加活力。因此,它不仅有利于商业建筑本身,也有利于社会,这就是它的商业与社会价值的所在,也是存在与发展的意义。
现代购物观念和行为决定了公共空间的用途是多样的,只有综合利用,才能使广场利益最大化,充分发挥城市环境与空间资源价值,在推动城市文化与经济齐头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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