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1: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学哲学用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哲学原理 化学教学 学生
新课程改革中,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列为化学课程的三维目标,以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在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寻找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和方法认识世界,并结合化学提供的丰富素材,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化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是学习哲学的资源;反之,哲学又是学习化学的工具。若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能很好地挖掘出教材中的哲学素材,理解这些哲学原理,不仅有利于学生辩证地看待自然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化学知识和解决化学问题。
一、利用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肤浅到深刻的发展过程。比如,科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道尔顿首先提出了“原子实心球”模型;汤姆生发现电子,提出“枣糕模型”;卢瑟福发现原子核,提出“带核原子结构”模型;再到了近代,玻尔引入量子论,薛定鄂揭示了波粒二象性规律,科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接近客观事实。
在教学中,我们也应该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化学学习中的问题。比如,在初中的学习中,一般都认为,燃烧必须有氧气参加,而二氧化碳是不支持燃烧的。到了高中,学生知道到氢气可以在氯气中燃烧,镁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烧,从而掌握了广义燃烧的概念。显然,燃烧的概念被发展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概念和原理往往有它们自己的适用范围,而科学的发展、认识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应以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发展的眼光来学习化学。
二、利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
许多化学事实中同时存在多种矛盾。例如,某种溶液当中可能存在多种平衡,在判断溶液的酸碱性就要抓住主要的平衡。NaHCO3溶液中既存在着HCO3-的电离平衡、H2O的电离平衡还存在HCO3-的水解平衡,这里HCO3-的水解平衡是主要的,所以溶液呈碱性。而NaHSO3溶液中也存在着HSO3-的电离平衡、H2O的电离平衡和HSO3-的水解平衡,这里HSO3-的电离平衡是主要的,所以溶液呈酸性。
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运用这一观点掌握从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去认识、理解问题。如浓醋酸在稀释过程中,溶液导电能力先逐渐增强后又逐渐减弱,分析这一现象时,只要抓住溶液导电能力主要取决于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大小,影响醋酸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因素有电离程度的增大和溶液体积的增大这一对矛盾,开始稀释时,电离程度的增大是影响醋酸溶液导电能力的主要矛盾,而后来溶液体积的增大转变成影响醋酸溶液导电能力的主要矛盾。
三、利用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
如化学的氧化还原反应,氧化剂的得电子和还原剂的失电子、氧化剂的化合价降低和还原剂的化合价升高、氧化剂的被还原和还原剂的被氧化,这些过程,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没有还原剂的失电子就没有氧化剂的得电子,氧化剂是被还原剂还原,还原剂是被氧化剂氧化,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两个反应既是对立的,又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是相互依存、同时存在,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又如,离子键中的静电吸引和排斥;化学平衡中的正反应和逆反应,都属于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矛盾。
四、利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解决化学问题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在选择灭火方法时,应根据着火物体的性质。着火物质的性质不同,扑灭火灾的方法也就不同。一般的火灾可以用水或泡沫灭火器去扑灭;油、苯、酒精等易燃物质着了火,就必须用黄沙、泥土去扑灭;而金属钠、钾着火,水、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都不能用,否则不但不能灭火,还会“火上浇油”助长火势。又如,氯化钠溶于水形成溶液,溶于酒精就形成胶体。这些事实都告诉学生,学习化学不能死记硬背,一成不变,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问题的本质,利用化学原理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五、利用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
我们在讨论物质的溶解性时,一般根据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分为易溶、可溶、微溶、难溶,这个划分也只是相对的,世上并没有绝对不溶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有一个规律是叫“可溶的物质可以制取难溶的物质”,“较强酸制较弱酸”,如果我们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就是“溶解度较大的物质可以制取溶解度较小的物质”“酸性较强的物质可以制取酸性较弱的物质”。这就有助于学生理解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讲到侯德榜制碱法时的一个反应:NH4HCO3+NaCl=NaHCO3+NH4Cl,用常规的思路就不能理解为什么NaHCO3会以沉淀的形式析出,因为NaHCO3是易溶于水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两者相对的溶解度,就不难理解:NaHCO3的溶解度比NH4HCO3和NaCl都要小得多,在饱和的NaCl溶液中易达到过饱和而以沉淀的形式析出。又如,实验室中可以用酸性较强的醋酸来制取酸性较弱的碳酸(H2O+CO2),用碳酸(H2O+CO2)可以来制取更弱的HClO。
另外,在讨论化学键时有离子键和共价键之分,如果我们以相对的眼光来看,实质上两者也没有严格的界线。比如,我们可以把离子键看成是共价键的极性趋向于无穷大之后形成的。而事实上,往往许多化学键并不是纯粹的离子键或共价键,而是两者同时都有。我们说某个化学键是离子键还是共价键,主要是看哪种键为主。
六、利用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
在学习元素周期律时,讲到随着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从1个递增到7个再到8个,元素从金属变到非金属再到惰性气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例子。其他的例子也很多:硫酸的浓度从稀到浓,其表现出的性质就很不一样;氯化铝和氢氧化钠反应,随着氢氧化钠的量增加,产物会从氢氧化铝变成偏铝酸钠。
化学是学习哲学的资源,用化学学哲学,充分发掘化学知识中的哲学资源,促使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认识论。用哲学学化学,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知识,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四十天的学习，回首时，我们才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一直相伴的快乐和满足，才更真切地体会到一路走过的厚实与凝重。
我借此机会向老师们道声感谢，谢谢你们无私传授我们知识，谢谢你们悉心照顾我们生活。我也要感谢各位同学，感谢你们的热心照顾，作为一名外地来工作的干部，你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的朴实和热情，你们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谢谢你们。
四十天很快，四十天太短，四十天收获很多，受用一生。四十天时间，我始终抱着认真的态度，带着求知的心理，认真参加课堂学习，积极参与课外实践，下面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一、收获了知识
四十天的学习，我既用心参加了每次课堂学习，又时刻不忘自学。每一堂课都是老师精心安排的，学习内容丰富，授课形式多样。法律知识的学习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学法、知法、用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十七届四中全会理论专题的学习让我更加认识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养的重要；湘西土匪文化的开放式教学让我认识到加快地方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低碳经济的学习强化了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我感受到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的可贵和紧迫；长江大学学生见义勇为案例式教学让我认识到要时刻关注社会问题，更要加强对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的思考，等等。每堂课我都认真记笔记，同时把疑问记录下来，每次回乡时就会查阅资料或是向人请教，进行延伸学习。每天下午，基本是自学时间，这段时间，我读了《干部素养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原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通过四十天课堂内外的学习，我提升了政治理论水平，加强了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自身素养。
二、强化了实践
四十天时间，我们不仅有丰富的课堂学习，更有各类实践活动。工作快一年，虽然是乡里秘书，但是我珍惜每次下村的机会，下乡锻炼的机会并不少。然而，以前都是跟在领导和同事的后面，看他们怎么处理问题，解决难题，边看边学，而这次，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与老百姓打交道，感受截然不同。第一次安排社会调研，我就到了圆家坪村了解安江农校水稻制种基地的发展和建设情况，我和张正满书记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到了田间察看。后来，我又到其他村了解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向他们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的很多思想甚至比我们更靠前，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在完成调研论文的这一过程中，我多次下村了解情况，强化了自己的实践意识，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力，锻炼了自己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实践与理论结合的重要性。
三、沉淀了思想
说实在的，学习这段时间还是比在乡里工作时轻松很多，每天下午没有课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读书思考。四十天时间，我回顾了来快一年来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等等各个方面的点点滴滴，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定位。我始终相信无处不学习，无时不学习，坚持记录下自己的点滴经历。老师们的人生感悟更是给了我启示，特别是彭老师的几篇博文，让我感悟很深，对我影响很大。四十天的时间，我浮躁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和安顿，内心多了一份宁静，多了一些平和，多了一丝坦然，我沉淀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四十天过去了，我们将回到各自单位继续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想，我们会多一份理智，多一份成熟，多一份责任，更加努力学习，踏实干事，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期望。
【关键词】质量、进度、安全、成本
1、复杂性，这是我们对项目的认识基础。
了解和掌握了项目过程及各个阶段的特殊性，抓住主要与特殊环节，对于有效地加强对项目现场施工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2、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与动态管理的辩证关系
2.1项目动态管理的对象式施工项目
它的内在逻辑规律是项目的一次性（单件性）的特征，即每个分部分项乃至工序、施工工艺及方法、投入要素等均会有所不同，施工高峰也会错落起伏。因此，随着时间、空间变化的施工分布、分项工序，对生产要素的要求平衡式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因此，对于某一阶段式最优的要素组合，并不适用于其他的施工阶段，如基础阶段的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就不能适用于主体施工阶段的要求等等。故此，不断地调整生产要素配置与组合，对其实行具体的、动态的协调控制与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限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最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安排好项目在空间上的分布和项目对各生产要素的在时间上的衔接，同时规划施工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布局，从而始终保持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就成为动态管理的目的和前提。
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动态管理式相辅相成、辩证的统一。说到底，是由项目的一次性本质特征决定的。这就是说，项目的单件性特征决定了对项目管理必须实行单件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就体现了项目管理的动态性。对生产要素实行优化配置是动态管理的本质要求，即用优化配置来体现动态管理。
2.2 项目成果性目标与约束性目标的辩证关系
如前所述，项目目标是由成果性目标与约束性目标组成的。项目成果性目标即项目的最终目标，归根结蒂就是满足物的有用性――即使用功能的目的，这在前面项目目标的确定性里，已经说清楚了，也容易理解，这里毋庸赘述。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如同优化配置与动态管理一样，也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说相互依存，是相辅相成的二个方面；说对立统一，是指失去后者，为前者便不能实现。后者是前者的本质要求和外化表现形式。两者构成约束性目标的本质要素，为项目的最终目标服务。
2.3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管理主线
由以上二种辩证关系可知，要使项目最终目标得以实现，就要在现场施工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以及各个阶段上用“四项控制”来保障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这就是施工管理的主线。
这是因为，由于单位工程各阶段的分部分项工程随时空变化的不同，因而管理控制的重点和内容也会随之有所不同。这是项目的一次性的本质规律的具体表现。
所以，我们施工项目的管理者，尤其是项目经理、施工员等管理人员，必须运用辩证的观点，辩证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什么是具体？列宁说，具体之所以具体，表现为过程，表现为综合，表现为质的多样性。”（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第107页）我们要对施工的全过程、过程中的各阶段、阶段上的各分部分项的施工部位、施工顺序和施工方法，以及质量、安全、进度与生产要素耗费的工程成本、措施等特殊性的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采用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组织、协调、调度生产要素，在“四项控制”中体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以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
这就是项目管理主线和主要管理方法。
由此看来，项目管理的过程就是抓项目管理主线和根本矛盾的过程。抓住了这条主线，就抓住了根本矛盾，就会取得项目管理的主动权。否则，就会犹如螃蟹吃豆腐，吃的不多，抓的很乱。这是我们在进行项目管理时应特别注意的。
3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项目施工实践
马克思主意唯物辩证法是软科学的理论基础。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现场施工项目是一个“各种实物的总和”，即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共性不等于某一具体的事物，正象水果不等于樱桃、梨、苹果，哺乳动物不等于猫、狗、羊等等一样。工程项目亦然。工程项目是由若干分部分项组成的建筑整体，分部分项各自之间彼此不能代替任何一个分部分项工程也不等于单位工程；项目的任何一个特征都不等于其全部特征；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管理实施规划）之所以是复杂与多方面的，正是因为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不能代替它的其他方面甚至全部内容。所谓“运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运动这一范畴，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97页）。
物质与运动的辩证关系是，物质是运动的担当者，是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实在基础；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一切物质形态的存在形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都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设想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原和统一基础。由此看来，工程项目的生产要素的事物的总和构成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项目的物质基础，项目施工过程就是物质运动过程。
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只有认识了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才能懂得“三个限定”与“四个控制”的项目约束性目标；才能懂得项目最终成果性目标；以及为了实现项目目标，就必须坚持项目管理的指导原则和管理主线；就必须用“三个限定”、“四个控制”来保证。具体的实施方式和方法就是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而施工组织设计则是对这整个过程以及各个阶段进行的全面管理规划，是深刻而完整的、具体的项目管理科学。但也无疑地是属于硬科学的范畴。
4 结论
项目现场施工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物质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项目施工活动的全过程实行“四项控制”，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是这个物质运动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又由于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技术的、维修的、自然的环境的、人文思想的、等等矛盾交织在一起，而要解决好这些矛盾，顺利地实现项目目标，就要运用硬科学与软科学相结合即“软硬兼施”的管理方法。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分析的方法，对施工过程的一切事物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地对成产要素实行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运用项目管理理论指导项目施工实践，进而实现项目目标。这就是本文的一些粗浅的、简单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50326-200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彭尚银，王继才主编。工程项目管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
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我想简略地回顾
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sProgres
deL\''''Esprit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合理性
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
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和康德一样，孔多塞
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
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
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
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
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
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孔多塞试
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
（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至善
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
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至善被解释成
了进步。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
\"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desfaculteshumaines）设定
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意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
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9】。
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进步概
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
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
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
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同时代人那里才获得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
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
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
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理
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
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
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
施），也是由于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
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
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
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
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
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
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
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
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
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
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
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
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
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
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
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
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
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
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
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
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
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
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
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
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
，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
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
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
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
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
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
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
，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
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
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
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
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
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Determinismus)：从兰克（L.v.Ranke）和萨维尼（
F.K.v.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
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
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
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
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
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
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
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
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
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
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
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
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
（H.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
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
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
（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
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
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
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
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
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
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
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
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
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
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
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
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
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
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
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
，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有”版权所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
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
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
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