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1: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启蒙文学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新写实小说；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29-01
后现代文化思潮兴起于20世纪的西方，并对西方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思潮是建立在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和反思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当代西方所呈现的一种无主体，无信仰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后现代文化思潮逐步的被引入中国，同时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抗拒这种外来文化思潮，但不管怎样其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的影响，关于后现代在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界也掀起了一场论战。本文主要从后现代这样一种语境出发，探讨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新写实小说的影响。
后现代从总体上承接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但在形式上及表现上则力图超越并反叛现代性。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以其卓越的，宏大的叙事方式为其最大的特征，而后现代的特征是宏大叙事的消解。其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利奥塔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社会消解了宏大叙事的观点。其认为那种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话语已经在后现代遭遇了消解。这种文化的转向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传统文学的那种启蒙性话语方式逐渐的消解，文学从那种叙说重大历史事件和观念的传统关注面开始转向到日常生活的叙说。
以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文学是有着传统的启蒙姿态，其主要目的是关注人生和国民性，其具有的启蒙性和价值关怀向度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种文学的启蒙性开始遭到了解构，传统的价值关怀和叙述宏大题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了挑战，并从深层次上开始解构。
新写实小说家将其目光转向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回避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而沉迷于一种个人化的，私人化的日常写作。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是写一个工人家庭从早到晚的琐碎生活。《不谈爱情》写一个医生的平常的家庭生活。而方方的《风景》则采取一种零度化的视觉叙说一个下层家庭的世迁。这种消解宏大观念的私语化的写作方式呈现了后现代的那种平面化的，拒绝意义和价值的整体文化倾向。詹姆逊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后现代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所导向的是一种平面化的后现代景象，文本作为一种语言的游戏而存在着，那种宏大的叙事场景逐渐的被消解。
新写实小说的另一个向度是作者感情的零度化，这与现代作家的那种启蒙话语是相悖的。作家不再承担启蒙的责任，而主要呈现一种绝对零度的话语方式。这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介入文本的方式和态度的拒绝，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消解和反抗，使得这些作家不再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作用于读者和文本之上。作家拒绝启蒙话语，而呈现一种绝对的零度写作的状态，这在方方的《风景》表现明显。作者以一个第三人的叙事角度来述说这个家庭的变迁。文中的“我”是一个死去的小妹，她冷眼旁观着这个家庭的变迁。
新写实小说逃避崇高，不再构建民族神话和寓言，将一切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对传统的那种启蒙文学话语的一种解构和抗拒，它包含着对传统的那种叙事方式的怀疑和反叛。池莉的《不谈爱情》，已经抛弃了传统的那种营造爱情的氛围，将一切置于家庭的琐碎之中，那种传统的宏大爱情话语在这里遭到了消解。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这种拒绝崇高的总体价值取向。
新写实小说同时对历史开始了怀疑，那种传统的宏大的历史观念开始遭到了解构。历史从那种神坛走下来了，开始与生活具有了同一向度。在他们看来以往的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历史的发展不是逻辑的呈现而是充满了偶然和变异。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即是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重新的解析。
后现代所呈现出的这种宏大叙事观念的消解，作用于文学上就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重新书写，并将历史和神话重新建构而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场景。文学从现代性的那种启蒙话语到后现代的这种话语权的消解，反映了后现代进程中人们对自我和历史的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开始在人类面前展现其本来的面目，已不再是一种朦胧的场景。那种宏大叙事观念开始遭到了消解，人类从更深的意义上认识了自我。随着后现代的转向，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改革开始出现。许多处在边缘地带的话语权重新开始建构，在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繁荣。
参考文献：
前言
在我国，儿童文学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没有接触过儿童文学这一门课程，就可能弄不清楚儿童文学的概念、范畴及其在我国文学中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就
更不用说对儿童文学体裁的明确区分了。但作者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类型进行不断研究以及仔细的推敲，从而发现儿童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性强、富有童趣，而且教育性
很强、因此其对儿童读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少年儿童，而儿童文学的奇特性和富有趣味性的特点恰好符合了儿童对
富有好奇心的心理。儿童故事中吸引儿童的是其中曲折动人的情节，而童话中让儿童体会心灵美好就是勇敢、善良等的人物形象，这些是培养儿童向善的品格的重要因素。虽然很
多儿童只是将儿童文学作品当作故事来阅读，但儿童在读完后可以从中感受到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一、儿童文学体裁的分类
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儿童文学就与教育有着很多的关联。儿童文学作者以及儿童读者的家长都希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必要的教育意义。按照儿童文学使用
的情况，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分为常用和不常用这两种类型，其中，常用儿童文学中有儿童诗、儿歌、寓言、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故事，而不常用的有儿童科学文艺、儿
童报告文学、儿童影视文学、儿童戏剧文学、儿童散文、科学文艺、报告文学、图画书等等。
二、儿童文学在幼儿园活动的应用现状 实际上，儿童文学具有教育、认知、审美、娱乐等几乎全部的文学功能，而儿童文学就是幼儿园文学启蒙教育的载体。但由于对
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从而导致了目前的幼儿园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一）对认知和思品两方面比较偏重
儿童文学承载了认识、教育、娱乐、审美等各种文化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但是多数幼儿园在进行儿童文学启蒙教育时一直把重点目标
放在让幼儿学语言、学道理、学知识等，而不怎么重视它的娱乐和审美功能。这就导致了对认知和教育这些方面的偏重，而对幼儿审美情趣的培养的忽视的情况产生，从而使得幼
儿园文学启蒙教育陷入了一定的误区中。
（二）固定的教学活动模式化
在幼儿园文学启蒙的长期教育活动中，已经慢慢进入了一种固有的模式中，；例如在故事教学中已经形成了“三部曲”模式，其中甚至连听的遍数、问的问题等等都是固定的
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也有其可取之处，而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教师一味地按程序来实施教学活动，而不通过作品的特点灵活地运用文学的教育技能，不考虑幼儿的心理
特点和接受能力，不按照孩子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形式和手段，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三）课内与课外没有得到良好的结合
虽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理论上提倡环环相扣，相互整合，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没有关联，各自为政的现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日常
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二是集体教学。前者是随机、分散进行的活动，后者是有计划、有目的而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一般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教育并未
转贴于
列入教学计划，因此也是时有时无，而且常被教师作为打发时间而进行的活动。
三、幼儿园合理运用儿童文学进行教学活动的策略
作为教师，我们在教学活动过程中要把握好儿童文学的欣赏特点，这将有助于幼儿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语文阅读质量的提升。
(一)让幼儿在阅读中感受，对作品进行整体感知
由于小孩子的知识经验比较贫乏,因此他们的文学欣赏能力就比较低。幼儿在进行作品的欣赏活动时,他们的感知通常都是跳跃式的,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他们往往偏重于表
面感受,只是比较注意作品中的色彩、声音及形状,喜欢奇特、新颖以及具有动感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曲折的故事情节较为感兴趣,然而对那些理性的、抽象的阐述一般提不起兴趣,
甚至会产生反感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欣赏儿童文学作品时会主动跳过不太清楚的生字、生词、生句以及不感兴趣的部分，而对作品得到了整体的大致把握。作为幼儿教师，我们
必须明确儿童进行文学作品欣赏时的这些特殊性,就不要在教学时在字、词、句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讲解,而是要让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整体得到全面的把握，然后再慢慢培养学生学
会多个侧面，从多角度来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将孩子带入到作品中，亲身感受作品的魅力
儿童在进行文学作品的欣赏实践时,他们非常容易投入感情。只要他们一旦进入作品的情景当中,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将自己当做作品中的某一个角色，而且会随着该角色的经历
或忧愁或喜悦，或悲伤或高兴，其情绪和情感会因为角色在故事中的命运变化而起伏，甚至他们会忘记自己只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们会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同在。因此，教
师应全方位把握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这一特点，充分挖掘作品中文本的教育、语言、美学、娱乐、人文等各种文学价值，并合理利用相关的信息、资源,营造与文学作品相适应的情
景氛围，让幼儿能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去，从而得到相应思想的启迪和文化的熏陶。转贴于
（三）根据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因材施教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独特鲜明的特点，虽然儿童文学体裁与民间文学体裁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甚至有些体裁是体裁分化过渡而产生的，但
是儿童文学体裁仍然存在着其本身的独特性。例如，童话的丰富想象力就是由于儿童本身就生活在幻想之中，儿童诗作品所抒发的是儿童的童趣和精致，科学文艺方面作品的内容
则尽量回避有一定理解难度专业化知识等等，其中每种文学体裁都顾及到了儿童的思想、经历以及年龄特点。因此，儿童文学的体裁特点相当于教学的核心,由此就可以建立起幼儿
文学启蒙教学的突破口。
（四）运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美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文学教育活动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然而，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教师的再分析、再加工，才能让幼儿正确理解以
及感受隐含在作品中的价值指向。在进行幼儿文学作品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用设疑法、表演法、创编法、讨论法等多种教学形式，这样才能调动起幼儿学生们对作品中美的
兴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注重文学的幻想性，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在幼儿们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动感的，他们的幻想不会受到时间或者空间的限制。例如：在上《桃树下的小白兔》这一活动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想象：假如
小白兔给你寄来一片桃树叶，你收到后会怎么做呢？这就引发孩子的大胆想象，然后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培养幼儿想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孩子表达能力的目
的。
结束语
关键词：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同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24-02
“人的文学”是一个很常见的名称，尤其是被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人道主义文学”这一名称经常形影不离。在很多文学史性质的叙述和研究中，更是频繁可见他们的身影。二者之间看来必然存在某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两种思潮的能指空间
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下列十章。本书在宏观的架构上将现代文学视为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将现代文学段落成从“五四”到“文学”，系统地梳理了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思潮。而从作者第一编十章的设置来看，作者很明显是将五四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人的文学”这一创作思潮作为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正如作者在文中说“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人的文学’的提出，又催生出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文学，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叙事’。”难怪夏志清会下如此判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在可以看做是现代中国文学成熟时期的开端。那么“人的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思潮，这种命名所要指称的是些什么内容呢？或许可以回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来寻找答案。
文中开篇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企图用二元对立的结构给“人的文学”进行理论约束，意在缩小这一提法的能指空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叙述：“同年（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可见自从周作人此文发表以来，“人的文学”就一直被认可为五四时期创作的主潮，虽然当时有文学研究会强调“为人生”的创作思潮，有创造社宣称“自我表现”的创作思潮，但一个关注社会人生，一个关乎自我体验，都是对人的强调。因此《中国现代主义主潮》首编一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在讨论社会历史变迁与改造时，文学思潮乃落脚于人的文学，寻绎出其发展轨迹，乃至个性解放、人生探索及后来历史新变下“人的文学”思潮的衍变、流播。
书中提到“五四人的文学一方面显示出五四知识者个性觉醒的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主人公感和社会责任感……这就使得五四人的文学中既有个性解放意识，又有社会解放精神的双重趋向。”这里呼之欲出的不正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诉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也就是说“人的文学”这一命名是久已存在的，是先于概念而存在，只是在此概念诞生之前被笼统地包含在“人道主义文学”这一概念中。“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事实在刘卫国的专题研究中更清晰。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一书，详细的梳理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消退，并作了独到的反思，认为人道主义应该在推进“现代性叙事”进程方面发挥伟力，力图重建人道主义文学观念，即建立“文学本质观”、在人道主义价值观擎领下确立文学的本质为人学、表现“人性”。这正呼应了五四“人的文学”，也即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的解释是“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尽管后来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演讲及《自己的园地》评论集中很快又对“人的文学”口号表示否定，但那已是“人的文学”思潮踏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了。不可忽视的是他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一个中心概念、一种主流思潮的绝对影响和主导地位。
二、两种思潮的同质旨归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学科教学中，教师同时向学生呈现两种不同的事物或内容，并使用类比和对比的方法引导学生观察，辨别它们的相同属性和不同特征的方法。小学语文比较教学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类比、对比、横比和纵比，本文主要以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的《月光启蒙》为教学案例。
一、类比
类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相似的学习资料，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方法。在《月光启蒙》的备课过程中，我设想学生会被“月光是如何启蒙作者的”这个问题吸引，但是对“启蒙”的含义可能不能准确把握。学生在之前已经学过“启发”，它与“启蒙”的含义相近，因此，我想通过类比来帮助学生认识“启蒙”。在教学中，学生看到“月光启发”的板书后，举手示意书写错误了。这时，我引导学生分析这两个词：“启发”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而“启蒙”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开启了认识新事物，认识新世界的方法。民间文学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这里用“启蒙”更合适。理解了“启蒙”的含义，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母亲对作者的帮助，才能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歌谣和童谣来说明不同的内容对自己的不同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歌谣和童谣的不同，帮助学生把握文章的结构。歌谣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包括民歌、民谣。童谣是指在儿童之间流行的歌谣，内容简短。歌谣中渗透着作者的故乡情，而童谣讲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和小道理。通过类比，学生对所要学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了，也建立了新旧知识的联系。
二、对比
对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对立的学习资料，通过正反分析，突显对立事物的特征的方法。《月光启蒙》一文中，作者提到“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引导学生在文章中找体现作者和母亲日子清苦的词语或句子。母亲的衣服是母亲自己动手用一块白布做的褂子，煮饭用的是院中的干草堆，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作者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表现作者精神生活丰富的内容，包括歌谣、童谣、神话故事、谜语。通过作者清苦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的对比，以及作者现在的文学地位和已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学生认识到，精神生活的丰富远比物质生活的优越更有价值，更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个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物质条件的攀比来体现的，而是通过精神生活的充实来体现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树立学习目标，在业余生活中多读有内涵的书，多做有意义的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发展，而对比教学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更能促进学生行为的改变。
三、横比
横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同一时间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月光启蒙》中提到的歌谣、童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教师可以比较歌谣和童谣的内容，具体分析这些内容对作者的影响。“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这寄托着作者家乡人的期望，也使作者从小树立起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这首童谣反映的是作者小时候的生活。作者在小时候帮助大人上山割荆草、编箔篮，这些劳动带给了作者很多乐趣。作者家乡特有的生活，加深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歌谣中渗透着作者家乡人的希望，童谣渗透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和童年乐趣，内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
四、纵比
纵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不同时间段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作者日子清苦，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在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对比的同时，我结合作者和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学生现在的生活条件进行对比；作者的精神生活和学生现在的业余生活进行对比；作者母亲的白布褂子、生火的干草堆和学生的名牌衣服、统一供给的液化气与供暖设备进行对比；作者童年割荆草、编箔篮的行为和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行为进行对比；作者精神生活的歌谣、童谣、神话故事和谜语与学生业余生活中的电脑游戏和电视剧进行对比，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富裕和安逸的生活条件中，更应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努力学习。
皮亚杰在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中提出，小学生处于形象思维发展的阶段。对比教学法的形象性有助于学生链接原有知识和新知识，促进知识体系的建构。
（责编 莫彩凤）
［关键词］高职院校；消费文化语境；现代文学教育；困境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人们对文学的审美价值观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从而淡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却是一些消费文化，如恶搞经典、戏说历史、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和拜金主义。由于消费文化具有一定的欲望性特征，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的快乐，因此不断地减掉文学中的诗意、优美、崇高、伟大、情感和思想等。虽然也有一些文学作用，但从现代文学的现状看，的确有着许多充满着非议性的话题。究其根本，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近年来的众多文学作品远离价值和意义，远离诗意启蒙，远离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远离读者的共同经验；二是当代文学未积极对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提供有意义的、典型的文学文本。文学写作更加趋向于庸俗化、肉身化、私语化和个人化，导致文学离读者越来越远。当代文学开始不再重视文学的自身规律，文学的诗性被完全抹杀，导致文学现代性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读者无法在文学的审美能力及创造方面有良好的进步，文学艺术也不能满足社会的正常需要。
一、文学教育困境
1．文学教育功利化
原本文学的功能涉及到多个方面，如“娱”、“怨”、“群”、“观”、“兴”等，不可置否的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文学的功能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文学也曾作为政治教育、伦理教育及道德教育的工具。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在当今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语境当中，人们越来越注重文学的娱乐效果、产业规模及经济效应。许多作者只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导致文化成为了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或者是人们更注重文化的“养眼”，而不是“养心”，其不再重视为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升华精神和提升思想，更多的是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和享受性，单纯满足个体的视觉冲击或感官刺激。在文学的功能当中最受到人们肯定的应该是“诗意启蒙”，由于“养心”是文学的主要旨趣，即为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升华精神、提升思想和滋润心灵。这与高职院校现代文学的教育是一致的。因此，不可抛弃的是文学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审美的享受、情操的陶冶和精神及思想上的启蒙。
2.文学教育知识化
现阶段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中不再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却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应试性；具有较弱的引导性和启发性、较强的限制性和灌输性；缺少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未充分发挥诗意启蒙的效果和作用。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审美被作品的知识性教学完全替代。根据实际教学大纲的规定，文学教育的模式为开始、阅读、分析、结束、复习。分析即分析作品的中心思想，分析其包含的艺术特点，与之相适应的就是高职院校重视文学史的知识和文学知识。导致一些文学课和语文课成为了对文学信息及文学知识的技术性分析和灌输，不具有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不能养成学生较好的人文素养和流畅的表达能力。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不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对审美的认知，学生对文学史知识习惯于书籍，而忽略文学作品的内容。因此，改变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模式迫在眉睫。
3.文学趣味庸俗化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化也逐渐趋于“媚俗化”，读者不再重视经典文学作品的品读，学校图书馆里被翻阅得最多的仍旧是一些通俗的文学读物，人们也更加青睐于网络阅读，纸媒文学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媚俗、庸俗、低俗”内容。该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满足当今大众的文化口味，更多的是利益的驱使。比如盗版行业规模的壮大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这也说明了“把关人”的不严谨，甚至是完全缺席于一些重要的传播渠道，导致很多受众都受到此类“媚俗”文学的残害，其中涉世未深的学生和青少年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不断兴起和蔓延的网络低俗内容，严重影响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严重干扰着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
4.文学需求萎缩化
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的现状越来越呈现出消费低迷、需求萎缩的情形，导致该现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文学教育而言，也涉及许多因素：由于学校和家长对考试成绩的重视，导致长期不让孩子接受课本以外的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受到较大的升学压力，导致文学阅读的比例大大降低。即便是在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作用也不再是单纯的借阅图书，更多的是复习、考研；在文学的众多内容当中，诗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众多语文考试当中都明确规定，作文内容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此类因素都影响着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的正常实施，不利于养成学生的文学能力、文学审美，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文学阅读习惯等。而随着消费文化的逐渐兴起，人们更加注重于现实功利，追求的不再是思想层面的满足，而是欲望的满足，导致高涨的物质消费热情与人们对文学消费兴趣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人们越来越不注重对文学的消费，在功利主义的膨胀之下，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之下，文学不再具有较好的生存空间。学习文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也只是对文学史的学习，极少学生会去阅读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学习习惯，文学也逐渐转向为“观看”，而不是“阅读”。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若专注于碎片化、段子化和影像化的文学，而抛弃纸媒文学，将不利于文学教育的健康、良好发展。
5.文学教育边缘化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逐渐趋于边缘化，因此高职院校现代文学教育也面临着该种困境。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的影响：①在高职院校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未足够重视文学教育，校园文化中开始盛行时尚文化、流行文化、招聘文化和推销文化等，未足够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且学生不再追捧“校园诗人”和“校园作家”，文学社等团体也基本难以立足于众多团体中；②学生们不再对文学充满热情，一些中文专业的学生甚至也只有极少数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他专业的学生虽然有一些对文学较为喜爱的，但是与从前喜爱文学的学生数量相比却是大不如前；③文学阅读的萎缩，曾经学生们在图书馆借阅最多的文学作品就是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如今却是流行性小说独占鳌头，相较于纸质经典文学作品而言，学生更感兴趣影视及网络游戏；④近年来，高等院校并未足够重视现代文学教育工作，许多高职院校在经费投入、招生就业、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专业建设等方面更注重建设应用性较强的专业。
二、对策建议
1．开展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学教育
消费语境下，通俗文学读物之所以一再挤占经典文学作品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通俗文学读物更加重视学生实际的情感需求。因此高职院校的现代文学教育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把握学生的兴趣特点和学习情况，转变传统的文学教育观念，对当代高职学生内心的体会和感受予以尊重。现代文学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深入地沟通，筛选出具有较高思想和文学价值，同时又能够满足学生心理需要的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
2．营造现代文学教育情境
高职院校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具有人性化和特色化的现代文学教育情境，在这个情境中渗透更多的时代创新元素，立足于学生的视角，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将经典文学词语、文学故事转变成视频，并定期举办文学交流活动，组织学生多读书、读好书，鼓励学生相互交流读书经验，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以学生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开展读书会、诗歌朗诵会、阅读心得交流会、话剧表演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和辨别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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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钱玄同指出，言文分离是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把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表示着一种理论诉求：试图发现和描述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具有的特殊领域，使之不再被看作处于附属地位的工具性附属品。总之，要确定文学批评之作为文学批评，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从而能够遵循文学批评的规律健康地开展批评。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要去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ir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l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形成晚在20世纪上半叶。下面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和未来。
一、过渡性发展
文学批评在20世纪形成，繁荣背后掩盖着危机。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批评这样混乱，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但有许多内在的问题存在着，在其脆弱的共识刚刚达成之时，就进入了过渡性发展。文学批评似乎关注一切，理论话语比19世纪复杂得多。今天的文学批评用高深的用语，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纪初的学科基础上，高度的学科化，非经验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进入了过渡性发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研究对象的扩张。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扩张到一切，一切都可以当作文学来看，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学批评从传统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产生了巨大的启示。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过度发展。
2．学科之问界限的混乱。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学批评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伦理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也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伦理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人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似乎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学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它虽没有变成其他学科，但却与这些学科的界限发生了混淆。
3．文学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以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回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文学批评今天发展到了特殊过渡性的时期。
对于从事批评的学者，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
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昧)；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表现的形式，本身的界线都难以确定，其与文学理论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学批评的三种人员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着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那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
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本身如果长存，那么文学批评会长存吗?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事物本身的存在，与把这种事物、现象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却没有“睡眠学”。l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研究文学，而是研究与文学相关的一切。文学有未来吗?文学批评有未来吗?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提到纪事日程上来，并讨论其存在的的合法性问题。
文学批评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学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
首先，文学批评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电视剧淹没了鲁迅，或者，《流星花园》压倒了《三国演义》，那么，文学批评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对象之外?文学经典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之中退席—尽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学批评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学批评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学批评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歌德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视角在研究《红楼梦》。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界限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的一系列观点都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人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很多。有没有必要认为，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不能把某一种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学批判应该关注的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话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此刻，作品本身就已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尚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一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今天的文学批评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形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加入文学的运作，强烈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获得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文学仍然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
近日，世界美学大会在北大召开。这或许是若干年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格最高的一次美学大会了。已经淡出了公众视线十多年的美学家们，再次相聚一堂不知有何感想。
美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是中国的“显学”。当其时也，有李泽厚先生扛鼎，《美的历程》几乎成为小文青们的必读之书。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在80年代狂飙突进，各种国外思潮纷纷译介而来，这也使美学家们重新审视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问题，而在新时代又有新的问题。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过，历史的尘埃散去，中国的社会又重新发现了“人”的问题。而美学家们则几乎主导了这场“人论”的话语权。而在彼时的思想解放与思想禁忌同存的状况下，把人本体以及终极的问题引入美学的领域讨论，似乎是一种高雅而又安全的策略。美学家被看成那个时代最有思想的人。美学成为显学或许可以看作是80年想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不再，社会体制也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开始急剧转型。中国虽然尚未迈向现代化，但是后现代的种种特征却似乎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征。美学家们实时推出了后现代美学的理论武器，不只是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大解释能力，而且在“解构”、“颠覆”与“多元”的口号下，他们又引领社会舆论，充当了“后现代中国化”的急先锋。他们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洞察，有的指出了道德滑坡的问题，有的美学家则颠覆了传统观念，给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座，把金庸推上大师的主席台。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曾经令大众舆论轰动，令保守的学者们错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新世纪美学迅速地被边缘化。近十年以来，美学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除了在冯小刚的电影《手机》中，张国立和美学女硕士“坐而论道”之外，就是和数起学风事件有关。美学家们基本上淡出了社会主流话语圈，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原来的美学教授易中天，也转行说三国去了。
主要原因或许在于，从政府层面来说，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令经济事务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而到了新世纪，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权钱交易、垄断等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已经超出了美学可以解释的范畴。
在80年代，国人是向内寻求“人”的答案和对自我的界定，这难免要经过玄而又玄的美学的地盘。而从90年代后期以来，在拆迁，教育医疗等等领域产生的社会矛盾，开始促使人们向外寻求“人”的答案。由此，社会的兴趣也就从人的内在自由，走向了外在自由。这也是美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家们的任务。
在非物质性的精神消费领域，在新世纪，大众娱乐彻底战胜了文学和诗歌。在超女，快男等等大众选秀活动中，制造了轮又一轮的全民狂欢。文学也并未消亡，其借助网络文学也成功实现了向大众娱乐产业的转型。在大众时代，重要的是娱乐而不是审美。“审美”只是窄众的享受，或者是一家高档理发店的名字。既然，在芙蓉姐姐和凤姐当道的年代，大众需要的不再是美的事物，而是一切可以娱乐的东西，那么，谁又还会对美学感兴趣呢?
现在，是美学界60年来“最衰”的时期。美学对当下社会几乎毫无影响，而当下的社会对美学也没有多少兴趣。听参加会议的友人说，有的美学家把数年前在其他会议上的论文，又提交到了此次世界美学大会。而质量不高的大会论文，又有很多。显然，美学的重新振兴，不是靠滥竿充数充出来的，也不是靠开世界大会开出来的。美学一定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发言，不能脱离现实。
而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重构的过程中，美学家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现在，关于外在自由已经成为公众的常识，而很多先富起来的人饱暖之后也开始思念“内在自由”了。这个时候，美学家岂可袖手旁观?
关键词：文学；现状；互联网文学；认识
一、前言
互联网文学形式的兴起对中国文学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中国文学作为国人的精神支柱，承载了想到那个一部分群体的梦想，同时也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众所周知，20实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氛围非常浓厚，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也出自这个时期。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百花争鸣，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了国人的文学启蒙，不仅如此，这些文学作品并未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走向没落，也有文人雅士继续走着前辈的路，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
二、文学发展的现状分析
文学发展到今天似乎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代的多数文学作品质量与20世纪的经典文学文学相比，内涵缺失，并没有鲜明的文学价值，相反，其中不少的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功利性最为集中的体现在网络文学的繁荣，繁荣的背后对于人性价值观的缺乏关注是目前文学作品不能长久流传的重要原因。所以，文学发展的现状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
（一） 语文教育流于形式，缺乏文学素养的培养
语文教育是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传承的重要途径，字、词、句、段、文是组成文学作品最为基本的单元，也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所以教师在教授语文的同时，不仅需要通过拆分结构，还需要为学生灌输语言文学的美妙之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能为学生做到这样细致的教师并不多，课堂的教学形式依然以教为主，并没有达到良性的互动，更别说进行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作文永远是作业的一种形式，对于学生而言并不是感情的真实表达，也就更别说文学素养的培养，这种流于形式的语文教育至今还存在不少教学课堂之中，小学教育中学教学更是如此。教学任务使得教学的目的只有分数，这种形式非常不利于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
（二） 功利性驱动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走心
20世纪的文学作品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和背景的原因，其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论是针砭时弊的杂文，还是描写小人物的小说，其行文已经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某一现象最为理性的认知和评述，正是这种走新的文学作品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多的财富，同时，那个时候的文学作者大多充满着的抱负，怀揣着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是朴素而又真诚的，所以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内心的独白，同时也是后来为研究文学风格提供不可或缺的史料。那么，走心，也就成为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最为鲜明的特征，往往就是这种走心，才能为后来者不断学习和研究。纵观当代的某些作品，太过浮华，已经没有文学作品存在宝贵的根基，功利性太强，太过市场化，这样流水线似的文学创作本质上就是文字的堆砌，文字与内涵并没有达到完美的契合，终究不可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
（三） 网络文学的冲击
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文学领域的冲击的更是如此。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心的文学形式，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定义网络文学，但是通过对目前大众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可以对它的这两个特征进行概括。首先，必须依托于互联网环境，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互联网环境进行传播，离开了网络这个大前提，网络文学只能静静地躺在作者的电脑里。其次，网络文学也是具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利用文章来表达内心与现实的关系。当然，网络文学对文学的最大冲击还在于它的创作形式和传播方式。网络文学的延伸性远高于传统文学作品，题材丰富、内容新颖，并且充满着娱乐化元素，同时可以借助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度加工，极大拓展了受众范
围[2]。还有一点就是网络文学的商业化非常明显，个性化、互动性以及夸张的人物设置和剧情编排非常迎合年轻学生群体的青睐，这也是网络文学能长期在校园保持着极高曝光率的原因，这种优势是传统文学形式无法比拟的。
三、对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的分析和认识
近十年来，我国文学的发展现状确实有点让人感到忧虑，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逐渐被网络文学挤压，这种现象丝毫没有减弱的态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学市场化商业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网络文学，消费主义盛行，可观的稿费使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谁能撇开诱惑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创作呢。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网络文学的高收益吸引了庞大的作者群，他们并不是为了利益放弃文学创作的初衷，相反，他们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而加入了网络文学当中，因为利益的文学质量是成正比的。那么，这难道意味着传统文学已经走向末路了？显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文学创作的土壤，只是需要创作者能够用心去体会，也许这样的创作灵感存在于那一瞬间，抑或是多年来对人生阅历的回顾。所以，在网络时代，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重视语文教育，培养文学素养
传统文学的精华需要通过语文教育来吸收并发扬，语文教育不应局限在学科教育，更应该成为一种传统文学的发散地，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沉淀下来了无数的人来文化精华，这种财富需要传授给下一代，那么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就必须要求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要非常出众，一位合格的语文老师能够成为学生的优秀班主任，但是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会成为学生的人生启蒙老师，所以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加强各个阶段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让学生从生活中提取素材，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二） 文学发展多样性
文学发展需要内驱动力，这种动力是环境给予作者精神的最高价值体现。无论是怎样的内心呐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走心的，如何在这个快速发展而又浮躁的社会中提炼出自己的那份真诚，这需要文学创作者更加持久的打磨自己的耐心，进行不同主题的切换，寻找最佳的写作切入点。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就显得非常必要。所以，当代的文学作者更加需要对话，这种对话并不只是言语的表达，主动去找寻生活中的一丝灵感，去原始森感受野性的美丽，也可以去少数民族地区感受质朴与融合，也可以来一次探险感受内心的澎湃，也可以出一次国门，亲身体验古罗马斗兽场的“血腥”，这种旅程不会带给你疲惫，终究会成为你文学创作中不可获取的灵感源泉。
（三） 文学创作市场化运作时的自我保护
文学创作的商业化使得这个市场越做越大，商业化运作并不代表文学的泛商业化，需要承认的是在市场经济下，信息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要质量高也无法排斥进行商业化的运作[3]。当然这种文学首先应该是积极的、健康的，不能违反任何道义的，其次，文学创作更应该走心，而非完全资本化，从目前火热的IP改编，编辑对于原著的改编是恰如其分的，并且原著作者能够参与到IP改编的全程当中，一方面，作者熟悉原著的行文脉络，另一面这也是充分市场化，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利办法。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文学的发展未来是光明的，只是创作后的传播平台更加丰富，创作形式更加新颖。当然虽然网络文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商业化也非常迅速，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鉴定的名著还是非常少，这也是网络文学的一大诟病。当然随着不断完善，相信会有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未来文学的发展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 贾鹏锋.论网络文学的价值[D].东北师范大学，2013.
[2] 焦娟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本质观及其评析[D].河北师范大学，2010.
关键词：钢琴教育；儿童启蒙；音乐能力培养
一、钢琴教育启蒙阶段的音乐教学
钢琴教育启蒙阶段是培养与发展学生音乐能力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启蒙阶段的孩子年龄较小，认识水平较低，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出现精力不集中、遗忘等问题，从侧面上印证了钢琴教育启蒙阶段的重要性与困难性。在漫长的学琴过程中，学生不仅要掌握艰深的钢琴演奏技巧，还应充分了解构成音乐的最主要的基本元素，理解音乐思维所应用的音乐语汇、语言和语法，包括音阶、旋律、和声、复调和曲式等知识。除此之外还涉及音乐形象、音乐内容、音乐意境和音乐风格等音乐美学基础知识。由此可见，学生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提高的不只是钢琴技巧水平，在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表现力和音乐思维能力上都有所提升。而这些能力的提升又反作用于学生的钢琴演奏水
二、钢琴教育启蒙阶段培养音乐能力的目的和内容要素
随着现代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以及现代钢琴教学体系的建立，钢琴教育体系的基本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全新的音乐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如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蒙台梭利音乐教育体系和铃木教学法，等等。他们本着用音乐教育来培养人、造就人、发掘人的创造精神，更强调以音乐为本体对孩子们进行乐器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钢琴教育启蒙阶段重视学生的音乐基础教育，将培养学生音乐能力的课题列为重中之重，并对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和演奏技能进行全方位的严格训练。也就是说，在钢琴教育启蒙阶段，教师就应该思考怎样使学生利用这些技术要素来认识音乐、感受音乐、表现音乐，以提高他们的音乐能力。在音乐心理学范畴中，音乐能力主要包含五项内容，分别是音乐情感、体验能力、音乐的感知能力、音乐的运动觉能力、音乐的记忆能力和音乐的想象能力。
音乐情感体验能力，又称音乐感受力，即乐感。这种能力是相对于自然情感体验能力而提出的。所谓自然情感体验能力，即人对自然界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内化的能力，而主观内化这一过程的产物，即是人类的感情，包括喜、怒、哀、惧等。在音乐范畴内，自然界客观事物被指代为音乐事物，音乐情感体验能力的基本特征就是对表现某种音乐内容的体验，这种体验正是情绪体验，这一点与自然情感体验能力的产物不谋而合。达尔克罗兹认为，“没有一种艺术比音乐更接近生命，可以说音乐就是生命本身”。可见，培养儿童的音乐情感体验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音乐修养，更是增加对生命的感悟，达尔克罗兹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培养学生音乐情感能力的客观必要性。举一个实例：学生学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时，教师应该通过反复弹奏，对比这两个和弦的色彩，询问学生听到两个和弦后的不同感受。由于处于启蒙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大多处于前运算时期，因此对于抽象感受的表达可以由具体的事物替代，如教师可引导学生说出大三和弦像晴天，小三和弦像阴天，通过直观的天气变化来增强孩子对两个和弦色彩的情感体验。增强学生的情绪体验是学习钢琴音乐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钢琴学习的核心内容。
三、钢琴教育启蒙阶段培养音乐能力的原则与方法
由于钢琴学习的复杂性，决定了钢琴教学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任何层次的钢琴教学都要不可避免地面对钢琴启蒙教学任务。如何使钢琴启蒙教育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是钢琴启蒙教学的首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了解启蒙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著名瑞士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个体从出生至儿童期结束，其认识发展要经过四个时期：感知运动阶段（出生至两岁左右）；前运算阶段（两岁左右至七岁左右）；具体运算阶段（七岁左右至十一二岁）；形成运算阶段（十一二岁以后）。从中不难发现，钢琴教育启蒙阶段的儿童大多处于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拥有符号和模仿能力以及直觉思维的能力。这个时期的儿童可以模仿成年人做一些事情，对于一件事情的表面现象能够作出一定反应，从一种特殊的情况推到另一种特殊情况，并将无关的事情说成有因果关系的事情，逻辑思维还没有出现。因此启蒙阶段的钢琴教学应主要以模仿、联想的手段进行。
教学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模仿、联想的教学手段又要以做游戏的方式呈现，在游戏中让儿童体会到钢琴音乐之美。精神分析学派学者弗洛伊德认为，游戏提供儿童发泄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情感和途径，使心理得到补充。因此钢琴教师在教授启蒙阶段的琴童时，应以学生为前提，以钢琴音乐为媒介，情感体验为目的，辅以鼓励等手段，进行具有审美性、游戏性、综合性的钢琴音乐教育活动。根据启蒙阶段儿童认识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培养音乐能力的内在要求，笔者将钢琴教育启蒙阶段的教学划分为三项内容：音乐欣赏、韵律活动、歌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三项内容往往同时进行，不分先后。音乐欣赏音乐的学习从聆听开始，聆听可以培养儿童的乐感和听觉能力。
参考文献：
[1] 柯云燕. 试论家长在儿童钢琴教育中的责任与作用[D]. 辽宁师范大学 2006
[2] 薛瑾. 钢琴教育与儿童音乐审美心理发展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关键词] 双语教学；外国文学；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是欧洲文学的重要源头，它的无数因子一直活跃在世界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中。每当我们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发现它们的时候，我们总能体会到世界文学大师对希腊神话的理解与暗示，这种理解与暗示形成了《外国文学》课程学习中神奇的灵感沟通，令我们在刹那间体会到人类初民时代超越时空的智慧，体会到世界文学大师的睿智与热情，从而使我们对文学对生活的感悟与认识有所升华。在《外国文学》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若是能够着意发掘文学经典中的希腊神话因子，通过生动形象的原初故事引导出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让学生在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中融会贯通地体会到外国文学的魅力，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课外自主学习的动力。
一、从赫耳墨斯的原文名字到神话因子的文化蕴涵辐射
赫耳墨斯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当然不如威严的宙斯、雄健的波塞冬或多情的阿芙洛狄忒，他是奥林匹斯十二位大神中的最后一位。然而，这一形象却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并且总能引起专业研究人员的兴趣。在《外国文学》双语教学中，教师使用原语进行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更为轻易地把握这位希腊神的信息辐射。
教师首先展示赫耳墨斯的造型图像，并提示他的英文名字是“Hermes”。这位希腊神的帽子和靴子上都有翅膀，暗示在古希腊人心目中他行走如飞的特点。他手持金杖，上有两蛇盘绕，身背一个袋子，里面显然装的是钱币。在展示这个图像时要特意提醒学生注意赫耳墨斯的袋子：他竟然需要一个装钱的袋子。
然后，教师可以用中文（或英语）介绍赫耳墨斯的几件事：他尚为婴儿时便偷了阿波罗的50头神牛；他杀了一头牛和一只乌龟，用牛筋和龟壳做成了世界上第一架竖琴，琴声引得追赃的阿波罗情愿放弃神牛换竖琴，（提示学生：这可理解为人类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最早记录之一）。接着，我们再提出一则伊索寓言，一个学生们儿时便听过的故事——“赫耳墨斯与樵夫”：他将金、银、铁三把斧子赠予樵夫以嘉奖其诚实，而用金斧直接砍死了冒领的贪婪者。赫耳墨斯是神使和商业神，我们在此可以提出一个有关赫耳墨斯的悖论：他自己偷人家的牛，却要求所有人诚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诚信是商业神的法律，因而也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
通过上述提示，学生已经能够认识到赫耳墨斯神话蕴含的哲理性，认识到这是古希腊人对商业活动原则的最初描述。进一步的讲解则必须再次关注赫耳墨斯的英文名字。教师在讲台上即时联网，用谷歌或雅虎搜索Hermes，立刻会发现，这是一个法国高档奢侈品的牌子，即“爱玛仕”，产品主要是高档女用包。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爱玛仕”是Hermes的法语音译，法语中字母“H”不发音；然后提问学生，这个品牌的包包取名“Hermes”有什么用意呢？这时有的学生就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商业神”就是管财的神，我国民间称之财神。财神的钱袋子当然是富有的象征。
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从语源学上来讲，“诠译学”（hermeneutics）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神的名字。古希腊语中“hermeneus”意为“译介人”，这在古希腊神话时代也确实是赫耳墨斯的职能之一，因为他是神使，他要传达奥林匹斯诸神的旨意、引导亡灵走进冥界……另外，赫耳墨斯的名字也有路标的意思。在古希腊“Herma”是一些方形的石柱，柱头雕刻着赫耳墨斯的头像，柱身上还有明显的雄性特征：“这些石柱被放在路边或房子前面，或许标志着通往带来好运或全面提高的路。”[1]如此一来，我们通过英语语汇顺藤摸瓜，就能从西方现代生活和西方文学中发掘出更多的希腊神话因子，无疑能够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由此可见，高校《外国文学》双语教学的目标，不在于外语水平有多高、发音有多正宗，而在于让学生抓住原文中的重要元素进行自主研究与探索。这在古希腊文学教学中尤其重要，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希腊人的很多文化成就诸如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哲学、历史和演说等都开西方文化中同类成就的先河。”[2]
二、《浮士德》的神话因子引发教学的哲理性思维
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化中影响深广，因而也是许多诗人作家喜欢使用的题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些诗人作家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最杰出的描绘者和思想者，因此，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在使用希腊神话因子时往往显示出伟大思想家的独具匠心。我们以歌德《浮士德》中所使用的一则神话因子为例，即在浮士德移山填海、建造人间共和国的伟大行动中，被魔鬼靡非斯特吓死的一对老夫妇的名字。他们是巴乌希斯，“希腊神话中弗里及恩的老农妇”[3]；菲力门，她的丈夫。《浮士德》中充满了宏大的意象，从现代的宫廷到古希腊美女海伦，人物形象玲琅满目，但是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歌德有必要告诉人们那无足轻重的老夫妇姓甚名谁吗？《浮士德》的译者在注释中说，这只是“借用其名”，甚至歌德自己也在1831年对爱克曼说过，“我的菲力门和巴乌希斯与古代那对著名的夫妇并无关系”。
尽管译本给我们的解释已经十分清楚：这两个名字无足轻重，但我们还是让学生用英文查一下“Baucis”和“Philemon”这两名字，结果发现它们出现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根据奥维德的故事，鲍西斯和法利蒙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大神朱辟特和他的使者墨丘利（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赫耳墨斯）扮作两个流浪汉来到他们所在的村子。无人认得两位神祇，因而他俩受到了冷遇和奚落。不过，鲍西斯和法利蒙这一对老夫妇收留了他们，并且倾其所有来招待两个“流浪汉”。大神很感动，说“向我表达你们最大的愿望吧”！这两个老人却什么回报也不要，他们只要在这破屋子里相守相依。于是大神将他们的破屋子变为自己的神殿，让两个老人做神殿的祭司。
大神宙斯肯定了老夫妇的房屋，浮士德的魔鬼却为拆屋吓死了老夫妇，那么歌德在这里蕴含了什么样的思考呢？沿着这个思路，学生们会提出：房屋既然为神所肯定，便相当于自然界，因为按神学的思维，大自然就是神创造的，那么，拆他们的屋子等于毁掉自然。当然从这种思维方式来看，随意毁掉自然就是不应该的，就算是浮士德怀有建设美好人间共和国的理想，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么一来，这种思维就接近了我们当前的保护环境与生态意识了。学生们不禁疑问，两百多年前的歌德能有这种先见之明吗？
歌德是否有这种先见之明，要看他的言论和当时的启蒙运动背景。歌德的言论须慢慢查证，但启蒙运动的背景，学生们是熟悉的。学生们都记得在这之前的课堂上学习过伏尔泰的《老实人》，作品末尾的话表明了伏尔泰对启蒙理想的态度——“种我们的园地要紧”，换言之，伏尔泰把建设理想社会的启蒙思想理解为与上帝创造伊甸园那样伟大，而种自己的园子则意味着按人自己的理想重新改造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歌德与伏尔泰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虽然他的浮士德要“移山填海”建造人间共和国，但他在鲍西斯和法利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的，却是对启蒙运动用人类的理想改造世界这一思路的怀疑与保留态度。歌德之后的人类，特别是工业化以后，其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映印了歌德的这一忧虑：人类过度开采资源，无节制地向空气中、朝海洋里排放污染物，核能的开发甚至蓄积了能将地球毁灭数十次的能量，而这样的核武器也许就掌握在一个好勇斗狠者的手里。对照歌德的这一预言性表述，或许我们会想到人类本不该那样无度地擅改自然，更不该以魔鬼作手段来进行这种改造。
三、从狄金森的银莲花探索希腊神话的情感思辨
希腊神话的爱神是课堂教学上永不衰竭的话题，每次都能引起学生热烈的反响，而美国女诗人艾密丽·狄金森的诗歌却总让学生迷惑。她的诗不是生机勃勃的热烈情感，而是死亡主题的永恒展现，她很少像雪莱那样直接描述爱的魅力，却表现出生死两隔的爱情无奈。这种爱情的表述最突出地体现在她的诗歌第31首，从通行的译诗角度来读，它的确是“爱的无奈”：
但愿我是，你的夏季，
当夏季的日子插翅飞去！
我依旧是你耳边的音乐，
当夜莺和黄鹂精疲力竭。
为你开花，逃出墓地，
让我的花开得成行成列！
请采撷我吧——秋牡丹，
你的花——永远是你的！
（江枫 译）
译诗明白晓畅，准确地传达了狄金森诗歌语言的风格，“夏季”的去声系列押韵也的确传达了原诗的悲切情感。诗的意象充满了一种感伤，夏季的消失，夜莺黄鹂的疲惫，而花开的意象也是与墓地联系在一起，显然是一种消失的爱情的追忆，这样的情感似乎也并不显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若是读原文，情境就要曲折得多：
Summer for thee， grant I may be
When Summer days are flown！
Thy music still， when Whipporwill
And Oriole——are done！
For thee to bloom， I'll skip the tomb
And row my blossoms o'er！
Pray gather me——
Anemone——Thy flower——forevermore！
诗的第一个词“summer”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爱尔兰民谣“The Last Rose of Summer”，这首歌随着一部德国影片《英俊少年》流传甚广，在教学中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调动学生的记忆与感受力。在此，“悲切”化为一种感伤的美，直到读出“When summer days are flown”。
然后是“夜莺”二句，从译文也只能联想到“夜里唱着优美歌声的小鸟”，而从原文角度，我们立刻发现狄金森在这里使用的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英文单词“nightingale”。这个单词的注释通常是“A nightingale is a small brown bird. The male， which can be heard at night， sings beautifully”，翻译过来即为“夜莺是一种棕色的小鸟，雄鸟夜间鸣叫，声音美丽”，与中文理解差不多。然而，狄金森在这里使用的却是“whippoorwill”，它的意思是“A whippoorwill is a North American bird that is active at night and has a call that sounds like ‘whip poor will’”，也就是说，“whippoorwill”是一种北美的鸟，叫声听起来像“鞭打可怜的愿望”。无疑，相较于中文的“夜莺”而言，原文“whippoorwill”这个意象是痛感的，与“夏日消失”的意象联系起来，构成了全诗的基调：当一切美好的东西消失以后，我从死亡中走出来陪伴你！这会使人联想到，是什么样的爱情能如此至死不渝？
四、结语
双语教学的特点是引入外语作为学习工具，其主旨在于从原文术语和对文本的理解与体验中掌握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形成研究并探索外国文学的能力。这种学习过程，从理论上说是不能完全用汉语可以代替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种教学模式对非英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困难是很大的，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因此，我们在《外国文学》双语教学实践中，要更多地发掘文学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探索兴趣，而希腊神话因子的运用无疑是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范围[M].北京：三联书店，2010：61.
[2]徐晓旭.古希腊语与古希腊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4）：81.
[3]歌德.浮士德[M].樊修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589.
基金项目：浙江财经学院2012年度课程教学范式改革项目“《外国文学》双语互动教学范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