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1: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主题词：合同法统一化、通则、公约、比较
作者简介：张照东、叶勇，大道之行律师所律师。通信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com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
本文将对这两个法律文件进行比较，展示PICC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一、总体比较
作为合同法统一化在晚近发展的两大成果，CISG与PICC都是在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背景之下，通过国际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法律统一化的结果，二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上述共性，为CISG与PICC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
1、文件的性质
就法律文件的性质而言，CISG是一项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条约，它是国家间的书面协议，其效力来源于各缔约国间的协议，对各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有义务保证条约在本国的贯彻和实行。对于非缔约国，条约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PICC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国际惯例，笔者较早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经过近两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恰当的。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做法，它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际惯例“是由于各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类似国际行为形成的。它的特点是长期使用和令人确信具有法律约束力。”1一般认为，“构成国际惯例，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时物质因素，即有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因素，即人们认为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国际惯例一般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逐步形成。”2对比国际惯例的上述特点与构成要件，PICC的性质显然不能界定为国际惯例，因为：（1）PICC在1994年才出台，至今不足十年，称不上“长期使用”；（2）各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国际商事合同一般对法律适用做出了约定，即使未作约定，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也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法院地法原则等私法冲突规则对使用法律做出选择，很少直接适用PICC作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在合同中约定以PICC作为适用法律的也不常见，因此在物质因素上PICC缺乏经常“重复的类似行为”；（3）各国关于合同问题都有历史悠久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以两大法系为代表的合同法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各国对合同法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见解，要在短期内消除所有分歧对合同法形成一致的认识确认PICC当然的法律效力是不可能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自己就明确承认“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3，因此在心理因素上PICC缺乏“法律确信”。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PICC不是一个国际惯例，它只是国际组织制定的具有统一法性质的文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在合同立法上不断趋同，PICC在实践中也得到经常的适用，并且得到内心法律确认，那时PICC将成为一个国际惯例，但至少目前还不是。
区分两者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效力的不同。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当一国法律与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声明保留条款除外）。国际惯例的适用则受到诸多限制，由于它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所以只能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本应以一国法律为准据法，但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相关规定时才适用国际惯例。但是，作为示范法，只能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时由仲裁庭或者法庭依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适用。
2、适用范围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 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 ] （P411）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 ] （P13） 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 3 ] （P527 - 528）（二）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 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 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 ] （P7 - 8） 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 ] （P27 - 28） 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 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 条第2 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 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 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 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 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 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 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 和practice ，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 ，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 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 known） 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 observed） ，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性行为规范。[ ]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 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 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 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 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 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 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 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 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 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 （1） 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 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 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hi138\Com]
参考文献
[1 ] 辞海（经济分册） [ 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 ] 李双元。 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 .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 ] 法学辞典（增订版） [ 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风险预防原则 WTO 国际习惯法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普及，转基因作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种植，国际转基因产品贸易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贸易的新领域。然而，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各国逐渐开始限制和禁止此类对人类和环境存在潜在损害影响的国际贸易。起源于国内环境法领域的风险预防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向了国际贸易领域，试图合理约束对环境存在潜在危害的国际贸易，有效调整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体现
（一）GATT 1994第20条（b）项
GATT 1994第20条的条文内容为“各缔约国可以采取或加强下述措施：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等，1994），意即在不构成贸易歧视或者变相限制贸易的条件下，各国可以以保护人类或动植物的生命健康、避免对其构成危险为目的而采取相应的例外措施。风险预防原则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从这一点上来讲，GATT第20条（b）项的规定正好就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目的。但是，在1998年加拿大诉欧盟影响石棉和石棉制品措施案中，专家组在提及GATT第20条（b）项时强调了“充分的科学证据”。由此，WTO以判例的形式否定了风险预防原则在GATT第20条（b）项中的确立。
（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PS协定）第3条第3款规定“各成员可以实施或维持比以有关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为依据的措施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更高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但要有科学依据……”。由此可以看到，该条款再次呼应了WTO以判例的形式在GATT第20条（b）项下确立的规则，要启动一项预防风险的卫生检疫措施，必须是在有科学依据进行了风险评估的前提下。
但是，SPS协定并不是完全沿袭了GATT第20条（b）项的精神，根据其第5条第7款，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国仍可启动临时性的预防风险的卫生检疫措施。专家组虽未明确将SPS协定第5条第7款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但是根据2002年美国诉日本苹果案，该条款是符合风险预防原则“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的目的以及“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确定风险的存在”这一启动条件的。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现有地位
在WTO的贸易争端案例中，明确涉及到风险预防原则的争论的典型案例有1996年美国诉欧共体荷尔蒙牛肉案以及2003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诉欧盟转基因产品案。下面将分别对两个案例中专家组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态度进行分析，以体会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地位。
（一）1996年美国诉欧共体荷尔蒙牛肉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共体陆续制定一系列法案，限制或禁止进口因促生长需要而被人工添加具有特定荷尔蒙作用的物质的牛肉制品。而美国大部分的食用牛都使用荷尔蒙以缩短饲养时间，因此，美国国内的牛肉制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欧共体市场，其畜牧业也遭受重创。1996年初，美国向欧共体提出磋商，同年4月，美国以欧共体的一系列法案违反WTO的相关规定为由，请求WTO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以解决争端。专家组最终裁定欧盟败诉，认定其违反SPS协定第3.1条及第5.5条的规定。
在该案中，美欧两方面分歧最大之处便在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出裁定。根据上诉机构的意见，专家组负有判断SPS措施所依据的科学证据是否充分的责任，但在判断过程中应考虑到“一具有责任感的政府对其境内可能发生的无法抗拒的风险所采取的谨慎立场和态度”。据此，可以说上诉机构以判例法的形式与SPS协定成文法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容进行了呼应。
在该案中，专家组及上诉机构都未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究竟是否可以称为一项“普遍的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美欧之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法律地位的分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美欧荷尔蒙牛肉争端案却已经解决了，从中可以看出，欧共体实际上是因为未正确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而败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没有否定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中的适用，只是明确了其应如何正确适用。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究竟应该如何在WTO中进行适用这一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报告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些说明也将为今后进一步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提供WTO判例法上的有效依据。
（二）2003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诉欧盟转基因产品案
美洲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区和输出地区，2003年，该地区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三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指控欧盟针对其转基因农产品实施的一系列事实上的限制和禁止行为，认为其违反了SPS协定等相关WTO法律文件。专家组最终裁决欧盟败诉，认为其违反了SPS协定附件C（1）a关于程序上的“不适当的延误”的规定以及附件A（4）、第5.1条、第5.7条关于风险评估的相关规定。
专家组在此案中回避了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对于在荷尔蒙案中没有解决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在本案中其依旧未予明确。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威胁和危害？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和危害？虽然依据现有的科学条件人类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一国不能因此就凭空臆断，也不能跃过“竭尽所能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这一步骤，而应在“竭尽所能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之后再宣告现有的科学证据不充分，并以其它“有关信息”作为依据，最终才能采取临时的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就本案来说，虽然专家组裁决欧盟败诉，但是其并没有否定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所一贯主张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只是又一次地告诫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尤其是转基因产品这种特殊贸易领域应如何正确适用风险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仍然没有明确，但是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SPS协定的5.7条的适用似乎又被进一步推进了。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将会随着国际国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得到巩固，其含义与内容也将逐步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系中的发展方向
（一）风险预防原则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习惯法
从上文的两个案例中可以知道，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仍是不明确的，美欧之间关于该原则在贸易领域的争论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该原则究竟能否在国际贸易领域被称为是一项普遍的国际习惯法呢？本文对此进行如下分析：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规定：“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据此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发展为一项国际贸易习惯法了呢？
第一个问题是，风险预防原则的国家实践是否必须要具备持续性？至今为止，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上产生和运用起来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国家实践的存续时间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即成的习惯法”在国际法的发展史上也是存在过的，例如有关外太空的一系列习惯法的形成便是如此。因此，不应当用存续时间的长短来限制风险预防原则发展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随着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发展，我们更应结合当今国际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形势，灵活处理形成一项国际习惯法的各国实践之持续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有充分的国家对其进行实践和法律确信？在贸易领域，分别以美欧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对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运用的态度分歧巨大，不妨就来看看各自阵营的代表欧盟和美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实践分别是怎样的。欧盟自不必说，在上文述及的荷尔蒙案与转基因农产品案中就可以看出，其区域内的一系列贸易法、贸易措施、贸易指令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上还是法律确信上，其都是支持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适用的。而美国方面，虽然其国内法并未纳入风险预防原则，并且始终通过各种渠道声明其坚持科学证据原则，但在贸易实践中，美国却多次实施了与科学证据原则完全相悖而与风险预防原则相符的行为。如在2010年美国限制中国禽肉产品案中，美国方面以中国禽肉产品不安全为由，通过参议院法案的方式禁止了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的这一行为有悖于科学证据原则，没有掌握任何能证明中国禽肉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科学证据，仅仅只是以谨慎的态度，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便采取了禁止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一风险预防措施。虽然对于美国在上述事件中的做法，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毕竟其做法是不符合SPS协定有关规定的，甚至还体现了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充分表明了美国在贸易实践中是在践行着“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的。如此说来，各国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充分实践毫不阻碍该原则形成一项国际贸易习惯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基本发展成为一项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习惯法。
（二）SPS协定第5.7条明确为风险预防原则
通过前文的案例分析可以知道，WTO并没有明确SPS协定第5.7条即是风险预防原则在贸易领域的具体规定，但却承认了该条款的确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相关精神。根据前文所述，既然风险预防原则已基本发展成为了一项国际贸易习惯法，那么，将体现了风险预防精神的SPS协定第5.7条明确为WTO成文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条款进而与习惯法相呼应便非常有意义了。WTO可通过判例、谈判修订等方式明确SPS协定第5.7条的内涵，明确风险预防原则在SPS协定中的地位，这样既可以敦促一些在贸易政策上内外有别的国家在风险产品贸易面前能做到对里对外均一致的无差别待遇，也可以使得风险预防原则在贸易领域能够发展出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独特性质。
【关键词】信用证；法律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
一、信用证的基本法律问题
（一）信用证的定义与特征
所谓信用证是指以国际贸易为基础依开证申请人向开证行提出开证申请，开证行按要求向受益人签发的一种书面凭证。在受益人满足了开证申请人的要求时，开证行向受益人履行付款义务，即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付款书面凭证。信用证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
（1）信用证属于银行信用，银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2）信用证的独立性，是指开证行根据信用证对受益人所负的债务为独立于开立信用证原因的货物买卖合同之外的债务。
（3）信用证交易为单据交易。为保障信用证交易的快捷与安全，信用证交易依据的是受益人所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的要求是否完全一致、单据间是否一致。
（二）信用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申请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买方）、开证行、受益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卖方）是最基本的三方当事人。有时为了信用证业务的顺利完成往往还需要通知行、议付行、保兑行等当事人的协调配合。因此在信用证支付中，众多当事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
开具信用证的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是以开证申请书以及其他文件为基础确定的委托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信用证关系，开证行向受益人承担独立的，最终的付款义务。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以信用证为基础形成法律关系，信用证的类型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当信用证是可撤销信用证时，在其他银行付款、议付、承兑以前，开证行可以随时在不事先通知受益人的条件下撤销信用证，因此开证人与受益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于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则当信用证送达受益人时，在开证行与受益人间成立特殊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开证行依据单证一致、单一致即严格相符原则审单后，则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开证行与中间行的法律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中间行主要是通知受益人付款的银行、受益人提示单据后议付货款的银行以及保证银行在满足条件后付款的银行等，它们与开证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总体来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中间行与受益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三）信用证的法律性质
由于国际贸易的买卖双方隶属不同国家，信用证纠纷往往是涉外纠纷，而涉外纠纷的解决依赖于准据法的选择，确定准据法最基本的方法是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研究信用证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首先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于信用证的法律性质学理上没有统一的说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学者，都从解决受益人和开证行的法律关系问题入手，来探寻信用证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合同说、信托说、说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等。以上观点各有利弊，笔者赞同合同说。开证银行向受益人发出要约，而受益人按信用证规定提交单据和汇票即为对该要约的承诺。这样的事实过程并不需要开证行和受益人再有其他的意思表示，直接导致合同的成立。
二、信用证的法律适用
（一）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为了减少因各国银行对信用证的解释不同而引起的分歧，国际商会在1930年拟定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其后国际商会对此规则进行了多次修订，现行文本是2007年修订的，即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简称UCP600。UCP600具有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UCP600第一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作为一套规则，适用于所有在其文本中明确表明受本惯例约束的跟单信用证（包括在其可适用范围内的备用信用证）。”因此从理论上说，信用证关系的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排除适用。目前世界各国法院都将UCP600视为处理跨国跟单信用证的准则。但是它仅规范了信用证法律适用中实体法的确定，对于冲突法的选择未作规定。对于信用证纠纷实体法的规定，UCP600也存在漏洞，例如在银行破产、法律时效等方面未作出具体规定。同时由于UCP600是国际商会制定的，不具有国际公法性质，属于惯例，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可以选择适用，在当事人排除适用时，信用证纠纷的解决只能依赖国内法。
（二）《联合国独立担保与备用信用证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联合国独立担保与备用信用证公约》是信用证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公约，由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95年起草的。《公约》第六章对备用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做出以下规定：“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法律由当事人选择管辖自愿的，这个选项可以是：（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选择；（二）在合同外第二十二条当事人选择的适用法律，法律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准据法，即由担保人或承保行的国家法律根据《公约》的规定，依法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明确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时，则直接适用国际信用证纠纷；如果协议中列举了几个营业地，则与信用证纠纷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地方，为其营业地。
《公约》虽有法律效力，但在解决国际信用证纠纷实践中并没有发应有的作用，反而回避了法律适用、缺乏强制力、实体规定不全等缺陷的UCP600得到了更广泛的适用。出现这种情况，反映出硬性统一各国相关法律难度很大。因此，《公约》的规定对完善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三）国外对信用证法律适用的观点
1.美国
美国以大量的判例调整信用证的法律适用。1995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美国法学会在重新修订《统一商法典》时，以示范法的形式将大量判例所确立的关于信用证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供各州采用。其中第五编对信用证做了规定。其基本内容为：第一，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可以是专门就某一问题订立的特别协议，也可以是信用证、保兑书或其他承诺中的一个法律选择条款。第二，冲突规范指引的某一法域的法律不包括冲突法，排除了反致、转致的存在。第三，惯例优于国内法，但惯例的优先适用不能排除该法典关于信用证的强制性规定。
2.德国
德国没有专门的信用证成文法，其相关规定均根植于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具体条文之中。在国际商业交易方面，德国法院往往参照国际上的商事习惯、惯例和法规，特别是国际商会提供的半官方性质的文本中的条款，例如关于信用证的统一条款和规则。
德国学理认为：“如果受益人直接向开证行交单请求付款，则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通常适用开证行所在地行之有效的法律”。在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关系上，往往和开证行所在地具有最密切联系，因此开证行所在地法律将得到适用。但是，如果在中间行同时又承担了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付款地的法律往往会被法院推定为当事人意思倾向所应该适用的准据法。推而言之，一般付款地的法律会被推定为当事人意思倾向所应该适用的准据法。因为付款地是处理信用证业务的重要地点，付款地也常常是受益人提示单据并获得信用证付款的地点。
三、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我国信用证法律适用现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多地通过信用证支付方式结算，信用证纠纷也越来越多。在确定信用证的法律适用时，首先遇到的便是识别问题。如前所述，对信用证法律性质笔者赞同将其识别为合同。因而，应结合合同法律适用的原则确定信用证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立法，关于其法律适用问题亦未明确。《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司法实践中，法院都无一例外地严格遵守UCP出版物。
2005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2条：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第6条：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中涉及单证审查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的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进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及国际商会确定的相关标准，认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
总体来看，该司法解释在某种程度将信用证下有些法律关系识别为合同关系，如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担保关系、独立的票据关系等，但没有完全肯定信用证关系都是合同关系，并且好似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该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对信用证法律关系进行识别之后才确立的，也无法创立新的法律选择方法，只是更加强调了最高人民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的立场与原则。
（二）完善我国信用证的法律适用
1.坚持信用证独立原则
坚持信用证独立是信用证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确定信用证法律适用时也应坚持该原则，它要求信用证的法律关系独立于基础合同，信用证的法律适用与基础合同的法律适用之间，相互独立。
2.参照国际通行做法
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国际上为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信用证法律适用立法比较完善。要完善我国的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应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对国际上有关信用证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进行了总结，我国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中应予以考虑。
3.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法律适用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多数国家解决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首要原则，我国立法也确立了该原则，在当事人未明确选择其适用法律时，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适用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纠纷往往具有涉外性，因此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应当适用此规定。而对于与信用证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持不一致的观点，主要有开证行所在地法和付款地法这两个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可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适用开证行所在地法。
4.条约优先和惯例补充
由于缺乏信用证的传统和文化，我国在完善信用证法律适用制度时，应当借鉴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通过前文论述，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对信用证的规定的数量不多，但毕竟还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信用证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在这一领域一定会出现新的惯例和条约，因此，在我国的信用证的法律适用制度，也要遵守条约优先和惯例补缺的原则。
一、传统国际贸易、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发展现状及意义
(一)传统国际贸易法的形成及意义
传统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传统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传统国际贸易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传统国际贸易法中对于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很比较明确的说明，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传统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二)当前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发展现状及分析
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贸易全球化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虚拟物品贸易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以网络游戏等盈利模式存在，随着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按时间进行游戏收费的盈利模式逐渐被网络游戏中的虚拟道具交易的盈利方式所取代，在网络游戏中，玩家可以通过游戏特有的设计中，进行财物获取。从本质上突显出虚拟贸易的优势，通常来说，传统国际贸易是调整各国间商品、技术、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这种交换关系有关的各种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总结。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在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领域，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己经成长为一个交易额超过百亿的巨大市场。依据专业数据显示的结构得出，虚拟网络贸易的崛起己经势不可挡，并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是由传统国际贸易演变过来的，在交易模式上出现巨大的差别化，传统国际贸易是指营业地或者居所地分出在不同国家的人进行商品、技术或者服务之间的交易。
根据虚拟物品交易贸易的发展规律发现，其进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的常规方式主要有三种:B2B模式、B2C模式、C2C模式，其三种主要交易模式是根据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国家对自身不同的虚拟物品需要进行的交易}B2B模式是指处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或者商家之间，对虚拟物品进行一种国际贸易模式的交易，而B2C模式是指就网络游戏工作室或居住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商家与个人之间的虚拟贸易交易模式，至于C2C模式是指住所地在不同国家的个人与个人就网络游戏虚拟物品进行交易的一种交换模式。
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对传统国际贸易法的挑战
(一)虚拟物品交易的法律属性挑战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以实物交换为主体，交换的大部分都是口常所需、触手可及的物品或商品，而虚拟物品贸易却与之不同，无论是在商品、技术或服务上与传统贸易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交换的物品一般都是由虚拟网络游戏中的道具进行产业与产业、产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交易，其所在的交易平台有很大的局限性，道具物品的真实性、可靠性低，无法使交易的双方建立正常的交易关系，无法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信任，能见度低。比如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它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因为它与法律确认的现有财产形态相比较，同样具有稀缺性、可控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同样存在取得方式的合法性问题。由此可见，法律应该对虚拟物品的贸易予以保护。但在现行立法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现行法律中没有对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得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比如在有效解决涉及网络游戏虚拟物品权益纠纷方面显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针对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立法很有必要。应该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的民事权利部分增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民事权利类型，以满足网络游戏环境下的玩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应该直接将玩家与网络运营商的权利义务法定化，排除网络运营商单方面制定规则的特权。当然在立法的同时应注意与现行的法律规范的衔接。这正是虚拟网络国际贸易所存在的重大弊端，从本质上与传统国际贸易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从交易模式与交易便捷层次来说，其优势是传统国际贸易无法企及的，在国外法律上虚拟网络游戏交易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规定，然而在中国国内，立法上并无对虚拟物品法律属性的明确性规定。然而在相关部门及部分学者的激烈探究中，部分人认为虚拟物品是一种物权，也有说是债权的代表，也有判断为是另一种知识产权，在国内司法过程中，司法部门将虚拟物品作为一种个人私有财产进行保护，但属于何种维权法律内容，却无从定论。在国内，只认可国服游戏上虚拟物品的交易，而西方国家的游戏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在国内，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在立法中的界定很模糊，没有相对明确的保护条例，因此，界定虚拟物品进行贸易交易的性质、解决虚拟物品法律属性成为虚拟贸易发展最关键的课题之一。
(二)虚拟物品在交易风险方面的挑战
在虚拟物品贸易交易的过程中，交易者需要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与风险。目前来看，网游玩家广泛运用的交易方式有线下交易、游戏中交易和第三方信用平台交易。简单介绍一下不同虚拟交易方式存在的风险。线下交易如果要突破针对熟人交易的范围局限性，就必须承担虚拟交易中最大的风险，不管是选择同一地区的当面交易，还是通过汇款进行异地交易，玩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对于游戏中交易，玩家出售虚拟物品选择的交易对象，一般只会是一些在该游戏中确立很高信誉的商人，虚拟物品交易是建立在对对方的信任度上，不仅在交易对象和数量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样，这种方式也有很大的风险性。
但是如果换一种途径，在游戏中直接设置交易NPC，通过完全的中介角色来帮助玩家完成交易，那么，这种方式无疑是最安全的。在这方面，网游虚拟物品交易平台网游GB ( Game-bay就具备完全的优势，其研发的内嵌游戏交易NPC就是完全的中介角色。而就目前虚拟物品交易平台的安全性来说，很多交易平台都在交易流程和信用机制方面进行改进，力图创造一个安全便捷的交易环境。相对来说，网游GB的交易流程虽然和其他交易平台的交易方式有些区别，但是功能性更强，更能保障玩家虚拟交易的安全性。
(三)虚拟物品交易在支付方式方面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游戏风靡全球，虚拟物品贸易交易更是迅速发展，然而，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其良好的市场前景是众所周知的。随着国际贸易日益增长，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具有更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传统国际贸易法下，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交易对其构成很大的挑战，从侧面而言，正是这些所谓的方式方法及模式的挑战，才会刺激传统国际贸易的迅速改善、改革。在虚拟物品国际贸易中，其主要的、常用的支付方式分为三种，即买方直接付款、银行托收和银行信用资料。然而由于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交易中，因为不设计国际物流问题，因此无法提供开设银行信用政所需要的单证、如提单等。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一般经常使用的就是直接付款，卖家先交付货物。而后买家进行卖家要求的汇款方式进行汇款;也有买家先行付款，卖家根据账户信息交付货物，但是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对双方来说，都存在着支付风险。
（一）国际惯例的形成与
国际惯例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植根于参与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的长期反复实践。
早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时的中世纪的欧洲，商人们在各地大的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规则，在各种各样的地中几乎相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商人习惯法（Lex Mercatoria）。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西方按社会等级而组成。而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实际上是商人这个阶层普遍适用的习惯性做法。它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发展着，称之为“法”，或许只是—种委婉的说法。[1]中世纪末，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通过不同的方式，纷纷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其各自的国内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率先进行了全国性的法典编纂，于是便形成了1673年的《商事条例》和1681年的《海商条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主持制定了《德意志统一票据法》；英国则通过在伦敦市政厅主持法院工作的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大法官及其同僚的努力，将商人习惯法并人了普通法的范畴。
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商品的发展，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为其产品寻找市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本国技术及其产品的垄断地位，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在此期间，为了避免由于各国规定不同而给国际商事交往带来的不便，各国在制定各本国旨在解决不同国家的法律冲突的规范时，也开始寻求共同制定旨在避免法律冲突的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即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规范。例如，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了规定相互赋予最惠国待遇及减免重要商品关税的《科布顿条约》；一些国家还缔结了《保护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等。这些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许多规范，都是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而来的。当世界进入20世纪后，随着致力于协调国际和经济关系的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往那些杂乱无章的商人习惯法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开始呈现成文的形式，如在国际商事交易中普遍适用并被公认为国际惯例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ncoterms，以下简称为《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以下简称为《统一惯例》）、《华沙一牛津规则》等，就是由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等国际组织编纂成文的。
二战后，随着技术、、通讯的迅速发展和机的问世，跨国公司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有形商品贸易。与此相适应，有关国际投资和技术贸易及其管理的一般做法，通过某些国家和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为这些国家和企业的习惯性做法，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或者正在转化为国际惯例。
通过简要回顾国际惯例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是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通例。
2.上述做法或通例是在各国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过有关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这些习惯性做法获得系统有序的成文表现方式，进而大大方便了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的适用。
3.国际惯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有的惯例不断地完善，新的惯例则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应运而生。
（二）国际惯例的含义
在实践中，单词“general practice”，“usage”和“custom”往往都译为惯例。[3]在王铁涯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一书中，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的引用是“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4]而此项规定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 cvstom，as evidence of a general practice accepted as law.”[5]该书认为，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6]而“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果。[7]作者在此强调的”习惯“，显然指的是custom，而不是usage.与此同时，作者也谈到了”习惯“一词常与”惯例“混用，并认为惯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惯例包括习惯在内，外交文件上所用的”惯例“一词，既包括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也包括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而狭义的惯例则仅指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即《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可见，作者在以上几处所说的惯例，显然又是指的”custom“，而不是”usage“。这一结论从上述”狭义的惯例指……“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general practice）。而作为此条中的”通例之证明“，正是该书前面所述的国际习惯。[8]可见，”custom“一词在此书中，有时指习惯，有时也指惯例。
那么，上面提到的三个英文单词在含义和译法上究竟有无区别呢？笔者认为，区别还是存在的。“general practice”可以译为通例，也可译为一般做法。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例，当卖方报出某种货物的FOB价格时，总是要求买方安排运输和保险。如果买方要求卖方负责租船和投保，那么卖方在其原有报价的基础上，还要再将保险费和运费的价格列人其报价、即CIF价。买方提出购买卖方的货物时也是如此。这种不同报价反映买卖双方承担不同义务的一般做法，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便成了商人们进行货物买卖的习惯（usage，也可译为习惯做法）。俗话说，习惯或，久而久之，当卖方或买方报出FOB或CIF出售或购买某货物时，由谁在此买卖中承担安排运输、保险等义务，就不言而喻了。而这时的习惯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惯例（custom）。也就是说，当习惯转化为惯例时，凡从事与此惯例有关的业务人员都知道或者理应知道他们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并对此不会再产生什么误解。例如，在以FOB成交时就不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买方在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安排运输和保险的情况下，反而指责卖方未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内安排好载货船舶，进而使买方蒙受损失，并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即使上述情况发生，当争论提交法院或仲裁裁决时，法院或仲裁庭则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买方败诉的判决或裁决。因为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惯例在国际贸易界是众所周知的。
一般而言，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惯例由习惯形成，而习惯又来源于一般做法。笔者赞同国际贸易法领域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国际商业惯例“往往始于一些有的企业的商事经营活动，而后逐步形成建立在平等交易行为基础上的特定贸易中的一般做法（general practice），再发展为贸易习惯性做法（usage），并最终取得具有稳定性的惯例（custom）的地位。[9]国际贸易法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英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国际商业惯例由”极为广泛的，凡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期待着他们的合同当事人都能遵守的商业习惯性做法和标准构成。“[10]至此，仍然困扰着我们的是：通例在何时转化为习惯？习惯又在何时取得惯例的地位？在实践中，要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是困难的。例如，《统一惯例》（1962）究竟是习惯性做法，还是惯例？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它”“（指1968年，笔者注）正处于从习惯性做法向惯例的过渡。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它至少已为173个具有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所采纳。[11]而《解释通则》（1953年）则是名副其实的习惯性做法，它仅具有标准合同条件的性质，因为”这些条件只有被当事人列入特定合同时，才对他们有法律上的拘束力。“[12]国内学者对国际惯例也有不同的看法。[13]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很难把通例、习惯和惯例截然分开。
（三）小结
通过对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习惯或通例。如果某一通例或习惯仅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广为适用，则还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而只能称为地方性习惯做法。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类习惯性做法逐步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也可能转化为国际惯例。后者往往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
2.国际惯例不是法律。一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于该制定法律的国家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而言，则其国内法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的规范是法律而不是惯例。
3.国际惯例是被法律认可为对有关当事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对一国而言，国际惯例指为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
二、国际惯例的
国际惯例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根据国际惯例所涉及的主体和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
1.国家间交往的惯例。此类惯例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和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间交往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如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
2.不同国家的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适用的由国际组织及特定行业及有关贸易协会制定的商事交易规则、标准合同共同条件等。
3.主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易进行管理与监督方面的惯例。如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税收管理、企业管理，包括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在本国境内投资及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管理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则。
4.解决国家间争议及不同国家国民间的民商事纠纷，以及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的惯例，如通过协商调解和仲裁方式解决上述争论的规则。
（二）按照国际惯例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
1.不成文惯例。许多国际惯例都是不成文的，通常为国际普遍遵守的参与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规则，如契约自由原则、有约必守原则、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国家主权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原则和制度，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跨国公司或其他外国公司在东道国从事投资或其他跨国经营活动时必须遵守东道国的原则。
2.成文惯例。即由国际组织或学术团体对不成文的惯例进行解释、整理编纂后的成文形式，它具有条理性、明确性和稳定性。随着国际交往的和技术的进步，这些成文的惯例也在不断地修订和补充，使之适合于社会的发展需要。如由国际商会主持制定的广泛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解释通则》，最初公布于1936年，并分别于1953、1967、1976、1980和1990年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该会于1933年制定的《统一惯例》，也进行了多次修订。此外，国际商会还整理编纂了其他有关商事交易的规则和标准合同，如《托收统一规则》、《合同担保统一规则》、商业示范合同格式等。除国际商会外，其他一些组织也整理编纂了若干规则，如国际法协会制定的《华沙——牛津规则》，国际海事委员会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仲裁规则》与《调解规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规则草案》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经过多年努力整理而成的《国际技术转让行为规则草案》等。
三、国际惯例的效力及其适用
（一）国际惯例的效力
一般而言，国际惯例的效力通常可以分为规范性惯例的效力和合同性惯例的效力。
规范性惯例通常对当事人各方具有普遍拘束力，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此类惯例的特点是：无论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是否愿意采纳，这类惯例都对他们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等。因为此类惯例已被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认为具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得随意变更。另外，凡已被各有关国家接受为国内立法或为国际公约所采纳的国际惯例，则对这些特定国家及有关当事人具有普遍约束的效力。当然，对这些特定国家而言，此时的惯例已转化为法律了。
合同性惯例是国际商事交易领域内的主要惯例。此类惯例属于选择性或任意性惯例。其效力，取决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各方自愿采纳，因为此类惯例的适用并非当事人各方必须遵守的义务，它们的适用以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而一旦当事人各方明示或默示地表示关于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某惯例，该惯例即对他们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例如，在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中的信用证安排上，如果开证行在开具信用证时注明适用《统一惯例》，则《统一惯例》即对各有关当事人（如开证行、议付行、通知行、付款行及与此交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及其他有关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该信用证的运作程序必须严格按《统一惯例》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又如一些特定行业的贸易协会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合同格式，如伦敦谷物贸易协会制定的有关谷物交易的标准合同格式、国际工程师咨询联合会（FIDIC）制定的国际合同条件，国际运输人协会联盟（FIATA）制定的联合运输提单等，对采用上述各标准合同的当事人各方而言，也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二）国际惯例的适用
国际惯例多为任意性惯例，就其本质而言是供当事人在其所从事的特定交易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适用的制度，尽管有少量的规范性惯例属于各有关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而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所适用的惯例一般都属于任意性惯例。当事人在选择适用某一特定惯例时，通常还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
另一方面，惯例对特定当事人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当事人各方的明示同意。对于特定交易中当事人各方应该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为该特定交易领域内的人们所广泛了解的惯例，即便当事人各方未作出明确表示，也应视为他们已默示同意此惯例。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4]第9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入均有拘束力。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4款及《仲裁规则》第33条的规定，仲裁庭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案件的过程中，无论当事人各方是否选择了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或经当事人各方同意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争议，仲裁庭在作裁决时，“均应按照合同的条款作出决定，并应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
四、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思考
（一）关于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适用
我国现行国内立法尚未就国际惯例的含义作出专门规定，但我国法律承认国际惯例的效力并允许当事人适用。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3款、《海商法》第286条2款等法律，都对国际惯例的适用作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据此，在我国当事人参加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如果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则应适用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可以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国际惯例的适用。然而，对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惯例也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即国际惯例的适用不得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限制性条件在《民法通则》第150条和《海商法》第276条中都有所反映。而这一做法本身，也是符合世界各国立法的一般做法（即公共秩序保留），或可称之为国际惯例。
（二）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
现在，经济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似乎已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而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则缺乏进一步的调查。
且不谈我国近年来缔结或参加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15]仅我国近年来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涉外经济合同、吸收利用外资、外贸、仲裁、股票交易管理、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许多都是在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学工作者，当我们呼吁按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完善经济立法的同时，应从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作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在现代国际社会，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是各种各样的，并且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看法和解释不同，在实践中的适用及其结果也不同。比如，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相互给予国民待遇的条件下，在其经济交往中就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前者的国民到后者去投资或从事贸易活动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而后者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剩余资金投向前者或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供出品呢？在此条件下，即便给发展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以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又如何享受得了呢？正因为如此，《关贸总协定》不得不在1964年增加了一章专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非互惠的优惠待遇。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签署的有关减让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文件上，也都毫无例外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在接受或采纳向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靠拢的立法观念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可称为特色），多作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恰当地把握国际惯例和其他一些国家成功的法制经验，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或者以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制模式作为检验我国法制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重要依据，或者完全排斥这些国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无视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与惯例。
注释[1]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54页。
[3]例如，《统一惯例》的为“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另参见程德钧等编著：《国际惯例和涉外仲裁实务》第2页上关于“usage”和“custom”的各种不同译法。
[4]《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5] Basic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rder，Second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at 36. [6]同注[4]，第38页。
[7] [6]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26页。
[9]参见前引《国际贸易法文选》，第205页。[10][11][12]同上，第206页。[13]《国际经济法总沦》，高树异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关键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际贸易便利化；国际贸易数据元；国家标准数据集
我国要成为国际贸易强国的关键重大战略措施是在未来5至8年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实现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联通。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在本世纪初公布了33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及指南”和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被定义为使国际贸易和运输相关各方在单一登记点递交满足全部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监管规定的标准资料和单证的一项措施。如果为电子报文，则只需一次性地提交各项数据。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正式名称是“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通过对国际贸易信息的集约化和自动化处理，达到国际贸易数据共享和大大提高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的目的。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旨在使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流更为畅通和简化，以实用的表达方式使涉及跨境贸易的各方都能更多地从中获益。单一窗口通常由某一主导机构集中管理，使相应政府部门或机构能够根据各自用途接收或存取相关资料。33号建议书还建议各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应当通过单一窗口协调对其各自的监管行为，并应考虑提供相应关税及税费的支付设施。
一、国际贸易便利化与标准化概念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致力于从发达的、发展中的和转型的经济体产品及相关服务有效交流的国际贸易企业和相关行政机构能力的改善。主要焦点在于通过对国际贸易流程、手续及信息流的简化和协调达到国家和国际的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并以此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其核心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方便、快捷、高效国际贸易信息高速公路。从1981年UN／CEFACT第1号建议书“联合国贸易单证样式”(United Nations Layout Key for Trade Documents)到2010年第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Estabfish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intemafional trade Single Window)为止，UN／CEFACT共了33个建议书。
为了保持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有关国家应当简化和缩减手续、程序、单证，以及相关各方均可接受的其他相关的协商机制。许多国家和国际行业组织都已经提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信息流和物流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国际公约、标准、建议和指南。
国际贸易便利化与标准化
贸易便利化的目标――为贸易商、相关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而促成尽可能简化和高效的国际贸易流程和手续。贸易便利化本身不应当只是一个补救措施，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计划，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涵盖全部国际贸易事务，包括国际贸易运输问题。
UN／CEFACT33个建议书：
UN／GEFAGT建议书以及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二、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全世界的使用日益增多，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引进这样一项措施。不仅先进的欧美国家，
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了本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为各国政府和贸易界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企业和政府都会因单一窗口的实施获益非浅。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促成更好的风险管理、提高安全水准、并随着贸易商遵纪守法情况的改善而增加收益。商界的效益来自对法规解读和运用的透明性和可以预测性，对人力和财力资源更为妥善的调配，使之在生产力和竞争力方面获益可观。
新加坡的企业通过新加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12分钟就可以办理整套手续，瑞典的企业通过瑞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手续的回应时间只有1分半钟，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根据UN／CEFACT提供的数据，国际贸易便利化措施每年可为世界贸易节省一万亿美元。
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经常都要按照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的监管规定编制大量资料和单证并提交给政府主管机关。这些资料和单证往往都必须经由不同的机构进行提交，每一个都有各自专门的(人工或自动)系统和书面格式。这些名目繁多的要求加上其相应的合算成本，对政府和企业都可能构成一系列负担，并且还可能成为国家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系列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际贸易相关的资料和／或单证籍此只需一次性地在单一登记处提交即可。这就可以提高资料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使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流更为畅通和简化，并能导致相关数据在政府不同部门各个系统间的进一步协调和共享，涉及跨境贸易的各方都会从中获取可观的利益。这一措施的使用会导致官方监管效率和效能的提高，因而改善了资源的利用，使政府和国际贸易商的成本会有所降低。
在政府机构针对进口、出口和转易的必要信息规定中使用数据和报文的国际标准对于国际贸易将会有重大效益。这将确保各项政府申报要求中的数据通用性，并将使各国政府都能互相交换和共享信息，从而进一步简化国际贸易和运输手续。另一个好处就是标准数据集所能提供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
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主导机构
建立和运行单一窗口的主导机构各国都有所不同，主要根据各国的法律、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情况而定。主导机构必须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政府机构，具有必不可少的战略眼光、高屋建瓴的大局观、法定管辖权、政治背景、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与其他关键部门的协调配合能力。对于中国的国情，商务部就是主导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开发和实施最适合的政府主管机构(德国经济部、日本通产省、新加坡贸发局、美国部际委员会)。根据以往我国成立国家贸易程序简化委员会的经验，建议恢复中国国际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吸收外经贸企业协会等公共机构以及进出口企业和国际贸易运输业代表参加，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便利化工作的协调并提高效率。
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怎么样?
我国90年代成立了国家贸易程序简化委员会，加上“金关工程”的推动，有过一段国际贸易便利化的轰轰烈烈启动发展期。促进了我国国际贸易在加入WTO以后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近5倍(2010年5千多亿美元，2010年近3万亿美元)。
目前我国的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相当大的差距，国际贸易整体效率低、效益差。我个人认为：我国国际贸易在政府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滞后10年，主要是现代管理理念滞后和措施落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进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我国当务之急。我国要实现从国际贸易大国到国际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必须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国际标准是国际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脱离国际标准而空谈我国国际贸易自主创新和增加核心竞争力，只能是贻误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最佳时机。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将大大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效益，促进我国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应该也有能力在2015年前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18年前将这一措施扩展到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与自由贸易区。
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主要用户是30万家进出口企业、国际贸易运输企业以及国际贸易相关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系统容量在每年3千万份国际贸易合同(韩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10年实际工作情况：1万1千家企业、2百万份国际贸易合同)。
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用户界面应该是友好和方便的。不论对政府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是免费和方便使用。该项系统投入产出效益很高，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亿，可以在我国国际贸易中节省几千亿元。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环境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引进通常首先就要求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并需要分析确定其可能的范围、需求的层次和性质、数据及其他信息要求、法律问题、实施选择(包括可能进行的分阶段实施)、试行的可能性和性质、不同方案下的实施成本、所需的其他资源(人力、技术等)、潜在的利益和风险、时间范围、实施及管理对策。
三、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成功实施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政治意愿以及商界的全力支持和参与。还必须制订基本的法律框架，包括引进保密法规，订立信息交换的保密与安全规定。
35号建议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
建立单一窗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其他措施以外，还要求对已经制订的管辖国际贸易相关信息流的惯常做法有一个全面的审核。这就需要改变和澄清数据交换流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行法规。因此，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形成法定的许可条件，对于要建立这样一项全国性措施和／或寻求与其他单一窗口进行信息交换的国家和经济体而言，就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的艰巨任务。
在第35号建议书背景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法律框架被定义成为设法解决单一窗口运行所需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相关法律问题所可能采取的一套措施。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往往需要对现行法规进行修改，例如，其中包括有关单证的电子化提交，电子签署(包括数字化签署)，用户及报文验证，数据共享，数据的保存、销及归档，以及电子证据。但也有可能无需进行重大的法规修订就可建立单一窗口。在任何情况下，现行管辖贸易相关信息流的法规对单一窗口措施的业务和运行模式的选择都会有影响。因此，适时对有关贸易数据交换的现有及潜在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是建立和运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首要步骤。这样的一项分析应当将单一窗口赖以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背景都加以考虑。框架的概念指的是设法解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有关法律问题的一个范围和系统化方法。
所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最基本的要求都是贸易数据信息交换的透明和安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数据的收集、存取和分发并且明确具有保密性、抗干扰性及可靠性的机制，使之能够形成一种稳固的基础去运行这项措施，并在各参与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国际标准的运用是单一窗口实施和运行过程必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给予所配置的服务以可扩展性并确保国际供应链上各参与方之间交易更为简单。由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设计针对企业到政府(B2G)和政府到政府(G2G)的关联，就应当注意到其运行具有现行企业到企业(B2B)、B2G和G2G关系解决方案可以联网共用的现实。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认为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框架支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运行，建议各国政府和从事国际贸易及货物运输各方应当：
(a)着手进行一项研究(包括电子商务法律基准和“差异分析”的研究)，以确定一套可能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设法解决单一窗口运行所需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相关的法律问题；
(b)使用UN／CEFAC十一览表及其指南，确保法律框架中包含有关国内及跨境贸易数据交换最常见的法律问题；
(c)修订现行法律、规章、政令等，如有必要，设法解决已经确定的法律问题和差异；
(d)在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法定环境的整个过程中，尽可能利用国家标准、国际法律文书、以及软件文件。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数据收集的法定授权。机构是否被授权去收集和(或)查询数据、法定授权(法律、规章、行政命令、管理程序)的司法管辖或起源。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的运行要快捷、高效，而首先是要合法，这就必须遵循所有相关的国家法规和本国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因为各个国家、以及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的管辖规则都各不相同，取决于该措施的实际范围和功能，建立一个符合要求的法律框架的任务，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有效运行，充分满足政府规定和贸易界的业务需求。
四、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
UN／CEFAC了2010年公布了34号建议书：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必须建立在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的基础上，既建立在国际贸易公约、标准、建议和指南基础上。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和其他已经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为遵照国家和国际贸易法规，都要求公司向政府呈递大量的数据和单证。他们还必须与供应商、客户、辅助、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贸易中介交换信息。针对这些处理所需的数据元定义通常在各个政府机构之间或商业组织之间很少或没有协调。结果，涉及贸易和运输的公司就必须受制于各种不同的数据规定、单证和专用表格，需要重复呈递类似或相同的信息。
在国际贸易中，非标准的数据和单证的使用，即国家专用的和／或机构专用的数据，在成本和准确性方面的效率极为低下。这在基于书面体系的情况下也是事实，要求贸易商提供多种和多余的表格。
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国际贸易所需数据元的简化和标准化。定义一套标准的数据和报文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冗余和重复，使国际贸易商和运输经营人能够提供符合所有与进口、
出口和转口相关的政府信息规定的信息。对国际贸易数据交换国际标准的使用支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VIII和第X款所述的标准和透明原则。
作为34号建议书基础的国际标准是国际贸易数据元的
名称、定义、以及在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UN了DED)和各自UN／CEFACT建议书代码表(如第16号建议书“UN／LOCODE一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中详细开列的代码。
建立我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核心任务是首先建立我国国际贸易国家标准数据集(CNNDS)。
第34号建议书通过为实现一个国家简化和标准化数据集推荐一种使用方便和成本务实的4阶段流程。按照建议书指南中所述的简化和标准化流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应当能够通过淘汰或复制呈递文件和消除冗余数据元来减少监管和行政的信息要求。这一流程的效果应当是企业和政府之间更为流畅和有效的信息交换。企业通过识别业务需求和实际以及商务系统和记录提供政府所需信息的能力，在降低数据需求方面能够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
国家数据集(NDS)的产生不能采取与其他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针相隔离的决定，因为其形态是官方和监管信息的要求和使用，而方法则是通过企业提交数据。当采用简化和标准化的应用时，针对要使用哪一种国家数据集，政府应当有明确的目标，是纯粹满足本国贸易需求，还是并入国家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措施或利用各种区域性贸易协议、双边协议或其他贸易协定。
美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美国已经进行了开发和实施，称之为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ITDS的总体目标非常明确，一个针对国际贸易的在政府范围内集成的系统。ITDS着眼于在政府范围使用一个安全和集成的系统，满足民间机构和联邦政府对标准贸易和运输数据的电子化收集、使用和分发的需要。美国国际贸易数据系统最初的概念出自远期自动商务环境工作组(FACE了)。该工作组的任务是检查政府的国际贸易处理程序并对未来海关自动化提出建议。在该小组的关键建议中，其核心要点是对进口和出口手续使用同样的数据并对国际贸易程序的政府监督进行集中统一。美国副总统指示美国财政部设立ITDS项目办公室。项目办公室由一个跨机构的委员会领导并配备有参与的政府机构(PGAs)、政府监督机构的代表以及相关企业方面的人员。项目办公室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调查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和信息需求。这是通过调查和问卷完成的。项目办公室对不同机构所要求的全部表格都进行了审核，汇编出一份贸易机构收集数据元的清单。这份清单涉及由将近10000多个数据项构成的300多张单证、表格。这些信息显示出贸易机构收集的大量冗余和重复数据，这些信息的冗余度超过90％。经过一个分析和协调的过程，美国国际贸易数据系统ITDS制订了一个由不到200个数据元组成的美国国家标准数据集(SDS)，对最初合并的3000个数据项而言，差别十分明显。
美国根据北美自由贸易法(NAFTA)，实施了被称之为北美贸易自动化原型(NATAP)的ITDS概念验证系统。NATAP是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努力的结果。NATAP能够达到ITDS一套标准数据集用于多国机构办理进口、出口和转口手续的目标。美国还和英国一起实施了国际贸易原型(ITP)系统。因为这两个系统都有多国参与，所以都表现出为实现更进一步的便利化和功效所需的国际协调和标准化。
我国在国际贸易数据简化与标准化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在汉语规范方面。一些常用的国际贸易术语不规范、不标准。
例1：我国国际贸易界习惯在签订外贸合同时使用“发盘”、“还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正确的规范应该是“要约”、“新要约”。
例2：我国国际贸易界错误率最高的汉字是“唛”(mark的方言)，它是我国国际贸易的“癌症”。我国国际贸易界在使用中五花八门：“唛头”、“唛码“、“唛标”、“侧唛”、“标记”、“标记唛码”等，还有使用各种图形和彩色。这种“癌症”在过去几十年造成大量的“卡关”、“滞港”和国际运输错误，给我国国际贸易带来巨额损失。联合国1979年的15号建议书：“简化运输标志(Shipping mark))“和我国GB／T 18131“国际贸易用标准化运输标志”中，正确的规范应该是“运输标志”。国际贸易用标准化运输标志四行，每行17个字符，禁止各种图形和彩色。
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必须使用国际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时考虑使用现有的建议书、标准和技术规范，它们在过去许多年间就已由政府问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发，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海关组织(WCO)、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商会(ICC)。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运用将有助于确保为实施单一窗口所开发的系统兼容其他国家的类似开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促进这些设施之间的信息交换。
政府平台在我国国际贸易便利化中起到权威和决定性作用。
在政府机构针对进口、出口和转易的必要信息规定中使用数据和报文的国际标准对于国际贸易将会有重大效益。这将确保各项政府申报要求中的数据通用性，并将使各国政府都能互相交换和共享信息，从而进一步简化国际贸易和运输手续。
论文摘要：在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体现了国际贸易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价值。地域性保护制度差异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障碍，国际社会为协调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地域差异障碍进行了立法构建。目前，国际贸易商标显著性立法构建中出现了以驰名商标为典型的扩张性保护与平行进口为典型的抑制性保护趋势。
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自身具有独特的识别特征，能够区别商品或服务出处，它是商标的固有属性，也是法律保护的重要目的。在国际贸易中，保护商标的显著区别性是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价值。
商标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功能，其功能的发挥是基于商标具有的显著识别性。国际贸易中构建商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商标的显著性能够得到超越地域限制的国际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显著区别性是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获得保护的基本依据，同时还是商标权人权利利益的根本维系基础，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所涉的各方利益予以立法平衡的焦点。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制度保护的地域
传统上，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构建商标取得及权利保护制度，以维护显著性利益。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的保护在一国之内市场对于维系商标显著性尚可有效，但在国际市场，商标显著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一国企业依本国法律标准（申请或使用）所取得的商标权利，只能在本国地域范围内行使，超越国界将不再受到保护，除非在他国依照该国法律标准另行取得对原商标显著性的垄断使用权。此外，各国商标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受到法律保护的显著性区别要素构成要求及保护程度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所保护的具有区别性质的商标仅为图形文字或其自组合商标，而有的国家则允许也保护立体商标，甚至具有区别性的气标、声音也可获得保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
（一）加强协调国际商标显著性保护的立法
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地域障碍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立法协调活动。如19世纪早期制定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及以后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立法对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不断加强。
（二）确立平等的商标显著性域外保护标准
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地域特征，商标保护仍主要依赖于各国的商标保护制度。商标显著性的协调首要方面是提供公平的保护标准，这体现于国民待遇标准与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适用。
国民待遇是巴黎公约最先采用的公平保护标准。此待遇标准要求是在尊重商标地域独立保护的前提下，为本国与国外的不同商业竞争者提供了相同的保护标准。该原则在之后的一系列的商标保护国际条约中延续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将国际贸易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引入商标国际保护制度。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确立，使得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的竞争者对于商标显著性具有平等的保护基础。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确保了商标显著性利益的保护平等，对于恢复被扭曲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制定显著性保护的具体认定适用规则
商标显著性是商标法权利制度构建的基础，在商标法律制度中也有专门针对显著性问题的规定。在TRIPS协定中规定了商标需具有显著识别性，应具有视觉可感知性。这一定义确认了商标应具有显著性的基本要求，但就如何认定显著区别性并明确规定，有待于立法与司法事件的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显著性的强度认定标准问题。TRIPS协定中也规定了因使用可获得商标显著性，这是对商标显著性的“第二含义”理论的承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与抑制
（一）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的保护的扩张
1.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表现。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显著性保护适用领域的扩张。在国际贸易中，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占有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一些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品质优良，具有良好的商誉，所使用的商标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些竞争者会将这些驰名商标在其他不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上注册使用，并利用使消费者对商标所指示的来源误解，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并有可能对原驰名商标产生淡化效果，损害企业的商誉利益。本质上，这是一种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有驰名商标的商誉会产生淡化效果。传统的混淆理论与保护制度对制止搭便车的淡化行为难以发挥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又基于反淡化的理论，在驰名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上，从保护领域扩展至了非相同及类似领域。
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保护地域的扩张。传统的商标显著性保护是基于地域性保护，商标的显著性也具有地域性，而驰名商标保护在一定条件下获得超越地域的特殊保护。如根据TRIPS规定，成员方在对驰名商标提供特别保护方面，应当考虑到由于宣传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而导致有关商标在被请求给予特别保护成员地域内驰名的结果，驰名商标一经认定，在他国未取得商标权之前的显著区别性价值能够得到确认保护。
2.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本质理解。在国际贸易中，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其根本原因在于驰名商标所凝聚的巨大的利益价值。驰名商标不同于普通商标，不仅起着识别商品或服务的作用，而且更凝结着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着企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驰名商标也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利益，对国家而言，驰名商标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是一国民族工业的集中表现。保护驰名商标显著性是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保护广大消费者，维护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的需要。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正是体现了对上述几者利益保护的重视。
（二）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抑制
在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着对商标显著区别性保护进行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权利用竭为理论解释基础的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商标平行进口的后果是在同一市场同时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相同商标的商品。这些商品上的商标相同，导致消费者难以区分产品来源，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商标显著区别，显著性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1.对于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议。对于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最主要的是地域排他性保护与权利用竭理论之争。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商标权具有地域垄断特性，即同一市场上在相同及相近的商品上商标使用具有专有排他性，商标需要具有显著区别性。商标平行进口则破坏了商标权的专有排他性，损害了商标的显著区别功能。而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支持者理论依据主要是权利穷竭原则，认为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另外也有人主张，从商标区别性的功能看，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主要目的禁止他人假冒，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但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而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
2.商标平行进口问题本质理解。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商标显著性的利益之争。这种利益表现为商标竞争者之间、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也涉及到了国家贸易管理的利益。商标平行进口首先影响到了同一市场的相同商品、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利益，实际是商标权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其次，商标平行进口也涉及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利益之争。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应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因素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而支持者认为平行进口实际上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商标权利人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制度可以成为国家贸易进行控制的一个手段，因而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论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领域最常见的词，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也为国际社会予以绝对的关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集中调整的是货物贸易，然而在关贸总协定发展后期，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领域所占有的比例已经不容忽视，关贸总协定具有局限性的管辖范围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这种新发展。其次，非关税贸易措施日益增多，关税减让带来的优势作用遭到削弱。最后，在争端解决方面，关贸总协定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致使贸易争端多悬而未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世贸组织（WTO）组建成立，世贸组织完善了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扩大了管辖的产品范围和部门领域，将调整范围扩大至服务领域、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TPRM），健全了争端解决机制。而无论是GATT，还是WTO，其宗旨都被描绘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进行，追求各方的“双赢”，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扩张。
二、跨国公司的国籍标准
当人们讨论某个跨国公司的国籍或者母国的时候，其标准可能是不相同的。这些标准可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成立地说。这种主张认为，法人是法律为特定目的而创设的拟制人格，它只有经过成立地国家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二、主要营业地说。此说认为，法人的住所是法人的经营管理或营业中心所在地，因此法人的国籍应依其主要营业地而定，即主要营业地在内国的为内国法人，主要营业地在外国的为外国法人。三、设立人国籍说，或称资本控制说。此说主张法人的国籍应按组成法人的成员的国籍来确定。四、复合标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法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出现了一种把法人的住所和法人的登记注册地结合起来确定法人国籍的主张。
三、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出现
1．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含义。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没有国籍，而是指跨国公司的母国意识正在不断减弱，其同母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减弱，在制订公司战略时更加倾向于着眼全球。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淡化了国籍，淡化了跨国公司母国的地位，而突出了本土化，突出了成本与效率优先的规则。母国的公司总部作为整张网的最中心，更多的起到支撑作用，其决策作用则被弱化了。跨国公司将全世界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交流、生产、销售，建立全球性的营业网络，将分布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不同原材料、资金、技术、劳动力等予以优化配置，将最便宜的原料以最优化的运输方式运送到生产效率最高、劳动力价格最低廉的地方组织生产，然后再将其生产的产品运送到需求量最大的国家，获取最高额的利润。2.跨国公司无国籍化的原因。跨国公司无国籍化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贸易竞争环境在近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再次，金融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篇章。为了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在股权以及管理架构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跨国公司吸纳资金的范围从一国发展到向全球吸纳，这同时也意味着，跨国公司的股东构成也在向全球范围发展，而随着这种发展，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治理结构甚至是企业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变化都使得跨国公司朝着无国籍化的方向发展。
四、无国籍化跨国公司的法律关系
跨国公司的无国籍化趋势虽然日渐显著，但是其与母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却是不可消除的。这是因为，淡化母国意识并非使母国不复存在。跨国公司的母国仍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对跨国公司进行必要的管理，以使跨国公司对母国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削减其消极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会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行投资前审批、投资中促进以及投资后监管。政府代表母国多通过法律规定对跨国公司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所以笔者认为，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关系应该为管理与被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二者也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利用，发展自身。
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当然也存在着经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特许协议法律关系。所谓特许协议法律关系，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能够在东道国从事某种活动，与政府签订某些协议，而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这类合同到底是属于国际合同关系还是国内合同关系，仍然存在争议。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为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通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母公司也常为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或者享有股权最多的股东。在责任承担方面，子公司通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根据英美法的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公司人格否定的制度，直接追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的责任，子公司不用承担责任。
跨国公司各实体在法律上的独立和其在经济上的关联性是国内公司不具备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得跨国公司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容易导致法律冲突。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海外的子公司造成许多影响，使这些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母公司以及母国发生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些关联性使得母国对跨国公司的立法管辖和司法管辖有了依据。虽然无国籍化跨国公司淡化了母国意识，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但是一些法律冲突却是至今无法避免的，这些冲突使得跨国公司在合同法、公司法、外国投资法、税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不同，这些冲突可以主要概括为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适用的冲突。跨国公司虽然依据东道国法律设立，具有东道国国籍，在形式上来说，东道国似乎拥有绝对的管辖权，但是由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权，这可能会导致东道国对于母国的母公司的经营行为行使管辖权，这就造成了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另一方面，东道国或者母国可能利用不同类型的法人国籍标准，采取某种方式，如股权控制来扩大本国的管辖权。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交往的不断深入，海上运输已经成为国际间货物运输的主要形式。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围绕作为重要单证的提单产生的纠纷可谓繁多。由于提单的签发、转让等往往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而各国关于提单的法律规定又存在诸多不同，在发生提单纠纷时经常会引起准据法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加强提单的法律功能的研究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本文首先对提单的定义进行了分析，接着对提单的法律功能进行了阐述，最后对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提单；法律功能；基本原则
引言：自欧洲早期航海贸易从船商合一到船商分离，出现提单雏形起，提单己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使用了很长的历史。17世纪，为解决因货物通过海运时间长，不便商人处分货物的矛盾，在贸易领域逐渐承认提单可以直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转让提单具有转让货物一样的效力，处分提单等于处分正在海上运输途中的货物。现代意义的提单就这样顺应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出现了，其被赋予了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及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功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提单的发展，而提单功能的完善使国际货物买卖实现了由实物交易到单证交易过渡，国际贸易因此蓬勃发展，进而又促进了海上货物运输事业的繁荣。提单成为国际贸易与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之一。
一、提单的定义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特有的重要运输单证。英美等国将海陆空运单据通称提单，当专指海运时则称为海运提单，英国船运法规定，提单是由船东或其他人所签发的文件，该文件确认货物装上何船并驶往何港，以及运输装船货物的若干条件；在德国，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承运货物的书面证明，承运人通过提单承担将接管的货物依其所证明的状况运至目的地，并根据提单的内容交付货物的义务。在台湾地区，海运提单称作载货证券，载货证券为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同托运人之请求发给托运人、承认货物业已装船，约定运送期间权利义务及领受货物之特种有价证券。简言之，载货证券为一种货物已上船之书据。它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及承运人收受或装载货物的文件。缴回该文件时，承运人应交付货物；提单条款内所载的人或所指定或持有提单人请求交货时，承运人即有交付货物的义务。
《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1条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所作的解释是：“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概括了提单的本质属性，即：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证明承运人接管货物或货已装船和保证据以交付货物。提单的上述本质属性则决定了提单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二、提单的法律功能
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曾说：国际贸易像一张网，提单是这张网的中心。这高度概括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上述提单的定义和它的由来不难看出，提单具有如下三个基本法律功能，而这些构成其法律地位的核心内容：
（一）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已接收货物的收据
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货物收据，以此确认承运人己收到提单所列的货物。无论是《海牙规则》还是我国《海商法》均规定，承运人对于非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己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己处于承运人掌管下”，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性质。但是，提单的货物收据的属性，在班轮运输的实践中，通常不以将货物装船为条件。通常的作法是，当托运人将货物送交承运人指定的仓库或地点时，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先签发备运提单，而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再换发已装船提单。
提单中属于收据性的内容主要是提单下面所载的有关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或重量等。当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时，它是承运人按照提单的上述记载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原则上承运人应按照提单所载事项向收货人交货。但允许承运人对货物的真实情况在提单上进行批注，并允许承运人就清洁提单所列事项以确切的证据向托运人提出异议。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时，除非提单上订有有效的“不知条款”，承运人对于提单受让人不能就提单所载事项提出异议。此时，提单不再是已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是已收到货物的最终证据。
（二）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证明
提单不仅包括上述收据性的内容，而且还载明一般运输合同所应具备的各项重要条件和条款，这些内容从法律上讲，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承运人和托运人就应具有约束力。同时，当承、托双方发生纠纷时，它还是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提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运输合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提单是由承运人单方制定，并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才签发的，而且在货物装船前或提单签发前，承、托双方就已经在订舱时达成了货物运输协议。所以，它还不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本身，而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原则上，提单上的条款应与运输合同相一致：当它与运输合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
另外，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提单的可流通性，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就是说，一旦提单流转到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身，但它此时是个新的合同，其效力优于先手存在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在订舱时达成的协议。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如果他们在货物装船之前还订有运输协议或签有其他书面文本，提单就是他们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而不是合同本身，其权利义务关系依运输合同。但在托运人之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直接将提单认定为书面合同，不需要当事人再去约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依海商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由此，提单若为托运人持有，那么他和承运人之间便具有以提单为证明的约定运输合同关系；提单若为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合法持有时，该第三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的则是以提单为文本的法定合同关系。明确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是：海商法在两种情况下对提单的性质和作用等作出了规定，不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还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他们总是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约定的合同关系，后者属于法定的合同关系。
（三）提单是承运人船舶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提单使其持有人有权提取货物，同时也能用以代表货物，处分提单就相当于处分了仍在海上的货物。由此在法律上可以反映为这样的概念，持有提单事实上就意味着对货物的支配，这是对货物占有权利的一种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运输本身无非就是占有的转移，提单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作为承运人识别占有人凭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提单成为货物的象征，以单据交付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证明，同样也反映了提单交付就是占有的转移。当然提单只是拟制为货物，因而它所标示的也只是一种“拟制占有”，即拟制为对海上运输运送物的占有。
对于提单的这个法律功能，我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三、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
提单在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提单可能发生纠纷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涉及提单的债权关系、提单的物权关系以及提单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等。而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也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例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2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适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也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
美国1936年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他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除美国外，类似的国家如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
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循”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公约。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但是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它们属于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一起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于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提单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都是公布在外的，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并非不能知道该条款，无法表达对争议解决条款的意思。而且与提单的交易流转结合起来，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虽然没有与船方协商争议解决条款，但可以通过与托运签订买卖合同开具信用证时，就签发何种提单作出约定，从而表达其对解决争议的意思。在我国，根据国内外国际私法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该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并应据此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
1、法律选择的方式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明示法律选择和默示法律选择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之外的专门法律选择协议明确表达有关法律选择的意图，这种方式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后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或其行为表达的有关选择法律的暗示。
为了避免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默示意思时过于主观臆断，最近许多国家的立法和一些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向是对默示选择加以限制，要求必须在事实十分明显或者在确定的条件下才得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如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2、选择法律的时间和范围
一般来说各国立法以及实践不仅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法律选择，而且也允许在争议发生后，法院开庭审理前，甚至直到判决前再选择法律.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以前所选择的法律，但要此时选择的法律不能影响合同的形式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仅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法院开庭审理前选择法律。。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应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延长到法院判决前，而且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所选择的法律。在涉外合同冲突法中，我国同国际上的普通做法一致，不接受反致。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当然仅指所选国家法律中的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其冲突法。
3、选择法律的空间范围
选择法律的空间限制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客观上的联系，否则当事人的选择无效。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都有此种要求。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强调：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并不等于给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根据，而这种合理的根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法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在那里履行，或合同标的位于该地，过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应被法院认为无效。而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善意的、合法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法律。日本、泰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也没有这种限制。
此外，1978年的《海牙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也没有禁止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法律。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任何一国法律来制约其合同。尤其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它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海商法和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又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只要当事人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允许他们选择某一更加完备且为双方熟悉的第三国法律来决定其权利义务，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优越性。实际上，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也无特别的空间上的限制。如1995年“全国海事审计工作（宁波）研讨会纪要”写道：“根据海商法第269条的规定应承认提单中约定的适用法律条款，在具体适用时应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制约”。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选择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合理。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正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共体于1980年在罗马签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大多国家的提单纠纷案件可适用的往往只有其中几种，但在考虑如何适用时的顺序却是一致的。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那么在审理提单纠纷案件时，首先考虑适用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再考虑“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如果我国将来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则还要承担相应国际公约的义务。
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功能涉及到提单的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海事立法等。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重要的海运大国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纠纷方面已经逐渐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先进的成例，对我国的航运实践以及司法实践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毕竟各国在制定其海事法律时，更多的是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等利于本国的诸因素来考虑的，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制定出来的海事法律也不尽相同，仅靠各国制定各自的冲突规则来解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问题已不能符合日益发展的海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海事冲突法、海事实体法的统一是国际海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蔡镇顺：《国际商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与对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司玉琢：《海商法学案例教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6]郭国乡：《提单法律适用条款与首要条款若干问题研究》，载《海商法研究》，2000年第1期。
[7]许俊强：《论海事国际公约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1期。
[8]王国华：《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选择》，载《海商法研究》，1999年第1期。
[9]李守芹：《海事审判中国际公约适用的相关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
[关键词]国际电子商务合同 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
国际电子商务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传统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提出了挑战，需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来对国际电子商务合同进行规范和调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对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给予了及时和必要的关注，制定了一些条约、惯例和示范法等，基本建立了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制度框架。
一、国际电子商务合同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电子商务合同法的渊源，是指国际电子商务合同产生的依据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国际条约
各国缔结的有关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合同的国际条约或公约是统一的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EDI规则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电子商务立法活动。1996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起草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采用了开放性的立法模式，为国际电子商务法提供了一个框架。2001年又通过了《电子签名示范法》。2005年11月在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审议和通过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以下称《公约》），在第60届联大通过后供各国签署。该公约是有关电子商务的第一个专门性公约。
（二）国际贸易惯例
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法的惯例有国际商会于1997年11月了《国际数字签署商务通则》，该通则是第一部电子商务的全球性自律性规范。1990年和2000年国际商会分别两次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通则》进行修订。2004年国际商会又制定了《国际商会2004年电子商务术语》(以下简称《术语》)，为当事人提供了两个易于纳入合同中的简短条款，以此表明当事人商定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电子商务合同。
二、《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主要内容
（一）《公约》管辖问题
国际电子商务合同于一般电子商务合同的区别在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或履行合同。《公约》规定，有关使用电子通信的国际合同适用于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或履行合同（或约定）。但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对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营业地判断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所以《公约》确立了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营业地判断的四项重要规则，一是以当事人指明或披露营业地为准；二是在情形下，以合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当事人营业地；三是确定了自然人无营业地的，以自然的惯常居所为准；四是公约确立了电子联系因素不应作为营业地判断的规则。
但《公约》主要不适用消费合同、金融服务或资金划拨、票据或证券转让的情形。
（二）合同的形式要求
对于一项通信或一项合同，不得仅以其为电子通信形式为由而否定其效力或可执行性。《公约》采纳《电子商务示范法》和《电子签名示范法》的基本原则，即技术中立原则和功能等同原则，合同的形式要求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书面形式要求、签名及原件要求。
1．书面形式要求
《公约》不规定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的形式要求。即使本国法律要求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或规定了不采用书面形式的后果的，只要该电子通信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
2．签名要求
对于电子通信在签字的问题上，凡法律要应当由当事人签字或法律规定了没有签字的后果的，下列2点满足签名要求。
（1）使用一种方法鉴定该人身份，并且表明该当事人认可的电子通信所含信息的意图；
（2）从各种情况看，相关协议使用的方法可靠，对生成和传递电文信息是适当的。
3．原件要求。
只要电子通信规定完整性有可靠保障，而且该信息能够被显示给要求提供该信息的人，就满足法律规定原件形式要求。
（三）电子通信签订的时间、地点
合同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订立合同双方一般不像书面合同那样搞一个签字仪式。合同法一般原则是合同成立时间为承诺生效时间。承诺生效时间英国法系和大陆法系不一样，英美法系采用发信主义，即发出之日生效。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到达主义，即承诺到达对方生效。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采用到达主义。
1．电子通信的发出时间，《公约》规定：一旦电子通信离开发端人控制范围之内的信息系统，即视为已经发出。这概念接近于非电子环境下所谓发出的概念。然而，存在一种特殊情形，比如网站信息，一直也没有离开发端人系统。因此在电子通信可能从未离开发端人范围的特殊情况下以电子通信收到时间为发出时间。
2．电子通信的收到时间，《公约》则是能够由收件人在该收件人指定的电子地址检索的时间。但因为网络故障、病毒攻击等暂时不能进入某一电子领域，不能检索电子通信，视为没有收到。
3．合同缔结地，合同法一般原则，合同成立地点为收到承诺地点。《公约》规定数据电文以收件人涉及有营业地的地点为收到地点。
三、《国际商会2004年电子商务术语》的内容
（一）《术语》条款
尽管电子商务合同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但在有些情况下适用法律要求在纸面上记录合同并按一定的格式签字。《术语》为当事人提供了两个易于纳入合同中的简短条款。
1．电子商务协议当事人约定， 电文的使用应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有效的和可执行的权利和义务；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收件人明示指定或默示指定电文的发送地址和发送格式，应将电文作为证据采用； 不得仅以使用电子手段为由对当事人之间的任何通信或协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电子商务协议发出和收到
（1） 电文进入发送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信息系统即应视为发出或发送；进入收件人指定的信息系统即应视为收到。
（2）如果电文发送到收件人指定之外的信息系统，该电文在被收件人注意时即应视为收到。
（3）电文以发送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或发送地点，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收到地点。
（二）《术语》的表示方法
《术语》载有的《国际商会电子订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必须明确告知仲裁员和法官当事人同意《术语》的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表明这一意图的责任完全在当事人。订约方可以用三种方式表示其同意《术语》的意图。
1．如果当事人对其同习惯于电子订约的对应方订约并顾及对电子订约的法律放心，只需在适用法律的任何强制性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以提及方式将《术语》纳入其通过电子邮件或互联网通信等电子手段商定的任何合同；
2．如果当事人对电子订约的效力特别不放心，当事人可以签署并交换纸质《术语》，以此表明适用《术语》的合同种类和适用《术语》的期限；
3．当事人还可以只交换可表明其同意《术语》的电文，然后通过电子手段订约。
（三）电子商务合同应载条款
虽然《术语》只为使用电子手段订立该交易提供了方便，并未给当事人提供其希望订立的交易的合同条款，但《术语》附载的《指南》对在网站上或通过一系列电文订约的电子商务合同，提供了通常应载的条款和纠纷的其他解决办法。
1．电子商务合同通常应载的条款
企业名称和地址，相关的登记或身份号码等，法定人的联系方式（包括邮件、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细节），任何人的类似联系方式，拟就合同交换的通信所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通信费用的分配以及是否不按基本费率计算此种费用；
要约或价格的有效期， 对于长期或经常履行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合同，酌情载明合同的最低期限，说明拟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主要特点， 货物或服务的价格，包括各种税款，酌情列出交付条件和费用（如选定的国际商务术语），付款条件；与条件、保证、担保、售后服务、补偿和补救有关的条款（例如，退货或退款政策、撤销或终止办法、退货、交换、损害赔偿等），与购买限制、期限或条件、地理限制或时间限制、产品或服务使用说明（包括安全和保健警告有关的条款）；
与当事人之间传送信息的保密和违反保密规定的赔偿责任有关的条款，通信/交换的技术/安全要素，加入任何协会或自律安排的有关陈述的核实方式；适用法律和法域。
2．纠纷的其他解决办法。
（1） 确保信息易于查找。网站或电子服务的用户应容易查找和搜寻重要的法律术语，而不必在每次查找时都浏览整个合同；
（2）确保相关术语集中归入一处，结构编排合乎逻辑。
（3）确保网站尽早载列便于使用电子商务合同和订约过程的流程图。
四、国际电子商务合同法的重要渊源评析
（一）关于《公约》
《公约》是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基础上起草的，采用了功能等同、技术中立、意思自治等被普遍认可的电子商务立法原则，成功解决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中的重要法律问题，增强了国际合同的法律确定性和商业上的可预见性。
《公约》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实践中，各国为了奉行条约必须信守的法律原则，一般将其相关的内容在国内法中予以体现。但是，《公约》在本质上属于私法范畴，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损国际公约或条约的效力，致使其不具有绝对的强制执行力。虽然，《公约》对非缔约国一般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或当事人约定适用《公约》。
（二）关于《术语》
国际电子商务法的合同的贸易惯例不是法律，而是另一个重要渊源，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约束力。但是，一旦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了某项惯例，它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
《术语》的目的是提供一套统一的术语，只是阐明了根据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等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实体法权利和义务，使各方当事人能够进行电子订约，而不会出现其中一方事后以其合同的电子性为由提出合同无效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EB/OL].（2005－11－23）
[2] 国际商会，国际商会2004年电子商务术语[EB/OL].（2004－04－11）
[3] 邓国，取从国际电子贸易(EDI)的发展看国际商法的统一[J].商业研究2005／16
[4] 袁翔珠，论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适用[J].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2期
关键词：提单；法律功能；基本原则
引言：自欧洲早期航海贸易从船商合一到船商分离，出现提单雏形起，提单己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使用了很长的历史。17世纪，为解决因货物通过海运时间长，不便商人处分货物的矛盾，在贸易领域逐渐承认提单可以直接代表运输途中的货物，转让提单具有转让货物一样的效力，处分提单等于处分正在海上运输途中的货物。现代意义的提单就这样顺应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出现了，其被赋予了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及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功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提单的发展，而提单功能的完善使国际货物买卖实现了由实物交易到单证交易过渡，国际贸易因此蓬勃发展，进而又促进了海上货物运输事业的繁荣。提单成为国际贸易与海上货物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之一。
一、提单的定义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特有的重要运输单证。英美等国将海陆空运单据通称提单，当专指海运时则称为海运提单，英国船运法规定，提单是由船东或其他人所签发的文件，该文件确认货物装上何船并驶往何港，以及运输装船货物的若干条件；在德国，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承运货物的书面证明，承运人通过提单承担将接管的货物依其所证明的状况运至目的地，并根据提单的内容交付货物的义务。在台湾地区，海运提单称作载货证券，载货证券为运送人或船长于货物装载后、同托运人之请求发给托运人、承认货物业已装船，约定运送期间权利义务及领受货物之特种有价证券。简言之，载货证券为一种货物已上船之书据。它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及承运人收受或装载货物的文件。缴回该文件时，承运人应交付货物；提单条款内所载的人或所指定或持有提单人请求交货时，承运人即有交付货物的义务。
《联合国1978年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1条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所作的解释是：“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概括了提单的本质属性，即：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证明承运人接管货物或货已装船和保证据以交付货物。提单的上述本质属性则决定了提单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二、提单的法律功能
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曾说：国际贸易像一张网，提单是这张网的中心。这高度概括了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上述提单的定义和它的由来不难看出，提单具有如下三个基本法律功能，而这些构成其法律地位的核心内容：
（一）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已接收货物的收据
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货物收据，以此确认承运人己收到提单所列的货物。无论是《海牙规则》还是我国《海商法》均规定，承运人对于非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己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己处于承运人掌管下”，所以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性质。但是，提单的货物收据的属性，在班轮运输的实践中，通常不以将货物装船为条件。通常的作法是，当托运人将货物送交承运人指定的仓库或地点时，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先签发备运提单，而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再换发已装船提单。
提单中属于收据性的内容主要是提单下面所载的有关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或重量等。当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时，它是承运人按照提单的上述记载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原则上承运人应按照提单所载事项向收货人交货。但允许承运人对货物的真实情况在提单上进行批注，并允许承运人就清洁提单所列事项以确切的证据向托运人提出异议。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时，除非提单上订有有效的“不知条款”，承运人对于提单受让人不能就提单所载事项提出异议。此时，提单不再是已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而是已收到货物的最终证据。
（二）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证明
提单不仅包括上述收据性的内容，而且还载明一般运输合同所应具备的各项重要条件和条款，这些内容从法律上讲，只要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承运人和托运人就应具有约束力。同时，当承、托双方发生纠纷时，它还是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提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运输合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提单是由承运人单方制定，并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才签发的，而且在货物装船前或提单签发前，承、托双方就已经在订舱时达成了货物运输协议。所以，它还不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本身，而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原则上，提单上的条款应与运输合同相一致：当它与运输合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
另外，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提单的可流通性，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就是说，一旦提单流转到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本身，但它此时是个新的合同，其效力优于先手存在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在订舱时达成的协议。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如果他们在货物装船之前还订有运输协议或签有其他书面文本，提单就是他们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而不是合同本身，其权利义务关系依运输合同。但在托运人之外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法律直接将提单认定为书面合同，不需要当事人再去约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依海商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由此，提单若为托运人持有，那么他和承运人之间便具有以提单为证明的约定运输合同关系；提单若为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合法持有时，该第三人与承运人之间形成的则是以提单为文本的法定合同关系。明确这一问题的法律意义是：海商法在两种情况下对提单的性质和作用等作出了规定，不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还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他们总是一种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约定的合同关系，后者属于法定的合同关系。
（三）提单是承运人船舶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提单使其持有人有权提取货物，同时也能用以代表货物，处分提单就相当于处分了仍在海上的货物。由此在法律上可以反映为这样的概念，持有提单事实上就意味着对货物的支配，这是对货物占有权利的一种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运输本身无非就是占有的转移，提单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作为承运人识别占有人凭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提单成为货物的象征，以单据交付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证明，同样也反映了提单交付就是占有的转移。当然提单只是拟制为货物，因而它所标示的也只是一种“拟制占有”，即拟制为对海上运输运送物的占有。
对于提单的这个法律功能，我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三、提单法律功能适用的基本原则
提单在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提单可能发生纠纷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涉及提单的债权关系、提单的物权关系以及提单法律行为的效力等等。而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也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例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2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并没有规定哪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适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也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
（二）缔约国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循”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公约。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但是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它们属于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
美国1936年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他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除美国外，类似的国家如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
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一起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于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提单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都是公布在外的，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并非不能知道该条款，无法表达对争议解决条款的意思。而且与提单的交易流转结合起来，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虽然没有与船方协商争议解决条款，但可以通过与托运签订买卖合同开具信用证时，就签发何种提单作出约定，从而表达其对解决争议的意思。在我国，根据国内外国际私法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该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并应据此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
1、法律选择的方式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明示法律选择和默示法律选择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以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之外的专门法律选择协议明确表达有关法律选择的意图，这种方式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后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或其行为表达的有关选择法律的暗示。
为了避免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默示意思时过于主观臆断，最近许多国家的立法和一些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向是对默示选择加以限制，要求必须在事实十分明显或者在确定的条件下才得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如1985年《海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2、选择法律的时间和范围
一般来说各国立法以及实践不仅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法律选择，而且也允许在争议发生后，法院开庭审理前，甚至直到判决前再选择法律.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以前所选择的法律，但要此时选择的法律不能影响合同的形式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仅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法院开庭审理前选择法律。。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应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延长到法院判决前，而且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变更所选择的法律。在涉外合同冲突法中，我国同国际上的普通做法一致，不接受反致。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当然仅指所选国家法律中的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其冲突法。
3、选择法律的空间范围
选择法律的空间限制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客观上的联系，否则当事人的选择无效。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都有此种要求。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强调：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并不等于给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根据，而这种合理的根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法律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在那里履行，或合同标的位于该地，过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应被法院认为无效。而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善意的、合法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法律。日本、泰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也没有这种限制。
此外，1978年的《海牙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也没有禁止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法律。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任何一国法律来制约其合同。尤其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它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海商法和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又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只要当事人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允许他们选择某一更加完备且为双方熟悉的第三国法律来决定其权利义务，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优越性。实际上，我国海事司法实践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也无特别的空间上的限制。如1995年“全国海事审计工作（宁波）研讨会纪要”写道：“根据海商法第269条的规定应承认提单中约定的适用法律条款，在具体适用时应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制约”。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选择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该原则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合理。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正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共体于1980年在罗马签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大多国家的提单纠纷案件可适用的往往只有其中几种，但在考虑如何适用时的顺序却是一致的。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那么在审理提单纠纷案件时，首先考虑适用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再考虑“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如果我国将来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则还要承担相应国际公约的义务。新晨
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功能涉及到提单的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海事立法等。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重要的海运大国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纠纷方面已经逐渐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先进的成例，对我国的航运实践以及司法实践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毕竟各国在制定其海事法律时，更多的是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等利于本国的诸因素来考虑的，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制定出来的海事法律也不尽相同，仅靠各国制定各自的冲突规则来解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冲突问题已不能符合日益发展的海事法律关系的需要。海事冲突法、海事实体法的统一是国际海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杨良宜：《提单及其付运单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蔡镇顺：《国际商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与对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司玉琢：《海商法学案例教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6]郭国乡：《提单法律适用条款与首要条款若干问题研究》，载《海商法研究》，2000年第1期。
[7]许俊强：《论海事国际公约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1期。
[8]王国华：《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选择》，载《海商法研究》，1999年第1期。
[9]李守芹：《海事审判中国际公约适用的相关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