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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进程,所以有一个合理的管理经济的方式。而且,在近代一些银行等机构的成立也为金融证券化创立了条件。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金融风暴成为了袭击整个世界的主要因素,当然中国也没有幸免于难。在我国金融的发展迅速,相比对国际的发展国家也很落后,因此,对我国金融证券化与中国金融创新策略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 金融证券化
(一) 金融证券化推行的条件
金融证券化在我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能够推行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一定条件的。金融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各方资金的合理调配。要对资金调配首先是要有足够多的资金。然而,资金并不是可以凭空产生的。因为世界上资金的积累是人类财富的积累。首先,是人类在一定的发展前提下,尤其实在近现代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的财富才得以迅速的积累,从而出现资金的积累。然而,在工业等各行各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资金问题的短缺和闲置以及不可分配的现象。在某一行业或者某一企业中,资金被大量闲置,而在另外一个企业中则出现了资金严重不足的现象,金融证券的出现正好可以解决各行各业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同时,经济问题的出现也同时带动了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的出现。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国家统一管理经济、解决金融问题提供了方便。而且,这也金融机构的出现,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也成为了人类进步的阶梯之一。
(二)金融证券化的意义
对企业而言,直接发行证券的形式在市场上筹集资金既便利融资,成本又低,还可享受发行证券本身的许多好处。对社会公众而言,有价证券在流动性和收益率方面比银行存款更有吸引力。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公司融资证券化趋势的形成。在企业中,解决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就是“融资”。融资是公司注入流动资金的重要方式。当公司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任他方式的资金注入与使用即证券相比较而言都表现出一定劣势。然后,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生活中的食物的追求越来越趋向完美化。所以,人们在资金的运转过程中也越来越青睐于金融证券的使用。金融证券是资金流动的最佳方式,相对于经济货币化,金融证券化的优势显而易见。
金融证券化的出现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以及公司带来利益。金融证券化也给许多个人带来了利益。比如,许多财产比较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财产、资金等通过金融证券的媒介投入到经济市场中进行管理,因此而获得财富。这样也给一部分有不动产的群体带来了利益。当然,金融证券化带来的利益并非只有这些,只要能抓住金融证券化大形势下的机遇,每个人、每个集体都可以享受金融证券化带来的利益。
二、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情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工业开始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随之我国的经济情况也出现了好转。尤其是将我过的经济与全世界接轨,市场经济进入了全球的发展阶段。金融证券化也随之进入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全盛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虽然我们从改革开放中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但是,依然不得忽略经济发展给我们国家经济管理带来的挑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勇士不是不能够发现深渊,而是明知是深渊还要跳下去。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的用着跳下了深渊,我们的挑战就是将这个深渊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机遇,使我们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生存,并且可以优于其他国家。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们不知道发展的方向,稍不留神就可能将之前的经济发展带入毁灭中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得到良好的管理。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也处于实验阶段,出台合理的经济管理政策还比较困难。但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将我国的经济也带入到金融证券化的行列中来。这样的经济也为我国的经济管理提供了方便。因为在宏观管理经济的情况,资金的调集等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金融证券化恰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重要方法,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确实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金融证券不仅是国家经济管理的良策,也是对各行各业公司的调集资金解决资金周转问题的考验。当公司内出现经济危机时,解决资金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首先问题。公司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利用金融证券化的局势解决公司的资金问题是每一个公司都会面的挑战。
三、 金融证券化的弊端
金融证券化的出现确实为国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便利之处,但是金融证券化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首先,金融证券化是社会节奏变快的一种经济发展产物,所以,金融证券化首先在经济发展节奏上比较快。虽然,这迎合了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但是,快节奏意味着给公司带效益快,让公司破产也比较快。而且,在节奏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考虑、找出对策以及想到方法筹集资金应对经济危机。但是,在转眼即逝的情况下,公司很可能来不及商量对策公司就破产了。对于公司而言,公司破产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公司破产也必然带来公司员工的大规模失业。公司员工的事业对国家来说,这也意味着有一个大负担降临。因为,下岗员工的生活质量难以保障,而且下岗职工再就业造成的就业负担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并非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
四、 金融证券化带来国家经济管理的挑战
我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世界平均水平而言并非前端国家,但是进入国际化的轨道之后,我们必须在经济管理中与世界水平同步。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在经验不足的情况能够悟出更多道理、找到更多适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
五、 我国经融证券化的新形势和创新
我国金融证券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式而来,但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创新的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去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对我国以及国际的金融形式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国家要有自己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国家是国际经济形式发展下一个重要成员,我们就要去迎合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要跟着国际发展形式走,否则掉队就会导致我们国家的落后,最终使我们成为遭受蹂躏的对象。曾经的闭门造车已经给我留下了教训,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古话,“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我们是一个大国就要有大国风范,不能在国际经济的发展下输给任何一个国家。
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根据我们国家以及各国的发展形式及时调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当然,我们国家经济政策不能够照搬照抄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国家,有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必须要学会创新经济政策,才能促进我们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吴博,刘睿.金融结构、风险结构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J].新金融.2013,(05):11-15.
[2] 韩大涛.高职金融证券专业人才体系培养教学改革研究――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市场论坛.2015,(04):87-89.
[3]岳红池.浅析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过渡[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7):75-77.
论文摘要: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较为新颖而有效的管理方式已为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行政合同的有关理论问题已越来越为学者所重视,本文主要对行政合同的性质作了初步的讨论,笔者认为行政合同的性质具有行政性和合同性两个方面。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日益广泛,其干涉的手段也呈多样化的趋势,其中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较为新颖而有效的管理方式已为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行政合同也可以称之为行政契约,就是指“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它在我国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如在实践中出现的国有土地转让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有公路经营权转让合同、粮食棉花订购合同等等。但由于我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轨过程中,涉及行政合同的相关社会事实尚未定型,有关行政合同的理论也在逐步的完善之中,一些理论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在这其中,有关行政合同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许多理论上的含混之处,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行政合同的魅力就在于它是行政权力因素和民事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一方面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具有公权力的身份,运用行政权力保证了行政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与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一般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相互的交流与沟通而成的协议,留出了公民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余地。在这里,原本看来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行政”与“合同”被奇妙的融合在一起,从此处也可以看出行政合同的性质必会具备行政与合同两种行为的某些特征。概括说来,行政合同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是行政性;一是合同性。
二、行政合同的行政性
当社会发展的历程步入现代,近代国家“守夜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现代国家的通过各种手段介入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的程度日益深化、范围也日益扩大,这种发展趋势使得更多的经济关系包括合同关系被纳入公法的调整范围,政府的意志也深入了合同的领域,传统的唯当事人意志的合同关系也出现了特殊的表现形式,既行政合同。政府的主要职能在现代社会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行政合同则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不可避免的要将自己的权力意志渗入其中,因此行政合同的性质之一就首先表现为行政性。具体说来,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同的主体特征表明了它强烈的行政性。行政合同的主体与民事合同的主体不同。行政合同的主体一般都有行政主体作为至少一方的当事人。行政主体包括了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它是作为一种优势地位的当事人签定行政合同的,而不是以机关法人既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成为合同当事人的。而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就表现在它是拥有行政职权的的当事人,这也表明了行政合同始终是与行政职权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来,行政合同存在着以下几种主体的情形:
1.主体与普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合同。这是最常见,最广泛的行政合同的形式。最典型莫过于政府采购合同。
2.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合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行政主体之间可以签定行政合同。但也有学者认为治在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存在缔结行政契约的可能性,从而将行政机关之间签定的合同排斥在行政契约之外,另称之为行政协议,其理由是行政机关间的合同不适用“行政优益权”原则,且不宜优法院主管。笔者以为,行政合同的是在行政领域形成的发生行政法律效力的双方合意,这种合意自然可以在行政主体间存在,这一点也被西方国家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所肯定。如德国行政法理论上就肯定行政机关之间可以订立合同,日本公共团体间以行政合同的方式达成行政目标的事例也很多,因此应该承认此种合同的存在。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类型的行政合同。如有学者认为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签定的招收、聘用合同也可以称之为行政合同。
第二,行政主体一方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对其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定的合同,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加以变更或解除,但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享有单方面的变更合解除权。这就是所谓的“行政优益权”,它也体现了行政合同强烈的行政性。行政机关之所以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是因为行政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国家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的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往往赋予行政机关许多职务上的优益条件,以保证行政合同制度的正确执行。这在国外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在德国的《行政手续法》,澳门的《行政程序法典》及台湾地区的法律都有累似行政优益权的规定。当然,这种行政优益权也受到严格的限制。首先,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是于法有据,不能违法越权行使此种权力。其次是必须有合乎合同原则的理由、情况出现,使履行合同需要被变更或被解除,而且应当给予合理的赔偿,此项权力不应当使行政机关随心所欲的行使。
第三,行政合同是以业已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并且它就是实现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形式。行政合同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之需要,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订立行政合同围绕的目的始终是如何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的行政法律关系他们订立行政合同的基础,只有在行政法律关系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职责权限,相对人也具有相应的行政法义务的前提下,行政合同才有可能订立,没有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合同永远也无法实现。并且,行政合同所确立的双方之间的特定的法律关系要受到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决定与制约,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律关系,就会有什么性质的行政合同。如政府与相对人之间才有可能签定政府采购方面的的行政合同,私人之间就不可能签定。又如只有计划生育部门才有可能签定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行政合同,而不是税务部门,并且它也不能签定另外性质的行政合同,如军事采购合同等。行政合同的行政属性不仅仅表现在合同与赖以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上,还表现在行政合同的是将这种行政法律关系通过合同的形式具体化、特定化,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合同所涉及的特定事项、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最终实现行政目的。所以行政合同条款所规定的事项总是特定的行政事物,其中的权利、义务、手段、目标和责任,无一不是具有行政特色。
第四,行政合同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它本身就是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手段。行政合同总是与它在整个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标相适应的,它必须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和行政法律规则签定和履行。行政合同的兴起是政府管理方式从“硬性行政”到“柔性行政”转变的重要标志,但是不论其外在的形式如何的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合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一个特定的法律行为,而不是泛泛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它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消灭。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合同成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法律手段,必须是直接意义上的,而不是间接意义上的。
所谓“直接”就是指行政合同不需要凭借其他的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而直接与行政机关履行或执行公务相联系,它本身就构成执行公务、履行在职责的法律行为。如公安机关为了治安管理的需要,要求辖区内单位的住户必须安装防盗门,而后各单位与生产安装防盗门的厂商订立了定货、安装合同,这个合同就不是行政合同,因为在这里合同不是作为直接执行公务的手段,而只是间接的与公务目标相联系
三、行政合同的合同性
行政合同的另一个重要的性质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合同性之上,这也是行政合同同其他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这一性质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在执行公务时需要与相对人相互协商,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才能实施。这一性质使得行政合同主要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固定化、法律化,并用合同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因此使行政合同比较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来说更能充分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行政合同制度就其本源上来说是民事契约制度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带有明显的合同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行政合同以合同的形式确立确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选择了合同的形式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合同就应当成为规定双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对于合同双方的当事人来说就应该按照合同来行事,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虽然享有“行政优益权”,但这项权力并不能被滥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也应该和相对人一样受到合同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的违反合同,应该格守行政的诚信原则。
第二,行政合同的订立也需要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经典原则之一,也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它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物。意思自治的真谛是尊崇选择,而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同样,在行政合同签定的过程中,合同的条款、内容要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原则上不能由一方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当事人。行政合同的内容涉及个人利益和与行政职权相关的利益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当事人当然可以自主选择,问题主要在于对后者来说,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权益可否进行协商。笔者认为这需要具体的分析,就其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部分来说,在职权的行使方式、手段、期限、具体目标等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就给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可见,从行政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上来看,虽然有些条款会受到法律规定与行政机关行政优益权的限制,但仍然可以有双方当事人协商的余地。
当然,行政合同虽然具有与民事合同相似的合同性,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的差异。总体来说两种契约的差异主要在于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同。行政合同中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民事合同中形成的则是民事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对两种契约的理论基础、法律调整方式以及救济的不同。前者优先考虑公共利益,通过行政法来调整,以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设诉问题。后者则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由民法来调整,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在进一步具体说来,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合同中,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设置是为了达成特定的行政目的之需要,这种权利义务的设置常常相行政主体一方倾斜,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居于优势地位为特征的双方地位不平等。而民事合同中双方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原则,这种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
第二,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权力和义务是相一致的,或者说具有相对性。这种权力与义务在法律上是不能放弃的,也不能随意的转移给他人的。而民事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则不同。由于民事合同是由平等地位的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因此里面的权利主要是为了权利者本身的利益而设的,即使该权利消灭,也不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义务人则可以根据权利人免除其义务的意思表示而免除义务。
四、结语
可见,行政合同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新型合同,它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两方面的性质。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简单的命令性行政已经不够用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管理的高效率不仅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权力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公众的认同”。而行政合同顺乎了上述观念的变化,成为国家乐于接受的行政管理方式,使“硬性行政”走向“柔性行政”,可以想见在今后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本土化;外资银行;汇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108-04
引言
在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本土化经营已成为金融国际化发展的必然。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签订一系列相关协议开始,中国逐步取消了对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2006年12月11日,中国开始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在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下以及长久以来的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率和连续多年的高GDP增长率,外资银行纷纷把中国作为其跨国发展战略的最佳区域。然而截至2010年,根据普华永道发表的调查报告,外资银行的市场占有额度已经连续三年下降,现今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占有率仅为1.7%。外资银行有效的本土化策略是决定市场占有率的重要因素。汇丰银行作为本土化发展战略实施的成功典型,可以为当代外资银行提高自身竞争力、更好地适应中国宏观经济背景并较好的完成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对其本土化战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可行的策略指导。
一、汇丰银行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内部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核心竞争力。其中,S代表strength(优势),W代表weakness(劣势),O代表opportunity(机会),T代表threat(威胁)。SWOT分析,将公司的内部分析与产业竞争环境的外部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结构化的平衡系统分析体系。与其他的分析方法相比较,SWOT分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结构化和系统性的特征。SWOT方法自形成以来,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研究与竞争分析,成为战略管理和竞争情报的重要分析工具。汇丰银行在中国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本土化实践,其竞争力到底如何?该采取何种本土化战略?通过SWOT分析法,我们可以得到汇丰的竞争力分析结果,基于该结果,为下文分析外资银行的本土化战略提供依据。
(一)汇丰银行的优势
1.汇丰银行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比的优势
(1)资金雄厚。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于1865年在香港和上海成立,是汇丰集团的创始成员和集团在亚太区的旗舰,汇丰集团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在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10 000个分支机构,在2008年的《银行家》排列世界银行第三位,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2)网点广布。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是第一批在中国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汇丰在中国内地的投资步伐和所取得的成就在外资银行中名列前茅,是在内地投资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
(3)品牌度高。汇丰集团从成立开始就是一家海外银行,因此有着丰富的海外业务发展经验,又富有进取精神和国际化经营头脑,并善于适应当地环境,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汇丰银行成立之初正是依靠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才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和优良的本土化传统。
2.汇丰银行与中资银行相比的优势
(1)公司治理机制合理。汇丰银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健康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确保其决策行为的科学性。大部分中资银行改革滞后,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体系运作效率不高。
(2)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先进。汇丰银行长期以来积累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其经营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基本不承担“政策性”服务功能,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行政干预的影响较小,故其能够采用市场化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方式,能够自主将资产投向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企业,并建立健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而中资银行因体制原因,长期以来受行政干预较多,担负着多种社会功能,发展不健康,机制较为僵化,其目标往往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或只是完成既定的存贷款任务。
(3)精通国际市场和惯例。汇丰银行的经营管理手段更符合国际规则,尤其是跨国银行集团,其触角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对国际市场了如指掌,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得心应手。其国际市场筹资成本低,筹资能力较强。
(4)服务手段先进。汇丰银行在服务手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拥有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建立共享的客户档案库,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而且拥有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能实现国内外联行资金的自由划拨,可凭借快捷的资讯渠道为客户提供全球24小时金融市场的跟踪服务。这种技术优势、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及其派生的服务优势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5)业务范围综合性强。与中资银行相比,汇丰银行实行混业经营,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功能于一身,其中间业务已经十分成熟。投资顾问、资产管理、个人理财等新兴业务正逐步成为其收入来源的主要部分,可以为不同层次的客户群体提供各种个性化服务,最终达到风险的分散和利润的平衡增长,这些优势是中资银行目前难以抗衡的。中资银行业务定位过于狭窄,现行体制下无法涉足信托业务、投行业务、基金业务、保险业务,盈利渠道单一,不良资产高;成本意识淡薄,市场竞争缺乏理性;创新能力弱;缺乏整体的长远发展规划,业务管理与市场营销缺乏有效手段和措施。
(二)汇丰银行的劣势
外资银行尽管有众多优势,但并非无懈可击,也存在一些竞争“短板”,比如业务过度扩张、机构庞大、规模报酬递减、劳动力成本趋高、风险控制复杂、文化冲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竞争力。作为一家外资银行,汇丰银行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金融市场环境的限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外资银行优势的发挥。外资银行一般具有良好运行规范和规则,这在一个法律健全、制度完善的市场上是一种优势,但是在中国这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上,外资银行却可能会因为品牌和自身规则限制其市场份额的扩张。
(2)产品与技术的本土化障碍。由于金融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并非简单的技术产品,它的生存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必须适应于这种土壤本身特有的文化、法律、资本市场等环境。
(3)营业网点的局限。营业网点的局限性可称得上是汇丰银行在华开展业务的软肋。相对于中资银行遍布全国各地的相当规模的营业场所和服务网络,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对人民币强大的吸存能力,在吸收存款方面,汇丰银行无法与多数中资银行展开竞争。
(4)国情与文化沟壑。中资银行其对国情、文化的理解,几十年积累的人文关系都是汇丰银行难以逾越的。汇丰银行与中国企业及居民之间还需要建立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关系。
(5)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此外,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外资要比中资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这些都约束了外资银行在国内的扩张速度。
(三)汇丰银行的机遇与威胁
1.机遇
国际间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迅速发展、新业务领域的不断开辟、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等都为汇丰银行带来新的机遇。另外,在竞争日趋激烈、替代品成长迅速的形势下,汇丰银行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在地域、客户、业务等方面的限制全部被取消,中资银行传统优势受到了强烈冲击,汇丰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一步扩展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份额。
2.威胁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众多外资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银行间竞争更加激烈。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中资银行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随着中资银行不断吸取外资银行的经验,改进机制,提高效率,对金融创新的不断学习和自身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使得外资银行的产品优势变弱。
二、汇丰银行本土化战略的启示
随着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外资银行今后必将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这个进程将主要通过与当地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业务拓展、客户定位、人才招揽和金融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要积极开展合作本土化、业务本土化、客户本土化、人才本土化和金融创新本土化,以实现本土化策略的预期目标。
(一)本土化战略目标的制定
外资银行在制定本土化战略和在具体的东道国实施本土化战略前,要对公司的生产能力、市场营销、管理水平、资源供给、研发能力和财务状况等做出整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自身的优劣势,从而判断是否能实现确定的战略目标。外资银行可结合网点拓展目标、业务目标及盈利目标来设立具体本土化战略目标。
(二)本土化战略任务的实施
1.合作本土化
(1)政府层面。外资银行要注重加强与政府高层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本土化合作。目前,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掌握着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地方政府对于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发展所带动经济增长抱有很大期待。相互间的合作与沟通,将有利于外资银行及时了解政府的所想所为,政府也可以依据外资银行的业务特点和风险偏好,推荐优质项目。
(2)同业层面。外资银行要加强与同业的本土化合作。中资金融机构在长期经营中积累形成的相对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雄厚的客户基础和对于本地市场的了解,使得中资金融机构相对于外资银行来说有独特的优势,与中资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的重要基础。
2.业务本土化
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基本分为两大块:个人业务和企业金融机构服务。个人业务主要为个人客户提供存款、贷款和投资理财服务等。企业银行业务包括项目融资、短期贷款、财务风险管理以及贸易服务等。外资银行开展业务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实现本土化。具体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根据当地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抓住地方的优势行业和重点企业,大力拓展公司业务;第二,对处于成长中后期的中小企业提供特色服务;第三,对政府利用国外贷款的风险敞口进行风险管理。
3.客户本土化
(1)客户定位。中国加入WTO之后,银行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对优质客户的争夺。国内银行,特别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银行服务网络,拥有了一大批中高端客户群。由于营业网点远不及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必须结合自己的优势,制定适应自己的个人业务开发模式,获得比较竞争优势。外资银行刚进入中国时,都没有任何客户基础,一切都得从零起步,客户本土化策略尤为重要。
外资银行应明确自己的客户定位,个人业务服务对象定位于什么样的客户群将决定了整个服务方式及流程。此外外资银行应该通过市场细分,把目标客户进行分类。外资银行想建立、培植自己的客户群,必须研究当地的本土客户结构,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进行客户定位,锁定目标客户。
(2)客户分类。第一类客户可以是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收入较高而且稳定的外企或专业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高等学府、研究机构中颇有成就的经济学领域的年轻学者。他们对宏观经济问题及利率、外汇市场变动都有自己独立、果断的判断,不会轻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因为事业相当成功,他们用作投资的资金相当充裕,不轻易地满足于一般的定期存款或保本投资的收益率,希望通过运用自己专业金融知识对市场做出预判而获得较高的风险溢价,属于风险偏好型投资者。
第二类客户包括企业家及高级经理人员、文艺界人士、商人等。他们是外资银行个人业务的客户主体,此类投资者的人数及存款金额约占总的储户人数及存款金额的80%。其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来源比较稳定,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专业的投资知识和对外汇市场的独立判断,投资行为容易受到舆论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投资行为特征具有趋同性。这类客户大多属于风险稳健型投资者,既在乎本金的安全性,又在此基础上追求投资收益以获得财富最大化。如何吸引这类客户是外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外资银行应为他们制定详细的投资规划并适时地推出适合他们的投资产品,配备客户经理为其负责,提供专业的理财咨询服务。
第三类客户一般可以是年纪比较大,资金主要是来自自身长期储蓄积累,或者是家庭子女所给的赡养费。投资者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需求较小,大多情况下存放在银行,并不用作其他投资。投资者的心理底线是投资产品必须保证本金的完整,比较看重投资收益率,并不十分看重资余的流动性,属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针对这部分顾客的特点,外资银行可以定期推出适合这些投资者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以保证在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获得正收益,满足此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3)专业服务。银行要配备专门的客户主任为卓越理财客人提供理财规划及建议。客人每次到银行处理账户事项,都由这位固定的客户主任为其办理。虽然中资银行也在大力培养客户经理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相对外资而言,其客户经理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更是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外资银行可以定位于高端市场,通过其专业的理财队伍为高端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是外资银行开展本土化个人业务的立足点。
4.人才本土化
人才本土化通常被定义为在跨国公司中由东道国人才替代外方人员的职位的过程。从这个定义出发,人才本土化程度可以用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第一,由当地人才替代的外方人员的数量和所需的时间。第二,接替外方人员的那些当地人才的业绩表现。第三,接替外方人员的那些当地人才对公司的忠诚度和离职率。如果当地人才在接受公司的培养后“跳槽”,公司的人才本土化努力应该说是无效或者失败的。
结语
外资银行为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机会而加大对华投资力度,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表现,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开放经济体制的建设。在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己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己成为金融国际化发展的必然。
外资银行应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行业环境、产业发展趋势以及跨国公司状况,从合作、业务、客户、人力资源和金融创新这五个方面的本土化策略入手,制定目标并做出总体战略构思。对于东道国,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促进本地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使本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转变经营观念和管理方式,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带动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拓展贷款方式。
作为一家利润主导型的商业银行,汇丰银行根据不同时期和地区不同的经营环境,及时调整自己的业务重点,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它积极采取本土化战略,将竞争性经营与防守性经营结合起来,努力开拓各种对华业务,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快速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同时,又要在与其他在华外资银行和华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中,稳固已经取得的利益和业务,并在此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汇丰银行作为本土化发展战略实施的成功典型,可以为当代银行提高自身竞争力提供良好的借鉴,对其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本土化经营战略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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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矿企业;设备管理;效益
1、引言
设备管理伴随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而诞生,并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所谓设备管理,是指以设备为研究对象,以追求设备综合效率与寿命周期费用的经济性为研究目的,应用一系列理论、方法,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和组织措施,对设备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过程(包括规划、设计、制造、选型、购置、安装、使用、维修、改造、报废直至更新)的科学管理。在一个连续化生产工矿企业中,能否以低廉的成本投入创造出优质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求,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设备性能和当前完好状态,特别是对多类多台设备同时参与集中生产控制的一些大型咽喉型设备,如多绳摩擦提升机,空气压缩机等,此类设备的机械以及电气的有效维护对企业正常运转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
2、设备管理的发展现状分析
2.1设备管理的作用
(1)设备管理是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
现代企业依靠机器和机器体系进行生产,生产中各个环节和工序要求严格的衔接、配合。一旦出现故障停机,更会造成某些环节中断,甚至引起生产线停顿。通过加强设备管理,保持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才能保证生产连续、稳定的运行。
(2)设备管理是产品质量的保证
产品是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如果生产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的技术状态不良,严重失修,必然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废品成堆。
(3)设备管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适应市场需要,产品物美价廉。不仅产品的质量依赖于设备,而且产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维修费用的分摊都和设备直接相关。设备管理既影响企业的产出,又影响企业的投入,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1]
2.2设备管理的特点
设备管理除了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特征外,还有一些特有的特点:
(1)技术性
设备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是现代科技的物质载体。因此,设备管理必然具有很强的技术性。首先,设备管理包含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计算机等许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合理的设计制造或选购设备;其次,正确的使用、维修这些设备,还需要掌握状态监测和诊断技术、可靠性工程、摩擦磨损理论、修复技术等专业知识。因此,设备管理需要工程技术作为基础,不懂技术就无法搞好设备管理工作。
(2)综合性
设备管理的综合性表现在现代设备包含了多种专门技术知识,是多门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设备管理的内容是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经济财务三者的综合,为了获得设备的最佳经济效益,必须实行全过程管理,涉及物资准备、设计制造、计划调度、劳动组织、质量控制、经济核算等许多方面的业务,汇集了企业多项专业管理的内容。
(3)全员性
现代企业管理强调应用行为科学,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设备管理的综合性迫切需要全员参与,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好设备管理工作。
2.3我国的设备管理的发展阶段
(1)从1949年到1952年,称之为“经验管理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设备坏了再修,处于事后维修的阶段。
(2)从1953年到20世纪70年代,称之为“科学管理阶段”。引入苏联经验,根据“计划预修制”的模式建立各级设备管理组织,培训设备管理人员和维修骨干,按照修理周期结构安排设备的大修,中修,小修,推行“设备维修复杂系数”等一整套技术标准定额。预防维修的运用,使设备的故障停机大大减少。
(3)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称之为“现代管理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引进国外现代设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探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途径。如1979年机械工业部在长春第一汽车厂推广试行日本“全员生产维修(TPM)”等。TPM是在引进美国预防维修和生产维修体制的基础上,吸取了英国设备综合工程学的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追求的目标是“三全”,即全效率、全系统、全员。
2.4设备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工矿企业的设备管理机构层次比较明确,具有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生产设备的管理机构分工较为明确,具备一定的调节以及反馈能力。但是,随着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工矿企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现代化先进设备得到了大量的使用。现代化设备技术综合性强,工序多,设备结构复杂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给设备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现有设备管理方式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
(1)设备管理主要集中在维修阶段,而设备维修的目的是为保障设备修复,不能适应对现代化大生产设备管理要求。
(2)设备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基础管理工作多为手工记账,即使是用微机管理,也没有实现信息联网管理,工作量繁重,系统分析、汇总、统计均非常不便,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3)固定设备、流动设备管理不平衡,往往以固定设备为重点,忽视面广、量大、隐患多的流动设备。
(4)设备管理不能保证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制造与使用分家,管理的前后脱节。不利于有效解决使用现代化设备所带来的新问题。
(5)设备管理在技术和经济关系方面不能相互协调,侧重技术管理,忽视经济管理,同时对组织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6)设备管理只注重设备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参加,缺乏和设备有关的部门、人员的组织协调性。
3、基于设备管理现状的基本对策
根据设备管理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对策,使设备管理更加合理。
(1)完善设备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实行完备的多层次管理策略。从设备维修管理的重心转移到预知维修为主、多种维修方式并存的维修摸式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来。建立健全后勤维护保障体系,追求产品,机构,程序,设备等周期性成本的经济性,使设备等从出厂经过流通到使用者手中开始到设备淘汰为止的整个过程的实际总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达到最适宜的有效程度,着重强调装备的可靠性和维修性。
(2)建立设备管理数据库。通过企业设备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可以全面准确的记录和保存设备的运行数据,利用系统所提供的设备管理数据库,可以及时的维护和维修设备,降低设备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同时明确生产设备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使它与企业管理系统相结合。
(3)形成良好的设备管理激励措施。针对设备管理人员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人员流动率高、雇佣一些不适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劳资纠纷与矛盾不断等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从企业长远发展考虑,培养一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技术骨干。设置一些奖惩措施,激励管理人员做好本职工作,激励非管理人员协调设备管理人员完成设备维护以及管理工作。
4、结论
设备的管理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作者从工作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了当前工矿企业设备管理现状,从现状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做出上述对策。总体来说,如何切实有效的加强设备管理方面的工作,是每个设备管理者都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需要通过不断探索设备管理的新对策,促进了设备管理水平的提高,保障工矿业生产安全有序,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新基础教育”研究是叶澜教授主持的一项综合性研究项目,涉及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阶段,该研究就曾关注过学校管理层面的改革问题,如学校科研如何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工作如何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等。[1]在研究进入推广性、发展性阶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举办上海闵行区“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题涉及学校管理改革各个层面的问题。2002年5月,“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六次“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研讨会,叶澜教授作了《高质量整体加速推进新基础教育,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了“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改革实践目标。学校管理“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化了校长作为学校改革第一负责人的意识,并由此在学校管理层面开始了更为深入而富有创意的改革。[2]
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转贴于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坚实的基础,所以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才在学校管理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发展空间,自主规划学校发展,积极开展学校科研,开展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建设,降低管理重心,重构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自主构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关注学校最基本的师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说,每一所扎扎实实进行“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学校,其管理层面都显现出整体转型的态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学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没有终点的。“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础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改革实践,必将为丰富、拓展学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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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观点最早由理论家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对于人类生活领域技术理性化的不赞成和进一步的批判成为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一异化现象,正是由源于人们对追求效率为目的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十分推崇,并将其作为社会生活、生产各个领域的权衡标准。人的劳动被分割成可以用数量计算的、简单的机械的可操作的量化活动。
1979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学者阿格尔在其著作《西方概论》中提出了“生态学”一词,这是该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阿格尔的观点是基于生态危机及学说之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并试图重新理解自然,探索与自然建立和谐共处的方式,并最终发掘人类自身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相抵触的双赢理念。
实际上,生态学的兴起并不是历史偶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基于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和不断进行的生态保护运动。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人们生存的环境受到破坏,以拯救环境、保护绿色家园为主题的活动大规模涌现。此时“生态学”顺应历史的需要而生,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重要的左翼思想。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批判,而这种批判则是基于很多方面的,比如意识、制度本身等,这种批判是“一种内涵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生态批判”,并且人们坚信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重心向理论的思考方式迁移,并且其首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成为历史中生态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定者。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扭曲的、不正常的异化关系,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起源于人对人的控制以及人对自然的控制。依靠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提高,人们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不断地将自然与人类推向对立的两面,而自身在破坏环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存带来了危机。
1964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该理论的又一完善和丰富。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实质上,物质的繁荣是为社会控制创造出更有效的形式。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社会通过提供物质的满足来对人的需求进行控制,此时人的劳动异化被资本主义的目的异化了,变为非自主性劳动,同时也沦为物质与技术的附属品。于是社会上的支配现象和非真实需求产生了,人成了单面的人,社会成了单面的社会。
20世纪90年代之后,代表资本主义的一方取得了冷战胜利,在向资本主义向全球传播的同时,生态灾难的隔离线随之在全球化范围内推进。1997年奥康纳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当中,对于资本主义矛盾进行了细化,他将矛盾分为两类,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自然主义生产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关系这两类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核心手段之一是通过资本的积累来获得更高的资本收入,而资源却是有限的,由此会造成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为了提高本国工业产品的水平和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必然会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往来,通过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能源等自然资源来达到资本的累积或者说是资本的快速累积。同时,反过来发展中国家会利用手中资本进一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的开采,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方式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且不可解决的矛盾。
2002年,克沃尔在著作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一针见血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顶峰时期,任何企图产生改良意图的思想方案,都是在助推生态环境的恶化。现行的制度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摆脱资本的压迫,实现人类劳动异化的结束才是可行之道。
生态学基础上的批判理论
任何事物的兴起都离不开社会的推动作用,在生态危机空前爆发的今天,人的需要对环境的影响已经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作为的发展与完善,从卢卡奇到克沃尔的生态学者都明确指出,批判理论的形成是由多个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主要概括为由资本逐利、消费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资本的逐利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在追求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资本也在不断的扩张。然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趋向无限扩张的资本和有限的地球生态环境之间就存在天然的冲突,导致人们将自然作为人类掠夺的对象,并将统治自然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在此条件下,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孕育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故此,学者们也提出以生态危机的理论来取代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危机理论。
消费主义导致资源浪费与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与劳动者分离,他们单纯地被资本家当作生产的工具,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工人的劳动更是被视为生产链接上的一个符号。为了宣泄异化劳动带来的负面情绪,人们会选择购买商品,但这种消费并不是出于人类的真正需要,不是为了得到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仅仅为了得到它。这是一种逃避异化劳动的异化消费。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倾销商品。资本主义一边利用广告和大众传媒的力量宣扬消费主义观念,一面向人们提供商品。利用这种平衡麻痹人们,创造出市场繁荣的虚假景象,最终使盲目的生产又被扩大,资源被浪费。而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生态遭到破坏、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使社会整体福利缺失。诚然,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较大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一种资本的积累,通过不断地累积,达到一定的财富规模,在此基础上,资本家利用手中的资本来实现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利润的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扩张中,资本家不把环境的容纳量和工人的遭遇纳入自己考虑的范畴,为了财富的累积无休无止地进行发掘资源,进行再生产,从而产生恶性循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讲,他们更注重利益本身,而其他条件,比如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等东西都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因而他们也不考虑后代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福利,因此造成了以经济危机为基础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生态学的当代价值
生态学哲学认为,面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不健康的现象,为了寻求新的人类的发展道路,人们尝试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改变的方法,实质上,只有粉碎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存在的错误逻辑,即改变无限增长的生产方式,平衡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最终达到解除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生态学为基础经济管理方式。20世纪70、80年代,一部分生态学者坚信恒温的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小而美好。基于此点出发,他们对于某些大规模甚至集中化的经济行为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能最终达到一种恒温的目的,是最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此模式下,现代经济行为意味着改变传统精放的经营及生产模式,适度消费、降低能耗及生产规模是其主旋律,以最终实现财富的稳定增长,在不影响当代的发展先考虑后代人的发展以及环境的保护。
生态学基础上的文化指导。那种所谓消费至上的观念,或者是所谓消费就是幸福的论点在生态学者这里无疑是畸形的幸福观。在生态学理论家眼中,和谐、自然的共处模式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文明的消费观念,进行健康合理的消费。他们承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觉的活动,即有思想的劳动。他们向人们传达树立科学健康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希望人们最终走出消费异化的阴影。
生态学基础上的政治制度。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学才真正意识到非集中化的、非的基层民主政治体制并不真正有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唯一可行的通的政治形势,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的政治形势应该是这样一种民族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的组织起来的”。因为分散化的非的工人阶级自治并不能达到人们理想的高度。这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而在混乱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注意到的人类的行为需求和自然环境的污染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新型的关系的建设。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当中,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将重新建立。这种关系既不将人类的利益作为中心,罔顾自然规律,也不是单纯的考虑环境的发展。既不是资本主义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以集体为中心的控制方式,自觉地限定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集体的长远利益,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放置在同一水平面。在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下,提倡以人类的利益成为我们处理自身与生态环境的根本价值尺度。
生态学指导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学给出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对应的生态主义社会的提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提供了启蒙。
第一,正确运用科学技术可以达到改良环境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抛弃部分传统的技术使用方式,转而采取一种既有益实现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又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科学技术。自然的环保技术的研究以及开发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重大的课题。为此,国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鼓励人们进行环保技术和产品的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特色建立提供坚实的后盾与基础。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根据自然法则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完全转变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还应该开展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课题。这对我们国家未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绝对不能把大发展演变成开发森林或大型矿业开采,而应该去谋求既可以满足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富裕又能兼顾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及事业。生态学视角之下的发展是和谐共荣发展。因此,我们要始终秉承发展之前提,不断深化改革,力求完善文化产业及事业双向发展,以创建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一体的文化观,最大程度上满足现有文化需求。同时,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平。
总之,生态学来源于西方,但在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当中,它已从最初的理论基础上升到实践层面。对我国而言,其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及参考价值。
【注释】
①鲁长安、张健东:《生态学批判理论的总体结构及其中国意义》,《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②王雨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生态学》,《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在我国,新兴的企业文化建设,以人性化管理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适应了当前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形式。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及其作用
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具体定义。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企业文化的阐释。每一个国际知名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不能够模仿和移植的。搞好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明白企业文化的意义、作用、目的、切入点等方面问题。
二、塑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模式
在我国短短二十多年的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五种企业文化基本模式:海尔“三层次说”企业文化、北京企业文化建设协会“一本三涵”企业文化、广东太阳神“CIS”构建模式企业文化、上海宝钢“CS客户满意战略”、山东黄台火力发电厂“三维立体”构建模式。北钢集团如何建树北钢文化,首先必须懂得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其次明白企业文化建树的方法策略,选择专业机构,专业人力对企业文化执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关键在于“认准一个理、抓住一条线、坚持一颗心”。
三、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加强对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研究、运用、实践,是企业管理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由之路。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以下作用:凝聚、协调、约束、塑造形象等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国企业步入国际舞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标志着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在经济上进一步的崛起,也标志着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彻底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竞争对手等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入世”后,中国的企业面对以上所的变化,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应该采取怎样的变革应对发展问题?发源于欧美,成熟于日本的企业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企业管理改革的趋势。那么企业将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壮大自身实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又将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建设如何进一步围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要求?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当前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企业文化研究者,不能不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弄清这些问题,就能与趋势成功地配合——成功地迈向未来,为企业发展赢得广阔空间。
在我国“入世”以后,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市场和不断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仍然拘泥于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来经营管理企业,显然是滞后于整个时展进程。为了在新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企业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彻底地管理变革,这就涉及到深层次的方面,企业管理理念化,企业精神等诸多方面根源于企业经营者的思想深处,创新建立健全具有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这种现代人性化管理的最大特点是贴近市场,贴近企业管理者与企业生产者,适合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度的经营,适合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它能够对员工、对顾客、对供应商、对消费者等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映。实行企业文化理念化管理的企业,不再单纯依靠具体的规章制度约束员工,企业文化精神理念会渗透到企业每一个员工的心底,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关爱着自己,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利益随时联系在一起。当然,企业文化管理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管理之上的,就和海尔的企业文化理念管理是建立在OEC日清日高的基础管理之上一样,诸多模式企业文化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基础。
企业文化的概念及其作用
企业文化是什么?专家这样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团队在经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它可以分成四个层面。首先是表层的,即物质上的,这也是最可变的部分;其次是浅层的,即行为文化;第三层是中层文化,即制度文化;最后是深层文化,即精神文化,这是精髓部分,也是变化最小的部分。这是企业文化构成要素。
企业文化通常指的是企业的环境或个性,以及它所有的方方面面。具体从四个方面定义为:一、企业员工所共有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外在表现形式。二、由管理作风和管理观念(管理者语言、行为、奖励等形式)构成的管理氛围。三、由现成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构成的管理氛围。四、书面和非书面形式的标准和程序。
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使经济学更接近现实,它打开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这个“黑匣子”,使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认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西方学者阿尔钦(A.Alchain)、德姆塞茨(H.Demsetz)对于企业文化阐释使我们认识企业文化在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在其《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他们提出了“团队生产”(teamproduc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的意义在于多项投入在一起合作生产得出的产出要大于各项投入在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即实现1+1是否大于或者小于、等于2的功能。他们指出,如通过团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各队员分别生产的产出和加上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团队生产。然而,在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出并不是可以直接和分别地观察到的。因为,一个团队向市场提供的是整个团队的产品,而不是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品,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便会诱致偷懒行为: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团队精神”,是企业赖以成长的丰厚土壤。它能从根本上有效制约生产中的偷懒问题等道德风险,实现了“团队生产”、“联合劳动”的高效率。
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企业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诺思等人看来,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且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他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日本迅速的崛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旨。企业文化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定的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体系,也可谓之“心灵结构”(mentalstructure),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和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且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如企业不会因为公司领导层的变迁而引起公司具体行为的起落,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这就是百年企业的立足根本。当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企业文化可能显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使之在演进中受到自身的障碍,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有意识、有目的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能不断再造,适时创新、改变。
大卫.克莱珀斯(DavidKreps)在其《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更是用博弈论来解说企业文化,对其作出经典的解释。企业作为一个由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其行为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博弈过程。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一般认为效用函数的变化很小,因此个人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如环境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主观能动性。克莱珀斯定义其为“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他认为其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普遍的情况下,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因为无法估量该事件发生后所带给每个人的损益)。企业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企业的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也就是企业文化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微妙的暗示。也可以反过来认为,“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企业文化能够从人的思想意识中起到管理作用。这里的“焦点”很显然使容易我们想到“麦肯锡7S”中所指的核心“共享的价值观”(Sharedvalue),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随着现代经济管理发展的不断创新实践,诸多西方学者和管理家将企业文化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了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哈佛大学教授泰仑斯。E.迪尔和麦金赛管理咨询公司专家唉伦。A.肯尼迪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企业文化五大组成要素:企业环境、价值观念、英雄人物、文化仪式、文化沟通网络。在广告大师奥威格的眼中,企业文化是由许多部分组合而成的——传统、神话、仪式、习俗、习惯、英雄、特色和价值观。
现代企业的管理中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可以模仿的,但企业文化没法模仿,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具有自身特点,根源于自身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和生产者所总结、积淀出文化与管理等方面的成就,为什么海尔的企业文化只适用在海尔自己,而别的企业在学习“海尔”文化之后,盲目的嫁接到自己的企业,没有再产生又一个克隆的“海尔”呢!其实这些企业学习的结果就是学来了“皮毛”,舍弃“精髓”。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笔者曾经在一家商业企业亲自经历这样的事情,该企业领导层集体去“海尔”考察学习,盲目以为在取到“真经”之后,千方百计想把“海尔”的文化移植到自己的企业。该企业一味搞“海尔”的“零库存”、“狼来了”等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其实这家企业管理者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浅显道路,“海尔”的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海尔企业文化的,“零库存”是建立在海尔企业文化中所提到的企业营销体系之上,自己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管理者与企业的生产者根本就没有从思想深处接受这样的企业文化理念。结果是企业领导者站在台前指手画脚、照猫画虎决策部署,中层的管理干部糊里糊涂执行,下面的职工是不知东西,闹出了一场克隆企业文化的闹剧,这种活动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企业之间推广的“比、学、跟、帮”的模式,其实企业文化不是简单复制和克隆,企业浪费大量财力、物力大搞企业文化建设,企业还是原来的模式,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事例在我们周围也是屡见不鲜的,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避免走这样的弯路,深刻认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功能不是体现在为企业当时能带来几个亿或者几千万、几百万的利益。企业文化功能是间接的,但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现在的企业文化与传统不同,但过去的文化所起的作用应该珍惜,而未来必须由新的文化来引导。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以儒、道、佛三家为主,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作为企业的文化,只是大文化的一小部分,脱离不了大文化的范畴,中国的企业文化应该是根植与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基础之上,吸收和汲取外来文化的精粹,从而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
谈到企业文化切入点,应该从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人、组织与企业、企业与社会这个范畴切入:首先是宗旨、精神、理念;其次是经营、研发、工作上的文化;第三是个人层面上,做人做事的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规范。企业文化的特点大致是:非决策的、非经营的、非制度的、非管理的、非功利的。那么在企业范围内,企业文化的目标就主要指向——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问题。企业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在企业员工内部倡导和营造一种积极健康、活泼和谐的精神氛围。做企业文化的各项工作都集中指向核心这一点,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对企业的各方面的工作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就体现了企业文化所蕴涵潜在的巨大价值。从精神状态这一块产生出一种力量,可以叫企业的文化力,主要的几种可以看作为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这样,在管理通畅、制度贯彻、人才智能发挥、市场开拓、形象展现等各方面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君子各善其身的同时,又可以兼济天下,企业运转又多了一层最好的剂和推动力。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起到无庸至疑的重要作用。
塑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模式
企业文化传播到我国不过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模式,例如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同样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也因为企业各自特点及其市场发展空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构建模式。根据目前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企业文化的基本模式。
第一,以青岛海尔集团为代表的“三层次说”的企业文化构建模式。海尔CEO张瑞敏指出,“我们将企业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即表象的发展速度、海尔的产品、服务质量,等等;中间层是制度行为文化;最核心层是价值观,即精神文化。”海尔人以创新为价值观,构建了先进的精神文化,包括海尔理念、海尔精神、海尔作风和海尔目标等;以此为核心构建了制度行为文化,如“OEC管理法”、“SST市场链机制”和“6S大脚印”等管理法则等;在此基础上则构建了现代文明的物质文化。
第二,以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为代表提出来的“一本三涵”模式。即“以人为本”,它体现了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主旨:“讲求经营之道”,强调了企业理念与经营战略相结合:“培育企业精神”,涵盖了企业规章制度、企业作风和企业道德的建设内容:“塑造企业形象”,综合了产品形象、服务形象和员工形象等的建设发展要求。
第三,以广东太阳神集团为先行代表的CIS构建模式。它从企业的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三个层面,系统地将企业形象塑造与企业文化建设融为一体。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许多企业还出现了将CIS的营销战略提升为企业文化战略的趋势。
第四,以上海宝钢集团为先行代表的“用户满意工程”(即CS,顾客满意战略)的构建模式。它以企业理念满意为先导,以产品和服务满意为重点,将企业管理文化与经营文化融为一体,开拓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型模式。新版ISO9000系列提出了顾客满意度的指标,也将会从质量保证体系上推进这种模式的实施。
第五,以山东黄台火力发电厂为代表的“三维立体”的构建模式。即以企业文化为主体,将厂区文化、社区文化和家庭文化三者结合为一体进行系统的文化建设。这种模式虽具有其特殊性,即适用于厂区和社区连为一体的企业,但是它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浙江横店集团、江苏华西集团等的经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五种企业文化建设模式都是根据企业及其环境的特点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各有所长,但都是成功有效或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建设经验,并且在我国企业界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或效法。当前,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是我们企业的目的。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新正在兴起之中,新的经验和模式也在层出不穷,北钢集团做为大型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在自身发展经验基础上,根据企业多年来形成的特点,参考和综合以上几种企业文化模式的特点,有选择性建设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简单的去嫁接或者移植一种外来的企业文化。北钢集团在发展历程中通过不断地扩张、发展成为横跨多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那么北钢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具有广博的包容精神、创新精神、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多方面的企业文化,但也应该有下属板块企业自身特色文化,两者之间关系是绝对以北钢文化为中心,提倡板块文化相互促进和发展的企业文化集成和整合文化。
企业文化应该如何建树?要想企业文化有所建树,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有那些方面的影响。首先,企业文化对企业施以积极影响。我们知道,企业是人群组织,更是人性化的组织,而人性化的实质是体现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因此,在企业这样的人群集体里要驱动和召引其个体成员齐思一律地沿着一个方向,一个终极目标进发,最基本也得有两套措施:一是“格式化”——即以制度、计划、纲领、文件等约速之;二是“同使命”——即以自发一致的使命感导向之。这两种手法一个刚性,一个柔性,从管理学上讲,二者都不可或缺,都十分有用,但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后者确是更高的层次,也因其没有固定成模式的操守,故而难度系数大一些。然而无数的企业组织社会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在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企业文化起到了导致局面性问题迎刃化解的作用。我们都曾记得,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的几百年间,有关产品质量的问题经历了“检验——监督——管理——责任——使命”五个阶段。最初大家认为质量是检验出来的,只要严于把关,质量就可以保证,后来认为次品是监督失控所致,再后来发现这是管理上疏漏导致品质问题,再后来才发现作业人员责任心强与弱对质量关系甚大,到现代企业竞争阶段,企业管理者又翻然醒悟,组织文化培养起来的精神主宰——使命感才是维系质量最好状态的法宝。这个认识经历花了几百年时间,它是阵阵巨疼反思与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这在上部分中我们可以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体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工业文明的核心、经济社会效益的核心正是由死板的“硬”制度管束逐步让位于灵活的“软”文化影响。我们不难理解,当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愿望受到寄身组织的真诚关注,当我们个体的孤立思想被先进而优秀的组织文化召引和融合并给予更大释放空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最细致的心思化为种种作业能力去报答这种良好的归属呢?而这个,就正是企业文化生力的基点,也就是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正确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捷径。
其次,是企业文化建树的方法和策略。企业文化建树绝不是请个什么专家大师来培训讲解,那样企业文化就会变成校园文化,而大家都很清楚校园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根本就不具备生产能力、甚至连影响生产的能力也不存在(这里并没有否定校园文化的意思,只是校园文化自有其它价值体现)。企业文化的建树,首先要做组织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分析,其目的是看本企业组织相比于其它组织的特点、优势和精神导向有何不同,而后加以评价、补充、发展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是集思广议,能借此打动每位员工个体广泛而积极地参与意识。这样强调的好处有二:一是最大限度地发扬了集体智慧、以期提炼出的文化基础更科学、优秀和实用;二是让员工们感觉到其中有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最起码也应使其感觉到组织重视了其建议,这样便于确定后的组织文化在他们中间流通,接受也就快,认同感也就强;第二,须是企业经营者怀着无限激动、真诚和珍视将这份集体智慧互动的结晶(企业文化蓝本和理念)分享给大家,号召大家共同学习、探讨。让组织成员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企业亲和力。事实证明,企业经营者尤其是现代型绩优企业的经营者都是受员工爱戴和尊敬的。如果领导都如此重视,下属定是大受感染,学习气氛日盛。这里需提醒的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许多企业主思想不大气,没有正气,不成熟,带着幼稚病,分不清企业经营何为主何为次,哪是虚哪是实。企业做大,领导被众多商家的利欲缠身,再加上受浮华风气影响,往往不由自主地失去了真实的创业者的身份,只重外面,不重里面。致使企业员工对企业组织的发展前途失去信心。实际上,在企业文化方面的重视和投入才是真实的。只有这个才会积蓄潜力。
第三是选择组织专业人力对企业文化执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综合评价,整理意见,集合思想进行二次修正、二次推行,如此往复,去其糟粕,得之精华,日臻完善。这里又有一点需提示,如此的循环往复,组织成员非但不会厌烦,反而在心中更加尊重自己的企业。因为企业如此尊重个体员工的思想,他们必然十分感动,加倍努力,而且还更敢于直言,提出自己发展企业点、线、面、体的宝贵意见。只要以上三方面的执行到位,做的扎实,企业文化必然顺利建树并能够确立之,而且必然不同凡响,必然会在企业文化的影响和感召下,企业员工坚决执行。
企业文化建树说其复杂实不简单,然说其简单也并不难成。关键是要认准一个理,抓住一条线,坚持一颗心。这一个理是:组织文化成功依赖组织群力;一条线是:沿着组织成员议论的焦点一线贯穿跟踪解决到底;一颗心是:对自己的职员(“自家人”)常施以爱心。诚如此,则优秀的企业文化诞生之时,企业未来发展的前景将是无限辉煌。
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建设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大家的公认。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在21世纪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文化建设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外企业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其丰富的内涵、科学的管理思想、开放的管理模式、柔性的管理手段,为企业管理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加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的研究、运用和实践,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途径。企业应切实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真正为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推动力。企业的发展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技术,技术来自于管理,而管理靠的是企业文化。没有企业文化,谈不上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凝聚作用。企业文化像一根纽带,把职工和企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每个职工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企业文化的这种凝聚作用,尤其在企业危难之际和创业开拓之时更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激励作用。企业文化注重研究的是人的因素,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职工的共同价值观念为尺度,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协调作用。企业文化的形成使企业职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增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相互交流和沟通,使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
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对职工行为具有无形的约束力,经过潜移默化形成一种群体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实现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 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 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 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 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 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 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 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 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 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 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 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 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 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 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 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 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 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 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 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 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 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 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 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 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 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 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 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 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 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 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 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 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 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 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 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 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 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 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 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 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 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 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主权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 过程,而这个“主权者”就是国家。 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 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 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 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 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 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 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 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 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 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 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 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 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 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 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 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 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 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 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 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 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 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 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 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 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 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 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 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 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 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 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 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 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 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 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 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 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 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 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 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 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 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 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 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 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 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 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 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 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 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 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 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 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 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 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 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 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 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 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 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 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 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 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 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 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 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 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 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 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 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 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 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 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 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 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 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 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 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 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 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 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 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 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 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 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 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 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 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 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 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 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 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 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 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 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 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 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 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 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 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 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 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 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 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 “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 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 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 “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 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 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