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3: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反思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陈平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为一门“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文学史固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是在新式教育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专门学问，同时它又是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与学术技能三者合力的结果。我们想像文学的历史，沉潜把玩其中的阅读意趣，却仍免不了要对其所展开的图景进行一番有效的描述。文学史便是在这样描述的镜像里构建了一种新的知识评介体系，它向我们传递着文学教育的某种精神向度。而它所指涉的评介知识，又形成了新的权力意志，左右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演进。
反思百年来的文学史生产，我们会突然发现，在这种新的权力意志下，它自身的存在却是可疑的。文学史最初的产生只是为了迎合文学教育的需要，“开山之作”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本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一种，在带着固有的学术传统的凿痕下，仿照东洋介绍文学之体例改造而出。
假如我们从学术史角度去考量文学史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热切关注的文学史在更多时候只带着对文学的一种想象而发生着。而我们极力所构筑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可靠的，相反却是可疑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们试图去重写或者重建，结果发现在知识关怀之外，它体现更多的则是对现实的一种诉求。
带着这样的一种学术关切，20多年来，陈平原先生一直在反思着文学史的发生和它的进程。而当他“从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生存处境与发展前景”时，他更感怀的是前辈学人的学术情怀与精神风貌。而当我们透过百年来在中国大学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追慕先贤，在“获得真切的历史感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方向感”。无论是、鲁迅、周作人等新派学人抑或是黄侃、林纾、刘师培等旧派遗老，他们通过大学这所阵地所传授的不仅是一套知识、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情怀，他们在碰撞与激荡中将旧有的学术传统顺利嫁接到了新的知识评价体系中。他们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的话语聊供我们畅想，同时又让我们深切感知着那个逝去时代文学教育所经历的过程。
陈平原先生重新勾勒出文学史的发生镜像，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放置在学术史上进行考量，而他所思考的更多却是教育上的问题。他一方面从追慕先贤中获致真实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回归知识自身，从知识体系里反思文学史所面对现实的种种困境。
假如我们将文学看成是想象历史的一种，透过文学教育的过程，文学史家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决定着文学想象的方式。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中，陈平原先生着重研究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术心路。通过鲁迅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史的草创期，文学史家是如何重构对文学历史的想象。
作为学院派思路的文学史著述，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因而从一开始，它首先要挣脱的是前人所构筑的文学规范。在《白话文学史》的开篇要学生们不要错读文学史，要学会做传统的“不肖生”，这正反映出当时在西风沐浴下文学求新的趋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前人的文学传统依然很强大地左右着我们对文学本身的审美观感。作为文学史家，首先要做的便是更新对文学历史的想象，因而重构文学史成了他首要的任务。后人在谈论的学术贡献，很少言及他的文学史贡献。即使是的《白话文学史》学术价值不高，但它却代表着当时新派学人试图颠覆旧传统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陈平原先生在研究文学史家鲁迅时，考量了“清儒家法”、“文学感觉”和“世态人心”三者如何合成了鲁迅对文学历史的想象。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凭借着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此书迄今仍是小说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而鲁迅之所以在学术史上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他很好地把握了对文学历史的想象。他具备着文学史家重构文学历史的三个必要的知识背景即深厚的学术家承、广阔的个人情怀和强烈的时代意识。当然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史家毕竟是极少的，更多的文学史家可能只具备着某一方面的知识背景，因而他们对文学的想象多少只从知识层面上的介入，故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当我们回顾着文学史自身发生的历史和进程，认真体味其中所夹杂着的权力意志、学术心态，我们发现文学史的想象和叙述正如任何历史的想象和叙述一样，它的存在总因人的观念更新而发生着变化，因而它总是“可疑的”，但正是在这点“可疑”中它又透出几分“可爱”来。因为任何对文学历史的想象都是建立在文学史家个人情怀与观感之上的。
通过文学史来想象文学，而今业已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问题是文学史的教育，到底是在完成一门知识的传授还是在完成一门技能的训练?北大老校长杨晦曾经说过一句很知名的话:“中文系不是来培养作家的!”似乎已经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文学教育经由“词章之学”而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本是时代所向，因而文学史所构建的对文学的教育正是“合理性”与“专业性”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也正因此，文学史自身便闪烁出了美妙的光环。很多学人终其一生都梦想着撰写并出版一部文学史，以期通过文学史来完成古人借文学而使自己不朽的良好愿望。
然而当我们审视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叹，文学史所构筑的知识想象，其实对我们的文学介入并不重要。带及而来的便是我们对文学史自身的追问，文学史真的重要吗?而陈平原先生则认为，文学史的生产应立足于文学教育，由积累知识而转换为“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没有压在纸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关怀，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
现代的学者喜好重新想象和叙述文学史，并将文学史当成权力的一种，试图通过文学史来左右着文学的发生。而当我们仔细推敲文学史曾经的发生和它的进程，我们会猛然觉得，文学史的重建其实是很可疑的。那种觉得可以革新文学的文学史家们，所面对的依然是自己无法逾越意识形态的实践。故而重写文学史，不若如陈平原先生所提的那样:“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叙述史实和表彰先进。”
2007年12月“主编的话”，我曾以“评论与传播的开启”为题展开了对2008年的展望，那是缘自对2008年6月都灵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的期盼，可一晃中外世界的年度变化如同网络一样快，我们渡过了极不平凡的2008年。无论是记忆还是见证，毕竟国人这一年承受了太多先是“5・12”四川汶川大震，接着是辉煌中国的第29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然而自9月以来发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以及当下正漫延的世界性金融风暴都使年度态势变得严峻起来。可迄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城市与建筑设计界都未停止过前进求索的步伐。
2008年11月26日～27日，本刊受西安市规划局委托协办“西安2008绿色城市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座谈会”，本人虽仅主持了第一场研讨，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张锦秋院士从一个悠久的生态历程入手，展示了一个关于文明的新课题：和红星局长从诠释生态城市概念开始，介绍了西安绿色城市的科学实践；刘克成教授的西安历史图式说，强调了西安自古就有的生态结构；而台湾成功大学黄山教授则以海内外城市规划设计的个案，评点了欧美城市计划中的失误点，进而为大陆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提出建言。我以为这是2008年走到年末颇引人注目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不仅仅在于是西安与台湾的建筑师在交流，而在于专家们在共同探讨建筑师如何为“绿建筑”、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效力。11月30日的“2008第十届中国住交会”开幕的第一天，在北京新国展001展厅，天津“世界岛”项目吸引“国际建筑大师俱乐部”，而别开生面“8+2”高峰对话，为与会者奉上了“一道建筑艺术的思想盛宴”：12月4日“第八届(1999年设立)中国土术工程詹天佑奖”开始公示，十项奥运会经典建筑“破格”入选，这足以说明奥运建筑在本年度的特殊重要地位；此外本刊承编的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的新著《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出版，它是单局长在2006年、2007年两部著作后又推出的第三部新作，全部编辑的感受是它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实践出发，极其鲜明地展示了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乡土建筑遗产、商业“老字号”遗产、工业遗产、线型文化遗产保护等等思路。
进入本年度12月业内外有识之士最为关注的当属中国改革30周年，本刊特组织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栏目，本刊倾力组织编撰的《1978―2008：中国建筑设计30年》一书也将面世，它不仅在于深意地盘点过去，更在于利用好历史的镜像。有评论家总括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称，中国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时期“朦胧文学”的历程，它好似改革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但我以为如果用解放思想，发挥建筑师的创造力看改革，30载风云，它使设计机构在最难的体制上，城市形象的塑造上。优秀建筑师的涌现上都呈现了让世界可圈可点的地方。作为建筑专业传媒，我们的全部努力也正是要在“引进”与“回归”的点上定目标，创出有中国经验且独有的，审美与反思共存的建筑文化“时代”。这或许是我们盘点2008，希望迎来成功的2009的基调。
一、初中文言文教学现状分析
1.从教师层面讲
首先，教师往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对文言文的教学也是简单的翻译和背诵，教学较为枯燥。其次，教师过分强调字词和段落，注重字词的用法和讲解，破坏了文言文的整体美感；而且传统的教学方式过分强调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忽视了学生对文言文兴趣的培养，教学方式较为传统，而且长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高，课堂教学也收不到理想的效果。
2.从学生层面讲
文言文距学生生活的时代较为久远，而且文言文的字词和句式用法与现在差别较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受现代汉语用法和意义的影响，而且文言文中细小的知识点较多，学习难度较大。再加上文言文本身的枯燥性，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大，对文言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限制了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发挥。
二、改善文言文教学现状的有效策略
1.转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选择有效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文言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面对传统的文言文教学方式，广大教师必须切实转变这些落后的教学方式，以改善文言文教学落后的局面。面对当前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转变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文言文学习水平的重要性。因此，要改变文言文教学现状，首先要从教师入手，要求教师认真学习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学习新课改所提倡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从而采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学习文言文。
2.以趣促学，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
在当前的文言文教学中，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缺乏兴趣是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文言文学习兴趣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学生只有对文言文产生兴趣，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言文的学习和探究中，才能切??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教学《木兰诗》一课时，考虑到初中学生对电影十分感兴趣，笔者借助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了《花木兰》的电影片段，帮助学生了解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然后再结合电影情节来学习课文，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还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对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率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3.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文言文学习方法
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积极传授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只有学生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才能使学生在兴趣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学习文言文，从而更好地感受文言文的精妙和有趣。如考虑到文言文学习中的细小知识点太多，学生难以掌握，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文言文，笔者要求学生准备一个知识记录本，学完一课后，将课文中学到的重点词汇和句式进行总结，如通假字、一词多义等，并要求学生经常回顾和复习，这样学生在不断总结和复习中能轻松地掌握字词的意义和用法，从而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促进学生文言文学习效率的提高。
4.注重课文的背景介绍
《我吻女儿的前额》和《三十八朵荷花》两个单篇是阎纲留在这个世间悲恸而凄美的文字，这些文字流传很广。2008年深冬，我在泪雨纷飞的再阅读中思想：一位驰誉文坛的评论家，竟以散文的形式，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深重悲苦写成了柔美浸心的绝唱。女儿美丽的夭亡，亲人的肝肠寸断，在阎纲的笔下最终化为一种尊严，父母、女儿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了这份苦难。人性的高贵与爱最终证明，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都无法肆虐的。
2004年9月，我挚爱一生的丈夫惨逝在昆明至北京的列车上，丈夫停止呼吸后，我拥着他渐行渐凉的身体，在列车上度过了19个小时！如此残酷的生离死别曾使我肝肠寸断，万念俱灭。丈夫走后，我把亲人惨逝的悲苦写成文字发给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发给了阎纲先生，不久即接先生复信：“体制压碎一条人命，逼真得像虚构，然而却是血写的事实。继续写，墨点代血浇灌灵魂。在书写中安妥自己的灵魂。盼节哀是嘱。我是阎纲。”
那一段时间，先生和诸多朋友的关怀成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和智慧，使我最终不毁于痛苦。2007年10月，《大江北去》出版， 11月23日，我即收到阎纲先生的短信：“深受感动，可告慰在天之灵。找准了历史的契合点和感情的亲和点，悲欣交集。创作上突破光荣榜、流水账的俗套。祝你成功！安养贵脑，好好休息，不必回信。”
先生的鼓励,安慰着一颗受苦的心灵，这力量源于先生自己深重的受苦。清清丽丽的女儿，生命像荷一样盛开，却又在不该凋零的季节凋零。女儿没有选择眼泪，父母也没有选择眼泪。但我深知，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人，即使恢复了新的生活，“但内心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惟有思念不会“沉落”。
2009年1月17日，中国作家一行十几人到明皇陵采风，车行途中，挨我坐的阎荷的母亲刘茵一路都在说着女儿。她说她梦见女儿了，女儿站在云端，那云朵朵似荷，盛开着。很多人挤在那里望天望云望女儿。后来，那云渐渐地飘远了，女儿消失了……我感知，这流泪的叙说，使这个冬季深刻地疼痛着。在此之前，大姐多次鼓励我好好生活，她说：曾经幸福过，以后就在美好的回忆中继续这份幸福。还说：现在每每回忆起女儿小的时候，就觉得十分美好，只有心境走出了痛苦，走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才会微笑地望着我们……
然而此刻，拿什么安慰一颗依然因思念而流泪的母亲的心呢？
我对大姐说：梦并不虚幻，这梦是阎荷给母亲的兆示呢。任何生命都有善恶轮回的，你们善良的女儿已经走在了天堂，那里有一片净土，那里有她灵魂的故乡……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揭示一个如此美丽真实的梦境，但我企望我和大姐都能相信这梦里隐秘的意义。
在《三十八朵荷花》一书里，我们读到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怅思，也读到了一个儿子对于故土的亲情：故乡的石门墩、被泪水淹殁的母亲，还有七爷的豆腐坊……我们看到了一个印象里刚毅而血性的批评家绵长的柔情，陕西咸阳九峻山的脚下，永远有他生命的根。“只有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阎家什子,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在他生命的旅途上，他一直在心底默默呼喊着：“我想家了！”
柔情与刚毅、善良与血性都是相通的，在美德这条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三十八朵荷花》这样一部书里，我更多读到的是阎纲先生人性中的刚毅，风骨中的血性。
1956年，阎纲兰州大学毕业即来到了北京，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发现，文坛一直行走着一个清瘦而强健的身影。这是一个为中国文学辛苦了一辈子的人，编辑、评论、写作，五十年消得人渐瘦，纤笔一支太沉重。
在我文学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阎纲先生的评论不断惊醒着我的灵魂，《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和张贤亮》《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以及《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神学・文学・人学》等等，都曾使我和无数从那个伤痕累累的年代走过来的人，由惊醒到反思，最终以心灵的强势记住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学。
在阎纲排炮般的评论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他在彻底否定罪恶的“”；他以足够的勇气颠覆“文艺黑线论”，回归“神学”“鬼学”到“人学”；他不屈不挠地鼓吹创作自由并伸张着人道精神；他以真诚的评论和评论的真诚，倾心梳理着一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他强调恢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倡导讲真话，视真诚为文学的生命……他批评的胆识、激情，乃至文体的犀利、简古，曾被那个时代称为“诗人型的批评家”。
我说过，以我文学单簿的阅历和资质是不可能概括阎纲先生批评的全部的，但我仍可以从《三十八朵荷花》一书中大量的文坛随笔和杂文里，看到他对文艺界当年发生的种种怪事的忆写与反思，如《二十六年快镜头》《聂绀弩的诗》《纪念〈文艺报〉》《与〈文艺报〉的“再批判”》，等等。从这些穿透历史的忆写与反思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高尚与卑鄙，挣扎与苦难，这是中国文坛历史的缩写。在阎纲“长歌当哭但语多谐趣，锐利深沉却淋漓自然”的叙写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多难的命运和扭曲的灵魂。
关键词：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自然 雕饰 人格
金末诗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绝句的形式对汉魏以来的诸多诗人及作品进行了品评，集中传达了其诗学理想。元好问论诗以正统儒家诗教为旨归，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在风格上，他推崇慷慨、刚健的诗风，故对雕饰、绮靡的文风大加排斥，而对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青睐有加。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风格的推崇上。
一、 元好问对自然风格的推崇
《论诗三十首》第二十九首道：“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①
此诗评论的是谢灵运和陈师道的创作。“池塘春草”即指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元好问认为此句诗万古千秋都是新的。相比之下，陈正字（即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则是一种“闭门觅句”的方式。元好问认为这种创作的结果就是徒劳费神，于事无补，写不出好的作品。由此不难看出，元好问在此是推崇自然的风格。
对自然风格崇尚，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钟嵘《诗品・序》说道：
至于吟咏性情，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②
钟嵘所提出的，就是著名的“自然英旨”说。认为诗歌的内涵在于吟咏性情，故所见、所感即可成诗，而不必雕琢或者用典。所以他指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许多伟大的作品，多不在技巧的高超，而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作者的感情。
由此来看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这句诗，它历来备受诗论家推崇。《登池上楼》写于谢灵运外放永嘉太守之时。诗人大病初愈，开窗偶尔向外一望，感受到的是“春风革绪景，新阳改旧阴”。春天的生机、温暖一扫寒冬的阴冷。接下来就是他的所见：“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简单几个字就把春日里的盎然生机很自然地传达出来。诗人所写即其所见，未加任何雕饰。所以元好问说“万古千秋五字新”，不是没道理的。
这种自然风格的诗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见到月光，先是“疑”，然后“举头”看见了明月，接着“低头”思念故乡。短短二十字，流畅无比。然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又如王维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红楼梦》描写香菱学诗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③“直”和“圆”二字上并不见任何雕饰，也是自然而然地写出了大漠的风景。
元好问也在《论诗三十首》中展现他对自然风格的推崇。如他评价陶渊明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评北朝民歌《敕勒川》：“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要之，元好问对“自然”这一品格的规定性是指不涂饰，不堆砌，语言上自然流畅，无艰涩倾向。这体现在创作上，就要求诗人能够自然而然地将感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惟其如此，诗歌才会回归风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与宋代江西诗派追求用典、炼字做法的不同。
陈师道被尊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其《后山诗话》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④朴拙是陈师道诗歌创作的主要风貌。这在创作上，则体现在他“吟榻”的创作方式。《诗林广记》载：“陈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如病者，或累日而后起。”⑤《文献通考》也有记：“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便急归卧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抱至邻家，徐有诗成，乃敢复常。”⑥这种创作态度，使他写出了一些用字造语方面极见功力的诗，如《春怀示邻里》：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
这首诗描写春景，选取的意象颇为粗俗，如蜗牛、蜘蛛网、蜂窝以及断墙、老屋等，确实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奇的感受。而“败絮不温生虮虱，大杯覆酒著尘埃”、“昔日剜疮今补肉”等以俚俗事象入诗，多少总会造成读者接受上的隔阂。元好问对陈师道创作的贬斥，原因也正在此。他认为陈师道“闭门觅句”的创作方式，相对于谢灵运的“池塘春草”寓目会心而言，添注了太多的人力，终显雕琢而徒劳无补。那么是什么让元好问做出如此评价呢？我们还要从元好问的人生追求去看。
二、自然风格背后的人格追求
元好问的三十首论诗绝句，通过系统地评论汉魏以来的诗人去阐发他的诗学理想。从总体上看，他在对比的论述中表达了他对清新自然、豪放雄浑风格的欣赏与推崇，而极力地贬斥雕琢、苦吟的创作方法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格调。在他的诗学主张的背后，有着他对儒家传统伦理重构的一种内在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对于刚健人格的追求。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对现世生活的积极干预，在此岸世界中达到救世济民与自我实现，也即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这种思想，乃是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的核心问题：人生理想，即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儒家正统强调“仁”、“有为”等一系列问题，放在人格塑造上，就是使自己达到一个完善的、理性的、道德的自我。在身份认同上，“首先为自己立法，成为‘自律’的道德完人;然后为社会立法，成为具有‘他律’功能的‘道’的承担者与实现者。”⑦
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元好问在其诗作中关注现实，指涉现实。金朝乱世的生活经历就使得他首先目睹了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破败以及战乱的残酷：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祁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祁阳三首》其二）①
战争的惨状，如在目前，诗人的悲愤亦可想而知。另外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则是为我们描绘了战乱的凄凉景象。
战争的残酷，民族的危败，使他痛心疾首。而另一方面，民风的低落，亦是他关注的问题。在他的《陶然集诗序》中也讲了民俗的低落：“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适足以污简牍，尚可辱采诗官之求取耶！”①战争带来的灾难固然可怕，而民心的低落，更是可怕。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人心：“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故曰不诚无物。”“性情之外，不只有文字。”①（《小亨集原序》）他讲“性情”，讲“诚”，是他对“士”在社会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也即是他对伟大人格的追求。
在《论诗》三十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论及张华，说他“风云气少”;论陶渊明“羲皇上”，也是讲其人格的超脱;论阮籍，其“狂”下的“块垒”，乃是其真性情;论潘岳，其《闲居赋》之高情与其“拜路尘”之间的巨大反差……他对雅正、风骨的要求，对刚健、雄浑风格的欣赏，都源于他对伟大人格的呼唤。
这种对伟大人格的吁求，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从这种伟大人格出发，则要求人有“浩然之气”充于体内。于是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要求发“心声”，即“真”。真情是他思想的内核，由此而发的或刚健雄浑或清新自然的风格，便是对这种“伟大人格”的外显，而相比之下雕琢便不足取。
总之，深受儒家思想感染的元好问，首先来讲，是一个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的主体条件，也是我们了解他诗学理想的起点。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才能明白，他为何对不同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取舍。
三、结语
元好问所处时代，是金末乱世。随着时代的变化，反映在文学上，正是宋朝文坛走向衰落的时代，至此，江西诗派的诸多创作已近僵化。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又出现了过分注重雕饰、追求新奇的倾向。诗歌发展需要新的突破――元好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高举了汉・魏风骨的旗帜来纠正诗风。三十首论诗中，他在第一首便树立“暂教泾渭各清浑”的目标，别裁伪体，重振风雅传统。这是元好问诗论的历史意义所在。
元好问对风雅传统的标举，是通过对作品自然风格的确立而达到的。他从儒家传统思想出发，从追求伟大人格入手来对不同文学风格进行取舍，认为只有做到“以诚为本”，才能在创作时“眼处心生句自神”，使作品呈现出“真”与“天然”的审美风貌，否则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过分强调自然风格，使得他在批评一些作家时就难免带了主观性。尽管陈师道在创作方式上比较特殊，但他也有许多质朴自然的诗歌，如《示三子》：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则真切地写出了诗人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心情，情感传达自然生动。
因此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承认文学风格的多样性。正如刘勰所讲：“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不同的创作主体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也才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元好问排斥了柔靡的人格、雕琢的创作方式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绮靡、柔弱甚至表里不一的诗风，尽管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或许并不失其固有价值。这是在了解元好问诗论思想时值得注意的一点。
注释
①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39，45，38.
②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③ （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598.
④ （宋）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8.
⑤ （宋）蔡正孙.诗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09.
⑥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85.
⑦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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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蔡正孙.诗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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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2009-2012年度第二学期）
本学期，我们语文教研组以市区教育局和学校2009年工作要点的精神，围绕课程改革，通过主题探究活动，不断探索有效的教学研究方式。配合教导处开展各种教科研活动，发挥教研组的“教科研主阵地”作用，形成民主、开放、有效的教研机制，现就本学期教研组主要工作做如下总结。
1、、组织校本培训，通过“教学沙龙”“教师论坛”“集体备课”等形式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
本学期，结合区教育局的“骨干教师再成长”培训，组织教师进行略读课文探究的学习讲座，切实解决教师在教学一线中的难点困惑。长期以来，老师略读课文的教学重点难以把握，教学中，时常产生这样的难题，比如：整体感知、生字、词语的学习等环节可以不要吗？到底是哪些方面可以略学，哪些方面不可以略学呢？教学拓展可以拓展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本学期，在区教育区的领导下，对全校语文教师进行了这方面的培训，教师的略读教学课堂效率有效提高。
2、继续组织教师填写《钟村小学教师科研需求调查表》，引导教师关注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教科研课题讨论拟定教师们的校本教研问题，教研组紧紧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系列教研活动。本学期，通过整理教师自身科研需求，我校教研组拟定本学期的教研专题为“阅读教学中的随文练笔”。结合区教研室的“随文练笔”探究，组织教师结合课题研究，开展公开课教研活动。课后及时开展反思沙龙的活动，并推选2名教师参加校反思沙龙的交流。
3、围绕市教育局“古诗教学的探讨”开展校内古诗教学的研究课，积极组织教师反思自己在古诗教学遇到的问题。除此之外，组织全校教师参加区、市教学局开展的古诗教学研究课观摩活动。结束后，在教研组内开展研讨沙龙。本学期，我校选送艾漪老师的古诗研究课《别董大》获区古诗教学研究课一等奖。
4、结合《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文学社团活动的实践研究》省级课题研究，开发校本教材，探索校本课程的新模式。
（1）在教研组活动中，以课题研究为载体，紧扣课堂教学，扎实语文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采取紧扣课文，指导学生美读、品读，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
（2）结合主题探究形式，探索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写作方法的指导，开展随文练笔的教学尝试。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有意识的渗透写作方法指导，通过对课文的理解赏析，揣摩作者锤炼词句、构思文章的方法。结合单元习作，分散的迁移运用到每课的阅读教学中，有侧重点的对学生进行习作指导。通过模仿-创作，一课一练的形式对学生进行阅读-仿写-创作的系列指导，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因此得以提高，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对写作的畏难情绪。在此基础上，教研组及时进行交流、讨论，总结教学探索中的得与失。
（3）组织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各项语文活动。本学期结合我校的“科技节”活动的开展，语文组开展全校“科幻故事习作”、“科技节有感”等系列习作实践活动。老师们都认真指导学生习作，并组织教师及部分学生对百余份习作进行评选，最后将一等奖作品收编成集，作品集受全校师生一致好评。
（4）继续完整具有我校特色的小学语文校本课程。
结合我校实际，语文组继续编写出语文校本教材。本学期，有《美文赏析》、《快乐学习开心习作》等一系列的语文校本教材编写完成。贴近生活的授课拉近了文学与孩子的距离，很多孩子因此爱上语文，爱上文学。
关键词：张贤亮；女性形象；审美特征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形象群体――女性，作者着意于刻画女性形象群体，就好似具有一种创作情结，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孙犁的荷花淀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情结。整体上看，这些女性形象汇聚了张贤亮小说表现女性的母性、柔美、善良、坚韧、、开放、大胆等多重内涵的复杂叙事。
1作者渲染的女性形象特征分析
张贤亮的作品中大都是以其自身的“苦难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就或多或少的带有着自传色彩，同时又都具有一种“不振奋”的软弱的文人特征，身心上都在承受着社会的不公带来的痛苦与磨难。在这种苦难的背景下，正如有人指出的：“张的女性系列似乎皆有如下柔美气质：近乎母性的怜悯、施舍和爱；而且她们对男人的宽恕，并非出自深究原委后的通达，更多的是近乎溺爱的迁就，夹着怜爱的姑息。”11］
2女性形象与男主公关系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说都不是孤立的，大都是和男性形象相伴出现的，二者相互关联，二者的关系也往往隐藏着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绝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某几类女性的写照与升华，更被作家突出了叙事学理论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功用。她们是作者幻想的“女神”――满足男主人公生理和心理需要甚至“拯救”男主人公灵魂的化身。
2.1生理上的“救世主”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古典文学模式，即公子落难，下层女子相救，这是张贤亮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之一。这些女性形象大都以泼辣、勤劳、善良而又痴情的形象示人，在与男主人公的相处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她们用自己坚韧的生命力、灵魂美和执着动人的爱情，抚慰了那些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困顿的落难知识分子，拯救了他们濒临崩溃的生命，给予了他们超越苦难的力量。
2.2心灵沟通上的“局外人”
尽管那些善良泼辣的劳动女性在生理上拯救了他们，给予了他们生存下去的资本和战胜苦难的力量，然而她们却永远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灵生活的“局外人”，正如张贤亮自己说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2］
2.3“工具化”了的牺牲者
张贤亮笔下的女性男性关系成为了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从中涌现出了不少对女性的动人的温情印象，但也涌现出了更多的关于背叛的阴暗记忆”【3】。因此，这些女性虽然在关键时刻拯救过落难的知识分子，抚慰过他们的心灵，但充当的却无非是男权话语下的牺牲者，是被“工具化”了形象。她们的“工具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和善良拯救或者说弥补男主人公的需求，填补他们的精神生理空白。［3］
3张贤亮小说女性形象特征的成因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存在的女性形象作为他所倾心刻画的意象群体，具有复杂的形象内涵，同时又在与男主人公的关系中，展示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用近乎完美的品质抚慰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要充当男权下的工具化了的角色。正如有人总结的：“张贤亮的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不同，没有‘伤痕’的细描，也没有直接的历史反思，而是将笔触侧重到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却烘托出了一个男性主人公的鲜明的形象。”［4］
3.1“苦难”的排解与生命力的宣扬
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于，高度的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双重痛苦，在精神上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和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权，在这种重压之下，他们感到的是被“”的不完整的人。对待劳动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感情比较复杂。按照“被改造”的政治要求，一方面必须要虚心接受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另一方面却又自认为凌驾于他们之上，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上高于劳动人民，于是他们会经常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鄙夷和尊重的交替。张贤亮正是将这样的知识分子心态以及在特殊时期的苦难心境及其排解转化到小说的虚构之中，转化到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中。
3.2“苦难”的转移和作家的“白日梦”
弗洛伊德曾说过：“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的场合相关联的。从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通常是儿时的事情），从中实现这一愿望；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或称作幻想。”
根据这一理论，张贤亮的“白日梦”创作可以理解为，他把自身的苦难经历转移到了章永等男主人公身上，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苦难的转移，因而带上了浓厚的白日梦性质。张贤亮的小说对“”知识分子在农村生活中的种种尴尬和精神痛苦做出了特殊化的处理：不以知识分子物质生活中的苦难为主要描写对象，而是以其在农村苦修马克思原著为精神支撑；对农村妇女形象表现出一种男人欲望的“白日梦”表达特点，突出了男作家或者男主人公幻想女性成为他所想象塑造的完美女性。
参考文献：
［1］ 汪冬梅.“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意识、苦难意识及其“类士大夫”气质［J］.文学研究.
［2］ 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近些年来，民族文学花苑里姚黄魏紫、奇葩斗妍，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春色。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作品，犹如这烂漫春色里一株闪烁民族特色异彩的青藏金莲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他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处的山川河流对诗人来说，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而是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呼应，与之相伴的生命存在，在这个开阔、辽远的地理坐标上，诗人自由自在地渲泻着情感，深情率真地表达着思想。从而，在谈论“文化”、“民族性”、“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地域文学；格桑多杰；诗歌；地域文化；民族性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有一种民族以勤劳与智慧谱写了关于历史的光辉业绩，用热诚和纯朴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天籁之音，这便是藏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顽强不息的生活意志和无以伦比的高尚品格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为世人展示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与无穷的精神魅力。正是这些丰富而多样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滋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藏族诗人，使雪域高原这一片浩繁之地以她神奇与高远成为一个诗性的土地，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就是从这片土地走来并全身心感受这片土地的一朵奇葩。
格桑多杰是当代诗坛上成长起来的藏民族优秀的诗人，是青藏高原这片诗性土地上的民族歌者。诗人高平曾在格桑多杰研讨会上提出：藏族第一代四大诗人中，唯有格桑多杰能够高高举起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他以自由体的写作形式用汉语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展示于世人，为世人再现了雪域风貌、藏人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轨迹，证实了藏族文学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诗意的可能。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时而能够聆听到他高唱生活、高唱社会的一首首充满热情、充盈真情的赞歌，时而能够感受到他对精神家园的无比热爱、民族文化的深情传达。他用个人的民族情感纯真质朴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在时代、环境、种族的环环包围、层层接轨的一座座里程碑，描绘了诗人在藏乡情缘中有着民族特色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
地域文学是一股独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多“社会问题文学”潮流之外的一大巨潮。它以格外淳厚的文化意蕴，格外动人的审美情致而为人称颂。别林斯基说过：“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随着全球化势力的逼近，当现代化大潮正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地域文学以它挺身弘扬民族文化精魂的姿态，捍卫了记忆的尊严。面临当下物欲横流、物质消费膨胀的局势，当种种脱离实际的空论迷惑着人们时，地域文学以它殊异的民族特色显示了理性的力量。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丰富性的证明，也是在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民族文化回归的象征。
从小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对民族文化的用心体会以及广阔的生活实践的锤炼，使得诗人格桑多杰深得藏文化乐天无私、胸襟磊落的精髓，成为情动于衷的生活歌者。诚如作者在诗集《牧笛悠悠》的后记中所说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诗，这种诗在我胸怀里化成了永不枯竭的泉”。于是，他采撷高耸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水、石砌的堡寨、喷香的酥油奶茶、醇厚的青稞酒等作为诗歌的意象，唯美地展示了藏民族地域文化的斑斓景观。藏民族的地域风采在他的笔下妙不可言地得到了很好的显现。我们能够感知到诗歌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格桑多杰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外的山川河流如三江源、可可西里、玛积山、昆仑山等对诗人来说，不仅是描绘山川风物、四时风貌的自然景观，更是体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的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藏民族文化的氛围。引领人们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解读藏民族的剽悍、朴实、勤劳，去感受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地域风情。诚如著名诗人邵燕祥在为格桑多杰的诗集《牧笛悠悠》写的《代序》中说的那样：“我没有到过青海，我也不认识格桑多杰，我读着这本诗稿，正是这位没有见过面但似曾相识的果洛州藏族兄弟，以他时而雄浑、时而幽婉的歌声，引我走到民昆仑山下、江河源头······我相信，我可以不再通过翻译，就能听懂你们的歌，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心音，”这就是对格桑多杰的最真率的评价。他为青海作家和诗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标本，对青海作家和诗人攀登文学高峰，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在藏民族不断迁徙变化的历史中，地域文化超越时代的局限，经受时间的磨洗，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这使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同时，它以斑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在藏民族文化的圣殿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因此，我相信，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藏族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生机勃勃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在历史的前沿中站在雪域高原这片诗性的土地不乏对时代、对民族的一种感召的力量，民族情怀使他在诗歌哄闹的当下，执着地追求生命的源泉。这种力量，这种执着便是民族的精神文化所赋予的切实内涵，这种情怀的涌动，这种源泉的滋生，正是民族魂热能的重铸。无论是讨论民族性问题、文化问题还是文学的民族特色，都无法回避地域文化的课题。当我们习惯用诸如蒙昧、自私或勤劳、智慧之类泛泛之论去批判或是弘扬民族的劣根性或是优秀品质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空洞的理念播弄，而当留心于地域文化的丰富灿烂时，便有这样的启迪：无比丰富的地域文化现象拒绝泛泛之论的偏狭判决，以自己无穷的魅力昭示着民族文化的奥秘。
参考文献：
不久前，我国第3次出版《路遥全集》。
作为新版《路遥全集》的特邀编辑，我情不自禁地沿着那条熟悉的山径，又一次来到延安大学校园后山路遥墓园。
在平凡的世界里匆匆走完42年人生后，路遥与他深爱的故土融为一体。山丹丹花开得正艳，仿佛在诉说着对他的思念。
农民的儿子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路遥是父母的长子，属牛，乳名叫“卫”。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陕北像洋芋蛋蛋一样极其普通的生命，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就这样，“卫”由清涧走到延川，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县的最高学府——延川中学。整个初中3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勉强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了他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3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他借用《在苦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的心理活动，说出自己对苦难的理解：“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用文学表达苍生情怀
1970年，王卫国开始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第一首以“路遥”笔名发表的诗作是《车过南京桥》。从此，王卫国成为文学青年路遥。
“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新时期之初，就在许多作家忙于创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时，路遥却以深沉严峻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皱褶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汇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他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区位，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发力点。
1981年夏，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创作完成中篇小说《人生》。“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视文学为生命的路遥，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这部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生出路问题的中篇小说，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
永远与黄土地同在
《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1983年以后，路遥潜心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最初决定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这部长篇巨著花费了路遥6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准备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不仅如此，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正刮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路遥却一头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并没有被打懵，而是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
就在路遥逆风而行、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的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从1988年春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可以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
关键词：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 现状 成因分析 教育反思
在封建时代，中国的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类型，书面语言又可分为素服语（日常或商用语）、制服语（初级古汉语）、礼服语（高级古汉语）三种类型[1]。今日我国中学生所学文言文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然而在教学当中，大部分老师忽略文言文的语言属性，更多的是追求其背后的文化和文学价值。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中学生很难掌握基本的文言常识，文言文阅读能力普遍偏低。
一、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现状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的现状可以概括为：阅读兴趣普遍偏低；文言常识掌握较少；找不到学习文言文的有效方法。车丽涛[2]的调查显示显示，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学生普遍对文言文缺乏兴趣，数据显示喜欢学习文言文的学生只占总体的20%～40%。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缺乏兴趣一方面是文言文本身晦涩难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讲解过于单调乏味。
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同其他的语言一样有自己的语法、结构、遣词和句式。这些是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常识，通过学习文言文来习得文言常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学习方式。但是，姚富根、张厚感和顾振彪[3]的调查研究显示，150份中学生的问卷中，平均分只有27.5分。大部分学生对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及常见的文言句式基本不懂，不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刚刚具备阅读初级古汉语的能力。有很多学生对文言文饱含学习的兴趣但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学习方法，很多教育者也明白掌握文言常识对于阅读文言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课程目标和考试制度的压力，不得不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解文章大意和记诵经典篇章上。
二、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的成因分析
（一）功利主义目的：文言文的实用性太低
语言的实用性，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和表达思想观点的工具属性，决定语言实用性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普及和创作。在普及程度和创作难易上，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优势不言而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语言和学校教学语言，全部都采用白话，文言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已然消失。
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生，对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可以用“避难就易”来形容。他们从出生接触到的就是白话，用白话进行交流或者写作对他们来说比较轻松简单；对于文言，没接触之前就不懂任何文言常识，在不懂文言的基础上去领悟微言大义的文言文，难度可想一般。中国的文言文又不同于欧洲的字母文字，在复杂性上远远超过字母语言。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五四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推广的影响
人们意识观念的改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而造成我们轻视文言文的社会因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它的成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一刀切”到底隐藏着什么危害？作为的倡导者，他们没有折中的路可走，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又是否正确吸取了先辈的改革精髓呢？白话文运动中，一再强调他的“再造文明”的梦想，倡导者们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全民的、没有士与民之分的新白话，要有白话的肉身和文言的灵魂[4]。我们如今使用的白话文只具备语言最基本的工具性，却缺少语言的文化性。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和立场是否偏激还有待于商榷，但它对当今的文言文教学造成的阻碍却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影响文言文教学的社会因素就是简化字的推广使用，如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有着非常多的便利之处，但它同时造成文字隔阂。文言文中存在大量的繁体字，这给中学生的阅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三）教育的缺失：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有失规范
中学生整体性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已不再是简单的师之惰的问题，对于当今教育来说，这只能说明当今的文言文教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不规范。我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
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学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不是读懂甚至背诵课本上的那几篇文言文。正如前文所说，通过学习文言文来学习文言常识，这是学习文言的基本方式。而现实中我们却遇到了语言教学与人文教育的矛盾[5]，在有限课时和学生有限精力的条件下，既要求学生学会文言又要求学生接受人文教育，这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教学目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学目标，只有分清主次、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收到应有的教育功效。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择的文言文没有科学的系统性。学生要学的是一门语言，课程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在选择教材的时候往往坚持“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的标准，相对忽视了学生学习文言的适应性标准。教材编排的传统总是以文学史为序，这种编排方式偏重于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违背学生的学习规律[6]。
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之下，文言文教学不得不改变语言教学的正规路径以适应最终的评价考核。目前高考对文言文采用标准化的测试形式，内容就限制在教材中那几篇选文当中。这就不得不引导老师和学生们反复的“咀嚼”课本，语言学习的动力完全被考试得分的动力所取代。
三、如何正确对待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
（一）明确文言的价值所在
文言作为一种与口语相对应而存在的书面语言，历经华夏五千年而延续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实用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典籍著作（方言和白话小说除外）均由文言文体写作而成，要直接阅读这些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言基本常识。文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就是文言的价值所在。
学习文言是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前提。自民国废除读经，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以来，传统经典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历经几十年白话文教学之后的今天，精通文言的学者已为数不多，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已经丧失直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这势必造成一种语言界的“文化断层”。当我们再去品味传统文化经典的时候，我们能够阅读的只是别人翻译的白话文。
文言本身具有修饰性和美感，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精雕细刻的传统之美。这是文言本身超越白话又与白话的工具性、实用性相互补的价值。今天，当白话身上的文化责任已经全部剥落以后，人们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白话的反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白话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方言白话、网络白话、舶来白话等等层出不穷。这些形式各异的“变异白话”在彰显白话复杂多样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白话的低级性。
（二）探寻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教育机制
上文我已经探讨了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主要失误，即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安排中，要抓住“熟练掌握和运用文言进行阅读”这一主要教学目标；按照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般规律合理安排教材；制定以考查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为标准的评价制度。除上述几点之外，还应当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有效的教育机制就是教育各要素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的运行方式，具体到文言文教学，就是要保证文言文教学的方法、内容和评价制度与教学目标相一致。只有建立稳定有效的教育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不断下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辜鸿铭，著.颜林海，译.春秋大义[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67-68.
[2]车丽涛.关于中学生文言文学习情况的调查[J].克山师专学报，2003（1）.
[3]姚富根，张厚感，顾振彪.中学生语文状况调查报告（二）一一从三百份测验卷看当前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存在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1（3）.
[4]杜素娟.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几点追问与思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