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3:11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
我国保安服务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背景下，信息化技术等科技调整发展的现状，导致了当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遇到了复杂环境，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安全技术工作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防范”在安全防范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它已经带来了安全防范的一次新的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指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实效、长效的重要措施——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如何规范技术防范市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科技创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方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加防范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
一、信息化实战安保助力信息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双重融合
在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上，孟建柱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信息科技向数据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也给我们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要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破解公共安全难题，提升维护公共安全智能化水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善于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为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创造性服务。要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危爆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社会治安的“信息化”防控，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数据和信息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可视化、全程留痕等特点，凭借发达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全程追踪，为防控社会治安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在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下，通过大数据的科学分析，可以对社会治安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展现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由此预防和减少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安保工作的客体、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新要求、复杂治安的新形势、广大群众的新期盼，无论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本身，还是保安企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寻找并且找准一个具有带动力的平台来引领。随着全国保安行业信息化实战勤务的发展，信息化实战安保已经逐渐作为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治安工作的着力点、突破口和带动力，推动战斗力生存方式转变，助力新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机的融合。
二、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成为新科技时代社会治理新模式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社会治安防控的客体、社会治安防控的目标等维度构成一个立体的范畴。社会治安防控方向标便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运行和社会治安防控客体的衍生而具备了实质意义，然后演变成一个新生的立体社会治安防控理念构架。社会治安防控架构的实践过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治安防控体系的实践过程当中，常常伴随着地域特色、地方治安实践经验进行特色解读。应该说，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体系的线下工作核心便在于安保实际工作的基本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成了治安防控工作的双刃剑，带来高效的同时也让新型犯罪蔓延变得更加便捷，传统犯罪在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下危害进一步加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广泛。传统犯罪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等发明新手段，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一步加大，群众安全感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日渐成熟，传统犯罪产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网络聚焦放大的情况，“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技术越发成熟，已经可以预见，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安保工作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治安防范任务更加繁重。
针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防范工作，安保工作需要积极运用新科技时代的新理念，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自媒体技术手段协助信息化实践安保，以信息化安保为引领，更加走近基层、更为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到信息收集广泛化，矛盾解决高效化。实现情报信息来自群众，防范预警提示群众、共建共治依靠群众，形成了“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特别是以信息大采集为抓手、情报合成作战为平台、精细化管理为途径。全力加强基础信息化、安保实战化、执勤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安保企业的支撑力量、治安的掌控力量和队伍的战斗力量。
从立体化和信息化二者的关系来看，信息化是立体化的基础，即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将现代信息手段与传统有效做法紧密结合起来，提升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推动社会治安防控转型升级。在治安防控体系信息化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信息采集质量，通过布建和整合门禁系统、移动上网、视频监控、电子围栏、物联网等智能化信息采集渠道，全面掌握辖区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信息及吃、住、行、消费等动态信息。在此基础上，加快信息整合、共享和深度规模应用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充分利用云技术，提升“数据决策”指挥实战能力，提升对涉恐等重大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动态研判、动态评估和动态预警能力。
三、运用高科技手段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结合
高科技安全防范是一项用于满足安全特殊需求的防范活动。随着安全需求的增长，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作为安全技术防范的施主体应运而生，并凭借高科技、专业化的优势，成为安全技术防范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成为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的应用范围相当广，可以用在一切需要进行安全防范的单位和场所，从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科研单位、财政金融系统、商业系统、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要道……以至居区、住家户，即从国家管理的大单位到集体所属的小单位，乃至家庭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近年来，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影响，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流窜犯罪、暴力犯罪、智能犯罪、集团犯罪呈上升趋势，安保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智能化、技术化犯罪不断增多，手段极为隐秘，现有的、常规的防范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安保工作强调预防为主，要提高防范能力，就应对症下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解决，即必须强调依赖技术防范，并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预防损失、化解风险和扼制、打击犯罪。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理性；超越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2-02
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主义信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变成了奴役人的统治力量，其本身正在走向异化。对此，哲学界在二十世纪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进入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因此，马尔库塞如此断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的新控制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从而，科学技术成了统治者操控社会的新形式和工业社会异化的罪魁祸首。
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头等生产力，创造的生产生活资料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技术渗透到燕个社会控制和协调系统中去，技术统治代替政治统治成为主导统治方式。科学和技术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使社会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这种两重性被马尔库塞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这一公式是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最凝练的表述。
从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可以看到，当技术理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科学技术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它会把所有的对立消解掉，形成一种新的统治体制。马尔库塞称之为“更好的统治”。在新的统治体制下。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异化是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马尔库塞在其书《单向度的人》中写道：“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原本应该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技术理性的本质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是保护。但是，在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相对富足的消费世界里，在马尔库塞所称之的“更好的统治”中。理性渐渐背离了它原本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而蜕变为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理性在科学技术中取获得的成就越多，作为自由的实践存在――人类就会丧失越多的否定性，人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自然就被技术理性消解了。消解了否定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人，不再具有反抗社会的思维意识。人们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只有对社会现状的认同、肯定和支持，变得一味的顺从，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本性。马尔库塞称这样的人为“单向度的人”。工人被整合到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过程，马尔库塞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单向度的生活和生产领域。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大量物质财富满足了各阶层人的需求，使人感到幸福，但这种表面上的物质的被满足，不是真正需求的被满足，而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幸福充其量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技术的巨大控制力使社会不再具有反对派，社会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单向度的思想文化。技术理性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社会通过广播，报刊、大众传媒等“意识工业”对人进行思想观念和自由意识的控制，使人安于享受受压抑的需求满足和受操控的生活，而全然不觉。
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它的根源是什么呢?马尔库塞给出的诊断是：理性的价值取向已经从否定的维度转向肯定的维度。那如何为其开药方呢?马尔库塞的药方就是“艺术解放论”。他主张要对现有理性进行扬弃，在审美层面上呼唤一种新的理性。要消除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把人从受压抑中解放出来，就要彻底抛弃技术拜物教，把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技术中去，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全面发展的局势，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反思
马尔库塞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事实。他剖析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的异化现象，特别指出现在的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和经济，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对人们进行“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可以说。马尔库塞觉察到了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抨击理性的工具化，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的理论也对后人影响很大。但限于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看问题的角度。马尔库塞最终没能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否定和批判。我们对他的批判理论也要持辩证的观点，对其进行反思。
首先，马尔库塞忽略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并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摒弃了价值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了，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主导的统治理性。那么。技术理性的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他把技术理性批判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并为其找寻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他对技术理性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后人对技术理性的误读和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思维定势，人们不断夸大技术理性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有利方面。事实上，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技术理性。人类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创造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世界正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前进，这一切正是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技术理性是有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维度的，把技术理性仅仅等同于工具理性是片面的。
其次，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利用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原罪”。顺理成章的，他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因此，他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显然，马尔库塞夸大了科学技术潜在的破坏性和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把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归
罪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仅对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终究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第三，马尔库塞在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错误。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种双重维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呈现过程。需要把技术理性放在历史中动态地去解读，才能客观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的巨大福祉。马尔库塞这种只看到科技的负面影响，忽略了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的财富的眼光，永远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困境。
最后。马尔库塞的“新理性”缺少现实性而流于空想。对于技术理性，马尔库塞主张从审美的维度构造出一种“新理性”来代替，把科学技术统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走所谓意识形态全面发展路径。马尔库塞企图借助于审美使人类得到解放和自由的想法，未免过于脱离实际，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超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
对技术理性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进行反思及批判是有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需要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技术理性是动态变化的不断展现的历史过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它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尔库塞建立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该问题的思考。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相反，科学技术彰显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也在为未来的人类创造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而马尔库塞却把它看成是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笔者认为，针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我们要对其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才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和批判技术理性。要批判或者说超越技术理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技术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是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理性的内涵远远大于工具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价值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期。技术理性有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技术理性在工具理性这个发展阶段，它的工具化倾向和双刃剑效应是避免不了的。技术理性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其功能是无法替代的。马尔库塞企图用新理性来替代技术理性开出的种种方子，只能是徒劳的。
第三，超越技术理性的根本方法是不断完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在低级发展阶段，即工具理性阶段，它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和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辩证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加大力度使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才是真正的途径。伽达默尔曾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就表明后人对理性所具有的自豪感。”㈣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技术理性笼罩下生存的我们受益于技术理性的太多，它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不应该也无法摒除它的影响和浸染，只有赋予它更多的关照和热情。才能让技术理性真正朝着人类期望的目标进化。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43
[3][美]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11)：13
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3.管理和评价技术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它的子系统，其运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系统化设计、综合化处理与优化调节的过程，其结果使技术本身成为一个包含了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要素的综合体，表现出系统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等系统特性。因此，我们必须用系统观点看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及其一般模型，准确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系统性、综合性与整体性。既要正确理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及制约关系，又要正确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运行机制及流程；不仅要深刻认识到系统设计技术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其系统整合与优化作用，而且要深刻体会到建立在“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五个技术范畴基础上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各个环节之间都是相互关联、全程发挥作用的，都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整体效能的形成与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过程和资源为研究对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与学过程和资源视作统一的研究对象，强调教与学的方法、手段的系统整合与综合，注重教与学的资源和媒体的选择、编制和使用，实施教与学的全过程的管控、评估和优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能。因此，我们必须把系统方法作为最根本的研究和实践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与学过程及相关资源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对待，通过系统设计和优化教与学过程、合理开发和配置教学资源、强化人员互动协作和信息反馈调控，更好地发挥系统整体效能。
事实上，由于现代教育媒体的介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教育者—教育信息（内容）—受教育者”结构发展为“教育者—教育信息—现代教育媒体—教育信息—受教育者”结构，现代教育媒体不仅被教育者用作教学工具，而且成为学习者的认知工具；同时，教育人力资源也由教学人员拓展为包括教育技术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在内的与学习过程相关的一切人力资源。针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存在的“重教轻学”倾向（偏重“教育理论”与“教学法”，对“学习理论”与“接受论”的研究与应用不够）和在“教育资源”概念理解上有偏差（将教育资源等同于教学资源，忽视了学习资源）等问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更新观念，对学习过程及学习者的接受主体地位给予更多关注，强化学习过程并力求实现教与学的统一与并重，同时注意拓展教育资源的概念及范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实施个性化教育、实现因材施教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以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千人一面”向“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传统课堂教学给定的时空环境在以复杂系统思维为基本实践方法论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冲击下，逐渐走向瓦解，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给学习实践带来的时空的分离及重新聚合，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正在走向所谓的“以人为本”“因人而异”“在时间上持续终生、在空间上无处不在”这一返璞归真的个性化学习之新境界[7]。以系统方法为指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深入分析教育对象思想状况及其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条件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确定教育目标、内容、策略、方法及载体，恰当选择运用教育媒体，精心实施教育并适时予以评估调节，为教育对象创设个性化的教育环境与学习条件。一方面，运用诸如“个性化课件生成系统”等个性化资源创作的技术手段可以从资源供给方面有效解决学校班级授课制条件下的因材施教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及智能（Agent）等新技术在教学系统设计、网络课程和教育软件开发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有效解决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化服务问题。特别是以“时空不限、内容任选、自主探究、协作学习、即时互动”等为重要特点的现代远程教育，为实施个别化学习、实现因材施教理想提供了前所未用的技术支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整合实践提供指导深入开展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整合，是当今尽快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水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一个基本途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自觉运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才能适应信息时代、学习型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注意克服当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应用中的误区和偏见，也要认识到教育技术并不能解决教育教学中的所有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用基于技术的教育方法来传授。因此，开展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整合时，首先要保证所选课题能够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作为资源工具、协作工具、情感激励工具等的优势，适合于创建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育人环境，使学生获得更积极的情感体验、更广的认知范围、更深的认知深度、更真切生动和健康持久的品格修炼空间。其次，要遵循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整合的科学规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实际上为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整合实践提供了一个通用“模板”，可供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参考使用。
作者：刘庆标 单位：湖北省电化教育馆
1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生态、经济、国家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是指导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2.1 现代化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辞海》称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和目标，“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现代汉语词典》），“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辞海》）。作为过程，其首先的标志是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
2.2 现代水利
现代水利就是适应当代的水利。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发展现状、治水理念更新和治水技术进步看，其内涵应包含科学治水思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可持续发展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用市场理念的水利运行机制、各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等。
2.3 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的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有效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其标准、内容也会不断变化。
2.4 水利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即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这“四大体系、一项制度和三个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内容；其过程就是在5～10年时间用先进的治水理念发展水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水利建设与管理。
3推进莱芜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的建议
3.1 科学确定建设目标
研究确定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目标时，既要有3～5年内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指标，又要有较长时期内适应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性指标。由于现代水利的动态性，有时定性指标可能比定量指标更科学。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指标，都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基本适应，并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2 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建设水利示范市时，既要重视最终结果，又不能忽视“推进”的精彩过程。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先行一步、敢创敢试，朝着水利现代化目标推进，又必须立足当下，着眼于轰轰轰烈的水利建设实践，深入总结莱芜在河砂资源整治、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水行政执法、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http://、河道综合开发等工作中创造的、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新鲜经验，将实际中探索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充分实践现代水利示范市的理论内涵，为全省提供示范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
3.3 注重实物和精神层面的两个体系建设
推进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一方面要搞好工程体系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治水理念，积极发展、大力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即水文化），使水利工程建设与美化水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相结合，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建造亮丽的人文景观，以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重实物体系建设，轻精神文明、文化软体系建设问题，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理念创新、机关文化和水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好成绩，做到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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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现代水利示范市内涵丰富、建设内容广泛，必须统筹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上下联动、全员参与、整体推进。要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攻坚，特别是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选准优势项目，倾力打造亮点，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体发展的效果。
3.5 强化水利科技工作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水利，是发展现代水利、建设水利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更新治水理念，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工程带科研，以科研促工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积极争取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带动莱芜水利科技的快速发展。积极引进全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在水利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最亮丽的示范点，要将莱芜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水利新技术的聚集区、试验区，成为引领水利科技发展的“航空母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联合，充分发挥莱芜高等院校和科技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搞好联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工程建设中出成果，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科技工作水平。加大对引进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对引进全国或世界先进新技术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水利科学研究的支持，对获得市级以上水利科技奖励的课题组、科技论文作者给予资金奖励。对部分水利科研课题给予资金支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水利科技的创新水平。
现在，安全厂商都把APT当作一个强大的敌人看待，但有些企业用户仍然对APT不以为然。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APT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持续性和隐蔽性，可能有些受害企业在几年前就已经遭到了攻击，后门大开，但是到今天仍然浑然不觉。
“其实，趋势科技一直在帮助全球各地的用户防范和处置APT攻击，趋势科技一直站在对抗APT的最前线。”趋势科技（中国区）业务发展总监童宁表示。
面对APT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我们应该怎么办？趋势科技近日了APT治理战略，值得一看。
监控为中心
23日，趋势科技了针对APT攻击防御治理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白皮书――《演化的APT治理战略》，并提出APT攻击防御治理应以1个中心、4个过程、6个抑制点为基础，形成了“螺旋迭代”的立体化治理模式，即每经历一个迭代周期，防护体系具备更强的防御治理能力。
趋势科技产品经理林依莹介绍：“APT 攻击是一种高级的、狡猾的伎俩，高级黑客可以利用APT 入侵网络、逃避‘追捕’、随心所欲对相关数据进行长期访问，最终挖掘到想要的信息。而一旦被APT 攻击事件缠身，核心数据泄密之后，将在技术、业务、市场、客户等方面发生连锁反应，侵蚀企业的市场价值，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成本影响和连带风险，更会影响到CEO、CIO、CTO等人的职业发展。”
为了改变网络风险失控的现状，趋势科技提出了“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这包括：1个中心、4个过程、6个抑制点。即：“监控”为中心，实现威胁可视化、策略下发，以及威胁情报共享;“侦测、分析、响应、阻止”为4个治理过程，贯穿整个APT 治理的生命周期;对应APT 攻击过程的6个阶段分别建立抑制点，实现针对性极强的防御。
趋势科技产品经理白日表示：“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种‘螺旋迭代’的立体化治理模式，每经历一个迭代周期，防护体系将具备更强的防御治理能力。另外，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包括的具体落地方案，通过趋势科技控制管理中心（TrendMicro Control Manager，TMCM）整个企业提供全方位智能的安全管控，它紧密整合了趋势科技云安全智能防护网络（TrendMicro Smart Protection Network，SPN）全球威胁情报分析系统、趋势科技深度威胁发现平台（Deep Discovery，DD）的威胁侦测和分析能力。用户可以将DD系列产品部署在各层网络节点，构成安全联动的防护体系，配合最高等级的趋势科技APT治理专属咨询服务（TrendMicro Premium Support Program，PSP）从而达到有效治理APT 的目标。”
显然，建立“抑制点”是治理APT 攻击的关键所在，而趋势科技的具有全面性、有效性、开放性的深度威胁发现平台（Deep Discovery产品系列），加上云安全智能防护网络（SPN）、控制管理中心（TMCM），成为联动治理APT的有效手段。
据悉，趋势科技深度威胁发现平台（Deep Discovery）核心产品构成包括：威胁发现设备TDA、高级威胁邮件安全网关DDEI、深度威胁终端取证及行为分析系统DDES、深度威胁分析设备DDAN，该平台能与趋势科技网络网关、服务器与终端、云和虚拟化安全产品，以及第三方安全产品整合，构建完整的APT 治理体系。在第三方安全产品整合与功能联动方面，趋势科技已经通过该平台与HP、IBM、Blue Coat、Palo Alto、HillStone（山石网科）展开了合作，实现联动。
“3C”战略
趋势科技在2012年提出了覆盖“3C领域”的战略布局，这包括：云安全（Cloud And Data Center Security）、全面的用户防护（Complete User Protection）、面向针对性攻击的定制化智能防御（Custom Defense From Targeted Attacks），旨在帮助用户应对APT高级持续性威胁、移动终端及更多的设备在云安全时代面临的挑战。“如今，作为信息安全厂商，必须针对威胁的数量、变化和速度，寻找解决方案，为此趋势科技携手各方力量、加速跨界融合，全面实现了内外部安全产品联动机制，以帮助用户应对今天和未来的威胁变化。”童宁说。
关键词 儒家文化 自强不息 科技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O.5 文献标识码： A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YIN Xiujiao, MIN Zhengqiao, TANG Xi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Confucian culture has abundant and profound content. We should take the essence and discard the dump in treating Confucian culture. If we can integrate its quintessence with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t has value morals, thought of hearts governance, fine tradition of paying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respecting knowledge, and spirit of strive constantly, which will provide thought re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strive constant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0 引言
关于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但对这个问题连李约瑟本人也始终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也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缓慢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科技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早在汉代，统治者们在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时，就深刻认识到打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截然相反。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汉代之所以独尊儒学，说到底是因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是求社会稳定发展之说，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
儒家文化精神中一些的积极成分，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从古至今最大共性的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优秀基本精神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只要我们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精神在当今科技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等方面对我国的科技现代化及其可持续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儒家文化对我国科技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儒家文化中重视人心治理的思想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和谐稳定社会提供借鉴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治理，就必须从人心的治理入手。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缺乏人心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借鉴意义。它可以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两千多年，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同样可为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必要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②
（2）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积累知识的文化土壤。古老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知识分子在我国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与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文化知识积累和传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因此，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所以，重视教育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是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和顺利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决定因素。
另外，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伦理道德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忠心敬业、修己慎独、尊老爱幼等与我国科技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文化对保持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及加强凝聚力起到比政治法律更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进展的精神力量。同时，儒家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重智慧开发、重道德实践的理性型文化，这与科学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的有利因素。③
（3）儒家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易经》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儒家一直提倡“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并把“日新，日日新”看成是最大的美德。西方社会进步同残酷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利用先进武器去侵略他国，体现着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是追求天人合一、人我合一的圆融境界，体现着“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价值理念，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的产物。如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霸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霸权主义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体现我们发展科技的目的是造福人类，在这方面则可以得人心，从而为我国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提供理论借鉴，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唤得人心，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人民对发展现代化科技的信心。
（4）儒家“生生之为易”、“日新之谓盛德”等价值理性可与我国现代化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随着高科技的发明和应用，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儒家文化价值理性可与当代科技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从而消解当代科技进入社会应用层面后而形成的一些负面后果。儒家文化的一些价值理性的介入，如重视人文、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当然，对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应采取积极顺应科技发展的姿态，使得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谨防出现反科学反现代倾向的滋长和蔓延。④
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家文化精髓为我国的科技现代化事业服务
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对待儒家文化问题，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要避免对儒家文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的歪曲和批判。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他强调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是归纳总结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发展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对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然，儒家文化精神中还有一些保守、 落后的思想内容，诸如宗族观念、任人唯亲、特权思想、家长统治等。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糠，将其中的精髓部分融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精神，继续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提供精神食粮。同时，我们要提升和发展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消解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使之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此，我们应当鼓励和吸引一流人才投身于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事业当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才能坚定广大国民的信念，更有效地激发他们致力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从而使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扬光大，促进我国现代化科技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注释
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211218(1).
②刘慧敏,刘余莉.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齐鲁学刊,2007(6)(总第201期).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环境科技创新、深圳
1. 生态现代化――深圳未来30年目标
深圳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现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重要的空海枢纽和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2年经济总量居中国大陆第四位。
然而伴随着深圳30多年的飞速发展，也日益显见出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就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探求深圳发展模式的改变之路。
可以说，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大城市人口拥挤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如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敬仰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已有30年的历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科学的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可见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深圳所尝试的转型正是整个中国需要去做的事情。作为国家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创新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除实现自身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外，还担负了探索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现在所面对的和30年前所面对的，就本质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深圳市现有资源环境条件能否支持未来持续性发展，并实现更高概念的现代文明，深圳未来该如何定位，生态现代化理念或许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进一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也即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许可以解读为探索未来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过去20多年，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并取得了国家发展的显著进步。深圳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型，而深圳可能再次为历史所选择，这或许就是深圳市未来30年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此外，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而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物质载体， 生态涵盖了众多要素，例如目前热门的低碳概念，也仅是其元素之一。同时，生态在社会复杂巨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与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生态现代化应是经济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以及生态建设的现代化等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统筹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园林城市”等，这样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独特的城市名片，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区别。
2. 环境科技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基础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工业社会突破阶段（1789―1848年）、工业社会形成阶段（1848―1980年）、工业社会转型阶段（1980年以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动力都是经济和技术，第三个阶段主要凸现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技术需求。胡伯还认为，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其核心观点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代表一种积极预防的环境思想，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的现代化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M・简尼克也是较早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环境政策分为补救性和预防性两个类型，认为生态现代化实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革新过程，并非要改变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采用预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替代传统形式，这样还可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荷兰学者A・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是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反对经济与环境势不两立的观点，环境影响的内在成本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三，承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导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与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态转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摩尔还指出需要进行变革的几种社会要素：政治――政体向公众参与决策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转变；经济――环境保护从增加成本向获取利润转变；法律――举证责任从受污染方转移至污染方；科技――创新技术从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变。这些社会要素的变革既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
学术界和各国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核心特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现代化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相容关系，寻求两者之间正向结合的理论意蕴和现实出路，并认为环境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
3. 加速环境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3.1 推动思想意识的生态转型
没有现代生态环境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由此也失去环境科技的创新动力，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管理者和决策者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是深圳市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自然也是决定环境科技创新成效的关键。
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多少被视为区域发展甚至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与享受降低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估计，环境退化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应当是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四个难以为继”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发展观念，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思维把环境保护变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思想意识生态转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①开展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诠释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概念，并构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②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现代化理念；③公开环境信息，鼓励公众监督和参与环境决策。
3.2 建设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圳市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工艺及设备研发严重滞后于市场需要，环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成熟的环保产业。公益性科研机构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环境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和长远性不够，难以形成长期的、整体的、能满足生态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能力薄弱，人才匮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和新制度。
结合深圳市政府机构的深入改革，建议由深圳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筹环境科技的创新规划、创新标准的制定和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落实相关项目的实施或直接主导相关项目的实施。
3.3 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
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技术创新应通过将着重于环境压力下的“末端治理应急性”技术向“全过程控制预防创新性”技术创新转变，由此实现推动环境保护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态建设的“效益产出型”转变。
环境科技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需要把生态技术和设计融于各个领域，需要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寻求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环境与发展协调。发达国家普遍加速了生态制造技术、生态建筑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深圳市从上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理念，本世纪初又引入了循环经济概念，当前又兴起低碳经济的浪潮。目标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采取综合污染防治战略和技术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日渐热门则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深圳市环境技术的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已具较好基础，其实施效果的关键则在于落实相应的激励政策、资金和引入创新技术。
3.4 加大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来源于两部门，市人居环境委每年约有2000万元的环保科研专项经费，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贸工委每年提供金额不等的资金，用于环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资金的投入远低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企业申请的难度较大。
鉴于深圳市每年将近1个亿的环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污染设施的升级改造，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设施，而该类设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不符合“全过程控制预防”理念，建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全过程控制预防”的环境技术创新工作。同时将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创新资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工作。
3.5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突破，水资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实现，建议重点加强节能、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水处理及回用技术、大气、噪声和固废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以水环境领域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径比过大，各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能满足水环境目标要求，而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指标距离上述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资金可适度向污水处理厂深度改造技术的研究倾斜。
3.6 打造技术创新及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每年同时利用近亿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行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污染企业末端治理的硬件设施已普遍满足法定要求或国家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环境效益，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水平及技术能力严重滞后，使得污染治理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从污染防治的效果来看，单纯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难以真正解决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污染防治要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无疑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突破。
企业环境技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对一些环境意识、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尤为如此。必须系统全面的诊断企业的环境问题及其在环境管理及技术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业和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并持续有效的推动实施。在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则完全有必要建设环境技术创新及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推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4. 结语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深圳市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而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出现了瓶颈。近年来，深圳市重新定位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并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创新途径，其实质符合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环境科技的创新。深圳市应当把环境科技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利用特区人的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力争在未来30年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示范，这也正是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6
[2] 杨东柱，浅?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06期
科学技术成到底是如果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呢？我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既与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密不可分。换而言之，它既是理性自身分裂的结果，也是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下面，我们就从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两个方面去分析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首先，从理性的内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近性主义危机与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理性源于自然哲学家们对世界本源思考。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以完整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笛卡尔提出心身二元论，把身体和心灵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近代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形成。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主体和客体彼此独立、互不相关，主体是指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而客体是指主体认识的对象，理性则转变为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和手段。由于近性主义形成于近代哲学基础之上，因而也必然打上了二元对立的深深烙印。近性的内在逻辑矛盾也由此形成。然而，它又是如何引起近性主义的内在危机呢？在刘英杰看来，近性主义危机“一方面源于近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又源于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自身内在逻辑矛盾，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理性自身原因。”〔3〕17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探索人类未知世界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科学成为一种指导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准则。人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科技不能解决，如果有那也是科技还不发达。鉴于科技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巨大作用，近性必然会表现为工具理性，这就割裂了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近性内的工具理性必然与价值理性的发展失去平衡。而且，“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模式实质是一种工业资本加技术化的模式，工业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必然使其把理性和技术的原则结合起来，把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4〕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必然会超越价值理性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形式。在工具理性所主导的世界，科学技术充斥着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原有社会中的自由意志、灵魂与心灵被科学技术的标准、机械与纪律所取代。其次，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工业资本的扩张和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整个社会转变为以计算和科技为主导的逻辑体系。在政治方面，科技在政治选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投票和计票以及各种政治宣传都依赖于科技手段的帮助；在经济方面，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货币为交易工具进行严格的计算，包括经济决策、运行、核算都严格进行数量化计算；在文化精神方面，原有的理性、启蒙、契约和自由转变为以标准化、制度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机器文明。总之，科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会导致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衰落。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大量的工人失业，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采取一系列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但这样不仅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社会契约论”与“公平交换”原则，也使得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失去了根据。为了维持统治，资本家急切需要寻找一个化解政治危机的手段，鉴于科技在人们群众中的威望，它就成为了充当资本家麻痹被统治阶级的最合理选择。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统治的手段，充当着意识形态功能。
二、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上述，笔者以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为出发点，阐述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那么，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探讨。
(一)人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单向度，在这个单向度的社会中，技术控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5〕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民众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盈，没有忧愁和烦恼的“幸福社会”。然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虽然“合理而又民主”，却同时伴随着一种“不自由”的困惑。民众由于过度沉溺于安逸生活而失去忧患意识，最终全面受控于科学技术。首先，在生活领域，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淡化阶级之间的对立。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机械化的生产不断降低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使得工人也可以享受愉快的周末，带着他们的儿女一样去海边度假。然而，这就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吗？马尔库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6〕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表象下，阶级对立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统治阶级摒弃了传统直接的政治统治，转为用一种掩盖社会对立和阶级差异意识形态控制。科学技术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其对民众的控制和奴役。它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具有很强的欺骗和麻痹性，给民众提供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资本家通过大规模地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书籍、电影、录音带等，对民众进行“洗脑”，以同化民众的反抗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报纸、电视台、电台都被国家所垄断和占有，大众媒体也成为了资本家进行娱乐宣传的工具。而在科技没有如此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能通过口头宣传强行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和操控大众的意识，其效果远不如运用科学技术的标准化和大规模化的文化输出强。资本家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这一“合理工具”，把维护其统治的价值方式、道德规范、世界观和人生观“舒舒服服，合理又民主”地强加给民众，以达到思想领域里的整齐划一。民众的个人意志和心理最后完全受控于统治者。令人奇怪的是，民众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很享受科学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安逸生活。“人们似乎只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度清晰的传真装置、错层式的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灵魂。”〔7〕这是为什么呢？哈贝马斯给出了解释。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涉及的范围广，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人们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更呆板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背景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践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为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皆趣本身。”〔8〕另一方面，相比较于旧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少意识形态性”。“它已不像先前的意识形态那样将压抑建立在集体压抑之上，它力图使人的交往行为与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相分离,并将它们非政治化，从而使压抑变成对人的交往行为的伤害，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而且,压抑本身采取非强制性手段，使人丧失对它的反思，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现实。”〔9〕这样，人们不仅无法意识到技术对其的压抑，而且也丧失了对技术的否定和批评，沦为没有自由的工业文明的奴隶和单向度的人。
（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
哈贝马斯说：“从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起以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出现了两个趋势：国家为保证系统而实行的干预增加，和研究与技术的增长的相互依赖使得科学转化为第一生产力。”〔10〕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过度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大量工人失业等，这些都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干预经济来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基础。但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显然违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掩盖其真实政治意图，谁来充当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最终把科学技术推上了第一生产力的宝座。第一次蒸汽革命期间，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开启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把人类带入电器和电信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加密切，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论证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关系，并明确提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11〕因而，科学技术有能力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存在。综上所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需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因而导致技术与科学执行意识形态功能有了客观的现实需要。”〔12〕那么，科学技术又是怎么样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呢？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排除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转变化为政治问题之上。”〔13〕换句话说，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而技术问题的解决，可以恰如其分地克服人们精确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因此，许多的政治议题往往都不是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的，而是科学家们向政治家们提出来的。再者，技术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实践问题则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要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问题）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技术问题）。“由于政府的活动皆在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政府现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反面特点。因为他的宗旨是排除功能的失调和避免威胁制度的危险，换句话说，它的宗旨不是实现实践的目标而是解决技术问题。”〔14〕由于排除了实践问题，公民参与政治变得没有必要了，人们只关注于现实生活的满足问题，而不关心人的政治权利问题。资本家做政治的决定成为了一种技术职业，把原来需要交给民众集体讨论的政治问题，转变成一种组织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选民显然不会比技术专家计算得好，整个政治领域被科学技术化了。在政治科学化的模式下，政治决定不再是以实际利益和价值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根本。这样，人民群众不再关心实践问题，认为只要能增加社会财富的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科学技术因此取代以往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在人们心中的统治地位，转变为一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15〕
三、克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理性的突出地位，导致了人们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以至于人们的交往行为成为一种“目的的-合理的”工具系统。那么，如何才能克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在科技中融入伦理，实现协商的民主政治，并改造技术本身，将更加有助于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从伦理框架出发，提出了克服科技意识形态的伦理方法，那就是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导致人们对工具和技术盲目崇拜，社会生活变成了完全由工具效率和认知标准来支配的形态。他认为，通过“相互作用”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可以为人们摆脱技术的控制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所谓的“相互作用”所指的是“交往活动，符号的相互关系，它由具有约束力的舆论规范所支配，这些舆论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且必须被至少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16〕哈贝马斯认为，通过“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相互交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规范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从而有效地规范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技的意识形态）。再者，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相互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合理化”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统治者行驶内部统治权和维护国家政权不再是由于内部分工组织起来的，而且由于新技术和战略的客观规律性。尽管这算不上是科学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却严重依赖于科学技术。因而，统治阶层管理国家事务和做政治决定必然会转变为一种以技术理性为导向的虚伪政治，它排除了人的自由和价值，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打破这种虚伪政治，必须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们之间合作机制，“一方面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要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7〕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协商制的具体策略，包括两个层面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制度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8〕前者主要是从强公共领域的的立场出发，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护民主；后者则是属于弱公共领域范畴，主张通过市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协商来体现民众的诉求。但是，具体是从“强公共领域”还是“弱公共领域”来建立这种民主协商制，哈贝马斯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然而，无论如何，政治家与技术家的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政治家们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可以参考技术因素，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明也将受到价值系统的约束。笔者认为，要克服科技意识形态，还必须改造技术本身。具体来说，就是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努力实现技术的人道化。弗洛姆认为，非人道化的技术已经使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19〕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是人类片面强调物质消费，丧失了与生命、的接触以及种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过度倚重于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的价值，失去了深层的情感体验的能力以及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20〕必须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来解放人类的灵魂。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呢？弗洛姆给出了相应的步骤与方法：一、激活个体。把人从“异化的官僚政治”带入到“人道化的官僚政治”当中，实现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双向的沟通；二、人道化的消费。弗洛姆认为，技术所创造的富足消费是强加给民众的，剥夺了个体根据自身选择消费的权利；三、心里更新。在弗洛姆看来，人在突破突破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必须追求爱情、理性以及喜悦等超生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人才能正常运行。〔21〕综上，在笔者看来，弗洛姆对技术的改造是建立在对人的改造基础之上的，他希望通过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来实现对技术的改造，潜化着技术对人的控制。
四、结语
近日，趋势科技了针对APT攻击防御治理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白皮书――《演化的APT治理战略》，将为“3C理论”提供重要的技术、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支撑并且有利于帮助企业用户消除数据泄露“常态化”的危险现状。
“螺旋迭代”治理模式
趋势科技产品经理林依莹介绍：“APT 攻击是一种高级的、狡猾的伎俩，高级黑客可以利用APT 入侵网络、逃避‘追捕’、对相关数据进行长期访问，最终挖掘到想要的信息。”
为了改变网络风险失控的现状，趋势科技提出了“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这包括1个中心、4个过程、6个抑制点。即“监控”为中心，实现威胁可视化、策略下发、以及威胁情报共享;“侦测、分析、响应、阻止”为4个治理过程，贯穿整个APT 治理的生命周期;对应APT 攻击过程的6个阶段分别建立抑制点，实现针对性极强的防御。
趋势科技产品经理白日表示：“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种‘螺旋迭代’的立体化治理模式，每经历一个迭代周期，防护体系将具备更强的防御治理能力。另外，演化的APT 治理战略包括的具体落地方案，通过趋势科技控制管理中心（TrendMicro Control Manager，TMCM）整个企业提供全方位智能的安全管控，它紧密整合了趋势科技云安全智能防护网络（TrendMicro Smart Protection Network，SPN）全球威胁情报分析系统、趋势科技深度威胁发现平台（Deep Discovery，DD）的威胁侦测和分析能力。”
四方面治理战略核心
据介绍，趋势科技演化APT治理战略核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趋势科技的云安全智能防护网络，简称SPN，也就是云端大数据分析系统。如果要做云端大数据分析，至少有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广泛的用户基础;第二还要有非常全面产品线。
第二个核心构成就是趋势科技的管理控制中心，又叫TMCM。新型的网络边界现代化有数据中心，有本地数据中心还有云端数据中心，还有相关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里面还有一些移动和终端。
第三个核心就是趋势科技深度威胁发现平台，DeepDiscovery，这个平台它由四个核心产品来构成。第一个核心产品我们叫威胁发现设备TDA，第二个产品是高级威胁邮件安全网关DDEI。第三个核心产品是深度威胁终端分析系统。 第四个核心是深度威胁分析设备，叫DDAN。它没有办法单独进行工作， 使用定制化砂箱技术提升对于位置威胁的识别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阵地，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它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任务是通过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他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作为当代大学生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要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而且还必须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其中，对思想政治教师也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新时期的政治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素质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表明，我们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始终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但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从战略高度专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还是第一次：同时，21世纪的新形势使政治教师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中等等，这些时代特点对政治教师来说既蕴含着发展机遇，又充满着各种挑战，因而也要求提高自身素质。
(一)政治教师的高素质要求是由政治课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决定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是按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社会活动。教育从事的是培养人的活动，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健全的人，也即是全面发展的人，而其中“德”是衡量人是否全面发展的一个首要标准。所以说，学校德育工作非常重要，而政治课教学工作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德育工作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其中主要目标有四个：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这又可以概括为四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而我们在讲到精神文明时，特别强调的是要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从这可以看出，党的十六大对我们民族发展的素质做了新的界定，这样的健康素质主要是指两方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对于当代大学生有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将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达到，关注青年大学生是从上到下对能不能完成这一宏伟目标关注的重中之重，这就涉及学校如何发展培养大学生的素质问题。现在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培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高校中的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尽管不能替代全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但毕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学校政治课主要是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法律基础》、《思想品德》等课程，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并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因此，思想政治课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政治教师自身的素质是关键。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该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但是现在高等教育中无论是学科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培养方案方面都有明显的偏向性：偏向于科学文化教育，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偏重于学生的知识学习，忽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重视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忽视对学生如何升华对社会现状理解的教育。这些现象显示在高等教育如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教育教学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其中要改变重科学文化教育，轻思想道德教育；重学校书本知识教育，轻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教育：重视对知识层面的教育。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心理层面的教育等现象。所以，全面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有新思路。
(二)新时期的政治教师面临许多挑战，要求提高政治教师素质
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迎面扑来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要牢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在突出科学技术教育，追赶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也要牢记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的教导，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指出了我们的教育有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的地方。因此，我们才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完成好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作。思想政治教师要求提高自身的素质。
1、新时代的特点要求政治教师应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补充，进一步完善自身知识结构。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及知识经济的到来，新知识的积累和旧知识的淘汰将逐步加快。这是知识进步的客观规律。而政治课作为一门时代性、现实性较强的学科，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补充新的内容，这就要求政治教师要及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同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科学综合化、一体化的趋势。“知识横移”现象加剧。一些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理论课融入不少自然科学知识，这一发展趋势亦要求政治教师要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但要精通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要涉猎自然科学知识及现代新科学知识，只有博大才能精深。
关键词：环境治理现代化；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多元主体；环境科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全会提出了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即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环境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首要之选。由此可知，研究如何推进我国的环境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和确立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理念是前提
从1978年以来，一系列绿色治理理念开始进入党的工作报告，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的理念、两型社会的理念和生态文明的理念。随着各种理念陆续进入党的工作报告，意味着环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由此也体现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指引着我国环境治理的方向。
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理念首先应坚决破除四维定势、“先发展，后保护”的传统观念，坚持保护优先，以“发展与保护相统一”、“以保护求发展”为原则。[1]要确立以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为基础的现代化环境治理理念。
其次，现代的环境治理理念应以我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现状等基本国情为基础，与“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相适应，反映时代特征和人民愿望，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相协调，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相同步。[2]真正认识到，我国的人民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的一切发展就会归零。
再者，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理念是对现有的环境治理理念的沉淀，是对现有理念的扬弃和总结。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理念应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思想，对相关著作重新分析，重点借鉴其国家环境治理的理论和立场；我国历史上，不乏关于生态治理的智慧结晶，而且建国后我国领导人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作出了重要决策；国外的环境治理经验对我国“边发展，边治理”的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应该把他们的治理理念融入到我们国家的环境治理中去，丰富我国的环境治理理念。
二、完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是根本
指出，“只有实行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环境治理制度是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和环境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完善和坚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这三个制度决定了我国环境治理的方向和质量。根本制度主要包括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在完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这三种制度，协调好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以及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使各项制度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并取得有效互动，促进更快实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
二是确立生态保护全面科学的标准，并及时实施。随着各种环境问题的不断产生，相关部门应及时出台各方面的标准，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及时调整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人们生活的规则，不断提升环境保护的质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企业加快技术进步。不仅要及时出台和提高环保标准，还要在制度上保证这些标准得到认可和执行。比如北京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中提出了最严格的水污染排放控制标准，同时pm2.5也被纳入监测范围，这次环保标准的提高就对大气环境治理的提升发挥了大大的作用。[3]
三、完善和确立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是突破口
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较为复杂，政府治理作为单一的环境治理主体已经不能胜任这么复杂的环保和治理工作，因此完善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是提高环境治理效益、降低治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政府仍应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核心。完善和健全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不再重要了。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是环境治理的主要主体，也就是说政府掌握着各类公共资源，也应当为公共服务。而且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利益，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更是责无旁贷。
扩大公民参与是大势所趋。公民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承受者，必然应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随着各种环境问题的大爆发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公众事件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也证实了公民是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力量。同时扩大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和保护更能体现现代国家治理的民主特征，官民共治和社会共治才能更好的达到“善治”。
企业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辅助力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逐私利造成了环境破坏，必然应该承担起保护环境、赔偿环境损害的责任。并且，企业有遵守和维护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义务，也有服从政府环境资源管理、治理污染的义务。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来达到环保的目的；然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使用节能环保设备等做到节能环保，从而促进企业内部环境保护工作。重要的是企业要服从政府的环保政策，并认真执行。
四、把包括大数据在内的环境科学研究作为主要途径
当今我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多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而且都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因此国家在处理这些环境问题时必须运用复杂而又具备高科技性质的解决方案。
（1）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环境科学是我们认识环境问题、开发环境技术的基础；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我们制定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对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国家有关环保部门在制定环保政策时需要与环境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把制定的政策建立在科学的环境知识基础之上；同时我国的环境科学工作者也应把国家的环保政策作为研究导向。[4]这就是说，国家的环境科学与环境政策研究的互动过程就是提高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途径。
（2）随着经济、科技水平的发展，大数据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词汇，在环保领域也成为环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并且正在迅速发展，有望成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在大数据时代，公众、企业等可以通过电子公务服务平台了解更多环保数据和环保决策；而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采集更多的民意信息，从而更好的制定环保政策。因此大数据被引入政府治理，将改变我国环境治理的思考方式，是推进我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
五、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借鉴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系统严谨的环境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要关注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创新，并分析他们在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异同，然后结合我国环境治理的实情融入国外环境治理的精华，最后形成适合我国环境治理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
（1）英国。在环境治理方面，英国是先行者。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环境治理的经验对全球性的环境治理都很有帮助，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前几个世纪，英国历史上有很多先辈们提出了不少环境科学理论，而当今的英国在环境科学、政策以及人们对环境科学的认知上都位于世界的前列。所以我们应该着重与英国的环境工作者展开交流与合作，吸取他们的环境治理经验从而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
（2）德国。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生态破坏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举世罕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经过三十年的环境治理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环境科学和生态民主。[5]德国的环境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工业化之路和环境治理模式完善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我国已在2011年启动了中欧环境治理项目，由欧盟聘用的国际技术援助团队，即“项目支持组”提供技术支持，这无疑顺应了中国环境发展的大趋势。并且此项目也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为我国的新《环境保护法》提供了大量支持，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成果，更好的促进我国的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六、各级领导干部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
领导班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必须针对全国及区域生态环境的特点和规律转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方式，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决心来解决环境问题为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
首先应加强各级领导队伍建设，在思想、作风、组织等建设方面要深化，同时注重提升环保相关机构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高领导干部制定各种环保政策的水平。特别是大力培养优秀的年轻干部，加强对青年优秀干部的任用，构建有着高素质的环境治理人才队伍，为推进我国的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其次，完善领导班子的考核机制。为激励和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应制定严格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其中，应包括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等指标，并将之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另外还应建立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以此来有效监督和激励各级领导做好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治学讲席教授 俞可平.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显重要和紧迫[N].北京日报，2015-11-02017.
[2]刘建伟.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必要性及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09：60-65.
[3]郭秀清.构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模式[J].鄱阳湖学刊，2014，06：6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