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3: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居民收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它不仅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等。因此，急需分析产生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找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以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一、河北省城镇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省内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包括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这几项之和扣除个人所得税等便得到个人可支配收入，其中，转移性收入除包括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外，还包括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等。从1995-2003年的数据显示(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河北经济年鉴》)，在组成居民收入的各项目中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合计占总收入的95％左右。工薪收入由1995年的3240．72元增加到2003年的4924．32元，收入绝对数增加1683．6元，但平均年增长3．58％，增幅较小；经营净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平均每年分别增长27．65％和17．81％；而财产性收入在2000年之后却有下降的趋势，平均每年下降2．56％。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从1995年的4005．84元增加到2003年的7608．48元，增长了89．93％，年平均增长8．35％，平均每年增加450．33元，这些变化充分表明我省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总体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3674．2元增长到2004年7951．3元，增长了116．41％，年均增长8．96％。恩格尔系数由1995年O．4622下降到2003年0．3516，下降了11．06个百分点，而2004年的恩格尔系数为0．368，比上年提高了。虽然2004年的恩格尔系数略有提高，但总体来看恩格尔系数存在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即用于食品的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下降，而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在上升。有数据显示：2003年主食消费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6％，比1978年降低26．7个百分点；人均衣着消费587．6元，比1978年增长12．9倍；人均医疗保健支出550．9元，与1978年相比成百倍增长；通讯费用也由人均4．9元增加到277．4元，这些数据都表明我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为绝对贫困，0．5-0．6为温饱，0．4-0．5为小康，0．3-0．4为富裕，0．3以下为最富裕)，我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已进入富裕阶段。
(二)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差距逐年拉大
由于全省近几年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逐步进入富裕阶段，在城镇居民富裕了的基础上看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现将全省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收入的高低分为更高、最高、高、中上、中间、中下、低、最低、更低9个层次组，其分别占居民家庭比例为5％、10％、10％、20％、20％、20％、10％、10％、5％，其中更高和更低的5％分别包括在最高和最低的10％之中，用极差表示人均收入绝对水平，是5％的更高收入与5％的更低收入之差，用更高低比表示相对人均收入水平，即5％的更高收入与5％的更低收入之比，见表1数据。 从表1数据可以发现，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从绝对数来看，极差值由2002年的18540元上升到2003年的21153元，再上升到2004年的27617元，这表明从2002年到2004年5％的更高收入者与5％的更低收入者之间的绝对差距在不断加大；从相对水平来看，更高低比值由2002年的13．165：11上升到2004年的13．312：1，表明5％的更高收入者是5％的更低收入者的13倍还多，而且在逐渐增加，这些数据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使富裕的更富有而贫困的相对更贫困，也就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现象。
二、河北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劳动供给方面
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收入，其次是转移性收入，一旦失业基本上就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很大方面的原因是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流入城镇以及城镇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导致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根据供求定理导致劳动力更“廉价”，从而使城镇的普通劳动者下岗，致使部分劳动者的收入难以提高，甚至绝对水平下降，拉开了普通劳动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二)个人之间条件的差异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与收入有很大关系。教育程度越高、能力越强，收入越高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之间人才争夺战的展开充分显示了这一规律，高素质人才会凭借其所学本领使收入迅速提高。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高收入户的专项调查，目前在我国城镇高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中，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重最大(31．01％)，其次专业技术人员(25．15％)按收入水平看，私营企业经营者最高(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13445元)，职业股民位居其次(8491元)。收入前10位的另外8种职业是：社会中介服务人员、导游、股份制企业负责人、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IT行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艺美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
(三)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
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要素分配的结构特征是劳动收入主导型的。尽管如此，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仍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收入结构由原来单一的工资收入拓展到多种劳动收入。除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外，要素收入中的知识技能和企业家经营管理的地位有明显上升，使拥有者获得高出普通劳动者很多的收入，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增强。
(四)政策导向的影响
政策性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影响。1985年，全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工薪收入特别是奖金的发放由过去的平均主义向真正的按劳分配过渡。这期间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改革举措还有：一是企业承包制的推行，不仅拉开了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拉开了企业及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二是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造就出高收入职业和群体l三是价格“双轨制”给少数人获取暴利
提供了机会。另外，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也使得收入产生差距，如国家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一批高收入人员，如IT从业人员收入相对比较高。
三、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收入悬殊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导致不满情绪滋生，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化，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
(一)加大解；AT岗人员再就业的力度
“就业乃是民生之本”，各级政府部门应抓紧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造就广阔的就业再就业平台，具体有如下两方面：
1．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已经成为重要的就业渠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战略措施，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使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为此，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自由轻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非公有企业主的培训工作，提升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能力。另外，鼓励大学毕业生创办各类小企业，激励他们的创业意识，引导城市失业人员创办小企业或者去小企业就业。
2．提倡非正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的，是指未能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对餐饮、清洁、保姆、老人看护等方面的要求显著增长。这些为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要转变就业观念，同时要将发展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二)普及高等教育及加强技能培训
实践证明，收入的高低与教育水平有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因此，加大教育的投入，使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而不平等收入会带来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形成教育投资与收入水平间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贫困家庭孩子无力上学的问题，就要加强宣传教育，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让全社会正确认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劳动素质，进而提高就业竞争力和工资水平。
(三)采取财政、税收等调节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从政策上，采取财政、税收等政府调节手段和打破行业垄断等行政手段，实施合理的再分配政策，调整城镇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1．加大税收力度。税收调解的重心是高收入层，运用税收的手段来调节过高的收入，如加征个人收入所得税。此外，还可以征收遗产赠予税、个人财产税、特别消费税等，对以前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财产收入差距逐渐进行调节。而且严肃执法，依法惩处逃税、漏税者，以此来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西北人口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我国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分析
我们不仅要关注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否扩大，还应关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起点、发展以及变动趋势[11]。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观察动态趋势可以发现规律，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由表1可知，2010年我国西北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工薪收入约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5%，转移性收入约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4%。由地区收入构成来看，可以得出：内蒙古的工薪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西北各省区最高；对于新疆来说，工薪收入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也占了绝对大的比重，是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我国整个西北地区之间的所占比重较小。从西北六省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分析，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西北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都呈现大幅度的提高的趋势。
陕西省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从1996年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3453.89元增加到2010年的15113.35元，增长了4.38倍，内蒙古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从1996年每人每年的3192.38元增加到2010年的17212.75元，增长了6.06倍。但是，西北六省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还有扩大的趋势。1996年陕西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内蒙古的高出11%，但到2010年内蒙古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反而比陕西高出12%。由此可以说明收入差距的产生并不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缩小，而需要国家实行合理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表2和图1可以看出，15年来，西北六省区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都是逐渐上升的，且上升幅度较大。从总体来看，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是内蒙古和甘肃省。由收入差距的情况来看，1996年收入最高的省份新疆与收入最低的省份甘肃，他们的收入差距为1171.09元，到2010年，收入最高的省份内蒙古与收入最低的省份甘肃，他们的收入差距为4309.37元。但从实际收入比值的变化趋势来看，内蒙古从1997—2001年呈下降趋势，2001—2004年之间有较大的上升，然后变化趋势较平稳，2010年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而陕西省2001—2003年之间先有较大的上升，而后又有较大的下降，2010年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余年份变化不大。
我们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12年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较大的波动范围。为了计算西北六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由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有限，我们采用不分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时，不考虑各自的人口特征，我们主要从入来源方面进行结构分析。总体上看，1996—2010年间，西北六省区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呈小幅下降趋势，1998—2001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从基尼系数最高与最低的比值来看，1996年，基尼系数最高的青海与最低的宁夏的比值为1.05；2010年，基尼系数最高的陕西与基尼系数最低的宁夏的比值为1.21。从基尼系数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的省份比值看，说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从图2可以清楚的看出，西北六省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小幅下降的趋势。从1996—2001年，西北六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趋势呈平稳状态，而2001—2002年他们的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2002—2010年基尼系数又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时，从图3也可以得出2001—2003年之间的基尼系数变化范围较大，2003年之后变化趋向平稳，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西北六省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二、我国西北地区城镇居民泰尔熵指数分解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我国西北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出较平稳的趋势，然而稳中有降。为了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提高准确度，就需要我们找出造成西北地区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真正原因来自于何处？是来自本省份内部，还是省份之间？因此我们对泰尔熵指数进行分解，并计算出组内、组间差距和它们各自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从表中可知，以西北地区六省为选择样本，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为16.67%，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为83.33%，然而陕西、宁夏以及内蒙古这三省区的组内差距为负数，表明它们有助于缩小总体差距。所以可以得出西北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组间差距的结论。
三、结论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数分析我国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和形成原因。在测算基尼系数时，我们从收入结构来源入手，计算出的基尼系数结果偏大，但是这一结果并不会对收入差距的预测造成影响。同时本文运用泰尔熵指数分解方法，得到造成我国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来自各省份之间的结论，并且该因素占主导地位。伴随着我国西北六省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总体趋势是平稳的，但稳中有降。为了缩小我国西北地区各省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得基尼系数下降到合理的区域，例如统筹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和谐持续发展；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各种要素禀赋在省际间自由流动。
作者：牛飞亮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目前，我区也存在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日益突出，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努力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一、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现状
统计资料显示，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2846元增长到2009年的15849元，增加了4倍多，年均增长10.5%；其中工资性收入由1995年的2191元增加到2009年的11267元，增长了9076元。
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从构成情况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两大组成部分，2009年此两项收入占我区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66.5%和21.14%。
城镇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 使得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 城镇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68.6%上升到2009年的76.24%，上升幅度达7.6个百分点。
二、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同步发展的事实
（一）城镇居民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统计资料显示，1995-2009年，GDP年均增长15.17%，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48%，经济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出4.62个百分点。2009年内蒙古GDP增长速度为16.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9.81%，比GDP增速低7.1个百分点。
（二）消费与投资率增长不匹配
由于经济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导致居民消费与投资不匹配，以1995-2009年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来分析，在1995-2003年期间，消费率高于投资率；从2004年开始，我区投资率逐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必然走低。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城镇居民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长期不协调发展
从消费与增长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1995―2009年，GDP年均增长15.23%，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只有9.4%，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5.8个百分点。特别是2003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连续6年低于GDP增长速度。
（四）阶层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随着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加快，内蒙古城镇居民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块大，1995年内蒙古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137，到2009年上升为0.3085，总体趋势呈现扩大。
按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 以下，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 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 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5 为差距偏大，0.5 以上为高度不均。
人口等分法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处于合理区间，但已有两极分化的趋势(见表1)。
2009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户中，最高10%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595.27元，最低10%收入组为5978.83元，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7.3:1；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现象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极为有限，内需拉动力被严重削弱，进而造成消费低谷徘徊。
三、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与市场不完善带来的一些问题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一过程中，原有的个人收入决定机制已改变，个人收入不再单一的表现为工资形式,还表现为资本收入和经营风险收入。资本收入的表现拉开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者才能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原有的企业内部平均主义制度彻底被打破，在此过程中，一些企业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另一些企业则被淘汰，企业职工也因此而下岗、失业，由此产生了部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象。
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有些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行业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在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同时，使得部分行业依靠垄断经营获得高收入，职工个人收入也相应较高，也使城镇居民收入出现了“被”增长想象。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说是不正常意义上的收入差距。
（二）产业调整结构力度不够，影响居民收入增长
从目前我区的经济发展看，二产带动三产的力度不够。从产业结构数据分析，1995年内蒙古三次产业结构为30.4:36:33.6，到2005年这一结构为15.1:45.4:39.5，到2009年这一结构变为9.5:52.5:38，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发展慢，第二产业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力度慢。从内蒙古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来看,从1995年的52.63:21.5:25.87变为2000年的52.20:17.10:30.7,到2009年这一比重变为48.84:16.92:34.24,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调整比较慢,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缓慢。第三产业是典型的城市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缓慢上升只能说明我区第三产业在短期内很难吸收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第二产业分流或下岗的职工。这是间接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使得再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也是影响内蒙古收入分配的一个主要因素。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方面尚未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作为政府的公共政策，主要应当是追求公平，其次才是效率。而以往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主要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往往过于注重企业经济效益，而对普通劳动者的保护不足；创新创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创业的激励相对不足；税收政策尚未发挥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尚不尽合理，用于转移支付的比例仍比较低；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逐步完善。
四、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发展对策建议
（一）提高经济实力，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是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动力，要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首先就要增强经济实力，强化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为发展民生经济提供了坚强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9年末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全国第15位。从地区财力看，2009年全区财政收入达1377.7018亿元。从社会财力来看，截至2009年末，全区存款总额达17085.8291亿元，其中居民存款总额达3914亿元。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继续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为城镇居民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二）进一步加快产业调整结构
城镇居民就业的增加要依托城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因此，要配合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积极推进中小城市发展，达到增加就业、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大力发展教育，促进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要贯彻实施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丰富劳动者生产要素的禀赋，加强科学技术与活劳动的结合，提高活劳动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要制定实施公共教育政策，确保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实行专门培训计划，努力为居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要注意维持物价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避免因通货膨胀给居民带来的实际收入下降现象。对因通货膨胀而降低的居民收益应给予适当补偿。
（三）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就业渠道
城市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重要载体，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才能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随着农村牧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第一产业已经不能够容纳原住人口，大量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内蒙古东西跨度大，地域辽阔，城市密度小，应当鼓励小城镇的发展，鼓励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当中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保持就业增长的持续动力。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 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改革力度, 进一步清除体制，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鼓励下岗、无业人员自谋职业和创业，鼓励开发公益性岗位和社区就业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逐步实现无“零就业”家庭。支持并规范发展就业中介组织, 帮助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牧民和下岗职工提高就业能力。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关键词：协整理论；收入与消费；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18-02
1 引言
不论在早期还是现在的消费函数理论中，都指出这样一个结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收入的增长也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整理论的兴起，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具体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消费函数来认识经济特点，探讨四川省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是否具有短期动态、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
传统的消费函数在研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时候，通常是建立在回归的基础之上，但这样作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和消费序列往往很难满足平稳性，因此，直接用回归分析容易得到“伪回归”的结果，不具有普遍的经济意义。
3 需要使用的检验方法
3.1 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收入与消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判断。本文将采取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也是目前最常用的方式，通过检验，可以判断收入{CJSRt}和消费{CJZCt}是否为平稳序列，并能确定非平稳序列的单整阶数。
3.2 Engle-Granger协整分析
如果经过上述ADF检验得知收入与消费序列分别是非平稳的，则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性检验，检验的方法一般采用EG二步法。首先利用{CJZCt}和{CJSRt}的数据进行直接回归，计算出残差，再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说明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4 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4.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就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言，1978年以前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化，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为此，选择从1978年开始的数据有助于更清楚的考察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考察的是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各卷，整理出四川省各年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数据，采取以下两个指标：（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2）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分别记为CJSR与CJZC，同时算出CJSR的对数形式LCJSR以及CJZC的对数形式 。
4.2 数据的描述与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发以后均保持持续增长。
就城镇居民而言，1993年以前增长得比较缓慢，从1994年开始，增长加速，增势明显，可以看到，收入与消费始终保持同步增长，但1989年以前两者增长的关系更为紧密，从1990年开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但仍能保持共同增长的趋势。它们的对数形式也显现出这样的趋势。
4.3 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图1直观的表明，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支出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保证序列的平稳性，因此，若直接采取 法进行回归容易出现伪回归的结果，要研究收入与支出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首先要对其平稳性进行判断。
（1）单位根检验。
4.4 结论
结论1：1978-2005年期间，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对数形式具有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说明在长期，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消费的增长，必须考虑提高居民的收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仍需要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主要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的发展。
结论2：(6)式中ECMt-1的系数为-0.8018,与误差修正机制相一致，上一期的均衡误差ECMt-1对消费的短期变动ΔLCZCt有显著影响：如果上一期消费偏低，即ECMt-1为负值，则本期消费就会增加，反之亦然，这样保证了消费与收入关系虽存在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收入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制约作用。
结论3：ΔLCJSRt的系数达到0.9973，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收入增加时，收入增额的大约99.73%将用于消费支出。可以看到，收入的增加，消费相应的增加。但是，从长期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收入增加时，增加的部分会流向储蓄和投资，而没有用于消费。因此，政府在重视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的刺激作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制度，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降低，居民能够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带动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得我省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中。
5 结语
利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从模型中可以看到，消费与收入存在长期的对数形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波动也很明显，收入还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用协整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为进一步制定全省的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张继海，臧旭恒.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协整分析［J］.消费经济，2005，(4).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消费；影响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内经济持续增长，需求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消费需求近年来出现不足，导致了内需比较匮乏，这已经成为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可以说，在价格水平稳定的前提下，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层次。理顺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拉动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因素。笔者在本文中分析了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对促进消费需求的几点建议，供广大业内同行借鉴参考。
一、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居民的消费需求主要在于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费的价格水平。但在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前提下，需求水平则与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时，社会的消费需求将会随之增加。于是，为了切实满足社会的消费，各个生产商家会不断加大投资，这就引起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加，使经济形势实现了良性的增长循环。可以说，这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必须要以合理的收入分配为前提。如果收入差距太大，这种增长就不可持续；如果收入分配过于平均，社会效率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水平比较科学、合理，才能真正提高国内需求水平，从而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从实际上来讲，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的人群购买愿望不足，低收入人群虽然具有较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这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直接导致了两极分化，降低了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导致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具体来说，第一，高收入的人群自身边际倾向较低，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这部分人不会再持续增加消费，同时随着我国当前社会监督力度的持续加大，反腐倡廉建设日益深入，税收制度也逐渐趋于完善，部分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便会谨慎行事，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财富，致使其不会去过多的进行消费。第二，我国的低收入人群占较大比例，以农民群体最为突出，他们虽然有较大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但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再加上其自身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导致其无法将消费需求变为消费现实。第三，我国的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群众的消费需求目前接近饱和，新产品、新服务未出现之前，这部分群体不会有较大的消费现实。
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对促进消费需求的建议
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收入分配公平。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完善，特别是城乡保障的范围不一致，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发展完善，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下。在我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所占比例最大，而城镇中不同人群的收入比例也逐年拉大。只有切实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努力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居民再分配收入的公平合理。所以，要千方百计的统筹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城镇居民在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均等化的利益。同时，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城市产业政策，打破城镇居民之间的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尽快实现健康、有序流动，确保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
2.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进行宏观调控，合理确定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要针对企业职工收入低、保障差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在适当时机提高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努力提高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加快货币化转移支付，不断提高扶贫标准、低保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要保持股市健康发展，建立住房保障机制，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要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避免房价增长过快，减少因房价增长对消费的抑制。要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扩大中收入，使分配秩序更加科学、合理。
3.强化税收制度改革，调节高收入人群水平。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努力构建个人所得税为主、多个税种结合的税收格局。要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值，合理调节、浮动个人所得税。要增加个税征收前的扣除项目，除“三险一金”外，要讲子女抚养费、教育费、住房支出等列入扣除项目。要进一步完善个人身份、收入、财产等信息纪录，在此基础上，对于部分高收入群体，要考虑征收遗产税、财产税、奢侈品和高档品消费税等，使高收入人群水平得到有效调节。
4.加大公益性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中等收入群众、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这主要是由于预防性储蓄倾向造成的。所以，要进一步加大社会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加大投入力度，使预防性储蓄得到有效减少，提升居民的消费欲望。同时，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益性事项，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尽量减少居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确保居民消费稳定并持续提升。
三、结语
总而言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我国经济的关键所在。笔者相信，只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收入分配公平，不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强化税收制度改革，调节高收入人群水平，同时加大公益性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一定能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段先盛.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结构分析——兼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02）.
[2]董碧松，张少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消费需求视角的研究[J].经济问题，2009（07）.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金融中介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12－07
一、引言和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在快速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一样，也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此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现在阶层间、行业间和地区间。形成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很多，有很多学者从多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考察了金融中介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金融与增长文献开始关注金融与收入 分配间的关系。这些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一种假说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间存在着倒U字型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认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与财富水平差距将不断收敛。第三种观点怀疑金融发展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最有可能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中获利的是那些已经在位的和高收入阶层，而非穷人和低收入阶层。
在实证研究方面，Clark，Xu&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最近，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4)的研究表明，私人可利用的信贷比例的上升会促进穷人的收入更快的增长。金融发展增加了国民收入，同时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他们把此种效应称之为“惠及穷人的增长”。
关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文献不多，对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间的关系的研究就更少。Dayal Gulati和Husain(2000)、李萍、张道宏(2004)、尹希果、陈刚、潘杨和付翔(2005)等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关系，章奇、刘明兴、陶然(2003)、姚耀军(2005)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张立军和湛泳(2005)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过他们只讨论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而没有讨论城镇居民收入在地区方面的差距，也没有详细讨论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因此讨论是有局限的。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论文的缺陷。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和特点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居民收入水平总体攀升。其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5年的1049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6．9l％，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37％。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的扩大在阶层、地区和行业间均有表现。
(一)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
现从两个方面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进行考察：一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二是按收入等级划分的最高收入组收入与最低收入组收入比例。
关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计算，结果不完全相同。总体来看，近几年测定的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呈长期上升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一般在0．15左右，而到1998年已达到0．3。本文下面的分析采用的是罗日镁(2005)的计算结果。从图1(A)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加速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的这几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基尼系数的这种变化趋势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处于扩大的态势。
图1(B)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相关数据计算绘制的。它反映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户的人均收入与最低的10％的家庭户的人均收入的比例(用HL表示)，1985年这一比例为2．92，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8．8以上，20年间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例上升了3倍以上。若考虑困难户的人均收入和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此种差距就更大。图1(B)也反映出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升的，特别是1996年后加速上升。
(二)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首先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图2(A)给出了我国1978～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变异系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的。例如，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变异系数是0．183．到2004年这一指标增加到0．281，从收入最高与最低地区的比例看，1978年最高的上海市是560元，最低的贵州省为261．26元，最高是最低的2．14倍；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已达16682．82元，而最低的宁夏则只有7217．87元，最高是最低的2．3倍以上。
具体地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8～1982年，这段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际差异略有缩小，1978年变异系数为0．183，1982年为0．124；(2)1983～1994年，这一阶段地区差异持续扩大，特别是1987～1994年，变异系数是迅速拉大，变异系数从1984年0．135扩大到1994年的0．278；(3)1995～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际差异处于相对稳定，并有些微的扩大。
按照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将省份划分为四个类型区：(1)高收入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的125％以上；(2)中高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0％～125％；(3)中低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5％～100％；(4)低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的75％以下。表1给出了几个年份的分类结果。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地区逐渐转向了沿海地区，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地区则集中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再从传统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划分看，如图2B所示，从绝对数额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中西部之间差异的扩大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快速扩大，而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则相对较小。大体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持续拉大，到了90年代中期，此种差距加速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相差不大。
三、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框架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相关的。考虑两个地区，分别为w地区和E地区，E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居民收入高，w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居民收入也低，令YWo和YWt为w地区在所考察的两个时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gW为它的增长速度，YWo和YEt为E地区在所考察的两个时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gE为其增长速度，则E地区与W地区在t年的收入比为：
上式左边为两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差距，右边说明这样的差距由两部分构成，右边第一项是初始收入的对数差，右边第二项是两个地区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也就是说，两个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的发展差距受到初始发展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的制约。
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这两个方面差距的影响上，其影响是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现的，即：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这可以用下面的生产函数来加以说明：
Y=f(K，L，F，t) (3)
其中Y代表产出或者就是城镇居民收入，K是物质资本的投入，L是劳动力投入，F代表金融发展水平，t是时间变量。对该生产函数进行简单处理就可得
Y＆=αK＆+βL＆+γF＆ (4)
其中，Y＆是产出或者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K＆是资本投入的增长率，L＆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α、β和γ分别表示它们的贡献系数。所以，金融发展水平既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初始水平，也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四、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和模型的设定
本文用下面几个指数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
1．经济货币化指数(EM)。该指标定义为：
经济货币化指数(EM)=M2/GDP (5)
其中，M2是货币和准货币。EM测度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深度。
2．金融，中介发展指数(FIR)。本文简单地利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和与GDP的比率，定义为金融相关比率(FIR)，即
3．私人贷款(PRIVATE CREDIT)占GDP的比重(FD)。它等于金融机构贷给私人部门(包括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和三资企业贷款)的贷款除以GDP。这一指标排除了中央银行和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还排除了给公共部门的贷款和中介间彼此的交叉贷款。
这样，本文所定义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F就可写成：
(二)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对1978～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EM、FIR进行相关分析表明，EM、FIR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9和0．977)，执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取3和4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FIR和EM的Granger原因，这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中介发展中的倒逼机制，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引起货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从年增长率来看，相关分析表明，EM的增长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间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96)，而FIR增长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间呈现出不具统计意义的微弱负相关(相关系数仅－0．019)。
沿着Thorsten Beck，Asll Demirg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思路，本文分析了私人贷款／GDP与城镇最低10％人口收入的增长间的关系，发现这两者间在我国的关系非常弱，几乎没有关系(相关系数仅0．012)，这和Thorsten Beck，Asl1DemirR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分析不同。一个解释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政府垄断，偏好于向公营部门贷款，对私人贷款的门槛高，因此私人贷款占银行贷款的比例非常低，到2003年才3％多点，而且还包括对三资企业的贷款，这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很有限。进一步分析FD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间的关系，也非常弱(相关系数为0．22)。
(三)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表3是这些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反映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和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各项指标间，除了FD和HL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外，其余都具
执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见表4。主要结论是：
(1)经济货币化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1和3的情况下，经济货币化是基尼系数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经济货币化是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例扩大的Granger原因；无论滞后期长短，经济货币化和城镇居民收入地区差异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2)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的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金融中介的发展是基尼系数的Granger原因；无论滞后期长短，金融中介发展和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间的差距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2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发展是城镇居民收入地区差异的Granger原因。
(3)私人贷款／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因果关系：无论滞后期长短，FD和基尼系数之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4的情况下，城镇
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HL)是FD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反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在滞后阶数为1、3和4的情况下，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是FD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反的关系不成立。
五、结论和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此种快速增长在阶层、地区和行业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结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经济货币化和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惠及增长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我国的表现与ThorstenBeck，Asll Demirg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分析不同。
从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趋势关系看，虽然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有相当的同步性，且呈现出强相关关系，但在因果关系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FIR和EM的Granger原因，这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中介发展中的倒逼机制，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引起货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从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看，衡量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和衡量收入分配的各项指标间存在显著和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果检验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中介的发展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拉大了城镇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差距，金融中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在我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间之所以存在上面的关系，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点密切相关。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的分析认为，由于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不同收入阶层因收入的不同享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高收入阶层能够比低收入阶层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在获得金融资源上有优势，从而总体上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中介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金融机构的集中度高，有“廉价投票权”的政府控制的金融中介机构居于垄断地位，金融中介机构的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直接融资体系尚不发达，低收入阶层和中小企业由于进入门槛高，难以利用金融体系。
【关键词】河南省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一 前言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现如今，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等。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范围。陈宗胜（2002）采用分层加权的方法估计了我国1988～1999年的基尼系数得出：1994年以前，基尼系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4年以后，基尼系数略有回落，趋于平稳，整个12年的基尼系数在0.35～0.42之间。胡静波、李立（2002）通过对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并且职工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工资外收入水平过高。王祖祥（2006）利用分组数据对中国中部6省的基尼系数进行估算，发现中部6省农村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不大，但是城乡加总的基尼系数都很大。赵人伟（2007）总结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化的几个方面得出，总体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尤为显著，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仍较明显，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仍在扩大等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工业起步较晚，并且相比其它经济发达省份，河南省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薪收入，其他有银行利息、出租房屋、投资担保等辅助收入。田萍、黄堃（2003）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方法对1992～200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进行研究，发现变异系数V和基尼系数G变化趋势完全相同，呈“先增后减再增”趋势。朱艳玲（2006）经过研究发现，1992～2004年，河南省各阶层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态势。在地区收入差距上，2000～2004年，中西部城市居民收入较高，南部和西部城市居民收入较低。
最近十多年来，河南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经历了哪些变化，呈现出什么特点，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能否和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感受相一致，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发展变化状况分析
1．指标介绍
第一，库兹涅茨指数。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占社会的比重通常被称为库兹涅茨指数。这一指数最低为0.2，指数越高，收入差距越大。
第二，收入不良指数。以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与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之比，即为收入不良指数，表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一指数的最低值为1，指数越高，说明穷极和富极的差距越大，收入不平等状况越严重。
第三，阿鲁瓦利亚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是一个社会最贫困的4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占社会的比重。这一指数越小，收入差距越大。
第四，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则基尼系数也越大（见图1）。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作了探索，提出了十多个不同的计算公式。其中，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提出了一个简便易用的公式：假定一定数量的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队，分为人数相等的n组，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为wi，则说明该公式是利用定积分的定义将对洛伦茨曲线的积分（面积B）分成n个等高梯形的面积之和得到的。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相对合理；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在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以来就不再正式公布基尼系数。
一、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十五”期间，内蒙古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6％，比“九五”时期快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5％，比“九32”时期快0．8个百分点；2005年达到9137元，比2000年增加4008元。分阶段看，2001-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幅虽低于生产总值增幅，但二者差距最大仅为4．7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现下降态势，与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不断扩大，2005年达到11．3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加5．1个百分点。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即生产总值每增长1％带来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0．5％，2005年则下降到0．48％。2006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8．9％，比生产总值增速低9．3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低7．7个百分点。
“十五”期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1位上升到第14位，但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仍有拉大的趋势。内蒙古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的9．5％快7．1个百分点，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仅比全国平均的9．6％快0．9个百分点，这使得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对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系数明显低于全国。2000年全国弹性系数为0．8，比内蒙古高0．3；2005年全国弹性系数上升到0．97，内蒙古则下降到0．48，仅为全国的一半。2005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56元，比2000年1151元的差距增加了205元。
城镇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城镇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十五”期间，内蒙古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3．8％下降到2005年的26．9％，降幅达6．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降幅3．6个百分点。
上述现象若长期持续下去，将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
(一)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企业职工工资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5年企业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占城镇职工工资总额的44．9％，城镇人均家庭收入中来自于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比重达到53．2％。“十五”以来，内蒙古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比“九五”提高7．4个百分点。企业经济效益也有明显提升，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效益指数达到203．6，较2000年提高114．8；“十五”期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65．4％，2005年达到235．1亿元，是2000年的13．6倍。与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提高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较慢，特别是部分中小企业职工工资长期得不到有效增长。“十五”期间，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由2000年的113．5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104．9亿元，下降7．6％；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7．4％，较全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速低0．6个百分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就业水平下降。据自治区统计局统计，2005年全区城镇就业人数为350．3万人，比2000年减少79．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6个百分点，较200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失业人数逐年上升，2005年高达17．8万人，较2000年增加5．1万人。就业水平下降，直接制约了城镇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同时也反映了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失衡。在这样一种劳动力供求关系中，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提高工资的动力。
首先，就业岗位下降。一是产业结构重型化导致的资本替代劳动力趋势。“八五”时期，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即经济每增长1％带来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为0．25，“九五”下降到－0．04，“十五”进一步降为－0．23。“十五”时期，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吸纳的劳动力由2000年的85．3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83．7万人。二是作为吸纳就业主渠道的服务业发育水平较低。200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0．5％，比2000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技术进步、业态创新等原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三是企业改制、破产关闭使就业岗位减少。2005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分别比2000年减少39．1万人和13．2万人。四是传统的教育模式使得就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距。五是大学毕业生多选择留在大中城市，且对薪资期望过高，使得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其次，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客观上存在不一致性。“十五”期间，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4．2％，投资率由2000年的41．7％上升到2005年的73％，消费率则由56．8％下降到44％，到2005年，投资率比消费率高出29个百分点。高投资对内蒙古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于招商引资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投资收益相当部分流向区外，因而不能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及消费环节转化为内蒙古城镇居民的收入。
第三，企业增资意愿不强。一是部分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对提高职工收入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二是政策性因素制约企业增资意愿，如各类政策性基金和费用较多，主要包括五项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医疗)的缴费、住房公积金、福利基金、工会会费等。三是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较少，缺乏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民主制约力。
(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长慢于财政支出增长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收入中来自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收入的比重为16．5％。“十五”期间，内蒙古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19．4％，比同期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低3．6个百分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7％下降到23．3％，降幅为3．7个百分点。其中，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均工资分别年均增长19．3％和18．6％，比同期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低3．7和4．4个百分点。
分析拉动内蒙古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可以发现，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难以拿出更多的财力用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一是非税收入增长较快。在现行体制下，相当一部分非税收入仍需返还原缴款单位，难以形成可用财力。二是以基金预算收入为代表的各级政府的制度外收入急剧增加。这部分收入多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工资增长。三是由于实行“先征后返”等鼓励投资的政策，也使得可用财力的增长受到限制。
(三)转移性收入较低
转移性收入是城镇居民除工薪收入之外的最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收入、赡养收入、社会救济收人等。2005年城镇人均家庭收入中来自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为20．5％。“十五”期间，内蒙古不断加大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人均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1．1％，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1个百分点(均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时，内蒙古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水平较低。2005年，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876．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73．9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均居全国倒数第5位。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是转移性收入的主体，离退休人员工资较低是转移性收入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内蒙古按照国务院有关政策适当提高了退休人员包括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十五”期间城镇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年均增长16．1％，2005年达到1608．6元，占转移性收入的85．7％。但是，占退休人员多数的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增长较慢，部分行业如煤炭行业工资拖欠严重。根本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表现在：一是企业应提的养老保险金未足额计提，资金筹集困难，欠费严重。目前全区“两个确保”资金缺口高达14．5亿元，个人账户远没有做实．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仍然较窄。覆盖范围主要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主，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参保率低。三是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保险方式单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保险等发展缓慢。城镇居民社会救济收入由2001年的4．1元上升到2005年的12．5元，年均增长25％，但保障水平较低，2005年低保人口入均保障标准为131元。
(四)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
经营性收入也是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城镇居民从事私营、个体经营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经营费用和税金后得到的净收入。“十五”期间，内蒙古城镇人均经营性收入年均仅增长1．4％，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05年城镇人均经营性收入为857．6元，仅比2000增加58．7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15．5％下降到9％。经营性收入增长慢、比重低，是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造成的。鉴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是全区个体私营经济的主体，我们用后者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从私营经济看，“十五”时期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本年均分别增长12．6％、53．9％和38．4％，到2005年分别达到48317户、68．2万人和754．8亿元。但是，私营经济总量仍然较小，2005年私营企业数量仅列全国第25位和西部地区第7位，实现增加值仅为广东的17％、江苏的21％、浙江的20％和山东的15％。目前，私营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层次低、企业素质不高等内在问题及融资难、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外部环境问题。
从个体经济看，“十五”时期个体工商户数、从业人员和注册资本年均分别下降13．5％、16．6％和3％；2005年为46．8万户、82．3万人和97．3亿元，分别比2000年减少19．6万户、39．9万人和5．2亿元。其原因，一是由于大规模城市建设，部分经营场所被拆除，相关从业人员暂时歇业。二是部分个体工商户经过资本积累，规模逐渐扩大而转向私营企业发展。三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加大监管力度，对一些违纪违法的个体工商户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取缔无照经营。四是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成本提高，加之大中城市社区服务不断完善，一些个体工商户失去竞争优势而歇业或关闭。五是在经济普查中剔除了历年来的虚增数据。
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是进入城镇的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按照现行统计口径，进入城镇6个月以上的农牧民就统计为城镇人口。随着城镇化加快推进，由农村牧区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的人口逐年增加。2005年内蒙古城镇化率达到47．2％，较2000年提高5个百分点，“十五”累计新增城镇人口125．3万人。这些新增城镇人口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差，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且无社会保障，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制约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整体增长。
此外，财产性收入也是城镇居民收入的来源之一，包括出租房屋收入、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等。“十五”期间人均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2．3％，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收入增速9．1个百分点；2005年为161．3元，比全国平均的193元低16．4％，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7％。显然，转移性收人数量少、比重低，仍有待通过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来逐步提高。
三、对策建议
(一)创新理念，把提高居民收入作为发展的中心环节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更加重视从宏观层面调节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采取有力措施适当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使全区人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形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收入提高――消费增长――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努力扩大就业
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轻纺、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就业增长的持续动力。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在发展大企业、大集团的同时，培育发展配套中小企业，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清除体制，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鼓励下岗、无业人员自谋职业和创业，鼓励开发公益性岗位和社区就业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逐步实现无“零就业”家庭。支持并规范发展就业中介组织，帮助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牧民和下岗职工提高就业能力。
(三)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
积极推动劳动预备制度，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培训为就业服务的原则，使“先培训、后就业”制度化，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建立政府、社会、企业多渠道、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形成以技工学校为龙头，各级各类培训机构为骨干，政府投资的公共培训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办学为补充，企业为依托的多元化技能人才培训新格局。要根据就业变化和就业工作的需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多渠道
筹措资金，加大就业、再就业资金投入。鼓励各类职业培训机构调整专业设置，扩大培训范围，优化培训内容，加快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把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着力点放在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上，形成内生的企业工资增长机制。完善经营者年薪制考核办法，调整工效挂钩基数和比例，扩大工效挂钩企业面，并在税收政策上适当倾斜，鼓励和引导企业经营者增加职工工资。逐步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到2010年力争全区大多数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尽快解决好企业历史拖欠职工工资问题，建立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支付诚信制度，全面建立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切实落实全国劳动合同制度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检查管理，指导推动所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部门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并有毒、有害等特殊岗位及中、夜班津(补)贴的指导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在兑现国家增资政策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地方性津贴和补贴，不断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收入水平。同时，适时提高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金标准。
(五)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确保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实行“一站式”服务、“一条龙”审批、“一卡制”收费，提高行政效率。加快费改税步伐，逐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解决个体私营经济融资难问题，鼓励各金融机构放宽抵押担保条件，逐步提高信贷比例。拓宽个体私营经济融资渠道，指导、推进和规范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引导，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引进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促进企业管理上水平、经营上规模、产品上档次。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提高个体工商户营业税和工商管理费起征点，并随经济发展情况继续提高。
一、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收入渠道不断拓宽
“十五”期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的预期目标；收入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一）“十五”期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年的7699.94元上升到**年的10809.71元，年均增长11.97%，比的“十五”计划目标高出了近3个百分点。
（二）收入渠道多元化，经营、财产、转移性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十五”期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拓展了就业渠道，为城镇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了条件。随着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居民财产投资意识的增强，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低收入家庭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城镇居民获得收入的渠道趋向多元化，工薪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成为城镇居民“十五”时期收入增长的新亮点。
1、工薪收入增加。随着城镇居民就业观念的转变，企业职工正确面对下岗、失业、分流、内退等工作岗位的变动，失业后不再是被动地等靠单位或政府来安排再就业，而是积极主动地争取再就业，外出打工获得其它劳动收入。**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7222.83元，比**年增长40.67%，年均增长12.05%。
2、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私营业主经营净收入成倍增长。“十五”期间，我区非公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镇居民家庭成员中从事非公经济的人数增加，收入增长。**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79.79元，比**年的168.16元增长66.38%，年均增长18.5%。
3、城镇居民财产增值投资意识增强，股息红利收入大幅增长。**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股息红利收入30.28元，比**年增长4.3倍，表明人们的理财观念发生了变化，银行存款不再是人们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唯一渠道。让家庭财产保值增值是当前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的新理念，也是居民家庭财产增收的新趋向。未来居民家庭投资走向将是投资房地产、购买基金和有价证券等。
4、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十五”期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低收入家庭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努力提高早期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给低收入家庭和离退休人员带来了实惠。**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3600.16元，比**年增长52.86%，年均增长15.19％，其中离退休金增长58.65%，年均增长16.63％。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各种救济收入，失业保险金和辞退金等其他转移性收入也不断增加。
（三）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结构有新变化。“十五”期间，由于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呈现多元化特征，其收入构成也随之变化，收入比重呈现两升两降。**年，城镇居民的全部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6.82%，比**年上升0.14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6%，比**年上升0.4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占1.06%，比**年下降2.46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占28.53%，比**年下降2.53个百分点。
二、消费结构趋于优化，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629.52元，恩格尔系数达到42.35%，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正逐步向富裕阶段迈进。同**年相比，由于受消费价格的影响，吃的比重上升2.35个百分点，穿、住、交通通信等都略有下降，而医疗保健比重上升了4.16个百分点，已高于吃的比重，跃居第一位，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服务性消费、旅游支出、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美容用品和美容费支出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五大消费热点和亮点，有力地推动了总体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一）食品消费由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高。“十五”期间，食品市场供应丰富，品种繁多，居民在吃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注重合理调整膳食结构，荤素搭配，粗细结合，追求食品的营养性、科学性、均衡性和多样性。保健、环保的绿色食品倍受人们的青睐。**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2807.57元，比**年增长1.57%。从主要食品消费量看，主食稳定，副食上升。**年与**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为80千克，基本持平；各类鲜菜消费量人均126千克，增长2.83%；肉禽类及制品人均34.08千克，下降14.2%；蛋类人均9.72千克，下降6.9%；各类鱼虾及水产品人均15.12千克，下降7.47%；各种鲜奶及奶制品人均22.68千克，增长62.93%。
（二）医疗保健支出快速增长。“十五”期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我区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统计资料表明，**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665.86元，比**年增长48.25%，年均增长14.02%。
（三）教育支出成为“十五”期间城镇居民消费的亮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深入人心，每一个家庭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家庭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子女教育上，**年城镇居民教育人均支出569.75元，比**年增长9.72%，年均增长3.14%。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在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逐年提升的同时，城镇居民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家庭生活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消费倾向走低，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五”期间，受未来预期消费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即期消费能力受到削弱，人们对未来就业前景不乐观，对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和突发事件表示担忧，存钱应对和防范风险的心理明显增强，极大地抑制了即期消费，使其沉淀下来，暂时退出消费领域，致使“十五”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最终消费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1.33％，比**年的89.75％下降28.42个百分点。面对消费倾向逐年减弱之势，一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财政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为提高消费水平奠定经济基础；二要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保险制度，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把沉淀下来的即期消费变为现实的即期消费；三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建立扩大和促进就业的有效机制，让更多的失业人员充分就业，提高其收入水平。
关键词：截面数据 江苏省 收入差距 实证分析
一、引言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4000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我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7%和47%左右，所占份额并不高，并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江苏省的经济状况比较全国，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江苏地处长三角地区，位于上海临近腹地之中。2011年度江苏全省GDP达到了40903亿元，人均5.2万元左右，根据当时汇率折算相当于7700美元，并且江苏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江苏省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贫富收入差距，这其中以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最为明显。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划分，江苏省的十三地级市中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五市是苏南地区，扬州、泰州和南通三市是苏中地区，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和盐城五市是苏北地区。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计算可知，苏南的人均GDP大约是苏中地区的两倍，而苏中地区又是苏北地区的大约两倍，可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内地区之间发展亦很不均衡。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在逐年不断减小，但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巨大，而且二元结构存在依然很明显，尤其是苏北地区，情况尤其突出。2010年江苏居民收入调查结果：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在缩小，由2.57：1降至2.52：1。比较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韩，江苏省的城市、农村收入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关于江苏省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的研究并不是非常充裕，因此也亟待江苏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挖掘、指点。
二、相关文献概述
江苏省的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增长全面企稳。经济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省内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虽然全省各地的经济都在增长，但是各地之间的贫富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明显。2009年江苏省内人均GDP最高的苏州市是宿迁市的4.79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2.05倍。
陈丹立等人的《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指出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政府转移支付和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正相关关系，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财政收入中用于科教文卫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有着负向关系。其中强调了政府工作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巨大作用。
姚雯霄的《浅谈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及对策建议》中提到要求政府控制农资价格上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农民增收广开财路，并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从根本上来看并没有依据实证发展提供更好更全的思路。
三、江苏省收入地区收入情况分析
一条长江把江苏省分为了传统意义上的苏南和苏北，九十年代之后，江苏省广大面积化为极具不匹配的两块，不能体现出各地之间的差异。所以，现在通行的划分为苏南、苏中以及苏北。苏南历来是鱼米之乡，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地区之一。而苏中地区是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直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发达。而处于最北边的苏北地区，发展的底子薄弱，人口众多，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晚，发展压力较大，很长时间也没有纳入长三角的范围，离中心城市距离较远，所以是江苏省内最不发达的板块。
最高的苏州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的宿迁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倍，同样苏州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宿迁市的2.14倍。江苏省地区之间之间收入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苏南地区的人均收入明显要高于苏中地区，而苏中地区也同样要高于苏北地区。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稳定在2.14左右，城乡差距最大的南京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2.5倍。城乡差距最小的宿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1.8倍。可见，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相当明显的。
四、基于截面数据关于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以上数据，加入两个区位因素导致的虚拟变量x7和x8，其中x7=1，该市属于苏南地区0，该市不属苏南地区，x8=1，该市属于苏中地区0，该市不属苏中地区，y1是农民人均收入。
建立模型y1=b1x1+ b2x2+ b3x3+ b4x4+ b5x5+ b6x6+ b7x7+C
残差平方项e2对解释变量log（x1）、log（x2）、log（x3）、log（x4）、log（x5）的散点图主要分布图形中的下三角部分，可以看出残差平方项e2随着log（xi）（i=1,2,3,4,5）的变动呈增大的趋势，因此，模型存在异方差。
所以修正上述模型为：log（y1）=b1log（x1）+ b2log（x2）+ b3log（x3）+ b4log（x4）+ b5log（x5）+b6x6+b7x7+C
与此同时，经过检验发现x1、x2、x3、x5高度相关
运用逐步回归法确定选择变量，舍弃变量x3，得到模型log（y1）=b1log（x1）+b2log（x2）+b4log（x4）+b5log（x5）+ b6x6+b7x7+C，也说明城镇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不是很大。运用计量软件EVIEWS对上述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0.11217X7。
所剩下的四个变量都比较明显，拟合度也达到了0.978455。F值达到了90.83088，p值为0.000001，也非常明显。考虑到是运用的是截面数据进行，所以要做使用White检验，计算结果如下：P值为0.495104，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可知，此模型已经成立。
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江苏省农民的纯收入和人均GDP以及人均存款关系非常明显，而分析到工业化水平的时候发现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增收，明显的体现出中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很可能是江苏地区的工业的产成品和原料大多都是舶来品，而江苏地区的工业很多都承担着加工商的角色，没有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苏中地区的农民收入要比同条件下的苏南和苏北更低，说明相比而言，实际上苏中优良区位因素反而使得农民收入减少，苏南、南京和上海发展并没有明显使得农村居民受到好处，经济发展没有转化成农村居民收入。
五、基于截面数据关于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由表3数据加入两个区位因素导致的虚拟变量x7和x8，其中x7=1，该市属于苏南地区0，该市不属苏南地区，x8=1，该市属于苏中地区0，该市不属苏中地区，y2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模型y2=b1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C。
对x1、x2、x3、x4、x5进行异方差检验，残差平方项e2对解释变量log（x1）、log（x2）、log（x3）、log（x4）、log（x5）的散点图主要分布图形中的下三角部分，可以看出残差平方项e2随着log（xi）（i=1,2,3,4,5）的变动呈增大的趋势，因此，模型存在异方差。故用对数法进行修正得到以下模型：
log（y2）=b1log（x1）+b2log（x2）+ b3log（x3）+b4log（x4）+b5log（x5）+ b6x6+b7x7+C
与此同时，经过检验发现x1、x2、x3、x5高度相关。
运用逐步回归法确定选择变量，舍弃变量x3，得到模型log（y1）=b1log（x1）+ b2log（x2）+b4log（x4）+b5log（x5）+b6x6+b7x7+C，也说明城镇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不是很大。运用计量软件EVIEWS对上述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所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log（y2）=5.081507+0.144333log（x1）+0.323514log（x2）-0.07701X7。
所剩下的三个变量都比较明显，拟合度也达到了0.981879。F值达到了162.5524，p值为0，也非常明显。考虑到是运用的是截面数据进行，所以要做使用White检验，P值为0.21579，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可知，此模型已经成立。
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和人均存款关系紧密，也可以证明银行的储蓄主要是来自城镇居民，而人均生产总值并没有成为不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很大一部分原因我省众多城市GDP的附加值很低，不能有利带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里也体现出中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很可能是江苏地区的工业的产成品和原料大多都是舶来品，而江苏地区的工业很多都承担着加工商的角色，没有能够带动城镇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苏中地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要比同条件下的苏南和苏北更低，说明相比而言，实际上苏中优良区位因素反而使得居民收入减少，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使得城镇居民受到好处，苏中地区的工资水平和企业家利润空间偏低。
六、对实证结果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由上文的实证可以知道农村居民增收主要还是靠经济增长来带动，GDP的增长速度能极大地带动农村居民的增收。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储蓄额的增加，也就是社会投资的增加额，而GDP的增加仅仅是第二位的。所以当前帮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方法还是要极大的依赖于GDP的增长速度。
江苏省得经济二元结构依然很明显，尤其是苏北苏中地区，农村发展还相对落后，依赖于GDP增长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是长久之计，最重要的是打破二元经济的结构。
首先，要打破资源配置过度倾斜。
资源倾斜配置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一种战略。但是过度的资源倾斜将导致经济二元强度增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实际上政府的资源一直是严重的倾斜于城市和工业，具体表现在城市工业工资大大超过农业工资，造成了资本利润率大大下降，难以构成刘易斯所谓的经济增长源泉。二元结构的消除主要是靠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对农业的支持。所以，现今要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农业的重要性，注重江苏省内农村建设，农民增收和农业稳定发展
其次，要打破户籍限制。
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的转移。因为只有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转移才会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户籍现今已经成为阻止人员流动的一大重要因素，对二元经济的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打破传统的户籍限制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推动农村居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
最后，政府要制定政策扭转二元经济。
江苏省二元经济在沿着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的路径中受到很多的制约因素，经济的一元化不能按其途径顺利进行，因此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二元刚性的加固，不仅对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且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问题因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在今后的政策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工业应该支持农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积极扩大城市非正规就业空间；切实转换农民的身份，使其真正的参与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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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17-05
一、引言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边际消费倾向则反映了增加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对于制定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突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特征,边际消费倾向差别较大。
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大省,城乡经济差别显著,其省会成都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在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基于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ECM)理论,以四川省为例,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实证比较研究,以揭示城乡居民消费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
二、文献回顾
在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中,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J. M. 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其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杜森贝里(J. S. Duesenberry,1949)则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考察了消费相对收入的变动;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1954)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下的跨期选择;弗里德曼(M. Friedman,1957)则将居民收入区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考察这两类收入对消费的不同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消费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在理论上,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Carroll,1992)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提出“缓冲库存模型”,认为消费者储蓄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在实证分析方法上,将误差修正模型开始应用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国内在消费行为的研究中成果丰富,比较典型的如臧旭恒(1994)运用持久收入假说考察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韩立岩(1998)运用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收入消费关系;孙凤(2002)和朱信凯(2003)分别研究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张继海、臧旭恒(2005)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协整性;董长瑞、梁纪尧(2006)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研究了中国农民的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关系;曹鑫、黄晓治(2007)分析了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
上述成果,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分析主要集中于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层面上。本文立足于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考察,通过城乡比较,深入挖掘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不同特征及其原因。
三、四川省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证模型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边际消费倾向反映了增加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本文选取如下变量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行比较研究:(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该指标反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反映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3)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反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4)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反映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样本数据为四川省1978-2007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数据采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名义数据进行平减,得到实际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数据,分别用UI、RI、UC和RC表示,定义如下:
UI――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UC――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RI――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RC――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
依据有关数据,经整理,得到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序列的散点图(见图1)。
(二)收入与消费的单整性检验
文章利用Eviews5.1软件并采用ADF检验,对收入和消费序列进行单整性检验。ADF检验的滞后期由赤池信息准则(AIC)给出。通过反复试算,得到如下结果(见表1)。
从表1得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UI、UC及其1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表明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而其2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则小于临界值,是平稳的。同理,RI和RC原始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1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的。由此得出结论:UI和UC为2阶单整序列,而RI和RC为1阶单整序列,即:UI～I(2),UC～I(2),RI～I(1),RC～I(1)。
(三)收入与消费的协整性检验
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由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即消费函数来反映。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首先建立线性的消费函数,即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而收入―消费的协整性则需要通过其后的协整性检验。
1. 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均为2阶单整序列,因此可能是协整的。可以建立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并且为了消除自相关,采用GLS估计得到以下协整方程:
t=(5.81) (48.11)
p=(0.0000)(0.0000)
R2=0.997 R2=0.996 F=4291.004 D.W.=1.98
估计方程的统计检验显示,模型具有优良的统计性质。且没有异方差和自相关,计量经济学性质良好。0.746表示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每变动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的变动量,经济意义合理。
2. 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同理可得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但实证研究表明,在整个研究期间(1978―2007年),农村居民收入―消费不存在同一的协整方程。从图1(a)中看到,以1996年为界,在1996年之前,农村居民收入―消费高度一致,表现出完全一致的动态趋势,而在1996年之后,消费的增长则明显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了刻画1996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这种变化特征,引入虚拟变量Dt,其取值为:
Dt=0 1996年之前1 1996年之后
据此建立收入―消费协整方程,并采用GLS估计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t=(54.62) (-3.94)(2.65)
p=(0.0000)(0.0007)(0.0147)
R2=0.993 R2=0.992 D.W.=2.27
向。结合前述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序列散点图(图1(a)),可知前后两段时间里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3.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性检验。上述协整方程的有效性有赖于收入―消费的协整性检验,以确定收入―消费是否存在前述协整关系。采用AEG方法对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性进行检验,其实质是对上述协整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见表2)。
检验结果表明,根据上述方式建立的收入与消费的协整方程,其残差是平稳的。因此,收入与消费是协整的,原协整方程成立,可以建立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四)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1. 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式(1)所表示的协整方程为基础,建立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经反复试算,得到如下较好的估计结果:
t=(14.31)(-2.65)
p=(0.0000) (0.0134)
R2=0.734 R2=0.723 D.W.=1.81 S.E.=17.027
2. 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同理,以式(2)的协整方程为基础,经估计得到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t=(7.70) (-2.39)
p=(0.0000)(0.0257)
R2=0.6774 R2=0.647 D.W.=1.81 S.E.=17.027
对模型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和计量经济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4)、(5)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和计量经济性质,可以用作四川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
四、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分析
(一)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特点比较
根据实证模型的式(1)、(3)、(4)和(5),整理得到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见表3)。
模型(1)和(4)分别反映了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根据模型(1),四川省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46,即从长期看,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则消费平均增加0.746个单位。根据模型(4),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短期变化,主要受收入水平短期变动和上一期非均衡误差的影响,其影响强度分别为0.709和0.556,其中短期收入变动对消费有正向约束作用,而非均衡误差对短期消费变动的影响是负数,为反向修正作用。
模型(3)和(5)表示了四川省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长期协整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四川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没有同一的协整关系,而是以1996年为界,前后表现出不同的协整关系。1996年之前,农村居民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为0.904,边际消费倾向较高;1996年之后,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则下降到0.640。而从误差修正模型看,消费短期变动受收入水平短期变动和上一期非均衡误差影响的强度分别为0.714和0.398,其中非均衡误差为反向修正。
比较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及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以下显著差异:
1. 城乡居民消费的行为模式不同。收入―消费的协整方程反映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即消费随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情况,体现了居民消费的行为模式。从协整方程看,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在研究期间具有统一的协整方程,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致的,没有显著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关系则在1996年前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边际消费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 从具体的数值看,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小不同。城镇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746,在1978-2007年比较稳定;而农村居民在1996前为0.904,较之城镇居民的为高;而在1996年之后,则下降为0.640,反而低于城镇居民。
3. 收入及非均衡误差的短期效应不同。从收入―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看,城乡居民短期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分别为0.709和0.714,两者相差不大;而从非均衡误差的修正强度来看,城镇和农村居民误差修正模型的非均衡误差修正系数分别为0.556和0.398,城镇的修正强度大于农村。
(二)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的原因分析
导致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 收入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长时期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主张,使得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长期处于非正常的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城乡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见表4)。
由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仅起点较高且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由1978年的1∶2.896扩大到2007年的1∶3.129,人均收入的绝对差在2007年更是高达7 551.59元。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稳定。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风险意识的增强,使居民储蓄意愿不断增加,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幅度的下降。
2. 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影响。1998年以来实行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面市场化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影响(见表5)。
表5反映了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城镇居民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依赖性强烈,受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很大,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由1995年人均652.62元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2 154.63,增加了1 502.01元;在总消费性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19.03%上升到2006年的28.63%,提高了9.6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的上述支出只增加了453.55元;比重上升了7.4个百分点。因此,从绝对数和相对量上来看,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使城镇居民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刺激了城镇居民总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而在农村,由于收入水平和教育医疗条件限制,农民“有病不看,有学不上”的现象依然存在,造成对教育和医疗的有效需求相对较低,加之农村住房多为自行修建,因此,来自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冲击现阶段尚未完全表现出来,影响不突出,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居住三项的支出增长不如城镇显著,对消费总量的拉动作用有限,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1978-2007年样本区间的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比较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具有长期协整性,但城乡的协整关系不同;(2)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城镇居民有较稳定的长期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则有较大变动,在1996年前较城镇居民的为大,而1996年之后则下降到低于城镇居民的水平;(3)从短期来看,收入变动和非均衡误差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波动有显著影响,而城镇居民表现尤为突出。总体而言,由于收入水平差异和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对城乡居民的不同影响,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差异较大。特别地,我们发现1996年以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因此,为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需要根据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是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实现“经济发展―收入增加―消费增长―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其次要努力培育新的消费点,通过商品创新,丰富商品市场,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最后,加强农村消费市场建设,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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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PC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Zhang Wenai1,2
(1. Economy and Trade School,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特点；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一、南通市城乡居民收入主要特点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南通市城乡居民收入呈快速增长态势。分析南通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0年至2011年，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南通市城镇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居民总收入中占比很高，最低的2002年，这项指标是58%，最高的2008年，这项指标达到67%。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也越来越替代经营性收入成为最主要来源，2000年—2010年的11年间，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从37%上升到48%，2009年开始，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2.城镇居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
2000年至2011年，南通市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2000年，南通市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只有265元，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的3.33%，2011年，南通市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是2918元，绝对收入增长了10倍多，年均增长24.4%，经营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一跃达到9.93%，成为城镇居民收入中继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外第三个重要来源。
3.财产性收入在南通市居民收入中占比偏低的局面多年难以改变
2000年至2011年，在南通市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占比最小的都是财产性收入。12年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累计分别只有2946元和1194元，仅分别占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累计总收入的1.5%和1.2%，严重偏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二、影响南通市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1.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及发展前景不确定
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国际上，全球经济正面临深度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充满着变数；国内，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中短期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受国内外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影响，南通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在所难免，这势必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缺乏机制保障
多年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南通市城镇居民收入的主导来源，近年来，工资性收入也已逐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南通市农村居民收入的主导来源。作为南通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支柱，提高工资性收入理所当然应该是南通市居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并不健全，企业工资分配制度还不够合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并未真正形成等因素，南通市居民工资性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还缺乏机制的保障。
3.城乡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缺乏有效安全的手段
在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应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2000年至2011年，南通市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平均占比分别只有1.5%和1.2%。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居民的财产保值渠道太过单一，增值投资渠道不畅。从城镇居民看，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房产租赁、增值与金融资本市场获利，当前，房产泡沫严重，而金融资本市场又机制不健全，普通居民很难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从农村居民看，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源于土地租赁和金融资产，由于当前农村在土地、宅基地等方面政策上并没有大的突破，农村居民想通过土地租赁获得较高的财产性收入并不现实，而金融资产方面，农村居民基本上只能选择存款，收益有限。
4.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难度加大
南通市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工资性收入看，过去的几年，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农村居民通过就业增收的难度也日益加大。从经营性收入看，农业发展由于受到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等的多重制约，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并不容易。近年来，农村自然灾害多发，农业生产资料不断上涨，诸多不利因素，制约着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确保南通市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1.抓紧建立完善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城乡居民收入要持续稳定增长，健全的正常增长机制必不可少，在当前许多劳资、用工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的层面入手，全方位建立并完善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刻不容缓。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健全并有效监督执行劳动合同制度，确保劳动合同正常执行；健全企业工资分配制度，重点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建立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构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
2.积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推进收入多元化进程
2011年底，南通市居民人均个人存款约为40144元，而同期的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仅为696元和329元，分别只占平均存款额的1.7%和0.8%，可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推进居民收入多元化进程刻不容缓。我们的政府应加快发展地方金融产业，优化财产性投资环境，为更多居民分享优质资产收益创造条件；应引导居民提高理财水平，逐步从存款保值向投资生财转变，拓宽城乡居民投资理财的渠道。
3.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由于农村产权改革滞后，农民大量资产和权益难以实现为价值，我们应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我们可以按照依法管理、政府引导、农民自愿、规范操作的原则，积极扶持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完善土地流转，鼓励农民拓展投资理财渠道；我们也可以以明晰所有权、收益权为重点，加快确立农民对农村承包土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农村集体资产、农村林地、农村集体资源的物权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以多种手段，大幅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