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09: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足金和千足金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据了解，全国首饰标准技术委员会已通过了对强制性国家标准《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的修改，而修改后的“新国标”中，将剔除首饰中“千足金（银、铂、钯）”等标准，明确足金（足银、足铂、足钯）成为贵金属首饰最高纯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去年3・15期间多家知名黄金企业销售的千足金饰品被曝不合格可能是此次国标修改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变化
千足金标准实施14年将被取消
北京一家大型黄金卖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今年8月底，全国首饰标准技术委员会联合其成员企业单位在北京对国标GB11887《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的修改进行审议，并最终高票通过，修订稿删除了“千足金”、“千足铂”、“千足钯”、“千足银”的纯度表示方法及其相关内容，规定足金（铂、钯、银）是标准GB11887规定的首饰产品的最高纯度（并不针对投资金条）。这意味着千足金标准在进入国标14年后将被取消。
“目前正式修订版国标还没有出台，预计今年12月颁布。”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即便正式出台，预计也会给企业半年到一年的市场缓冲期。
据了解，1989年，国标GB11887-1989《贵金属首饰纯度命名方法》制定，填补了国内首饰行业尚无相关标准的空白，也成为我国首饰行业唯一的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此后，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和发展，在2000年、2002年、2008年、2012年，这一标准先后进行过4次修订，此次则是第5次修订。
在2000年版本的国标前，我国对黄金首饰纯度最高命名为“足金”，即金含量不低于990‰，常常被称为“两个9”；2000年国标修订，将含金量不低于999‰（常说的“三个9”）的首饰称为千足金，为黄金首饰最高纯度。随后2008年，又增加了银、铂、钯首饰的纯度范围，银及其合金、铂及其合金都增加了999‰的纯度，钯及其合金增加了990‰和999‰的纯度。
■缘由
金含量过高首饰款式大受限制
记者从多家黄金卖场了解到，目前消费者购买黄金饰品更倾向于购买纯度更高的千足金。但此次国标修订却将取消千足金纯度命名，规定足金才是金首饰的最高纯度，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消息引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解释称，作为首饰，金首饰的定位仍是提供装饰功能，过高金含量的首饰存在硬度低、质地软、佩戴中容易变形的弱点，同时为保证含量达到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焊药，使得产品的款式受到极大限制，抑制装饰功能的发挥。而含量为990‰的产品，不仅在外观上与更高含量的产品没有区别，且生产中可以使用焊药，产品款式更多样化。
据悉，千足金首饰的原料一般选用金含量为999.9‰的国标一号，仅比999‰千足金高出0.9‰。
“如果加工一个10克重的手镯，通过磨具直接加工就可成型，是能达到999‰标准的。”一家黄金卖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是如果是一枚有花朵造型的戒指，则不是用模具就能解决的，必须用焊药才能将花朵焊接在戒指环上，而焊药的黄金成色一般都要低，即便是使用990‰的焊药，也必然拉低整个首饰的金纯度。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强调，千足金和足金作为黄金纯度而言，都只是某一含量范围的贵金属纯度的一个名称，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有了千足金，就会有万足金、超万足金、十万足金等的需求。虽然它们的金含量其实差别很小，但这些差别不大的含量，却有可能被夸大宣传，误导消费。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无法辨别千足金与万足金的区别；同时，目前市场上纷繁复杂的命名方法让消费者理解困难，无从选择。“将金含量超过990‰的产品都命名为足金，能有效杜绝这些现象”。
■争议
市场有需求不应取缔千足金标准
“其实对千足金标准的取消，业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今年8月底决议通过之前，行业内已多次召开会议，对此专家们多有争论，市场派代表认为应该取缔千足金说法，而技术派代表则反对取缔。
据悉，技术派代表认为，目前消费者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生产企业在技术上也能达到这一要求。一家零售企业的负责人甚至认为，取缔千足金称谓是国标的倒退。
不过据了解，在今年8月的决议会议上，最终投反对的只有1票。
“对标准的修订还是充分考虑了两派的态度和观点。”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后企业生产销售首饰产品的标签上，除了可以明确标注“足金”字样，也可以根据该产品的实际含金量再加标上纯度的字样，如“纯度990”，“纯度999”等，这样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消费。
■市场
足金千足金饰品每克差1-3元
记者走访了多家黄金卖场发现，目前市场上足金饰品和千足金饰品价格相差不大，每克在1-3元。“其实有信誉的工厂加工的足金饰品和千足金饰品在纯度上差别很小。”国华商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国华商场销售的足金饰品和千足金饰品为例，采用的原料都是Au9999（金含量为999.9‰）黄金，为何加工成成品后有的标注990足金，有的标注999千足金？差别还是在于使用焊药的问题，因为国华商场使用的焊药都是990的足金，如果使用焊药就势必会降低整个首饰的纯度；如果没使用焊药，首饰纯度会更高。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有些商家甚至打出了国家标准中并没有作出规定的“万足金”宣传口号。在兴百轩，其号称9999的万足金饰品价格每克298元，每克比目前菜百销售的千足金饰品贵了10元。如果消费者购买20克的万足金产品，则为此要多掏200元。
当然，与迎合消费者心理需求、重视首饰纯度的商家相比，也有更强调工艺的首饰品牌。在君太百货周生生店，记者发现这里只售足金饰品，每克价格为300元；周大福的足金和千足金饰品价差每克仅1元；西单老凤祥足金和千足金同价，每克299元。这些品牌金饰不仅价格普遍高于目前菜百等市场288元/克的千足金饰品价格，另外还根据工艺复杂程度，还要另收加工费用。
目前京城黄金卖场基本都推出了首饰金以旧换新服务，据悉，如果拿旧款千足金首饰到非当初购金的金店换新，一律按足金价格作出相应折算；而在本金店购买的千足金饰品则按照千足金价格折算。那么，对于后一种换新情况，如果消费者在国标修订之前购买的千足金饰品今后换新的话应该按照什么价格标准折算？对此，一些黄金卖场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待国标正式实施后，会根据市场情况出台合理的换新方式，目前还说不好。
■揭秘
修订国标或因3・15曝光
尽管消费者热衷于“纯了还要更纯”的首饰产品，但目前零售商标注的千足金饰品是否真的就“很纯”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去年3・15期间被曝光的千足金饰掺铱事件或是本次国标修改的导火索。
据了解，当时央视调查发现，廊坊的周大生金店一条标称千足金黄金项链实际纯度为994.4‰，杂质成分中铱的含量竟然大于1.4‰；另外河北唐山市黄金珠宝总汇百泰黄金专柜标称纯度为千足金的黄金项链，检测结果显示含金量只有996.3‰。
据悉，当时一克黄金价格为300-400元，而铱只有50-90元。显然，消费者为此花费了一些冤枉钱。但是此事件被曝光后，商家都是辩解其有国家正规机构的检测合格报告，却对为何含铱未有明确的解释。
不过当时福建宝协的一个举措印证了上述“问题金饰”是源于用了“焊药”。去年3・15过后，福建宝协就向全省珠宝店下发了“开展金饰质量自查”的紧急通知，要求珠宝店发现有焊点的千足金首饰必须做下柜处理。福建宝协的通知还要求，省内检测机构出具的黄金首饰含量报告，必须是首饰的整体含量。生产企业不得生产有焊点的千足金首饰，有焊点的黄金首饰必须标注为“足金”首饰，这样更为可靠。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显示，2012年抽查含手工焊点的千足金首饰时发现，仅13%的产品达到千足金标准，另外87%的产品只能算作足金首饰。
“既然加入了焊点的黄金首饰大部分很难达到999‰的标准，那么今后将990‰以上的饰品都统称为‘足金’，这样无论对商家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诚信行为的一种保证。”一业内人士如此表示。
■商家说法
较劲纯度会作死整个行业
关键词:金融危机 浙籍海外华商 素质及传统文化 创新与转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1-020-03
海外华商经济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经济,他们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中身受其害。不过,由于海外华商自身综合素质、经济实力、居住国环境的差异,他们遇到的困难程度各有不同。当下,如何应对危机渡“寒冬”成为他们思考的急事,也是国内各级政府关注的大事。本文以浙籍海外华商为个案,缘于这样考虑:浙籍海外华商产生于浙江145万华侨华人群体,其中50%是新华商(改革开放后出国),他们活跃于129个国家和地区,是浙江、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从他们的移出地(本源)看,浙江南部地区(含温州各县市区及丽水青田县)又占近80%。从他们在海外的分布区域(流向)看,重点地区是欧洲,那里的“华商大多来自浙江”,约占新华商的80%;其次是美洲,占15%,重点集中于美国。浙籍海外华商高度集中于欧洲、美洲的分布特征,还形成一种地区优势,那里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区域,他们展开“民间外交”,对我国政府的外交工作起了一定的配合与补充作用。因此,研究浙籍海外华商在当前的困难,并探讨其内在原因,总结对策,既可为其渡危解难作参考,也可为世界华商解决共同问题建言献策。这具有经济、政治与外交意义。
一、浙籍海外华商面临的难题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次危机前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一次,当时它对欧美市场影响小,浙籍华商感触不深,当前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是他们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大考。
严重的经济困难。浙籍海外华商从移民性质讲,大多数属于经济移民,实现个人致富是第一移民动机。金融危机对他们在经济方面造成的最直接影响:首先,资产严重缩水。在欧洲,房地产价格严重下跌,成交量极度萎缩。2008年全年,“英国房屋价格下跌了8.7%”,巴黎房地产市场“公寓价格降低了15%”。同时,“美元相对于欧元升值12.5%,相对于英镑升值24.7%。如果综合考虑房地产贬值与美元升值的叠加作用,欧洲地区华商企业资产减少的比例也可能超过20%,这致使其资产减少约200亿美元”。{1}欧洲华商企业资产缩水200亿美元,应该包含以欧洲为主要侨居地的浙籍华商。
其次,赖以立足的传统行业举步维艰。浙籍海外华商中大部分人以传统的中餐、制衣、皮革等业为生,中餐业尤为突出。因为,对于海外华商来说,中餐馆是吃饭的地方,更是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柱。目前超过半数的海外华商依然从事餐饮及相关行业,在英国、德国、荷兰等国,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0%以上。危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的中餐业。在欧洲的浙江人餐馆生意普遍下滑达30%至50%。一些中餐馆惨淡经营,入不敷出,濒临倒闭。
再次,批发零售等业寒流阵阵。危机导致购买力下降,批发业下游一些客户出现关门、歇业、转行,并呈扩大之势,因此,从事批发零售的浙籍华商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在欧洲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法国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利耶市,约600家华人进出口批发行,经营者大部分是浙籍华商,由于欧元对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华商近20%的利润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亏损。
侨居地生存环境的恶化。首先,失业率高企,就业不易。2008年始,浙籍海外华商的侨居国整体就业形势逆转。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指出,集中了对经济形势最敏感的业务活动的商业部门,全年减少了14.11万个岗位(-0.9%)。必须回溯到1993年,才能找到更大的降幅”。“欧洲雇主组织BusinessEurope主席塞利耶预测,由于危机,全欧洲估计将有450万人失业”,{2}覆巢之下无完卵,浙籍华商就业环境骤变。
其次,华人社区恶性事件多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些侨民频频向同族人伸出犯罪之手,明抢暗夺,伤人性命,欺行霸货。犯罪分子由原来的单枪匹马个别现象演变为团伙化、专业化。因语言障碍及居住国警方对华人社区发生的案件破案率低,使行凶者屡屡得逞。
再次,本土保护主义抬头。在危机背景下,欧美国家纷纷收缩移民政策。它们驻中国的大使馆或在上海、广东的领事馆,在对华商申请家庭团聚、工作签证时,审查趋于严格,以增加中国人签证难度。对已在境内的无身份者,加强排查与遣返力度,严格监督雇主用工情况。西班牙等国甚至不给无身份者工作机会。意大利政府把普拉托市{3}作为意国十大重点治理城市之一,并首先向该市增兵,加强对华人的检查。
此外,危机还造成华商沉重的心理压力、婚姻的困惑、侨乡移民计划的修订,也影响他们对祖籍国的捐赠与投资计划,进而影响国内地方经济及相关产业。
二、浙籍海外华商面临难题的反思
金融危机造成企业投资机会减少,降低了企业开工率和盈利,进而影响就业预期,打击消费信心,这是所有海外华商面临的共同背景。但是,浙籍华商遇到的难题除此因素之外,还应该从他们自身综合素质、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中去分析原因。
浙籍海外华商的构成及职业特点。浙江向海外移民转身为华商,见之文字记载始于唐朝,以后渐形成“越洋谋生”的风气,但形成规模化、群体化并引人注目则在国内改革开放后。目前,浙籍华商的主力军源自浙南地区,他们以发财致富实现“美国梦”、“欧洲梦”为目标,当地农民、手工业者为重要成员。他们文化程度欠高,82%的人只有初中学历,他们身上“草根”特性极为鲜明。因此,许多人不具备加入当地国国籍的资格,他们改国籍的人数不超过50%。他们在欧美与自己人种、文化完全相异的社会里,绝大部分“没有熟练的当地语言及技能,很少能在当地公司找到称心的工作”。他们没有美洲、东南亚地区那样能给华侨华人提供修铁路、开矿山的机会;他们没有可耕作的土地……这决定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居住国社会分工极为艰难,只能从事一些服务性行业。如开餐馆,门槛低、技术含量少、上手快,“它比开办一家工厂要容易得多,不需要很精深的外语及专业知识,也不需要拿出多少投资。”{4}于是,他们纷纷投身中餐馆,由几十家到几百家上千家。中餐业成为浙籍华商在居住国创业的第一大行业。皮革、制衣业则比餐饮业晚些时候,因同样的因素成为他们第二、第三大支柱产业。这种经济业态和职业特点也是浙江重视商业和重视小手工业传统在海外的延续。如先生说浙南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即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因此,当浙籍华商去了海外,很自然地从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入手谋生。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现象,他们身在异邦也受到当地文化强调个性发展,谋求创新的影响。有部分华商就从传统行业中积累,展拓了外贸等业,有小部分人还分化开始涉足金融、房地产等业,使他们的职业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并提升了经济实力。
总体看,浙籍海外华商经济集中在资本和技术程度相对较低、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差的餐饮、零售业、制衣业等服务业。在职业上带着传统的特征,谋生手段比较简单。企业规模上依然是一个“小”字,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低。他们经济“行业上高度集中,资金上高度分散”的状况,制约了他们的经济向高质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及区域性文化对浙籍华商的影响。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是明天的文化;明天的文化将是后天的经济。浙籍海外华商生活于巨变的世界里,也生活在文化的传统中。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浙籍海外华商正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糅合移出地的区域文化精髓,闯荡于世界各地。
第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浙籍海外华商义无反顾奔赴海外经商,敢闯敢冒,坚忍不拔,艰苦耐劳。
第二,历史上,浙江处于沿海及华夏正统政治中心的边缘,在浙江人的文化意识里,传统文化思想处于自觉不自觉的认同、愿意不愿意的同化、遵从不遵从的选择中。这使他们少了些繁文缛节和传统框架的束缚,多了些向外发展的开拓性。而且,从南宋始,浙江南部地区蕴育了“主张事功,不耻言利”,提倡商品经济的永嘉学派。受此商业思想熏陶,浙籍海外华商更注重实利,少空谈,淡薄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物质利益追求,重工商轻政治。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少,自主自为倾向较强。浓厚的商品意识激发了他们宁为鸡首不为牛尾,“睡得地板,当得老板”的敢干精神。另一方面,强化了他们的发财致富愿望。为发家致富,他们可以忽略语言学习,担搁下一代的学习,他们经常对下一代说“要记住出来是为了什么”,言下之意出国即为了赚钱。
第三,在流动较少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 其社会文化设计是以亲缘关系(含族缘、血缘、地缘关系)即中国人常说的“自己人”作为交往中情感、信任的基础,它是浙籍华商奔赴海外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移民社会网络,他们出国不依靠留学、投资等路径。每一位华商又成为一个原点,以他为中心形成新的移民网络。由此织成不断延伸扩展、越积越密、越积越大的网络,形成滚雪球式出国链。如此出国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老客带新客,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带走表亲一大片。“自己人”网络还是他们在海外落脚、扎根、创业谋发展的基础。中国传统农村居民以聚集居住为特征,在海外的浙商也多聚众而居,重乡土情谊,喜“抱团”合作,互相提携帮助,方言成为网络内部的通行证。招“自己人”做工,凭个人信用融资,依赖亲戚关系担保,在同族内寻找精神依托,50%的浙籍海外华商有家庭背景。对这种现象,杨宜英的解释是:“中国文化设计中的‘人’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是包含着与己身相关联的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两人的对应关系。”“没有关系的时候, 中国人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有关系的时候, 中国人就会肝胆相照、共享共担。”{5}实际上,“自己人”成为一个群体,形成大家认可的关系,制度化了情感、信任及义务。在异国他乡求生存、求发展不易,“自己人”网络是他们发家致富,逐渐做大企业的必然之路。如他们在海外办企业时,家族企业就成为最基本单位,并且“通常按照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地域关系――种族关系的先后顺序处理与其他企业的联系”。{6}但是,凡事讲“自己人”,遇事讲人情,极易影响企业选人用人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制约企业走向现代化。在经营模式上,扎堆经营,模仿克隆,一哄而上,少变革创新,极容易把一个行业一个产品做滥。因而,他们对加盟连锁经营积极性不强,不尊重商品品牌,不认商品统一标准。这也是他们的经济“小而全”,遍地开花的原因。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人治的特点,农业文明的烙印,使得中国历史文化不若西方文化重视和强调契约性与规范性。这使海外浙商对公共空间、公共环境重视不够,缺乏公共道德信仰,商业经营偷漏税、违规违法、占道经营、不注重卫生等现象常见,经居住国媒介曝光,民众抗议,成为他们生存环境恶化的因素之一。
当然,所谓缺点、优点、特点,多数无关是非,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在经济稳定、繁荣时期,浙籍华商的餐馆总有食客,他们的产品只要做得出,总有人买,他们能够赢利致富。这不是他们做得比别人好,而是当时整体经济好,购买力强,人人都能分一杯羹,共一瓢饮。但是,能赢利不一定就是发展,也不一定就能融入主流社会。当经济大环境骤变,他们就缺乏应对之策,显得特别无助,束手无措。
金融危机把浙籍海外华商的潜伏问题浮出水面,凸显出来。没有这场危机,他们的难题可能会迟些暴露,但是内在的根源却深埋着。
三、浙籍海外华商难题解围之策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迫使人们去思索,去探索。危机下,规模小、档次低为主要特征的浙籍海外华商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他们的经济必须转型,应该转型,而且谁转得快、转得好,谁就能得先机。认识到“必须转”“应该转”,那么“怎么转”“如何转”“转哪里”?从现实看,他们的经济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升级障碍很多。虽已有华商展拓了新的职业领域:运输业、金融保险业等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三大传统主业,虽欲再扩张难度极大,却不意味着会被简单陶汰,“餐馆华人”、“皮革商”、“批发商”的形象还会继续保持很久。以危机为契机,如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接受西方价值观,并与以它为主导的现代经济文化接轨,大胆进行融合与创新,则是浙籍海外华商经济的长久之策。
加强自律,加快融入主流社会。解铃还需系铃人,浙籍海外华商发家靠“自己人”网络,在崇尚理性,强调个性的西方,最终要克服的也正是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入乡随俗,入门问禁,在他国领土上求生存与发展亦需如此。西方工业社会长久形成的讲究个人、组织、社会间的程序、规范,道德标准,忠于职守,讲信用,守时、合法以及对社会责任的强大惯性等,是浙籍海外华商必须熟悉、遵守努力的方向。否则,如果自律性不够,像做餐饮的依然不够卫生、不注重作业环境,一旦居住国媒体或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大检查时,只要被查到几家,就极容易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推理。只有加强自律,融入主流社会,才能理直气壮反击带偏见或歧视性的报道,才能永久立足异域文化土地上。不然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浙籍海外华商的困难将永存。为融入主流社会,一些浙籍华商中的有识之士已行动起来,2008年9月,法国巴黎欧贝维利耶市,这个浙籍进出口批发商云集之地,他们与该市政府合办“我爱我家”清扫街区垃圾活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好评。最近,在意大利成立了首家华人企业行业协会――意大利(中国)鞋业商会,浙南华商项进光当选会长。协会希望以组织的力量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信息共享,减少无序恶性竞争,加强自律。
树品牌、创新。顺境中人人都是高手,逆境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危机,对浙籍海外华商必将是一次“大洗牌”。由于大多浙籍华商经济没有自己品牌,那些入行时没有找准市场定位,没有自己品牌,缺乏固定客户,经营档次低,只会降价求生存的华商将被逐出市场。那些在市场上历经磨练、沉淀与积累,拥有资金和自有品牌,并已提升了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的商家,才会笑到最后。因为,现代品牌不仅是一种区别工具,它更是一种质量的象征,企业精神、文化和个性的体现。它给企业带来的是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占有率。根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的统计,占全球品牌不足3%的名牌产品却占了全球市场的40%及全球销售额的50%。知名品牌以其高市场占有率、高质量、强创利能力等特点给企业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所以,拥有产品不如拥有品牌。创新可以提高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减少投入,降低成本。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形成企业独特的品牌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企业生命力的不竭源泉。这方面,西班牙浙江同乡会会长戴华东身有感触:做企业,只有坚持走创新之路,坚持讲究质量才有发展;否则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被市场淘汰在所难免。他认为目前在西班牙各大城市的华人经济,受冲击比较大的企业(包括中餐业,外贸,服装工场)都是平时不注重质量,缺少创新意识的企业。相反,讲究经营策略力求创新的企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生意红火。他举了一例,有家华商经营的WOK自助餐,经营者专门做市场调查,明白客人需要什么,懂得客人想什么,危机中餐馆依然食客盈门,获利不菲。他说:WOK餐厅取胜的秘诀是:菜肴质量好,新品迭出,种类多选择余地大,用餐环境讲究。现在,世界流行素食健康,中餐业者可以选用居住国的有机蔬菜,中西结合创新做法以吸引顾客。
人生就如在高速路上行车,想不被人赶超,就得永远保持创新的力量。
依靠祖国,做大做强。危机来临,家永远是心灵的港湾。现在有许多浙籍海外华商纷纷回国,以渡危机。依托祖国,有几大优势:第一,借助世界华商圈。现在世界各国有4800万华侨华人,他们已形成独特的华商网络,它具有“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天然孔道”功能,浙籍海外华商如能将自己的资金融入其中,冲破地域局限,集合华商力量,实现资金、信息、业务上的联合,互为犄角,互相支持,去整合住在国一些生产资源聚集地区的众多企业,借经济低谷期获得国际上知名品牌,就可能实现自身很好的嫁接与提升。第二,向国内拓展市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不少回国投资的浙籍华商都屡有收获,获得新发展。现在虽然处于危机时期,但据世界银行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估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可能最早见底。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较多。”{7}为对抗危机,中国政府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将投资4万亿元,会创造出无数投资机会,华商不可错失良机。当他们带着资金、理念回国参与建设时,也引导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经济。华商们的根在祖国,家在居住国。现在选择回国,也可以修养疲累的身心。当海外投资环境好转,又可以重出江湖,实践自己的财富理想。
浙籍海外华商要设法解当前之危这个眼前急需,更要谋未来发展的长期之需。找准解危的“短期效应”对策与谋求长期发展的“契合点”,是他们也是世界所有华商共同追求的方向。
[基金项目:金融危机背景中,浙南华侨经济的困境、选择与转型;浙江省教育厅(Y200805135)]
注释:
{1}中国新闻社课题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省略,2009-02-01
{2}Editor.“企业一家家宣告倒闭.裁员潮不断涌现”.[法]欧洲时报,2009.3.16
{3}浙籍华商占意大利普拉托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本文作者注)
{4}佐勇.“步履维艰的一九九四”.[维也纳]《欧华》.1994(3)
{5}杨宜英.“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8(04)
{6}唐智礼,黄如良.“海外华商网络分析及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
{7}夏凤珍“在法华人餐饮业‘卫生门’事件之我见”.钱江侨音,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