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09: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市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与去年年底相比，从城市数量看，增加了27个城市；从人口规模看，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个百分点，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点。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总体而言，2002年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全年总体状况看，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为0.79.分季度看，其求人倍率从2002年一季度的0.73升至四季度的0.89.
2.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基本稳定。
2002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9%、27.2%和70.9%，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就业需求格局基本稳定。与2001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需求在原比重较大的基础上基本持平。
3.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占据主体，制造业需求有较大增长。
2002年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2.4%、21.7%和19.8%，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近3/4.
与2001年相比，三大行业需求增长了7.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4.2个百分点，其次是社会服务业，增长了2.3个百分点。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1.9%.
与2001年相比，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增长了7.8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仅占12.6%，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私营及个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用人需求的呈现上升态势；而国有、集体企业的用人需求呈现出逐季下降的趋势。
5.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69.2%和59.1%.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别为0.9、0.85和0.7.
6.在所有求职人员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69.1%，是求职主体。
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1%，其他失业人员占12.5%，下岗职工占10.6%.其他类型的求职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1.2%.
与2001年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的比重增长了8.8个百分点。分季度看，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就业转失业人员和新成长失业青年，分别增长了7.5和6.7个百分点。
7.分文化程度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主要集中在高中文化程度。
从需求看，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1.9%，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2.5%，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35.7%；从求职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5.2%，大专以上学历者占了总求职者的28.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重为26.2%.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以外，各文化层次的劳动者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具体而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6；高中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1；大专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67；大学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 0.77；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1.26.
8. 从技术等级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66-01
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的理论演进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对应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可以由价格机制实行充分调节的统一体。劳动力的买卖可以在这里实现平等的交换，工资决定了劳动力供给的平衡。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研究是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前提下进行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便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所以根本就不会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观点提出质疑。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很多学者发现对一些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如歧视、贫穷、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很多学者转而把视角定位在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影响上，并于7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应生水起，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问题逐渐得到理论界的重视，逐渐成为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主要就是要修复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这必然要打破现今这种分割的局面，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增强市场活力。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分割现状
就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看，既有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述的正式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时也有城乡分割、地区分割、所有制分割以及行业分割等。同时这些分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渗透，从而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多重分割的格局。
1.制度性分割。制度性分割主要包括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同体制的部门之间的分割等。
2.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趋势日益显现，由正规企业、行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职员所组成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与这些部门之外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3.行业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古典经济学假定劳动力市场是一元化的和统一的，劳动力具有同质性。但实际上，经济结构是复杂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生产效率是有很大差异的，工资决定的方式也不相同，因而即便人力资本积累相同，所获得收入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特定的制度设计以及制度的惯性密切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市场本身的运行也有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种种分割必然是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原则的否定，严重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劳动效率的发挥。借鉴国际经验来看，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分割，但是政府可以减少行政干预和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培育市场机制，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二）分割的影响
1.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
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会受到来自投资回报方面的制约，从而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总量受到影响。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会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流动。
2.对就业增长的制约
一级劳动力市场上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率抑制了厂商增加雇员的动力，同时，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失去工作的的劳动者亦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造成的自愿失业。最后信息搜寻障碍导致的摩擦性失业。
3.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
将一个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切割开来，各个不同的部分自我循环，而且还可能出现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生产剩余的占有，这是导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即便不能说一级市场上的高收入导致了二级市场上的低工资，但可以确定地说，弥合两个层级市场的分割有助于降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差距。
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思考
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要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角度出发，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改革创新，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调控手段，打破这种分割的局面。政策保障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使劳动力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合理的流动。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户籍制度改革
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隔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较为悬殊，且在今后相当一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近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难度较大。户口迁移政策的放宽，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为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解除了后顾之忧。
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普遍存在，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保护程度。用人单位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或不承担外来民工其他福利保障支出而获得比雇用城市本地劳动力更高的利润，这既加剧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难度，也成为完善一体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
（三）培育市场中介组织
培育市场中介组织，能够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中介服务要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网联网，从传统的介绍工作，向上下游延伸。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市场培育。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发展，应定位于宏观指导、监督管理;重点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行业协会建设和进入、退出机制建设，促进行业规范、自律;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绩效考核，通过绩效测评与管理改革，改善中介组织的市场服务水平。总的来说，对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要达到有效传递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供求状况和信号的能力。
（四）人力资本的投资
经验证明，劳动力素质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系极大。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能力，对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就业职能培训更是重点，我们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状况做好就业职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相继推出对农民工文化和技术水平种种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的力度，否则农民工将很难跨越这道门槛。
四、结语
在进行以上改革的同时，政府要对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上有所倾斜，主要有发展第三产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等。另外，各种政策层面的改革要注意相互间的衔接，各种配套改革要并行不悖。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需循序渐进，首先在发达地区探讨建立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的机制，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在若干这样区域市场建立且充分运作基础上逐步扩展，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36号文件、省政府冀政〔**〕1号文件、市政府邢政〔**〕3号文件精神，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完善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有效地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和农村经济发展。现将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现状及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是整合劳动力资源统筹城乡就业，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指导、洽谈和培训，提高其技能的主要载体。目前，全市21个县（市、区）有劳动力市场的18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3个。在现有的18个劳动力市场中，有14个县（市、区）劳动力市场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最小的仅有50平方米，而且狭小、简陋，无信息网络，设施陈旧落后，服务功能缺失，无法开展就业洽谈、培训等活动。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目前难以为大批农民工转移就业提供信息和就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和工作需求，各级政府要加深对劳动力市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建设好劳动力市场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培训和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目标
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新三化的要求，实施规划和建设。各县（市、区）既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又要坚持高标准，努力实现服务功能基本完善，达到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一体化。
各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目标：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市21个县（市、区）新建和改建的劳动力市场面积分别达到500平方米左右；信息系统建设**年底前实现与市劳动保障中心联网；2008年底前实现市、县、乡三级联网，基本达到“一点登陆”全程查询，全方位为城乡劳动力提供便捷的就业服务。
三、加大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投入，重点抓好信息系统建设
各级政府在重点抓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增加对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的投入，拓宽再就业资金的筹集渠道，按照省财政厅、省劳动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冀财社〔**〕8号）的规定和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确保就业再就业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可将结余部分适当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市政府将适当给予补贴，县（市、区）政府要列入重点，在政策上、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要列出专项资金予以扶持，本着政府出一点，劳动部门筹一点，再就业资金挤一点的原则，拓宽筹资渠道，千方百计筹集到位。要加大“五保合一”数据整合和劳动力开发资源管理软件资金投入的力度，使县（市、区）劳动保障工作与市劳动保障中心对接，建设好数据库实现市区与县（市、区）协调一致共同发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达到为职工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的目的。
四、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
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龙头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社会就业服务组织发展，动员全社会力量为促进就业提供服务。发展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推进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向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劳务派遣组织转型。支持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依法建立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提供适应不同群体特点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发挥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劳务派遣组织、职业咨询服务组织、劳动保障事务组织、社区就业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效服务。各级劳动保障、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和定期清理整顿工作，指导督促职业中介机构明示合法证照、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倡导诚信服务，开展无虚假信息、争创文明职业中介活动。
五、提高劳动力市场服务质量
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皮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世代交叠模型的创立者,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其教学生涯。
岱尔・冒腾森(Dale Thomas Mortense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1965年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摩擦性失业的搜寻与匹配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工作,并将此工作扩展到研究劳动力岗位转换和重新配置、研究与开发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方面。
克里斯多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出生于塞浦路斯,拥有塞浦路斯和英国国籍,毕业于Essex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他的主要研究贡献为失业中的微观经济搜寻与匹配理论、匹配功能与结构性增长,现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他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失业理论中工作岗位的创造与毁灭”(与冒腾森合作),199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 (RES),这篇论文是在两位合作者自己过去20年中个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他的著作《均衡失业理论》是有关失业的微观经济学文献中的一本标准参考书。在他与冒腾森进行合作研究并产生了对内生性工作岗位创造与毁灭的分析之后,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一、搜寻理论及其应用涵义
戴蒙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市场上,卖家和买家并不总是直接接触,由于相互搜寻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资源,就造成了市场上的矛盾:工作岗位空缺和失业人群总是同时存在。戴蒙德等学者所开发的搜寻理论正是对市场上存在的这种矛盾做出的合理解释。
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息是指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广义地讲,任何事件或事物都包含或传递信息。搜寻,就是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的选择对象的活动。
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假定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价格的分布,但不知道每一个销售者的报价。消费者可预先选定几个销售者,寻找其中的最低报价,这种搜寻叫做“固定样本搜寻”。消费者也可连续不断地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样的搜寻称之为“连续搜寻”。
搜寻成本则是指搜寻活动本身所要花费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可以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
既然存在搜寻成本,那么,对搜寻者而言,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就意味着他将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
必须指出,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得自搜寻的边际收益总是下降的。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才会停止。这里,搜寻额外价格的预期边际收益是指追加一次搜寻所带来预期最低价格的减少量乘以购买量。搜寻额外价格的边际成本由时间、交通费用、信息费用构成。
有人曾分析过,为什么离退休老人往往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离退休老人的时间等机会成本通常小于在职人员,其搜寻的边际成本较低,这样,离退休老人进行搜寻的比较优势就大于后者。
假如离退休老人进入市场第一次搜寻时发现价格相差愈大,他采取第二次搜寻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搜寻次数中得到的边际收益越大,价格的差距也就越大。
戴蒙德等三位学者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失业保险福利越是宽松慷慨,就会导致失业率越高,寻找工作的周期越长。
戴蒙德的贡献主要是分析了“搜寻市场”的基础,而戴尔和克里斯多弗则延伸了这一理论,使其不仅运用在劳动力市场中。比如在房地产市场,搜寻理论也同样适用,在售的空置房屋与合适买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相互“搜寻”。
二、搜寻理论的方法与特点
经典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信息完备而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备并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和摩擦, 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延迟或耽误。
因此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寻找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个体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搜寻理论,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早期的劳动力搜寻理论主要研究在工作岗位供给分布已知的假定下,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搜寻行为,如搜寻密度、在职搜寻等等,它忽视了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雇佣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均衡搜寻理论把作为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行为内生化,为分析企业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进而为深入审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有的均衡搜寻理论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匹配方法”(matching approach),此类方法的目标是在一个理性的、面向未来考虑问题的个体的范式中解释劳动者流动(worker flows)、工作岗位流动(job flows)和失业水平。
其基本蕴涵是,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匹配过程中存在双边摩擦,双方为克服市场摩擦而进行投资。因此工作岗位创造又取决于失业劳动者和可获得的空缺工作岗位数量,以及劳动者搜寻密度和企业雇佣密度,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匹配函数表达。此类方法的主要侧重点是研究决定均衡失业水平的各种效应,该效应是由市场摩擦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为完成匹配而付出搜寻、雇佣、培训和其他与匹配相关成本的投资而产生的。
第二类是“工资公告方法”(wage posting approach),此类方法主要论证的是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中,工资公告方法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匹配,也会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产生工资分散(wage dispersion)的现象。
此类方法假定工资水平是在一个非合作博弈的环境下由企业设定的,劳动者直接搜寻特定工资水平的企业。在此,市场摩擦是指劳动者为了搜集关于工资出价的信息而花费的时间。此类方法为解释与劳动者可观测的技能水平无关的工资差别现象提供了依据。
三、搜寻理论启示及中国应用
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此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
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部分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
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以上方法及其理论分析为失业中的工作岗位搜寻及其摩擦的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础,对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服务拓展与分析改进。
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服务水平落后,形式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信息共享程度低;相对而言,高级人才市场较为发达,运行效率较高。
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或猎头市场较为发达和成功,因为提供此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私人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主要由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等提供。虽然有些私人企业也提供此类服务,但由于利润不高,进入门槛低,所以有许多根本不具备基本经营资质条件的小企业也乘虚而入,服务水平和效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虚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基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都是经过传统的乡村纽带(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学)等人际沟通和简单的信息传播与信任载体而实现的。相互之间的介绍和带入当然能够避免盲目迁移和搜寻所产生的风险和成本,然而也会产生其他风险和成本(比如被熟人欺骗,工资甚至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然而无论多么先进的搜寻理论都需要一定的应用条件和社会环境基础,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只有当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服务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才有可能激励他们参与信息与资源的共享。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歧视；统计性歧视；歧视成本
作者简介：孙妍(1972～)，女，河南内黄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93-03 收稿日期：2008-04-02
一、有关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文献研究
劳动力市场歧视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由于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而引起的在就业，职业选择，晋升，工资水平，接受培训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市场歧视行为。
已有很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歧视进行了分析，蔡(1998)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制定了“歧视性就业政策”，以减少外来劳动力对城市职工的就业竞争，从而造成并助长了劳动力市场的歧视行为。俞梅珍(2007)认为，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靠计划配置机制实现的男女就业平等，而以利润最大化为国际的企业则极力规避社会成本的微观化，即随着作为女性保护者的国家退出微观经济领域，针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开始浮现。同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是就业歧视的制度性成因(张宗和等，2007)，并且教育的不平等与结构错位加剧了劳动力歧视(张抗私，2002)；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不仅加重了固有的就业歧视现象，而且使之更隐蔽化、普遍化和深层化(李新建等，1999)。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颇有道理，但仅是劳动力市场歧视产生的阶段性影响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策因素将不再是导致歧视的主要原因。由于歧视是个人及企业面临内外环境做出的决策和选择，是一种微观行为，因此，对其微观决策过程的分析将有助于抓住歧视产生的根源。本文利用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的数据，拟从微观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产生及特点进行分析。
二、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体现与特点
(一)歧视程度呈动态性变化
为反映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程度，笔者编制了歧视系数指标，将被调查者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主观感受赋值，认为在职业搜寻和职业发展中，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非常严重的赋值为0.9，比较严重的为0.7，不太严重的为0.3，几乎没有为0.1，然后对相应样本进行加权平均。通过计算发现：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歧视呈动态性变化，即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上升，歧视程度有所下降。如表1所示：
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不符。说明在存在年龄歧视的同时，尚有其他导致歧视的重大力量与之抗衡。
(二)歧视现象主要存在于职业搜寻阶段
笔者认为，以上现象说明劳动者在职业搜寻阶段所面临的歧视比就业后在职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歧视更严重。因为年龄越大，有稳定工作的比例越大，他们面临的歧视多是在就业以后所发生的；而年轻的被调查者则更多的处于寻找职业的过程中或在目前工作岗位上的时间尚短，因此他们对歧视的感受更多来自于职业搜寻的过程中。
另一组数据恰恰验证了以上猜测，问卷对性别、年龄、户籍状况、身高与形貌特征、工作经验这几个因素在职业搜寻和职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除工作经验外，其他导致歧视的因素均在职业搜寻阶段有较大的影响。由于职业发展过程中，雇主可以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更加清楚地观察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对其做出更客观的评价；而职业搜寻过程中，由于不清楚真实的劳动生产率且获得这一信息的成本十分高昂，便容易发生以外在条件择人的现象。这进一步说明了大多数歧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甄别手段而非偏见造成的。
(三)统计性歧视是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主要体现
由于歧视程度呈动态性变化。则偏见就不能成为歧视的主要成因。因为一个雇主若存在某种歧视性偏见，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不可能在选择雇员时存在，使用雇员时就不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偏见不是歧视的根源，缺乏科学的人员甄选手段才是导致劳动力歧视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有效的人员甄选手段，所以在人员选聘过程中容易依赖一些直观的标志，如学历，性别，年龄，户籍等等，这样可以大幅度节省招聘成本。然而由于这些信息的信度和效度有限，所以雇主在借助于这些信息进行人员选择时便造成了统计性歧视。所谓统计性歧视，是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看作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并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用标准而产生的歧视(杨河清，2002)。显然这种歧视行为与雇主的偏见无关，只是企业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一种理。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歧视是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及手段普遍落后的结果。
三、信息不对称下企业的歧视成本分析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面临两大成本，一是甄选成本(Cs)，它包括各种测试费用，如面试、笔试、心理测验、情景模拟等，信度和效度越高的测试往往成本越高，有的测试还需要专业的测评人员进行分析，对于这一点，很多企业难以做到。在缺乏科学的甄选手段时，企业往往会借助一些劳动力市场上的常规做法，如依靠学历、经验、性别、年龄等信息，借助于这些统计性信息可以大大节省甄选成本。因此，在招聘过程中，歧视的实施有助于降低甄选成本。二是效率损失成本(ce)，当企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依赖于一些统计性信息进行甄选时，即发生歧视行为，同时，招聘失误的风险加大，给企业带来的效率损失亦随之增加。效率损失包括选用了不合适的人造成的工作绩效损失以及未来有可能需要再次更替人员所造成的人员置换成本。很显然，它于歧视程度成正比。歧视的程度越严重，效率损失越大，如图1所示。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的总成本为甄选成本与效率损失成本之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谋求的正是招聘总成本的最小化，即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而该曲线的形状取决于甄选成本曲线与效率损失曲线的边际变化。
如果随着歧视程度的上升，甄选成本的边际下降等于效率损失成本的边际上升，则总成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采取何种程度的歧视行为都对用人成本没有影响，因此，雇主便不会有控制歧视的动机。如果随着歧视程度的上升。甄选成本的边际下降大于效率损失成本的边际上升。则总成本呈下降趋势，此时企业实施的歧视行为越严重对企业越有利。反之，如果随歧视程度的上升，甄选成本的边际下降小于效率损失成本的边际上升，则总成本呈上升趋势，此时企业实
施的歧视行为越少对企业越有利，理性的雇主会有意的去控制歧视的发生。
由于企业首先会节省掉那些开支较大的测评项目，所以甄选成本下降的速度随歧视程度的增强而放缓。效率损失曲线则相反，随歧视程度的加强，错误招聘的概率越来越大，效率损失的递增也越来越快。从而使企业招聘的总成本曲线为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因此，即使在雇主不存在歧视性偏见的情况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仍会实施一定程度的歧视。并且此时歧视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没有一种市场力量可以使其消失。西方歧视理论中关于市场力量可以使歧视最终消失，实施歧视的雇主将受到惩罚，最终被挤出市场的论断并不适应以上情况，其分析的起点是雇主存在歧视性偏见，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并不相符。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歧视产生的微观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结论及建议。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行为主要为统计性歧视，是企业在雇佣信息不对称下缺乏科学的甄选手段所造成的，雇主的偏见心理并非是歧视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歧视产生的原因，可以通过改变甄选成本和效率损失的边际变化来约束歧视行为。如图2所示。
(一)降低科学甄选所需费用
雇主之所以选择歧视，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的甄选成本过于高昂，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实施一定程度的歧视可以降低甄选成本。如果将科学甄选所需费用降至企业能够负担的范围，则可以较好地控制歧视的发生。
并且，如果随着歧视程度的上升，甄选成本不会有大的下降，则实施歧视的收益便大大下降，甄选成本曲线由图l中的cs移至图2中的cs，这一变动可使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向左移动，从而使歧视程度下降。而使甄选成本曲线变得缺乏弹性的根本做法亦在于降低科学甄选的成本。例如，通过产学研联合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工作分析建立一套针对一些基本职业的工作规范标准，尽可能详细地列出各种素质特征与工作绩效的相关程度以及相应的测评方法，或通过政府的劳动服务部门提供价格尽可能低廉的测评服务，则可以大量节省企业的甄选成本，使实施歧视所带来的收益减少，从而使歧视程度降低；同时避免雇主由于不清楚应如何进行人员甄选而依赖于统计性信息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劳动力需求量大的职业种类，如营销、文秘等，提供有效的甄别方法将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
(二)增强劳动者的个体差异性
统计性歧视是通过对某一总体的共性特征来推断总体中某一个体的特征，并以此特征作为判别依据，实现对人的甄选的行为。如果总体内个体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则依赖总体特征进行甄选就存在较大风险，失误率较高。所以，当雇主普遍发现依据学历、经验、性别、年龄甚至户籍等特征来选择雇员错误率较高时，效率损失曲线将以较快的速度上升，由图1中的Ce上升至图2中的ce，这一变动使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向左移动，理性的厂商将尽可能地去控制歧视的发生，进而使歧视程度减缓。因此，提高个体差异性可以有效地降低歧视程度。
提高总体内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即劳动者在技能水平，素质特征以及行为方式上没有统一的烙印，归属不同群体的劳动者在生产率上没有共性的差别。这需要打破一些外在条件对劳动力的影响，例如，加强城乡间的交流以及各项社会福利的普及，使户籍的影响得以弱化，进而使不同户籍的劳动力没有明显的共性差别，这有助于使雇主放弃依赖户籍进行甄选的行为。再如，加大对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投入，利用政府及社会的力量改变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打破女性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低下的统计性结论，从而有效的控制性别歧视的发生。
(三)增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关键词：延退政策;失业率;劳动力;社会保障
一、前言
退休制度是国家为了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关系而构建的一种劳动关系退出机制。从宏观层面上讲它是使达到一定年龄的劳动力强制离职，从而为年轻人腾出工作岗位的最好机制;从微观层面上讲它是使劳动力获得休息权的保障，使劳动力在精力衰退和无法胜任工作时能够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一种途径。有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按照平均寿命来确定退休年龄。[1]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平均寿命比60年前确定社会保障福利模式的时候提高了，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人认为，这些增加的年份应该以更长的工作时间来“支付”。本文研究的意义在对于延退政策的影响进行利弊分析，通过对延退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对如何更好地实行该项提案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为我国科学摆脱养老方面的困难及如何有效实行延退政策提供借鉴。
二、延退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
（1）延退政策对就业率的影响。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退休年限的延退有两层隐患：第一是工作年限的增加就会意味着新生就业人群的需求减少。第二是支付养老金的年限减少意味着年老后所领取的养老金也相应减少。再者，养老金的实际领取额度和原有规定之间存在差额，老年退休职工往往无法全额领取到养老金。从经济学的定律来看，养老金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之间存在矛盾，养老金通常以银行储蓄的形式来呈现，而就目前较强的通货膨胀形势来看，养老金收入相对缩水，无疑延退政策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另外，消费决定需求，因为需求市场的缩水，造成企业生产相对减少，则利润也会相对减少，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对减少，可以理解为失业未必能带动就业。同时，从我国的就业现状来看，一方面我国总体上劳动力基数大，劳动力就业市场信息流通不畅;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素质不高，企业对劳动力素养的专业性、技术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我国就业形势。
（2）延退政策对劳动供给率的影响。为了分析延退政策对劳动力供需的影响，本文假设原退休年龄为A0，如下假设延长到A1，以下提供两类条件模拟劳动供给率的变化。
第一，假设1：非硬性劳动供给率。依照这一假定，劳动力的供给的可用垂直线表示，如图1所示。假如我国对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变，那么员工的年龄处于L0～L1之间时就会退休，但当规定改变后，退休年龄延长至L1之后，此时这部分人群就会选择再就业。然而，此时大批年轻人大学毕业也正选择就业。由此发现，不管工资额度是涨还是跌，新增就业的年轻人群和尚未到退休年龄的老年群体都在选择就业。
随着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相对应的劳动力所获的报酬便会相对减少，按常规情况思考，此时市场应该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由于市场上报酬的调整，由W0下降至W1，则使得就业市场仍然十分稳定。根据国内外研究结果会发现，人在年老时由于精力和能力的下降所得的报酬自然会减少。但此时，从图中曲线变化显示，工资报酬由W0到W1的变化不是过程的终结，这是由于劳动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总产出的提高，进而使得劳动总收入提高，这又会进一步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工资上涨，由W1提高至W2。
根据上述分析，尽管退休年龄延长之后，但就业率仍然会比较高，新增的年轻劳动力会全部就业，而过去本该退休的人群也会成功再就业，但其收入水平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缩水影响。
图1 延退政策和就业：劳动供给无弹性
图2 延退政策和就业：劳动供给有弹性
第二，假设2：劳动供给有一定弹性，即弹性系数在0和1之间。从这个假设中我们可以知道，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从左往右上升的直线，见图2。让我们假设D0是起始劳动力市场需求，S0是对应的劳动力供给，W0是均衡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中，依据旧有的退休制度，年龄处于L0和L1两点之间的都属于应退休劳动力，不过当下退休年龄的临界点由L0变为了L1，这些多出来的劳动力就都会继续留在就业大军中，暂且假设就业量为L1’，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即由W0下滑至W1，而在工作―休闲模型的选择下，工资变少必然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态度。一些在职员工将会辞职，未找到工作的劳动力也会持观望态度，所以实际就业率就变成了L1。不过与L0对比发现，劳动力市场供给量相对来说还是增加了。与假设1相仿，劳动力市场供给量如果增加了，那么社会总产出也就增加了，相应的社会总收入也会有所增加。这就带动了人们购买产品和服务的热情，因此又会急需更多的劳动力，薪资就将再一次增加，即从W1上升至W2。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将劳动力的退休年龄延后，使一些本该退休的人继续留在了就业市场中，部分则选择退出劳动市场，工资有一定下降。
在假设1和假设2这两种不同的劳动供给弹性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所做出的回应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由于退休年龄延后这一做法尚在摸索试验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所以没有准确的数据来支持它。因此，即使要评判哪种可能的实际性较大，我们也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结果。
各行各业都会受延退这一改革所影响，但具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政府和事业单位就职的员工会受到政府政策的管束，延退于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继续工作对其退休后的生活大有好处，可以减轻他们年迈时的压力。从属于企业的员工通常是不会主动辞职的，除了被迫内退。因为由劳动力生命周期理论可知，劳动力年迈时收入会下降。如今我国的退休年龄不高，但人均预期寿命却在不断增高，假如依据现行退休年龄标准执行退休，养老金方面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另外大学生们大都不会因为工资的下调就放弃工作。站在经济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家庭不会在学生毕业后还全面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另外当代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使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所以大部分人也会继续留在劳动市场中。除此之外，在以上的分析过程中，一切假设均是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这只是在做短期分析。如果我们把目光放长远的话，注意关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长，延迟退休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广泛。[2]
（3）延退政策对社会人力资本的利用率的制约。此外，推迟退休的年龄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极大影响作用：推迟退休的年龄能扩长以后的工作时间，它影响到了劳动者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的决策。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指出，劳动者知识及技能是组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部分之一，而知识及技能则主要通过教育及培训获得，个人有关教育的投资决策会把教育成本及收益分析当作基础。[3]假如工作时限加长，在教育投资方面的收益期也会延长。因此，刺激到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以促成劳动者加长教育的年限，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加大专业及实践经验培训力度，这都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好处。推迟退休的年龄在人力资本充分利用方面也有一定积极的影响。我国现人均预期的寿命水平延长，社会一般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平均的受教育基本水平渐提高，有关劳动者的自身素质也明显提高。教育年限提升要求人力资本年限随之后移。若不顾及我国的劳动力基本情况，仍按原本法定的退休年龄要求劳动者，可能导致大量人力资本的闲置。此外，老年的劳动力于同一行业及岗位积攒了较多工作经验，若仍将其放在原工作岗位能为企业接连创造更大的收益，还能节省在新员工培训方面的成本。推迟退休的年龄能充分利用到老年的劳动者们的余热，以推进人力资源有效合理利用。
（4）延退政策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影响。从横向角度来看，我国的退休制度包括公职人员退休制度和企业职工退休制度两种制度类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一直倍受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之间利益的不平等。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从养老金缴纳角度来看，公职人员在职期间不用缴纳养老金，退休后养老金完全由国家财政予以拨付，而企业人员则需在在职期间与所在公司共同按比例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养老金，其养老金的数额与在职期间养老金缴纳的多少有关。其二，从在职期间的待遇角度来看，公职人员的待遇高且有国家保障，相比之下，企业职工的待遇与工作单位效益挂钩，且随时可能面临企业下岗裁员或企业破产的风险。其三，从退休后养老金待遇角度来看，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要远高于企业人员，甚至达到一倍以上，而且近年来替代率的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4]因此，若在如此不公平的制度前提下，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对企业职工来说损失会更大，两群体间的矛盾将会加剧。因此，应首先切实取消退休“双轨制”，逐步将公职人员纳入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内，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在公平的环境下实现法定退休年龄的逐步延迟。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延退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就业率和供给率影响有限，而延退政策对于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有效利用大有帮助，这是正面效益。但是，从个体来看，延退政策对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和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因此，采取一刀切的延退政策会损害部分劳动者的权益。基于此，在我国有必要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明确规定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有区别的对待智力行业领域的劳动者，相对于其他劳动强度较高、安全风险较大或者其他有关行业工作方面，可变通选择较为刚性的相关法定年纪。由于我国不完善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部分退休后再工作的劳动者，可以更多地收入，延长退休年龄等于减少了额外收益，低收入和重体力者会选择早点退休。[5]弹性退休制度的设计不仅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权，也尊重劳动者选择休息的权利。相应的养老金的收入也会有区别，前提是保证劳动者合理的收益，降低不合理收益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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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劳动力市场 变化趋势 建议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228-02
随着中部隆起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唐河县这个有着13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就业状态总体趋升,但在当前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和再就业任务将依然繁重。就业总量虽然实现了增长,但城镇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将是难解的课题。本文在对唐河县劳动力市场价格结构与变化趋势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唐河县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至2009年底,唐河县的总人口达到130万人,其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8万人,占71.38%。全县就业人数为55.2万人,就业率为59.6%,其中城镇就业人数为19.43万人,占35.2%,乡村就业人数为35.77万人,占64.8%。
1.供给过剩。该县劳动力供给市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原企业、集体企业的富余职工和失业人口;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新增就业人口。2009年该县登记失业人口3939人,而实际情况远非这个数字。据测算: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涉及职工25500人,按30%的比例失业计算,失业人员的总数可能达到7650人,再加上15%的企业破产和倒闭导致的失业人口数,预计该县这几年企业失业人数超过万人。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农村约有33万剩余劳动力,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力每年向城市转移约3.3万人。这个数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除此以外,新增劳动力是该县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1982年,另一个是1987年。总体而言,如果以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那么1998年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并会一直延续到2012年左右。据测算,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总量将在1.5万左右。
2.需求不足。与此相对应,该县就业需求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现象。不仅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率不断走低,2007年为70%,2008年降至63%,2009年则降至60%以下;而同期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人口最多只有70%的新增劳动力能够找到工作。2007年以后,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到2008年全国大中专毕业生在唐河县的就业率降为82.75%,2009年下降为68.2%。
一方面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用工紧缺现象十分突出。据对全县建筑、制造、餐饮、宾馆、批发零售、社区服务、保安、交通运输、金融电信、季节性用工等10个行业的264户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情况显示:目前全县有65%以上的企业招用了农民工,农民工占到了企业职工总数的58.6%。其中,所有的建筑业、餐饮业和制种业都招用了农民工。调查中,近一半的企业反映,今年以来,一些技术工人和农民工首次出现短缺现象。在建筑、餐饮、制种行业的用工旺季,农民工紧缺尤为突出,一些经营单位不得不靠提高工价来解决燃眉之急。面对劳动力市场需大于供的状况,部分企业采取提高福利待遇等办法稳定用工队伍,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据某职介所介绍说,今年来这儿招工的企业和个人比往年多。往年这些企业和个人大多招聘年龄在18岁到25岁左右的人,可现在把年龄放宽到30岁左右,应聘者还是屈指可数。各行业工资涨幅也很大,月平均上涨了100元至150元,特别是一些技术性比较强的职业,工资涨幅就更大了,但前来应聘的还是很少。
据分析,造成该县部分行业用工短缺现象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其一,劳务输出人数大幅度增长;其二,各大、中城市的企业为吸引劳力,相继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劳动力价格,加快了唐河县劳动力转移步伐,同时也拉动了该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其三,该县企业产品升级和经济效益的逐年增加,用工单位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四,该县的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在技能型人才中,高级技能人才更为短缺。劳动力总体素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需要,“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二、唐河县劳动力市场价格结构
1.就业结构。从产业看,2009年末,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是35.7万人、6.83万人和19.52万人,所占比例分别是58.2%,11.2%和30.6%。2009年该县一、二、三次产业的GDP比例分别是52.9%,15.2%和31.9%。就业结构与GDP的比例基本相适应,由此可见,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行业分布看,传统产业如农业、采掘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提高。
2.就业特点。一是非正规就业人数庞大。据抽样调查数据,全县城镇的各类非正规就业人数大约是7-8万人。这些就业者就业不稳定,基本没有社会保险,缺乏劳动保护,工资收入低下,工作时间长且不固定等。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一方面为缓减就业压力和贫困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劳动者权益得不以有效保障,并出现大量“有工作的穷人”。二是流动就业规模巨大。该县目前流动就业人数大约在12万以上,流动就业的大多数是所谓农民工。其中跨省流动就业人数约8万人,约占全部流动就业人数的70%;绝大多数流动就业人员进入城镇就业,占城镇全部从业人员的近80%。目前该县外出的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其最大特点和问题是:农民工长期处于“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由于城乡和地区分治,进城农民工不能难以实现与城市人平等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护。
3.工资水平。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层和工资分化明显。据调查,普通技术工种(初中级技工)的工资一般是非技术工种工资的1.5-2倍,如沿海地区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1500至3000元之间,而非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600-1000元之间。高级技工的工资更高。二是行业之间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的工资大大高出非垄断行业。从事电力、通信等垄断行业的劳动力与非垄断行业(以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为例)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1.43倍。三是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更由于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工人缺乏制衡资本的组织力量与手段,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且长期得不到增长。据在广东打工的朱先生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名义工资20年来基本上没有增长,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大大下降了。
从调查的情况看,根据职业划分,流动民工中收入较高的是从事餐饮业和当裁缝的民工,月净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分别占从事该职业民工的86.6%和69.7%,收入较低的是家庭保姆和在酒家、宾馆、招待所等服务单位打工的民工,月净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分别占从事该职业民工的98.2%和37.2%;根据打工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划分,收入较高的是个体工商户在和三资企业打工的民工,月净收入在700元以上的分别占该部分民工的66.4%和8.5%,;收入较低的是私有企业和企业企业的民工,月净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分别占该部分民工的30.6%和15.6%,出乎意料的是,在各种所有制单位中,私营企业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的。此外,调查还发现,民工的收入与民工进城打工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打工时间较长的收入较高,打工3年以上的民工在月净收入800元以上档次上的比例最高,占15.7%,打工时间较短的则收入较低,打工1年以下的民工在月净收入600元以下的档次上的比例最高,占20.2%。民工性别和年龄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男性民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民工月净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占77.1%,相反女性民工月净收入在800元以下的比例高达77.2%。此外,除了工资性收入,也有一定的福利待遇。
4.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0多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9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人,2010年以来为1786万人,增长3.3%。但仍有20000多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一是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二是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三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四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
三、政策综合效应的影响
1.加强基础设施对劳动力的流动性影响是比较大的。该县的劳动力价格不仅低,而且流动性非常大。以今年来说,北京市市场劳动力价格比去年上涨大概20%(建筑领域),主要原因就是京津地区开发速度加快(尤其是天津市),很多在建项目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劳动力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劳动力涌入这些城市。2009年,该县进入京津地区务工人数就增加了1.5万人,较上年增长34%。而2007年和2008年唐河县农民工的流向主要是西部,而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逐年减少。
2.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在全县劳动力供给居高不下的同时,全县经济发展派生的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由于全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乏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降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
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阻碍劳动力顺利转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组合。劳动力流动时滞和流动风险客观上要求建立健全养老、失业、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减震系统,解除劳动力流动后顾之忧,这不仅是近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法则,也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就唐河县而言,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的严重滞后,社会保障覆盖面太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功能分散于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内部。同时,社会保障的企业化和单位化使全县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就业具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性质,没有就业单位也就丧失了社会福利,形成单位和个人之间割不断的“父子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非企业经济成分流动的积极性差,阻碍了劳动者就业岗位的顺利转移。
4.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下岗人员。在唐河县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几次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历次调整力度不够,重基建、轻技改,从总体上看,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发展不足,生产能力扩张、产业规模扩大始终是该县产业政策的主要导向。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使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老的产业不断被淘汰,职工就业转移时滞和部分职工技术技能相对落后,使结构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失业职工的行业构成来看,多数集中在传统产业部门。据统计,2007年以来全部下岗职工中,轻工业占27.1%,其次为机械工业,占16.3%,化工业占14%。从纺织行业来看,由于长期以来重复建设严重,造成全县纺织行业生产总量严重过剩。2005-2009年5年间,全县棉纺锭从18.9万锭增加到41.8万锭,且相当部分是落后棉纱锭,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企业生产总量过剩和过度竞争,使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原料、人工成本等各项费用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完全丧失了市场的竞争优势。2005年以来,全县纺织行业已连续5年亏损,涉及职工2108人,有近2/3职工跨行业转岗。
四、对策与建议
1.培育就业市场。一是重视中小经济组织。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个体、私营、外商投资、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来增加就业岗位;二是发展第三产业。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继续发展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尤其要积极开发社区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就业岗位;三是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调整企业结构,发展有市场需求、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继续发挥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的作用;四是创建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创建就业容量大、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五是整合灵活就业市场。适应企业用工需求和就业方式的变化,鼓励失业人员通过非全日制、非固定单位、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实现就业,并通过发展劳务派遣、就业基地等组织形式为灵活就业提供帮助和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六是依法规范劳务输出、输入。根据国际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积极促进地区、地域包括境外企业之间的劳务交流与合作。
2.积极促进就业。不断健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形成通过就业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有效拉动就业需求的良性运行机制。从制度建设、政策导向和环境改善方面入手,鼓励城乡居民自主创业,对就业特别困难的人群和长期失业人员,政府部门要联合社会力量,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就业援助,使社会援助成为我县就业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失业预警制度,重点监控劳动力供求和失业率变动在,并制定有效应对失业风险的预案。
3.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灵活有效、覆盖城乡的职业培训网络,增强劳动者就业、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实际能力;要依靠中学、大学和社会组织大力开展多层次和多渠道的职业教育;要引导企业大力加强对员工培训,广泛开展在职教育。同时,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扩大职业资格适用范围,广泛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大力提升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证书的社会地位。
4.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兼顾城乡就业。打破城乡分割,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平衡有序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实现城镇登记失业率向城乡调查失业率统计监控方式的转变。随着整体就业压力的减缓,城镇化建设步伐逐步加快,要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就业,逐步加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提高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改善城乡就业的市场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程度。
5.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一是适应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就业形式变化的格局,以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二要适时改革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既适合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自特点,又相互衔接,便于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三要根据城镇化的进程,研究制定适应农民工就业特点和需求的社会保障政策,适时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首先解决他们在工伤和大病医疗方面的突出问题,同时,探索对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关键词 劳动者选择 生命周期理论 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更多的是由劳动者本人的行为决定，劳动者在衡量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选择，包括是否选择工作，以及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
劳动者如选择教育，此时其身份是纯消费者和为未来投资教育的投资者，劳动者如选择职业，赚取报酬，其身份为消费者和储蓄者，为当期生活与未来生活做储备。劳动者在当时当地所做出的选择，无不是比较当期成本、当期收益，未来成本、未来收益后的选择。劳动者的选择会受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所影响。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借鉴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两种假说的前提为：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上述两种假说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第二，一次性暂时收入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第三，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而两者的区别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偏重对储蓄动机的分析，从而提出以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变量的重要理由；而永久收入假说则偏重于个人如何预测自己未来收入问题(高鸿业，2004)。
人在社会上有多种角色，因经济学中研究的偏重方向不一样，人既可以是消费者又可以是劳动者，成为消费者的前提必先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做出各种选择，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选择教育的方向和内容，选择工作的类型和职业方向。本文认为人作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类似于生命周期假设和永久收入假设中消费者的选择，类比之后，本文认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劳动者选择不只同当期选择时的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有关，他的选择会结合当期的实际情况，并以一生的职业发展方向作为其决策的依据。
第二，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对教育和工作的选择与其年龄阶段有很高的相关性，理性劳动者通常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进行合适的选择，接受教育的年龄阶段比较固定，即接受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年龄阶段是相对固定的。除接受教育的其他阶段，劳动者选择工作，其工作的时间包括工作、寻找工作以及失业的时间。
第三，由于劳动者做选择时，会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考虑，以整个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所有劳动者当期选择也受其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尽管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未来的收益不如等量的当前收益更有价值，但是心理学家用看重当前(pre―sent-oriented)以此来描述那些对未来的事情或结果不是非常在意的人。看重当前者就是指那些用很高的贴现率(r)来对未来的收益加以折现的人。”(伊兰伯格，史密斯，2007)看重当前和看重未来预期的劳动者都会以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为前提，所不同的是其贴现率不同。
第四，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两个重要的选择，教育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具有替代效应。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生存和工作的的总时间是确定的，按60岁退休计，劳动者将在这60年中去分配其教育与工作的时间，选择受教育必定会损失工作的时间，反之亦然，所以教育与工作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第五，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有三种身份的共存和转变，这三种身份分别是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劳动者的消费是现期的支出，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储蓄来源于现期收入，为未来考虑而作的储备，未来可以得到确定收益；投资来源于现期收入，也是为未来考虑做的决定，未来得到的收益不确定。教育属于投资，接受教育的预期不一定与未来的真实情况相符合。
第六，短期社会的教育与职业变动引起劳动者选择时的教育与就业方向变动较小，劳动者将会受长期变动趋势的影响。
二、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
在我国学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包括：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大学专科)、大本(大学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照目前看来，由于义务教育的年龄段限制，且初中毕业者选择相对较多，中国劳动者生命周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初中毕业时(约15―16岁)，初中毕业后有三种选择，即第一，直接工作，第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第三，继续上高中，为日后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
劳动者第二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高中毕业时(约18―19岁)，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即第一，工作；第二，参加高考，高考分流后，选择读大专／高职，或读大学本科。
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这两个选择时段中，劳动者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自身未来的发展前途，当无数劳动者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指向性时，其职业选择也集合为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现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相关原因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本文认为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出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些问题与劳动者生命周期的选择有关，这两个时段的选择将决定劳动者未来生命周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本文将讨论在劳动者做出选择时，是什么影响劳动者的选择，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在现期做出选择。
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劳动者如选择投资教育，则是纯消费者，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要继续学业，教育和生活的费用由父母负担，劳动者的选择是自身和父母所组成家庭的联合决策所决定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在基础
设施建设，劳动者收入、消费方面，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劳动者在进行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就业选择时，面临的自身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其选择的不同。
(一)关于农村居民的选择
据统计，农村人口从90年代起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一直比城镇人口高，200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注1)。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三十年来下降一半(数据来源：广州日报，2009-01-23)。从以上数据可以判断，上世纪80年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农村人口拥有占当时全国大学生总数三成以上的农村大学生，而到了2006年，占全国人口近六成的农村人口只拥有占全国大学生总数不到两成的农村大学生。按比例来说，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的比例快于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
是什么让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了呢?
如图1所示，16岁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如选择读高中，考大学是其最终选择，22岁大学毕业，其间有六年的时间，选择读大学后，其成本包括六年间放弃的工资性报酬以及生活费、学费。这六年中劳动者是纯消费者，其与父母的家庭为劳动者共同进行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的费用来源于其家庭中父母当期收入和之前的储蓄，如教育投资的费用等于或大于此家庭中的收入和储蓄，此家庭将负债，生活肯定会难以为继，基于对未来劳动者受高等教育后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的起点和增速较高，此家庭会选择负债进行教育投资。
但目前的问题如图一所示，工资性报酬流B代表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A代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C代表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待遇出现趋同趋势(注2))。从图1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选择读大学的成本没变，某种程度讲可能是增加的，而总收益确在下降，由之前的收益1与收益2之和降到了现在的收益2，这意味着现今一个农村家庭为孩子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劳动者会在生命周期中用更长的时间去偿还，这会使家庭所承受负担加重，其心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农村居民选择读大学的比例下降了，他们一般会接受收益较小，负担较轻的选择，义务教育之后即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二)关于城镇居民的选择
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农村大学生比例的降低，城镇大学生比例相应升高，为什么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城镇居民的适龄劳动者中选择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也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7月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718名公众的在线调查显示，80.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学历门槛。求职招聘、评定职称和职位晋升，成为学历门槛最明显三大领域。在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是高收入人群，统计数据显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注3)。劳动者对高学历的预期是有根据的，高学历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边际收益。
如图1所示，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城镇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投资教育对家庭负担较轻，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如之前，但在职业生涯中，投资高等教育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析，城镇居民在投资教育的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更多的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三)关于“民工荒”、“公务员热”问题的生命周期分析
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民工荒”、“公务员热”与劳动者对工作的稳定性诉求与未来工作能力下降后能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相关。“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静态的供不应求，从劳动者的角度讲，未进行进一步的高等教育投资，导致其职业生涯中连续的工资性报酬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职位升迁的机会不多，加之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较小，农民工的工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在有工作能力期间，选择其当期收益最大的工作。农民工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也导致了其选择的随机性更大和其选择的稳定性更低，受当前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也更大。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农业性收入提高后，当农民有了一定积累可以自己创业时，即当农民有了多种选择可以维持生存和生活时，企业的不稳定工作和低社会保障功能对他们来说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公务员热”中报考公务员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及以上学历，最近几年，政府为提高公务员素质，学历在职务晋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工作稳定，福利待遇高，退休后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险。在生命周期中的工作和退休阶段，公务员这个职业对高学历劳动者都很有吸引力。
三、从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的政策建议
在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每个劳动者及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决定其选择的，即每个劳动者及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教育和职业决策都反映了该劳动者及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企图。
劳动者的整个生命周期由受教育、工作与退休三个连续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的目标都是使本阶段达到理想状态，此阶段理想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开始做最佳的准备，并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其受教育阶段为消费和投资教育阶段，工作阶段为消费和为未来储蓄阶段，退休阶段为纯消费阶段。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具有短期有效性，应根据劳动者的生命周期选择更
有针对性和连续性。
第一，要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在接受教育的阶段，使农村人口能获得更加平等的机会，首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险，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自身的发展和后代的教育。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进城农民工的后代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选择时可以更多样化，渐渐摆脱单一的打工的局面。
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企业需要高素质人才，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用武之地。
第三，让学历具有更加完备的信号功能，学历成为真正具有代表劳动者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资格证书。
第四，让每个劳动者在职业岗位上都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晋升的机会，让就业体系成为良性循环的体系，如果让大量劳动者随时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即低学历低技能低保障劳动者的存在，很容易在某一阶段爆发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第五，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生存和生活不只依靠国家的对他们的医疗保险盒社会保险，最重要的是能让这部分人口在工作阶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增长积累合理的财富，国家应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健全投资市场上下功夫，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上市公司占据国家优质资源，具有长期增长稳定，收益率高的特点，应拿出更多的财富在二级市场上与投资者分享，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注释：
1 2000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三个以上居住在城镇，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二十年前的80％以上减少到不足70％。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农村人口仍占56％。
2 中国社科院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
3 《2005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报告》指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71.85％，其中受过本科教育的高管占总人数39.3％，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历的高管则分别占总人数的25.43％、7.13％。《中国证券报》公布的一份关于1999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的调查分析报告调查显示：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硕士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大学学历段高，平均在1.28万元到1.4万元人民币，大学与大专学历的月薪差距不明显。在1.13―1.3万元人民币之间。除董事会外，学士学历与专业文凭以下学历人员的月薪也有较大差距。
参考文献
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动力机制
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然而现实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实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所必须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协调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使之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综合系统。各种动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原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主动力―政府的引导规划、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另外，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助力。
一、原动力―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导
市场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原动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健的经济基础。劳动力资源配置，通常指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资源的需要。劳动力资源配置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的经济物品，其总量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总是不能够被完全满足，因此就产生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劳动力资源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它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求机制、工资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实现的，这三种机制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这样，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都会随着市场信号而采取行动，最后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来看，则是除了市场机制以外的、包括政府调控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还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过多过大，这直接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常常被削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大，从而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理作用力。
二、主动力―政府统一引导、规划
政府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动力。“增长极”理论与“中心―”理论表明，市场的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可能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中若完全放任市场运行，则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各地政府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用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产品生产、供给机制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益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有益于提高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共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时期，政府实际上还需要承担“政府造市场”的职责，主要是营造市场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正因如此，政府往往倾向于不自觉地包办一切，充当“全能政府”。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调控，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政府调控来弥补。除此之外，任何扩大政府调控作用范围和政府权力的倾向都应该防止。政府调控的缺陷需要市场机制来纠正，政府失灵必然要求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自然秩序与认为秩序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保障。
三、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弄清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与功能，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家庭和企业则是两个市场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供给和需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价格，保障了国民经济循环往复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一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特别是工资差异能够自发调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二是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用人单位又可以自主用工，所以劳动力供求双方都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双向选择。三是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业和部门中去，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活力。
第二，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的功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收入虽然在理论上说遵循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在团队生产条件下，劳动就具有不可计量性，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结果造成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过程中，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就可以使劳动者获得相对合理的收入。
第三，加快经济增长的功能。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的质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存在必将激励和迫使劳动者不断去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变得更为便利化和经常化，这就势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推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功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它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力。培育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对我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进程，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要作用。
第五，培养劳动者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谋生意识和能力。因为，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自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拥有，所以劳动者有权也应该自我决策，来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自主决定自己的生存方法和方式；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就主要变成自己的事情。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
四、社会助力―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社会助力体现在有力的组织保证。除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作为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缺一不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江南市镇经济圈，它很大一点上就是得益于当时强劲的民间力量。用民间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民间力量来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不仅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势，而且不容易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
根据现代政府理论，政府的存在是基于公民的授权。因为政府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所以也存在逐利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有了不受节制的权利，则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要求，就必须要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利范围。作为一种结构性补充，民间社会必须得到健康发育。政府鼓励民众自主提出可持续发展及活化竞争力的计划，政府支持民间的社会主体去尝试完成梦想的可能，并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措施―如提供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来支持这一变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仅仅是一种手段，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才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围绕此目的，政府与学界、政府与民间，按不同的分工与定位，对政策配套、体制调整、资源共享、利益分配等诸多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可在理论层面作多角度的研究，以求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徐林清.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6：26.
本地劳动力已难以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随着*市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开发区内企业用工近年来呈现迅猛上升趋势。2003年经济开发区仅有在职工人2300多名，到2007年底已达23310人，短短数年内增长了10倍。2008年初至今，*经济开发区又新增工人5000人，达到28000余人（不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据预测，2008年开发区必须新增15000名劳动力才能基本满足辖区内工业企业的用工需求，也就是说，开发区还需再增10000名劳动力才能满足今年企业用工需求。
"本地劳动力能消化的基本上已消化完了，从现在开始本地工人不够了，我们正在设法帮助企业到樟树、上高等周边地区招工。"据经济开发区劳动就业局局长王小军介绍，3月14日起，他们已在樟树市黄土岗镇专门设立了一个招工点，帮助企业招收员工。"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樟树的昌傅镇、临江镇、吴城乡再设立几个招工点，帮助辖区内企业招工。据我们调查，这一带有四五万劳动力，如果做得好，解决今年开发区企业用工应该没有问题。"他说。
*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李福科认为："*的农村人口只有50多万，在外务工的有23万，加上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等实际已就业的共有30多万人。另外在农村从事种养业的有16~17万，剩下的基本是老人、孩子，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按*工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必定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
"今年我们还能勉强应付。"李福科说，"但是，赛维LDK的硅料项目投产后，赛维的用工人数将达到4万人，企业目前有员工7000多人，至少还要增加3万多人。这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用工压力。这还仅仅是赛维公司一家企业的情况，江锂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江锂还没有全部投产，从去年起已开始到安福招收了600多名员工，如果全部投产必然会出现用工短缺情况。"
结构性紧缺造成*部分企业招工难
据*经济开发区劳动就业局局长王小军介绍，目前*经济开发区缺工企业主要为新能源、电子、纺织服装等行业。新能源行业主要缺中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等高技术人才，工资高到每月收入5000~6000元仍然人才难求；而电子行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待遇相对偏低，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经常要加班加点，普工难招；纺织服装行业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待遇偏低，噪音、灰尘污染重，工作环境差，缝纫工、纺织女工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原新纺女工有不少不愿意再从事这一行业，纷纷转到赛维做普工。
从目前全国形势来看，电子、纺织、服装行业招工难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实际上，*电子、纺织、服装行业的普工多为外地务工返乡人员。一方面，这几类企业由于受季节性影响，订单多时需要大量普工，一旦进入淡季则大量裁员，导致员工流失严重。另一方面，相对来说这类企业工资较低，条件较差，也造成了员工难留。"飞宇电子我们曾经帮助它至少招了9000名员工，现大概还有3300人。"王小军认为，*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几大行业的同类企业少，无法做到员工根据企业的订单在同类企业中相互流动，易造成人员流失。
择业者的观念更新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又一大问题。一方面我们不缺大中专毕业生，大中专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技校生十分受欢迎，*职校的很多学生毕业前早早地就被"预定"一空。而许多大中专毕业生不愿意放下架子从基层做起，一毕业就想进入中层管理层或白领阶层，实际上管理岗位是有限的，刚毕业的大中专生放到管理岗位上还做不过工人。
*民办院校毕业生留在*工作的不到10%
*职业教育发达，拥有各类职业学校50多所，其中万人以上的职业技术学院4所，共有约8万多名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按理说，*的民办院校每年可为*提供大量的劳动力，缓解本市劳动力紧缺矛盾。然而调查发现，*民办院校的毕业生留在*工作的不到10%。这意味着，*民办院校优势并未能转化为本市劳动力资源优势，众多民办院校对本市企业劳动力供应贡献甚微。
何以出现这一现象？中山计算机学院院长张亢的回答是："学生在本地就业的很少。工资待遇比沿海低是主要原因，另外年青人希望到沿海地区去闯一闯。"
渝工学院电子工程与管理专业大三学生翟国安的回答是："毕业后*如果有好的企业可以暂时在*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再去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工作。"
而渝工学院物流专业大三学生姜红志的回答是："想留在*工作，这里有发展潜力。但是正在联系广州三九物流公司。因为*的物流市场还没有完全做开，在*私人物流小企业做怕没保障，业绩不好被裁员。"
实际上，*同类企业普工工资只比沿海低200~500元，不会低很多。然而沿海开支大，除去路费等在外的开支，真正能进到口袋的钱并不比在*多。因此，近几年来外出返乡务工人员占了经济开发区在职工人的大多数，*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意愿强烈。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引导学生到本市的各类企业去实习，让企业了解学生，让学生了解企业，以留下更多的学生在*就业。
劳动力紧缺呼唤人口聚集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