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12: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互联网创新技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我们国家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语言信息教育实践与机制创新飞速发展中,分别表现在培养各个层次的职业院校学生的语言信息综合内涵素质、各个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互联网+语言信息化建设等整合因素问题。而在各个领域中的教育互联网+创新技术和综合内涵素质面临的多个智能网络不同类型学科与专业创新协调控制发展,而这些专业(各个领域专业行业等)的素质内涵等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本论文研究对象为是如何加强各个层次(民办和公办等)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语言信息互联网+技术,从而推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创新创业教学课程与创新学科探索建设。针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方法创新主要集中在语言信息教学计划的遗产,教师仍在课堂的主导者,并消耗大量的课堂时间来培养学生的语言信息知识综合内涵问题。教与学方法过于死板,同时限制了各个专业学生在语言信息思维教育创新欠缺。
2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技术教育创新模式探索研究
2.1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基础设施
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静态与动态的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教育创新技术的关键技术元素,分别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元件和元素组成。针对各大高职院校设计的课程教育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技术优化趋势,同时利用不同类型的(民办和公办)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需增设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推动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等高等职业学院整合建设不同类型的校园虚拟网络教学仿真中心(也就是虚拟云计算系统中心)来提升各个类型的教育创新结构发展,以及推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创新教育模式的运行。
2.2教育互联网+技术创新平台
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的应用网络化平台设计,是一个网络虚拟内部结构的程序和组合的文件系统,以及在虚拟化云计算系统的应用。由于不同层次学院(民办、公办等)所利用的网络基础设施设备及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系统差异,同时利用各个层次专业课程设计各种类型的软件系统,方便各个教师与各个学生熟悉运行网络化平台。其中针对各种类型的高职院校中的网络化平台,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和教育的发展,提供各个学院不同专业层次的教育创新教学资源平台。
2.3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应用能力平台服务
基于针对各个高职院校的学生分别利用教育创新技术教育实践能力运行基础设施设备资源,它提供基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学生应用程序的运行管理平台,同时基于应用能力运行层以平台软件为中心提供了高职学生中的各科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与部署、运行相关的资源交流平台。
3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技术环境下教育创新决策
3.1教育创新教学模式的视角
针对简单化中的传统教育创新教育技术的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方法的是多层负载控制,但是作为各个学院的不同层次的专业教师分别利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平台开展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教育创新教学,同时利用教学模式下网络时延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环境下教育创新技术辅助教学利用了教学模式下网络时延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环境下教育创新技术,集成过程控制符号,网络的网络化和云计算语言维护网络化,网络声的云,云的图片,视频和其他教育创新语言信息技术。
3.2教学模式下网络时延教育创新系统设施
针对教育创新技术教学都采用不同层次的新型教育创新虚拟云计算系统,推动教育创新教学模式下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远程教学模式的优越性。网络化功能的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教育创新技术的应用,旨在为网络化技术的远程教育教学系统[2],方便了师生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技术学习平台上的交流。
3.3网络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1)教学模式下教学识别教育创新教育创新教学模式下多层次的教育创新教育创新服务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利用高职院校教育创新技术资源交流平台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对象的特点融合分析,然后通过改进教学的优化设计,合理选择操作和使用为教师和学生共同整合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教学平台。(2)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实时交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语言信息化互联网+技术结构教育者来说,在线交流可以实时的了解当前学生的思想动态,在线交流最好的方式就是设置教育创新关键技术虚拟云计算系统资源交流平台[1]。随着教育创新关键资源交换平台技术虚拟云计算系统匿名性,在教育创新的关键资源交换平台技术虚拟云计算系统发言使高职学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教育创新关键技术虚拟云计算系统资源交流平台上可以设置专题和讨论区,由结构教育创新技术教育工作者确定话题[2]。
4结束语
本刊讯第二届移动互联网大会2008年4月8日将在北京隆重举办。大会的主题是“产业合作与创新发展”,主要包括:移动互联网手机设计创新论坛,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创新论坛,移动互联网平台构建创新论坛,移动互联网投资融资创新论坛,移动互联网媒体盈利创新论坛。本次大会还将特邀专家评委评选出《2008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奖》,旨在表彰正在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有关移动终端、手机芯片、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技术企业。
2007年,包括终端厂商、系统厂商、传统媒体、IT厂商、运营商纷纷进入移动互联网市场领域,抢占未来信息市场的制高点。2008年,全球电信产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大融合、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期,电信业正在大变革中逐步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电信行业的产业链不再是一条而是多条,每一环节都往下游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上下游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尤其是产业链下游进一步复杂化,各种链条集合交叉,将形成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比如,2008年互联网和IT企业进军终端市场,将加速移动互联网的进程。移动终端功能多用化的进程,也给了互联网和IT企业进军电信终端市场的机会。随着各大互联网、IT企业纷纷进军手机市场,正在改变移动终端目前的市场格局。传统的IT设备商Apple通过开发高端智能终端iPhone,并采取收入分成的商业模式与AT&T、O2等传统运营商之间的紧密合作,成功进入电信领域。互联网行业的搜索巨头Google的扩张战略方向包括运营、网络设备和终端等传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各种迹象表明,曾经较为基础和单一的电信产业链,通过交错式的融合正在向应用层和复杂化的生态系统方向演进,而争夺这个生态系统的整合者地位将成为未来运营商、内容提供者、设备商、互联网引擎,以及娱乐产业的战略重点。因而,2008年移动互联网必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大会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二届移动互联网大会以“产业合作与创新发展”为主题,将更加注重全球视野的技术探讨、业务合作、投资策略。同时,本届大会也将通过《2008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奖评选》,对已经和正在研发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技术、产品、业务进行大检阅。更多信息请查询shoujiquan.
com。
(讯)“泡沫”成为近期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一个热词。互联网“泡沫说”有其根据。其一,自去年年底以来,随着优酷、当当和奇虎360在美国上市,“中国概念”开始被爆炒。今年5月份互联网企业更是兴起了一股密集的上市潮,网秦、世纪佳缘和凤凰新媒体已先后上市,土豆和淘米网等一批公司也传出要赴美上市的消息。此次赴美上市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但却爆出高估值,泡沫担忧随之出现。近期,中国网络股大幅跳水,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其二,互联网领域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开始上涨。以电子商务领域为例,今年以来,门户广告价格平均上涨30%-50%,搜索广告平均上涨20%-30%,仓库租金平均上涨30%-40%。因此,不少人纷纷发出了中国互联网迎来新一轮泡沫的感叹,并将目前状态与2000年相提并论。
客观而言,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却不宜过于放大,以致影响业者判断,绊住行业发展脚步。就股市表现而言,有波动很正常,此轮下跌可能是对中国互联网企业估值的理性回归,而非投资者对互联网行业信心的丧失。
就此轮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类要素的供给不足。一方面,互联网能够提供要素集合、高聚人气的平台过少;另一方面,在资本推动下的企业扩张冲动得以释放,纷纷争抢要素市场,价格自然水涨船高。然而,中国市场很大,互联网创新无限。随着投资者的增多、平台增多,供需将会达到新一轮的平衡,价格也会趋于合理。
笔者认为,互联网行业就像啤酒,上边的泡沫只是新鲜的象征,其真正的内涵在于啤酒本身,关键在于要保持泡沫与啤酒的合适比例。互联网也一样,不必因为某些细分领域出现泡沫,就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恐慌情绪。
互联网的创新为行业提供了无限可能性。随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出现,新的市场空间也会随之产生。中国互联网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人,是全球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34.3%,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距离代表潜力、代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当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潜力变成现实,如何走得顺一些。
笔者认为,首要任务是要将创新作为第一要务。互联网行业发展脚步永远向前的核心动力就是创新,而这恰是不少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软肋。多年来,从门户到搜索,从视频到团购,中国互联网企业几乎都在学习和复制着海外互联网模式,而涉及模式创新的并不太多。
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引导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企业特别是获得风投融资的企业,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忌心浮气躁,避急功近利。钱要花在刀刃上,落在实处,除了广告推广外,做好技术和产品创新更为重要。毕竟,只烧钱是烧不出一个好的互联网企业,练好内功才是关键。此外,要避开同质竞争的“红海”,寻找个性化竞争的“蓝海”,无论企业还是资本,均需如此。(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编选:)
以创新中心粘合企业
当下正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企业都在“新常态”中寻求突破的契机。而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微软已经在“互联网+”时代付出实际行动,融入中国并与中国共同创造。在中国他们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与新创企业,是GDP的“增长引擎”。但面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趋势,转型中的中小企业更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
为了帮助企业在“互联网+”时代,营造一个开放、领先的技术服务平台和成长环境,从去年开始,微软相继在全国多个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与政府、本土企业合作,建立创新中心。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土壤,同时也以聚合的方式帮助形成高新技术生态圈,释放企业潜力。
为软件市场提供“聚合力”
一直以来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都充满活力,不论是在传统软件行业还是互联网服务领域,不断涌现的创新企业,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中流砥柱。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为身处信息产业提供了一个二次爆发的新契机。“互联网+”时代,信息产业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将让中国信息产业走上一个新的高度。
面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企业,石景山区政府牵手微软共同打造“微软技术实践中心”、“石景山互联网游戏创业平台”,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战略目标,合力打造一个一流的创业生态环境。通过微软新创企业扶持计划(BizSpark)、微软线上虚拟学院、MSDN等平台,为区域内的游戏开发商提供知识分享、技能培训、免费工具、专家指导等服务,还将利用全球领先的微软云Azure保证开发商的生产力得以最大发挥。在中国,微软一直致力于与政府共同扶持并打造本土互联网软件生态系统,与石景山区政府的合作并不是个例。不久之前,微软还在深圳同光明新区管委会合作,落地中国首个“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项目,推动“互联网+”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光明新区微软将于光明新区管委会共同提供,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产业孵化扶持、技术培训及创新展示、众创公共服务、合作项目公有云平台建设。
不论是微软与石景山区政府的合作,还是在深圳光明区的投入,都是希望能够聚集更多优秀互联网创业企业。全力推动国内信息化行业的发展,从而帮助互联网企业夯实基础,引导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予力游戏生态推动创新
而作为当下倍受关注的新兴领域,游戏行业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市场快速成长的一只新军。2014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约为270亿人民币左右,同比2013年增长100%以上。而包括手游在内的中国整体游戏市场,在2014年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4亿人,预计2016年中国将以250亿美元的规模成为全球最大游戏市场。
从中能够看出在互联网时代,游戏以其清晰的商业模式和极强的盈利性,逐渐成为这两年的市场主角。为了聚合游戏创新人才,扶持、孵化游戏创新企业,从去年底开始,微软相继在河北廊坊与厦门集美支持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成立了“大厂游戏创业基地”和“厦门游戏创新中心”两大游戏创新基地。
“大厂游戏创业基地”和“厦门游戏创新中心”以领先的微软技术平台为基础,借助微软技术团队的大力支持,通过微软与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的合作,为有志于游戏开发事业的开发者、企业提供具有先进技术和理念的配套齐全的受益平台,促进移动游戏产业的发展。“互联网+”的精神不仅仅在于改变传统,同时也是希望以聚合理念实现资源优势的最大化。游戏创新基地这样的形式,让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利用微软技术、政府资源,实现自己的业务规划,创造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
在这样的游戏创新中心,一方面当地政府能够提供诸如政策上的支持,“厦门游戏创新中心”集美区政府将为互联网游戏领域的小微企业提供创业空间、政策支持、行业指导等服务;而微软则能够帮助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例如“大厂游戏创业基地”借助基于微软技术的Azure云服务,开发者能够得到最为理想的开发测试平台和运营服务支持,解决基础设施、开发工具、测试环境等技术环节上的后顾之忧。
当前,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跨界发展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变现能力成为考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准,围绕入口、内容、应用的全方位竞争将重构产业发展格局。
当前,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一是跨界经营将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个典型例子是阿里巴巴以云计算作为各项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作为掌握产业入口的切入点,与新浪微博、高德地图等企业合作,整合各领域数据资源,在多个方向上实现了跨界发展,建立起了强大的发展优势。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谁先突破既有领域界限,形成跨领域的资源整合能力,主导产业链条的整合与重构,谁就将率先确立竞争优势。
二是变现能力将成为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准。当前移动互联网企业的营收变现能力普遍较弱。谁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业务集聚起来的用户资源、数据资源等转化为收入,谁的业务就能够持续开展。
三是围绕入口、内容、应用的全方位竞争将重构产业发展格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入口者得天下。而在竞争中,信息内容将成为移动互联网行业的盈利蓝海。只有为用户提供好的内容,企业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此外,为吸引用户,增强用户黏性,企业还需瞄准用户需求,丰富应用种类和应用功能。总之,能否构筑起基于入口、内容、应用的全方位综合竞争能力已成为决定移动互联网企业成败和是否重构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格局的关键。
面对这几个发展趋势,移动互联网企业应在我国日益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抢得发展先机。在竞争中,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需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构建集平台、终端、服务和内容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系统,为企业发展搭建良好平台。构建“智能终端+内容分发渠道+应用软件与数字内容服务”的产业生态系统,加快智能终端及其操作系统软件的发展;加速整合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和文化娱乐资源,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政府和公共机构资源进一步开放。
二是以服务创新和应用升级为目标,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包括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应用开发环境等平台级软件和移动浏览器、应用服务等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大创新技术与移动应用内容的整合力度,探索社交类网络服务、地理位置服务、第三方移动支付、智能语音服务等新业务。
三是以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为牵引,带动产业向高端化迁移。围绕政务、文化、教育、医疗、金融、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数据共享、在线服务,运用云计算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根据企业和行业专有云建设需求,加快专有云解决方案研发,支持开发符合行业特点的云模式应用软件;支持拥有高性能处理平台的企业联合拥有大数据资源的机构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并提供数据存储、数据挖掘、辅助决策等大数据服务。
四是着力良性产业体系打造,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加强对智能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安全检测,加大对移动互联环境下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创新管理;兼顾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发展的需求,打造支持持续创新的生态体系;实施适度倾斜的创新保护政策,努力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支持龙头企业牵头构建平等合作的生态体系,鼓励开放开发平台的发展。
【摘 要】通过对互联网时代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在新形式下要积极应用“三创新”,提升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积极促进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市场开拓。
【关键词】“三创新”; 检验检测;市场开拓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成为当下各行各业的共识,检验检测机构作为传统行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将拥抱互联网、实行互联网+战略作为机构发展壮大的趋势,而如何适应“互联网+”的大势,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课题。未来的“互联网+”检验检测会是建立在一个社交平台上,以用户为核心,具备虚实结合的检验检测流程,数据流分析及快速反应,精准推送及量身定制等特点的跨平台跨区域移动检验检测服务。2013年8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战略管理委员会上提出了“三创新”的理念,要求下属各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巩固和提升集团公司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好“三创新”手段,对检验检测机构乃至其他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战略应对都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技术的发展是企业的立身之本,科技创新,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不断提升检验检测和科研创新能力。“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而虚拟测试则是建立在虚拟现实、虚拟仪器等技术上一种全新的测试实现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现场测试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实现远程测试、分析。“云制造” 平台、检验检测网络平台的兴起将给以上技术的深入应用打下必要的基础。物联网和虚拟测试技术的结合必将颠覆原有的检验检测运行模式,未来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应用好这些新技术,并将之融入检测机构的日常业 务运行。莱茵集团是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和国际先进的基础设施服务商,他们在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等领域针对无线产品检测技术进行了15年的研发,为网络安全提供支撑,可以对病毒入侵、芯片语言格式等进行测试,他们开发的3D模拟检测技术,与实物检测吻合率达98%,缩短检测时间1/3,帮助客户减少设计重复,节约了成本。在这些新技术飞速发展的当前,检验检测机构只有不断地创新、应用最新的检测技术,才能保持在检验检测领域的技术领先,掌握核心技术,培育出检验检测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销售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近,中间链条逐步缩短,原有的商业模式无法满足新形式下业务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航天科工集团以“航天云网”为代表的“三大平台”(航天云网、专有云网和智慧企业)建设引人侧目。航天云网是“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航天科工集团打造“企业有组织、资源无边界”以及“制造与服务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创新与创业相结合”新业态目标的典型商业模式创新举措。只有充分运用它来优化自身管理,改善研产流程,提高运营效益,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吸引优秀人才、捕捉商机、拓展业务,以期实现企业“主动创新、自动适应、学习成长”的目标。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今天,随着国内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突飞猛进,检验检测机构在互联网营销方面也加大了投入,众多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原来已有的成熟商业模式必须和互联网平台深入融合,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推进检验检测机构的市场开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与用户逐渐实现零距离接触,原有的很多管理理论被颠覆。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变成大规模定制。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使企业的人员结构、管理流程发生很大变化,要求传统企业对管理架构进行改造。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同样无法满足协同创新、“双创”团队兴起的局面。互联网物流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企业供应链链条,物流配送、平台招投标、信息化财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都和10年前有了根本的变化,供应链管理技术成为现代企业必须掌握的管理手段。智能制造成为新型的生产方式,原有的管人为主向人与机器、车间、生产线的统筹优化与协调调度转变。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人才流动越发频繁;另一方面信息平台的应用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再局限于本企业以内,通过协同创新手段可以将全社会的人才资源利用起来,这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样带来巨大的挑战。信息安全在互联网时代越发重要,如何应对木马、病毒和黑客的非法入侵都成为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在检验检测行业方面,随着国家检验检测机构改革的推进,一方面众多检验检测机构逐步整合成大的集团;另一方面很多原国有检验检测机构改制推向市场。而国有检验检测机构普遍存在高技术人才匮乏、科研成果转化推广能力弱的问题。同时,因定位不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原因,国有检验检测机构普遍竞争力不强,主动开拓市场能力较弱。要在即将到来的市场大潮中存活,更应该苦练内功,从管理上进行创新。
在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潮中,检验检测机构只有坚持“三创新”的理念,在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充分应用新技术、融入互联网平台,不断拓展思路,开拓市场,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未来的检验检测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如何把握互联网思维的脉搏
(一)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互联网思维嫁接模式1、两种思维嫁接的方式: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用户思维,其次是社会化思维,其本质是物质与信息传递,而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的过程本身也是信息的传导过程。通过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嫁接,吸取更大范围、更多资源参与技术创新,实现科技人员之间、科技人员与用户之间、科技人员与市场的全方位互动,促进技术成果的完善。同时大大缩短技术推广的中间环节,体现技术成果转化的简单快捷、直观可视与应用标准化。2、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思维转换:在互联网思维引导下,传统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必然要与市场接近,科技创新可由项目管理部门组织,由科技人员、企业、农民提出研发需求,将研发需求放到互联网平台上,打破原有部门、地域界限,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通过网络,组织相关人士出谋划策,广泛征集创新思路与产业发展意见,让者和其他思维碰撞,让用户参与研发,让未来的成果提前与市场对接。即使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亦能使研究与产业应用更加接近。3、互联网思维下的农业技术推广大布局:一是实现农业技术推广途径的多元化。通过推广体系的技术示范与农民培训、电视频道、科技入户等传统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畅通技术推广渠道;二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品种、技术在线展示与自助培训,实行定向推送技术。三是构建线上展示与线下示范的O2O形式的农技推广新模式。强化物联网应用,在有条件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立农业技术云服务平台落地服务站,集中在网上展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实现线下现场观摩与线上展示结合。
(二)互联网思维与传统技术创新推广思维的融合模式1、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目标与方向。与互联网思维的融合:一是基于互联网思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泛团队集群研究为平台,打破部门地域、技术领域界限,体现群策群力的技术创新与推广思维模式。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以技术“物化”创新与推广为导向,以简约化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信息传递为目标的推广思维模式。三是基于农业物联网与互联网融合,以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网络在线展示与标准化技术在线自助培训推广新模式。四是基于移动互联平台,集成农业政务信息、技术与市场信息、农资产品、农产品配送等功能,建立模块化、菜单化与技术推广定制的农民电商园、智慧农民手机卡的技术推广与产品营销云服务平台模式。2、建立面向农户、农业企业的农业科技推广云服务平台。以互联网思维实现农业技术的泛推广,须统筹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大数据库,建立国家级或省级区域性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云平台。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云平台运作前,必然要回答建立哪些类型的数据库,由谁建?建立后的数据库怎样为农业生产发挥作用?如农业产能数据、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技术创新成果数据、农业生产技术数据等,做好云平台的顶层设计。其次,通过推广服务云平台,解决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的结合点、云平台服务方式与农技人员、农民的结合点以及农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模式;第三,要解决技术传播与互联网媒体、微媒体的结合方式,使尽可能多地覆盖更多地区、更多领域、更多农户。3、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标准化信息传递与推广。与互联网思维融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必然要求提供标准化的技术信息。首先,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想到将农业技术成果变成数字化、可信息传递的网络“产品”,变为农民、企业易于接受的图片、动画视频、标准化文字等。科技管理部门要将提供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数字化产品与各类农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评价考核挂钩;其次,通过平台集聚相关涉农科技成果,建立易于分类、检索与推广的农业大数据库,实行全国范围的农业大数据联网互通;第三,通过线上与线下示范,以及手机推送App、微信平台载体技术,让农技人员、农民知道最新技术成果,实时了解市场行情,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第四,通过农民及农技人员互联网应用后的口碑宣传,扩大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提高农业技术普及率。
二、互联网思维对园艺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影响与实践探索
(一)互联网思维对园艺科技创新与推广思维方式的影响1、园艺产业技术创新思路转变。农民、农业企业对园艺产业技术创新的要求较高,对园艺产品的市场价格比产量更加关注。对园艺产业技术创新的思维逐步从传统“品种--配套技术--加工”狭义的产业体系技术研究,转变为从生产到餐桌,从农资供应、机械耕作、信息指导到物流配送的广义产业链式研究。根据顶层设计、反向推导、目标公开、底层互动、跨界协作、系统集成、成果物化、迭展的原则,构建园艺产业科技创新大团队、技术集成大平台的互联网创新思维。2、建立园艺技术物化与集成优化网络化推广的思维理念。在园艺生产中,更多的技术成果通过技术物化方式被用户所接受,如种质资源以种子种苗的形式进行物化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如新型农膜、基质、新型肥料、生物农药、微生物制剂,以及新型设施装备、新型农机等等本身就是物化成果;对于灌溉技术通过喷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对于授粉坐果技术以提供蜜蜂、熊蜂、生长调节剂进行物化推广;生物防治技术也可通过色板、性诱剂、杀虫灯等进行物化推广。即使对于难以物化的栽培技术,也可通过微电影、视频、图文教材、挂图进行物化推广。园艺产业技术,可以通过不同生产模块,标准化的物化产品,提出不同设施、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的系列技术集成优化方案。
(二)构建园艺产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大数据平台1、构建园艺产能经济数据监测平台。园艺产业产能经济数据监测平台包括区域内园艺生产产能的监测、生产基地与市场价格指数分析,产业发展分析与产业政务信息等方面,由政府部门相关产业政务信息,加强省、市、县农业部门对区域园艺基地生产运行监测,包括品种结构、种植面积、产能与上市时间等。及时准确、系统掌握区域内园艺生产信息与发展动态。通过监测平台,实现园艺产业发展运行预测预警,准确把握行业走势,及时发现产业发展中的苗头性问题,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为政府宏观决策、指导服务。2、构建园艺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以园艺产品优质优价为导向,与产销对接平台对接,重点引导区域内园艺生产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加强质量产品追溯,并积极加入省园艺产品质量追溯平台。提高上线园艺企业生产的品牌、质量意识。大力发展地理标志品牌农产品,实现产地追溯、品牌追溯、质量追溯。通过园艺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优质产品产能监测分析,集中重点宣传展示江苏园艺品牌产品。3、建立联产联销的产销对接服务平台,推进园艺产品消费定制。一是为省内园艺生产者、经纪人、批发市场、集团消费大户提供供需信息的平台,促进产销对接。二是为优质可追溯的园艺产品提供联产联销的云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改变传统“生产基地+经纪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的营销模式,以产品溯源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园艺产品配送企业和城市溯源果蔬联营店,实现优质产品的联产连销,实现优质优价而不超价。三是实现园艺产品从大宗消费走向品牌定制消费。结合部省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在商品化、品牌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园艺生产基地销售分拣、分级、品牌销售。通过平台,进一步推进云订单、云销售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园艺生产基地,通过物联网技术使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能够实时看到基地田间生长状况、了解种植过程及投入品使用情况,增加对基地产品的认同和信任,建立定制需求,逐步引导蔬菜生产实现生产溯源。4、构建园艺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服务云平台。建立区域性园艺生产技术在线培训系统,改变传统面对面的技术培训模式。一是建立园艺技术创新需求互动平台。园艺技术创新需求与创新方向,实现技术人员之间、技术人员与用户之间、研发人员与推广人员之间互动。实现专家在线解答,组织远程视频诊断等;二是建立园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的网上示范平台,在安排科技示范任务时,有计划地建立一批线下实体展示点,在网络相关展示信息,并通过物联网技术开辟现场视频展示,成为农业科技云平台的线下落地服务站;三是建立农业技术推广资源数据库。集中国内外园艺科技创新成果,购买、委托制作或网友免费提供园艺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可视化技术推广课件,如生产微视频,图文电子教材、专家现场培训课件等,供网络(移动互联)在线学习;四是建立园艺技术推广与营销互动平台,开展各种形式的互联网互动方式,如农民学习技术交流讨论,学习分享园地,专家智库等;五是建立集聚农民及生产者关心的农资采购与优选平台。通过各类农资产品的网络展示、现场示范与用户评价,推出一批优质农资产品。通过网络平台,集中推出一批江苏名牌园艺产业、名牌园艺产品品牌、名牌园艺产业基地、名牌园艺技术成果、名牌园艺技术专家,推进园艺生产全程标准化。
(三)构建互联网思维下创意园艺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以及微媒体的发展,改变传统园艺产业的宣传弱势,大力推进园艺生产从卖产品到卖文化、卖体验、卖创意消费的转变,鼓励有条件的园艺企业,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开展开心菜园、市民农耕亲子教育、消费会员制等营销活动,发展创意园艺产业,发展休闲采摘,实现园艺产业的差异化、品牌化发展。
作者:周振兴单位: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关键词】 互联网+ 虚拟孵化 叠圈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传统创业孵化业带来全新的环境,产生的冲击是空前的,“互联网+”下创业虚拟孵化将催生以下四种网络圈。
线上创业圈
“互联网+”下虚拟孵化器体系通过网络链接起创业企业、孵化器、产业、大学、政府与中介,通过网络将知识专利完成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所有创业活动均可以从线下转到线上,使一站式孵化模式便捷可行。领先的虚拟孵化器已经着手建设“线上圈”,开始利用虚拟教练、虚拟助手、虚拟商场、虚拟环境等完成咨询、培训、服务等功能。部分虚拟孵化器开始把各种资源集中在“云”端,以更方便注册用户访问与使用。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智能化、体验式的线上场景组合,将被应用到创业虚拟孵化体系中。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智能化发展,场景化、体验式的孵化功能线上设置与智能化的线上孵化服务将成为亮点。互联网的法则就是体验,只有把体验做好,才能生存下去,也只有拥有最好的用户体验时,才会有更大的目标用户群。新技术将自动根据创业者的地点、时间、环境与行业信息,自动设置创业企业所需要的场景,使虚拟孵化功能设置更符合目标创业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虚拟孵化体系对创业者创业需求的满足不再是单向被动的,而是双向主动的。虚拟孵化体系通过积累创业企业提供的需求数据,应用新技术实现自动分析,在创业者输入信息或搜索内容时,自动弹出符合创业者要求的、可供选择的资源清单或服务清单,从而以智能化服务有效地提高创业企业的孵化成功率。
创业虚拟孵化与移动互联网的线上融合也被看好。移动互联网终端具有特有的功能,比如随时随地的可视化沟通与知识分享、按空间与位置服务(LBS)、移动应用程序社交圈(APP)、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NFC)、重力感应功能(如摇一摇功能)等,这些移动应用程序的开发和应用,将有效地提高创业虚拟孵化的效率。
国际化资源圈
“互联网+”使国际化资源圈联结起国际创业市场网络。虚拟孵化体系注册会员的信息一经,就成为被搜索对像,国际创业市场的供求方与需求方都可以通过搜索与索引功能查到的信息,使合作双方在国际创业市场网络上实现零距离对接。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独立完成所有的创新。国际化大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优势与技术资源,但不够灵活。各区域市场上的创业小企业根植于当地,对市场把握准确,可以快速响应市场,开发新技术、新服务和新产品。在“互联网+”下,国际化的大企业与创业小企业的沟通渠道与合作流程更为快捷,让创业小企业融合到国际市场之中,使创业小企业既属于不同地区,又是国际创业市场网络中的一员;既能保持市场灵活性,又能与国际大企业资源耦合创造新的资源,从而在国际化资源圈中获取最大收益。
可见,在“互联网+”下虚拟孵化器体系把创业企业所需的资源,通过虚拟孵化平台由地方转向国际。当然,虚拟孵化体系要根据所处地域的经济水平与条件来确定设置哪些孵化功能,不能体现优势的虚拟孵化模块,可以通过合作与链接,由国际网络中的其它虚拟孵化体系来完成。
社交网络圈
“互联网+”下虚拟孵化器体系建立在社交网络圈上。在网络科技不发达时,创业企业与合作企业的沟通,主要依靠会议、传真、电话等。但“互联网+”下社交网络平台、约会服务软件、全方位视频会议等新技术手段,使创业企业可以轻松从社交网络圈的便捷沟通中获得资源与知识。“互联网+”改变了社交规则,使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发生改变。比如,政府在传统孵化体系中处于被动状态,只有当创业企业提出需要的政策配套后,政府再接受建议并制定政策。现在,政府通过社交网络圈,可以随时采集到人才引入、税收优惠、资金筹措、政策疑惑等方面问题,及时了解政策需求与反馈信息,使因时、因需、因地制定政策成为可能。虚拟孵化社交网络平台在集聚更多资源后,还可以自主设置更多类型的连接。
云创业圈
“互联网+”下虚拟孵化体系把创业有关的海量数据传到云端,再对数据进行积累、交换、分析与运用,会产生新的机会与知识,带动新一轮生产率增长与盈余增长。这种建立在云数据挖掘技术上的虚拟孵化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额外价值,形成云创业圈。
在“互联网+”下创业企业的云数据库,由在虚拟孵化平台上注册的创业企业提供,涉及创业企业的服务、技能、资源与需求,以及自身优势与社会责任等。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技术转让部门把可商业化的专利与知识传到云数据库中,供有意向的创业企业选择,并在虚拟孵化平台上完成知识产权转移。大学的就业服务部门把大学生数据库向虚拟孵化器平台开放,使大学生数据库成为了创业企业的人才库。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通过虚拟孵化器向在孵企业提供咨询,找到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机会。风险投资商等中介把数据库纳入虚拟孵化平台上,供创业企业搜索。政府可以把当地经济发展机构的内部数据库分门别类地共享到云数据库中。
总之,“互联网+”把线上创业圈、国际化资源圈、社交网络圈、云创业圈等四圈叠加,产生1+1+1+1>4的效应,体现出网络合作创新的动态性、偶然性和多边性特征,使多边随机的交流与合作随时随地发生并不断融合,不断孕育出新的创新果实。虚拟孵化体系本身是社交网络,聚焦了全世界相关的产业资本、社会资源、政府资源以及大学创新资源,合作的双方或多方根据供给与需求,随时随地通过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进行沟通互动,并通过虚拟孵化平台进行资源配置。叠圈效应的结果是使创业企业、孵化器、政府、产业、学研、中介形成技术流、知识流、人才流、政策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动,并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互联网+”还推动传统孵化器转型升级以及虚拟孵化器数量成倍增加,使孵化器之间的联络更加频繁,发育成更有效率的组合结构与关联模式,进一步加快虚拟孵化器的国际化合作和专业化分工,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有效帮助创业者实现定制化一站式创业。
“互联网+”对传统孵化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创业者的定制化一站式孵化需求将倒逼孵化体系重构,传统孵化器将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升级改造,主动纳入到虚拟孵化网络中。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关键词:“互联网+”;创新创业;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关键要素
作者简介:蔡跃洲,男,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创新驱动发展的分析与测算”,项目编号: 10620161001005;国家软科学面上项目“产业结构转换、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项目编号:2014GXS4B07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创’研究”,项目编号:2015YZD03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043-10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呈现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等特征。为更好适应上述特征、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长质量,在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上正式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和“互联网+”行动。“双创”和“互联网+”行动的提出和实施既是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顺应全球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本文拟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视角,对创新、创业、“互联网+”的内涵本质进行辨析,从理论上梳理其内在关联;并结合微观实践中新模式、新业态所显现出的各种端倪,对“互联网+”行动下创新创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创新创业内涵与“双创”现实意义
(一)创新和创业的内涵及关联
根据熊彼特的相关界定,创新就是打破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循环往复(Circular flow)的均衡状态,将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只有这种要素的重新组合才能称之为“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垄断地位获取利润(Schumpeter,1934)[1]。管理学大师德鲁克(2009)则指出:凡是能够使现有资源的财富生产潜力发生改变的事物都足以构成创新;创新就是要改变资源的产出,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2]。从熊彼特和德鲁克1的界定可以看出,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获取一种垄断地位,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微观层面实现垄断利润或价值增值,在宏观层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创业与创新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功能和职责;而在德鲁克的创新管理经典中,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同样紧密联系在一起(Schumpeter,1934;德鲁克,2009)[1][2]。事实上,英文中的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被译为创业者和创业精神,其本义是指商业活动的开办过程,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创新产品、过程或服务的商业活动。2
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对于创业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从广义上讲,新开办企业(New Ventures)、(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均被视为与创业相关,诸如开餐馆、经营杂货铺等都可算作是创业行为;在统计上,新开办企业数量、小企业数量、中小企业产值、提供就业岗位数等指标也都被用于衡量创业的活跃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过,从创新经济学角度来看,狭义的创业应该被限定在更小范围,对应的是创业公司(Startup Company)、高成长企业(High-Growth Entrepreneurship)等。只有创办以创新活动为支撑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具有创新特征的创业公司,特别是那些高速成长的科技型创业公司,即所谓“瞪羚企业(Gazelle business)”,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3
(二)新常态下“双创”的现实意义
根据前述对创业的内涵界定,“双创”中的“大众创业”显然属于广义的创业;其涵盖范围应该包括所有类型的新开办企业,当然也包括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高成长瞪羚企业。期望所有新开办公司、所有创业行为都以创新活动为基础,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双创”所强调的普通民众对创业和创新活动的广泛参与,对于支撑和改善经济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双创”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已初步显现。2015年,中国面临近年来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仅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就接近800万,其中内地毕业生近750万人,“海归”约40万。而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将2015年的城镇就业目标设定为,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并明确指出完成就业目标的关键在于推进“双创”。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得益于商事制度改革的支持“双创”政策措施的实施,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不断高涨。2015年1―6月,全国新登记企业200.1万户,同比增长19.4%;注册资本12万亿元,增长43.0%;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1万户,注册资本665.5亿元。而国家统计局数据进一步显示,同期全国新增就业718万,完成全年新增就业任务的七成以上;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4月以来连续3个月回落,稳定在较低水平。
第二,夯实了全民创新创业的基础。“双创”推进过程中,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与既有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相结合,正在形成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成为一块块孕育创新创业的沃土;大量科技型创业公司依托此类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例,截至2015年5月,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已超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仅北京市各类孵化机构便超过150家,入驻企业9000余家。科技型创业公司成长的过程通常是其自身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的过程;众多科技型创业公司的成长则会体现为国家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而且,经过市场竞争的洗礼后,庞大的初创公司基数更容易孕育出新的BAT,造就中国的乔布斯、马斯克。
第三,营造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创新活动最终是靠微观个体具体实施的,因此,微观个体的创新意愿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而微观个体的创新意愿很大程度上又受其所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推动“双创”对于创新文化的形成将产生积极作用。政府部门初期的推动有助于引导更多民众创新创业;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参与“双创”后,每个实施创新创业活动的个体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感;而那些脱颖而出的科技型创业公司,则会以其自身成功形成示范效应,激励更多微观个体投入到创新中;最终,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将悄然形成。在上海这样白领文化依然盛行的城市,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接受子女没有稳定职业,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二、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互联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大致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目前,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关联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正在引发新一轮技术革命。“互联网+”正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五次技术革命
技术创新可以分为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和激进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前者是在既有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y)下的改良,而后者意味着对既有技术轨迹的颠覆;当相互关联的通用目的技术领域相继出现激进式创新和突破,并逐步形成主导技术体系,通常会技术革命(Dosi,1982;Perez,2010;Lipsey等,2005)[3][4][5]。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弗里曼、佩雷兹等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并划分出5次技术革命(Freeman & Perez,1988;Freeman,2002; Perez,2010;Mathew,2013)[6][7][4][8]。
第一次:18世纪60―70年代,以“斯密顿水车”、“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水力织布机”等为标志,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第二次: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广泛应用和“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线开通为标志,将人类社会带入到“蒸汽和铁路时代”。
第三次:19世纪70年代,以钢铁、电力及重型机械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到“钢铁和电气时代”。
第四次:20世纪初,以石油化学、汽车制造为代表开启了“石油与汽车时代”。
第五次:20世纪60―70年代,以英特尔公司微处理器为标志宣告了“信息时代”的到来。
(二)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技术革命爆发后,新的主导技术体系通常会伴生出1―2种成本低廉、近乎无限供给、具有广泛用途的关键要素(key factor);新技术体系及其对应的关键要素将从根本上影响生产消费、工作生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组织模式,形成与新技术体系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而每一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都能解决原有范式下存在的某些局限(Freeman & Perez,1988;Perez,2010)[6][4]。
以第一次技术革命为例,水车、纺织、炼铁等形成新的技术体系;其中,炼铁技术大大降低生铁生产成本,使之得以广泛应用;最终,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劳动,工厂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分工协作体系逐渐形成,加上在当时英国周边发达的运河体系及海上贸易网络,促成了商业的兴起等。这些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农耕文明时代以手工劳动、分散割裂、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生产生活模式,初步解决了大规模、机械化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问题,形成了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见表1)。
(三)“互联网+”背后的新技术革命
作为“互联网+”概念和语汇的首创者,马化腾(2015)将其定义为: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10]。“互联网+”背后的技术支撑是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万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属于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而移动互联(物联网、万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对于以往的固定电话、个人电脑、单机运算等技术而言可以算是一种颠覆。与此同时,在其他关联的通用目的技术领域,一系列激进式创新正不断涌现。在新材料领域,石墨烯已在超级电容、环境治理等方面展现出超凡的应用前景;高强度纳米纤维、纳米管计算机、纳米隐身材料、纳米环境材料层出不穷[11](P15-17)。在能源领域,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已日臻成熟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交通运输领域,先进汽车、先进飞机、轨道交通都取得重大突破[11](P34-35)。可以说,以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加上新材料、新能源、先进交通运输以及基因和干细胞生物等前沿技术所形成的新技术体系,正逐步成为新的主流技术体系,并催生新一轮技术革命。1
(四)“互联网+”代表的新技术-经济范式
新一轮技术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继电子计算机、芯片、个人电脑出现后的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以芯片、PC、软件为代表的第一次信息革命,使人类在数据信息处理方面的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而在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下,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传播、展示等则发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变化。移动互联、传感器+RFID+物联网、云存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使得数据信息的生成和处理成本极大降低。以支付宝为例,2014年支付宝完成一笔支付业务的成本已降到两分钱,并且呈继续下降趋势。新技术体系所带来的零边际成本效应,使得数据信息成为新的关键要素。
围绕数据信息这一新的关键要素,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形成。“互联网+”现代农业、工业4.0、互联网金融、能源互联网等等,都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产业模式,其核心支撑就在于网络平台和低成本的数据信息收集处理。在“互联网+”行动实施之前,经济社会运行实践中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已经初显端倪,大致表现为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产业融合、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大规模低成本个性化和定制化等。而实施“互联网+”行动,将加快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
三、“互联网+”行动的创新创业机遇
实施“互联网+”行动是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要求的重大举措,将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新技术体系的推广渗透和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会伴随各种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大量涌现,产生各种新的投资消费需求,为创新创业提供巨大的成长空间。
(一)“互联网+”与新一轮经济长周期
根据熊彼特的周期理论,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一个50―60年的长周期;在熊彼特之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帝拉季耶夫于1926年利用英国、法国、美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一个跨度大约在48―60年的长周期概念。熊彼特与康帝拉季耶夫的研究只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末,后续的长周期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跨度似乎缩减到40年左右,为简便起见不妨将熊彼特经济周期(康帝拉季耶夫周期)简称为“经济长周期”。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长周期与技术革命进行对照分析后发现,5次技术革命的出现及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与新一轮长周期的开始在时间上存在着一种耦合。通常,新技术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会在上一轮长周期的下降期出现,比新一轮长周期的形成提前10―20年;到新技术体系成型时,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而且,技术革命出现的时间间隔也大致在50年左右(Kondratiev,1935; Schumpeter,1939;Perez;2010;Mathew,2013)[12][13][4][8]。技术革命和经济长周期在时间上出现耦合的内在机制可能在于:重大的技术革命对原有的技术体系带来了颠覆性的破坏,摧毁了原有的系统,社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受和适应;一旦跨越临界点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全社会要素资源向新技术领域大量集聚,生活消费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引发新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和上升阶段(Kondratiev,1935;Schumpeter,1939;Mathew,2013)[12][13][8](见表2)。
如果前述关于新一轮(第六次)技术革命的相关假设和判断成立,那么大约在2008年前后,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以及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商业应用等标志性事件已经出现。按照标志性事件出现10年左右进入新一轮长周期上升期计算:以2015年为起点,往前推进3―5年,到2020年左右,很有可能启动新一轮的经济长周期。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成为新一轮长周期启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衍生出各种新的产业、模式,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政府实施“互联网+”行动有助于加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渗透,在更好地把握长周期节奏、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一段上升通道的同时,为微观主体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互联网+”有效降低创新创业门槛
第一,“互联网+”具有轻资产特征,大大减少了该领域创新创业的初期投入。“互联网+”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及云计算、大数据等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社会运行的组织方式进行优化和改造,并由此衍生出很多新业态、新模式,如出租车电招、O2O本地生活等。此类创新创业活动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和数据信息优势,对特定领域既有的存量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创业者初期设备购置、固定资产投入等方面支出大为减少,从而降低了创新创业的资金门槛。
第二,“互联网+”与开放式创新有着天然联系,能够有效整合企业外部创新资源,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依托互联网平台是“互联网+”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前提,而互联网平台开放、分享、即时等基本属性则为整合多方创新资源进行协同创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众包网络平台公司InnoCentive,借助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挑战性问题”解决方案;50%得以最终解决;与传统雇佣研发人员的模式相比,效率要高出30%以上;诸如宝洁等世界500强企业也借助InnoCentive平台为其研究开发活动寻求解决方案。在软件领域,开源创新越来越成为软件开发的主流。其基本模式是,借助于开放平台和网络社区,汇集各种具有创新意识的开发者,实现软件开发、升级、共享;开源创新的共享理念减少了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以最低成本支撑创新。
第三,“互联网+”行动实施过程中,各种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共享将进一步降低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本。2015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互联网+”创新创业进行了专门部署。《指导意见》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和产业整合能力,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提供研发工具、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提高小微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培育和孵化具有良好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在实践中,百度早在《指导意见》出台前便已经开放其“百度云平台”及定位服务等数据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阿里巴巴集团则推出了“百川创业”、“创客家“等项目,针对移动互联网创新者提供其“电商云”资源及云计算服务;而腾讯开放平台应用总数已达240万款,创业者达500万,覆盖全国1―3线城市。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也在加速。2015年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专门强调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政府已经开放了不少公共数据资源。
(三)“互联网+”创新创业的趋势方向
在“互联网+”行动推动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过程中,中国的创新创业呈现以下趋势和方向。
第一,开放式创新和草根创业正在成为创新创业的主流模式。“互联网+”不仅为普通民众参与创新创业降低了门槛、提供了平台,更在关联技术应用实践中传递了开放、平等、协同、共享等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郭重庆,2015)[14]。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草根大众能够有激情也有机会投身于创新创业的大潮中,正是得益于创新创业网络平台的建构和互联网思维的传播。
第二,“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将遵循先易后难、先消费后生产等原则。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闲置资源较多、信息不对称问题较突出的领域,已率先迎来创新创业潮。近两年物流配送、O2O本地生活、电招租车、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都是例证;互联网医疗、远程教育、现代农业等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新热点。而行业准入、技术复杂度等则会成为制约“互联网+”创新创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诸如能源互联网、工业4.0、3D打印、人工智能等领域,虽然具有广阔前景,但近期发展将受制于行业和技术门槛。
第三,满足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成为“互联网+”创新创业的重要方向。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早已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推进。伴随着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宏观需求结构正朝着关注健康、追求个性、注重品质、节省人力等方向转变。满足上述需求特点的O2O本地生活服务、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智能制造、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都是“互联网+”创新创业的重要领域。
四、“互联网+”创新创业面临的挑战
(一)创新创业实践中的误区与偏差
首先,很多创业者,特别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创业者,对“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残酷性往往没有充分认识和准备。事实上,创业公司存续期短、成功率偏低历来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从欧美调查数据来看,50%以上的创业公司存活时间不足5年。“互联网+”虽然降低了创新创业门槛,但比起传统的创新创业更具残酷性。根植于移动互联网之上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其网络特性带来的先发优势和用户黏性,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或寡头垄断)局面。在细分领域中,经常出现行业第一和第二之间的竞争进入胶着和白热化后,行业第三应声倒下的案例。据估算,中国70%的大学生创业都集中在互联网外卖上,模式单一、趋同。在“饿了么”、“生活半径”、“百度外卖”已经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此类“互联网+”创业既没有新意,也很难有太大生存概率。如果任由类似的盲目创业现象蔓延,可能会造成大量创新创业资源的浪费。
第二,创业者过分追求“互联网+”概念的炒作,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忽略创新的本质,忽略了核心技术、产品质量、服务品质的提升。国内某智能手机公司(以下称“CZ科技”),其创始人借助自身媒体从业经验,通过炒作博得了不少眼球,但其旗舰手机后15个月累计出货量不足30万台。类似的概念噱头还有“XX牛腩”、“XXX烧饼”等等。相比之下,华为手机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厚积薄发,其旗舰手机Mate7仅半年出货量便高达400万台。
第三,传统行业的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对“互联网+”大潮的到来反应迟钝,尚未确立拥抱“互联网+”的积极心态。这在根本上源于传统行业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是旧技术体系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新旧技术体系交替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过程中,基于(技术上的)路径依赖通常都会表现出一定惰性。具体体现为,因袭原有的信息化老路,对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设施服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应用,也没有适应消费者作为主导的商业格局的转变(高红冰,2015)[15]。
(二)基础性支撑条件有待改善
第一,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持续进步相比,中国宽带建设、网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城乡、中西部的“数字鸿沟”,严重制约“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发展。根据美国最大的CDN服务商Akamai的“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网速排行榜”,中国平均网速不足4Mbps,全球排名第93位;而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编制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显示,中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分项在全球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3位。
第二,现行教育体系与创新创业现实需求存在较大脱节,人力资本积累难以满足创新创业,特别是“互联网+”创新创业的需要;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质量及职业技术教育方面。2014年GII指数排名中,中国在高等教育分项上的排名仅为第115位。对于“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事物,现行教育体系远未建立起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
第三,资本市场发展极不健康,难以满足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也接近30年,总市值规模一度超过60万亿。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市场满足融资需求的核心功能并未有效发挥,反而沦为投机炒作的工具;这在2015年6月之前的“疯牛”及此后的“股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四,核心技术与欧美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互联网+”虽然降低了创新创业门槛,但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和发展最终需要依靠核心技术为根本支撑。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很多领域的核心技术上,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物联网核心关键技术为例,RFID标签、非接触式智能卡、应答装置、发射接收器等,美日韩都排名前三位,核心优势明显。而中国对物联网的研发主要集中在拓展物联网的实际应用层面,对核心关键技术的积累与国外巨头存在10年左右的差距。从我们实地调研访谈了解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华为、中兴等以创新能力突出著称的领军企业,依然存在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
(三)行业标准与规制监管相对滞后
一方面,行业标准的缺失和滞后在短期内往往容易引起混乱。行业标准的出台通常都滞后于行业发展;对于“互联网+”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来说更是如此。特别是那些以个人体验为特征的服务业,如家政、理发、美容、汽车保养等社区生活服务,其行业标准的制定本身具有较大难度。在植入“互联网+”元素后,短暂但大面积的行业标准缺失或滞后,往往导致实际运行过程中乱象丛生。
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规制和监管措施的滞后也会成为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羁绊。例如,在2010年前后,云计算服务还处于发展初期,根据当时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必须取得ISP牌照才能经营互联网接入业务;而工信部于2009年即停办了ISP牌照的发放,导致新创立的云计算服务企业无法申请该牌照,业务开展也受到制约。2014年以来,政府部门规制和监管滞后影响“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情形更为突出;在互联网金融、电招租车等领域,都经历了类似的规制和监管困境。
五、总结性评论与政策建议
(一)总结性评论
前述四部分依托创新经济学理论,对创新创业内涵、“互联网+”本质进行辨析;结合中国创新创业和“互联网+”的相关实践,对“互联网+”行动下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据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创新的本质是通过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获得垄断地位、实现更多市场价值;创新与创业有着天然联系,狭义的创业仅限于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开办行为。“双创”中创业涵盖了所有类型企业开办活动,虽非创新意义上的创业,却有助于夯实全民创新创业基础,营造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二,“互联网+”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其背后的技术支撑是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万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新技术体系下,数据信息的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展示都取得革命性突破;由此带来的零边际成本效应,使得数据信息成为新的关键要素。
第三,围绕关键要素,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形成。目前,经济社会运行中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已经初显端倪,表现为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产业融合、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大规模低成本个性化和定制化等。实施“互联网+”行动将加速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
第四,工业革命以来5次技术革命的规律表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通常会与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相伴随,并涌现出各种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产生各种新的投资消费需求。实施“互联网+”行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一轮长周期节奏,为微观主体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互联网+”有效降低了微观主体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开放式创新和草根创业将成为未来的主流。“互联网+”创新创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闲置资源较多、信息不对称问题较突出的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未来适应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成为“互联网+”创新创业的重要方向。
第六,“互联网+”创新创业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不同类型主体对“互联网+”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对“互联网+”过于乐观,或者对其反应迟钝;二是ICT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资本市场、核心技术等基础性支撑条件还有待改善;三是行业标准与规制监管相对滞后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带来很大制约。
(二)政策建议
为切实把握“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机遇,为新常态经济提供有力支撑,结合前述第四部分相关内容,有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有针对性地实施企业“互联网+”创新创业辅导。由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及总工会牵头,充分利用众创空间等社会资源,对涉足“互联网+”拟创业人员和创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创业辅导,提升创业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协助解决创业过程遭遇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还应由国资委等部门牵头,针对国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开展“互联网+”及信息技术革命方面的专题培训和考察,以拓展其视野,提高国有企业参与“互联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综合运用各种普惠性政策手段,对“互联网+”创业公司进行系统扶持。一是完善公共研发设施,切实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互联网+”创业公司在所涉足领域加强技术研发;二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互联网+”创新创业成本;三是建立调查反馈机制,及时发现“互联网+”创业公司运营中的各种共性问题,并出台政策,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第三,完善现行教育体系,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增加创业创新方面的教育内容,提高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基本技能;并结合“互联网+”发展需求,开设相关课程。大力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借助工会、科协以及互联网企业等各方资源和力量,针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人员开展在职培训。
第四,不断完善“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基础性支撑条件。一是加强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建设,为各种“互联网+”创业行为提供更多便利;二是规范资本市场,在加强监管、减少不正常炒作的同时,要切实利用好新三板等平台,将更多社会资金引导到创业创新活动中;三是在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同时,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实施重大基础性核心技术的集中攻关。
第五,优化行业监管和标准制定。行业主管部门要本着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原则,着力改进监管和规制水平。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动态,主动适应新业态、新模式要求,及时调整各种监管准入规则,尽量减少滞后监管规则对创业创新带来的阻碍。国家及省级标准行政主管部门则应着力完善与新经济新业态相关的标准制订工作;结合业态新、成长快等特点,优化标准制订流程,加快标准制订步伐;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应充分吸收业内企业参与标准制订,提高标准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和支撑性。
参 考 文 献
[1] Schumpeter, Joseph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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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Abridg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endigs Fels),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Ma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9.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商业银行;破坏性创新;维持性创新
一、引言
技术成熟和平台的普及为互联网企业向金融市场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2012年以来,不少互联网企业布局金融市场,向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网络众筹、大数据征信、互联网理财等领域发展壮大,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15年初,总理在考察我国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微众银行时提出,要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闯出一条路子,给普惠、小贷公司、小微银行的发展提供经验,互联网企业金融跨界发展的热潮进一步高涨。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正常运营的P2P网贷平台(不含港澳台)共计2593家,环比2014年大幅飙升64.63%。2016年2月底,全国网贷余额达到5006.37亿元,历史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环比上月底增加了6.91%,是去年同期的4.02倍。
互联网企业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颠覆论认为互联网精神冲击金融精神会带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颠覆性的变革(谢平,2014);细分论认为互联网企业的加入细分了市场主体和层次,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不会动摇(马蔚华,2014);融合论认为互联网企业将和商业银行在竞争合作中逐步融合形成新的金融生态圈(霍学文,2015)。这些讨论当中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互联网企业转战金融行业对于商业银行究竟意味这什么?互联网企业转战金融行业是否具有颠覆商业银行的可能和条件?互联网企业转战金融行业是否对商业银行构成了真实的威胁?
破坏性创新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框架,该理论原是用作解释新技术如何产生新的商业模式,瓦解原有市场。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形成了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网络众筹等新的商业模式,与该理论的假设非常契合。
二、文献综述
破坏性创新理论由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滕森教授提出,阐述了低端市场的简单商品、服务是如何占领高端市场并取代竞争对手。应用破坏性创新理论对金融市场展开的研究不多。陈基文(2013)将破坏性创新归纳为互联网金融相对传统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刘秀光(2014)认为在支付体系中,互联网金融在提高运行效率、改变货币形式、实现无货币社会以及显现影子银行等方面体现出破坏性创新。任静、朱方明(2016)指出互联网银行的破坏性创新体现了技术和市场的不连续性,传统金融机构可能因路径依赖、需求约束、利润增长与成长需求错配而无法抵御互联网银行的破坏性创新。
以上文献均引入破坏性创新概念,但并未将维持性创新概念纳入分析,本文基于这一缺陷进行完善与充实。
三、互联网企业的破坏性创新体现
滕森教授在1997年明确了破坏性创新的判断标准――是否具备技术和市场的不连续性。互联网企业的破坏性创新主要体现为市场导向、需求导向以及技术导向。
(一)市场导向下的破坏性创新
互联网企业会将产品服务的市场定位于金融需求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得到满足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开拓蓝海市场。例如网络借贷平台,通过网络支持实现了点对点的借贷形式,为难以从商业银行贷得款项的中小规模企业打通了融资渠道。
(二)需求导向下的破坏性创新
互联网企业会基于原有的用户粘性,通过金融模式的创新,引导新的金融需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类金融理财产品,正是深入挖掘了用户零星理财、收益日享、随取随存、查询便捷的新型理财需求,通过网络支付平台对接货币基金,引发国民理财需求从传统的商业银行理财服务向简单、廉价的互联网理财产品转移,并由此造成商业银行的“存款搬家”现象。
(三)技术导向下的破坏性创新
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本身就具有创新的特质,给金融领域带来的破坏性创新体现在降低成本和金融脱媒。一是不同于商业银行遵从线性思维以机构部门和网点提供金融产品服务,互联网企业通常搭载开放网络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开放网络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匹配效率;二是以信息化技术见长的互联网企业谙熟信息共享技术,这对一直作为金融中介致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构成了威胁。
四、商业银行的维持性创新体现
作为和破坏性创新对立面存在的维持性创新应该体现为市场和技术的连续性平稳过渡。商业银行的维持性创新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为了巩固和提升自己金融服务质量而采取的各种改革,同样也可以体现在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和技术导向三个方面。
(一)市场导向下的维护性创新
商业银行为了抵御互联网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会将自己的业务向其他市场进行延伸。例如,不少商业银行正在积极开展金融普惠工作,通过提高社区以及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站以及自助金融服务设备的覆盖率,起到由点向面带动的辐射作用,以填补社区和农村金融市场空白。
(二)需求导向下的维护性创新
商业银行可以深化已有客户体验,深挖已有客户需求,提高客户粘性,从而抵御互联网企业突破性创新带来的冲击。例如商业银行通过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设计出周期短、收益高、支取便捷的新型理财产品和互联网企业提供的金融a品展开充分的竞争。
(三)技术导向下的维护性创新
应用互联网技术对原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升级也属于商业银行的维持性创新,因为其本质是利用技术改造实现已有产品服务体验的升级。例如网银,虽然基于互联网的底层技术,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商业银行拓宽服务范围,提升业务办理体验并降低业务成本。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互联网企业转战金融行业对商业银行的冲击程度应该取决于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现有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关系;二是商业银为应对互联网企业破坏性创新所采取的维持性创新的努力;最后是政府对业态发展的态度。
(一)正视互联网企业与商业银行的竞争关系
图1构建了互联网企业与商业银行竞争关系的二维矩阵。互联网企业转战金融的一般路径表现为:针对低净值客户群研发标准化产品、服务以打开蓝海市场,然后向信用卡、理财服务、投资咨询、资金借贷等红海市场领域拓展。以阿里巴巴为例,最早从第三方支付开始介入金融业,随着用户规模扩大,后成立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以支付宝为主要工具逐步搭载各种金融服务功能向红海市场拓展:2013年余额宝上线,通过支付宝的资金直接对接货币市场基金打入理财服务领域,后相继推出阿里小贷、芝麻信用、娱乐宝、众安在线、阿里担保、浙商网银等金融服务。
然而,资金借贷、信用卡、投资理财等红海市场的主要份额一直以来由商业银行占据着,两者在红海市场遭遇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是绝对竞争,二者也可能产生互补市场空白的错位竞争。
按照破坏性创新理论,互联网企业在提供结构简单、功能单一的金融产品服务时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可以迅速打开低端市场。然而,资金借贷以及普惠性金融属于非标准化的产品服务,互联网企业对非标准化产品服务的提供并不具备绝对优势。换句话说,虽然互联网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并实现点对点的资金融通,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就可以完全替代商业银行,对于大客户、大项目、大资金的配对,商业银行的机构组织优势、规模优势以及风险控制优势就会突显出来。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革新导致商业银行的颠覆,二者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非标准化产品服务方面展开错位竞争,在低净值标准化产品服务方面大量分流,而在高净值标准化产品方面分庭抗礼。
(二)优化商业银行维持性创新策略选择
图2根据破坏新创新理论构建了互联网企业和商业银行创新策略选择。其中,互联网企业在低端市场创造新的商品服务或商业模式,而后向需求饱和市场扩张。当互联网企业最初打入低端市场的时候,通常并不会引起商业银行的足够重视,直到双方在需求饱和市场上遭遇,此时商业银行面临两种选择:在需求饱和市场里与互联网金融展开激烈的竞争,或者将自己的产业链延伸至低端市场或向有着更高层次需求的市场。虽然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需要维持性创新作为驱动成本,但从投入产出的效益来说,显然前者更优。
首先,消耗有限资源来打入低端市场所获取的回报是有限的;再者,商业银行在庞大的组织机构增加了应对客户新增需求的改革成本,而互联网企业却相反符合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即“供给为其自身创造需求”,再加上“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互联网企业能够在更高层次需求的市场上保持更长久的活力。
按照森滕教授的观点,维持性创新的投入是有限的,所以行业领导者需要选择最有效的创新策略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因此,商业银行在应对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时,不该寄希望于在这两个市场上与互联网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应该在考虑客户的平均需求的前提下适当对低端市场和新兴市场进行补充。而商业银行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自身在需求饱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不断强化这些优势(如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公信力等),在饱和市场成功抵御来自互联网企业破坏性创新的短暂冲击,待互联网企业挖掘出更多潜在需求并将业务重心转移向更高层次需求市场的时候,合力构建起多层次的新金融生态系统,实现错位竞争。
(三)妥善监管互联网企业的破坏性创新
任何新生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互联网企业给金融市场带来的破坏性创新也不例外。短期来看,互联网企业的进入会打破金融市场原有的平衡,会对商业银行效益造成冲击;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看,鼓励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能有效促进市场分层,进而扩大市场的可能性边界。在此过程中,监管层没有必要视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活动如同洪水猛兽而过度抑制,反而应该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一切有利于包容性增长的金融活动。
然而,互网企业从事金融活动的本质仍然是搞金融,而风险的控制对于金融而言是一项基本命题,所以在适当提高互联网金融风险容忍度的前提下,依然要对不同类别的互联网企业按照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分部门进行严厉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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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秀光.互联网金融支付体系的破坏性创新[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55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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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克里斯滕森.创新者的窘境[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挑选自己喜欢的镜框形状、镜架颜色,用软件在电脑上设计出一个眼镜架,然后连接到3D打印机上,运行程序稍等片刻,就能看到自己心仪的眼镜架被打印出来了。这样酷炫的生产模式,是工业互联网核心理念的初级体现—用互联网将人、数据和智能机器连接起来。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工业互联网是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发展领域,也将是“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据国际权威机构估算,未来20年中,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至少可带来3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量。
提升竞争力的契机
什么是工业互联网?在日前举行的“2015北京软件名人论坛”上,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副会长、数码大方总裁雷毅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工业互联网是工业软件、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它是一个供需协作平台,能够实现消费、销售、设计、生产、协作、管理及服务的协同,优化资源、成本、质量和周期,满足个性化定制消费需求。
“互联网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和共享,物联网是要解决更大维度的人和物、物和人、物和物之间的信息交互和共享,而工业互联网正是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圩如此解释说。
无论应用智能互联技术还是全自动生产线,工业互联网确实能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比如,西安西开电气公司通过搭建企业级数字化设计制造平台,实现了协同制造与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海尔集团建立智能制造交互平台生态圈,实现了全球一流资源与用户零距离交互。据测算,应用工业互联网后,企业成本可下降20%左右,可节能减排10%左右。
“消费互联网解决的是存量产品的销售问题,工业互联网则是催生全新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雷毅认为,过去15年是消费互联网时代,未来15年将是工业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成为设计师和生产者。
融合创新是王道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向工业深入融合。浪潮集团承建的海关总署“金关二期”大数据云平台数据中心,日前部署完毕,将满足加工处理海关内外部海量数据及海关情报等系统的需要,为建设“智慧海关”提供基础支撑。这是浪潮集团与海关总署全面战略合作的重大项目之一,双方的合作包括底层基础架构、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及创新应用3个层面。
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指出,我国正站在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的“风口”和最佳时期,要抓住机遇、接受挑战,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有良好的基础。从工业看,工业门类已经形成全球最为完整的体系,不断创造奇迹;从信息产业看,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工业,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和可观的应用规模。据统计,2014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6%;集成电路制造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幅超过20%;软件和服务业产值超过3.7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20%。
但是,关键还在于工业和互联网新技术的融合创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表示,互联网与工业融合是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结合点,这是一个新的跨界领域,需要重视推动协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融合创新。
苗圩指出,要从两个方面实现融合发展,一是智能制造,二是把互联网新技术引到工业企业和工业行业中去。中国有一批互联网企业已成为国际上的领跑者,要把这些企业发动起来,和工业企业密切融合,搭建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框架,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全盘谋划整体架构
“工信部正在论证工业互联网整体架构,要从数据中心怎么建、云服务怎么用、大数据怎么分析等方面入手去考虑。还需研究如何保证网络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趋利避害,全盘谋划。”苗圩表示。
工业互联网不仅带来新的机遇,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我国信息技术虽然应用广泛,但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推动重大技术和产品创新,企业要以更加有效务实的解决方案推动互联网和工业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汽车专业 互联网汽车 汽车互联网+
一、“汽车互联网+”渐行渐近
互联网汽车是“汽车互联网+”的衍变,目前来看分为智能汽车、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
1.智能汽车
这类车中网络公司着重研究智能车载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让汽车与移动终端设备互联互通成为一体,实现人对车更智能化的控制。
2.新能源汽车
随着能源危机日益加深,互联网公司在注重智能汽车开发的同时,加入环保理念,充分利用新能源作为动力。相当多的企业都在研究开发新一代含智能、新能源等多种元素的汽车。
3.无人驾驶汽车
这种车是集自动控制、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众多技术于一体,能够通过车载传感器来感知路状况,自动调整行车路线,自动到达目的地的一种智能汽车。
物联网技术与车联网思维对汽车行业旧有的格局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国内外世界知名汽车企业联合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涉足“智能化”“车联网”“新能源”“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依托于互联物、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未来4G甚至5G等高速通信新技术的支撑,发展“汽车互联网+”,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趋势。车联网“大数据”平台下的“智能化交通”正逐步改变人们的出行生活。
2015年2月,易到用车、奇瑞汽车和博泰集团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共同打造互联网智能汽车共享计划;2015年3月,富士康与腾讯、和谐汽车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将在“互联网+智能电动车”领域展开合作;2015年12月,百度与宝马合作的无人驾驶车国内首次实现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2016年3月,阿里上汽合造的互联网汽车2016年4月北京车展亮相。
二、汽车专业如何进行转型升级
越来越多的报道充分显示“汽车互联网+”渐行渐近,汽车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学校相应的汽车专业转型升级也就迫在眉睫了。笔者认为学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渐推进汽车专业的转型升级。
1.提升“教育互联网+”速度
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颁布以来,虽然各级各类学校以及电化教育场所软硬件设施不断更新,但教育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仍需不断完善,优质课程资源库要不断增加,相应的管理措施、人才团队也要不断跟进。
“教育互联网+”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包括软件部署、硬件部署与应用技术培训、开发完善、使用习惯养成、应用推广等环节,影响广泛,投入巨大。“教育互联网+”一般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一是要搭建各类优质的教育资源库;二是要搭建无处不在的,随时可用的学习与教学的网络,学生和教师都能通过网络访问资源库或是互联网;三是要搭建充分利用网络来学习和教育的理念,实现在学习与教学过程中的普遍使用;四是要搭建安全使用“教育互联网+”的安全制度,确保学生和教师实名使用网络,要建立在遭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机制。
总之,只有把教学实践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落实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日常学习与教学活动中,才能提升“教育互联网+”的融入深度和速度,才能为汽车专业适应“汽车互联网+”,为汽车专业转型打下基础。
2.与一些成熟的“汽车互联网+”应用型企业建立长期友好合作
学校应选择有丰富互联网技术经验和优秀导师资源的企业,并和其建立长期友好校企合作关系。学校想要提升汽车专业的含金量,提升汽车专业与行业的紧密结合,就必须要了解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紧跟发展潮流,要了解汽车行业的新技术,不断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在这方面有些学校已经走在了前列。
如,新华网北京2015年6月1日电,阿里巴巴集团1日在北京启动“百城千校”计划,宣布将与有关高校、企业、培训机构等多方联合,力争三年内培育出100万名跨境电子商务领域人才,助力中国外贸转型升级。
3.专业建设也要与时俱进
当“互联网+”的思维进入交通和汽车,旧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旧的教学形态也同时要打破。
(1)课堂形式“+”点什么?有了“教育互联网+”的平台,旧的课堂形态将被打破,学生可以通过平台自己选择“课程”和“教师”,教育变得更智慧,私人定制成常态。
学生可以通过各种终端(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进入学校搭建好的平台,私人定制自己的课程及教师。
比如,学分制实施过程中,汽修专业学生在选择选修课时是选择汽车营销实务还是选择碰撞估损知识等,而对待具体一门课,是选择哪位任课教师,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这样,一是可以倒逼教师要提高授课质量,否则没人来听课;二是学校可以通过平台看到,哪些选修课是学生最想学的,从而整体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
数据化管理,教师与数据产生化学反应。“互联网+”时代,学生的试卷、学生的特点、弱点会被大数据快速细致地分析,全部智能化。
比如汽修专业学生在技能测试的时候,可以对发动机曲轴主轴颈径向和轴向间隙检测、轿车空调冷媒回收、加注及控制电路故障诊断与排除、载货汽车电路图识读等模块学生的考试结果输入“教育互联网+”数据平台,通过平台的自动分析得出学生在每个模块的掌握情况,从而对一体化教学课时进行微调。
(2)教师教学“+”点什么?一是 “+”点数字信息化的素养和技能。教师能够熟练利用互联网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信息技术和设备,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教学资源进行管理加工表达交流,能够利用网络资源解决教学及学习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利用信息化平台对学生个体进行快速的数据分析,结合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二是“+”点创新,创新是汽车专业转型的核心力量。互联网时代的课堂不仅仅是利用先进的设备,不仅仅是光有科技知识,更需要教师的创新创意。比如利用微博、微信、QQ、云平台等第三方软件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改变传统的从头到尾灌输式的教学为互动式学习。
(3)教学实施计划“+”点什么?专业教学要紧盯行业先锋,开创新的教学模式,要维绕“互联网”和“汽车”两个核心制订教学实施计划,围绕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来办专业。
例如,修改汽车专业原有的教学实施计划,可以在公共文化课程或是专业基础课程或是在任选课程中,加一些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相关性课程,如互联网及其应用,汽车网络技术课程,大数据与物联网,物联网软件、标准、与中间件技术,车联网技术基础,车联网技术及应用,现代汽车与汽车文化等。
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