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14:15
我们在这里讲的军旗，是指象征军队及其各级建制部队，以及作标识、号令和通讯工具的军阵用旗，并不是有如今日统一全军制式的“军旗”。
《孙子兵法・军争》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旗帜、鼓点、金声、号角、灯火，是古代战场上主要的通信联络信号和指挥手段。先秦时期的其他军事著作如《管子》的《兵法》篇、尉缭的《勒卒令》与《兵教》，都具体地论述了旗鼓在战争中的作用。
古代军队运用旗鼓这种通讯和指挥方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将各种指挥号令、联络信号传达给全军。但由于它内容复杂、头绪繁多，必须花较多的时间来进行教学、训练，方能使全军每一士兵熟悉这一套指挥号令。所以，训练将士“辨旗帜”、“审金鼓”，是古代任何军人入伍后的第一课，《武备志》中说：“练士者，先明旗之别而要束之。”就是这个道理。
将帅用于各种指挥形式的指挥用旗名称较多，如望旗、认旗、变旗等。《虎钤经》卷七讲，主将所用的指挥用旗有五百面之多。据《通典》卷149引《李靖兵法》记载，在用旗帜进行指挥联络时，当主将发出命令后，旗官、旗手立即按命令将某色旗竖起，相应的某方的部队见后，应立即将本部旗帜竖立，这叫做“应旗”，本部全体官兵立即准备听令（有的主将要求一级一级逐级向下传令，逐级应旗）。若主将命令全军行动，则五色旗全部竖起（东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全军都要立即“应旗”，准备行动。指挥的旗帜向哪方点动，受令部队就应向那方前进;指挥的旗帜若向下低垂，受令部队就应跑步前进;两支或数支指挥旗帜相交，受令部队就应合队。前进时，前哨部队一般均配备五色小旗一幅，高招（指旗杆很高的旗）一幅。若遇见树林则举青旗，遇水泽举黑旗，遇敌人兵马举白旗，遇山险举黄旗，遇烟火举红旗，用作向后面传报情况，以便将领采取对策，并向主将报告。除一般报告外，还有旋转挥舞不同颜色的旗帜以及不同方向报告敌情，敌众则展（旋转挥舞）青旗，敌少则展白旗，敌急则展红旗，敌缓则展黄旗;已无路可行，又非接战不可则展黑旗。展旗的方向，也就表示敌人所来的方向。这些只是古代军队用旗帜进行指挥联络的基本方式，其细则要具体复杂得多。
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旗帜振奋军心，以旗帜迷惑敌军的故事很多，如“登城立帜”、“移帜破敌”、“疑帜惑敌”等等，比比皆是。唐征讨百济之战，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在进攻百济城之时，乘百姓相率来投之机，命军士登城立帜。这种做法出人意料，使百济守军军心大乱，而攻城的唐军则斗志倍增。宋代吐蕃族与党项族之间进行的“河湟之战”，曾有“移帜破敌”的故事。党项族首领赵元昊在挥师渡河而进时，“插旗记线”，以求退路。但吐蕃族首领嘉勒斯贲是一位能谋善断、工于心计之人，他将计就计，一面指挥军队与赵元昊作战，一面派人潜入其后，把旗移至深水之处。经过激战，党项军被打败，士兵们夺路而遁，见插有旗子的地方便跳下去，结果十有八九被淹死。这时，嘉勒斯贲又挥师大进，虏俘甚众。
我国古代军中之旗帜，按类型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号旗：我国古代最早用于军队作战的是号旗，如上面说的黄帝与炎帝大战时，所用各种图腾的旗帜。又如春秋初年，郑国大将考颍叔手舞大旗，首先登攀城墙，指挥全军。这些旗帜都属于号旗。那时由于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因而军队常以各种颜色表示，如秦用黑旗，汉用赤帜。韩信背水破赵，预先选轻骑兵二千，每人手持一面赤帜，等到赵军出阵，突然从后抄袭敌营，拔去赵军旗帜，尽“立汉赤帜”，取得以少胜多的奇功。直到唐时，旗帜仍是靠颜色有异或图腾为标志用来指挥作战的，如大将李嗣业攻吐蕃，手持大旗孤身冲上山峰，全军为之鼓舞，纷纷陷阵杀敌。
阵旗：在古兵法里常有叙述阵图的，著名的诸葛亮“八阵图”、李靖的“六花阵”，就是靠不同颜色旗帜去排列和组合。旗分五色，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加上中央的黄土摆成五方阵称五方旗。军营和阵地的各个方位也有各自的旗帜，如角旗、门旗等。
联络旗：古代军队行军，主要是在白天。军中各部分，特别是前锋和主帅所在的中军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借助旗语进行的。据宋代许洞所撰《虎钤经》记载，当先头部队在行军中遇到树林堵路，需砍树开路时，就举起青旗;当遇有高山峡谷，无回旋避敌之地时，便一路顺风烧草，防敌火攻，一面举起红旗;如果发现前方有列阵以待的敌兵，就要赶紧抢占有利地形，摆开阵势，同时举起白旗;如果前方是低洼沼泽地带，或是溪涧不平，就举起黑旗;如果前方平坦开阔，就举起黄旗。
令旗：古代军队作战指挥时，领兵将军还常常置有传令小卒，手执令旗，传达命令。令旗除了传达命令之外，有时还作为督战、奖励的标识。如太平军制有专斩临阵退缩旗，以执法督战。此旗为黄铜火焰边，长阔一尺二寸，上写“东王有令”，下写“专斩临阵退缩”六字，盖有东王印。又制有胜旗，由各军总制自制，各王盖印，用以奖励战胜者。
牙旗：古代军队象征全军的旗帜一般称作“牙旗”。其所以称“牙旗”，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以象牙为饰而得名，“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另一说是谓军之将是王之爪牙的意思。“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准确，姑介绍以供参考。有一点可以肯定：牙旗是全军最重要的旗帜，也是最大的旗，充任牙旗之旗手也必须选择身强力壮者。例如三国时曹操的贴身侍卫典韦就是牙旗旗手出身，“形貌魁梧，臂力大过人”。他最初在赵庞军中，“以牙旗长大，人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庞异其才力”。这种情况直到清代仍是如此。例如曾在太平军中生活过的英国人呤o在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军中执掌旗帜的旗手颇多，都由精壮忠勇的人充任。重要统帅的旗手和高级军官的官阶同等，他们在军中所处的地位极为光荣。有些旗手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
由于牙旗是全军的象征，所以，古代军队在出征之前一般都要在牙旗前举行“祭旗”的仪式，古人视“牙旗者，将军之精”，牙旗若能受到神灵福佑，全军似乎就可保平安了。
牙旗是一支军队的主要标识，所以在战争中，牙旗在哪里，就表示指挥中心在那里，主将在那里;旗不倒，主将就在，全军就存在，旗一倒，就表示主将不存，全军已经崩溃。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战争中，双方都要拼死保护自己的牙旗，并设法夺取或砍倒对方牙旗。如果一方能采取突袭的手段夺取或砍掉对方的牙旗，对方全军就可能垮掉。汉代名将李广年轻时，从周亚夫征讨吴楚七国之乱，曾夺取对方帅旗，故而名显天下。岳飞抗金初期，“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旗）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
本文作者：何晓芳
从战国李惺著《法经》起,直到清王朝制定《大清律》,上下两千年,形成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法系,与印度、阿拉伯、罗马、英美四大法系鼎足并立,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法律,逐渐发展形成的.满族从长白山发源到入主中原,在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同时,融合吸取了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经验和法律原则,参以本民族崛起过程中形成的有效经验与传统,制定完善了集中国古代封建法典之大成的《大清律》,代表了中华法系的优秀成就。满族也以此对中国古代灿烂的法律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满族统治者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善于学习吸收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法律建设经验,并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既没有像中国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在法律建设中盲目“汉化”,也没有盲目排斥学习汉文化。所以,满族统治者进行的法律建设成功地完成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从粗疏简陋向严密完备的封建法典形式的过渡,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巩固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以往满族史研究中,对满族法律建设的基本面研究的比较多,但对民族特色讲得少一点,所以,本文专就其法律建设中的民族特色谈一些粗陋看法。一“法制以立”、“参汉酌金”—人关前的法律建设及特色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人完全由习惯法调整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从努尔哈赤国政初定,“法制以立”产生成文法,到皇太极时期“参汉酌金”大量立法,法律建设的内容与特色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建立八旗制度,颁布军律与军令,将满族组织为具有高度军事化特点的民族。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对全体成员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平时: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¹到了打仗和狩猎时,则“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º这种组织具有临时性,由社会成员自愿组成,没有专职人员,因而不可能形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当努尔哈赤起兵之后,直接影响其取得战争胜利。如,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率兵400人,带战车3辆,进攻玛尔墩城。守兵扔石块击人,用巨木撞坏二车,进攻的士兵便“皆蔽身于一车之后,缩首不能上攻’,»努尔哈赤只好自己单人苦战。(《满文老档.太祖》卷一。)还有,努尔哈赤在率兵攻兆佳城时,士卒少懈,“四出掳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努尔哈赤命大将燕护前去制止,兼护去后,亦随众抢掠。努尔哈赤又命巴尔太再去,结果巴尔太也照旧随众抢掠,努尔哈赤只得自己仓卒应战,异常危险。¼战争,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后的头等大事.因而,改变氏族部落组织形式松散,和部落成员的散慢习惯,建立一支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军队,是努尔哈赤加强法制建设的直接动力。所以,无论在努尔哈赤时期还是在皇太极时期,以谕令形式颁布最多的法律条文就是军律和军令内容广泛、详细,成为入关前,满族社会中法律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建立八旗,兵民合一,严格约束部落成员。在八旗制统辖之下,全体成员居住在固定的区域内,不得擅自行走迁移,进行军事化管理。二是制定围猎禁令,寓兵于猎。努尔哈赤通过颁发谕令,对围猎的方法、射杀禽兽的分配形式及禁止事项,都比照征战作了详细规定,使满族原有的围猎成为军事训练和演习。三是整伤戎行,严明军纪。在这方面的规定极其广泛,涉及行军、驻营、布阵、战利品及俘掳的分配和处置,形成了严密的惩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努尔哈赤“有罪者至亲不贯,必以法制,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½的治军思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通过颁布军律和军令,将满族社会全体成员组织约束在八旗之中几缔造了一只能征贯战,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
(二)加强刑法建设,整顿社会秩序,树立专制主义权威。刑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之一。以刑法建设作为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制体系的重要特点。满族作为文明晚进,深受汉文化熏陶影响的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在其法制建设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带有这种鲜明的中华法系特点。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上始定国政,禁悖乱,敢盗贼,法制以立。峋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满族社会的法制建设,是从对“悖乱”的“禁”和对“盗贼”的“敢”,以巩固初定的“国政”而起源的。“悖乱”一般指对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抗与冒犯,是对统治秩序和权威的冲击;而“盗贼”则是对社会治安的扰乱。这是早期满族社会中产生阶级政权时所面对的两大社会、政治问题。努尔哈赤采用了加强刑法建设的手段,进行坚决镇压。此后在他和皇太极执政期间就从这最初“悖乱”、“盗贼”简单概括性的刑法规范与罪名开始,发展了关外时期的刑法建设。由于明王朝此时的刑法建设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并制定了完整的刑法典,为满族关外时期刑法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努尔哈赤曾指令翻译明《刑部会典》和《明会典》,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皇太极时期在翻译、学习明王朝法律方面则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所以,关外时期的刑法建设,虽然仍处于因事立法的草创阶段,还没有一部系统、完备的成文刑法典。但在对犯罪的惩治上,已逐渐形成了比较定型的罪与罚的规范,建构了刑法的基本框架。根据当时满族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惩治犯罪的基本目的划分,刑法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专制权威。在努尔哈赤时期即开始已有了“犯上”罪的含义,即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子侄都不得冒犯汗不恭敬汗。皇太极即位称帝时,就正式确定了这一罪名。与“犯上罪”相联系的是确定了倡乱罪名,主要指汉族等各族人民对后金民族压迫的反抗。满族统治者对犯有以上罪名的人都要进行坚决的镇压。二是打击刑事犯罪。主要打击奸、盗二事。奸、盗在当时满族社会中极其普遍,努尔哈赤首次“定国政"u法制以立”时,便将“窃盗”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对奸、盗处以重刑和极刑.三是保护农业生产。努尔哈赤时就规定,对放牧毁坏农稼进行治罪。皇太极即位以后,在这方面的立法更为广泛,禁止贵族郊外放鹰,还颁布了《纵畜入田罚例》,详细规定了牲畜损害庄稼的具体惩罚办法,反映了农业生产在满族社会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
(三)改革民族陋俗,促进社会进步。这方面是满族关外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特点。努尔哈赤生前参考明律,结合满族社会实际,草创法制,对满族社会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他去世后,满族社会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族陋俗。主要有:不按辈份的同族嫁娶,即子侄可以娶继母、伯母为妻,兄叔也可以娶弟妇、侄妇为妻;丧葬中实行人殉;女子早婚。这些已经形成习惯法,被全体满族社会成员共同遵守。但随着满族社会经济发展,与汉族文化交流日益增强,这些古老的民族陋俗日渐显现其原始性和落后性。因而,皇太极即位后,在加强法律建设过程中,着手对这些传统陋俗进行改革。对禁止同族嫁娶,夭聪年间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洲凡女子若丧夫……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À前已说过,后金对奸淫处罚的极其严厉,可以判处死刑。皇太极将“族中婚娶者”按奸淫论处,可见其禁革此陋俗决心之大。对禁止人殉,天聪八年(1634年)规定:“又妇人有欲殉其夫者,平居夫妇相得,夫死,许其妻殉,仍行族表;若相得之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不相得之妻及腾妾,俱不许殉,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À皇太极将殉葬限于感情好的夫妻,即照顾了满族旧俗,又进行了改革,有助于法律贯彻执行。关于婚姻年龄,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谕令:“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这一规定有助于改革早婚陋俗。总之,入关前的法律建设涉及面较为广泛,除上述提到的内容外,还有关于行政立法,调整民事与经济关系的立法等等。这些立法基本上都是参考明律,改革满族旧俗而制定的,为满族入主中原,适应中原文化奠定了基础。二“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大清律》的民族特色《大清律》是清入关以后以《大明律》为蓝本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体例结构上都继承了《大明律》。《大清律》首先继承了《大明律》以篇统律条的封建律典体系结构,共7篇,47卷,30门,436条,附例1049条,律首附有六脏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各例律之后,分吏、户、礼、兵、刑、工6律。各律下辖篇目及名称也与《大明律》同。《大清律》也基本继承了《大明律》的基本内容,《名例律》类似近代刑法的总则,是以下“六律”的总纲。《吏律》,是关于官吏公务的法律规定;《户律》,是关于民事和经济方面的法律规定;《礼律》,是关于维护礼制方面的法律规定;《兵律》,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刑律》,是关于诉讼和处罚其他各种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这一内容是中国历代封建律典、尤其是唐律的继承。符合各民族统治者在全国广大地区建立中央政权的需要。然而,《大清律》对《大明律》的继承绝不是简单粗疏的继承,而是根据清代时势变化、司法实践经验逐步加以修订完善的。满族统治者最初制定《大清律》的指导思想就是:“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虽是关外时期“参汉酌金”立法基本原则的延续,但区别在于:叹大清律》“详”的是“明律”,参的是“国制”(满族法制传统);而在关外时期则相反,参的是“汉”即“明律”。说明,《大清律》并不完全是《大明律》的翻版,具有自己的特点,民族特色是其中之一。《大清律》内容上的民族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继承《大明律》,保留关外法律传统。使《大清律》既适用于广大汉族地区,又具有满族传统特色。主要有:分家。关外时期满族人允许成年儿子分家。然而以汉族为主的明朝法律却不允许。《大清律》在条例中保留了关外传统,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许分财异居,其父母许令分者,听”。。结婚。《大明律》严格继承汉族传统习惯法,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满族在关外时期虽然禁止族内不按辈份婚娶,但却对娶妻的伦常辈份没有限制。《大清律》在条例中保留了这一传统,规定:“外姻亲属为婚,除尊卑相犯者仍照例监时勘酌拟奏外,其姑舅两姨姊妹听从民便。’,。既肯定了汉族同姓不婚、尊卑不婚的传统习惯,又确定了姑舅两姨子女之间婚娶的合法性。奴脾制度。关外时期,奴蝉制度在满族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入关后,为了强制维护八旗役使奴脾,《大清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如在“人户以籍为定”的条例中有10余款,其中有“雍正十三年以前各旗白契所买之人,但不准赎身。”旗下奴仆或借别旗名色买赎或自行赎身、旗民两处俱无姓氏者,察出即令归旗。’,。旨在将原有八旗奴仆严格禁锢在八旗户下。满族统治者还将这一旧俗在法律上推及于汉族,规定:汉族主仆之间利纷“应照满洲主仆论”。。这是满族统治者带给中原汉族地区的落后因素,应当对其采取历史的批判态度。对满人和旗人援用习惯法。《大清律》中规定:“凡旗人犯罪,答、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者,七十五日;边远、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这条规定使得旗人犯答杖罪可折成鞭责刑,犯充军、流刑、徒刑可以免除发遣到边远地区服役,而只需在当地分别受枷号刑。《大清律》中此项规定,笔者认为:一是沿用满族关外习惯法。答、杖、军、流、徒这些刑罚是唐、宋、明代一直相沿袭使用的,而鞭责是满族关外时期的习惯刑罚,枷号也普遍使用。至于军、流、徒则基本上不使用。二是保持军事力量的需要。《清史稿》对此有明确解释:“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心另外,从这一律文产生的背景也能佐证满族统治者这一立法用意.雍正年间修律时,删去《大清律》承袭《大明律》的律文—《军官军人免徒流》条,用专门为旗人而设立的上述《犯罪免发遣》条代替。这是根据清朝情况变化而制定的,因为八旗军队是清王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做出这样的规定与明朝对军官军人免徒流规定的用意是一致的。在清朝,不仅旗人享有这种法律待遇,对蒙古犯罪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样规定的用意与旗人相同,证明《大清律》中关于旗人犯罪免发遣的规定,并不是满族人单独享受的法律特权。
(二)“首崇满洲”,维护满族的特权地位。早在关外时期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皇太极就通过建立王、贝勒等级名号、封爵等差、仪仗制度等,来强调“上下贵贱之分”,体现满族统治地位。入关后,《大清律》继承《大明律》,严格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在议、清、减、赎的适用对象上基本相同,但在民族方面,则体现了“首崇满洲”,维护满族贵族和旗人特权地位的特点。宗室和觉罗是法律特权的首要享有者.他们享受“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特权,对他们所犯重罪,援用“八议”律文,上奏后即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理。若再经减等,缓决,折罚的优待,纵使杀人劫掠也无死罪。“八议”的范围不限于本人,《大清律》较之《大明律》将其扩大了适用范围.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罪,也同样需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审问,更不得经行判决。在刑罚使用上,《大清律》规定,宗室觉罗犯答杖轻罪,可以折罚养赡银,从而免去答杖。宗室觉罗妇女犯罪,在适用折罚时可以少出一半养赡银。宗室觉罗如犯枷号、徒刑、流刑和充军等罪,皆折以板责圈禁。圈禁是早在关外时期努尔哈赤对其长子褚英采取的刑罚,将其囚禁于四周设有高墙的房中。以后专门适用于满族贵族及大臣,所谓有体面者。《大清律》规定对宗室觉罗仍实行这一刑罚,既是对满族习惯法援用,也突出体现了满族贵族的法律特权。对待普通旗人,除前面已述的可以枷号代替徒、流、充军刑之外,旗人犯罪,官吏不得擅用夹棍杖责刑讯定罪,要刺字也仅刺臂而不刺面。《大清律》还对旗人的经济利益给予特殊保护,主要确认满族人关后强制圈占土地和拥有奴仆的所有权。世祖入关以后,利用政权强制圈占土地作为东来诸王及八旗兵丁的私产。成为皇庄、王庄、官员庄及旗地。《大清律》在《户律•田宅》中专设“典卖田宅”条,确认业主对所有权暂时或绝对的转移,并对旗人的房地产保护作了特殊规定。《户部则例、田赋》则更为具体。其宗旨是严禁民人典卖旗人房地产,如有设法借名私行典买者,业主售主俱照违律治罪,地亩房间价银一并撤追入官,典买、典卖者双方均要处罪,所得银两也要没收,如所在地官吏失察也要严加议处。清朝中后期,国家财力鹰乏,满人又不事生计,再也无法禁止典卖旗地房产,这时又规定典卖赎为20年,比一般民人典卖赎期长10年,以便于满人将其赎回。对于旗下奴仆,规定俱不准赎身,由别旗买赎,或自身行赎为民的,查出要治罪,奴仆仍归原主。在谈到《大清律》维护满人和旗人的特权地位时,我们也应看到,清统治者对满人和旗人的管束也极其严格。除编入八旗进行军事化管理之外,在某些犯罪的惩治上重于普通民人。如对开赌场的刑罚,旗人初犯发极边、烟瘴充军。而民人杖一百,徒三年。根据旗人免流徒可折枷的规定,至少枷号80日,较之民人处罚为轻.但如再犯,旗人则授斩监候,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显然旗人重于民人。再如,《大清律》还专门对旗人特殊规定,不准民人向八旗兵丁放债,也不准旗人内部举放重债。勒取兵丁银粮,不仅本犯受处罚,失察之该管官员俱交部论处。《大清律》对满人和旗人的严厉管束与维护其特权地位并不矛盾,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为了“巩卫本根”,即巩固其作为统治者军事支柱的作用。
(三)“因俗而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因俗而治”是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因俗”即尊重和认可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顺势而为;“治”即按照国家统一法律要求,进行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因俗”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早在关外时期,满族统治者就已遵循这一原则着手进行外藩蒙古的法制建设。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上颁救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以后,皇太极屡屡对外藩蒙古颁发律令,形成《盛京定制》。《盛京定制》一方面维护外藩蒙古王公原有的特权,援用习惯法;另一方面要求外藩蒙古王公必须遵循清朝法制。为清人关后,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制统一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清入关后制定了《大清律》,对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体适用。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在“化外人有犯”条中明确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但各少数民族都有不同于内地的法律传统和习惯,为了使国家统一法律《大清律》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满族统治者根据“因俗而治”的基本立法原则及关外时期的民族立法经验,采取了保留或认可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作为逐步实行国家统一法律的过渡方式。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制定了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番例条款))(又称《西宁番子治罪条例》)。这个条款基本上是依照蒙藏民族的习惯法制定的.在其前言中指明了为什么制定这一条款的目的:这一地区的蒙、藏(番子)民族“一但绳以内地法律,恐愚昧野番群滋疑惧,转非抚辑边夷之忌,可否府顺夷情,仍照旧例……”。就是说,对刚刚归附清王朝统一管辖的蒙、藏民族还不能立即适用《大清律》,所以制定了《番例条款》作为过渡。原拟订此条款实行五年后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后番民命盗案照此条款办理,不必再请展限。说明,改用《大清律》的条件不成熟。清朝制定的其它民族地方法规同《番例条款》一样,也都是对该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认可与保留。《苗律》,就是南方苗等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并被普遍遵守的成文习惯法;《蒙古律例》中规定的以科罚牲畜为主要刑罚,纵系死罪也可用牲畜赎罪,就是对蒙古原有习惯法的确认。对回疆的立法也基本如此。满族统治者在民族地区制定实施的民族地方法规,并不是对《大清律》的否定,而是《大清律》在这些地区的变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在民族地区发生的重大案件,如谋叛罪,仍要按照《大清律》的规定执行。体现了《大清律))u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既然如此,《大清律》对少数民族原有习惯法的确认与保留并不是全盘采取,而是加以选择和改革,并随着时间推移,少数民族对国家法制的熟悉和适应性加强,逐渐在民族立法中增加适用国家统一法律的内容。如《理藩院则例》,是嘉庆时期在《蒙古律例》基础上制定的民族地区基本法规。在这一法规之中,对蒙古人伙同抢劫、抢夺等犯罪已开始准依《大清律》断案量刑,并增加了照内地刑例治罪的条款。至道光和光绪朝修订《理藩院则例》时,已有一半以上的治罪条款按内地律例进行修改,即使有些条款虽没有修改,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仍按内地律处理。对新疆民族立法的修改,乾隆皇帝则明确指出了这一原则:“新疆回子归化有年,应请悉内地法纪,……回子等均属臣仆,何分彼此,……嗣后,遇有似此紧要事件(弟欧兄致死)均照内地成例办理,并伤新疆大臣等,一体遵办。”。。内地成例系指《大清律》中规定的对全国适用的法律。清朝满族统治者这样做的结果,使民族立法逐渐趋向国家统一法律,法律统一适用的范围不断扩展。表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清朝统治时期有了空前发展。满族统治者这种民族立法的方式,既体现了民族特点,又为今日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历史基础,是满族在民族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贡献。综全文所述,满族的法律建设从关外到关内,都十分注意吸收和借鉴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法律,坚持了它们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又有选择地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传统,使清朝法律极其富有民族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集成者.
严格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标识自己部别番号的军旗，只有用于战场的战旗。
抗美援朝时期，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用的是“志愿军”名义，所以，按国际通行的惯例，不能打出用在国内的八一军旗。加之在前几次战役过程中，为了达成作战的突然性和隐蔽性，志愿军总部往往要求各部“偃旗息鼓”，“低调”行动。因此，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中没有留下一张打有旗帜的照片。到第四次战役时，因志愿军的参战已成事实，各部开始恢复正常的制度。在此情况下，为了鼓励部队士气，解放战争时期广泛使用的红旗再次成为志愿军的战旗。至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红旗已经非常广泛地被志愿军各部队使用。同时，为了发挥红旗的鼓励作用，还进一步产生了战前在红旗上签名、题字表决心，战后立功受奖人员在红旗前照相以表示奖励等形式。
在抗美援朝的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全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功标准。如，各部队记功批准权限不同、荣誉称号命名也不尽规范。为了更好地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环境，进一步推动广泛“立功运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总部根据1951年《中国人民纪律条令（草案）》及后来的《中国人民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制订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根据“立功条例草案”规定，“在军（红）旗前照相”成为志愿军一项非常有特点的奖励项目，是二等功以上的奖励内容之一。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志愿军没有打出“八一军旗”，因此军旗往往以红旗代替；加之战况紧张、摄影器材有限，因此“战旗前照相”这一奖励制度在抗美援朝时期执行的并不是很严格。
在朝鲜战场上，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高举着鲜红的战旗，不怕流血牺牲，奋勇作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祖国争光、为军旗增耀。
一、一面有216个弹孔的志愿军红旗
在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展馆”，有一面不同寻常的红旗格外引人注目。这面红旗长1.12米，宽1米，旗幅上弹痕累累，颜色已褪为土黄色；在旗的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硝烟冲天，志愿军第六十八军的战士们正冲向522.1高地。正是在这场战斗中，旗手张世秀，在枪林弹雨中把红旗插上了522.1高地以东的大无名高地主峰！
张世秀，湖北宜昌人。1951年2月随部入朝，任志愿军第六十八军第二三师第六七团六连副班长。
1953年7月，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张世秀所在六连的目标是攻击522.1高地以东大无名高地。
战斗发起前，六连党支部决定由一排担任主攻，把红旗插上主峰。任务一明确，大家层层围住排长，争当红旗手。聪明的张世秀直接跑到连部，向连长递交了血书，拍着胸脯说：“共产党员是要打头阵的。我坚决要求参加突击队，当好举旗手，誓死把红旗插上主峰！”
张世秀就这样成为光荣的突击队组长兼红旗手。7月13日傍晚，军宣传队代表军首长把一面鲜红的红旗授予突击队。人民的重托、首长的期望，都凝聚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上。张世秀庄严地向红旗行军礼，接过红旗。他代表全体队员宣誓：“一定要把红旗牢牢地插在无名高地的主峰上！”
战斗开始了！
张世秀指挥突击组冲在最前面。在连续突破敌人3道铁丝网后，他高举着红旗奋力向主峰冲击。红旗在灰秃秃的山冈上、在浓浓的硝烟间格外耀眼，成为敌军射击的重点。子弹雨一般地压得突击队员们抬不起头。战友们互相掩护着，冲到一道土坎下，可眼前立刻形成了一道火力墙。怎么办？时间紧急，张世秀果断地对大家说：“为了胜利，总得有人冲上去。”说完，他把红旗收好，带着2名战士向土坎上匍匐前进。刚爬上土坎，他就负了伤，2名战士也摔到坎下。张世秀不顾伤痛，继续向前。一排子弹打来，他再次负伤。
张世秀忍着伤痛把红旗展开，艰难地匍匐前进，用鲜艳的红旗来吸引敌人的火力。当后续部队快接近他时，张世秀因受伤严重，躲避迟缓，第三次负伤昏了过去。展开的红旗半倒着立在他身旁。
突然，张世秀被枪声震醒了！此时，他的双腿已被炸断，无法站立。于是，他抓紧旗杆，两眼直瞪着前方，忍着剧痛艰难地向前爬行。鲜血透过军衣染红了他爬过的土地。敌人的火力向着这面飘扬的红旗不停地射击，六连的战友们趁势从敌人火力间隙冲了上去！
山顶上终于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这时，张世秀也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了山顶。在战友们胜利欢呼声中，望着满是弹孔、随风飘动的红旗，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慢慢地合上了双眼。那面弹痕累累的红旗死死地被他握在手中，稳稳地竖立在主峰上。
战斗结束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张世秀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所在部队专门把这面红旗收藏起来，后转送军事博物馆收藏。就在这幅仅1平方米见方的红旗上，仅一次战斗就洞穿了216个焦黑的弹孔！
二、“坚决歼灭守敌把红旗插上（十字架山）主峰”
这里讲述的是又一面英雄红旗的故事。
1953年6月12日晚，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受命以3个团的兵力，由300门火炮、8辆坦克支援，向南朝鲜军第八师据守的被称为“首都高地”和“京畿堡垒”的“模范阵地”――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发起进攻。
十字架山是两年前，“联合国军”集中美军炮兵总预备队经过73天的时间，损失了3.7万人的兵力才占领的。此后，南朝鲜军不断经营，将之建设成为“京畿堡垒”、“模范阵地”。
12日晚，突击排排长任志明率领全排进入隐蔽阵地准备冲锋。突击部队进入阵地前，主攻团首长亲自把一面标有“坚决歼灭守敌把红旗插上主峰”字样的红旗交给突击排，并为每位战士敬酒。突击排长任志明把红旗交给旗手陈仁华，叮嘱他一定要机智灵活地把红旗插上主峰。
21时，志愿军炮火急袭开始！骤然间，强大的炮火排山倒海似的覆盖着敌阵地，爆炸声震得山摇地动。
“同志们！炮兵给我们打开了道路！前进！”任志明率领着部队发起冲锋。
红旗手陈仁华边冲锋边展开红旗，勇敢地向前冲锋。他最先冲上山顶，顺手向敌掩体内投入一个手雷，炸哑了南朝鲜军正对空发射讯号弹企图向后方发出呼唤指令的高射机枪。接着，他把红旗插上了主峰。
望着正冲锋上来的战友们，陈仁华大声喊：“同志们！快上来吧！我在这儿哪！”红旗在他喊话声中高高飘扬起来！
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战，志愿军占领敌全部表面阵地，继而转入清除坑道残余敌人的战斗。13日上午10时，战斗全部结束。南朝鲜军的“京畿堡垒”、“模范阵地”成了志愿军攻坚战的一个成功范例。战后，为了表彰作战有功人员，团机关奖励作战英雄张喜成、潘长主、邓高明等在那面写有“坚决歼灭守敌把红旗插上主峰”的红旗下合影。
三、其他志愿军作战红旗掠影
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某部特务连团支部，在黑云岭阻击战前召开动员会，通过“不怕牺牲，勇敢作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留下的照片中，出现了团旗，这是较为少见的。在志愿军作战过程中，党团旗很少出现在战场的最前沿，一般只在驻地和相对靠后的地区偶有出现，成为特定政治群体开展政治活动的标志。一定意义上讲，党团旗在鼓励部队士气上发挥了军旗的作用。
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中朝部队胜利会师，两部挥旗欢呼胜利。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志愿军红旗与朝鲜国旗共同飘扬在空中！
威武文明
和平之师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八一军旗早已颁布，但广大基层官兵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作战中、在支援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中、在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抢险救灾中，仍高举着红旗或是写有荣誉称号的红旗。可以说，哪里有红旗，哪里就有人民的子弟兵的身影。红旗在和平时期依然是人民军队的象征之一。
之所以在这些场合少见八一军旗是因为：一、按我军有关军旗制度的规定，八一军旗不授予团以下基层单位。八一军旗一般适用于重大节日、典礼、校（检）阅、隆重集会、游行和军人宣誓等活动中，战时军旗置于团级或以上单位的指挥部，平时由旗手护卫，并由司令部保管。二、在作战、参与建设、抢险救灾中，军队以团以下建制单位出现较多，这些基层单位没有八一军旗。即使以团以上建制单位出现时，部队按照相应的规定，并且出于对八一军旗的爱护，一般也不打出八一军旗。
二、“军旗前照相”――军旗与奖励制度
在中国人民历史上，军旗不仅是军魂、军威的象征，而且曾一度成为奖励的重要“道具”！
“军旗前照相”，正是这一奖励项目，把军旗列为奖励制度的关键性“道具”。这一奖励项目，如今仍然为许多老兵们所熟悉和怀念。
事实上，早在1943年10月，我军颁布的建军以来第六部《纪律条令（草案）》，其中即将“红旗下照相”新增为一项奖励项目，而且是最高奖励项目，其授奖权限是军团长以上人员，具体实施方法是：对革命有功者，在部队的红旗下照相并印发于部队中。但是在战争年代，因战况紧张、照相设备缺乏，所以这一奖励项目并没有严格执行。
1951年颁布的《中国人民纪律条令（草案）》中，对战士及班级干部的奖励列有：嘉奖（队前，会议或通令）、撤销惩戒、授予假期、颁发奖状、授予奖品或奖金、授予军旗前照相、提前升级、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等项。对陆、海、空军排级以上干部列有：嘉奖（会议或通令)、授予提名奖品或奖金、授予军旗前照相（对排、连级干部）、提前升级、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等项。对陆、海、空军之单位列有：通令嘉奖、授予军旗前照相（对营以下单位）、授予荣誉称号――以奖状、锦旗或通令宣布之、授予纪念章。
“军旗前照相”的奖励权限：团长及团政治委员可对本团战士及班长一级，师长、师政治委员及其以上首长可对本师排、连级干部。团长及团政治委员可对本团班、排级单位，师长及师政治委员可对本师班、排、连级单位，军长、军政治委员及其以上首长可对营（含营）以下单位。
“军旗前照相”的实施方法为：在展开之军旗前，摄取个人或单位（营以下单位）照片，并在队前或以通令宣布之。
可以看出，“军旗前照相”这一奖励项目在这部《纪律条令（草案）》中占有相当重的位置。
1953年颁布的《纪律条令》中保留了“军旗前照相”，具体方法与权限基本不变。
1957年，《纪律条令》重新修订颁布。在奖励项目上，增加了记功（三、二、一等功）和晋升军衔或晋升级别的奖励，删除了“军旗前照相”这一奖励项目。删除这一项目，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不少矛盾：
一是此项奖励的适用范围有限。按《内务条令》规定，军旗授旗范围有限，全军有相当多的基层一线和总部机关单位没有军旗，无法实施；即使是有军旗的单位，此项奖励也仅适用于“团以下部队的战士和营职以下干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是受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在适用此项奖励时，存在着照相照设备和技术问题。如设备和技术不佳，使照片效果不好，奖励作用显得不太严肃，甚至适得其反。
三是此项奖励在实施过程中，战士们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即：“军旗前照相”不如“给予假日奖励”受欢迎，“给予假日奖励”不如俱乐部发个“荣誉证”受欢迎，发个“荣誉证”又不如以军队名义向受奖人员家庭写一封报喜信受欢迎。
由于这些因素，借鉴自前苏联红军的“军旗前照相”就再没有被列入历次修订颁布的《纪律条令》的奖励项目之中。
1982年7月20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奖惩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规定奖励增加了军旗前照相的奖励权限：战士和排、连职干部由团批准，营职干部由师批准。这一《补充规定》的颁发，一度恢复了“军旗前照相”奖励项目。但这一奖励方式并没有在1984年版的《纪律条令》中得到确认，从而再次被放弃。其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开始得到改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照相不再如同30多年前一样属非常奢侈的行为，因此这一奖励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三、中国人民三军旗帜的颁布
自1949年八一军旗确定式样以来，在外事活动中一直使用着八一军旗。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对外军事交往的增多和军事外交层级的扩大与深入，在迎接外军军种领导人的司礼中，迫切需要相对应的军种军旗。没有军种军旗，对外军军种将领的仪仗司礼使用八一军旗规格略高，以国旗代又不适合。因此，研究和制订人民军种军旗成为适应军事外交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成为进一步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完善军旗系列化的需要。
1991年5月1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提出要尽快研究、设计出我军陆海空军的军种军旗，供仪仗队司礼活动时使用。
根据指示，相关职能部门邀请有关专家论证，确定了军种旗帜的设计原则：以八一军旗为基础，通过辅设计区分陆、海、空三军军种军旗。辅设计一定要标志清晰，含意明确，庄重、鲜明、简洁，设计比例和结构要符合美学原理。确定原则后，相关职能部门迅速组织设计力量，展开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为了达到“选材和工艺要科学、合理、技术先进”的标准，组织技术力量，对仪仗队军种军旗展开了研制工作。他们先后组织技术人员研究了美国、波兰、哥伦比亚等7个国家的军旗，调研材料、印制工艺、加工工艺方面的情况。
经过吸收借鉴，确定了我军仪仗队用军种军旗的制作工艺：面料仍选用质地厚实、美观的高级真丝绸料；五角星、“八一”采用具有国内先进生产水平的机绣工艺；旗幅不同的颜色采用不同色绸的拼接缝制工艺；矛头重量尽量减轻。
经过反复修改后，旗幅设计、旗杆矛头设计和材料选用方案被报请总部和军委首长审批。此后，职能部门制作了样旗，供军委领导审核。
在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军委、总部各级首长先后审查旗帜设计达14次，其中，军委常务会审查3次。在每一次会议上，首长们都一丝不苟地对军旗的设计制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意见。
1992年5月，中央军委常务会认为陆海空三军军旗“基本可行”，并确定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启用。
1992年9月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签署命令，公布中国人民仪仗队执行司礼任务时使用的陆军、海军、空军军旗式样。按“黄金分割”设计原则，陆军、海军、空军军旗旗幅的上半部（占旗面的5/8）保持中国人民军旗基本样式，以下半部（占旗面的3/8）区分军种：
陆军军旗的下半部为草绿色，象征绿色的大地，表示陆军是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领地安全而英勇奋斗，所向无敌；
海军军旗的下半部为蓝白条相间，象征大海与海浪，表示人民海军是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万里海疆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空军军旗的下半部为天蓝色，象征蓝天，表示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神圣领空不可侵犯而展翅翱翔，搏击长空。
旗幅的其他部分除三边无排须花边外，基本与1986年仪仗队军旗相同。
命令还规定自1992年10月1日起，中国陆、海、空军种仪仗队在单独执行司礼任务时，分别使用本军种军旗。
旗幅式样确定后，结合此次调整，军旗的其他构成元素也适当进行了改进。如新军旗的矛头尺寸比老军旗长，旗穗与矛尖下的圆球距离加长了2厘米，显得挺拔有力。矛头的棱形矛尖比以前拉长，匀称美观。矛头的材料改为可镀型吹塑制作，比老式军旗减轻了220克。此外，为使五角星和“八一”字样更为威武、壮观、光彩夺目，新式军旗改用“苏绣”，由苏州刺绣厂濮蔚兰等12名女工精心刺绣而成。
通过集合最精尖的力量，由总后三五四三工厂、上海第一绸缎炼染厂、苏州排须花边厂、苏州刺绣厂、九江钢管厂等单位联合制作的新军旗，样式美观，质地良好，工艺精美，展现了我军新时期的精神风貌。
1992年10月1日，三军仪仗队正式启用新式军种军旗。1993年5月5日，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规定：中国人民对外开放部队，在执行外事司礼任务时使用本级军种军旗。
从1949年6月八一军旗颁布执行后，历经5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军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和丰富，而且走上了系列化的道路。
一根竹竿，一面布帘，或书以国号，或畫以将名，或描上禽兽，则摇身一变，成为旗帜，可以示国号，可以壮声威，可以传信号，更可以号令千军……
说白了，就是广而告之：此间有大事，follow me！
周畫九旗万国中
古代帝王出行，仪仗队执旗开道，护卫队举幡守卫，更有精美华盖遮顶，身旁宫人执扇轻摇，配合雅乐声声，好一幅壮观、气派的景象。惊得世人纷纷避让，让之不及则三跪九叩，不知是旗威？还是人威？想来是这阵仗令人心惧而威。
最初的旗帜大多描写图案，青龙、白虎、孔雀、苍鸟，以动物居多，显然，这与图腾相关。原始部落的人把鸟兽畫在兽皮上，兽皮成为图腾载体，也是旗帜的雏形。到春秋战国时期，旗帜已经形成严密的排列制度。根据《周礼·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旗，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等级不同，旗上图案也有区别，畫上日月的“常”，便是天子旗。
旗帜颜色丰富多彩，古代用青、赤、白、黑、黄五色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旗帜，所以有五方旗。各朝代旗帜颜色也有专属，秦朝旗帜为黑色，汉朝崇尚红色，到明清则以明黄为尊。
就连“中国”一词，其来历也与旗有关。“中”原来的意思是一面旗帜，最早的“中”字右边还有几横，表示旗上飘扬的流苏。要知道，旗并非随意搁放，一般放在兵营或某地中间，旗帜一插，大家就聚集在它周围。“中”就演变为中心、中央。而“中国”就是万国间处于中央的国、最重要的国。
旌旗飘飘队不倒
看古装片，往往能见到写了将军姓氏的大旗在千军万马中威风凛凛、迎风招展，得胜时将大旗往城门上一插，高呼万岁，失败了也不忘带旗逃命，或拼死护住令旗不倒，大有人在旗在，人不在旗仍在之决绝，令观者心向往而恨不能至。
在战场上，写国号的才叫军旗，军旗下面有帅旗或将旗，一般写主将姓氏，像关羽之军打“关”字旗，岳家军打“岳”字旗，戚家军打“戚”字旗。也有以称号为旗的，如闯王李自成起义军打“闯”字旗。
一般来说，旗帜在哪里，主将就在哪里。神雕大侠杨过就是看准了蒙哥的帅旗，发狠追去，“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保住了襄阳城。可见蒙古人诚实，要知道，许多军事家都是故意将帅旗放在陷阱中，引敌上钩，自己却并不在那里。
在战场上，旗帜相当重要，几乎等同军队灵魂，帅旗是核心，有时候普通旗帜也会成为核心。背水一战中，韩信先大张旗鼓进攻，又假装败退，连汉旗都丢了，赵军见状以为汉军魂都丢了，遂倾巢而出追击汉军。埋伏在赵军附近的两千轻骑迅速打入空营，迅速拔掉赵旗，插上两千面汉旗。背水结阵的士兵没有退路，回身猛扑赵军。赵军一时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回头一看，嗬！自家营寨上全是汉军旗帜，华丽丽的招摇，以为大营被夺，军心大乱，四散奔逃，汉皲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
战争中，旗帜还能指挥布阵作战，黄旗挥动，全军集合；旗帜俯倒，士兵跪地；旗帜举起，士兵站起；前方有敌人就举旗三挥。布阵时，举青旗布直阵，举白旗布方阵，举赤旗布锐阵，举黑旗布曲阵，举黄旗布环阵……配合鼓、金、角，还能用作军中通信，保证上下联络畅通，古代通讯工具落后，如此相当科学。
受此启发，宋江上梁山后，也竖起一面旗帜，绣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一伙打家劫舍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为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旗帜就是灵魂，旗帜就是方向。旗手宋江也成为实际掌权人，带领梁山好汉干“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闪闪酒帘招醉客
杜牧的《江南春》，开头便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春日江南，傍水的村落、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尽在眼底。只是，外出游玩的诗人，看到的是桃红柳绿，还是风中的酒旗？春风暖阳，酒旗在微风中向他招手，展示出温情与诱惑，多情的诗人岂能抵挡得住……
酒旗又名酒幌，大概是最古老的广告了。《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悬帜”即悬挂酒旗，可见2000多年前，就有人用酒旗来传播商品信息了。一般在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房前，或干脆立一根望杆，让其随风飘扬，招徕顾客。《清明上河图》中，桥头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书“新酒”二字，酒虫一望便知，奔号而来。
《红楼梦》中，大观园落成不久，贾府中人逛园，来到稻香村，贾政觉得少了一物。“此处都好，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做一个来。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不必华丽，用竹竿挑在树梢头。”虽然贾宝玉仍觉得穿凿附会，但确实给稻香村增色不少。
鲁智深上了五台山后第一次下山，来到一个山边小市镇，一连走进三个酒店，在第一个酒店门口，“见一个酒望子，挑出在房檐上，但他遭到拒售。“行了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还是遭到拒售。接着又连走了三五家，“都不肯卖”。看来古代商家很是自律，虽以酒旗吸引顾客，却并不唯利是图。武松运气略好，来到阳谷县，望见一个酒店，挑一面酒旗，上写“三碗不过冈”。五个大字挑起武松脾气，强行破了店规连喝十八碗，最后凭借酒力打死了景阳冈的吊晴白额虎。酒旗上“三碗不过冈”一语双关，既宣扬了酒的浓醇，又劝量小者不要贪杯，刺激海量者多饮，还借猛虎之威劝客留宿，提高经济效益，并不逊于今日广告。
酒香也怕巷子深，酒旗便负责宣传，或标明经营方式，开封祥符三月三吹台会上的那面“飞在半天里”酒帘儿写着“现沽不赊”；或渲染酒香，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中，酒旗就书写“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或传递信息，酒旗升降表示店家有酒或无酒，有酒就则高悬酒旗，无酒则收下酒旗，不必多费唇舌。
【关键词】八旗 驻防将军 绿营 军标
有清一代的额设制兵，主要由八旗与绿营两大部分组成。[1]八旗是清朝自关外带入的劲旅，绿营则是清入关后改编明军降将降卒及后来陆续招募汉人组成的部队。因二者间具有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性质，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谈八旗者专谈八旗，论绿营者仅论绿营，而很少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军，作为清代八旗驻防的最高将领，所统领的当然都是八旗官兵，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有部分绿营军队归其统属，史称其为“军标”。《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制”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3891页），屡为后来谈兵制者沿用，[2]以讹传讹，忽略了清代曾在另外几处重要驻防地点设置军标的事实。因而本文写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澄清有关史实，并详叙军标的兴废之迹。而分析清朝统治者建立军标的深层用心，进而探讨清前期八旗汉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绿营之间的关系，则是本文的主题。
讨论具体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将清代绿营与驻防八旗的体制作一简单说明。
先谈首言八旗驻防与八旗驻防将军。
将军是八旗驻防的最高统帅。清军入关，在固有八旗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明代戍防的作法，将其从非经制发展到经制，从边疆扩充到腹里，形成有清一代特有的八旗驻防制度，并使之成为清朝得以统治全国近三百年的得力工具。八旗驻防按其驻地的性质、额兵的数量而有高低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驻防单位由将军统领，驻地多在省会等重要城市，兵额均在千人之上，多者达六七千人；其次由副都统统领，则情况各异，有与将军同城者，内省各城大抵如是；有与将军不在一城而受将军管辖者，北部边疆各处均如是；还有由中央直辖以及由它城将军兼辖者。再低一级设城守尉，最次一级为防守尉，统领额兵最少时仅十数人。迄至康熙末年（1722），全国已设驻防将军11名，即西安、江宁、杭州、京口、福州、广州、荆州、右卫，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雍正朝添设2名：青州、宁夏。乾隆朝对八旗驻防有较大调整，增绥远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卫3名，总数为13名。另有察哈尔都统，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于乌鲁木齐增设的一名都统，可视为与将军同级的高层次驻防单位。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另。
在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为民以前，八旗驻防有满蒙与汉军合驻、满蒙合驻和汉军单驻等几种形式，其中西安、杭州等地为满蒙汉军合驻，京畿各处以及江宁、荆州等，或因其地位特殊，或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为满蒙合驻而无汉军，则汉军单驻之处有三，最早的是京口，其次是广州和福州。至于成都、伊犁等乾隆朝之后建立的驻防点又另当别论。
再言绿营
绿营兵制基本上完整地沿袭明制，在内地十八省“随都邑大小远近，列汛分营，立之将帅，授以节制，于涉海、濒江又各设水师营以守之”[3]。绿营隶禁旅者惟京师五城巡捕营步兵，此外额兵60余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由总督统辖的称“军标”，巡抚统辖的称“抚标”，提督统辖的称“提标”，总兵统辖的称“镇标”，驻防将军统辖的则称“军标”，是本文中拟详细考证的问题。标以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以下设营，以参将、游击、都司分别统领；营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领。兵分三种：马兵、战兵、守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完整而又细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由此可知，所谓军标，就是由八旗驻防将军统辖的绿营军队。八旗与绿营既属两个不同的军事体系，而且在绿营正式建制以后，清廷曾有明确规定，即绿营归总督节制，驻防将军没有直接统率绿营之权，这是将军与地方官员互不干预内容的一部分。在这一大原则之下，何以又有由八旗驻防将领统率的绿旗，具体情况又是如何，这就是尚未引起治史者注意，而本文拟详细讨论的问题。
四川设将军级八旗驻防时已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史稿》所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用于这一段时期大致不错，用来阐释有清一代兵制则不是事实。罗尔纲在《绿营兵制》中以乾隆朝《会典》为主要依据作《绿营行省营、官、兵数统计表》，其中虽将各省军标一一列出，但因未作特别说明，一眼看过去也很容易被忽略。[4]实际上，早在顺治、康熙朝时即已有驻防将军兼统绿营之例，均设置于由八旗汉军单驻的几处，即京口、福州与广州。不过，这里所说的，都是载于康熙朝以后历代官书的正式建制，临时性的由汉军将领兼统汉军及绿营的情况则不预其内。[5]以下分别言之：
第一个以将军兼统绿营之处是京口。
京口位于镇江城外，控扼长江下游，距江宁（即今南京）不过200里之遥。“襟江带海，上承淮泗，下控吴会，西接汉沔，东南锁钥，实在于兹”。[6]顺治十一年（1655），清廷命江宁昂邦将军管效忠移驻镇江，次年又命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大将军，统率八旗官兵驻防京口，旋撤。顺治十六年（1660）九月，复命都统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统八旗官兵共甲二千副，并左右二路水师驻扎镇江，镇守沿江沿海地方，这是京口正式设置八旗驻防之始。
这里所说的甲二千副即八旗额兵2000名，无庸议。至于左右二路水师，则文献语焉不详。据最早的康熙二十九年修《会典》卷九一“兵部”记：
江南·镇海将军一员，驻扎京口，标下左右二营（原设随旗前后左右四营，康熙二十一年以四营官兵归并提督管辖，本年仍归将军管辖。二十三年裁前后二营）。
左营 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右营 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同卷又记：
京口镇·镇守京口水师总兵官一员，驻扎江阴县，标下中左右三营。原系左路水师总兵官，属京口将军管辖，康熙二十一年归提督管辖。
仅从这两段看，仍不是十分清楚，兹再引雍正十年修《会典》：
镇海将军一员，驻扎镇江府京口，标下左右二营，兼辖京口水师协（原设随旗前后左右中营，康熙二十一年以四营官兵归并提督管辖，本年仍归将军管辖。二十三年裁前后二营，三十六年裁京口水师总兵，改设副将，归将军管辖）。
左营（原设左营副将，康熙三十八年改设中军副将，兼管左营事）
京口水师协（原设左路水师总兵官，属京口将军管辖，康熙二十一年改为京口水师总兵官，归提督管辖，标下设中左右三营，三十六年裁总兵官，改设副将，仍属京口将军管辖。其三营内裁右营，将中左二营改为左右二营。[7]
这就比较清楚了，京口将军除统领八旗官兵之外，还兼辖左右二营绿旗兵，此外并兼管绿营水师。从《会典》看，康熙中期以前，将军标下这几营绿旗的统领权也曾一变再变，或交由绿营提督或水师总兵，不数年又回归将军，或增设，或裁撤，应是八旗驻防与绿营均未明确定制的表现。
第二个设立军标之处为广州。
广东与福建地处沿海，为清初时的抗清基地，从郑氏一家到康熙末年的朱一贵，这一带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迄未停息。顺治七年（1650）耿、尚进入广州，后耿移驻福建，二藩曾叛应吴三桂，旋又降清，终于康熙十九、二十两年（1680、1681）先后被诛。耿、尚死后，部属“分入旗下，另立佐领”[8]，大部撤回京师，其余被分散纳入八旗汉军之中，而只留其中一小部分，与另外派遣的将军、副都统所统八旗兵丁一起，组成由中央直接统领的驻防八旗。广州设八旗驻防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将尚藩旧有15佐领兵丁分入上三旗，[9]人数共1125名，令驻广州，命汉军正红旗人王永誉为八旗驻防将军。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京师增派下五旗汉军1875名，合为3000之数。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均未提到广东将军兼领军标的具体时间，有明确记载的是光绪朝《会典》：“康熙二十一年设将军标左营兼中军副将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外委六人。”[10]这个时间，恰处于广州驻防建制、改编尚藩旧兵与从京师派遣八旗官兵之间，是值得注意的。
广州将军标下有左右前后四营，各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其中惟左营游击于康熙三十八年被裁撤，改设中军副将，兼管左营事。守备、千总与把总之设仍如其旧。总的说变化不大。
第三个是福州。
福州设置八旗驻防早于广州，为康熙十九年（1680），绿旗两营的增设则晚于广州，为康熙三十年（1691）：“四旗两营驻扎省城，控扼上下游各府，为闽省之中权”，而福州将军的职掌即“以四旗而兼统绿旗”。[11]四旗，指的是八旗的镶黄、正白、镶白与正蓝。两营，即将军标下的左右两营绿旗，建制为左营：中军副将一员，原系铜山营副将，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属将军标下。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右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
京口、广州与福州是清前期仅有的由八旗汉军单驻之处，驻防将军均由八旗汉军充任，也为清前期各省驻防所仅有。关于三处军标的设置经过，官书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散乱不全。三处驻防虽然都留有驻防志，但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的广州《驻粤八旗志》，记载详于后期而略于初创。同为光绪五年编纂的《京口八旗志》更是明言咸丰三年（11853）之前事已无案可稽。惟由驻防将军新柱领衔纂述的《福州驻防志》，成书时间既早（乾隆九年，1744，为清代所有八旗驻防志书中最早的一部），记载内容又完备，所以这里以福州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情况为例，叙述“军标”设置时的具体背景。
为何让将军兼统绿旗，雍正帝有过明确解释：“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旗兵）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令该将军管辖”[12]。对于这一经过，福州将军石文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请增绿旗两营疏”，讲得更为具体明确。石文炳请求由福州将军兼统军标的理由有三。
第一，闽省绿旗水陆营兵统计64700有余，而旗营额设仅止马甲1683副，步甲347副，旗营兵单。而福建又是形势特别复杂之处，“自我朝定鼎以来，一叛于郑成功，再叛于耿精忠，兵民习见悖逆，人心机变异常。继自征讨台湾之役，添设营兵不下十数万，原督臣姚启圣募养战士不下万人，四方不逞之徒又复强半入闽”。可见当时闽省之民，许多也是由兵转化而来，率多强悍，且与绿营兵勇存在各种联系，这使闽省的绿营之兵，比它处更不可靠。区区二千余兵的八旗驻防，对付这六七万时降时叛的绿营，尚且战守不敷，更遑论承担镇守全省地方之任。
第二，闽省驻防八旗兵丁虽然都是汉人，毕竟以北方人居多，长于弓矢而短于火器。而闽地却平原绝少，不是高山丛树，就是深沟水田，骑射难施之处，必资火器为先。“臣欲请改火器，则失我之所长；欲专恃弓矢，又非地之所宜”。
第三，从福建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势看，重要性并不逊于广东和京口，而兵额独少。
此疏得到朝廷重视并于翌年正式于福州添设军标两营。
京口、广州与福州，这三处清初仅有的以八旗汉军将军统领，属下官兵也皆系汉军的驻防点，有其共同之处。从地理位置说，广州、福州濒海，京口也是襟江带海之地。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就以东南沿海一带持续时间最久，斗争最为激烈，形势也最为繁杂，加上后来“三藩之乱”中有两藩即在福、广，可以说京口、广州与福州三处，直至康熙中叶以前，一直处于清朝统治的最前线。而这几处抗清斗争所以激烈，也与水战重于陆战，水战却是八旗无论满蒙汉军的弱项有关。如果派遣满洲、蒙古八旗进驻，一则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二则语言不通、技艺亦无处施展，这正是八旗劲旅的“软肋”，也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往这几处派驻旗兵，但又不能派遣满蒙重兵而只能以汉军充数之故。
但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即使不能派遣满兵而非由汉军出面不可，又何以不增派八旗汉军而要由将军统领绿旗，如果真的如雍正帝所言，仅仅是因八旗兵力有限，为什么军标只出现在以汉军将军统领驻防的这三处？
三处将军所统兵丁的额数，应是揭示这一问题的入手处。几朝《会典》均未备载将军标所统绿营的额数，这里谨以石文炳《请增绿旗两营疏》[13]中的数字为准：
广东驻防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4000名，共计额兵7000。而军标多于旗兵。
福州八旗驻防马、步甲共2000名，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马兵400，战兵600，守兵1000），共额兵4000。旗兵与军标相等。
京口将军额设马步甲3000副，将军兼统的绿旗兵丁2000名，共额兵5000。旗兵多于军标。
通计起来，这三处将军统领的绿营总数已超过八旗，这当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
我们可以将其与当时屯驻八旗甲兵最重的西安、江宁作一对比：
西安将军：据雍正元年满文朱批奏折记，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仅马兵就有7000名，其中4000为满蒙马甲，另有3000 汉军。[14]乾隆二十八年（1763），西安的满蒙马甲已达5000名，较前又有增加。[15]
江宁将军：满、蒙马甲共4000，与西安同，不同者为江宁无汉军。
用设置军标的三处与江宁、西安相比，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如果将三处汉军将军所统旗兵与绿旗合计，则广州将军统领额兵总数与西安将军相同，福州与江宁同，京口介于西安与江宁之间。这就是说，三处额兵都已达到八旗驻防屯兵的最高数。
其次，如果仅从八旗兵数看，京口等三处则远远少于西安与江宁两处。
已经很清楚，京口等三处驻防将军领兵甚重，是出于当时当地军事控制与镇压的需要，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汉军在政治与军事统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驻防将军兼统军标，在使将军的兵力得到加强的同时，更体现为对将军权限的一种控制。
八旗与绿营既然为两个系统，绿营各级中下层武官与八旗有不同的统属，更何况清代绿营兵与八旗的不同之处又是“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属下军标，将军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兵勇的权限亦相当有限，这就使这几处的汉军将军，与统领同样数量八旗官兵的满蒙驻防将领，在兵力与权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绿营既然由总督、巡抚和绿营将领各自统领几标，将军标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在将军与当地绿营将领之间，设置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将军虽能统领几标绿营，但仍不得干预民事，也并无超越军标干预其它绿营军队之权。
在京口、广州和福州这三处举足轻重之地，却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赖的八旗汉军，满族统治者自不敢掉以轻心，由将军兼统绿营，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汉军将军的权力加以制衡的深层用心。
雍正帝对于在汉军单驻之地设置军标，解释为是因八旗“人数不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却不可尽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对汉军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计加以控制的一面，对于清初汉军将军兼统绿营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雍正朝以后，驻防八旗人口日渐繁衍，初期“人数不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京口、广州与福州几处的局势也早已相对稳定，军标的作用也不如初设时那么明显。笔者曾在另一文中提到，驻防八旗出现生计问题，多以汉军为最突出，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施行“首崇满洲”政策，八旗汉军的挑甲机会要少于八旗满蒙的结果。广州、福州等地汉军八旗最集中，生计问题也最严重，驻防将军遂在标下绿营兵身上打主意，希图让得不到挑甲机会的汉军余丁挑补军标额缺，这一建议几经反复，终获朝廷批准并加以推广，军标遂成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一个“蓄水池”：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内阁抄出奉上谕：“……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当日各省设立汉军驻防，因人数不敷，是以添设绿旗兵丁，命该将军管辖。今汉军余丁繁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后将军标下绿旗兵丁缺出，即将汉军余丁顶补。如绿旗兵丁之子弟内有祖父食粮年久者，著于本省督抚等标营名粮，准其充补。此朕再三筹划办理者，盖以当年汉军人数不足，是以添设绿旗兵丁。今汉军余丁日多，仍令充补本将军标下绿旗之缺，于情理实为允当。……[17]
乾隆朝令各省驻防汉军出旗，大多数出旗汉军都挑补了绿营额缺，所沿的也是这一条思路。因有专文撰写，不另。[18]
军标的裁撤，与此三处八旗汉军的出旗为民紧密相关。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最早从福州开始，继而就是广州。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命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陆续出旗，翌年（1755）轮到广州，因广州将军力请，其3000名汉军仅出旗一半，尚余1500名。[19]汉军空出的额缺，由京师派遣等额的八旗满、蒙官兵充补。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驻防内的另记档案人户1000名亦被放出为民。[20]至于京口驻防，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已被从将军级下降到副都统级驻防单位，仅留的一名副都统驻镇江，归江宁将军管辖。与此同时，京口镇海标营亦奉旨令江宁将军兼管。[21]这应视作军标被裁的开端。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谕：
京口驻防汉军三千三百余名，虽系水师营缺，不可裁撤，然今太平无事，无需众兵驻守，而去岁皇上南巡时，检阅其操演，技艺甚劣，徒有虚名，并无实效。江南现有驻防满洲、蒙古兵近六千名，数额极多，若从中拣派熟谙水师营事宜者千余名驻守京口，将京口汉军兵缺概行裁汰。其额缺给予索伦、察哈尔丁，派驻伊犁，则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劲旅，而索伦、察哈尔等获食钱粮，于其生计亦大有裨益。[22]
因将京口驻防汉军领催、马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数裁汰。
汉军既经裁撤，军标的裁撤也是势所必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下令将这三处的将军标悉数裁撤。广州“因系省会重地，若将将军标四营全裁，兵额稍单”，所以仅裁前后二营，酌留千余名，拨归抚标570名，广州协825名。京口将军标左右二营，实裁马步守兵855名；福州军标左右二营，裁兵1553名。[23]同时又将京口水师营拨归总督专管，从此不再隶于八旗。[24]三省军标至此不复存在。
福建、广东的汉军旗人出旗和军标被裁，不仅不意味着两处军事地位的下降，反而是这两处在乾隆朝以后地位愈形重要的表征，这是与京口的不同之处。此时用来换防的八旗满蒙官兵已在京师居住几代，对于汉地的语言与生活，都远较清初时更能适应，已具备了前往福、广等海疆驻防的能力。而一旦条件具备，就由满蒙旗人取代汉军，尽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考虑在内，但也表明了朝廷对这两处的特别重视。
而且，虽然广东始终留有半数的汉军未曾出旗，原隶福州驻防、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汉军也一直没有出旗，当其中的开户、另记档案人出旗时，还曾派7户汉军另户顶补其缺[25]，这应是出于海防的考虑，但这两处的八旗驻防将军，却已由汉军缺改为满缺，也就是说，此时的统兵之权已从汉军旗人转到满洲旗人手中。
驻防将军既然已是满缺，朝廷原有的对汉军将军的种种制衡也无存在意义，于是在这两处军标被裁不到40年之后，清廷复命两处驻防将军节制绿营。
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谕内阁，广东地方紧要，广州将军除统辖该省驻防满营之外，别无应管事件，所有广东省陆路镇协各营均著交该将军节制，著为令。[26]
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二十三日朝廷又命福州将军亦从广州将军之例，节制绿营。见《清史稿》载：
福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兼辖福州城守营，节制福宁镇标、福州城守及同安等营。
……
广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节制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协、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各一营，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27]。
但这不是“军标”，具体地说，这两省的绿营除督标、抚标、提标各有专辖外，其余陆路各镇协均交该将军与总督一体统辖。凡各营任卸、操防、巡辑、差遣及一切弁兵升调，均由各镇协具文申详，将军查考其军政举核咨商会题，至升调拔补则由总督移知。[28]这是从加强全省军事部署的角度考虑的，将军的实际兵权，比起独自控制几千“军标”之时，反而有所加强。此时的驻防将军已经改为满缺，所统官兵大部也是满兵，是解释这两处将军事权何以加重的关键。
八旗驻防中设置最晚的两处将军级单位是伊犁和成都。由于驻地战事甫定，以及形势、环境的特殊需要，这两处的将军亦被清廷赋予部分节制绿营之权。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平定天山南北，因其地究属新征服之区，加上距离遥远，地域广袤，军事控制、军事镇压遂占据最突出位置，所以伊犁将军之权特重，所辖包括在新疆各地的参赞、领队、办事、帮办各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军政，专任边防之事及统辖“外夷”部落。“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29]旧时人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制度称之为“军府制度”，以与内地各省设总督、巡抚之制相对应，正是从清廷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特殊的军事统治制度中显现出来的。
成都是全国十余个将军级驻防单位中唯一设在西南的一个，其事权、建置等各方面与内省和北部边疆各驻防都有差异。四川属新辟地区，打箭炉以西均为“改土归流”属地，当地少数民族既不同于内地汉族，也不同于北部边疆那些与满族颇有相同之处的诸蒙古、索伦和锡伯等部落，清廷总结了大小金川事变的教训，认为“皆由历来地方官酿成”[30]，并不讳言设置满洲驻防将军的用意就是要监视、弹压当地大小官员。加上这一地区特殊的军事位置和与西藏的关系，所以清廷赋予成都将军的事权，也重于内地驻防将军：“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尚属有名无实……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汛，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提奏，庶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机宜，亦归画一”[31]。成都驻防设置于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设成都将军标中军副将一人，裁中营游击一人，改设中军都司一人。[32]
这就是史料所谓以驻防将军统绿营者惟四川，或谓惟四川与伊犁的由来。而这两处军标无论从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上还是自身的性质上，都与前述三处具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后两处将军之统绿营，都以权力特重作为前提。清廷之所以敢给这两处将军委以重权，主要因为所派遣的将军是最为清廷信任的满蒙军事统帅，兵丁也都由满蒙八旗和东北的部落兵组成，而此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定，对这些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施行的军事镇压也已取得决定性成功，清廷对于在这些地区加强驻防将领的事权，亦就可以更无顾虑。
可见，清初在汉军驻防地区建立军标、军标被撤之后又在福、广两处命将军节制绿旗，以及成都、伊犁两处的将军兼统绿营，这三个看似并无关联的问题，细察起来却有一脉相承之迹。
八旗与绿营的关系，说到底是旗人与汉人的关系，这是清代满汉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家”，但对汉人、哪怕是曾为他们打天下立过犬马之功的八旗汉军，其歧视与提防之心也一刻未曾放松。通过“军标”从设置到被裁撤的过程，我们一则可以看到汉军对于清朝建立政权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则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对汉军表面信任、实则疑虑和限制的做法，这对于评价八旗汉军在清代的实际地位，也许是一个有用的实例。
[1]这里系指同治朝以前。
[2] 参见郑天挺《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将军统辖的称“军标”（只四川、新疆有之）”（载《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175页）。关于新疆的军标，是又一个问题，下文还将详述。
[3]《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页6425。
[4]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115-202。
[5]由汉军将领临时性地兼统绿营之例在清顺治初期甚为常见，如顺治三年（1646）清廷令付喀禅、李思忠率领八旗满兵于西安坐镇。付喀禅授为昂邦章京，提督满兵；李思忠则授为昂邦章京，提督汉军及绿营兵。又如张大猷，顺治三年授昂邦章京，镇守江宁，提督汉军及汉兵等。但均非定制。二人于翌年（即顺治四年）便被分别授为陕西与江南的提督总兵官。
[6]《京口八旗志》“序”，光绪五年刻本，页1。
[7]《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内府刻本）卷一二六“兵部职方司”。
[8]《康熙起居注》二十年八月二十日，页744。
[9]八旗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即镶黄、正黄与正白，为皇帝直接统领的旗分，其余为下五旗，归王公统属，地位低于上三旗。
[10]《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五五四“兵部·官制”，页8。
[11]新柱纂：《福州驻防志》卷首“福州将军新柱为福州驻防城修竣奏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页533、584。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蔡良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福州驻防志》卷十三，页652。但从后来军标裁撤时的文件看，似无如此之多。
[1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235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16]《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页2。
[17]《福州驻防志》卷一“圣谟”，页545。
[18]参见拙著：《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清代绿营中的八旗官兵》，载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页83-102。
[19]《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三，乾隆二十年七月己亥。
[20]《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年七月三日。
[21]《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五六零“兵部·官制”，页17。
[22]《军机处满文议复档》，转引自《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页32。
[23]《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戊子；卷八一九，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庚戌；《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六，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巳。
[24]《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戊子。
[25]黄曾成：《琴江志》卷五“八十一户之裁汰”，民国十一年铅印本，页7。又按，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并非全由旗兵构成，而“多半系老四旗及绿营或召募而集”，其中的“老四旗”即福州驻防八旗汉军，绿营系指：“立营之始，由省来营领催兵等，有由军标、督标、抚标拨来三百名。……海坛、闽安拨来一百名”（卷一第二编；卷四第九编）。
[26]《清仁宗实录》卷一五四，嘉庆十年十二月庚辰。
[27]《清史稿》卷一三一，页3918-3920。
[28]《驻粤八旗志》卷五“经政略”，光绪五年刊本。
[29]《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壬子。
[30]《清高宗实录》卷一零零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已。
1.主体
《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规定登临权只能由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并经授权的船舶或飞机行使。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行使勘查、开发、养护和管理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权利时，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得到遵守，可以采取登临、检查、逮捕、扣留和进行司法程序等必要的措施。但授权的执行政府公务的船舶是指哪几个部门的船舶呢？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具体规定。目前主要还是通过部门规章授权的方法进行：如《交通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加强海上治安防范维护航行船舶安全的通知》授权海关、公安边防等海上执法人员对怀疑涉嫌走私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船舶视需要可进行登临检查；农业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外国人、外国船舶渔业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授权渔政船有权登临外国渔船；《海事局水上巡航工作规范》授权海事执法船开展水上巡航工作时有权行使登临权；《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七条明确授予了海警在管辖海域的登临权。
2.对象
根据公海上船旗国管辖的普遍原则，我国的船舶在我国管辖海域和公海上均受我国行政和司法管辖，因此登临权对象的重点在于对外国船舶的判断上。依据《海洋法公约》第三十一条：“对于军舰或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不遵守沿海国有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或不遵守本公约的规定或其他国际法规则，而使沿海国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船旗国应负国际责任”；第三十二条：“A分节和第三十及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情形除外，本公约规定不影响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第九十五条：“军舰在公海上有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第九十六条：“由一国所有或经营并专用于政府非商业的船舶，在公海上应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登临权的行使对象仅限于我国船舶和除军舰、用于政府非商业的船舶以外的船舶，其中要注意的是登临港、澳、台籍船舶，通常依涉外案件程序处理，需要履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
3.不同海域的登临
（1） 在我国管辖海域
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对发生在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违反公安、渔业、海事、海洋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行为的我国和外国船舶，由我国相关海上执法部门根据职能管辖分工，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分别行使管辖权，具体可采取登临、驱逐、驱赶、扣留、逮捕等措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海洋法公约》第十七条赋予了外国船舶享有经由一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第二十七条规定了船长对非船旗国登临请求的同意权，因此我国不应在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以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除非是罪行的后果涉及于我国；或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或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或这些措施是取缔违法贩运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以上规定不影响我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进行逮捕和调查的目的而采取其法律所授权的任何步骤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如经船长请求，我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并应便利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和船上乘务人员之间的接触。遇有紧急情况，发出此项通知可与采取措施同时进行。在考虑是否逮捕或如何逮捕时，应适当顾及航行的利益。这事实上确定了船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拥有同意我国海上执法部门登临其船舶的权力。当然我国对于来自外国港口，仅通过领海而不驶入内水的外国船舶，不得在其上实行以逮捕与该船舶驶进领海前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调查。如《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关于海上执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违法犯罪嫌疑、在国际航线正常航行的外籍船舶，需要紧急处置、登临检查、查扣或者实施紧追的，应当立即层报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经批准后实施。
（2）在公海
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但并非在公海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管辖，当然，这种管辖不是针对公海本身。按照《海洋法公约》第九十二条，船舶航行应仅悬挂一国的旗帜，而且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在公海上受该国的专属管辖。船旗国专属管辖的自然结果是，在一般情况下，非船旗国只有取得了船旗国的同意才可以对在公海的船舶登临检查，这是登临外国船舶的一般规则。实践中各国通常依条约相互授予登临和搜查对方船舶的权力就是“船旗国专属管辖”这一规则的具体应用。《海洋法公约》确认国家有依条约相互授予登临和搜查对方在公海的船舶的权利，《公约》第一一条所说的“条约授权的干涉行为”就是这种情况［1］。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缔约双方在过渡水域应采取与第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相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还可采取联合监督检查措施，包括联合乘船、勒令停船、登临检查等”。1993年签署的《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46／215决议的谅解备忘录》规定授权的我国渔政船可以登临查处在北太平洋公海非法从事大型流网作业的我国渔船及美国渔船。实际上《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规定了非船旗国在5种情形下可以对船旗国在公海的船舶直接登临检查，即公海的普遍管辖原则，属“船旗国专属管辖”原则的例外。即：①该船从事海盗行为；②该船从事奴隶贩卖；③该船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而且军舰的船旗国依据第一九条有管辖权；④该船没有国籍；⑤该船虽悬挂外国旗帜或拒不展示其旗帜，而事实上却与该军舰属同一国籍。实践中，我国海上执法部门应当判断船舶航行所处的海域，根据海域的法律性质，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行使权力。
4.理由
《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第1款规定非有合理根据，不能登临船舶，但是什么是合理根据，没有明确解释。至于国内法，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未明确规定登临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2条仅规定了国家在行使勘查、开发、养护和管理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权利时，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得到遵守，可以采取“登临”，并未规定理由，相当笼统。至于部门规章，农业部、交通部、国土资源部、公安部、海关总署等有海上执法权的部门都尚未在其的规章和通知中规定什么是“有合理根据”，这在操作上容易导致行政裁量权的滥用，或可能因为标准模糊而事事请示，等请示报告完毕，登临的战机已消失或目标船已逃往本国或第三国管辖海域的情形，也有可能因为登临理由判断没有标准而出现行政不作为、维权不作为等现象。实践中，海事船通常的判断标准是：除有明确证据证明在航船舶有违法行为且如不对其立即制止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情况外，不得登临检查在航船舶。农业部办公厅则在《2007年北太平洋公海渔政巡航方案》中规定：巡航期间，对发现涉嫌公海非法流网作业的我国渔船，在确保船舶、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必须登临、控制，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好调查取证工作。海警的判断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违法犯罪嫌疑”，如《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关于海上执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海警对有证据证明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外籍渔船，需要紧急处置、登临检查、查扣或者实施紧追、驱赶的，应当立即上报公安边防总队，经批准后实施。对有证据证明有违法犯罪嫌疑、在国际航线正常航行的外籍船舶，需要紧急处置、登临检查、查扣或者实施紧追的，应当立即层报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经批准后实施。海监和海关尚未有公开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登临理由的判断标准。可见不同海上执法部门的理由判定标准是不同的。考虑到海洋管理的多样化特点和海域法律性质的特殊性，立法时应考量和细化我国船舶和外国船舶，海上执法和海洋维权（尤其是海洋维权突发事件）等情况，分别制订不同的登临理由。
二、登临的程序
《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第2款简单规定了登临的程序，但相当笼统。导致各国在登临的立法和实践上各有不同，我国海上执法主体多元，各部门的登临操作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公海上登临权的实施，由于要求更严格，情况则复杂。实际上在本国管辖海域的登临权要比在公海上的登临权广泛得多，相对于对船旗国船只的登临，对非船旗国船只的登临则需相当谨慎，否则依据《海洋法公约》第一一第3款的规定，如果嫌疑经证明为无根据，而且被登临的船舶并未从事嫌疑的任何行为，将导致国家赔偿责任。目前，我国各海上执法部门都没有颁布海上登临和紧追的详细程序，有关步骤和方法均散见于各部门、规定和通知中。没有普遍的程序规范，实践中做法不一，如海警的登临程序散见于《公安部边防局海警勤务规定》《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等规章和规定中；渔政船登临程序散见于《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规定》《关于外国人、外国船舶渔业违法案件具体处理程序》等规章和规定中；海事执法船登临程序散见于《海事局水上巡航工作规范》《海上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规定》《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等规章和规定中。这些规章和规定最大的特点均是部门立法，对登临的规定简单、模糊，尤其是未区分公海登临和管辖海域登临、登临本国船舶和外国船舶、登临外国渔船和正常船行于国际航线的外国船舶的不同情形，未区分登临方式如小艇运送登临、舰艇靠帮登临、直升机滑降登临等。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手册》规定的程序，结合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国内法和管辖海域的实际情况，从登临方式、搜索识别、理由判定、安全评估、部署、表明身份、令其停船、登前询问、占领阵位、靠帮登船、危险判断、战术控制、常规检查、应急检查、检查记录、固定证据、视情放行、驱离或押解返航、登临总结与检讨等方面作出规定。
三、建议
登临权是一项重要的海上执法权，但我国法律和部门规章、规定对登临的规定比较原则，很多是《海洋法公约》内容在国内法中重复性引述和规定，条款多是“纲领”性质，操作性差，导致登临权的行使随意性较大。另外《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规定了公海的登临权，但我国的法律尚未对我国军舰和公务船舶在公海的登临权作出规定，如《渔业法》《海上交通安全法》《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所有涉海法律法规以及《公安机关海上执法规定》《海事局水上巡航工作规范》等涉海规章规范都只规定了我国军舰和公务船在我国管辖海域的登临权。虽然根据《海洋法公约》第一一条和国际习惯法、我国授权的军舰和公务船舶有公海登临权，但目前无国内法的法律依据，可见立法的疏漏和空白。再者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常委至今也没有登临权的授权和程序法规，当前的海上职能部门均依据部门立法来行使登临权，至于军舰的登临权也没有作出规定，不利于海上执法和维权。
1、美国国旗有50颗星星，俗称“星条旗”，正式名称为“合众国旗”。它是由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和50颗星星构成。国旗是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所保障的所有自由的象征。大多数时候它还是个人自由的象征。
2、国旗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同各国人民一样，美国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要保持对国旗的崇敬。美国许多州专门制定有关法律，规定了对国旗的礼节。美国升国旗的惯例是，着便装的戴帽者，用右手将帽子摘下，举在左胸前；未戴帽者，以立正姿势对国旗行注目礼；穿军装者，则行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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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之书(节选)(丘迟《丘司空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1)，感生平于畴日(2)，抚弦登陴(3)，岂不怆悢(4)!所以廉公之思赵将(5)，吴子之泣西河(6)，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7)，自求多福。[注释](1)[故国之旗鼓]因为陈伯之原是梁的江州刺史，后来投魏，这封信是丘迟劝他临阵归降，所以说是“见故国之旗鼓”。(2)[畴日]昔日。(3)[抚弦登陴]拿着弓箭登上城墙。弦，弓弦;陴，城墙上的女墙。(4)[怆悢(liàng)]悲伤。(5)[廉公之思赵将]廉颇原是赵将，后来被迫奔魏，但仍思复用于赵。(6)[吴子之泣西河]吴起治于西河，因为魏武侯听信谗言，西河可能不保，所以吴起望西河而泣下。(7)[规]打算。[练习]1、下列加横线词语意思不完全相同的一项是()A.见见故国之旗鼓。每见壁间题字。B.树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巨蛇围如碗，摆扑丛树中。C.思廉公之思赵将。学而不思则罔。D.之人之情也。故少之日，得学之功十五。2、文中描写景物的句子是：3、“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的原因是：4、文中的“将军”指代()A.廉颇B.吴起C.陈伯之D.丘迟5、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译文暮春三月，在江南草木已生长起来，各种各样的花朵竞相开放，一群一群的黄莺振翅翻飞。(如今与梁军对垒)您每当登上城墙，手抚弓弦，远望故国军队的军旗，战鼓，回忆往日在梁的生活，岂不伤怀!这就是(当年出亡到魏国的)廉颇仍想作赵国的将帅，(战国时魏将)吴起曾望着西河哭泣的原因，都是(人对故国的)感情。难道唯独您没有(这种)感情吗?切望您能早定良策，自己弃暗投明。参考答案1、C2、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3、人之情(人的思乡之情)4、C5、廉颇曾思念着复为赵国的将军，吴起曾望着西河哭泣。
1993年10月8日，冯军在中关村注册了华旗资讯公司，开始倒腾"键盘和鼠标"。9年后，华旗着索尼等国外数码产品、生产和销售"爱国者"系列PC配件，年销售额接近10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PC配件行业老大。作风低调的冯军仍然在一个狭小、局促的空间里办公，但他的理想很大：要把华旗变成中国的三星！
两个人的公司和数亿元的市场
1992年，23岁的冯军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按常理，他应该去做建筑师，但这个西安小伙子干了一件让家人颇为不解的事：注册"华旗"公司，在中关村当一个卖"键盘和鼠标"的小老板。
钱是最大的诱惑，生意最好做的时候，一块进价100多元的键盘转手就能卖到1000多元。与最先进的电脑打交道带来的新鲜感和虚荣心上的满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即使在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电脑还是一件被供奉在实验室里，让人敬畏的玩意儿，而离清华西门几公里远的中关村，走下神坛的个人电脑开始掀起一股强劲的创业热潮，置身其中的人们亲身感受到摩尔定律带来的周期性动荡。
1993年的冯军还是个腼腆的大男孩，与客户说话常常脸红，但5年土木工程的专业学习已经把他的头脑锻炼得像制图仪器一样缜密细致。他仔细分析了市场：最赚钱的是倒品牌机，做AST和康柏等国外大公司的，只要拿住下游客户资源，就等于握住了钱袋子。但当时家庭购电脑还不普及，客户以大公司和机关为主，控制这部分资源，一靠资金，二靠一些"非常规手段"，刚出校门的冯军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反倒是兼容机市场，由于品牌机价格高昂和中国盗版软件泛滥，发展空间巨大。于是，冯军决定，放弃整机生意，集中资源做兼容机配件。
配件生意，一做就是7年。1995年，华旗成为中关村最大的键盘商，是台湾著名品牌"小太阳"在国内的金牌。1997年，华旗开始生产和销售自有品牌外设产品，包括"爱国者"系列机箱、显示器、手写笔等。华旗的产品价格处在中档水平，拿显示器来说，"爱国者"系列比同等配置的三星、飞利普显示器价格低15%。华旗还针对攒机老手和学生推出一些特色鲜明的产品，比如免工具拆装机箱，给经常"捣鼓"电脑的人提供了方便。华旗在行业媒体上做广告，而不是选择价格相对高昂的大众媒体，以节省大笔广告费用。渐渐地，华旗周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其质量可靠，价格公道的声名在攒机的圈子里流传开来。
新产品的赛跑
中关村做PC外设的公司多如牛毛，大多数公司的寿命与他们的产品周期一样短暂，要想维持增长，系统性地推出新产品，找到新的赢利点是关键。华旗如何做到这一点？
1998年，互联网大潮兴起，一时间，网络上的数据流量剧增，人们对携带方便、便于数据交换的移动存储设备的需求逐渐成熟。2000年7月，华旗推出容量10～60G，相当于7000～42000张软盘的USB移动存储王，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又相继推出了多款体积更小巧、功能更加强大的产品。去年，华旗占据了国内移动存储领域30%的市场，在华旗的整个产品线中，移动存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0%。"我们希望今年能把移动存储的销售额做到公司总收入的30%。"华旗副总经理侯讯说。
新产品不一定来自新技术，更多的情况下，它来自对消费者需求的细微体察和前瞻眼光，所谓"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爱国者"迷你王（战斧）型移动存储的产生有个故事：一位少将军官误操作把存在"爱国者"移动存储设备中的机要文档删除了，万般着急之下，他拨通了华旗的售后服务电话。华旗技术人员花了整整7个小时，才把文档恢复。虽然军官激动地连声道谢，但华旗人从中发现了产品的弊端，心情并不轻松。此事之后，华旗改进原有产品，推出了具备数据误删除恢复功能的USB迷你王存储器（战斧型）。
把移动存储器加上MP3功能也是华旗的首创，"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觉得随身携带一个移动存储太麻烦，增添一些娱乐功能，会给用户带来很多乐趣。"华旗移动数据业务总经理高哲解释说。佩带在高哲腰间的迷你王存储器像一把钥匙，小巧玲珑，容量却相当于20张普通3寸软盘。
在华旗，深入研究用户需求，系统性地推出新产品已经成为指导思想。冯军特别推崇南方企业的产品设计能力，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潜在的需求，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制造产品加以迎合。比如市场上很火的复读机，其实只需要一个磁带和一个闪存，再找到学英语热这个切入点，辅以成功的广告战略，就算成功了一半。
PC外设领域，虽然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冯军认为，找到与市场的切入点，设计出好的产品，才是关键。华旗已经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体系，对一些经常使用移动存储的用户做为期一个月的使用情况跟踪调查，从调查反馈中获得产品的改进思路或者新产品的设计灵感。
语录文化
创业企业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通常会受到创业者个人的深刻影响。与冯军的个性相似，华旗给人的感觉是：高效、务实、不修边幅。坐落在北京中关村硅谷电脑城15层的华旗总部，星期天也是人来人往，一片忙碌，繁忙的周末，对华旗来说是正常现象。在华旗的大小会议室和走廊墙壁上，随处可见红笔写成的标语，口语化的表述，有的出自冯军本人，有些是员工的心得体会。华旗人把这叫做"语录文化"。
"对人讲感情，做事情有标准。"是说华旗奉行对事不对人的管理原则。"说到做到"是对中层管理人员提出的要求，指管理层布置任务应该目标明确，监督有力。"当你想到失败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全力以赴。"这句话帮助员工确立目标至上意识，心无旁骛，全力争胜。
2000年之前，华旗的营业额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2000年后，受IT产业大环境影响，速度放缓。与业务规模同步变大的，是整个组织的规模。1993华旗只有2个员工；1995年加上5个搬运工，公司一共10人；去年，公司人数已增加到300多，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不到26岁，身为公司副总裁的侯讯也刚满28岁。
冯军希望这批年轻的员工能像自己9年前创业一样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认为华旗最宝贵的企业文化是"成长"本身，通过与企业一起迅速成长，每一个员工都体会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感，而一旦成长速度放慢或是停滞不前，原有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就将会受到冲击。
2001年，华旗在业务层面上引进了"以客户为中心"的ISO2000质量体系认证。
金氏和韩氏等是后金“国初”归附满洲较早的朝鲜大姓。凭借着他们在清初开国创业中立下的赫赫战功，逐渐地成为清代满洲贵族所信赖的“辽左名家”、高丽望族。他们的地位与声望在满洲上层社会颇为显耀。那么，这些高丽士大夫家族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有什么特征？现以满洲八旗中金、韩等高丽大姓为例作些历史考察。
（一）融合满洲的高丽43姓皆是“弃彼来归”后金的
十五世纪以降，东北亚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女真族、朝鲜族等民族正处于相互融合的历史时期，民族间彼此依附接纳是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朝鲜金、韩、李、朴等大牲，或兄弟率属投奔，或举家迁附。这是他们取得后金汗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信任的首要条件。当然，朝鲜人来附的原因有多种。例如，韩润（一作云、又作运）、韩义（一作尼、泥、又作季、基）兄弟等来归皆因朝鲜国内政治纷争所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
天命十年正月，朝鲜国韩润、韩义来降。润父韩明廉与总兵李果谋篡，兴兵攻王京。国王遣兵迎之，为明廉等所败，遂弃城而走，二人领兵入城。有李果部下中军，执二人杀之。明廉子润与侄义，脱走来归。
《满文老档》第六十四册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条记录同事较详：
韩润之父韩明廉，在朝鲜先王时曾任总兵官，因得罪新王，降为参将。有名李 （即李果）者，乃新王继位之功臣。然新王并未留其于身边，而遣往外省任总兵官。故李怨恨新王，与我父韩明廉共谋，举兵攻打新王，途中连克三处之兵。王闻之，离位南逃。我军得京城，正欲寻王杀之，不料，因李 总兵官之中军哗变，李道与我父皆被杀害。我二人力战得出，无处投身，欲投汗而来，故逃于义州所属之箭匠家中，俟渡口结冰后前来。唯因毛文龙之哨卡密布，至今始得前来。
《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一二仁祖四年四月丙戌亦载：
韩明廉之子润，暨其弟泽，兵败之后，脱身逃窜，未知去处。上年接得边臣驰报称，剃汉王四明等来自胡中言，韩姓人兄弟，以甲子十二月投入奴穴，自称其父谋叛伏诛，尽输本国事情。
再如，金氏新达礼一家则属主动自愿来归者。清宗室盛昱辑《雪屐寻碑录》卷一二《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佐领兼总理内务府三旗火器营事务金公神道碑》云：
公姓金氏，讳新达礼，朝鲜翼（义字，原文误）州人。性果敏，多干略。我太祖高皇帝，勃兴辽海，神武天授，疆圉式郭，任贤使能，俾各尽其谋力，一时人心翕然向倾。公于天聪元年（1627年）率其弟音达礼、三达礼、季达礼来归。
《通谱》卷七二金氏条亦载：
新达礼，正黄旗包衣人，世居易（义字，原文误）州地方。天聪元年，率子弟来归，授为通事官。
当皇太极大举用兵朝鲜半岛时，朝鲜官兵发现韩润、新达礼等人“皆在阵中”，他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如同清使所言，“韩润为复仇出来，今方上京”[2]。由此可见，朝鲜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一些大姓离国投奔后金。此外，还有满洲多次征伐朝鲜，大肆掠夺来的人口，以及朝鲜民众为躲避各种战乱，渡江来到建州生活者。此事在明清两代与朝鲜的典籍中多有记录，兹不列举。前一种朝鲜人等尽管数量较少，却影响大，最典型的是高丽43姓；而后两种朝鲜人数较多，社会地位低下。朝鲜人李坤在其著《燕行记事》中将所有在后金的朝鲜人笼统地概括为“被掠者”，并得出断言：金氏三达礼的后裔“金简、金辉两人本是朝鲜被掠人之子孙”[3]。有的学者因此推导出，金简之先世至建州的程序是“义州……捕虏……中国引渡……边境移住”[4]。纵观上面诸例引文及其断语，似乎含有一种浓郁的民族同情感，显然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是不确切的。
（二）以血缘为纽带，世袭管理一个或二个世管佐领
后金所属的两类朝鲜人：一是率部或举家自愿来归者，一是多次战争中“俘获高丽人户”，将其中的大部分人纳入满洲八旗，编入旗籍。前者多单独编为满洲旗分佐领，例如，正黄旗满洲第四参领下属的第九佐领、第十佐领，正红旗满洲第一参领下属的第十二佐领、第十三佐领、第十四佐领、第十五佐领，这些佐领亦称“朝鲜佐领”；后者则编人满洲包衣佐领，名为“高丽佐领”，譬如，正黄旗满洲包衣第四参领所辖第一高丽佐领、第二高丽佐领[5]。清初各部落长“率众归诚，功在?绯＃?突Э谡撸?挥乓焓拦茏袅欤唤鐾?苄肿謇锢垂椋?谥?灾罢撸?帐拦茏袅臁?6]。上述佐领多数为世管佐领，管理的方式是世袭的。金氏和韩氏等主要世家所辖佐领均属此类。据《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记载：
第二高丽佐领，系国初编立，始以辛达礼（一作新达理）管理。辛达礼故，以其弟尹达礼管理。尹达礼故，以辛达礼之子胡住管理。胡住缘事革退，以其弟花柱管理。花柱故，仍以胡住管理。胡住故，以胡住之子他穆保管理。他穆保因疾辞退，以其子花色管理。花色故，以其族人三保管理。三保调管公中佐领，以常明之弟蓝翎侍卫双保管理。
新达礼于天聪元年率领三兄弟等来归，“越二年，朝鲜归附人户益众，分置佐领”，“特命入内务府，授佐领，兼总理三旗火器营事务”[7]。第一高丽佐领则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因“花色所管高丽佐领人丁滋盛，分出一佐领”，由常明管理。可见金氏家族祖孙世代管辖正黄旗满洲包衣第四参领所属的两个佐领。
同书卷六记录韩氏所管理的正红旗满洲都统第一参领所辖的第十四佐领，其云：
原系国初以朝鲜来归人丁，编为半个牛录，始以韩运管理。韩运故，以其子韩季（一作基）管理。韩季故，以韩泥之子那秦管理。那秦升任宁古塔协领，以韩季之孙二等哈思尼哈番钮钮管理。康熙二十三年，人丁繁盛，定为佐领，仍以纽钮管理。钮钮故，以其子阿达哈哈番韩都管理。韩都缘事革退，以那秦弟之子一等阿哈达哈哈番、又拖沙拉哈番进（一作晋）德管理。
此段史事说明韩氏管辖的朝鲜佐领也是子孙世袭的[8]。金氏、韩氏等以家族血缘关系世代掌管一个或两个佐领，这是他们在满洲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坚实根基。还有的大姓成员则充当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的互管佐领，或“各位领拨出余丁”增编的公中佐领。如金氏三保管理的正黄旗包衣第三参领所属第四佐领；再如金氏德倍族孙佛保，担任镶蓝旗包衣第二参领所属第二满洲佐领。因佐领各姓更迭频繁，其势力单薄，形不成气候，远非那些掌理世管佐领的高丽士大夫家族相比。
（三）开基创业，屡立战功
在满洲贵族立足辽沈、征伐朝鲜、问鼎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均有朝鲜的将士驰骋沙场，前扑后继，数建功勋。而金、韩等家族的表现最为出众。正黄旗包衣人金氏新达礼效力戎行，“在军首尾十余年，每于危急时，独身奋死，摧锋陷阵，为士卒先，数立奇功，著声疆场”。皇太极“再四褒嘉，恩礼逾同列，白金文绮，子女良马之赐，不可备纪”[9]。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兵伐朝鲜，新达礼从征，“遇伏兵，以计败之”。清兵进抵岗花屯，他遵照上谕善为保全朝鲜国王与妻孥。皇太极优加赏赉。再征松山，“奋勇追击，斩获七十余人，得马四十余匹”；又灭海滨叛贼有功，复蒙奖赏“用作熙朝硕辅”。其四弟季达礼以护军校从征福建，“击海贼阵亡”，赠云骑尉。镶黄旗包衣人金氏都赉子浩善由委署护军校从征浙江与福建，“屡立战功”，授云骑尉。镶蓝旗包衣人金氏德倍次子几蚌伊由司库从征察哈尔布尔尼，“于大卤地方击贼，阵亡”，赠云骑尉[10]。正红旗人韩云同弟韩尼来归，“编佐领使统焉”。尔后，他率兵三围锦州，“时（明）松山马兵来夺我红衣炮，而于梅勒章京瞻前杀入对阵，败之”；“落雨之日，击松山洪军门（承畴）来犯左翼兵，尔同固山额真叶格书对阵，败之”；又同叶格书击溃“洪军门三营兵”；“定鼎燕京，入山海关之日，击流贼（指李自成）马步兵二十万，尔又同固山额真、和硕额驸杜磊对阵，败之，追及流贼至庆都县”。叙功，韩云由二等阿达哈哈番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11]。其弟韩尼次子杰殷由护军统领从征察哈尔，击贼有功；“又引兵赴榆林，平定延安等处”；“参赞军务，累有劳绩”，优授骑都尉。三子杰都由护军参领从征福建，“于厦门地方，击海贼郑成功舟师，败之”；又从征四川，“于朝天关击败伪总兵施存礼等兵一万七千余众”；“又于盘龙山，击贼伪将王屏藩等兵，殿后阵亡”。优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正黄旗包衣人韩氏聂尼之孙硕石提，由委署骁骑校从征浙江、福建，“累著战功”，授云骑尉[12]。高丽大姓子弟为清王朝政权的创建与巩固，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忠贞不渝。这亦是他们被满洲贵族视为一体、逐渐崛起的先决条件。
（四）与满洲通婚，同皇室联姻
后金初年，满洲贵族为了表示对归附各部族首领的诚意，均给予封官加爵、赏赐人口布帛、配以满洲王室之女、安家落户等优厚待遇，在政治、经济、生活诸方面，施恩照应。尤其是以“指婚”方式嫁女，使其成为清廷的“额驸”（即驸马），此种为了家族利益的政治姻缘，旨在强化君臣裙带关系，促使他们加倍报效朝廷。这样的事例颇多，其中包括归顺的有一定地位的蒙古、汉人在内。当然，对来附的较有影响的朝鲜人也不例外。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朝鲜国总兵官韩明廉子韩润与弟韩义投奔建州。努尔哈赤赐韩润游击之职，韩义备御之职，“给以委，及僮仆、田宅、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器用诸物”[13]。“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努尔哈赤）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14]。从蒙古、汉人早期归附的代表人物成为后金的额驸看，所谓“胡女”并非一般满洲女子，应多系汗、宗室诸王之公主、格格等世家有地位的闺女，或他们的“养女”，“指婚”下嫁。例如，战败而被擒的朝鲜降将朴兰英，“在虏中娶女”，即贵永介（代善，努尔哈赤次子）养女，人称“二王子之婿者”。至于嫁以何种女子为宜，还取决于“指婚”之人对后金的态度。如前者诚心诚意，剃发归服，自然许配上层“胡女”，待为上宾。否则易类相符。像萨尔游之战被俘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多年“尚不剃发，故不给达女，嫁以汉女生男”[15]。因此，在嫁女问题上，区别是很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朝鲜人与满洲、汉人之间通婚日益增多，而归附的高丽世家与满洲贵族的关系也越发密切。清制规定，每三年选阅八旗及驻防、外任旗员之女，年十四而合条件者，入宫备皇帝妃嫔之选，或配近支宗室，谓之“选秀女”。尔后，“秀女”延及八旗蒙古、汉军，当然也包括八旗中适龄的朝鲜姑娘。正黄旗包衣人金氏三保之女被选中“秀女”，成为乾隆帝弘历的皇贵妃，即是例证。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二后妃》记录：
赠淑嘉皇贵妃金氏，上驷院卿三保女，累官吏部尚书（金）简女弟也。初赐贵人，乾隆二年十二月，册封嘉嫔。四年，生皇四子履端郡王永王成 。六年十一月，晋嘉妃。十一年，生皇八子仪慎亲王永璇。十三年，生皇九子。十四年四月，晋嘉贵妃。十七年，生皇十一子成哲亲王永王星 。二十年亥十一月十五日卒。追晋为皇贵妃，谥曰淑嘉皇贵妃。二十二年十一月，葬胜水峪，即裕陵。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传亦载：
淑嘉皇贵妃，金佳氏。事高宗潜邸，为贵人。乾隆初，封嘉妃，进嘉贵妃。薨，谥曰淑嘉皇贵妃，葬胜水峪。子四：永王成 、永璇、永王星 ，其一殇，未命名。
朝鲜李坤著《燕行记事》中亦记述金简女弟入选后宫为乾隆帝贵妃之事。
因金简胞妹被清高宗纳为贵妃，又生有四个皇子，深受高宗宠爱，死后追封为皇贵妃。作为皇帝“堂亲”，其家族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兄金简、金辉仕途亨通。嘉庆初，仁宗“命其族改人满洲”，即将正黄旗包衣金氏抬入“上三旗”，赐姓金佳氏[16]。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命《玉牒》内改书赐姓，以示对金家的恩宠。
（五）朝鲜士大夫家族成员世代为官，每家可谓一个人才库
现以新达礼和韩云两个家族为例，试加解析。
1．金氏新达利家族
（1）金家世系流衍图
关于金家的世系与政绩，《雪屐寻碑录》卷十二辑入了新达礼和花住父子两块神道碑铭，在同名为《皇清洁赠光禄大夫佐领兼总理内务府三旗火器营事务金公神道碑》的碑文中，均有记述。再参佐《通谱·金氏》、《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国朝耆献类征·金简传》等文献，金氏新达礼家族世系流衍如下图。
（2）金家仕宦官爵
金氏新达礼，初授通事官，又以军功，管理俘获高丽人户分编的佐领，兼内务府三旗火营总管事。顺治帝福临“素悉贤劳”，“方欲大用，而公遽以劳，卒于官”。“公负通达俊伟之识，具勇武干济之才，懋著成劳，垂光史册[19]。他生有三子，长子噶布拉，原任三等待卫；次子胡住，原任二等待卫、参领，兼佐领，其子他穆保原任佐领，他穆保子花色亦任佐领；三子花住，“克绍家声”，“蔚成国器”，原任都虞司员外郎，兼佐领，总理内务府三旗火器事务。“继乃晋职，秩晋亲臣”。花住之子常明，由佐领累升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办理上驷院事务、内务府总管，奉宸院正卿。乾隆二年（1737年），“以监陵寝规模宏整，工程完固，赐云骑尉”。本支中常明居官位最显，奉职于近侍，“朝趋紫禁，绕钩陈之六星；旦捧黄麾，屯玉车之千乘”，“所以文通武达，门悬五等之银缸；而虎啸龙皤，第绕八双画之戟”[20]，深受乾隆帝的赏识与倚重。他病危之际，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初五日，高宗弘历特降谕旨：
领侍卫内大臣常明，自皇祖、皇考时，在内庭行走，效力多年。人甚勤慎，心性直朴。侍奉躬朕，诚意肫挚。闻伊旧病复发，即遣御医诊视，犹冀其痊愈，以享遐年。今闻病势沉重，朕心深为轸念，著大阿哥前往看视。如病不能痊愈，著加特恩，赠太子太保，赏内库银一千两，以为伊后事之用。著大阿哥携茶酒致奠，以示朕优待老臣大至意。钦此[21]。
常明于当日过世，赐祭葬如典礼，谥号“悫勤”。常明得到乾隆帝的褒奖和厚待，这是全家的无上荣幸。亦是全家光宗耀祖、显赫他族的有力资本。常明之弟石瑞承袭云骑尉，其孙双保原任整仪尉、兼佐领。
次弟音达礼，原任佐领。
三弟三达礼，原任通事官。其子尚明事迹待考。其孙三保曾任巡视长芦盐政、武备院卿，兼佐领。其曾孙、三保子金鼎，原任蓝翎侍卫；金辉曾任兵部满左侍郎。本支中官职高、政绩突出者，当属三保子金鉴（简）。《通谱·金氏》中云：正黄旗包衣人三达礼之孙“三保现任巡视长芦盐政、武备院卿，兼佐领”，曾孙金鉴系监生。李桓著《国朝耆献类征·金简传》（初编）曰：“金简，内务府汉军正黄旗，武备院卿三保之子。”《清史稿·金简传》载：“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隶内务府汉军。父三保，武备卿。”上述史料表明两个问题，一、金鉴与金简之父均为三保，二人名字音同而字不同，实为一人。二、金简所属旗籍有异。后两部史籍所言，金简隶“内务府汉军正黄旗”，或“内务府汉军”。按其所示，查阅《八旗通志·旗分志》，在内务府三旗包衣旗鼓佐领（汉军）中均无三保世系的记录。然而，该书卷四《旗分志四》却记述了正黄旗包衣第三参领所属第四满洲佐领“以马尔吉管理，马尔吉缘事革退，以三保管理”。同旗第四参领属下第二高丽佐领三保的人事变动如下，“花色故，以族人三保管理。三保调管公中佐领，以常明之弟蓝翎侍卫双保管理”。三保所调公中佐领，仍为同旗，即正黄旗第三参领所辖第四满洲佐领。这说明三保始终未脱离正黄旗包衣籍。尽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金简“授镶黄旗汉军都统”，但其旗籍并未改变。所谓他属“内务府汉军”的记载是不准确的。《清史稿》本传所说其为“满洲正黄旗人”，这是嘉庆时“抬为上旗”之后的事。乾隆中期，金简初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之后，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四库全书》副总裁、户部侍郎、镶黄旗汉军副部统、署工部尚书、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等职。金简又任《四库全书》，专司考核督催；掌户部，管钱法堂；总理工部，疏浚卢沟桥水道，修葺明陵，奉命接待英吉利贡使团等，功绩显著。颇得乾隆帝的称许，赐孔雀翎，命紫禁城内骑马，与千叟宴。他谢世后，乾隆帝弘历特颁谕旨：
吏部尚书金简，供职年久，勤慎小心，前闻患病，不时遣侍卫等往视，并派御医诊治，赏赐人参一斤，资培俾补，以冀速痊。兹闻溘逝，殊为轸惜。著赏给经被，以为饰终令典。并派皇孙绵?ゴ??涛朗?保?巴?灬^，所有应得恤典，著该部察例具奏[22]。
尔后祭葬如例，谥号“勤恪”。金简受到朝廷重用，金家与皇室联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金简之子?布，初授拜唐阿，擢蓝翎侍卫，历官泰宁镇总兵、总管内务府大臣、武英殿总裁官、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侍郎、正红旗蒙古副部统、兵部传郎、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署户部尚书等职。其孙善宁，袭任世管佐领[23]。金辉曾任兵部左侍郎。金家起于戚畹，恩泽子孙，是其他家族所不能比拟的。
四弟季达礼，原任护军校，阵亡，赠云骑尉。长于公保长（一作常），次子常绥，相继承袭，季达礼之孙赵柱曾任骁骑校，曾孙济兰原任护军校，乌林太原任护军校。
金氏家族的发迹，如同《金公神道碑》所言：“世勋旧德，奕叶相承，施于后嗣用能，保世亢宗，以承府于勿替。此神灵和气，萃于一家，与国家泰运，相为参会，非偶然也。”“嘉乃勋劳内臣，将召后嗣，绍述前烈，用光庆绵，泽远历世。”这充分反应了清廷对金家政绩的褒奖与优待。
2、韩云家族
（1）韩家世系流衍图
根据《通谱》卷七十二韩氏条、《八旗通志》卷六旗分志六等史籍所记，韩氏世系流衍如下页图。
（2）韩家仕宦官爵
韩云来归，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初改汉名称轻车都尉），任佐领，叙功，晋一等阿达哈哈番。天下一统，加一拖沙喇哈番（汉名云骑尉），升为三等阿思哈哈番（汉名男爵），再晋二等阿思哈哈番，“世袭罔替”[25]。其子韩基袭职，“三遇恩诏，加至二等男”。其元孙韩都承袭一等轻车都尉，亲叔子韩占袭职，兼任防御。韩云之曾孙常保原任三等护卫。
弟韩尼，初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三遇恩典，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其长子杰林，原任长史，兼佐领。次子杰殷，由护军统领从征榆林、延安等地，“参赞军务”，累著劳绩，优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汉名骑都尉）。杰殷之长子花色、次子杰瑚、孙颜泰相继承袭。第三子杰都，任护军参领，以阵亡军功，优赠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无嗣，兄子韩成袭职，任头等护卫。其子明图袭职，任参领。第四子那秦，由佐领晋升宁古塔协领，又升任黑龙江副都统。第五子杰海，袭父职，任防御。海之子晋德袭职，任长史，兼佐领。第六子星韶，原任佐领。孙韩坦、文泰原俱任笔帖式，韩普亦任笔帖式，玛奇原任城守尉，韩签原任员外郎，晋山原住头等护卫，那林原任护军校，倭赫响原任二等护卫。曾孙明伦、永福原任笔帖式，康泰原任鸣赞，傅常原任头等护卫[26]。
以上述金、韩两家五代在朝野任职情况分析，自中央到地方，由文官至武职，从高级官僚迄文吏护卫，金、韩家族成员皆有人充任。这就足以证明了高丽士大夫家族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人才库，为清王朝提供各式效力人才。高丽世家大族入仕人数之多也是该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六）加深满洲化，融入后金一体
投入满洲的高丽望族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后金将士肝胆相照，休戚相关。在实现后金混一中原既定战略目标过程中，他们也完成了自身满洲化的历史进程，同部分蒙古、汉军一起，融合到满族共同体。高丽土大夫家族满洲化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发易服，实习满洲风俗。这是融入满洲各民族的共同特征。尤其在满洲民族征服战争中，?发是归顺与逆命后金（清）的鲜明标志。“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俘虏的朝鲜人等一概迫使?头，皇太极兵伐朝鲜，攻克义州，“即?本士军人头发”，编入其军，以壮声威。来附的高丽大姓则自觉?发，以示诚心。金、韩等大族自然当起表率作用。在后金的朝鲜人，特别是朝鲜土大夫家族，他们的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字都渐近满洲习俗。例如，按照等级身着官服与便装同满洲军民无异，“今胡俗朝衣，则颈挂念珠，故谓之朝珠”[27]。像常明、金简等一批当朝高官要员也是顶戴花翎、朝服、朝珠、马褂、朝靴等与同级满官无别。在常朝等朝班中很难分辨出那些官员是朝鲜人。
2．姓名称谓，多与满洲名称划一。满洲人的姓氏或源于地名，或源于水名，或源于部族名称，或源于图腾崇拜等，姓名谓称很不规范。“凡公私文犊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然。其命名或用满语，或用汉文。用汉文，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以其与满语混也”。“汉军或系姓，或不系姓，祖孙、父子无一定”[28]。朝鲜人的姓名多受中原汉族人的姓氏影响，相对较为规则。然而，由于受到满洲姓氏名称的熏陶，在后金朝鲜人的姓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天命年间起，到乾隆时期止，朝鲜土大夫家族在清朝已经生活了近170年，繁衍了五、六代，基本实现了满洲化。就姓名而言，金、韩等家族成员称谓与满洲人趋同。若《通谱·金氏》等文献所载其祖孙的姓名，如新达礼、因达礼。三达礼、季达礼、噶布刺、胡住、花住、常明、石瑞、花色、塔克图、双保、三保、保常等计26人，不冠以金姓的名字者22人，占85％；只有金鼎、金辉、金鉴、金九四人原姓未变，占15％。《通谱·韩氏》记录其子孙的姓名，如韩云、韩基、韩都、常保、韩尼、杰林、杰殷、花色、杰瑚、杰都、明图等凡31人，保持原姓者9人，占29％；已不用韩姓者22人，占71％。从以上的百分比看，金、韩两家子孙绝大多数人的名称按照满洲“称名不举姓”、“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的习惯，不冠以其姓。如果不翻阅《通谱》，单从姓名上看，很难将他们从满洲中区分出来。其余朝鲜土大夫家族姓氏名称更易情况亦然。
3．肄业满洲八旗官学，考取功名。满洲贵族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本民族子弟的教育，开办各种学校，选拔八旗优秀子弟就读。在这些官学生中自然也包含由朝鲜佐领和高丽佐领挑选的世家大族子孙。他们在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等学校里讲诵经文，研习国（满）语骑射。材资聪颖，有志立学者，拔为监生，升入太学。新达礼的元孙金九系荫（监）生，三达礼之曾孙金辉、金鉴俱系监生，肄业国子监。官学生在几年内应考取秀才，须在三届乡试、去试中榜上题名，否则返回原旗。八旗中朝鲜士大夫家族的子弟任职多为世袭的。少数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为更多的朝鲜人步入上层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机遇。这也是朝鲜士大夫家族在文化深层次上融合满洲的重要表现。
小 结
十五世纪初期，至十七世纪中叶，东北亚地区各民族正处于较大规模的迁移、整合的历史阶段。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不断地加强，民族之间的相对交融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到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北方各民族的结构与活动区域相对稳定，民族融合大体完成。如前文所述，满洲八旗中高丽土大夫家族有六个明显特征，这些特征也正是他们融人满洲共同体的特有标记。满洲贵族将归附的高丽43姓，特别是朝鲜望族，视为自身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地位颇高的朝鲜士大夫家族也以自己是满洲显要成员，而感到无上光荣。因此，无论在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的岁月中，还是于政权初创、辖军治国的日子里，他们把清朝为之奋斗的总体战略目标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甘心情愿地为之贡献一切力量。高丽土大夫家族历时百余年实现了满洲化，这正是东北亚地方各民族经过一个世纪多的整合后日臻确立的历史证据之一。
注释：
[1] 参阅拙文《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内高丽姓氏》，见《文化的馈赠·史学卷》（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戊子。
[3] [朝鲜]李坤：《燕行记事》，见《燕行录选集》第六辑，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
[4] [韩国]卞麟锡：《＜四库全书＞朝鲜史料的研究》第二章，《四库全书和韩国人副总裁金
简》，岭南大学出版部，1977年。
[5]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四《旗分志》四。
[6] 吴振木或 ：《养吉斋丛录》卷一。
[7][9][19]《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佐领兼总理内务府三旗火器营事务金公（新达礼）神道碑》， 见盛昱辑《雪屐寻碑录》卷一二，《辽海丛书》第五册。
[8] 参阅拙文《朝鲜佐领考》，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七辑，1998年。
[10] 弘昼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卷七二《金氏·德倍》。
[11][25]《雪屐寻碑录》卷六，《帝制·韩云》，见《辽海丛书》第五册。
[12]《通谱》卷七二《韩氏·聂尼》。
[13]《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天命十年正月癸亥。
[14]《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一三仁祖四年六月丙申。
[15]《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一三仁祖四年六月癸亥。
[16]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九《金简传》。在此需说明，朝鲜人李坤在《燕行记事》下中云：“金辉、金简方在侍郎，其叔母曾为皇帝后宫，年前身死，今方移宠辉简辈。”依此线索，查阅《清高宗实录》可知，乾隆三十九年金简任户部汉缺右侍郎，四十二年六月改满缺右侍郎，同年七月金辉署兵都满缺左侍郎。“为皇帝后宫”的叔母“年前身死”，当在乾隆四十一年。从“今方移宠辉简辈”，其“叔母”当为乾隆帝弘历 的妃嫔。翻检《清史稿·后妃传》及《清皇室四谱·二后妃》等文献，在乾隆，乃至雍正、康熙三帝后妃中除了淑嘉皇贵妃外，未见另有金氏女子。“叔母”为后宫一事待考。
[17]《通谱·金氏》仅记新达礼之孙常明、石瑞二人，《八旗通志》卷四又录辛达礼之孙他穆保，《金公神道碑》则载其孙七人，即巴朗、色林、檀保、四格、常明、释端、九格，世系依此作出。他穆保即槽保，石瑞应即释端，后一字是瑞？还是端？待考。另《金公（花住）神道碑》记其“原子七人”，可知者只有次子常明，及石瑞，余者待考。祖孙直系不明者用虚线标明。
[18] 三达礼子、三保之父尚明，《通谱》等文献无载，兹依李坤《燕行记事》所载补入表中。
[20] 《金公（花住）神道碑》，见《雪屐寻碑录》卷一二。
[21] 《通谱·金氏》，《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乾隆七年七月丙寅。
[22]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七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戊寅。
[23] 《国史大臣列传》正编卷一七六《金简列传》（藏博物院），《国朝耆献类征》
卷九，《金简传》，《清史稿》卷三二一《金简传》。
[24] 《通谱》卷七二《韩氏·韩尼》条内载星韶之孙直系不清，用虚线表示。
[26] 《通谱》卷七二《韩氏·韩尼》。
八月一日，一个革命、奉献和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日子!军是伟大的，是不怕牺牲的，是面对敌人永远不会倒下的中华骄傲!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1军旗，神州寰宇上下，白山黑水间，鲜红的八一军旗猎猎迎风招展。
军旗，万里海防线上，浪花碧海间，鲜亮的八一军旗凌波傲然飘舞。
军旗，蓝天下长空里，风雨无阻间，鲜艳的八一军旗默默仰天高歌。
军旗，你与大地相伴依偎共甘苦，你与海鸥细语呢喃齐展翅，你与白鸽相约行走同飞翔，你与战士相恋携手卫家国。
仰望军旗，战士自有战士的豪情;
仰望军旗，战士自有战士的胸怀;
仰望军旗，战士自有战士的欢乐;
仰望军旗，战士自有战士的气魄……
虽说是漫漫黄沙遮天日，虽说是皑皑白雪少人迹，军旗，有你相伴战士的心间永远盛开着鲜花朵朵，有你相伴战士的血脉里奔腾着的是长江和黄河。
虽说是恶浪滔天无处藏，虽说是山涯陡峻路难行，军旗，有你相伴战士的心海上就有海鸥翩跹飞舞，有你相伴战士的心空上翱翔着的是成群的白鸽。
军旗，有你相恋相依相伴共携手，战士不寂寞。
看，军旗下，钢枪、钢盔和钢筋般的战士们集结而成的钢铁长城的方队走来了。
看，军旗下，齐步、正步满怀豪情走过的一列列整齐队伍。
看，我们的战士们向着五星红旗，向着国徽，向着八一军旗走来。。。。
默默注视着猎猎迎风的军旗，将士们缓缓的，凝重而庄严地举起右手，对着鲜亮的五星红旗，对着金光闪闪的国徽，对着鲜艳的八一军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在南昌城头，在长征途中，在井冈山上。。。多少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在青纱帐中，在铁道线上，在三大战役中。。。多少个硝烟弥漫的日子里。
在青藏、新藏、川藏线上，在三峡工地上，在祖国的建设的角角落落。。。多少个挥汗如雨的白天黑夜。
在大兴安岭，在长江两岸，在灾难发生的每一刻。。。多少个抢险救灾的黑夜白昼。
军旗，你是号角，你是明灯，你是战士们力量的源泉。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万水千山，几十年的艰难岁月千辛万苦。铸就了七十七年后的辉煌。
军旗，你是战士们心中不倒的神灵，你是旗手胸中不灭的精魂。
军旗，战士们用赤诚拥抱着你，先_们用鲜血浸染着你，
军旗下，战士们告慰英灵：鲜红的八一军旗不会忘记你们!一个战士倒下了，会有千百万个英雄站起来，我们将用我们的血肉之躯铸起祖国新的长城!
军旗下，战士们向祖国向人民宣誓：祖国，请放心;人民，请放心!军旗，请放心!我们生----是祖国的人;死-----是人民的魂!
军旗下，战士们举起右手，一个庄严而标准的军礼就是战士的誓言!
这就是军旗下战士的军礼!
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2我的父亲出生在淮河边，从小给人家放牛放羊，受尽了苦累。因为当时家里的孩子多，家庭条件又不好，48年十六岁的父亲就参军了，他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又跟随部队解放成都，解放西藏。
有一首歌唱道：“一辈子只要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无怨无悔……”还听到一种说法：“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我很欣赏和赞同这些歌词和语言中的观点。因此，我一直为我有一个军人的父亲，我也曾经是一名军人、有一段当兵的历史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总是穿着一身绿军装，一双圆头的老式布鞋，说话和气，面带微笑，始终保持着一个职业军人的良好品德和习惯。
在我11岁那年父亲因工作操劳过度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对他的许多事情我们都是从母亲嘴里得知的。
我的父亲出生在淮河边，从小给人家放牛放羊，受尽了苦累。因为当时家里的孩子多，家庭条件又不好，48年十六岁的父亲就参军了，他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又跟随部队解放成都，解放西藏。
我家历来都是男孩多，女孩少，我一出生就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他走到那里就把我带到那里，家里三个小孩子，父亲只抱着我照过四张照片，哥哥和弟弟从来都没有过。在我只有两岁时，母亲在西藏军驻成都办事处八一分校当校医，为了不影响母亲要求进步(那时母亲正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就一个人带着我住在衣冠届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白天他上班时就把我放在川办托儿所，晚上下班再接我回家。那时正赶上六十年代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十分紧张，农村许多地方因为没有粮食吃饿死了许多人，部队在最困难时把战马都杀了。为了保证我的营养能跟上，父亲喂了一只巴白鸡，鸡虽然个头不大，但下鸡还是个能手，基本上每天都能下一个小鸡蛋，为此父亲每天就用这个鸡蛋换着法的给我做吃的。今天蒸鸡蛋，明天鸡蛋下面条，后天鸡蛋炒饭，就这样使我这个宝贝女儿从小长的白白胖胖。中午我们都在托儿所休息，有时父亲工作不忙常常会稍稍的来到托儿所看我，值班生活教师为此常与父亲开玩笑“首长又不放心你家宝贝了，是不是又来检查我们的工作。”这时父亲总是和气的笑笑说：“我来看看我家小妞睡的怎么样?打被子没有”。
由于父亲在部队是搞保卫工作的，其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他有任务时常出差，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为了让母亲更加安心的工作，我被送到了大邑县唐场西藏军区保育院，在那里的小孩全部是父母都在西藏工作的军人子女，一般都是在父母一年半探亲时才能见上一面，才能与亲人团聚。相比之下我要算是幸运了，因为我的父母在成都我们可以一个月回家几天与亲人团聚，过年过节也可以回来。母亲告诉我：小的时候我是最不愿意去保育院的，每次送我都会大哭一场，要不就是小手紧紧拉着车坐位不下车。特加有一次，父母送我到班上离开后，我在生活老师不注意时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找送小孩的班车，要跟着回成都，结果车子没有找着还在外面走丢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这可把生活老师急坏了，发动了许多老师到处找我，最后在一家小玩具店找着两眼泪茫茫的我，回去被罚站两小时，从此以后我可再也不敢乱跑了。
**开始，父亲被派到东郊国营七十五厂支左，几千人的工厂人多事也多，为了抓好生产父亲常常工作到深夜，而且生活又非常的苦，我记得每周六父亲回来在星期天回去的时候母亲都要做一些烂肉绍子用一个铁饭盒装上让父亲带去。因为在解放西藏的路上父亲曾经得过肝病，累不得，要保。就这样父亲为了与工人打成一片常把母亲带去的肉绍子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吃，后来由于生活太苦派去的四个军代表有三个都以身体不好回来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咬牙坚持到最后，值此他的肝硬化复发住进医院。
小的时候，父亲总是亲昵的叫我“小妞”，每每听到父亲亲昵的声音，从心里都感到无限的温暖……35年过去了，如今，多想再听到您叫我一声“小妞”……。
父亲，我现在依然记得您对我们的教诲：要做个诚实的孩子，要善待身边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更要懂得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想到吧，就是您宝贝的“小妞”在高中毕业后，也穿上了军装，来到了您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西藏，考上了军事院校，成为了一名少校女军官。而今您的小儿子都是部队大校指挥官了，更没没有想到的是您的孙子也接过了您手中的枪，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军人。我们今天已长大，血管里流淌着您的血脉，骨子里传承着您作为一名军人的优良作风!父亲，您放心吧……
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3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举国欢庆的日子。
清晨，我便早早地起床了。脚步踏上了阳台，只见外面阳光四射，又是一个多么炎热的日子。但是，楼下的人们都在工作了，“嘟嘟”的喇叭声和车强大的引擎声到处都是，给人一种烦闷。
心中不禁纳闷：那么一个节日，为什么不放一假呢?难道就不能让人们好好地去为军人们庆祝吗?军人也不用去喜庆一下吗?
烦闷至极中，传来了电视的声音。我来到了大厅，只见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视频中，一位记者来到某部薛家岛驻军营地，一个叫苏杰的军医正在部队卫生所给前来就诊的老人打点滴。记者询问了苏杰：“为何要义诊呢?”“作为一名基层军医，老百姓对我的信任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苏杰说，“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回报官兵和百姓的信任。”
话罢，我不禁感觉有点惭愧包围于左右。无疑，我对这一重大的节日的理解是那样的肤浅。我关了电视，走上了阳台，眼神望着仍在努力工作的人们——对啊，这的确是重大的节日，然而，它的庆祝方法万万不是中秋节、端午节等这些节日去喜庆，节日固然是要庆祝，但是，民众的劳动不也是一种对军人的庆祝吗?它已给了军人无价的支持。那么在军人的节日里，军人们仍在工作，仍在为大众而不辞劳苦，那不也是一种对事业的付出?而这种付出正是对军人这伟大的形象的升华，难道说军人们在这么一个节日里没有好好地度过吗?
电视屏幕上，红旗在天安广场上随风飘扬，在激昂的国歌声中，越飘越高。那红旗正是人民与军人的交汇，祖国的基础，在这个庄严的节日里，喜庆已不重要了，然而他们也正欢庆着，都用着各自的义务作为——建军节最宝贵的礼物!
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4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是中国的纪念性节日。
每年8月1日举行。1920_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工产党为挽救革命，于这年的8月1日在中国工产党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中国工产党影响的北伐军3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起义部队于1920_年4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建立了在中国工产党领导下的属于人民的革命中国工产党，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8月1日这一天被规定为建军节。
1933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同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0_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7
月11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央政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6次会议，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规定“于今年‘八一，红军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
此后，每逢“八一”建军节，都要开展拥军优属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后，仍然以“八一”为建军节。
八一建军节93周年主题活动心得范文5“朝霞流彩的地方有一簇簇橄榄绿，草原安宁有我青春的步履，战士的责任凝结在神圣的哨位，披星戴月数风沐雨我从不有停息……”这是一首多么动人心弦的歌曲啊!每当这优美的旋律飘扬在我的耳畔，我总会想起身着橄榄绿的群体。
每天，在绿色军营中都会传出一声声响亮的口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一句句简短的口号，正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每一名军人自从入伍开始，就不再是家里娇着宠着的“小少爷”了，他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一生!他们开始了从毛毛虫到蝴蝶的蜕变，他们会变成一名真正的军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你们或许都见到过军人在阅兵场上的飒爽英姿，但你们知道军人在训练场上的苦吗?严冬里，地面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人们都冻的穿着厚厚的棉袄，把自己包在里面，但是，这些橄榄绿们，他们不穿上衣，光着膀子，咬着牙在雪地里匍匐前进，在上面训练着;特种兵会在泥水里摸爬滚打，还不时有长官拿着水龙头直接把水冲向他们，这些对于他们来水都是家常便饭…我没有看到他们退缩、流泪，反而他们在被泥水染黑了的脸上露出了一排排洁白的牙齿，他们是那样乐观，这就是他们特有的素质!
他们舍己为人，他们舍青春洒汗水，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安全。国旗在护卫队战士的眼中是重于生命的。战士彭凯有一次经过北京的一家百货商店，看到商店屋顶上的国旗破了一角，他马上找到商店老板，向老板讲国旗知识，说得老板心服口服，马上换了一面新国旗。国旗护卫队战士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一切!
身上的那抹橄榄绿，让多少人天生就对军人产生了崇拜之心，踏着正步时的英姿，让多少人为之瞩目远望。庄严、肃穆、铿锵有力的口号、整齐划一的动作，给人留下的是一种完美感觉。
在这里，让我们为21世纪最可爱的人敬礼!
《6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观后感
当历史的脚步穿越昔日的故宫金殿，这一时刻的欢乐足以激荡古老的中国五千年尘封的记忆；当祝福的声响震彻十月的神州九天，这一时刻的欢乐足以激荡今日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丰饶的土地！2009年10月1日是祖国母亲的60岁生日。回想起这60年的风风雨雨中，在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一次又一次努力的拼搏下，伟大的祖国母亲和我们走过了许多艰难与坦坷。我们的国家在不断的变化着，国家在不断的富强着，人民安居乐业，这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祖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
今天，我怀着自豪无比的心情，准时收看了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的盛况。在北京天安门前，各个警队都站得整整齐齐的。这整齐、铿锵的足音从历史深处走来。人民军队自诞生伊始就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指挥作为建军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代代相传。铮铮足音，传递着一个共同心声：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如何艰险困难，我军都是党和人民最可信赖的力量！“阅兵式开始！”听首长一声令下，祖国母亲60岁生日庆典开始！一是阅兵式，即阅兵者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胡锦涛主席的问候如和煦春风，温暖军心。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似惊雷回荡，山呼海应。每个方阵都有着雄伟的气势，精良的装备，高昂的士气。
首先是升旗仪式。伴随第一声礼炮声响，国旗护卫队队员将托枪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到达国旗杆基座后列队站好、放下枪。这时，最后一声礼炮刚好结束，护旗行动全程的时间共4分多钟。国旗护卫队行进过程中将迈出正步169步，寓意“从1840年至今169年的不平凡历程，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满怀信心，走向未来”。升旗用时45秒。10点05分15秒升旗仪式结束。
紧接着的是阅兵仪式。升旗仪式之后，阅兵领导人乘阅兵车辆出天安门，过金水桥，阅兵总指挥汇报后，阅兵仪式开始进行，领导人依次检阅各方队。阅兵式结束后，领导人发表讲话，随后阅兵仪式开始。这次阅兵有14个徒步方队、30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梯队受阅。首先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是徒步方队。本次阅兵的14个徒步方队由陆、海、空、二炮、武警和后备力量6大阵容组成。阅兵仪式十分的壮观，让我再次为祖国自豪、骄傲！
其次是国旗方阵。这是历次国庆庆典中最大规模的国旗仪仗方阵，国旗仪仗方阵耗时4分16秒通过天安门，他们托举的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面国旗。方阵是由北京军区某装甲师66459部队的将士们组成。这是由1949名军人组成的国旗正步仪仗方阵，呈现出中央的国旗和外围的鲜花。这面国旗长28.8米、宽19.2米，面积逾550平方米，重达150公斤。这面国旗被720束鲜花环绕。国旗和鲜花，全部都由该方阵的战士们举起。据了解，近2000人的方阵，从东华表起，以每步75厘米的步幅、每分钟116步的步速，正步通过天安门，到达西华表，历时4分16秒，全部距离以正步计算为178.66步。
最后是群众游行。群众游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总名称，包括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和美好未来共7个部分，由36个方阵和6个行进文艺表演队伍，以及背景表演阵容组成，参加游行和表演的有来自各界群众共18万人。
回顾以前，我们中国社会混乱，科学技术落后，国家的科研人员极少，与现在相比，可谓是截然不同了。但是，如今的中国却截然不同。现代化的城市，信息化的设备，令他国望而生畏的军事武器，无懈可击的铁甲战舰，能上天的航空工具，还有能够叱诧风云的航空导弹。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挺起腰杆，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现在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各项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这便是社会建设者立下的赫赫战功。
60周年的国庆阅兵庆典，激起了我们滚滚心潮！我情不自禁的感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啊！伴随着共和国逐步发展壮大的步伐，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解放军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领导的带领下，发扬光大我国优良传统的美德。他们四位领导为了中国能够更好的发展，不惜献出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他们是多么的无私、伟大啊！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了……这次国庆阅兵典礼，向全中国展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生心血的结晶，向世界展示了新时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我为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感到自豪……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应该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让我们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团结一致，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努力奋斗吧！让我们的祖国为我们而骄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