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1: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乡土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市化；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双向文化互动
当代江苏乡土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而根据地域的不同江苏乡土文学也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譬如苏中地区的乡土文学多以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苏北地区的乡土文学则多以描写自然风光、天人合一的内容为主。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江苏乡土文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其也对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与城市化的双向文化互动。
一、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简要概述
（一）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表现在外部则直接体现为城市形象，其中包含三大领域分别为以城市建筑、道路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文明、以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代表的政治文明以及以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明。城市形象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特征，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市民素质、生态环境等等。而城市文化则指的是人类生活在都市社会组织当中的生存情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加之城市风貌形成的集合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具有复杂性、集聚性以及开放兼容性的主要特征。鉴于其与人类的都市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也有部分学者也愿意将城市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
（二）乡土文化
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繁衍发展历程当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一种宝贵的智慧结晶，就是乡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拥有核心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在乡土文化当中包含物质性的古建遗存、古树名木等，同时也包含众多非物质性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等，然而无论是否为物质性，其在乡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当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江苏省正是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之下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乡土文学，用以展现江苏农村的乡土人情、民俗风貌，致力于将乡土精神的文化内涵代代传承下去。
二、城市化对当代江苏乡土文学的文化影响
（一）乡村习俗逐渐淡化
城市化其实指的就是国家以及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等均实现大力发展进步与相应调整，将传统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型社会转变成以工业、服务业等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而在此过程中，乡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乡村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其固有的传统民俗风情等也逐渐被淡化，这一现象也集中体现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1]。比如说在江苏部分地区有专门的乡村“职业伴娘”，负责为各家各户的婚礼提供伴娘服务，这也是江苏的一大乡村婚俗。在庞宇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当中有着详细描述，比如说新娘在走出家门前其嫁鞋必须穿在爹爹的大鞋子里，并且一定要穿到门口，这样嫁鞋上将不会带走娘家的一块土，避免新娘出嫁之后过于思念娘家。另外还有迎娶的“轿子船”，在船头需要放一个火盆喻义“兴旺”，而在船尾需要放上一只鸭子取谐音“押子”喻义生活“稳稳当当”，而新郎官则需要手捧的头像站在船头，取吉祥和辟邪的彩头，轿子船上的人只要遇到桥就需要放鞭炮用来敬神。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的传统结婚习俗已经逐渐被淡化，许多传统婚俗已经逐渐消逝。
（二）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彻底拉开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挡板”，村民可以自由进出城市，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文明。而在此过程中许多进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开始嫌弃农村，这也开始对农村人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比方说在高晓生的《拣珍珠》当中寡妇李大婶经过半辈子的努力含辛茹苦的带大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并且盖了新房子搬进了新居，就在李大婶觉得好日子要来临了，想要为儿子娶媳妇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麻烦。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姑娘更加向往城里的生活，认为李大婶家房子太小、儿子只会种地没有手艺、进不了工厂是个“呆人家”，家里没有靠山没有出头的机会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与李大婶的儿子定亲。这令李大婶非常气愤，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勤快节俭的庄稼人，长相、力气也不差于其他人，只因为种田而白白遭受别人嫌弃[2]。高晓声在《拣珍珠》当中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想要离开家乡，而留守在农村的朴实憨厚的农民反而成为别人嫌弃和嘲笑的对象，通过作者在文中对乡村的书写，向人们展现了历史的变迁，进而引发人们对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深入思考。
（三）农民离乡题材增多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江苏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而慢慢开始瓦解，直到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之后，近代商业文化迅速攻占各大乡村，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当中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生存之路，因此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江苏乡土文学当中有关于农民离乡进城赚钱的题材越来越多。比如说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描写的就是中年农民陈奂生常年饱受贫穷的困扰，在村里有着“漏斗户主”的称号，但是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动之下，党和政府放宽了对农村的政策限制，陈奂生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并开始进城从事卖油绳的小买卖，希望能够用赚来的钱买顶能够保暖的帽子。结果陈奂生的油绳虽然卖完了，但是其还未能去买帽子就已经着凉，并且栽倒在车站候车室里，随后被路过的县委吴书记发现并好意安排其住进招待所当中。第二天生平第一次住招待所的陈奂生战战兢兢生怕弄坏了房间里的东西，当结账时陈奂生得知睡一晚竟然要五块钱时立刻大吃一惊，随后又觉得愤然最后在房间里“大搞破坏”，当回到村里以后由于其坐过县委书记的车和睡过五元一晚的招待所，陈奂生在村里的地位大大提升[3]。在这部短片小说当中，虽然陈奂生进城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高晓声利用白描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将农民常年生活困苦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与城市物价高、人们生活精致之间的矛盾活灵活现的勾勒出来，展现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四）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当中，人们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暴力掠夺各项资源以便发展经济，原本美丽淳朴的乡村风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赵本夫的《黑蚂蚁蓝眼睛》当中正是由于大力开展城市化建设，使得黄河决堤对女寨主柴姑等扎根在乡村土地上的人原本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冲垮了乡村原有的秩序与文明，柴姑后期成为了整天咀嚼蚂蚁的蚁王，与乡村有着浓厚情感的天生决定与黄河大堤相伴到老，而黑马也来到了荒原决定爬到树上安居。随后在赵本夫的另外一部作品《天地月亮地》当中也描写的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的故事，用自由的笔法描写出村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城市文明之间的残酷斗争。
三、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一）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赵本夫一直致力于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在其《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描写到溪口村已经十多年没有建过一座新房，但是却倒了几十座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屋，并且还会有不断倒塌趋势。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整个溪口村会彻底消失。书中写到溪口村历史上有过多次如瘟疫、饥饿、匪祸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灾难过后，人们不管逃离多远，最后还会扶老携幼重新回到溪口村重建家园[4]。这在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下，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发了财，虽然村民的日子富裕了可村子却空了，农村中只剩下一些老弱残疾，随着老屋不断倒塌老人相继离世，身为村长的老乔每天的工作就是料理后事。从《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老弱病残“留守”问题等日益严重，村庄逐渐颓败，作者一方面在反映时代变迁，另一方面也逐渐引导世人开始关注“农村留守”等社会问题，而这也成为当前现代化发展当中必须解决的一大社会现实问题。
（二）倡导回归自然人性
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现代城市社会当中的拜金主义、金钱主义等也逐渐侵染到原本民风淳朴的乡村当中，譬如说《拣珍珠》当中大儿子对象的悔婚正是觉得大儿子只会种田，一辈子不会有出息，于是最终找了城里的一个工人结婚。但越来越多的作者此时借助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开始提倡人们回归自然本性，坚持道德底线。比如说在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作者提倡的坚持本性、安分守己的观念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主人翁老乔身上。身为溪口村村长的老乔，中年时丧妻，但即使是在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老乔任然能够守住道德底线不受诱惑。村众有一个因为结婚多年无法生育而被迫离婚的女人刘玉芬，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够生出孩子，于是想方设法地勾引老乔，但老乔依旧“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在赵本夫另外一本《无土时代》当中，留守在乡村中的村长方全林，与老乔一样也是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但始终坚持安分守己的本性，没有做出任何有悖道德伦常的事情。在赵本夫笔下的村长都有着善良正直、约束力、自律性比较强的形象，廉耻观念非常重，这也是赵本夫想要透过作品向世人传达的做人理念[5]。
（三）保护还原农村生态
在《无土时代》当中，赵本夫描写了一出钢筋林立、到处闪烁着霓虹灯的现代都市向原始、纯真的乡土转变的过程，在小说当中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将抹去身上全部的土气、丢掉“农村人”的标签作为其一生奋斗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生活在钢筋水泥之后的城里人却开始向往大自然，小说描写了在现代都市当中，几个文化人和民工追逐自然，试图在城市中种满麦穗、豌豆等农作物以改变现代城市所处的“无土时代”，向人们展示出即使身处城市生活却依旧向往大自然的浪漫诉求，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乡村文化、对古朴农村的深深眷恋之情，彰显其浓郁的乡土情结[6]。在《名人张山》当中赵本夫同样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写张山是一个村里公认不太靠谱的人物形象，其小时候喜欢调皮捣蛋，经常对老且搞许多恶作剧，譬如在其睡觉的被窝里放蛇等等，但是在张山长大之后离开家乡把山货带到城市销售并且赚了许多钱，后来在张山的带领下村民陆陆续续发家致富，对张山也越来越看重。而在后来张山带着教授和博士进山想要开发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山洞中古老的生殖图腾，在张山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借助生殖图腾开发旅游项目的计划，而老且则对其表示出担忧。虽然在作品的最后老且还是没有能够阻止张山的计划，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合理开发的思考，而这也是未来城市化建设中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其关于农民离乡的题材也越来越多，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切实发展，但是在与城市化融合之后原本许多农村习俗被逐渐淡化、农村样貌发生巨大改变，农村原有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反过来，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对保护和还原生态环境等给予更多关注，同时也在大力提倡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些也对日后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之间有着强烈的双向文化互动。
【参考文献】
[1]程光炜，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49-67.
[2]李明觯杨明宇.消费时代的审美惰性――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对立化叙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33-38.
[3]刘依，黄美蓉，丹.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75-278.
[4]许心宏，王颖.乡土漂移的文化怀旧与城市化叙事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85-90.
表面看来，“非虚构”与“新世纪乡土文学”之间缺乏必然的意义关联，实则不然。用“非虚构”来质疑当下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设置该栏目的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的用意所在，反映在乡土文学领域内，便是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质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伪真实”。也就是说，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
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尽管有些作家将之写成“新传统，旧内容”的糟糕状况），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
《中国在梁庄》所涉及的内容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进城农民工”，这些内容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极大体现。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孙惠芬的《上塘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中均可以看到乡村无论是从外在形体还是内在肌理的溃败。即便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探讨乡村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在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有所体现。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分别对应了“土地”、“道德”、“权力”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蜕变）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的命运的作品已在文坛颇有影响。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在梁庄》却赢在了“真实”二字上。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乡村的复杂性，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矫揉，不造作”、“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城市化”的负面因素，也并非执拗地恪守传统，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五奶奶、春梅、巧玉，甚至村支书韩治景和县委书记，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言说的主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当下村庄的命运，告诉我们城市化不能以牺牲乡村与农民为代价，就像那位颇带书生气的县委书记所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盲目遵守教条般的政策，乡村文化固然有它的惰性，但也必须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容纳力，不能一味抛弃。
此外，较之于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中国在梁庄》多了一点“世相”之上的思索。譬如对“村落结构的变化”的思索，和诸多的学者一样，梁鸿也意识到“村庄”文化功能的丧失及乡村文化的溃败，但她理性地指出新的村庄也是新一代农民的故乡；对于学校停办沦为猪场，梁鸿考虑的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对于昆生这样的成年闰土的悲惨命运，梁鸿发现的是乡村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的“排异性”，以及我们个体与文化系统的价值对应关系；在对农村的“新道德”的思考中，针对梁庄的基督教、迷信等的复兴，以及市场经济意识引发的新型孝道观念，梁鸿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匮乏——人性的丧失……这些无不是《梁庄在中国》较胜一筹的地方。
对于《梁庄在中国》（《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我个人以为其意义比《中国在梁庄》更大，原因就在于，它在清理社会成规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在《呼愁与哀痛》的创作谈中，梁鸿如是说：
“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④
不言而喻，“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问题已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题材的文学始终不尽人意，只是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戏剧化地营造情节，以各种“悲剧事件”带出人物，而真正忽视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这种平面化的理解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实则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而在梁鸿的笔下，农民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则被披露无遗。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就农民形象谱系而言，既有搬运工、镀金工人和误入传销的农民、又有办保安公司和经营校油泵等家族式小企业人员，还有“大学生农民工”及办公司的大企业家等；就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仅为赚钱的“过客心理”，也可以看到新一代农民工强烈的主体诉求；就农民工个体生命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卑微的生存，又可以看到他们为求取尊严的那种血性以及无法排遣的灵魂钝痛；就农民工的认知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仇恨城市”的情绪，也可以看到对农民自身劣根性的清醒认知。
“梁庄系列”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上。为了写《中国在梁庄》，梁鸿回到故乡，踏踏实实在家乡呆了五个月之久；为了写《梁庄在中国》，梁鸿辗转于各大城市，用行动深入生活。而这恰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
社会现象、生活事件只是小说的素材，它只给了小说家一个出发点。小说家得从这儿出发，走一条自己的、不同于事件的实际进程的道路，发掘现实中模糊的、潜在的甚至相反的东西⑤。“下生活”、“蹲点”、“挂职体验生活”等对当代作家并不陌生，然而，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不一定能写出“真实的作品”，柳青扎根黄埔村14年写出的《创业史》不也被证明是一部失真的作品（当然，里面的细节真实是不能否认的）吗？因此，写出“真实”的作品还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和思考意识。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从梁庄出发》中有一段灵魂的自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已经跻身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梁鸿的心里有两个村庄：纸上的村庄和真实的梁庄。在前者这里，乡村是“底层”、“边缘”和“病症”的代名词，是“民族的累赘”和“改革的负担”，这些定性的话语是否就符合现实呢？作为“梁庄的女儿”，她的经历告诉她，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她回到梁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变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⑥“梁庄”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独立“客体”，在梁鸿这里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是知识分子建构的，用以质疑城市化的幻象。
梁鸿回避知识分子话语和官方话语，其目的是在避免进入一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也即“一元思维”的城市化路径。她说，“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⑦作为一个研究乡土文学的批评家，梁鸿当然明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传统，也当然明白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动力就是国家政策，整个文本似乎也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中，永远在“贫穷”和“富裕”之间循环往复。如今，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是盲目的“代价论”比“清醒的反城市化”更为可悲，它必然丧失知识分子的公众立场，也必然会因为这种立场的缺席而使得此前的“生活体验”付诸东流。因此，梁鸿试着融入“梁庄”那些被讲述者的生活，放弃此前的种种“预设”，让“他们说”，“让梁庄说”。从村庄的内部，从农民工的内心发掘问题的所在，这比空洞的“替底层发声”要真实得多。在书中，我们处处可见梁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失效”，蓬勃的“民间”始终“自由自在”，“抱团与冷漠”、“宽容与狭隘”、“物质与精神”、“斗争与妥协”等混杂在一起。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梁鸿借助“梁庄”的境遇去质疑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期望能实现城乡统筹，在全球化的统一模式里，实现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批评家，梁鸿既做了作家的工作也做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在做这项工作时的独立意识。公正地说，新世纪乡土文学不乏批判意识，更不缺乏对“城市化”的批判，这些批判也主要集中于乡村颓败、生态破坏及乡村文化解体等，而且作家也很少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然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又可以从自身写作的重复及虽能挖掘“题材”的价值资源却对社会本质认识不清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家独立意识的匮乏。
三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研讨会”其主题均绕不开“城市化”这个大背景，再结合时不时出现的“乡土文学消亡论”的杂音，使得乡土作家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孟繁华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指出在中国社会从乡村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中，乡村文明的溃败和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后”作家的终结是必然的。其原因就在于“新发展起来的村庄与城市同质化”，落后村庄又严重“空心化”，乡村文明已彻底溃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0后”由于创作观念的老化而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压抑了新的文学经验的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⑧孟繁华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回应，白烨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肯定了孟的观点，认为“50后”建构的乡村文学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也束缚了“50后”的创作。虽然“50后”的困境属于整个时代，但从“50后”的问题（最为凸显）出发，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警觉”。
然而，“终结”之后，又该如何“重构”，能否实现理论的“建构”意义？不是重建文学格局、文坛格局这些大而空的话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是所有乡土作家的难题。从梁鸿的非虚构乡土创作来看，我们可以借鉴两点：“下生活”和保持“独立意识”。
对于“下生活”，评论家分析得最为透彻。何平认为“‘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这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⑨而“深入乡村，用脚丈量中国，用眼晴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大地，这是对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的‘田野调查’的承续，是一个正确的写作方向”⑩。在文学重建与现实的关系上，乡土作家可以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生活，从而汲取新的写作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贾平凹的《高兴》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为例。贾平凹深入西安的大街小巷及城乡结合部，与拾垃圾群体“胡谝”、同吃、交朋友，写出了《高兴》这部思考农民工作为城乡“边缘人”的尴尬生存境遇的作品。他在后记中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11}换句话说，在“大时代”，笨拙式的写作也可以有所作为。同样的，对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我们关注的也是“真实性”。“口述实录”，但记录者很少出现，仅以笔录所必不可少的行文格式予以暗示，再者就是以文本括号内对木珍的话进行补充和阐释的方式“露面”。因此，通篇小说就是保姆木真用方言讲述的自己的成长记忆、王榨的生活及风俗、进城打工的经历等。林白从“个人化”的呓语中解放出来，开始与世界对话。这份真诚是《妇女闲聊录》赢得好评的根本原因。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乡土文学作家必须直面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与时代共鸣的文学。
至于“独立意识”，中国作家面临的情况可能比梁鸿的思考更为复杂。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市场消费文化，还有乡土中国所建构的一系列传统经验等。中国作家普遍有一种“被遗忘”的恐惧，为了抵制这种“恐惧感”，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跟踪热点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作家一直在“与时俱进”，就长篇小说领域而言，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张炜的《你在高原》、李佩甫的《生命册》等无不是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及农民命运而展开的。在这里，城乡的界限被打破了，没有单纯的城市生活，也没有单纯的乡村生活。但是，作家的价值判断仍然是农村的，因此，看似“与时俱进”，实则“原地不动”。也就是说，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接了“地气”，但在整体气韵上仍可以追溯到乡土文学的三个既有传统那里，尤其是沈从文的传统。
谈及新世纪乡土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们整体的判断是受市场消费文化影响，受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影响。但是，梁鸿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西方化思维，这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偶合的（或者说，梁鸿笔下的知识分子和官方话语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里忽略梁鸿在《“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中追根溯源式的推理所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论断）。我在前文已经提及，梁鸿的思考其实融合了批评家（理论如何接地气）、作家（乡土中国的溃败）、社会学家（城乡融合）的相关理念，自觉抵制整个中国的“自我他者化”，拒绝乡村以“第三世界”的境遇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可能质疑了乡土文学的所有传统，寻求另一种写作的路径：城乡融合。而对中国作家而言，这意味坚决的“自我”和绝对的“独立”。
当然，我们并不把梁鸿的写作视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标杆，也不尽然同意其价值判断，但在新世纪乡土文学遭遇瓶颈的当下，用“非虚构”的相关理念引导创作也不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梁庄在中国·西安篇》也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只因它是《梁庄在中国》中西安“梁庄人”打工生活的具化，因此，为方便起见，将其省略。
②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③《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 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梁庄在中国》获“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④⑦梁鸿：《呼愁与哀痛》，《青春》2013年第1期。
⑤[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崔道怡等译：《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⑥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孟繁华：《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⑨何平：《行动者写作》，《青春》2013年第1期。
水文化是江苏传统地域文化中最根本的代表性文化，水文化影响着江苏作家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追求和审美选择。一方面，在水文化的滋养下，当代江苏乡土小说作家有着较为相似的创作倾向和审美选择；另一方面，更新发展着的江苏乡土文学又不断为江苏地域文化注入新的审美内涵。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明确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当作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基本要素。钱穆先生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地域文化亦非简单的地理概念，其核心和精髓乃是人文精神。地域文化与一地的人文风貌、人文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影响着一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和精神气质。深入研究一地文学、一地作家群体或者一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参照。研究文化与文学之间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无论对文化还是对文学都是有益的。
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在黄海和东海之滨冲积出连绵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和大陆架，这使位于长三角地带、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湿润多雨，水网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样风貌。多元文化对江苏区域人文精神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江苏地区不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苏人文精神。江苏地域文化虽然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水文化。水本无形，却随物赋形，包容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说：“上善若水。”水，不仅体现着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更具水滴石穿、刀斩不断的韧性精神，这种文化特点对江苏文学的影响在于，古往今来生长于这方土地的文人骚客大多以诗意的审美理想作为毕生的创作追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学，“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江南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儒家文化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思想，对江苏作家的影响亦不大，因此江苏文学，尤其是描写故土人情的江苏乡土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有意或无意对政治的疏离，或是即使碰触也从不针锋相对的态度，成为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在江苏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汪曾祺曾说：“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围绕着故乡高邮的民俗风情、景物风貌展开，淡化小说情节，笔下的人物具有浓浓的生活趣味和朴实的民间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从此之外，别无其他。”《受戒》中作者将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绘的水乡风景画里，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只描述一个叫明子的小沙弥帮小女孩英子干农活，小英子摆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寻常生活，然而那种似在河水中流淌着的若有若无的干净纯粹的情愫却感动了无数读者，这个犯了清规戒律的小和尚虽然触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大淖记事》中女人们没有“规矩”，男人一般随心随性地生活，都显示了作家对自然自在生命状态的肯定和期待，充满了诗性文化和自由精神。这是汪曾祺的创作原则使然，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让人感受到爱。那么，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高晓声作为当代江苏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特色。他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发出口号，而是在细微处用笔，细节处显现，颇有静水流深的意味。纵观他的一系列以家乡苏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以普通农民的生计小事反映农民坎坷命运和时代的大主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拣珍珠》，写的都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这看似针头线脑儿的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他的“陈焕生系列”通过对新时期农民陈焕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识深处的奴性绝非仅靠社会改良或经济上的翻身就能铲除。作品以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彻洞察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时代阿Q”形象。这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是那么决绝地不闻不问，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使然。
而这种特色在晚近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苏童、荆歌以及毕飞宇等当代江苏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异的体现。
以范小青为例，这位来自吴地苏州的女作家有着与汪曾祺相似的乡土情结，她说：“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文化和历史中，所以，在许多年的写作中，我笔下的人物和事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种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创作不仅浸润着吴地水文化的独特韵味，更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书写着吴文化的精神。从《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乡简史》《赤脚医生万泉和》，她笔下的人物既有干部、进城的农民工，也有坚守土地的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小说中相遇，展开一段段故事。《赤脚医生万泉和》更是以小见大，以万泉和这个小小的乡村赤脚医生的命运写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在范小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静态度，她始终与叙事客体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距离，即使是重大历史事件她也轻描淡写，有意淡化。这种疏离，正是她追求的一种创作姿态和叙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方面P心政治，但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却紧紧跟随时代脚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这正是范小青介入现实所采取的独特的叙事姿态。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水是江苏文化的基因，她温婉柔美、灵动鲜活，又至柔至刚、刚柔相济。无论静水流深还是汹涌澎湃，水是永不止息的，这决定了江苏乡土文学是动态的，发展的，也将源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
（江苏警官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警官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江苏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呈现研究”（编号：2014SJYSY08）成果；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TAPP）。
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出版，单从小说的题目上就能看出一种无奈的灰色心情以及乡土文学所进发出的社会感染力，当然，灰色的远不止心情。
有评论家说，在大多数人认为“乡土文学已死”之时，《生死疲劳》掷地有声。
《生死疲劳》是由一个人在不同轮回中看到的片段构成的乡村历史。“土地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莫言说，《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历史大致由两种人物担当，一种人是有价值的个性，而另一种人是无价值的个性。《生死疲劳》中就有这样的两个主人公。
“我相信这种农民在全中国也为数不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一直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书中，“”的浪潮使他比地主还悲惨，他遭遇来自各方的打击，众叛亲离，但他还是执拗地坚持单干。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的农民回头看他，发现历史转了一个圈，他竟然是有前瞻性的。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村支书，他是个正派的基层干部，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看不惯一切，希望恢复，为此他不惜以死相拼，死时还高唱《国际歌》。
莫言曾感叹，当时违背思潮的农民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有价值的个性”，而以死相拼的村支书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无价值的个性”。
“这是个性相似的两个人走了不同的方向，互为正负，合起来是一个人，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书名《生死疲劳》来自佛经中的一句“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教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令人痛苦的六道轮回，而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莫言在承德参观庙宇时，偶然看到有关“六道轮回”这四个字而激发了创作灵感。
我喜欢莫言的小说，首先是他营造的如梦似幻的情景使我着迷，比如《生死疲劳》就非常成功地将佛教的六道轮回与主题结合起来，在幽默的同时令人心痛。
他的小说都能带给读者理性而冷峻的思考，他总是把主题放在宏大的环境下，也就是社会的波澜壮阔，不管是波澜出了黄金泥沙还是壮阔出了屠刀绞架。
因此，读莫言的小说，我总是很冷静而理性，也许小说中所表达的情感都被我抽成思考了。如果是这样，是否应该说是一种失败的阅读？
但读《生死疲劳》最后一部（也是整个小说中最短的一部）时，我却泪流满面了，这在我读莫言小说过程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为人性由恶到善、由压抑到解放而感动，而当读到优秀警察蓝开放发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是自己奶奶的亲外孙女而自杀的时候，我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尽管悲痛，眼睛里却一滴泪水也没有了，惟有张着嘴，呼吸困难一般。
蓝开放的自杀绝不源于他的爱情竟跌入由长辈的而的悲惨境遇，就象小说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农村生活一样。
小说最后是蓝开放的孩子蓝千岁在新世纪第一天诞生了，但这孩子却是个血友病患者，百药莫治。
这发人深思的结果真令人绝望！
摘 要: 对于许多文学创作者来说,乡土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情节和母题。
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与前期乡土小说不同的是,创作者的写作视角发生了转变。“五四”以后,由于在思想上的启蒙遭到了挫败,一部分知识分子倍感悲观,于是这些人便把书写和描绘遁世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以此排解和消除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扰。他们开始把批判的目光转移到对地域风俗、人文环境的关注和描写上,意在回归自然,赞颂人性美,寻觅理想和精神的家园,代表作家是沈从文。与鲁迅浓烈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对乡土进行的是田园式的抒写,他善于描绘民风民俗,歌颂自然美、人性美,把自然作为精神归宿,寻求心灵的放松地。
翻开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着湘西浓郁的边地风情和朴素自然的民间生活。他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审视着湘西,排拒城市“文明”侵扰,营造着自己的“理想国”,构筑着自己的“希腊小庙”。[4]沈从文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他在《自我评述》中曾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为读者展现的湘西世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与鲁迅笔下反映农村农民落后和愚昧的乡土小说不同,沈从文显现出与其他启蒙文学不同的异质特色。在他的笔下,村民是那么朴实、热情、充满生命活力,乡土无不散发着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光辉。
在《三三》、《柏子》、《萧萧》中,沈从文抒写着湘西土地上的山水草木、风俗民情、行船水手、动人山歌等等,对这些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真切的表达了他回归自然的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统一。作品中有对“茶峒”山城的风景描写:“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5]。也有对边城风情的描述:冬天城里各家门前晾衣服,檐下挂红薯,口袋装栗子,男人劈柴,妇人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淳朴和谐的乡土上孕育着健康充满生机的生命,翠翠便是典型的代表。她有黑黑的皮肤,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如山头黄麂般乖巧的性格。她的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与对爱情的执着,集中地表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在他亲身感受着
参考文献:
[1]谭桂林.鲁迅乡土创作的主题学阐释[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2]鲁迅.
歌手：林生祥
专辑：《我庄》
发行：风潮唱片
“我庄”的官方名称叫龙肚，它位于台南高雄美浓镇的东边，是夹在两座高度不足百米的小山脉之中的一个狭长谷地。1964年，客家人钟永丰出生在这里。近半个世纪后，钟永丰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和老搭档林生祥一起，用一张乡土气息十足的《我庄》带领众人去国怀乡，重游故土。
从1997年美浓反水库运动中，钟永丰和林生祥就开始了文学和音乐上的乡土重建。他们一个写词，一个作曲，共同组成了美学上的黄金组合。身为客家子弟，客家文化、传统、习俗对两人的影响十分深厚，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创作的视角集中在了台湾的农村，特别是以故乡美浓为代表的客家群体。
美浓人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蕉岭、梅县等地。镇上的居民多以务农为生，在生活上仍保留着客家人淳朴、勤劳、勤俭的习俗。辛勤耕作之余，客家人还常常以唱山歌自娱，“美浓山歌”在台湾的民谣也自成一派。交工乐队的首张专辑之所以取名《我等就来唱山歌》（1999年发行），也多半与此古老的传统遥相呼应。对于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钟、林二人来说，歌唱故土已不仅是感情上的选择，还是他们作为客家子弟一种天生的责任。
虽然林生祥在《我等就来唱山歌》中西结合的客家音乐特点既已显现，但真正带有整体概念的创作应从《夜行军》（2001年发表）开始算起。这张专辑以20世纪末台湾经济泡沫破灭为背景，反映外出打工的青年返回故乡的心路历程。在音乐上采用实地采集、现场收音的方式，并在编曲中大量使用唢呐、大堂鼓、锣、钹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
三年之后的《临暗》专辑，在主题上像是《夜行军》的前传，叙述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在城市中的生活，曲风偏向现代，既有口琴和贝斯等现代乐器的参与，又融入福佬（闽南人）的牵亡阵、歌仔戏、宜兰民谣等元素。
2006年的《种树》在内容上延续了《临暗》的主题，描述了经济衰退后从城市返回家乡的青年阿成与其他村民一起，共同努力“找回自己所认定的农村生命力与人性价值的故事”，在时间线索和主题上与《夜行军》形成了对应。所不同的是，在整体色彩上《种树》要比《夜行军》更为明亮，态度也更积极。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林生祥的音乐班底不再限于台籍，他开始和日本吉他手大竹研（Ken Othake）、三味线演奏家平安隆（Takashi Hirayasu）等进行合作。2009年的《野生》和2011年《大地书房》则是献给客家女性的赞美诗与纪念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纪念专辑。
回看十几年的创作之路，无论内容怎样变化，林生祥的音乐始终围绕着“乡土”、“客家”、“农业”等核心词汇。在新专辑《我庄》中，钟永丰“就地取材”，再现了“我庄”形形的面孔，而林生祥则准确“翻译”了钟永丰的文字，用丰富的音乐为整个“我庄”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现代浮世绘。
在音乐上，《我庄》较前几张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大竹研放下木琴，在《草》、《仙人游庄》等曲目中使用了电吉他；继《夜行军》之后，编曲中再次出现了打击乐。而德籍录音师Wolfgang Obrecht与林生祥的再度合作，不但呈现了完美的录音，还在《读书》中贡献了精彩的口琴和手风琴演奏。有了这些优秀乐手的配合，林生祥则拿出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月琴演奏和提升演唱水准上。
日前，陕西省作协会员、韩城市作协主席程维功创作的系列小说三部曲《哭着的坟墓》《潮起潮落》《交易》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长达100万字的三部系列小说，是程维功呕心沥血数十年创作的反映西部农村题材的力作。小说以渭北旱塬一个小山村为背景，刻画人物近百个，语言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其作品《黑女》《郎孟驿》曾荣获第一、二届“杜鹏程文学奖”小说奖。
（阎宏涛）
黄培锦长篇小说《犯戒》出版
宜宾作家黄培锦去年推出长篇小说《阿大王》之后，今年创作了27万字的长篇小说《犯戒》，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爱情作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有机结合。《犯戒》描写了主人公丁一凡与宇文雪在“”大动荡、大变迁年月的爱情纠葛，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感情和真善美之情的生活展示，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层次、多侧面的生活图象。《犯戒》在艺术性上采取熔铸法，将现实生活中多个人物整合为一个新人，情景奇巧曲折，丁一凡与宇文雪的爱情，经历了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失恋、单恋、再恋、婚外恋、婚后恋等大起大落的情节，通过18年的爱情生活反映，刻画了主人公复杂的性格特征和富有个性的形象。（左孝本）
自传体小说《我从微山湖来》出版
刘浩歌自传体小说《我从微山湖来》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自幼酷爱文学的刘浩歌在36年的创作活动中先后出版了《刘浩歌作品自选集》《刘浩歌乡土文学选》《刘浩歌通俗文学选》《刘浩歌散文选》等文学作品集18部。（书）
《唐山绝恋》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
为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联手推出关仁山、王家惠的长篇小说《唐山绝恋》。《唐山绝恋》不仅全景式地再现了30年前发生在唐山的那场大地震，而且还深刻揭示了人间真爱与抗震精神给予人们的思考和启迪。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两位作者关仁山、王家惠和《小说连播》节目的演播者齐芳、江枫都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唐山绝恋》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唐山人民广播电台将分别于7月16日、7月19日播出。 （叶子）
当代女性文学暨
静心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近日，中华女子学院在京召开“当代女性文学暨静心作品研讨会”。
静心现为中华女子学院的副教授。在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近年来潜心“静心书屋”系列小说的创作，陆续发表中篇小说《无奈》《女人到四十》《嗓子里的别针》《心脏病》；长篇小说《迷旎花园》《活着，为自己快乐》。与会者认为，静心小说对女性文学有贡献。她的作品超越了两性对立，集中、自觉从女性本体存在考虑女性生存的困境。 （楚昆）
陈玉圃山水卡纸扇面作品在京亮相
陈玉圃卡纸扇面作品展近日在位于中国美术馆西侧的翰华堂举行，共展出作者的30余幅作品，人们从中可领略到画家简劲平实、气韵灵动的艺术风格。
陈玉圃1946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班。曾任教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几十年来，他在教学之余潜心中国画的创作。他主张“画道无为”，在创作上追求禅境和人文精神。作为教授、学者和画家，他出版有多部画集和美学专著，其艺术成就受到美术界好评。据悉，今年他还将与龙瑞、张复兴、何家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山水作品联展。 （和 平）
小学美术教育对于在求学起步阶段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也是他们接受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术的教与学都需要利用很多的设施与资源，其中包括了课程教材和美术工具。合理的教材与足够的工具是实现高效美术教学的首要条件。为此笔者对广西农村小学的美术教育设施作了一些调查。
首先，课程教材。广西部分农村小学使用的是人教版2013年义务教育教科书，基本上每位学生都配备有美术课本，问题在于教材的内容多不符合学生的实情：教材过于“城市化”、远离学生生活实际，美术工具要求多，大多数学生因家庭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购买。若选择使用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省编教材（其中包含了许多广西特色的民俗民间美术内容）或许会更恰当。其次，美术教学设施。由于条件有限，农村小学并没有专门的美术教室，美术教具非常缺乏，这样一来导致教师教学的展开十分困难，大多数学生的家庭条件也并不宽裕，无法购买课本中要求的美术工具，他们的美术工具大概只有图画本、铅笔、红色水性笔和黑色水性笔。基于上述条件的限制，农村地区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略显艰难，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到学习美术的乐趣，这样的情况也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思维的开发，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该探索并开发符合农村地区教学环境的美术教学资源。
二、探析农村小学美术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实际上，农村的乡土美术资源十分丰富，面对过于城市化的教材，合理地开发农村美术教学资源必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方法。小学是基础教育的起步阶段，学生的动手能力、发现能力以及创造能力都要从小学教育抓起。此阶段的学生对事物充满好奇，接受能力快，也是习惯与素养养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可惜的是学生们不知道从小生活的农村和这里的平凡事物也能变成美术创作最自然最朴实的素材。显然，探索并开发农村小学美术教学资源是不可忽视的。第一，解决了教材不适用于农村教育的问题；第二，能够培养学生发现美的能力；第三，激发学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三、广西农村地区小学美术资源探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广西历史悠久、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化众多；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广西具有特色的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从文旅资源的角度来看，广西拥有经国务院和自治区政府批准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40余处。其中广西农村地区蕴含着特有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风俗，这些乡土文化资源不仅富于地域特色，还充满了古朴气息，可见农村有着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农村教育要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和利用其中的民间美术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发、设计相关的美术教学内容。
第一，自然环境。在城市的小学美术教学中，就常有带领学生到郊外写生的课程，一方面是锻炼学生对事物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善于发现美的能力。此外，自然淳朴的农村也是画家们向往的写生首选。农村小学正处于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古老的建筑充满了年代的气息，秀美的树木是历史的见证，因此，将农村独有的自然环境资源运用于小学美术教学中是十分合理的。
第二，特色农作。农作物是农村重要的栽培植物，食物的自给自足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广西地区不仅盛产水果，还有药材和名茶，这些都是美术教学中拼贴、绘画等课程可以利用的题材与资源。
第三，乡土文化。农村地区是滋生和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本，乡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相伴而生。教育肩负着传承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双重使命，美术作为古老而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更应在其发展中带动文化的传承。在广西的农村，有麻垌的荔枝节，每年荔枝成熟时将作为祝贺、款待和联络感情的好物；蒙圩的吃社节，在农历的三月、四月，六月，主人会宴请亲朋好友到家中作客；宾阳的炮龙节，通过彩架游行和吃灯酒等活动以联络感情、邻里往来；每年的冬至，乡村每家每户都会打扫尘埃，流传着冬大过年的风俗，即过冬要比过年更隆重……因此，乡土文化经过筛选和课程设计后也可合理利用。
第四，饮食文化。广西的农村各地都有着丰富的饮食文化資源，不仅颇受欢迎且各有特色。将农村本地饮食文化资源利用到农村美术教育中，不仅贴近学生的生活，还体现了丰富的地域特色。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饮食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美术教育资源，也不可直接将变为美术教学资源，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整合出具有美术教育价值的内容才可利用于基础美术教育中。
第五，服饰文化。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区域，服饰文化应是指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无论是在审美情趣还是在文化习俗中都各有特色。样式色彩、服饰图案和纹样成为了少数民族服饰的鲜明特征。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入农村美术教育中，对学生的设计思维训练以及家园感情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教材并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教师应充分利用乡土美术资源，包括自然环境、特色农作物、风土人情、山水风貌、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道德伦理、乡土文学等等，开发符合实情的校本课程。
四、结语
小学美术教育在学生的智力、思维、价值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农村小学的美术教育的发展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探索和开发广西农村地区的资源，并将它们运用到农村小学美术教育中以促进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使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习美术、陶冶性情。当下农村地区美术教学资源的探索与课程开发仍未结束，还需要教育工作者们共同为之努力。
参考文献：
[1]刘广滨.美术教育概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
[2]杨景芝.美术教育与人的发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3]尹少淳.美术教育学新编.高等教育出版，2009.
中国目前的乡村图景，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有乡村经验的作家，事实上并不存在。多少年来，饥饿成为了乡村的主题，我们关注农民的命运，探求他们的精神内核，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都是在这个主题之下展开的，可以说，遵循现实主义笔法的乡土文学作家，多少年来就吃着这碗饭。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洞察这种变化。眼下的中国乡村，不再自成一体，它与城市发生着深刻的联系，至少从目前看来，这种联系的表面是进入，本质是对抗。农村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农民也不能。农民的收入在增长，但与支出增长的速度相比，收入增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而教育、医疗的过快市场化，使农民不堪重负。由此，农村――特别是西部乡村的现实处境是：饥饿不再，而贫穷依然。在与城市的比照当中，贫穷的程度就显得触目惊心。贫穷是一个比饥饿更大的概念，内涵更丰富，需要我们探讨的东西也更复杂。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关注当前的农民问题，不是他们收入增长的问题，而是收支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当前农民的苦，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农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同时，由于污染等诸多社会流病向农村的转移，农民所遭遇的困境和不公正，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
一个有良知、能担当作家之名的写作者，指引他的永远是现实，而非别的什么，他去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命运，只是因为这些方面让他感受到了疼痛。他关注现实，决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思考，剥离出现实背后的真实。作品的价值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正由于此，那些熟悉乡村的写作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就不会因为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窃喜自己赶上了时候。文学的本质，是对现实的不满，文学的产生，是因为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对作家而言，这种距离非常重要，既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他灵魂的营养。作家在提示这种距离的时候，决不是为了颠覆某种秩序，而是希望人们明白，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群人，还有这样一种生活以及情感和思想。作家的爱与恨，都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往深处和大处说，作家心里事实上只有爱，哪怕他在作品中怒斥，他的目光也探测到了对象背后的无奈、无知以及常人难以察觉的不幸――灵魂的堕落是最大的不幸。让乡村自己说话，让作家说自己的话，这比啥都好。
我反对以题材划分文学，但我认同文学的地域性区分。尤其是当下，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文化的地域性更加显明地凸现了出来。“西部”这个词，在许多国家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标杆，都是可以产生大作品的地方。这是因为西部开发晚，更多地保存了文学的元素；更重要的是，东部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陌生的事物置换乃至摧毁了，西部却有一个挣扎和呐喊的时间与过程。
具体到我们四川的小说创作，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现象：说好也好，说差也差。差的原因，主要是小气和土气，那是写作者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问题，不去说它，我在想那个土气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没有理由说自己写的是偏远乡村的故事，作品的气质就可以灰头土脑。我觉得，这一是因为我们过分强调方言的运用。造成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未来精神。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家，必然也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他有先进的世界观，并在未来眼光的引领下建立自己的高度。造成土气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小说很难得有一部表现出对这片大地的痴迷。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爱家乡主义。我们既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它养育了我们，也养育了万物，它的山与河都必然地带着某种神性，同时也与我们的历史和生命有着连骨带血的联系，而我们的文学只有少数作品，很难得的表现出这种神性和联系。
终归起来，任何一次自我解剖都是精神的新起点，我们四川已经出了那么几位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家，像我这种写作者，当虚心向他们学习，力争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
摘要《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是贾平凹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在小说中,贾平凹大量使用了陕西方言,使作品体现了个性化、乡土化、民族化的语言特色。同时,作者还采用了象征的手法,通过秦腔的衰败,象征了作家精神家园的颓败和失落,显露了作者写《秦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失去根的哀叹,是一次寻根的过程。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语言艺术 失落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显示了贾平凹在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再一次向故乡家园的回归。
贾平凹曾在多种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创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乡土文学。90年代,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白夜》等作品中都透射出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可见,贾平凹虽在城市生活多年,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但他却从未脱胎换骨,骨子里还是一个“乡下人”,他极力嘲讽虚伪、不学无术、惺惺作态的城里现代文明人,热情讴歌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小说《秦腔》开头借乐师口说:“很多城里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都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在城市里,作家只有困惑、迷茫、痛苦,鲜有快乐。1997年贾平凹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经历了情感的困惑与悲虑后,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最终他的“乡土情结”和“乡下人意识”再一次把他的目光吸引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使他寻觅到了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满载着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他开始了《秦腔》的构思和创作:
“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秦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舍弃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叙述方式,采用了原生态的表现手法。贾平凹用原生、拙朴、粗俗作底色,把农民作为生活的受难者和精神的受难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给了读者,并发掘出其中人生的、社会的、民俗的意蕴和生活的、心理的情趣。乡人、乡情、乡音、乡土的秦腔艺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寄托了作家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理想中的“故土”的深沉怀念,以及对带着传统农耕文化烙印的秦腔的赤诚热爱。
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
“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审美观念,贾平凹在语言艺术上开始逐渐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种对语言艺术的锻造使他认识到了方言的价值,使读者能看到乡情民俗,听到乡音土语。在《秦腔》中,贾平凹大量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并且改造了一些方言,使作品散发出迷人的色彩。这些词语看似粗鄙,但却沉淀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生动传神,意味深长。如:
①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②几天不听秦腔,心里空空的,耳里口里都觉得寡。
③来时我还怕你老封个脸。
④梅花说:“停电了,电又停了!”立时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原地不敢动,梅花在划火柴,在找煤油灯,喊:“翠翠,把厦屋墙窝子里的煤油灯拿来。”
例①中的“泼烦”,意思是繁琐,例②中的“寡”,意思是很淡,例③中的“封”意思是“板着脸”。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土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效果很奇特,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例④中的“厦屋”是关中和商洛的一种特有的民居。这种房屋通常建在正房之后,整个院落中心地带一侧,靠院墙建立。院墙是用土打出来的。厦屋的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所谓的“陕西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这种房屋是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景观。民居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民俗风情。随着生活的日趋现代化,这些词汇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些日常生活词汇与民俗事项的日渐消失,意味着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过去,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集体心理的消失。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行将逝去的日常生活词语的呈现,使其小说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悲凉的怀旧的温情和强烈的失落感。他在进行着复活日常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俗词汇的努力,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评价。这些看似挺土的语言词汇,经过作者的锻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享受,而且也实践了作者原生态地、不加雕琢地把一群乡民泼烦的日子纤毫毕现、一丝不掉地呈现给读者看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这种力求完整保留乡土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写作态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故乡的风俗、故乡的语言、故乡的情感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消亡。作家无法挽留现实,但却可以忠实地记录历史。
《秦腔》的另一语言艺术特征是作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艺术、抒情艺术的音乐融进符号艺术、叙事艺术的小说之中,使之成为小说艺术极有活力的表现手段。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中表现出来,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秦腔》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书面文字难以表达的言外之意。贾平凹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偏爱的,他在作品中对声音效果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作品“首先要在语言上合我的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挑字眼、修辞,甚至还推敲语感的节奏。喜欢念给人听,念的过程中,立即能感觉出什么地方的节奏、语气有毛病,然后再做局部调整。”贾平凹不仅认识到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上升到有意蕴,上升到有意味的形式,上升到情感与创作者的全部生命体验之中,使语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契合自己的感受。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语言相当风格化,首先是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感受与语言的内在声音结构形成的格式化。其次,作品中对秦腔曲牌的反复运用,也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它使作品在阅读上有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对烘托人物命运和生活气氛起到了悲壮的作用。贾平凹写过散文《秦腔》一文,他对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古老的剧种对人的情感作用、性格熏陶、民情民俗的情感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秦腔艺术理解很深,所以能够非常准确地以秦腔作为乡土文化消解的观察点,这对小说的粗犷的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秦腔》还采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秦腔是《秦腔》的魂脉,它是秦川大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是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还象征着传统的道德、风土人情。秦腔由兴而衰,是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秦腔是乡土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与乡土人情、乡土审美难以割舍分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秦腔走向了衰败和没落,它与古老乡村文明一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里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但也流露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秦腔是小说的主旋律,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将秦腔艺术与个人的命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艺术的守护神,是乡土文化之魂,是乡土道德的忠实信守者和最后传人。他酷爱秦腔,义务地宣传秦腔,秦腔是他一生离不开的生命音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对秦腔的这份挚爱,才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坚守传统道德观念,在清风街享有美誉,有面子的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离婚。离婚,这个在儿子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使夏天智感到面子全无,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最终带着遗憾、愤怒和羞愧离开了人世。夏天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瓦解。
《秦腔》中的女主人公白雪是秦腔艺术的精灵,秦腔文化是白雪的魂魄。白雪用秦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秦腔,她是秦腔艺术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白雪的结局是不幸的,她所在的单位秦腔剧团解散了,她也下岗了,最终沦落到只为丧事而歌的地步,后又惨遭丈夫遗弃,更加不幸的是她生下来的女儿是个怪胎没有屁股眼。这样作为天使化身的白雪,她前面的道路似乎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了。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身心劳累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虽然我们主张艺术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秦腔》中的白雪和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前妻韩俊芳联系在一起,并且惊奇地发现二人竟然是如此的神合。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温柔美丽、贤淑大方,原是陕西省丹凤县秦腔剧团的花旦,贾平凹在前期“商州系列”作品中一直把她当作天使的化身,大加礼赞。后来两人因为矛盾,离了婚,女儿和妻子一起生活。当他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棣花街时,睹物思人,怎能不想起自己曾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的妻子。贾平凹是一个重感情、善怀旧、多愁善感的人,因此与其说他是对白雪未来的深深忧虑,毋宁说是对自己前妻前途命运的叹惋、担忧和默默地关注。因此,秦腔和白雪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和艺术的精灵,他们还是天地之间的灵物,是秦川大地上人们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象征着故乡的精神家园。秦腔的衰败、白雪的悲剧象征着贾平凹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那种带有原始的、纯朴的人际关系的故土的消失,让作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苦闷、迷惘和焦虑。
《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和奇异功能的人物。他在清风街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生理功能残缺者和预言家。他对清风街各种人物了如指掌,体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社区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彼此不设防。作家借助于这个人物,把传统的客观叙述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张引生是孤独者,又是清醒者,他对美和品位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暗恋着清风街上公认的天仙一般美丽的秦腔花旦白雪,但是因为得不到白雪而自残。他的灵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带来了叙事的空灵和解密的功用,同时也迎合了中国读者对神秘文本的阅读期待。
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乡下人”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使他对城市文明带有极大的偏见和排斥,于是他很想到故乡商州寻找心灵的慰籍。然而,故乡的山还是那山,故乡的水还是那水,可是故乡的人却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贾平凹作为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故乡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体。因为熟悉才会有疏离,因为陌生又有了审美的距离。也许故乡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又由于各种原因,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所以也就有了审美距离。《秦腔》是怀旧的、哀婉的表白,是一种无奈的挽歌。它是贾平凹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的失去。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意欲告别、忘却故乡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深深地忧虑和迷惘。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JK158)。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4] 贾平凹:《我给故乡写了一本新书》,《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1日。
[5] 李时薇、王家平:《〈秦腔〉的方言与关中文化风俗研究》,《当代视野》,2009年第4期。
[6] 贾平凹:《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贾平凹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关键词：初中地理；乡土地理；渗透问题
教师应积极研究符合实际环境情况和学生个体发展的有效教学方式，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有效地渗透乡土地理，使学生充分认识地理知识的现实意义，积极自主的学习地理知识。
一、初中地理教学中乡土渗透的意义
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身边的乡土地理内容，能够加深学生对地理知识中概念的理解，帮助学生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教师在讲解一些抽象知识时，可结合乡土地理知识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直观存在的事物，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并意识到地理学习联系生活的重要意义，从而积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和了解生活，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地理学习水平。虽然我国近年来，经济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是我国很多地方还属于贫困落地区，面对当下的实际情况，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家乡的现状、所存在问题，进而使学生思考、分析当前家乡发展前景，使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地理教学中多媒体应用存在的问题
1.课件容量大，“机灌”现象严重。
有些地理教师，课前没有精心备课，不了解教学目标，没有把握好教学的重难点，更不考虑学情，针对教材中涉及的知识，不做详略的处理就全搬到课件中，这是一种“教材搬家”似的多媒体教学。还有些地理教师对学生的知识储备不作了解，也不相信学生有对基础知识进行自主建构的能力，在制作课件时，不分重难点地将所有知识都在课件中呈现出来，更有甚者把一些与教材知识相关的学生难以听懂的课外拓展内容也罗列到课件中。
2.对教学主体不清。
有关调查显示，多媒体教学中有35%的学生反映师生互动少；只有一半稍多的学生认可在多媒体教学中交流、展示的机会较多。针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在农村中学由于班额小，分组讨论活动进行的较好；城镇中学每班人数基本达到六七十人，多者有八九十人，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开展得较少。从某种角度来看，课堂教学变成教师操作多媒体，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学生也失去了教学的主体地位。
3.唯媒体独尊，忽视传统教学优势。
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对知识的呈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很好地强调重点，突破知识难点，最终实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虽然它的优点很多，但并不说明针对所有的教学内容，它是唯一最适合的教学手段。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以前教学所使用的传统教学手段如挂图、板图、模型、实物等手段的作用，多媒体是难以代替的。对传统教学手段的应用有调查数据显示：38%的学生反映地理教师有时用，而近50%的学生反映不用。说明目前有不少地理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时，针对不同的知识不考虑哪种教学手段最适合，而只是一味地追赶潮流，所有知识都采用多媒体形式展示。忽视了对传统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削弱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4.课件内容需优化。
据调查，一半多的地理教学课件来自网上下载，而借鉴别人，只作简单修改的占的比重更大，导致课件内容与教材脱节，缺乏新意；课件内容是纯文本的地理知识的总结，过于枯燥、呆板；课件内容局限于教材，不够丰富；课件内容是教材知识的简单罗列，没有进行整合，不利于⒎⒀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能力；颜色过于单调，知识点不醒目，字体有时偏小；等等。课件内容制作粗糙，对学生积极性的调动产生较大的影响，更不利于高效课堂的实现。
三、初中地理教学中乡土渗透的策略
1.教师要熟悉本地地理。
教师要对当地的地理了如指掌，才能高质量的完成初中地理中的乡土地理教学。一些学校中很多教师都是外地人士，要教好乡土地理，就必须熟悉当地环境，收集本地地貌特点、风景名胜等地理资料，还有一些乡土文学、乡土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不仅拓展教师的视野，加深对当地地理环境的认识，也能够在进行乡土教学时，对学生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用自身的知识和对本地环境的感情，感染学生，充分调动学生深入学习的积极性。
2.指导学生进行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是对自然界中各种地理事物和现象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感知活动，将地理教学的内容直观、形象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可针对一些地理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际野外考察，带领学生去本地能够利用的地理资源，在野外考察过程中结合实际地理情况为学生讲授地理知识，能够加强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记忆。并在考察时，让学生运用已有的地理知识进行实践活动。
3.指导学生进行乡土地理调查。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乡土地理调查的实践活动。学生通过收集身边的资料，充分运用自身所学习到的地理知识和技能，以环境和发展等问题为中心进行乡土地理调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养成观察生活的良好习惯，使学生更加热爱家乡。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 称跟故乡血脉相连
10月12日，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言，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故乡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对记者说：“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
为生养之根泣血歌唱
那个曾经叫做管谟业的孩子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一个农民家庭。莫言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是“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莫言从小嗜书如命，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初步文学启蒙。12岁读五年级时因“”辍学回家，在农村放牛割草，抽空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品。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创作实际来看，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由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甚至仿佛能够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正是凭借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根系，莫言才获得了世界文学的热情拥抱，即所谓以文学方式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东方想象”。
特别重要的是，透过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蕴含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
作家之言 好友之言
舒乙贺莫言：莫言获奖为外国读者打开中国文学大门
老舍之子、文化学者舒乙说道：他是非常中国化的一个作家，不仅中国化还有地域性；第二个他写的东西是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的剖析，不是停在一个层面上的，是表现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特点就是他描写地非常细腻，能够深入到很深的细节里去。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麦家：莫言的荣誉不再属于个人
著名作家麦家发微博表示，“一个小时前还是天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啦，莫言得诺奖了，恭喜恭喜！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时，荣誉已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语言、民族和国家！祝贺莫言，祝贺中国！”
阿来：希望国人意识到文学价值
“我已经接了无数个媒体的电话。我正在给几个朋友喝酒，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连喝三杯！莫言得诺奖，我真的很开心。其实，莫言得奖，我丝毫不意外，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倒不是说我预料得准，而是我们都是从事同一个行业，对国内文坛的顶尖严肃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
外媒：莫言获诺奖是中国软实力走向世界的标志
国际在线消息：据中新社电，印尼《星洲日报》13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评论认为，莫言以80多部人文写实作品，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界“拍摄一部大时代的纪录片”。因此，他的获奖也具有不平凡的重大意义：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的标准正在转变和改革。此次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希望是诺贝尔奖项的革新转变，今后将有更多亚洲文学家和科学家获得奖项。
莫言获奖，也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他的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社会，展现乡土文学的普世价值。
评论指出，莫言敢于创作，敢于写出人文良知，他不愧是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
莫言的小说多以奇诡富丽的想象、荒诞不经的手法、跳动不居的时空、变幻莫测的意象、虚实相生的隐喻、富有质感的语言来勾连童年梦幻、故乡风俗、乡野风情和个人体验，创造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玄奥新奇的梦幻般的“高密世俗风情图”，读后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和陌生幻觉，具有独特的先锋色彩和东方神韵，因而给国人以亲近性，给异族以神奇感。
非常明显，莫言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探险意识和自由精神，其先锋实验几乎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坛算是真正开窍的“独行侠”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创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如此，他依然恪守着一个准则——任何超凡或反常的文学创造都是“人类灵魂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