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6: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成就，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法 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2.051
0 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等关系作为学习对象，培养学生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虽然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仍然是个冷门专业，被打上了“不好就业”“脱离生活”的标签，使得学生不太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同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上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教师往往采取灌输式教学法，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为适应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1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
当今高校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该课程承担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将古代文化艺术与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当今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理念，关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汉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现着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每种题材都有其特有的演进历程，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没有像经济学一样提供了明确的一套理论，也不具备会计一样的记账准则，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塑造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它传承着我们古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给每个人提供一丝久远但又格外珍贵的启发。而大多进入高校的学生对此门课程总有“是否有用”的疑问，整个教学改革应引导学生理解该门课程的深远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该课程原本就是“无用之学”，然而“无用之学”有“大用”，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通过对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怀，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优秀品质，指导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但在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还了解甚少的时候，教师仍需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的第一要务，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学生对所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开阔的视野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课程的最终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对各专业学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高科技进行教学，例如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结合动画、音乐等方式进行教学，也可以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组织专题并就专题内容查找资料，各式各样有趣的专题在学校内的宣传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增添魅力，既让课堂中的学生有成就感，也带动整个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产生热爱之情。
3 具体的教学方法
作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一名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3.1 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3.2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3.3 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4 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3.5 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4 总结
本文作者：吴冬红作者单位：丽水学院
建立团队协作机制，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
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包含从远古的夏商周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团体以及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索等方面的内容。任课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主讲其中某一阶段的文学史及作品选。由于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加之高校教师自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大学教学的自主性，教师主体间性往往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合作教学的氛围相对淡漠。相当多的教师认为教学是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团队建设的必要性不突出。而我国高校现有的基层教学组织多为教研室，其主要的职责是落实教学任务，更多的是承担行政上的职能，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教研室成员之间往往缺少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并没有共同担负起责任，可以说教研室的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都明显滞后于教学改革的需要。高校教学的这种分散性格局使得古代文学教师往往没有条件去研究这一门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最多也只是对自己任教的某一阶段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作些改革，这种单兵作战的教学模式，严重制约了古代文学课程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团队的实质就是为完成既定的目标，相互协作，共同参与教学和科研活动而组成的学术组织。良好的协作氛围是团队建设的深层次动力，也是团队得以发展之根本。依托共同的学科平台和各自的研究专长，建立起分工合作机制，每个团队成员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同时强化成员之间的协作意识，成员间通过交流合作，共同提高。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曾指出同伴对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实际情况来看，教师的最大援助也是来自于教师。[2]由于每个教师个性的差异,知识结构、研究领域、教学风格不尽相同,通过成员间的交流互动，能充分实现教师个体力量的整合和互补。一个团结协作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能合作分担课程，就教学内容来说，有明确的分工，如按历史分期，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课程由有研究专长的教师来承担，但同时又把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共同研学、示范教学等方式共同提高教学质量。对某些综合性比较强的课程，如《古代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可以由数个老师联讲，这种一门课程教学任务由数位教师分担的模式既可以发挥各个教师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实现课程教学的优化，又可以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团队氛围。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是一门源远流长而又价值丰厚的课程，其中蕴涵着滋养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思想精髓和文化养料。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时代环境的变化，古代文学面临着各种新信息、新思潮、新理念的冲击。大学生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也都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化。随着知识形态的改变，大学提供给学生的不能仅仅是纯粹理论的知识，而更多地需要提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性知识，这给教师的教带来了挑战。一些古代文学教师未能及时跟随时展的步伐，在教学中缺乏改革意识，教学模式单一，方法单调，在课堂上依然以讲授的方式展开，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这一教学主体，忽视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意义，使这样一门传统的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内容的挖掘上都未能与现代接轨，让学生对其产生了心理上的距离，从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古代文学教师必须与时俱进，以科学合理的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努力推进教学改革。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哪一位任课教师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组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以团队建设为实践平台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和改革，教学团队成员要成为改革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模式演变为教师、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可以通过开展教学示范课、教学观摩课等形式，团队成员通过共同研讨和实践，改变传统的继承性、单向性、封闭性的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可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如“学生试讲—教师评论”“、学生质疑—教师解答”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培养学生大胆探索的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以团队建设为平台，加强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古代文学中的作品虽然是古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创作的，但古人之心与今人之心是相通的，优秀的作品能超越时代而具有现代的认识价值。教师应努力挖掘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现代意义，通过开展多媒体教学研究和课件研发，促进现代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注重学术研究，以科研促教学
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在学生心中引发出同样的动机。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3]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项重要职能，一个有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必须有高水平的科研做支撑，让科研为提高教学水平服务。教师自身科研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在教学中启迪学生的研究性思维。团队成员在保证传统教学内容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注意不断更新、补充前沿学术信息，力求将自己所讲授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和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中，使古代文学这门传统的学科也能具有前沿性特色，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以科研促教学，要使教学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实现教学科研的良性互动。如将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教材，根据团队成员的科研特长，开设一系列有本校特色的选修课等等，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科研能力。科研应注重特色的培育。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日益强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能局限于对文学史的梳理和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应利用团队的研究优势，加强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如对地方文化名人以及地域文化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本校特色的选修课程，不仅让古代文学课程变得鲜活起来，也为研究地方文化、弘扬地方文化做出贡献。
以精品课程建设、重点专业建设为载体
精品课程建设过程也是构建和培育优秀教学团队的过程。精品课程建设“要逐步形成一支以主讲教授负责的、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在专业建设中，培育结构合理、素质高的教师队伍仍然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因此，教学团队建设要以精品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为依托，培育优秀的教学团队。可以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课程网站为交流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向校内外推介教学名师的教学经验和该教学团队的建设成就，通过教学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对兄弟院校充分发挥其辐射和示范作用，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
高校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具体而言，在对教师的考核与职称评定上，科研能力与科研成果所占比例大。对于教师个人来说，科研成果更容易显现，在科研方面往往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取得明显的成效，高校对科研的奖励机制也相对健全，因此，教师科研的自发力比较强。与科研相比，教学方面的评价标准难以量化，教学成果的显现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而要取得公认的教学方面的成果并不容易。教学效果与评价机制的脱节，使得一些古代文学教师宁愿躲进“故纸堆”里作学术研究，也不愿在改善课堂教学水平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事实上，人才培养才是高校最根本的任务，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机制削弱了教师教改的热情，也限制了教学团队的建设和发展。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团队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教学团队组建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教师之间的有效合作。在评价导向上，要弱化教师在团队中的个人主义倾向，构建团队导向的评价机制，突出教学团队的整体功能。衡量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是否有效的最主要标准是团队整体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研究水平，重点应考察团队的凝聚力、创新精神和合作意识是否明显增强；团队结构是否得到进一步优化；团队成员执教能力与教学水平是否有明显提升；团队是否取得了一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标志性成果等。弱化教师个人在团队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并不是忽略教师个人的贡献，针对成员个人也要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如制定以业绩为核心，由师德、教学效果、教学研究、科研等要素构成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对业绩突出者予以表彰，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在职称评聘方面给予政策的倾斜，为教学团队的健康发展营造具有竞争性的政策环境。
从孔子兴办私学,为门徒讲授《诗经》等古代文学作品开始,中国古代的优秀典籍就成为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并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辈们积累并总结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体现了这一学科最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学思并重”“传习结合”的教育理论,提出“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知新”的精辟见解,还指出教学中应遵循“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中国古代文学在以后的岁月中,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始终遵循着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对于这些行之有效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教学方式方法,我们要很好地继承。但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急遽发展,时代环境、社会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各种新信息、新思潮、新理念的冲击,而且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古代文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历程后,如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去熏陶、感染读者,使读者从中受到知识的启迪、思想美和艺术美的熏陶,从而激发出更强烈的爱国激情、艺术才情、美善感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教师学者化:古代文学教师应是“学者型”教师所谓“学者型”教师,是指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参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取得一定的教学成就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教育专家。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质量教师,首先应该成为他所从事专业领域的学者。教师学者化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教师应该具有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部分,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重要而深刻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家们纯心灵、真性情的抒发,还是担负着“载道”重任的言志之作,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一部浩瀚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生动、真实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为“学者型”教师,应该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并对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征、走向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深刻理解影响文学走向的文化动因和文学得以生成的文化土壤。例如,如果教师不深刻领会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分化、大瓦解所导致的“士”阶层的蓬勃兴起,就很难使学生理解何以在那一时代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学现象;如果教师授课时不联系魏晋士风的变化、魏晋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竹林七贤”的怪诞、正始文学隐晦曲折的特征和玄言诗的风行;如果教师不结合宋代“理学”进行讲授,学生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学的风度气韵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会由唐代的雄浑、壮阔而转向了宋代的内省、自敛。教师必须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深刻的文化内涵,把握文学与科学、宗教、哲学、艺术的关系,才能使学生在研读文学史、涵咏文学作品的同时,去探寻古人与今人心灵相通的东西,从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不是故纸堆,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比如在讲到《史记·货殖列传》的时候,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之后又结合现实,将20世纪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政策做对比,使学生认识到正确的经济政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地把他们对司马迁的经济观和对现有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感受谈出来。这不仅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思维,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必须以自己学者的风范去感染学生,使学生逐渐认识到学习古代文学不只是读几首诗、背几篇文章那么简单,古代文学中别有洞天。
“学者型”教师还应该具有前瞻的眼光,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科研能力,但他不应该只沉浸在旧纸堆中去考据、索引,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学中那些与现实人生联系密切或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能陶冶情操、培养健康人格的人文色彩浓郁的文化精髓上。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把自己的科研心得和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把当今科研领域的新观点、新理念、新动态及时介绍给学生。这样使教学始终与现实接轨、与时代同步。
(二)教师应该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所谓先进的教学理念,包括:新的教学观、学生观、师生观。作为“学者型”教师应认识到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学生发展的合作者、参与者、促进者与指导者。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探求知识的欲望,引导他们去尝试学术研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可以在课外搞一个有教师参与的学术论坛,让学生把自己的学习心得通过论坛这个平台表述出来。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形成知识的良性循环。
新的学生观认为,学生不但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作为独立的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教师应关注每个学生,因材施教,在注重学生整体发展时,注意张扬个性。近年来,随着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研究视角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观点和新理念,因此,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不能一味因循传统,要具有创新意识。同时,新的师生观也要求教师重新审视传统的师生关系,即所谓的“师道尊严”。教师应该是知识的权威,但不应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讲授知识或以挑剔、审视的眼光去面对学生,而应该是在释疑解惑的过程中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沟通,为学生创设快乐的学习氛围。新型的师生关系既有利于教学的开展,也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学生潜力的开发。
(三)教师应该是美、善的传播者和塑造者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体验。研读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道德情操的树立、心灵世界的净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通过生动的形象、深刻的理趣、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作家的人生理想和审美情感,使读者在阅读后产生或轻松、或愉悦、或超脱、或悲哀、或感叹的情感体验,从而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真正的审美享受。
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怡情作用,在教学中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美的启迪和塑造,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发扬真美,以娱人情”①,要将美育融于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接受真、善、美的熏陶。如屈原那为了实现“明君”“贤臣“”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那“道不同,不相为谋”“辞万钟”的优厚待遇,“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志节品格;杜甫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和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文天祥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等都使同学受到极大的精神震撼,同时也受到心灵的洗涤和净化。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雄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新淡静;“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飘渺朦胧,使学生在对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的鉴赏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美,从而生发出对自然人生的无比热爱之情。
二、教学手段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及时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将现代化教学手段引入古代文学课堂,在本学科领域进行多媒体教学实践,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下制作出不同风格的,更具有直观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多媒体课件,从而使古老的教学内容借助现代化的手段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样就会提高教学水平,增加教学信息量,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古代文学教学的需要。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达到如下教学效果:
(一)使复杂的事件图表化如《秦晋之战》,讲述的是秦、晋、郑三方的军事、外交冲突和纠葛。其中重要的情节有“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郑皇武子辞杞子“”先轸论战”“秦师败“”文嬴请三帅”等,事件复杂、关系错综、头绪纷繁,叙述起来,须费很多口舌,可学生理解的效果并不好。但如果运用电脑课件,将其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且避免了繁琐的叙述。
(二)将相关的背景材料文字化在介绍古代作家、引证材料、相互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如果运用电脑课件直接提供给学生,再辅之以简单的阐释,即可节约教学时间。
(三)使熟悉的内容新颖化笔者在讲授中学课本中就已出现的《陌上桑》时,主要针对其侧面描写的手法。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但笔者借助多媒体的手段,为课文配上深情的朗诵,同时为突出侧面描写的妙处,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李延年的《佳人歌》、《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走出采石场时的画面用课件展示出来,使学生通过生动的画面去体悟侧面描写的妙处,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此诗有全新的审美感受。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伟大人物，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教育上，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平生有弟子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当时的人们争先恐后去当孔子的学生。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以至于对历朝历代乃至如今的教育和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孔子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作品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和分析: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
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一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一也。这句话一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一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葬，犹犬羊之葬。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一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徘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徘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何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一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一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索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关键词：海洋文学 创作视角 作品体裁 关注主题 逆向转换
中、英两国海洋文学堪称东西方海洋文学的代表。但是受地理环境、哲学观念、时代变迁等方面的影响，中、英海洋文学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
一、中英传统海洋文学的创作差异
（一）中英两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文学的创作视角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内陆面积辽阔，土地丰饶。人们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土地勤于耕作，就能得到几乎所有生活所需的物品，人们很难有兴趣把目光转向东南未知的辽阔海洋。即使在沿海省份，由于肥沃的耕地很好地满足了生活需求，而海上劳作的收获却难以得到保障，因而海洋对这些地区的先民来说，其重要程度也远远无法与陆地相比。海洋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人们心中更多是在平静安稳的陆地生活中满足猎奇心理的目标，而非生存需求的目标。从先秦的《山海经》，到明代的《镜花缘》《三言二拍》，再到清代的《海外奇闻录》，海洋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始终是一个蕴藏奇珍异宝却又危险重重、随时可为人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奇幻异域。尽管拥有着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有过横渡大洋的创举，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却始终以一种遥望、想象的方式来描绘海洋。
英国则不同。虽然其畜牧业较为发达，但英伦三岛的出产远远满足不了人们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们必须通过海运来与外界互通商贸或通过开拓疆土来获得更广泛的生活资料。因而，英国的海洋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积极投入的姿态来反映生活的。海洋世界在他们看来是另一个可以满足生存需要的、蕴含无数宝藏的所在。因而在英国的早中期海洋文学作品中对于海上生活的描述多是围绕主人公战胜恶劣环境、夺得金银财宝展开。从鲁滨孙到辛格顿船长，再到吉姆・霍金斯，这些海洋小说中的英雄们无一不把从海外N取横财当做一种荣耀。而这财富的取得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似乎不被人们所思考和关注。
（二）中英两国不同的文学传统影响了海洋文学作品的体裁及表达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自《诗经》时代起就奠定了以抒情文学为正统的文学传统。尽管后世曾有过戏剧、小说等叙事性文学成就远超诗词等抒情性文学成就的时代，然而抒情文学始终被正统文人们视为正宗，叙事性文学即使风靡一时也仍被鄙视为下里巴人。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及近代的海洋文学作品也以抒情类为主。尽管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自《山海经》时代的叙事型作品中就已经形成了大部分的典型叙事模式，却始终未出现过英国海洋文学中那种厚重、壮阔的叙事作品。翻开中国海洋文学的篇章，诸如观海、望海、咏海之类的优秀诗篇不胜枚举，而航海故事、海外游记之类的叙事性作品却寥寥无几。
英国海洋文学则是继承了《荷马史诗》以来的叙事传统。即使是早期一些富有抒彩的海洋文学作品，也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而中期、后期的海洋文学作品，如《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金银岛》《吉姆爷》《黑暗之心》等，更堪称叙事性文学的典范。
正因如此，许多惯于以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进行评判的文学批评家们对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的海洋文学成就持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文学作品的体裁及表达方式与文学成就的高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以西方文学为标杆来衡量东方文学作品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古代及近代都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海洋文学成就斐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方自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了中心话语权，这些优秀的抒情性海洋文学作品没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而强烈的关注。
（三）中英两国不同的哲学传统使得两国传统海洋文学的主题迥然有别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所谓“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则是指整个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相互理解、结成友谊。受此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家们习惯将海洋视为自我观照的参照物，其作品具有明显的山水文化特征，海洋成为他们寄寓胸襟抱负的对象。曹操的《观沧海》即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例。此外，中国的儒家哲学非常重视“以和为贵”。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叙事性海洋文学作品中，除《张生煮海》等极少数作品反映人与大海的较量之外，其他作品都围绕陆上人与海上人的友好交往展开，如《太平御览》中鲛人以满盘珍珠回报寄居处的主人，《柳毅传》中龙女以身相许报答解救之恩等。英国的哲学传统则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际竞争，其海洋作品大多体现出征服自然、战胜敌手的主题特征。如，鲁滨孙的顽强生存代表了他对恶劣自然环境的胜利，而吉姆与海盗们斗智斗勇终于寻获宝藏则充分体现了对个人才智的肯定。
二、中英现当代海洋文学的发展趋向
（一）海洋文学的主题出现东西方传统逆向转换现象
受西方现代哲学影响，中英现当代海洋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东西逆向转换”趋势。自近代以来，西方先进技术已经为西方在世界各个领域都赢得了霸权地位，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这一现状。“西风东渐”对于中国的各个领域来说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受英国海洋文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海洋文学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学开启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叙事时代，确立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人与自然的搏斗代替了传统海洋文学中人与大海的和谐相处。然而这些作品由于自身艺术成就及时代需求等方面的原因都没有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
自上世纪末起，包括康拉德等英国海洋作家们在内的欧美海洋文学作家们就开始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而当代生态学意识的普及更加深了作家们的这种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万物生存的统一化，也认识到并非只有人类能作用于大自然，大自然也同样能作用于人类;人们应合理地利用大自然，敬重自然中的生命形式。因而，英国海洋文学中不仅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量抒情类作品，且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叙事性作品中也开始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由描绘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专注发掘人类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从华夏先民的劳动生产中发源而来的，经过了长期发展变迁而趋于完善。早在战国时代，体育活动已经在古代社会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系雏形，体育已经进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体育成为统治阶级治国思想的一部分，与统治中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融为一体。从此，中华体育文化的框架体系完全建立起来。近代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体育文化精神传入中国，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中华体育精神不同，西方竞技性、个人性的体育文化更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与中华传统的体育精神相交流融合形成了发展的新起点。体育文化拥有广阔的范畴，中华民族通过体育活动展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华体育文化，一切对体育文化产生影响的历史遗迹和文学作品也都属于体育文化的内容。在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文学的联系显得尤为紧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因素发展交织的结果，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文学联系紧密。可以说文学记录着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反过来又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二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一、古代体育文学作品繁荣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生活，古代体育题材文学的繁荣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体育文化精神。中国与西方的体育文化精神内涵差别很大，西方体育从古希腊时期就设立了竞争机制，注重的是对肌肉与力量的追求，追求个人的争强好胜，带有功利性和个体性的特点。而中国古典体育文化与此不同，中国人注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精神境界，体育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最好方式。体育活动更多的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完善，主要是为了达到休闲养生的目的，带有更多的娱乐性和群体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既包括骑猎、蹴鞠、拔河等较为激烈的体育活动，放风筝、下围棋等较为轻松休闲的方式也在体育文化的范畴之内。在《论语》当中孔子尤为赞赏曾点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追求的是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的活动方式，这实际上亦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理想的缩影。其次，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文学、体育等社会文化精神是共同进步的，在文学中涉及大量对体育文化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以我国古典文学最为繁盛的唐代举例来说，体育文化的繁荣跟唐代经济的昌盛、社会风气的开放、唐朝社会的尚武精神、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对体育观念上的更新都有很大的关系。社会的大环境拉动了体育活动的兴盛，到了大唐时代，经过民族国家的长期演化和历史积淀，许多文体活动已经定型，甚至出现了一些以体育活动为核心的组织，让唐朝体育文化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与文学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古代体育活动初具雏形，相应的文学体裁是书面形成的民歌、赋、骈文，如《诗经》《气球赋》《围棋赋》等;到了唐宋时代，唐诗宋词的发展介入到体育活动的成熟中来，出现了《东京梦华录》《击球》《踏歌词》《幸梨园观打球应制》等诗词;后来文学体裁愈发多样，表现不再拘泥于固有的词律形式，体育文化在杂文、民间故事、传奇、小说中的表现就更为多元，出现了《徐霞客游记》《蹋鞠篇》等，在《水浒传》《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作品中已经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明清时期已达到成熟的巅峰。体育的发展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体育文化逐渐成熟势必要进入文学中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社会热衷体育的风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体育文化的发展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体育文学的成熟是华夏民族在发展长河中取得的成就。
二、古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表达
最早对中国体育文化有记载的文学形式，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如《诗经》和《弹歌》等。《弹歌》记载了先民打猎的场景，全文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细致生动地写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勇敢和智慧:砍断竹子，用竹节相连做成弓，将土搓成弹丸，携弹弓追赶猎物。这首民歌已经不能断定是什么人作的，它是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典文学对体育文化发展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对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记录。《诗经》就是我国古代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社会变迁实录，体育文化的发展亦是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诗经》对古人骑射、武术、出游都有细致生动的记载。射箭在原始社会是先民的生存方式，在先秦时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逐渐变成了一种消遣娱乐的活动，由于军事和统治阶级选拔人才都以骑射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王公贵族又有狩猎的嗜好，所以社会上学习、比试骑射之风蔚然兴起，这项体育活动在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记载。其中，《叔于田》以及《大叔于田》两篇是借助骑射对青年男子的赞美，可见在先秦时期，男子御马和射箭技术精湛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国风•郑风•大叔于田》)诗歌以铺排的写作手法描写了畋猎的场面，一个长于箭术、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汉跃然纸上，他手握几辆马车的缰绳，仿佛它们是操控世界的经纬，马儿在叔的手中是那样听话，像滚滚的太阳一样在平原上驰骋，男子箭术精良、毫发不离，是御马和射箭的一把好手。对大、小《叔于田》自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是程俊英版本的《诗经译注》中称，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歌”，袁梅等学者则认为“叔”指男性情人，是女子对青年猎手的爱慕之歌。无论如何，诗歌都借助对主人公骑术的赞美，表现了青年男子身强体健、玉树临风，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此外，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记载简直浩如烟海:李白诗歌中有数百首记录自己骑术和剑术的诗歌，如“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等佳句;到了明清小说时代，带有体育文学成分的作品就更多了，譬如《水浒传》中有对蹴鞠、拳击、武术等体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中有对下围棋、放风筝等场景的叙述等。
三、古代小说中的体育文化探究
研究古典文学中对体育文化的展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育文学的发展脉络，对我国现代体育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对体育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域。明清小说是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精神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到了明清时期，长篇小说中往往包含对体育文化的叙述，体现着体育精神已经根植于社会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中有不少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如“下象棋佳人消夜”一章中，下围棋已经走进日常生活中来，“李瓶儿这里打发西门庆出来，和吴银儿两个灯下放炕桌儿，摆下棋子，对坐下象棋儿……李瓶儿与吴银儿下了三盘棋，筛上酒来，拿银钟儿两个共饮。”还有击壤、打秋千、双陆、踢毽子、打球等对体育活动丰厚的描绘，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往往成为情节的重要转折点，成为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作者将体育文化放到了尤为重要的位置上。《水浒传》中对武术和拳击等活动的描写功力相当深厚。如武松复仇西门庆，将武松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勇士形象。武松得知武大郎的死因，立马提刀奔向狮子楼，大喝一声劈上去，被西门庆灵活躲过了，西门庆也是个颇有些功夫的人，于是和武松双双使出了平生武术绝学，大战数十个回合仿佛是一场精彩的动作好戏，最后武松使出了少林功夫，飞起一脚将西门庆踢出老远，这一系列浑然天成的动作不仅展现了武松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古代人民对匡扶正义力量的一种赞美和歌颂。《红楼梦》中除了吟诗作赋的文艺活动，还涉及了打秋千、下围棋等体育活动，体现出体育娱乐已经深入闺阁，我国古代妇女群体在体育活动中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贾宝玉做诗的功力不及钗、黛二人，但也有“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之句，但是宝玉此对句却是在和众公子哥儿们中间厮混之作;此外，在《红楼梦》中，钗、黛等大家闺秀们都没荡过秋千，而是贾珍的小妾秀鸾荡秋千，由此能够看出，曹雪芹认为荡秋千是一种略微轻薄的行为，不适合正经的女孩子做，而同样作为体育活动，《红楼梦》对围棋的描写却是比比皆是，书中第一百一十一回集中笔力描写了妙玉和惜春的对弈，又有“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等诗句，作者对这两种体育活动的褒贬之心已经格外昭彰了。着眼体育活动描写的细微之处，我们可以解读文字下流动着的作者情感倾向和价值观。
作者：侯秋香 单位：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
一、认真备课,巧用方法,有效教学,新颖独特的课堂形式是关键
1.对历史知识进行演绎。如教“古代政治制度”时,可以先让学生进行角色的扮演:假设你做为当时的皇帝,如何制定出合理的政治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江山。学生很容易产生一种参与的热情,当进入到角色中来以后,再进行政治制度的分析时,他们就会在比较中得出一些历史的智慧和历史的规律,这就培养了学生的历史研究性能力。
2.寓娱乐于历史。在知识的复习和归纳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很多娱乐节目的做法组织比赛,如我采用“知识竞赛”的方式帮助学生复习,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促使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问题,牢固掌握基础知识。
3.对问题展开讨论。学习历史并不是单纯记住时间、人物和事件经过就可以,必须学会发现现象的本质、由现象而学会归纳历史规律,这才是真正会学历史。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引导学生的思维进行碰撞才能引发其智慧火花,这个目的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发动学生进行讨论。讨论是能非常有效地调动学生的思维,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形成学生独特见解和观点的方法,如提出“是不是华盛顿拯救了美国?”“你如果是谭嗣同会不会逃走?”等论题,鼓励学生进行讨论的同时,一定要给学生指明学习方式和方法、技巧。
二、学识广博,旁征博引
要使学生对历史学科感兴趣,必须使学生佩服老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这就要求教师精通业务、博览群书。教师的知识面要广,以知发趣,采用学生喜欢的教学方法,把课上得生动活泼。在教学中我常常采用“轻松一刻”、“课堂小辩论”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时在讲课中适当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传说、笑话故事,有时就针对某些历史问题把学生分为正反两方进行课堂小辩论,这样不仅可以活跃课堂的气氛,而且可以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让他们用更全面的眼光来分析历史问题,并且在小组合作中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和研究性学习能力。
三、在幽默感中体现历史的智慧
幽默教学在历史课中尤其重要,它是教师思想气质、才学、视野和灵感的结晶,它要求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开朗豁达的气质和宽广的胸怀。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不仅要通晓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和典故,更要有历史教师特有的幽默感,不学会幽默那是天大的遗憾。学生喜欢有幽默感、说话风趣的老师,幽默的老师能给每一堂课带来欢乐,不致单调乏味,通过有趣可笑又意味深长的话达到教学的目的。
四、加强学科的相互渗透。
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学习每一学科时也不能孤立去学,而应注重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如在学习必修(一)政治史时,往往与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直接的联系,这就涉及政治学科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学习必修(三)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成就时,就会联系语文学科的分析文章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分析文人的作品体味其中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局势。通过语文知识的引入,学生思维活跃,而且能够将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作品的时代环境。此外,教师还可引入音乐与美术,在学习有关内容的时候,放上一段《义勇军进行曲》,使学生产生了许多的感触,有的说这首歌充满了战斗的顽强斗志,有的说紧急的节拍就犹如催人奋进的鼓点,催动人们奔赴沙场,奋勇杀敌卫国,通过分析都能认识这首歌曲的激励作用。听了《英雄交响曲》,学生沉浸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沉雄浑的乐曲中,感受颇多。引进了乐曲既能帮助学生学习历史,同时又能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对于绘画作品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准确认识美术作品出现的时代特点。
五、用心交流,把爱献给学生,让每个学生充满学习的动力
摘要：《洛神赋》这篇作品本意是要书写作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理想破灭后的满腹惆怅与悲哀，但作者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通过一个曲折离奇的悲剧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以亲身经历来叙述的方式构建全文。我们从这篇文章的不同层面可以感受到曹植的性格特征及他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曹植；甄夫人；理想；悲剧性人物
汉末魏初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尤为光辉的一个时期，其中曹氏父子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即使是对后代的文学发展和文学结构多层次的形成也是极具贡献性的。文学反应出的不仅是个人的内涵，同时也具有时代的印迹。
曹氏父子在当时文坛上颇负盛名，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格。他们的文学风格各具特点，其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有关，同时也受个人的内在性格影响。曹操是东汉晚期众多地主集团割据争雄中的一代英雄，个人的豪放性格加上自身的霸主地位的因素使他的文学作品多雅好慷慨；曹丕身为魏太子，在父曹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后废献帝自为皇帝，因自处地位而形成猜疑性格，对待兄弟也极为刻薄，因而形成多婉丽清新的文学气息；曹植少时特别受父曹操宠爱，差一点就要被立为嗣子。但相对于曹丕的小心处世方略来说，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励，彫饮酒不节”，而曹丕却善于“矫情自饰”，综合这种差异，曹操最终确立曹丕为太子。
曹植的赋作，紧贴于他的生平遭际，就像他自己所说，作品大多“触类而作”，从个人的喜怒悲欢、亲友的欢聚离别到军国大事，都可以在赋作得以印证。而且曹植本人又是个性比较“任性”的人，因而情到之处，或慷慨悲歌，或浅近如话，或低回咏叹，或文彩缤纷，或奋发激昂。一类文学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曹植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也同样具有此因素。曹植生活的前期，身为贵公子，所写赋作表现了作者济世的宏愿、平素的多情，然而内容比较单薄浮浅，所以有慷慨之貌，但其实质内容却不足以傅之。在他人生后期深受禁锢，满腔悲愤郁积心中，因而曹植此时的作品多触类而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文学史上的典范，其代表作之一《洛神赋》便是作者在当时复杂心境中创作而成，同时最大程度的反映出曹植的苦闷心态。下面就（洛神赋）为例，了解曹植赋作特点，感受作者内心世界。
（《洛神赋》成功的刻画了一个优美的妇女形象。全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为主，文章辞藻华美而不浮躁，“触类而作”也就决定了此赋作想象丰富而贴现实。文章中的比喻、烘托巧妙，错综交织恰当，这些优势促进了《洛神赋》对汉代赋作创作的创新和发展。本赋作中所刻画的洛水女神形象，实际是作家感情的寄托产物，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理想的爱慕与神往。文中描写的女神，从姿容到衣着，从动作到心理，都在作者笔下被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使读者看到文章就仿佛目睹女神，听到文字就如同听到女神的声音，仔细想想就触发其怜爱之心。历来人们公认的生动优美形象在曹植笔下虽然你如此美，如此有情义，但在现实里却是无法实现的，女神是无法接近的。人神之间的严格界限，是现实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忍恨分离的阻碍。
《洛神赋》这篇作品本意是要书写作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理想破灭后的满腹惆怅与悲哀，但作者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通过一个曲折离奇的悲剧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以亲身经历来叙述的方式构建全文。这篇作品的其经典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环境般绮丽的故事情节；二，高度的艺术成就。文章以神话色彩的故事来展开：作者在外出归国途中休憩于洛水之边，迷离恍惚之中进入了自我的幻想世界，并在这个幻境中与神秘而降临洛水女神相遇。她的翩翩风姿激起作者内心深处的荡漾微波，这样的美妙幻境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同时也正是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得文章更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幻境越美好，映射出现实的越残酷。在文章的开头，便已表达了作者的无奈，限于“人神之道殊”，“无良媒以接欢兮”，因而作者不得不和洛水女神惆怅地分别。在接下的文章中，作者用一整段文字描绘了女神的形神之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美丽纯洁与多情的爱慕与向往。重回现实后，美妙的幻境仍历历在目，内心的波澜始终不能平复，这种现实与幻想的结合的表现手法明显的带有楚辞的文风，从而给文章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艺术成就使得《洛神赋》在当时众多赋作中脱颖而出。它的另一个艺术成就是浓郁的抒彩。《洛神赋》的写作主题历来有不同的取向，虽然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它表达的是对理想的追求，但也有人提出作品中的女神形象象征君主曹丕，它的主旨表达了作者愿与君主修好却愿望不得的思想；另一种主题便是借女神形象来象征甄夫人，流露出曹植对甄夫人的爱恋之情。后一种主题流传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是从作品细腻的情感角度考虑，把具体的描写女神风姿的文字与现实中的甄夫人形象紧密相连，这也从另一方面给这篇文章增添了新意。下面就这一类别文章主旨做情感简析，加深对《洛神赋》的理解。
文章开篇写作者从京师回到封地的路上，精神恍惚之中看见洛河女神，即甄夫人魂魄。这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式的幻境呈现成功地透露出作者与甄夫人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对于曹植这样的性情中人，时间、磨难、是非、变迁只会使感情更加浓厚，同时加剧的是个人的悲剧。马车驶出了京城，来到了茂林突现的的洛水之畔，此时作者联想起宋玉的《神女赋》中记载的与楚襄王对答的巫山神女，在这人困马乏的停歇中，精神恍惚，睹物思人，于是眼前渐渐浮现出甄夫人窈窕身姿。在文章的第四段作者极尽铺陈，刻画了甄夫人婀娜多姿的体态和娇媚的面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明眸善睐”，这些贴切细腻至极的词汇透露出作者内心情感的真挚与对恋人的浓浓爱意。曹植娴熟地刻画美人的生动句子成为后代赞美人的千古佳句。
曹植诗书满腹，才华横溢，和清丽妩媚的甄夫人有文学方面的心灵沟通，这些相通的交流与欣赏很容易使两颗心相依，可惜他们情深缘浅，终不能摆脱现实的束缚。生存在乱世之中，曹植的政治囚徒身份保护不了他的爱人和他的爱情，在无形之中少了些许温情，多了些无奈的分离。作者对自己的爱情有无限忧虑，“余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在文章的第六七段洛神的形象已完全幻化为甄夫人自身，恍惚迷离，飘逸飞动，在水雾中若隐若现，这一情景体现出在曹植心中唯美而崇高的自由爱情的流动。甄夫人的形象已由眼中深入到心中，神人幻化一体，超越了然和带有功利性的感情寄托，作者想要超越生死界限，跨越阴阳阻隔，实现自己内心纯洁爱情的理想。《洛神赋》总体来说情感浓烈，抒情细腻，语言唯美而不失华，幻化与浪漫，这些成就使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它使人们感悟到爱情的纯美，现实的困顿和时代给与人们的情感冲击，无论是爱情颂歌亦或是人生悲歌，时代把人事左右，作品把情感整合。在《洛神赋》中，它让人们从对理想的幻灭中看到现实牵绊；从对英雄的得失中感悟人生无常；从对爱情、亲情的身不由己中体味酸楚。作者在失望中不乏希望的寄托，恍惚之中不乏对感情的坚定执着，只是无法把握飘忽的时局、飘忽的自己，才只能放任奔腾的情感。《洛神赋》不仅是真实情感的展现者，也是作者文学成就上重要的体现者，同时是见证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对展现作者处于特定时期的内心世界而言尤为重要。（作者单位：自治区）
七年级 文言文教学 对策 措施
文言文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作为初中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华文化悠久性和古典美的集中体现，也是学生接受经典文化熏陶、浸染的良好载体。因此，文言文教学自然成了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如何更有效地组织文言文教学成了每个语文老师的当务之急。
一、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难度
广厦万千需要稳固扎实的地基，庄稼的成长离不开肥沃的土壤。学生要感受文言文的魅力，同样离不开“地基”和“沃土”——文言词汇的掌握，只有扫清文字障碍，为己所用将之转化为内在的抽象思维，学生才能真正深刻的感受文言文所带来的力量。在文言文阅读过程中，孩子们本身接触的文言文本少，文言文词语古今异义变化大，词类活用出现频率高，一词多义又比比皆是，再加上通假字现象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文言句式。都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寻找相应的规律，从字形入手了解字义，明确词义的古今差异，发现古代词义在现代汉语中的遗留等，慢慢掌握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力，形成正确的判断。但这对于一个刚进入文言大门的七年级学生来说，绝非易事。
如在《童趣》这篇课文中，“为”字在多处出现，一词多义情况明显，如下表所示：
在上表中可见，词性的改变造成一词多义，让七年级的学生对文言文望而生畏。
文言词汇的积累不足，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态度。“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在文言文的教学过程中同样奏效，背诵是一种快速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方法，但若不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或者没有投入到文言语境中，还是事倍功半，更别说是对于后进生了，即便是基础尚可的学生，同样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之中。
二、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陌生的语言形式、特定的文言字义和特殊的语言结构，“文言”对七年级的学生而言是如此陌生。因此，在实际学习中，学生会不自觉地带入现代文思维去理解文言文本，得到一个与文本实际内容大相径庭的解读，从而产生对文言文的畏惧感。新课标指出，七年级的学生尚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型阶段。换言之，他们对于具体可感的事物，体验较深刻，但对于远离生活的事物，则没有太多感触。语言形式的陌生加上思维模式的不成熟，使得他们在一开始接触文言文的时候就很容易下这样一个武断的定论：文言文是晦涩难懂、枯燥乏味且无用的。
作为一种文字形式，文言远离了学生的生活，他们并不能深刻感受文言文背后所蕴含的祖国文化的魅力，根本不能因此引起内心的共鸣。学生更多的只能选择被动地听老师在课堂上肢解式地讲解。
三、教学中采取的对策与措施
1.引入竞争，激发动力
语文是一门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学科，而文言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易造成学习的枯燥乏味，致使学生厌学文言文。而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适当给学生一种外在的压力，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如学生背诵《论语十则》时，给他们规定时间，请他们在共同的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任务，从而相互配合完成小组任务。为了完成小组任务，在各小组中脱颖而出，小组成员之间必会相互督促。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学生必定会动起来，这种动，是源于内在的强烈自尊心——我不能拖小组后腿，我一定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只需要引导小组成员把握好尺度，保护学生特别是后进生的自尊心，在课堂中组织好活动，也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适度的压力能增强学习的动力，而发自内在的需求则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欲望，从而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文言文的学习中，变那些枯燥的文言字词为快乐的音符，在祖国瑰丽的文库宝典中获得学习的乐趣。
2.合作探究，培养兴趣
宋代教育家朱熹曾说过：“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兴趣是学生对学习活动的一种无意识促动的积极的认识倾向，它是一种催化剂，推动学生获取知识、拓宽眼界、丰富心理活动。如果学生的求知欲被激发了，便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不待教师教，便能自主地去学习了。?要真正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就要在教学的“活”“新”上下功夫。根据不同性质的文言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引导学生推段语意，个中乐趣智者自知。每推断出一段文意或猜中一个字意，都让学生加深了对字词的印象，也同时享受到了成就感和乐趣。能够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的同学往往是文言文的高手。
3.故事串讲，情景重现
对于七年级学生，文言文的大门刚刚开启，是否喜欢它，直接影响到他们今后对于文言的看法，缩短文言与生活的距离，是实现文言文有效教学的必经之路。
为了激发学生兴趣，加深思维的直观性。我们可以将抽象、枯燥的讲解融于直观的故事演绎中，加深学生的印象。文言文中很多内容都体现了中华名族传统美德，如热爱国家、信守诺言、尊老爱幼、勤奋学习、尊师重道、乐于助人等。比如，学《孙权劝学》，它篇幅短小，文字简约，用对话形式出现，在对话中体现出人物的鲜明个性。对于此类文言文，不妨结合《资治通鉴》中相关内容，联系前后文相关内容串讲故事，再将其改变成一个可以在课堂上演绎的小故事。让学生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情景再现来体会人物当时的心境、状态。在有所体验后让学生小组合作，结合对文本的理解和想象，分角色用文言文来演绎这个故事。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于文本的印象，也会增强他们对于文言文学习的兴趣。让远离生活的故事情景在身边重演，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文言带来的欢乐，轻松穿越那道阻隔的城墙。
4.展开想象，驾驭文言
“思维之花是时间最美丽的花朵”，在新课改别强调要发展学生的想象与联想能力。而在文言文教学当中也不可忽视它的作用。如《山市》的学习，也必须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与联想的翅膀，去再现山市的奇幻景象，与蒲松龄一起遨游于想象的无限空间中，感受天马行空的。
文言文的学习能让学生切实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扩大知识领域，接受美感的熏陶，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引导学生真正进入文言殿堂，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要学会运用多样化的课堂方式，力图用精心和匠心引导学生，做到收放自如，轻松驾驭，才能在原本贫瘠的土地上不断地播散种子，直至形成一片绿荫。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在一开始接触文言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祖国语言的魅力，陶醉忘情地行走于古色古香的文言世界。
参考文献：
山西大学对国学如此感兴趣，并不是追逐时下的“复古风”，而是因为山西大学有着悠久的国学研究传统和厚实的学术基础。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北李南黄”）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7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
章门晋脉，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几代人的坚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传、发扬与光大。
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黄”
余杭章太炎继承了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在国势倾颓之下高呼“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扛起了“复壮”华夏文化学统的使命，即使于狱中也仍不忘继任学统，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坚定，“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把这种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学术上要求严格、实事求是。他强调自己的治学思想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即以小学为基础，又强调读经，“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并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治学方法上讲究“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6条规则，他认为，只有“精研训诂”“博考事实”才能“每一下义，泰山不移”。其《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学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可见章太炎教泽之博，门庑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前主要是黄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荪、姚奠中。
湖北的黄侃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讲授《说文》。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李亮工，山西运城河津人。他对章太炎十分钦佩，不离左右，谦虚而真诚地向大师请教，与黄侃同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学问大有长进，名声大振，时称“北李南黄”。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虽与阎锡山同为赴日留学生，但对阎在山西的作为有诸多不满。不久愤然辞去山大校长职务，回家乡筹资办学。由于山西大学师生恳切敦请，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学，后来兼任国文系主任，潜心讲授《说文》《尔雅》《音韵学》等，深居简出，再不过问校政。平时，他只与山大校长王猷丞、文科院长张贯三、教授张静山、冯次经等少数友人来往，课余惟闭户研读。李亮工博闻强识，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直接章门薪传。其著作甚丰、作风朴实，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
柏逸荪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后又转任山西大学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还有景梅九、景耀月、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国学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今年已98岁，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学问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与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全面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它为归结点。
姚奠中先在“无锡国学专修班”学习，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学行，遂转入“章太炎国学讲习班”，接着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录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岁。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值，他不得不辗转于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在颠沛流离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一直伴随着他。
1951年，姚奠中从贵阳回到太原，任职于山西大学。除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外，还参加多重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元好问学会会长等职，还在山西省文联、作协担任着会长、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
姚奠中执教半个多世纪，转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毓庆。
刘毓庆，山西洪洞县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龄上限规定在40岁，而刘毓庆当时大学刚毕业，只有24岁。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班11人，平均年龄是37岁。因为有年龄优势，姚奠中指导他与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础，从小学入手，而后读经史著作。
1981年，刘毓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刘毓庆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初露锋芒，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仅32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河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魏际昌在他申请职称的论文评阅书上就毫不讳言地说：“此人应径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刘毓庆晋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攻读博士，199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执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
[4]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3.
[5]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7.
[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