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6: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闽南文化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来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谈到闽南语歌曲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如《爱拼才会赢》、《车站》、《烧肉粽》、《金包银》等,但作为闽南语歌曲源头之一的泉州传统民歌却鲜为人知。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调:闽台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唱腔中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调,特别是高甲戏中的丑旦戏中较多运用了民歌的曲调,如高甲戏《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补缸》、《四季歌》、《灯红歌》、《花鼓调》、《乞食歌》(又名《七字调》)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调》,《唐二别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调。台湾歌仔戏中所运用的《七字子》、《送歌调》、《长工歌》、《五更鼓》、《苏武牧羊》、《跪某歌》等,与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这些民歌被闽台戏曲音乐吸收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流失”得最厉害。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它被改变得最严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更应该首先为恢复它的“生存权”而竭尽全力。④就像 对泉州民歌研究 对泉州民歌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摘要】 在全球本土化的时代境遇中，关于“陈三五娘”的文化论说体现了知识前提与问题立场、传统性认知与现代性经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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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当前幸福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外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将幸福感问题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幸福感问题关系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健康和谐，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取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为视角，对这一现实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之所以使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而非笼统的“泉州农民工”，是因为考虑到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且这样圈定范围会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幸福始终是人类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华・威尔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标志，该文对当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问题。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的调查描述到幸福理论的建构，再到精确测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认同Diener的概括：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如学术界对幸福理论的热烈探讨和系统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纷纷开展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深圳把树立“幸福感”作为发展的新标尺，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我国研究幸福感的时间不长，各地的研究依据和测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工具至关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结果虽具较大参考价值，但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而且，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因而在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尚有较大的空间和价值。
（二）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占全市人口近1/5。他们从最基层支撑起泉州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晴雨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权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泉州这个拥有众多中小加工企业的城市来说，正常发展更是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点在曾经发生过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验证。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当时的缺工量最高时曾达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后来经多方努力，问题得到解决，但隐忧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这一东南沿海城市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意识到强调幸福感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学者研究探讨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问题，重视幸福感的评选、排名，那些幸福感较强的城市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全国瞩目。为推动经济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经济区的良好形象塑造起来并宣传出去。泉州作为该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阵地，本身的形象和对外宣传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方面，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泉州与外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社会，但对应的面相当广，且近年来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一直热切关注，更容易产生广泛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越强，其宣传效果无疑会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导致问题迭出，其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状况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优势，有些措施和政策还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泉州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别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年间连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使其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具体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问题。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其独特性，影响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考虑到这一因素，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来参考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问题：章洵在武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据吴静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中，与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才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如感觉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会不公平、与在农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人认为与泉州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如他们也明显感觉到本地居民自我优越感很强，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间普遍使用闽南语方言交流，他们完全听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碍巨大，距离感更强。这些问题都属于较深层次的问题，单靠普通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泉州的企业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主导。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在原始创业阶段，通常无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对员工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当前这些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泉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积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业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这与广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创业，本地居民为外地企业家打工服务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还没有外地投资客在泉投资的具体数字，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比率非常小。这样在泉州地区就形成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并对外来务工人员容易产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视态度。
另外，泉州地方语言所隶属的闽南语系也相当特殊，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闽南语在发音和构造上都极为特殊，外地人很难听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谈时基本上习惯使用闽南语，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话，从而形成外来人口了解闽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坚固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多见。这种语言文化环境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济环境，合起来便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强烈阻力。外来务工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形成有效的归属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一）在继续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环境，人们往往会想到工资的增加和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善，这些无疑是最先要考虑的，泉州本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的生活环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分享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促进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觉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设施等大的环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适合他们的休闲场所等。这些正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弱项，对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政策制定还应着重考虑净化环境、便利交通设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阂，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并认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会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可以营造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对于这一点，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文化中有着丰富、优秀的底蕴和内涵，可以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积极影响。例如，闽南文化中处处展现的爱拼敢赢精神，尤其是华侨们早期创业发展的经历，与闯荡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钦佩和共鸣；尊师重教、爱国爱乡、闽台一家的传统则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豪感，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高的价值认知……
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闽南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如企业、社区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等。另外，提倡和鼓励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他们的交流，减少隔阂。
（三）营造友善开放的氛围，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样也属于他们。因此，积极营造开放友善的环境，鼓励和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选择。为此，可以定期在社区等地方组织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接活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长、互帮互助。同时，将一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吸收进来，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从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为此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励。
幸福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的终极问题，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更是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对于泉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来说，有如此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既是财富又是挑战。有效促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责任，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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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优质幼儿园在幼儿教育领域中有着示范和带头作用，在这个社区发展迅速与不断完善的今天，实现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的共享需要优质幼儿园与社区双方的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的途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人们不断地探索资源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开发与利用，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地丰富与拓展。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源之一，在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给教育资源下的定义为：教育资源亦称“教育经济条件”，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总和。从宽泛的社会学意义上看，教育资源是指维持、组成、参与并服务于教育系统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时空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资源系统。
目前我国各水平幼儿园的质量参差不齐，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优质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优质性是优质幼儿园的重要内涵， 是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的高水平要求。优质幼儿园是经过评估小组与各级领导按照评估检验与层层筛选进行评定，是以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为指导的， 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经营特点和个性特征的学前教育机构。幼儿在优质幼儿园中能获得适合其个性发展的优质教育。优质幼儿园具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每所幼儿园都有活动室、运动场、自然角、教玩具以及花圃、道路等独特的教学、生活及环境设施，这些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设施体现了幼儿园独有的文化特征，影响着教职工和幼儿的思想、观念与行为。
社区是孩子们生活的大环境，其中设施、设备、工作人员及居民都被孩子们所熟悉、所关注，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在总则里提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组织与实施中，又指出 “应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由此可见，社区资源的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热点。
“社区资源”是指社区内外足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使社区居民问题获得解决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力量之总和。由居民依当地的人文景观或民俗风情发展出自己社区特色，为社区带入一股新的气象与生命力。社区因为发展出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在社区的组织体系运作的同时，也不断的发展其“资源网络”，使社区资源网络将更紧密、更活络，而社区中的幼儿园可运用的资源也将更充沛。
从教育的角度说，社区资源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可以分为物质环境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三个方面，这三类资源有其各自的构成状况，彼此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社区范围内丰富的幼儿教育资源。（1）社区物质环境资源。社区物质环境资源主要包括社区内的山川河流、动植物以及博物馆、图书馆、企业工厂、信息中心、电教馆等。从幼儿园的角度说，常用到社区的物质环境资源主要有超市、医院、邮局、银行、书店、居委会、老人活动中心等与幼儿生活较为密切相关的物质环境资源。（2）社区文化资源。这里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一些当地的文化特征，如风俗习惯、自然景观等等。例如：福州市花巷幼儿园，位于三坊七巷内，幼儿园设计主题活动认识三坊七巷的古代建筑，让幼儿接受古代历史文化的熏陶。（3）社区人力资源。社区的人力资源主要来源于社区教育的队伍和社区居民，社区教育队伍包括社区专干、社区志愿者、社区退休老干部等等，另外，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居民或者能够为幼儿园教育提供帮助的家长都是社区中宝贵的人力资源。
一、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特点
优质幼儿园作为办园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师资力量雄厚的幼儿园，与社区的接触相对而言较为密切，对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幼儿园。
（一）双向性与互补性
优质幼儿园更能体现与社区之间的双向互动，二者的教育资源达到合理、优化的共享。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幼儿的个性化得到全面发展，需要打破以往高结构化与高控制性的教学模式，构筑一种真正开放互动的教与学的机制。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学领域的活动都与幼儿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周边的社区物质环境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等。例如，让幼儿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时，就可以带幼儿参观社区内的垃圾处理厂，更真实地让幼儿体验到环保与自身的密切关系。又如，在大班的幼小衔接主题活动中，可以带幼儿参观小学，或请小学老师到幼儿园给幼儿讲讲关于入小学该注意的地方。
同时，社区也需要幼儿园资源的大力协助。例如：社区在需要举办一些文娱活动时，也会经常请幼儿园的老师、小朋友表演节目；在宣传普及学前教育阶段育儿知识时，由于幼儿教师的专业性，社区常常会请幼儿教师开讲座或座谈会、咨询活动等等。在这种资源共享中体现了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过程中的双向性与互动性。
（二）大教育性
幼儿教育并不单单指幼儿园内的教育，真正广泛的教育资源存在于大环境之中，幼儿园课程范围内的教学活动并不能满足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 幼儿园须打破围墙的限制，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 共同为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样，整个社区教育也不仅仅指专门的社区教育，还包含各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业余学习等等。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倡导终身教育的同时，还应树立起大教育的观念，不把幼儿教育囿于幼儿园教育，实现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
（三）有效性
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实现共享时还体现有效性的特点，优质幼儿园在利用社区教育资源时，充分考虑到社区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同时能够分析自身的教育资源为社区服务。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无法与儿童的生活脱节，对于学前儿童而言，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以活动的方式获得直接经验，因此，幼儿园只能依托社区这个对于幼儿来说熟悉的大环境，优质幼儿园能做到挖掘社区内儿童所熟悉的一切教育资源，为儿童打造最适合他们发展的课程，并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进行探究活动。在幼儿园现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开发利用社区教育资源， 让儿童从身边熟悉的事物来提高身体、智力、语言、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 满足了儿童多方面的需求，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社区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在服务社区上，由于幼儿园本身的特点使得园所能够获得一些新的幼儿教育信息，优质幼儿园能够将信息向社区开放，达到资源全面有效地共享。
二、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共享途径
（一）整合与优化教育资源
从目前优质幼儿园的经营现状来分析，优质幼儿园一般在周边社区中具有良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声誉，在幼教专业领域中的影响力较大，往往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居民对于幼教知识的认识。因此，优质幼儿园在整合与优化所有可利用到的教育资源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优质幼儿园的管理者应利用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协调好各组织、部分充分挖掘幼儿园与社区的教育资源，与社区加强联系，引导社区在获得新资源时主动与幼儿园联系。其次，优质幼儿园的教师应合理设计其课程设置与安排，关注身边可利用到的社区教育资源，并对这些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及时做出管理与规划。第三，社区也应对本社区的幼儿园教育资源做调查与分析，统筹所有教育资源。
（二）开发利用社区特色教育资源
优质幼儿园已经能够基本上达到与社区资源之间的互动共享，在此基础上，优质幼儿园应开发利用社区特色教育资源，这同时满足幼儿发展的特殊要求，符合现代教育趋势。在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下， 为了引导幼儿从身边的事物学起， 主动地与环境发生互动， 开发利用本地区有特色的教育资源就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点内容。优质幼儿园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从幼儿园所在社区的特色教育资源出发，开发身边现有的、幼儿所熟悉的且富含本地特色的教育资源。例如，以厦门市第九幼儿园为例，该园从园本实际出发，以闽南文化为蓝本，经过三年的研究实践，目前已初步建构了具有闽南本土文化教育特色的园本课程实施体系。幼儿园的布置环境充满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在园内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诸如面泥馆、木偶馆、陶艺馆、童谣室、服饰室、剪纸室、影雕室、珠绣区、戏曲南音角、织网角、闽南小吃一条街等的闽南特色布置。
（三）塑造学习型社区大环境
随着社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区逐渐朝着学习型社区发展，这也有利于优质幼儿园与社区教育资源之间的共享。幼儿要获得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不够的，社区在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幼儿的社会性不断得到提高，因此，优质幼儿园需要树立大教育观念，将社区看成是幼儿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区将其获得的信息、价值传递给优质幼儿园，优质幼儿园又将其教育活动与效果推向社区，通过向社区宣传科学育儿知识，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
示范性幼儿园具备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专业优势，应该从所处的社区环境出发，探索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策略和途径，开展社区早教服务活动是城市发展社区学前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幼儿园是学前教育的专业机构，而示范性幼儿园实施学前教育的软、硬件更属上乘。示范性幼儿园应该从所处的社区环境出发，积极地探索开展0～3岁社区早教服务活动的途径和策略，并为其他幼儿园进行示范、指导和辐射，带动周边其他园所为，社区幼儿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因此，切实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并带动社区中其他园所共同为建设社区早教中心，把一批办学思想端正、管理水平高和保教质量好的示范性幼儿园建设成为优秀的社区早教中心基地，使其成为较为成熟的社区早教服务活动中心。示范性幼儿园在为社区开展早教服务活动的同时也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黄尧.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教育发展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叶谦，靳玉乐.对优质幼儿园课程文化建设的思考[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7，(7).
慨然掌舵，临危不乱，
弱女子，四两拨千斤，
彰显巾帼风范。
因为有爱，
她的掌心，愿盛载艰难，
双肩，敢挑起重担；
自助者天助也，
苦尽甘来，而心中感恩常在，
趟过岁月长河，
坐看云起雾散，达观依然；
人生本该如此，
且行，且惜！
今时不同往日
在印度尼西亚的旅游胜地，美乐滋度假村远近驰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建至今，已安然伫立近二十年，其内设施齐全，周边环境优美，不奢华，但格调雅致，不浮夸，而住起来极舒适，有着浓的异域风情，令人如临梦境，细节处无不彰显着主人的别具匠心，繁若星辰的中外游客下榻于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妙不可言的假期。廖彩珍女士便是该酒店的女主人，她和丈夫施柏松先生相濡以沫，用一片诚心诚意，待人处世，勤力经营，赢得好评不断，业界美誉，山高水长。
殊不知，“万事开头难”，酒店成立之初亦曾历经曲折，有如逆水行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如今，那些苦苦支撑的日子虽已被岁月风化，但回忆仍旧鲜活，历历在目。“那三年，我每天都是在祷告当中度过的。”廖彩珍女士动情地说。
那是八十年代末，施柏松先生的事业正风生水起，廖彩珍女士待在他身旁，安心地做着贤内助，既不时帮衬打理，又时时兼顾家庭，生活顺心如意，幸福和美。然而，风平浪静的背后，却掩藏着变故的暗涌，这一天，病魔悄然而至。
生命之帆 逆风昂扬
当时，“美乐滋”仅施工一周，工程浩大，需漫长的时日来监理调整，在最需施柏松先生的紧张时刻，他却被医生诊断为癌症，忙碌的工作进程戛然而止，前路亦因此蒙上了一层迷雾。多年以来，夫妻二人相扶相携，感情甚笃，获悉这个消息，对廖彩珍女士来说，更无异于晴天霹雳。“那个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论走到哪儿，都一定要医好他。”说起时，她的眼里依稀还流露着坚定。
丈夫不得不停下来修养治疗，婆婆亦身患重症刚动完手术，家里有两个人需要照顾，家外又逢事业如箭在弦，蓄势待发――继续，则要耗费巨额的投资，停止，则意味着先前的努力要化为乌有，眼前的一切预示着，她不得不抉择，更急需适应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到“顶梁柱”的转变。“既然碰上了，我就接受。”也曾有过片刻彷徨，但她毫无怨言，一把接过丈夫肩头的担子，独自扛起家庭和企业的责任，儿女还未成年，无人可供搀扶，她只能依靠自己，在一块从未涉足过的领域艰难摸索。
人生轨迹自此改道。为了让丈夫放宽身心，她吞咽下所有的困苦，每日不仅要陪伴疗养中的先生和家婆到山上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为他们的康复作必需的照顾，还要来到施工现场亲力亲为，操劳各种繁杂事务，亦不忘常常关怀四个儿女的学业和成长，叮咛之声，言之谆谆，在这段时期，可谓废寝忘食，不知疲倦。“那时的自己，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女人。”她笑言。
“适者生存”，事实证明，她聪慧强干，具备领导才能，颇有“大将之风”。三年过后，酒店顺利落成，丈夫亦在她和医生细心的料理下恢复健康，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终迎来朝霞。
多年过去，美乐滋度假村在当地名气日涨，她亦在历经那段艰辛之后，从“幕后”走向“台前”，辅助丈夫事业的同时，成为一名阅历丰盈，精明干练的女企业家，锋芒毕现，却始终低调从容。
回望过去，她充满感激地说，“这三年，对我的思维，心态，工作能力都是非常好的锻炼。虽然过程不易，但生活终归是美好的，只要充满谦卑和感恩之心，上天定会厚待。如果我努力，就一定会有一条路给我走。”的确，如其所言，对待任何事情，现在的她都能平心静气，绝不苛求，“能将就过去便将就过去”，弦外之音，且行且惜，不计成败得失，命运的垂青便如影随形。
集聚民族特色 传扬印度尼西亚文化
廖彩珍女士是华人，但她在印度尼西亚出生，成家立业，因此对那片热土情有独锺。在当地，无论是风土民俗，还是社会状况，她都了如指掌，以至于她能够发现其它人或许看不到的盲点。她分析说，“作为印度尼西亚华人，我很清楚，巴利岛是世界旅游胜地，有丰盛的文化底蕴可供挖掘，但许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仅陶醉于美丽的海景之中。但到了夜晚，看海的愿景便无法实现，导致无地可去，只能选择在酒吧消磨时光。此种方式过于单一，或许不符合所有人的兴趣。”就这样，开设一所剧院，以此为窗口，融合巴利等几大岛屿特色，向世界展示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与内涵，令游客有地可选的想法逐渐在她脑海中盘旋，成形。
酝酿已久，剧院终于在2011年建成，由于此举在巴利岛首开先河，所以其一经建成，便受到各家媒体的争相报道和紧密关注。廖彩珍女士和其夫施柏松先生已于6月26日开设推介会，当天的首场演出名为“天谭――上天的恩赐”，讲诉了两个孩子走失丛林，勇敢探险的故事，结束后获得圆满成功。她介绍说，这是对文化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与保护，希望通过美轮美奂的演出，将印度尼西亚文化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每个人的眼中。
据了解，该剧院力求给观众以一见难忘，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不仅请来专业阵容庞大的表演团队，更在表演设施上下足功夫。无论是服饰、灯光、还是道具，皆尽善尽美，使之与音乐、舞蹈相匹配，并结合高科技处理，以期达到一定艺术境界。廖彩珍女士表示，这才刚刚起步，一旦成熟，或将添入中国特色，希望将来能够形成一定影响力，实现初衷。
文化之梦，在美丽的印度尼西亚上空，翩翩飞舞。
腹有诗书 佳作频频
虽然生长于异国他乡，但她始终不忘自己的身上流淌着华人的血液，即便在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之时，华文被禁止通用，华文书籍惨遭焚毁的情况之下，她都从未放弃过中文的学习，逢闲暇便捧读中外名著，如饥似渴地在文学的海洋中游荡。兴之所至，更会拿出纸笔，记录所见所闻，点滴感动，一直以来，笔耕不辍，至今已成为印度尼西亚较有名气的作家，佳作频频，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之上，其中不少文章还受到许多文友的好评。
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举手投足，气质贤淑文雅，说话和缓，言辞恳切，给人感觉亲和，易接近。文如其人，笔调清新，于平常处见真知，字里行间皆闪烁着情至深处的光辉。《呀拉索！这就是青藏高原》、《阿佳》、《绿叶对根的情怀》等脍炙人口的美文便出自她之手，现居深圳的印度尼西亚归侨作家吴俊辉先生更是对她称赞不已，亦受其文章启发，写出不少同样精彩纷呈的点评，与众同享。
与部分青春作家不同，廖彩珍女士之所想所感更偏重于对人性的关注和社会现象的拷问，而这其中，又不乏优美独特的游记和真实感人的纪事。仿佛对世间万物拥有着一种敏感纤细的嗅觉，她总能从方方面面，清晰地捕捉到可圈可点之处，真应了那句老话，“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我喜欢观察，自己看，自己想，每一次，又都产生不同的感触。”她如是说，难怪，其文章凝聚了用心考虑后的思想结晶，自然与其它人的视点有所不同。
对于一生所走过的足迹，有的人用相片留影，有的人则用文字记录。廖彩珍女士显然是后者，而论“行万里路”中的哪一站最令她流连忘返，非和泉州莫属。尤其是泉州，归来后更洋洋洒洒写了长达万字篇幅的论文，将闽南人的海洋文化深入浅出梳理了一遍。当大多数人还在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唏嘘不已，紧抓不放时，她已从明成祖的角度，发出了新的声音。“当年，若不是明成祖英明决断，郑和的远航或许也无法成行。他是一位伟大的皇帝，有着宽广的胸怀，对天文、地理的研究较为重视，只是泱泱大国过于骄傲，无视经济贸易，少有礼尚往来，以至于国内供应不足，所及之处仅到达南非便半途而废，而把环游世界，开辟航海之路的机遇让给了西班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为了有理有据，廖女士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力求所陈述之事实符合实情。以泉州为背景，叙述了闽南的海洋文化，最后得到的结论，更让她觉得，作为一个闽南人，是值得自豪的。“一千多年前，闽南人已经开始漂洋过海，随遇而安了，敢拼敢闯之精神，百世流芳。”的确，在今天，那首“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歌曲，因为反映着最独特的闽南人风貌，而在那片土地上，传唱不衰！
写作是她人生中的一大乐趣，她笑着说，“不写的话，自己都会忘记，结合相关资料和要表达的观点，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不仅可以使自己成长，还可以和大家切磋交流。”这位作家，内心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可贵胸怀――对旧的农奴制，她深表同情，解放后，进入其中，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随之风起云涌；对企业的员工，她表示诚挚关切，虚心听取可行性意见，交谈如好友，态度始终和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如今的我已不再年轻，又见过那么多人世沧桑，所以越来越热爱生活，会正面看待一切。”那么多佳作问世，已然反映她这洒满阳光的内心世界！
后记：宽宥胸襟 责任情怀
其实，廖彩珍女士所涉足之领域，远不止于事业和写作，在社会服务的大舞台上，她亦义不容辞，凡能力所及之处，都竭力贡献。逢祖国有团来访，她总是认真接待，开设欢迎宴会，力尽宾主之谊，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文化沟通等各方面，甘当桥梁，和施柏松先生一道齐心协力，做好联络工作。
就书画展交流、演唱盛会等文体活动，她便多次参与筹划，令业界艺术家欢聚一堂，共襄盛举，推动此方面的发展。虽然身在印度尼西亚，但桑梓情谊不减，她和施柏松先生专为此创办了安溪公会，团结各位乡亲，期望互帮互助，形成一股爱国力量，既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又以此为依托，回馈社会，扶弱济贫。该公会已形成一定规模，正为着这光明的目标，不懈努力着。
不仅如此，她和施柏松先生两人的身影还常常出现在公益慈善领域，无论是国内，还国外，不仅出资修建华文学校，令华族后代能够将祖辈的文化继续传承，更为贫困及受灾地区捐献善款，奔走不停，当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他们就曾踊跃捐款，以表慰问。她说，“我们所追求的一生，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但一定要走好该走的路，做好该做的事，让生命无怨无悔更有意义，为国家献力是应该的。”朴实的话语背后，是她和先生经年累月的付出和坚持。
前不久，廖彩珍女士受邀前往海南，参加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旅游产业发展座谈会，为当地的发展和改良建言献策。这次交流之行，一向认真的她亦是用心对待，在演讲中细致地总结了巴利岛的几大经验，以供借鉴：“首先，应明确总体定位和规划布局，令城乡一体，天然为主；其次，可通过岛民传扬文化，通过文化升华海岛；第三，要营造安全、亲和、稳定、完善的氛围；第四，以深厚的本土文化为基准，抓住贴近人性、贴近生活的市场需求”。古人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只要认真取其精华，听从真知灼见，海南的旅游业亦能发展为世界旅游胜地。
另一方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和先生的言传身教，自然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如今子女成人，皆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令他们两人十分欣慰。问及教育之道，她的八字箴言简洁而耐人寻味，“待人以诚，执事以信”，小处见大，所以包罗万象，说易行难，或许使人生无怨无悔的真谛，正在于此！
廖彩珍女士主要职务与履历
印度尼西亚华侨
祖籍福建安溪
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女企业家
福建德化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陶瓷生产历史悠久，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德化陶瓷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泉州海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德化窑瓷器700多件，其中有54件属于清宫旧藏。明代德化窑瓷器有200多件，堪称故宫博物院收藏明代地方窑瓷器的一个亮点。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陶瓷陈列专馆以来，一直都开辟明代德化窑瓷器陈列专柜，所展出的德化窑何朝宗款白釉达摩立像、观音像等引来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看，赢得他们交口称赞。
此次故宫博物院藏德化窑瓷器精品展的展品，涵盖明、清瓷塑，纹饰有五彩、青花等，包括25件故宫博物院藏德化窑瓷器精品和20多幅馆藏精品图片。特别值得关注是两件明代瓷塑大师何朝宗落款的观音像。此次故宫博物院藏德化窑瓷器回归故里展出，对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德化陶瓷文化，加强陶瓷技艺的继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展也展出了近200件国内众多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德化窑历代古瓷珍品，其中13件何朝宗精品更是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
德化窑是中国民窑的一个代表，千年窑火不熄。目前，德化已发现商周、唐、宋、元、明、清历代古窑址239处，遍布全县18个乡镇。此次研讨会期间举行的“德化古窑址标本展”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古窑址标本进行展出，受到古陶瓷收藏、研究者的关注。
馆长沙龙
11月2日下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杨彦杰和法国巴黎东方艺术馆馆长Monigue(莫尼克)主持馆长沙龙活动，论道德化窑。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东方艺术馆馆长刘明倩首先发言，拉开了馆长沙龙的序幕。刘馆长通过图片向大家展示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的德化白瓷、青花瓷、五彩瓷，不同大小、姿态的明清观音像、狮子像，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的中国瓷咖啡杯、巧克力杯、啤酒杯等，让大家领略到中国瓷都德化瓷在异国的风采。英国苏富比艺术研究院东亚艺术研究员克尼特勒女士又向大家讲述了英国乡间别墅收藏的德化陶瓷。从17世纪开始，很多德化陶瓷就已经备受英国人的青睐，常常用以装点家居。
馆长沙龙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国内外博物馆馆长和在座的专家互相提问、解答，并对中国瓷在欧洲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等话题展开交流和讨论。韩国庆山博物馆馆长李京圭、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树伟、台湾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教授徐纯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等也纷纷发言，畅谈名扬海外的德化瓷。
德化窑学术研讨活动
11月3日召开了中国瓷都・德化窑学术研讨会，近20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德化窑主题发言，共同探讨享誉海内外的千年德化窑文化。
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吕成龙发表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德化瓷的鉴赏》、中国古陶瓷学会叶文程发表了《对德化瓷文化的几点新知识》、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栗建安发表了《德化窑古代窑业技术――以考古发现为中心》、剑桥大学教授Janice(詹尼斯)发表了《德化瓷在宋元时期的远距离贸易：南泰国Satingpra遗址的挖掘》、英国苏富比艺术研究院东亚艺术研究专家Knlttler(克尼特勒)发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化瓷在英国收藏界的地位》、德国德累斯顿艺术馆东方部主任Cora(科拉)发表了《德国德累斯顿陶瓷馆德化瓷藏品概说》、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卡内帕・特丽萨发表了《17世纪末侣世纪初销往欧洲及美洲新大陆地区的中国白》等精彩论文。
“德化白釉瓷塑举世无双、誉满全球，致使拥有制瓷实力的景德镇在瓷塑技艺上也自叹不如。”“17世纪的德化窑完全是世界官窑”“从其他艺术品中寻找创作灵感是明代德化窑瓷器一个显著的特点。”“明代有些瓷工未曾想到，他们的瓷器或许一辈子也进不了紫禁城，可是却成了奥古斯都大力王这个皇帝挚爱的收藏品。”……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不断抛出的新鲜观点让人折服，他们用图片展示出的大量精美瓷器让人惊叹。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探讨了德化窑这个民间大窑厂、外销大窑厂所产陶瓷的内涵以及德化窑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政治等交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岛只隔一条宽600米的鹭江，轮渡5分钟可达。面积1.87平方公里，2万多人，现为思明区所辖。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方有一个巨大礁石形成的海蚀洞，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所以人们就将这块礁石称为“鼓浪石”。鼓浪屿也因此而得名。
这样一座小岛的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可考证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代。据记载宋代有一户李姓人氏上岛开发，捕鱼耕作。之后繁衍兴旺，逐步形成了“内厝澳”（“内”系“李”字的厦门话谐音），这便是鼓浪屿最早的形成。到了元代，厦门设立“千户所”，鼓浪屿也有了兵员守御。明初年厦门设立“中左守御千户所”鼓浪屿开始设立汛口，建有墩台，派弁兵防守。嘉靖间，参将玉麟抗击倭寇于鼓浪屿海面。万历元年，泉州同知丁一中在日光岩上题写“鼓浪洞天”四个大字，这是鼓浪屿正式得名。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据进门厦门两岛为根据地，屯兵鼓浪屿，训练水师。鼓浪屿上至今尚存有当时所建的“龙头寨”寨门。时至清初，鼓浪屿澳成为厦门五大澳之一，商船、渔船云集，相当繁荣。时期，西方殖民者侵入中国，鼓浪屿也于一八四一年八月被英军强占。之后的二十年间，外国列强势力对厦门和鼓浪屿的侵略全面展开，并且迅速地扩展和深化。一八四三年一月，英国首先在鼓浪屿设立“领事事务所”，接着，德国、美国、法国、日本、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竞相在岛上设立领事馆，使鼓浪屿沦为“公共地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独占鼓浪屿，直至我国抗战胜利。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鼓浪屿解放。之后，鼓浪屿一直是厦门市的一个行政区。
二〇〇三年，鼓浪屿撤销行政区，归属于厦门市思明区。区划调整后，鼓浪屿以“万石植物园风景名胜区”成为旅游新兴景点。
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记录，而文化便是在这种积淀、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鼓浪屿引起历史原因，成为近代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复合的缩影。作为闽南文化中的一部分，鼓浪屿文化中有着许多固有的部分，例如有着以海为生、贩海兴利的海洋文化发展的传统，也有着特别强烈的敬祖认宗、叶落归根意识。但与此同时，海外文化基因也引来了不少的文化互动。因为最早成为通商口岸，鼓浪屿较之其他地区更早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岛上的众多西式建筑与普及的西洋钢琴艺术便是文化西化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鼓浪屿即有着典型的闽南文化特征，又十分西化。多元文化汇集融合与此，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复合的文化特征。
2 鼓浪屿旅游品牌建设基本现状及主要问题
鼓浪屿旅游景区可谓是近几年旅游的热点，但与络绎不绝的旅客形成对比的是，鼓浪屿旅游景区只是单纯地依靠现有景点进行一定的推广，除了日光岩、菽庄花园等常规景点外，鼓浪屿对于现存人文景观、文化遗产的挖掘自少之又少。因此，现今到鼓浪屿的游客大都是走马观花似的往来于各个景点之间，旅游的整个体验可谓十分被动。如此的现状应该归结于鼓浪屿旅游景区并没有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它的位置，简而言之就是品牌定位不明确。而定位的不明确则是因为没有对区域文化作出深入的分析研究。如何从文化层面上找寻到旅游品牌独有的“卖点”，是鼓浪屿景区建设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此外，鼓浪屿至今为止仍没有系统形象识别系统，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推广与发展。在鼓浪屿上，唯一能够称得上是标志的，就是轮渡码头上“鼓浪屿”三个大字，但在相关的旅游产品、宣传推广中却鲜有应用。形象识别系统方面的空白使得鼓浪屿旅游标识与相关产品的开发都十分混乱，包括地图、礼品等，都给人“各自为政”之感，因为出自不同人之手，设计元素、风格都十分迥异，成不了体系，也就无法达到树立品牌形象的目的。
3 如何推广鼓浪屿旅游品牌
根据上文对于鼓浪屿旅游品牌建设现状及主要问题的分析，要推广鼓浪屿旅游景区，首先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定位。品牌定位是建立或塑造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的过程。而品牌定位实质是明确品牌应当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何种印象、何种地位，向旅游者传递一种旅游地能够带来的氛围和感觉。个人认为，鼓浪屿旅游景区的定位应该以“海上花园”与“租界历史街区”相结合。“海上花园”体现小岛秀美自然风光，碧波、白云、绿树交相辉映，处处给人以整洁幽静的感觉，吸引着以度假休闲为目的的旅游者。另一方面，鼓浪屿上的每一条路、每一个院落、每一座建筑都仿佛是一本本厚厚的历史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都会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而“租界历史街区”的定位就旨在展现鼓浪屿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旅游者徜徉于小巷中，细细品味。有了明确的定位，还必须以视觉化表现的方式来传达给受众，因此，形象识别系统的设计对于鼓浪屿旅游品牌的推广也是至关重要的。鼓浪屿亟需一套VI系统来突出整体其品牌形象。而标志设计是鼓浪屿形象识别系统中的核心和基础，鼓浪屿的标志必须很好地代表小岛本身，在造型与颜色的运用上，既要反映鼓浪屿山海相映的特色，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来源。如图所示，标志的造型以波浪为构思基础，又因为鼓浪屿被称为“琴岛”，为突出这一点，标志中也融入了低音谱号的形象特征。在颜色方面，主要运用了绿色与蓝色，分别象征自然与大海。除了标志等基础部分之外，这一套VI系统的设计内容还包括旅游地指示系统、旅游地交通设备视觉形象、旅游纪念品等其他应用部分。应用部分必须围绕标志、标准字体开展设计。规范全面的VI系统能够将旅游地的信息资源有利地整合，以视觉表现导引或帮助旅游者全面感知旅游地、消除生疏环境带来的不安心理、对旅游地进行延续性宣传。
【关键词】化州；跳花棚 ；跳傩；术特色；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J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63-02
粤西化州地区的“跳花棚”，又叫“跳傩”，它的特点是戴着木制面具进行表演，在茂名、化州等地甚是闻名。作为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跳花棚”是古代中原傩舞与当地风土习俗融合产生的。传统“跳花棚”的面具是由樟木制作的，随后逐渐演变为如今的草编面具。“跳花棚”从明末流传至今，以它独具一格的造型，搞笑、夸张、粗犷的舞蹈动作受到化州人民的喜爱，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从化州“跳花棚”的历史渊源、表演形式、舞蹈呈现的风格特点入手，试论化州“跳花棚”的艺术特色。
一、悠久的历史渊源
化州地区的“跳花棚”又叫跳棚舞，是人们脸上戴着面具进行傩舞表演的活动。它起源于福建省福州市，流传到化州是明朝末期。根据考察记载，“跳花棚”曾经在化州的榕根、长尾公等村流行，但是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只在长尾公村流传下来。据地方志粗略记载：“明、清两代，化州等地区觐光门外沙洲为棚，城乡社会择善歌者，着童子傀衣、傀巾，夤夜持铃奏歌载舞，奏鼓响乐，上下坛场而缓缓步伐。”这种表演称为“跳傩”。“傩”是上古时代人们驱鬼、敬神的一种祭拜仪式。由此可知，化州“跳花棚”作为傩舞的一种，是粤西等地民间风俗文化的体现，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迷信色彩。粤西等地的风俗文化主要是由唐朝至宋朝时期大量居民迁入粤西等地而形成的。他们既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又带来了各自的宗教礼仪，丰富了粤西的文化。
因此，化州“跳花棚”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不仅彰显着吴越文化、本土中原文化的特点，还结合了自己的文化精髓，使傩舞艺术表演独树一帜。
二、丰富的表演体态
（一）表演形式和表演风格的演变
传统的化州“跳花棚”与现在的“跳花棚”，在舞蹈形式和表演风格上有一定的区别。《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中有过记载：“‘跳花棚’是根据‘傩戏’的表演形式进行的，面具是根据戏曲人物造型佩戴的，表演是按照十八个固定‘科本’（或唱本）演出的。有些表演形式如‘接神科’或‘安座科’等，人们都是跪拜烧香，嘴中吟诵着经文，这样有些类似于农村每年春节时的‘游神’。”
这种表演形式是道教活动的典型代表。传统“跳花棚”的主要表演风格具有幽默夸大和搞笑粗犷的效果。但是，现在的“跳花棚”在表演形式和表演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化州“跳花棚”表演内容
多数情况下，“跳花棚”在每年的小雪节气到大雪节气之间选日子举行，每次表演都会进行一天一夜。在大家一起定的表演日子里，“跳花棚”还有固定的科本顺序，即接神、安座、开棚门、小孩儿、道叔、秀才、后生唱歌、依前、陈九、锄田、钓鱼、判官、监棚、送虫、量棚、八仙等，在搭建好的跳棚台上进行表演。每一个场次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表演内容，在传统的跳棚舞蹈中，这些舞蹈内容代表着驱鬼求祥，祈祷美好等愿望。“跳花棚”表演阵容强大，有的是十几人，有的则多达百余人。比如“道叔”这一场，是由道叔等六个不一样的人物，脸上带着面具，头上戴着不同的头冠，穿着各式各样的古袍服按照顺序出场，在敲锣打鼓奏乐中跳着“转身托腮”等不同的九个动作，一边跳还一边吟唱着“鬼仔调”，祈祷风调雨顺、五谷登丰，祈求平安。“秀才科”表达了多纳贤士才子的愿望。“跳花棚”的十八科表演中，表演者戴着民间搞笑神秘的面具，形态幽默，舞步有节奏感，并且和日常的劳作场景、祭拜鬼神仪式相结合，充满了欢快祥和的气氛。
传统“跳花棚”的许多场次（或科目）所表演的舞蹈内容，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于是，现在的“跳花棚”在表演科目中从传统的“十八科目”变为现在的“锄田”“道叔”等具有较重要艺术价值的科目。现在的“跳花棚”表演时长也从传统的一天一夜缩短为十分钟，并且在之前的表演内容上加入现在的舞蹈编舞方法，又融合了古典舞蹈的动作，使得“跳花棚”更具有表现力，并向艺术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的化州“跳花棚”并没有改变之前的风格特点，表演内容还是围绕着劳作丰收、日常生活、爱情情感等展开。
（三）“跳花棚”的舞蹈动作形态
根据考察图片中“跳花棚”的舞蹈动作形态，发现表演者都有共同的一个动作，即大八字半蹲的马步。傩舞艺术的重点特征就是马步，因此，化州“跳花棚”继承了“傩”舞艺术特征。马步作为学习武术最基本的桩步，它的姿势像骑马并且像桩柱一样稳健。表演者要双脚跨开，宽度要宽过两肩距离，呈半蹲姿势。马步下蹲要稳健，保持较好的平衡，这样才不容易被别人击倒。蹲马步的重要特征便是要蹲稳、蹲深。马步的稳健是傩舞最基本的舞姿了。“跳花棚”与傩舞有很深的渊源。“傩”是驱鬼除邪、祈愿美好的愿望表达，最主要的目的是驱鬼除邪，它是中原的祭祀方法。马步稳健有力度，节奏感强，代表着“傩”的表演过程是与邪恶鬼魂的博弈较量。而“跳花棚”鲜明地继承了傩舞的特征，无论是什么样的表演动作都是在马步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马步的动态范围比较狭小，在不改变马步的基础上，依靠双脚蹬地跳起来，因此，“跳花棚”的基础动作便是蹲马步。可见，“稳”“沉”“蹬”“跳”是化州“跳花棚”舞蹈的基本形态。
三、“跳花棚”多样的面具与道具
“跳花棚”表演者戴的是傩面具。在我国悠久的面具文化传统中，傩面具有丰富的色彩，它的作用至今还在傩舞中发挥着作用，是傩祭和傩戏艺术表演的重要特点。由此可见，傩面具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在何时，迥异的面具代表着不一样的角色。传统“跳花棚”的面具由樟木进行雕刻，加工者再根据角色特点进行绘制。如今的面具改进了制作材料，用稻草编织而成，制作时人力及时间成本有了一定的降低。
在道具上，也是按照角色特点来制作的，与面具相同，有些道具被保留下来，同时也新增了不同的农耕农具，如锄头、勺子等。
四、化州“跳花棚”的文化特色
（一）带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特色
广东省化州地区的“跳花棚”，带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特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该地区居民是从福建迁徙过来的，与南越杂居，既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又带来了各自的宗教礼仪，将闽南风俗文化融合进来，丰富了粤西的文化。因此，在宋元年间，多数闽南人移民到了粤西，所以傩祭俗仪都继承了吴越文化的特色。例如，在“跳花棚”的花棚舞科目中，表演者唱的“卖鸡调”，同时又称作“灵鸡语”。“灵鸡”就是当时百越族系中的图腾。此外，百越族系中有一个“稻作文化”，是古人们所崇拜的代表美丽、美好的“禾谷夫人”，同样也是“跳花棚”祭神仪式中的一部分。
（二）受道教的影响颇深
化州的“跳花棚”深受我国道教文化的影响。道士（又称“喃呒佬”）是整个“跳花棚”活动的主持人。喃呒佬最开始是主持民间祭拜神灵活动的人，但受到道教的影响，他们又被称为“道公”，其头上戴着道冠，身上穿着道袍，并且采用道教的祭拜习俗。道公的祭拜仪式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跳花棚”。在它的祭祀活动上，所谓的道士要把神像恭敬地请进搭建的花棚中，并向其敬酒、祭拜，同时嘴中还要吟唱。
（三）传承并创新了“傩文化”
化州的“跳花棚”是傩舞的一种，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它和傩舞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跳花棚”继承并发扬创新了傩舞，成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欣赏价值的舞蹈艺术，它在表演形态、道具、面具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跳花棚”彰显了鲜明的“傩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艺术。
“跳花棚”表演动作中的重点是“道叔科”里的动作，即撇里或撇外、跪着群斗、乱扔果子、扭身托腮帮、脚踢着球、手插花等，马步是傩舞的主要动作，其主要特征是稳健。化州的“跳花棚”传承了传统宝贵的“傩文化”，并在历史发展中对其进行了创新。
（四）化州的“跳花棚”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化州的“跳花棚”以它悠久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地方特色、丰富的表演体态，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其有着千百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我们既可以追溯化州“跳花棚”的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又可以在这些渊源中根据跳棚舞的表演体态和表演风格，探究到从古至今当地人的风土习俗、文化情感、等。此外，@也为我们了解和探究广州省化州地区经济、人文发展等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由于历史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化州的“跳花棚”也对其表演内容和形式等进行了创新，例如，现在的“跳花棚”表演时长从传统的一天一夜缩短为十分钟，并且在之前的表演内容上加入现在的舞蹈编舞方法，又融合了古典舞蹈的动作，使得“跳花棚”更具有表现力，并向艺术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跳花棚”作为一项宝贵的民间传统艺术，我们理应继续将它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思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关键词：雷州方言；古语词；承继；雷剧《秦雪梅》
雷州方言是雷州半岛的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及湛江、茂名市郊的部分地区、廉江、电白、吴川、阳江等县市部分地区居民所使用的一种次方言，亦称之为粤西闵方言。因为雷州半岛上居民的祖宗，大多是由福建省经粤东迁徙而来，因而归属于闽南语系。雷州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这既是一种鲜明的方言特色，同时也彰显了传统文化打在方言上的深刻烙印。以下，笔者以雷剧《秦雪梅》为例，试建构起雷州方言词汇与古语词之间的联系。
一、人称代词：“ ”
《集韵・模韵》：“ ，俗字。”是雷俗字，且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是老婆，其二是妗，其三是家婆的含义。在《秦雪梅》一剧中应当表妻子的含义：
（1）不讨子儿不讨 。
（2）讲是以前未娶 。
以上两个例句皆是秦雪梅对陈世美无情抛妻的控诉，指责他考取功名利禄后就抛妻弃子，忘却了从前对她的承诺，故 是表达“妻子”的含义。 ，波何切；妇，《唐》：“房九切”；《集・》：“扶缶切”；《正》：“房缶切”；《f文》：“服也”；《雅・H》：“子之妻D”，可见妇与 在雷州方言中不是读音亦或表意都较为相似，因此笔者猜测 是雷州歌剧的新造字，对 的解释还需要回到“妇”字作为“妻子”之意的理解上：
（3）《诗经・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4）古乐府《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回到 字在雷剧中具体的语境便可发现，该字除了表“妻子”之意，还有着为人儿媳的意思，而这在古语中同样有了相应的用法：
（5）《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G。”（妇姑勃G指的是婆媳之间的争吵）
（6）《左传・襄公二年》：“礼无所逆，妇，养姑也。”
雷州方言中对儿媳的称呼特定为“新妇”，其用法同样承继了古代的用法：
（7）《后汉书・周郁妻传》：“郁骄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郁妻）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
从以上例子不难发现， 与“妇”皆有人妻之意。且从语音的角度出发， 与“妇”的读音完全一致。据此笔者揣测， 应该是由“妇”而衍生的新字。先前有学者指出，雷剧存在乱造方言字的倾向。方言大多都有一些有音无字的音节，亦或是人们暂且不能将音与相应的字对接上，因此就会习惯性地取一个音相近的字去替代。不仅仅雷州方言有这样的状况，粤方言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如广州方言中的“睢薄O”即是配合方言沟通的新造字。
二、名词：“青盲”
“青盲”在现代汉语中指的是“黑睛与瞳神之气色、形态正常，惟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失明的慢性内障眼病”，而在雷州方言中多指“瞎眼”，从雷剧《秦雪梅》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例子：
（8）主上青盲招才郎。
这句话意思是皇帝瞎了眼才会招陈世美做官。秦雪梅的这句言辞旨在一阵见血地指出陈世美品行恶劣，因此主上青盲绝不是指白内障的眼病，因为句子的核心在于“招才郎”行为的失妥，因此青盲意指“瞎眼”。古语已有这样的用法：
（9）《诗・大雅・灵台》：“瞍奏公。”疏：“有眸子而无睹曰，即今之青盲也。”
（10）《墨客挥犀》载杨某尚书诗：“一心更愿青盲了，免见高家小马儿。”
（11）《说文・目部》：“盲，目无牟子也。”段玉裁注：“无牟子者，白黑不分也，今俗谓青盲。”
由上例可知“青盲”一词古义主要是指瞎眼，而不是现代汉语里面特别指明的某种眼疾。在雷州方言中，“青盲”一词通常是以骂辞的形式出现，比如“汝呀个目青盲”，意思是“你这个瞎了眼的”，通常是指责对方没有把事情了解清楚就胡说一通或是为所欲为；“死早青盲鬼”，这是雷州当地人民指骂的常用语，意思是“这个该死的人儿瞎了眼”，表现出对一些不可理喻的人及其行为的憎恶，但也可能是一种日常化的戏谑，并没有特定的辱骂指向，“死早”并不是真的死的早的意思，是雷州方言中的俚语，只是一种骂辞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字面意思的理解。
三、动词：“食”
“食”在雷州方言中泛指各种摄食的活动，包括饮、喝、吸、吞、吮、啃等皆能用该字表示，如“食水”、“食饭”、“食苹果”、“食药”等。在雷剧《秦雪梅》中亦有着这样的用法：
（12）食碗冷水私私想。
在普通话中，一般用“喝水”来表达这一动作，粤语则用“饮水”，而在雷州方言里表达为“食水”，这亦是有着悠久的使用历程：
（13）《礼记・大学》：“食不知其味。”
上例中“食”的对象涵盖了各种食物，可见在古代，“食”包含了广泛的对象。如今雷州人民在谈论与吃有关的事情时也是用“食”，而不会用特定的“喝”、“饮”、“啜”，而是泛用“食”，比如“食水没”、“食苹果”、“食汤”等，都用“食”来表示吃的动作。
通过以上例证不难发现，雷州方言最突出的特征即是承继了大量的古语词，但并非是由古至今一成不变的。事物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方言亦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语言逐渐伴随着人们的迁移以及约定俗成的演变而变化，但也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变化同样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不论文字的概貌亦或是字义与原初有着怎样的差距，都始终处于特定的框架内，因此通过对辞源的探寻，终能窥见其本初含义以及演变行径。笔者借助雷剧《秦雪梅》，从名词、代词和动词三个方面粗略提取了相应的古语词，然而不可否认，方言中古语词的承继现象是一个亟需深入探研的课题。我们期待以古汉语与广东方言这一研究视角，能窥探到雷州方言熠熠不衰的光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陈大进.雷州话实用字典[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3]林伦伦.粤西闵语雷州话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湛江市文化局.雷州民俗文化[M].湛江：湛江文化局，1991.
【关键词】 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台湾综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缘起
“学术问题在于回应时代的关切”。诚哉斯言，今日检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历程，绝非要发临渊羡鱼的思古幽情，也并非文化缅怀的情感消费，而是要从正反两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而为摆脱华语电视圈因袭模仿或主动承接之“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开发原创性的华语综艺节目提供镜鉴与学理依据。众所周知，尽管电视综艺节目作为门槛为零、流行面广、接受者众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似乎每个观众无论政治倾向、社会层级、职业身份、教育水平、审美趣味的高低贵贱，似乎都可以大言不惭、堂而皇之地放心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一般公众看似微不足道的点赞评论、不无可笑的吐槽宣泄、毫无条理七嘴八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手划脚，亦受到为创意绞尽脑汁的广大电视人以及留心目标受众的广告主的高度重视，甚至部分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还会被虚心吸纳进项目企划案中，助推电视节目的改版升级、创新求变，让上述观众现实性地而非想象性地分有所谓的节目话语权。但是话说回来，受过科班训练的学院派专家，建基于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事论结合”的论说理路，毫无疑问地要比水平参差不齐、出身天南地北、立场五花八门的众多网友，基于一时一地的观看经验而在网络空间（如BBS论坛、人人网、微博、微信朋友圈等互动平台）不吐不快的大放厥词而更具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尽管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门户网站娱乐版块的记者、编辑，身处娱乐现场一线而与艺能界联系热络、互动频繁，许多人在事实上还参与此类节目的制作流程与市场推广，通常具备局外之人所不具备的工作履历与行业经验，从而能够得出不少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灵光一闪的一孔之见，往往只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的心得体会，东鳞西爪、只言片语的杂感印象，基本属于“摸鱼式”的技术性、表象化的经验层次，没有上升到具有指导意义、普遍价值的形上层面，因而内在学理性自然不强，外在效用性亦属有限。若联系其所处之敏感位置，其话语立场大为可疑，乃须多重辩证。有鉴于此，认真梳理学界在这一论域的研究话语，将之与当下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具体文本进行互文阅读，深入探勘当中所潜藏的繁复关联，其价值无需多言，其必要不容置喙。
二、学术话语中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
总的来讲，汉语学术界特别是内地学者关于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点、线、面皆有覆盖，大体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大跨度、高概括”之宏观层面的总体研究，一种是“小切口、深分析”之微观层面的细部刻画。“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互有特色、各擅胜场的二者之间，形成必要而有趣的互补关系与对位结构，前者致力于建构线索清晰、包罗万象的整体图谱，后者则走向具体精微、各具特色的个案研究，前者以后者为言说基础，后者以前者为更高目标。先说大开大阖的宏观研究，近年出版的两部旗帜鲜明地将台湾电视综艺节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得不提。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段鹏教授所著的《社会化的狂欢――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研究》一书。该书作者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在台湾世新大学访学期间，有感于“种类丰富、创意无限、插科打诨” [1]190的台湾娱乐节目，而产生对之一节目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愿望。这本专著在学理上界定出“台湾电视娱乐节目”这一概念之后，意味深长地将之凝练为精致单品型（内部又细分为游戏益智类、谈话类、歌唱类、健康美食类、美容时尚类五个亚类型）与综合包容型两大基本类型，并且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对其产生背景进行多维透视。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历时性描述法与共时性归纳法相得益彰、互相托举，其首先简明扼要地回顾五十年来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的嬗变轨迹，并且归纳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其次从节目的构成要素（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主持人、嘉宾）入手分析其审美特质，进而从制作模式（时尚前沿的制作理念、“支架式”的制作模式、体系化的包装样式、本土化的良好重塑、主持人品牌化、制造轰动效应）与运营方式（高度市场化下的商业化隐形运作、多元化盈利模式、娱乐产业化）两个维度指出其给予大陆方面的启示意义。最后作者借助传播心理学的“刻板印象”概念，反思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对祖国大陆的偏见构成，并且批判性地剖析其内容低劣化、恶俗化的表现及其成因。
除此之外，福建师范大学陈炜副教授亦在同年出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俗世之镜：台湾综艺节目研究》一书，与前书一道对这一领域进行纵深推进。陈炜本人身份特殊、经历丰富，其在金门（台湾当局实质控制的福建领土）出生，少年时居住在与金门隔岸相对的特区厦门，现在工作在省会福州，为其观照台湾综艺节目的多样景观及其在祖国大陆的曲折传播，提供一份独特的复合视角，亦为其搜寻资料打开方便之门。陈炜在书中《绪论》就发人深省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阶段的20世纪60到80年代、繁荣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众议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在这之后，作者点面结合地逐次分析歌唱选秀类节目的造星策略与剧场张力、游戏节目的生产机理与消费机制、综艺谈话节目的隐私挖掘与过滤原则、政治模仿秀的颠覆崇高与解构神圣。作者并不停留在文本本身的现象描述与特征概括，而是联系到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外压力之下的生存焦虑，即外部日本电视水银泻地般的长驱直入，内部逼仄空间毫厘必争、锱铢必较的收视争夺。作者曲终奏雅、回归原旨，指出台湾综艺节目，“为大陆同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2]210，也为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提供了解台湾的重要管道，最终提出同根同源之两岸综艺节目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除了上述两部专书之外，另有一些著述亦对台湾电视综艺节目进行鸟瞰式的面上观察。例如，李献文耗时十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电视文艺纵览》一书，就作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其所述观点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所立框架为晚辈继承袭用，构成今人难以绕开的研究起点。该书的第二部分《综艺篇》，颇见功力地将台湾综艺节目分为“初创与发展”、“繁荣与进步”、“成熟与多元” [3]1-2三个历史阶段。其在第三部分《主持篇》首先回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曲折前行的发展历程，其次分别简要介绍了各领的名牌主持，最终也善意地批判了部分主持人在商业效应驱动之下肤浅媚俗的诸种表现。令人可惜的是，这部经典著作由于撰写时间较早，材料收集范围有限，无法反映发轫于世纪末互联网络技术对于电视的巨大冲击，更不能呈现新世纪政党轮替之后社会生态变化之于电视媒体的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在论述广播电视发展史、介绍优秀电视节目的时候，亦对台湾综艺电视节目青睐有加而给予特定篇幅。这些相对分散的论述，当中不乏有闪光处与启发点，值得今人进行耐心萃取与揣摩学习。例如，汪文斌、胡正荣两位先生在《世界电视前沿Ⅲ》中就从台湾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三台鼎立的节目设置、两大电视节目形态之一的“娱乐”和节目主持人等方面，描述其传播现状与传播形态。无须讳言，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研究显然不能自我设限、不及其余，其必然要嵌入到台湾电视与社会历史互动发展的关系研究中来。有鉴于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飞宝先生与张敦财所编著的《台湾电视发展史》、“作为中央电视台首批住台北机制之一” [4]4王文昌先生的《通过电视看台湾》等著作都成为研究者理解其间之互文本关系的重要参照。
通过某一种理论之光烛照或者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如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波德里亚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等，实现对某档综艺节目进行具体研究，亦为初学西方新学理论且本身对综艺节目感兴趣的年轻学者所偏爱。例如，《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超级星光大道》等海峡两岸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综艺文本，庶几成为各式后学新知大显身手的理论演武场。根据CNKI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部分新闻传播类与艺术类的专业期刊以及某些地方大学学报的特色栏目乐于刊载此类论文，使得后人得以在其所做工作的坚实基础上，超越普泛化、浅碟化的单维介绍，进行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重访、多角度审视，进而形成系统性、立体化、全景式的整体论述话语。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论文尽管数量众多、蔚为大观，层出不出、屡有佳作，几乎覆盖了台湾电视综艺发展史上的知名节目与品牌主持人，但却呈现出表象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的状况，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进而言之，其大多驻足在绵密阐述“是什么”的问题表层，而没有进一步打开内中的话语褶皱，真正深入到“为什么”的问题内核，更缺乏在更加宏阔的大格局（如全球化与本土化互相激荡的历史背景、“全媒体多屏时代”的媒介语境）下，给出“怎么做”的合理对策与可行建议。不惟如此，由于不少论者对舶来理论还是停留在一知半解、鹦鹉学舌的初级阶段，而无法如盐入水般地熟练使用相关理论对相关文本进行鞭辟入里的到位读解与返回文本现场的重新测绘;要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某档节目缺乏“同情式理解、理解式同情”的学术公心，而只是单凭研究主体的个人主观好恶与主流审美趣味进行直观判断，而难以对综艺节目及其关系网络施行恰如其分的坐标定位，以及对节目灵魂的主持人本身进行合乎实际的公道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很多研究生特别是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为代表，也纷纷以台湾综艺电视节目作为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项缪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的综艺节目研究》，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地论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形态、内容、社会性征、在娱乐产业版图中的位置，及其对大陆综艺节目发展的借鉴意义。考虑到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跨度长达五十年，若要一一述说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远非区区数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所能够涵盖，缘此有的同学便选择具有特殊意涵的某一时间截面来进行研究。如河北大学王伟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解严”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状况探究》，聚焦在“解严”之后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包括在节目形态、节目理念、经营方式的演变，主持人主持风格、主持特点、典型人物的分析，以及综艺娱乐节目和主持人在发展过程中陷入的悖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5]1。此外，台湾地区所特有之浓厚“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的媒体现象，亦是年轻硕士的笔锋所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米若曦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娱乐化现象之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郑骁骁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政治秀”的解读》和吉林大学杨婷婷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政治娱乐化现象》就紧扣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脉动，结合具体节目文本详细论述了这一奇特的媒介奇景，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文化语境、社会制度、受众心理、媒介生态” [6]2。值得一提的是，从台湾综艺节目在大陆传播的图景绘制，进而延伸到海峡两岸综艺节目交流合作、互动发展的充分探讨，进而思考“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及其路径，宛如巨大磁石吸引了关注目光，不仅前述论文的篇末无一例外的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亦有部分同学直接以之为题做正面研究，如福建师范大学杨思萍硕士的学位论文《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在大陆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白海天硕士的学位论文《电视综艺节目的品质与品牌构建――台湾综艺节目的制作体制及其对内地的借鉴意义》、复旦大学黄聿清博士的学位论文《两岸电视观众收视行为之研究――兼论其对两岸节目规划合作之意义》。总的来说，上述学位论文问题意识明确，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少，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但大多能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焦点群体访谈、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既重学理研讨，又有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两岸共同文化记忆中的台湾综艺节目
“镜像的现实，历史的倒影”。在娱乐消费不够精致或曰相对匮乏的不远年代，在精神生活不甚富裕抑或刻板单一的时间节点，在“寓教于乐”还是大陆娱乐活动之当然主轴的往昔岁月，来自海峡东岸宝岛台湾的电视综艺节目，藉由躲躲藏藏地翻录模糊不清的录像带、战战兢兢地私接卫星天线、半遮半掩地购买盗版光碟，合理但不合法地使用各式软件（校园FTP、BT、“电驴”、迅雷等）如饥似渴般地疯狂下载、乃至最终正大光明地在网络视频分享网站（土豆、优酷、56、酷6等网站）在线观看等诸多管道，历时性生成的众多节目得以如潮水般共时性地涌进海峡西岸，并以血缘相亲、语言相通、文化相承、地域接近的闽南地区为轴心，渐次向整个大陆开疆拓土、急剧扩散。其所显影之幽默诙谐、轻松搞笑的主持风格，扣人心扉、颇接地气的叙事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斑斓多姿的呈现样式，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地超越时间界限与空间阻隔走进千家万户，迅速俘获各个年龄层次、职业界别特别是年轻学子的眼球，于不期然间成为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学生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悄然成为海峡两岸青年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构华语世界共同分有的审美经验与集体记忆。毫不夸张的说，不少业已步入职场、艰辛打拼的“80后”，在现代性怀旧作用的催化之下，满怀深情回忆昔日无忧无虑之校园生活与青葱可人之学生时代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提到其时宿舍内外、精力过剩的一群闲人，围绕簇拥着尺寸小的可怜、清晰度不高的一台电脑屏幕，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地集体赏鉴，并且不时高声插话、肆意评论《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等台湾综艺节目的欢乐场景。凡此种种身心一体、毫无免疫力的群体性狂欢卷入，似乎生动地诠释着曾经常年往返两岸、熟稔两地节目制作模式的一代知名综艺主持人高凌风先生在台湾综艺节目如日中天黄金年代时的一句名言，“大陆综艺至少落后台湾二十年”。 [7]
现在看来，在彼时凌风拥有充足的理由乐观，他的豪言壮语并非耸人听闻、感觉良好的夸大其辞，其不仅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如另一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李方儒亦曾面对内地记者而“谦虚地”认为“大陆综艺节目至少10年才能赶超台湾”），亦是长期追剧之圈外人士的共有观感，然而所谓日中则移、月盈则亏，随着时过境迁、事易时往，自信满满的斯人，已然随风而逝、驾鹤西去，但在短短数年之间，情况对比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快速位移，整体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在经济成长与国民所得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的时代语境中，曾经小心翼翼、满腹虔诚地在港台背后有样学样、亦步亦趋的内地综艺节目，已经将曾经敬重的“老师”远远地甩在身后。其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在根本上是得益于大陆遍地商机、惊喜无限的发展潜能与硕大无比、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GDP达到636463亿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晋升10万亿美元俱乐部，并以7.4%的增长速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遑论经济成长低迷不前的台湾地区。与之相伴而行的是蜂拥而来、“不差钱”之天量广告经费的有力支撑，例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第一季的冠名费为1.5亿元人民币，第二季同比增长57%而达到2.35亿元人民币，至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冠名费就达6000万元人民币、第二季则上升到2亿元人民币，第三季依然同比增长25%而上探2.5亿元人民币。至于近日更传出伊利集团以5亿元人民币冠名2015年《爸爸去哪儿3》，这足以让节目冠名权受限（即“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现在节目当中，同时不得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的台湾同行垂涎三尺、艳羡不已。正所谓财大方能气粗，雄心勃勃、磨刀霍霍的大陆同行，据此似乎拥有源源不断、不计成本的巨额制作费用，仅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其一集预算就达到1000万人民币，百倍于全台湾地区制作预算最高、50万元新台币一集的谈话类节目《康熙来了》。为了一步到位地接轨国际，一劳永逸地干掉对手，较之小本经营、精打细算的台湾方面，内地同仁往往祭出“大片”制作的竞争法宝，一方面不惜血本、一掷千金地向英国、美国、荷兰、韩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购买电视节目版权，并且高起点、大手笔地适时引入国际化团队，另一方面又在超越简单横向移植、正经阅读“制作宝典”与努力参悟“说明书”之余，密切结合在地观众的审美期待视域与情感体验方式，创新性地进行富有成效的本土再造与重新演绎，在全球本土的时代情境中营构了一个又一个眩人耳目、动人心弦的视觉奇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屡创新高、惊世骇俗的收视奇迹。应该承认，藉由“创造性转换”与“转换性创造”的大陆电视综艺节目，无论是外在数量，抑或内在质量，较之既往提升明显，较之对岸不落下风，可谓脱胎换骨、今非昔比。当中最为明显的重要例证，就是以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为代表之大陆一线卫视的部分综艺节目，甚至来势汹汹地实现了对长期自诩“电视综艺王国”台湾的惊天逆袭，刹那间受到岛内观众的广泛注意与热烈追捧。或许就在几年之前，大家很难想象到台湾东森电视台，为“拼收视率”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别出心裁地假借“新闻报道”的名义规避台湾地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法律监管，于2013年4月某日破天荒地全程直播“我是歌手”的总决赛，甚至不惜让当晚10档的时事评论节目《关键时刻》为之让路。东森此举石破天惊，虽被对岸的湖南卫视隔空指控为“侵权盗播”，但亦收获“每分钟拥有48万观众收看”（亦即2.15%的较高收视率）的收视景况。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同样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台湾中天电视台亦不甘落后，不顾台湾当局关于大陆电视节目若在台湾地区整集播出须经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与“文化部”等相关部会同意的有关规定，同样采用“准直播”之打插边球的灵活方式对此进行同步报道，而与东森一道共同遭到“通传会”发函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并到会陈述。不言而喻，这一闹得沸沸扬扬的“盗播”事件极具标杆意义，其一方面意味着曾经在华语世界风光无限、哺育了祖国大陆电视综艺的台湾综艺节目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另一方面标志着大陆综艺节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然告别邯郸学步的机械模仿，走向成熟、攀向巅峰的全面崛起。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职是之故，岛内媒体无论蓝与绿、左与右，不约而同地纷纷跟进解读、深入剖析“盗播”事件，从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上与现实实践领域中掀起轩然大波，显然其并不止于两岸华语媒体之间为“博眼球”而做通常意义的营销“炒作”，更进一步地在社会公共空间引发热议、影响持续发酵。举其要者而言，立场亲近大陆的平面媒体《旺报》，虽然对此分析较为理性平和、持论较为客观公道，但仍以不无忧虑、略显失落的口吻指出，“过去台湾综艺节目领先大陆毋庸置疑，但如今大陆不惜重金买进欧美版权、高价聘请一流明星与制作团队，制作出效果惊人的好节目，进而吸引观众的目光，再以冠名费等名目获得巨额的广告收益，良性循环下创造出更多品质精进的作品，已有带领华流崛起的气势。”[8]至于绿营媒体《自由时报》则在色厉内荏地高声指责台湾媒体的“抬轿”举动之后，亦忧心忡忡地进行“为什么大陆可以做出这样的节目”的深切追问，反躬自省地做出“为什么这个节目可以如此成功”的深刻检讨。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研究热点;计量统计;内容分析;2011～2013年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01/02-0001-07
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学前教育被单列一章，从“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职责”和“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等方面显示了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高度关注。随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11月底，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具体工作。12月初，在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刘延东国务委员作了重要讲话。自此，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势头相对较猛的三年。幼儿园课程是促进幼儿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幼儿“在园一日生活中获得有益学习经验”“身心”得到“全面发展”〔1〕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此，学前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硕博论文、相关论著及相关论坛较多反映了幼儿园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基于此，本研究对2011～2013年间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收录在国家图书馆的硕博论文、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幼儿园课程研究专著以及各种会议上与幼儿园课程研究有关的学术报告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以期透视2011～2013年间我国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热点，并从中展望我国幼儿园课程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选取2011～2013年间出版的有关学前教育的学术期刊、学术专著以及正式答辩通过的硕博论文和相关会议论文中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其中的学术专著，不包括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教材。
研究者采用网络数据库检索和人工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先通过中国知网（CNKI），界定“时间”等检索项，输入“幼儿园课程”进行初步检索。对于未纳入中国知网的学术专著、学术会议中的相关资料，采取人工检索方式加以弥补，最终共收集到文献资料395篇（其中学术专著4本，硕士论文65篇，博士论文6篇，学术期刊文献310篇，学术会议报告6篇，报纸文章4篇）。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计量统计和内容分析。
二、研究内容分类
从总体上看，这三年来，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稳步上升态势，说明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者基于所收集到的文献，并参考有关课程以及幼儿园课程的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相对合理、全面覆盖的分类表。这其中，主要参考了施良方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2〕、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3〕、王春燕的《幼儿园课程概论》〔4〕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科教材。根据这个分类表，研究者将研究文献内容分成13个类别，分别是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幼儿园课程编制、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评价、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整合、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幼儿园课程文化、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农村幼儿园课程、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幼儿园课程与教师和家长、幼儿园课程领导力、国外幼儿园课程。
需要说明几点：（1）由于所收集的研究文献内容庞杂，在对相关内容进行归类时，研究者对类别作出了一些操作性定义规定。比如，将“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的研究界定为与实践相对而言的，对幼儿园课程所作的理论层面的思考，包括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功能、特点以及各种理论、模式下的幼儿园课程等。（2）有的研究文献可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别，比如有关农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问题，既可归到“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类别，也可归到“农村幼儿园课程”类别。为此，本研究根据研究文献的主要内容以及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及研究重点，最终将文献归为其中的一个类别，不进行重复归类统计。（3）对于所收集的学术专著，本研究也根据其主要内容将其归入一个类别。
统计结果表明，从2011年到2013年，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热点（依据研究文献数量）前六位依次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研究、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及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其余类别的研究文献所占百分比均不足5%。从中可以发现，虽然研究者对幼儿园课程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对于课程中两个比较重要的要素，即课程的编制和评价的研究并不多。
三、研究热点问题分析
1.幼儿园课程实施研究
有关幼儿园课程实施的研究文献共有68篇。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研究文献是对幼儿园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之一――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基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者学科视角分析幼儿园课程实施的过程、途径、方式和主体等。有学者从生态学视角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问题，认为幼儿、教师、家长和社区以及课程资源都是课程实施的要素，缺一不可。〔5〕受多元文化影响，幼儿园课程实施存在诸如课程的内在逻辑与幼儿的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家长与教师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有出入等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要着力构建形式与内容并重、适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体系。〔6〕构建这个多元文化课程体系，需要实现课程目标、内容、实施方法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7〕有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提出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幼儿园的课程目标，强调幼儿园课程实施要注重对话性、游戏性、体验性以及生成性。〔8〕除了对幼儿园课程实施进行宏观思考外，有学者在微观层面专门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的师幼“失语”现象，先“从静态层面入手分析幼儿园课程内容与权力控制的关系”，后“从动态层面分析幼儿园课程实施与权力控制的关系”，再“从课程实施中的教师行动出发，揭示了幼儿园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剥夺幼儿话语权利的社会现实”。〔9〕
对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实践探讨角度多样。许多学者从课程内容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讨论如何将武术学习内容有效融入幼儿园主题教学活动的，有讨论如何将民间工艺内容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有讨论如何基于艺术作品欣赏设计和组织舞蹈教学活动的，等等。也有学者对幼儿园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的主体问题。这些研究文献的共性是强调幼儿园课程实施要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要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要创设平等的师幼互动关系，等等。
有关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文献共有39篇。有一些研究集中讨论了集体教学活动的质量以及教学有效性问题。不少学者通过使用《中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对集体教学活动质量进行了评估，发现目前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感支持、教学设计与组织得分最高，目标与内容得分最低。〔10〕对农村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调查发现，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整体情感氛围和谐，教师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教学活动开展过程基本适宜，但教学支持水平参差不齐，教师大多缺乏教学机智;幼儿情绪体验较好，但思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11〕研究者努力寻找原因，给出建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类研究大多针对的是特定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因此结论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地域性、时效性限制也比较明显。研究者大多强调集体教学活动应当关注幼儿的已有经验，要确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选择适宜的活动内容，实现有效的师幼互动。有一部分研究关注了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语言问题，认为语言作为教师传递知识、与幼儿互动的载体，会直接影响教学活动质量。这其中对教师的提问语和应答语的研究最多。有研究发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存在数量过多、质量较低等问题。〔12〕教师的应答语则往往是在教师提问之后对幼儿回答的反馈，存在简单重复、机械单一、缺少有效总结提升等问题。
2.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
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文献共65篇，主要涉及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课程生活化、课程整合以及各种理论、模式下的幼儿园课程等问题。
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涉及到“幼儿园课程的美育价值”〔13〕“如何在环境中显现幼儿园课程价值”〔14〕“如何使幼儿园课程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15〕等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所谓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是指“幼儿园课程的决策者、设计者、实施者及学习者的需要与幼儿园课程的属性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16〕有研究者对当代“幼儿园课程价值取向的流变与反思”进行了梳理，发现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犹如“钟摆”，受“传统蒙学思想”“教育理论思潮”“课程实验的力度和广度”“时代精神”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几经变迁，今天已走向“和合”状态。〔17〕不少研究者强调，幼儿园课程要有“适宜性”，要“回归生态”〔18〕“回归自然”〔19〕。幼儿园课程“要让儿童在与教师的生命对话中”，将自己“原本内在的东西逐渐外显”，“展现自己的生命能量”，“进而不断建构智慧、建构生命”。〔20〕因此，幼儿园课程的构建应适应幼儿的发展水平，贴近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符合幼儿兴趣需要，并据此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活动以及进行课程评价。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生活与教育密切联系，教育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有研究者对课程生活化的“缘由”“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教育源于生活”，所以生活应“融于教育”〔21〕“让幼儿园课程进入生活”〔22〕等。
幼儿园课程的目标是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这就决定了幼儿园课程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被肢解”的。幼儿园课程的整合研究受到较多关注，有研究将技术手段与课程相整合，有研究将“生命教育”“环保教育”等整合进幼儿园课程，体现了幼儿园课程整合手段的多样性和整合内容的多元性。
有关幼儿园课程的各种理论给了研究者很多启发。例如，关于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启示我们，幼儿园课程要重在引发幼儿的自主学习，开展多元评价，重视家园共育等。有研究者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儿童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幼儿园课程应当“体现传统文化”“多元文化”，从而提升幼儿的文化素养。纵观我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我们走的是一条主动借鉴西方经验的道路，因此有许多研究者借鉴国外的各种幼儿园课程指导理论，比如“多元智能理论”“自然主义”“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等，分析其对我国当代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启示与建议。有研究者则重视研究各种理论对我国幼儿园课程的适宜性问题。广泛吸收他国经验，为我国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创新、发展进步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3.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是这三年的研究热点之一，共有54篇研究文献。其中，关于本土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最受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大部分研究以问卷调查、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为主。第二，研究内容的地域分布较广，如，有关于对蒙古族幼儿舞蹈课程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研究，〔23〕有关于对浙江民间木偶戏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有关于将苏州“三坊七巷”作为课程资源加以利用的研究，等等。但有研究者发现，幼儿园的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着较突出的资源利用率不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价值认识不够、对教师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相关培训不够以及没有形成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外部系统等问题。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原因分析，发现教师素质不够高是根本原因。基于此，研究者从教师专业发展、家园合作、社区以及政府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何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如何建设幼儿园课程资源库等，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课程资源就是幼儿园课程开发过程中可资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自然资源的综合。”这一定义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从空间上看，既有对园内资源的研究，也有对园外资源的研究。其中，对园外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较多，有对家长、社区以及园所周边自然、社会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等。从资源属性上看，有对物质资源的研究，也有对非物质资源的研究。前者包括对活动室里的“自然角”等的研究，后者包括对诸如“节庆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研究。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多样化表明我国幼儿园课程越来越具有多元性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幼儿园课程资源库建设的研究不少。课程资源库可为教师设计、实施课程提供支持，间接地对幼儿的发展产生影响。〔24〕不少研究者认为，课程资源库可以在优化资源配置、拓宽教师视野、提高课程资源的共享度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4.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
有关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的研究文献共有37篇。总体上看，对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的元研究较少，大多是关于园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也有对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总结。就元研究而言，有研究者以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园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问题。〔25〕有研究者从文化视野看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问题，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滋养、浸润着园本课程，园本课程反过来又体现和反映了园本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蕴。有关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大多运用了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地域性的个案研究较多，从中揭示园本课程开发存在的某些普遍问题，例如，教师对园本课程的认识较片面、教师参与园本课程开发的主动性不足、教师开发园本课程的能力较欠缺、教师对园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不充分等。有关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总结，大多是对本园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梳理，例如“绿色田园”教育课程〔26〕、创意美术课程、“十子”活动课程等，这些研究大多会从园本课程的价值，开发原则，园本课程的目标、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进行阐述。总的来说，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课程开发的民主性与开放性。园本课程作为国家、地方课程的补充，通常会“体现国家课程的精神，并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一起共同促进幼儿园、教师、幼儿的和谐发展”。〔27〕
5.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
这方面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从宏观上把握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脉络。幼儿园课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陈鹤琴、张雪门为代表的关注儿童经验的课程改革，到四五十年代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再到八十年代重新关注儿童经验的综合课程改革，最终又回归到关注儿童的经验上来。〔28〕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走的是一条从完全西化到逐渐中国化的道路，时至今日，本土化特色日益明显，呈现出“课程的理论基础以发展心理学为主”“课程的类型多样且彼此融合”“课程的生活化被进一步重视”“课程开发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兼备”的鲜明特点。〔29〕
第二类研究通常聚焦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问题。例如，结合《纲要》，对幼儿园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30〕、课程内容改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类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越来越强调课程要回归幼儿的经验，关注幼儿的兴趣和生活，实现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很多研究者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课程内容超载、课程小学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有研究者根据经济学博弈论理论，认为幼儿园课程的小学化倾向陷入了“囚徒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除了要在课程设置、教师素质方面有所变革外，还需要建立多元的“选择性激励制度”，需拓宽课程改革的思路。〔31〕
6.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
英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劳顿曾从社会学角度对课程作过这样的界定，“课程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一部新旧文化之间不断产生矛盾冲突、相互交织融合的历史，是新文化在旧文化走向衰亡的基础上不断被创造的过程。〔32〕2011～2013年间关于幼儿园课程文化的研究，尤以对民间文化进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的研究最多。除了期刊论文外，有3本相关著作值得关注，它们是《浙江民间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33〕《爱上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教育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34〕和《民族妙韵慧童心：民间工艺融入幼儿园课程》。〔35〕这类研究涉及地域广泛，内容丰富。诸如蒙古族文化、土家族民间艺术、闽南文化等均进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视野。有研究者将民间童谣、民间文学、民间习俗（例如二十四节气）等纳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范围，有研究者将美术、音乐、文学乃至美食等纳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范围。研究者认为，民间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能体现本土性和独特性等特点，是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的良好资源。许多研究者通过价值判断、可行性分析，将本地区的民间文化融入园本课程。
关于幼儿园课程文化基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究其原因，可能是与这类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良好的思辨能力有关，而这恰恰是一线幼儿园教师比较缺乏的。因此，这类研究主要是由高校教师做的。3篇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探讨了幼儿园课程的文化属性与文化适宜性问题。研究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世界的永恒属性;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文化适宜性课程为儿童对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具备文化适宜性的幼儿园课程应回归儿童的文化、生活、生命的本真等。〔36〕
四、研究特点及展望
文献调研发现，2011～2013年，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日趋活跃，内容涉及面广，大致可分为13个类别，包括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幼儿园课程编制、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与教师和家长等。不过，分析发现，相关的研究主题分布不够均匀，如研究课程实施问题的多达68篇，研究课程基本理论问题的有65篇，而研究课程编制问题的只有6篇。因此，从总体上看，虽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但研究重心并不集中，对幼儿园课程编制与评价这类重要问题的研究非常少，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此外，从研究文献看，虽说有一部分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合作开展的研究，但绝大多数是单一的研究者，所以很多研究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
分析当下，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幼儿园课程研究宜更多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问题。课程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对课程的基本定位。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30多年来，课程的价值取向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再从生活本位到生命本位，越来越强调幼儿园课程要充分发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作用，提升幼儿的生命质量。《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颁发以后，公众对课程的价值取向问题更加关注。因此，如何珍惜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促进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更好地学习，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是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整合问题。游戏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的手段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在实践中游戏与课程分离或平行的问题依然存在。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课程与游戏整合的理论问题以及整合的路径和策略，从而促使游戏真正与课程融为一体。
三是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纲要》强调，“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指南》也强调，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为幼儿创造机会和条件，鼓励、支持和引导幼儿去主动探究和学习。课程资源是为实现课程目标提供支持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后的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出发，重视成功经验的推广。当然，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是幼儿园课程评价问题。课程评价是课程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当前幼儿园课程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它是针对幼儿园课程的特点和组成要素，收集相关信息，对幼儿园课程的价值、适宜性、效益作出判断的过程。”今后宜对课程评价的机制、标准及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展开更多的研究。
五是幼儿园课程领导力问题。进一步提升幼儿园课程领导力，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幼儿园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促进教师及管理者专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
参考文献：
〔1〕〔4〕王春燕.幼儿园课程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15，128，128.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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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力作夺人眼球
近期，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在上海的预展，引起了众多藏家的关注。在今年的春拍中，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将呈献近400幅近现代名家作品，包括来自欧美收藏之张大干、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谢稚柳等的书画，不少更是首次在市场推出，风格多样，精彩纷呈。其中齐白石的《果品四屏》估价待询，显示出其独特的市场地位。
白石四屏多写于上世纪20～30年代，从画风、书体分析，《佳果四屏》当为30年代末、40年代初之作。而年代相仿者有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藏《水果鱼蟹》，尺寸相若，可互为参考。再晚者如1951年为梁劲予写《虾蟹蛙鸡》四屏、1953年写《没骨有余》四屏，画幅均不足二尺，都以老辣之笔写出，丝毫不逊于早期巨制。
在这四屏中，各绘荔枝、葡萄、樱桃与枇杷一种，每幅构图平实，皆以一篮鲜果或上或下置于画面中央，各添缀折枝果叶，无一雷同，打破单调，互为呼应，细审之下，实见匠心。画家注重色彩搭配，荔枝、樱桃醒以娇艳妖娆的洋红，间以枇杷的灿烂金黄、葡萄的紫润嫩翠，众色相衬下见鲜活清新，似闻果香四溢。
在3月，对于申城艺术界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龙美术馆在28日开幕，特别是《功甫帖》与广大藏家见面更是令人期待。就在开幕前一天，上海道明拍卖行将举行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在书画拍品中，陆俨少《拟古人物》是其非常罕见的精品力作。这两幅作品应该是陆俨少在1961年末或1962年初所作，曾经韩天衡收藏。
解放后至前，陆俨少与吴湖帆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杜甫诗意百开册页》的完成离不开吴湖帆的建议与鼓励。吴湖帆既是泰山北斗级的画家，同时又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在吴湖帆的众多藏品中，有一卷自誉为“无上精品”的仇英白描人物卷。该卷共绘人物五种，此二幅在描摹该卷前两段的基础上，加以设色，更加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名人上款故事多多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来自于名家旧藏无疑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而在3月举行的拍卖会上，有关的作品也是值得广大藏家的关注。提起杜月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在十里洋场上的叱咤风云。但事实上，这位上海滩的“教父”其实很重视文化修养，广交文化界名流，章太炎、黄炎培、杨度、溥心畲等都为其座上宾，当年刘海粟办美院缺资金的时候，杜月笙还捐款并成为了校董。在3月20日北京匡时的拍卖会上，有一件溥儒赠送给杜月笙的行书《望海潮》，其款识为“《望海潮》词一阕。月笙仁兄呈教。”另外，还有一幅沈继武赠送给杜月笙的临李阳冰《谦卦铭》，通过百度搜索“沈继武”的名字，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的内容，但从书法来说，这件作品绝对属于一件精品之作，据业内人士介绍，此人在称帝时，在天津、福建任过高职，杜月笙保留其书法，也显示出其独特的品味。更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为杜月笙画作配置的是非常精湛的漆器镜框，这也是其艺术修养的一个展现。
在上海道明的春拍中，刘旦宅《陈思诗意图》上款人为新加坡海鸥画廊创始人蔡建奕。海鸥画廊在新加坡极富盛名，以经营近现代名家书画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为多位中国画家在新加坡举办个展，对促进中国与新加坡文化交流方面贡献巨大。作品描述的是曹植初见“洛神”时惊为天人的一段剪影，题材选自《洛神赋》。作品取名为“陈思诗意图”则是因为曹植生前被封为陈王，死后追谥号为“思”，故曹植又被称为陈思王，或者“陈思”。
在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中，徐悲鸿《迥立向苍苍》是画给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其在捷克汉学界地位崇高，受他指导及影响的学者扩及欧洲学术界。他历任多个国际学术组织要职，并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颁授博士学位。罗斯拉夫・普实克早期为捷克一制造业公司在华员工编撰之中文课本，乃首份以捷克文编写之中文教材，日后为当地大学采用，影响深远。他长期领导的东方研究所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最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其研究范围以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享誉西方汉学界。在中国留学期间，曾与鲁迅通信，并于1937年将鲁迅小说集《呐喊》翻译为捷克文，其翻译范围更涉传统小说如《老残游记》，有关之学术论文散见于各国报章杂志，曾结集为《中国历史与文学》及《抒情诗与史诗：中国文学研究》。
特殊意义提升价值
弘一法师的书法，因为其所呈现出作者内心平静的气息而越来越被藏家所青睐，在今年的上海道明春拍中，有一件弘一法师书《华严经》句格外引人注目。上款顾一尘福建泉州人。曾师从于弘一法师，其名、号均是弘一大师所起。弘一法师的最后14年是在泉州度过的，其间崇奉者无数。而顾一尘，则是与弘一法师结缘颇为深厚的一位。1938年2月。弘一应泉州梅石书院之请，来作《佛教源流与宗派》讲演时，在校任教的顾一尘等人前去拜访，随后便一同皈依了弘一法师。往后的4年里，顾一尘常往弘一法师处请教、交流佛法。而弘一法师更曾为顾一尘的诗集题写了《饮翠庐题记》。时在闽南集美中学教书的钱念文先生曾在《回忆弘一法师》一文中讲述到――“1942年初的寒假，在一个阴沉天气的午后，有机会在福建泉州开元寺拜访了一代高僧弘一。这事是由学校里的同事、弘一的崇奉者顾一尘先生作了安排。”可见一直到弘一法师的最后一年里，顾一尘与弘一还是保持着密切往来的，而这幅《大方广佛华严经》亦作于这最后一年，这既是两人师友之谊的见证，也是殊难一见的弘一法师最晚年的墨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