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8: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贸易情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1］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2］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3］(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r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4］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5］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四、结论本文通过对WTO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优势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认为与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相比，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在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认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真实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等七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衡量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更准确地衡量我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以及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回应WTO在贸易统计数据方面的革新，适时调整我国相关的外贸数据统计方式，以更好地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变化。
作者：蒋庚华 郭沛 刘舒野 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从上海、江苏、浙江的港口和海外数据看，尽管长三角外贸进出口形势整体低迷，但表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两旺、一般贸易表现好于加工贸易，呈现震荡向好的态势。
在全球第一大港上海港，进入第四季度以来，集装箱和干散货吞吐量都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迎来了传统旺季。2016年1-10月份，仅上海国际港务集团集装箱吞吐量接近3100万标箱，同比增长1.3%。尽管干散货吞吐量呈现下滑，但较2015年同期已经有所回暖。
从具体货种看，高新技术产品呈现出进出口两旺的态势。杭州海关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两旺，出口810.3亿元，增长8.7%，进口381.4亿元，增长11.1%，优于浙江省进出口整体水平。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23.4%，集成电路进口增长13.8%，表现尤为显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苏。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基础建设、制造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江苏企业在加快“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带动了装备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如出口电气设备增长4.8%、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3.3%、机械制造设备出口增长0.4%。
一般贸易好于加工贸易成为2016年外贸进出口的新动向。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1661.1亿元，增长6.1%，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47.8%。
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等专家认为，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促进就业、培养熟练工人和拉动GDP增长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属于“打工经济”，缺乏品牌，设计、研发等环节也相对较少，主要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贸易则是自己当老板，产业链长，从设计、生产到销售，产品增值率较高，还往往包含知识产权。
此外，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B2C方式出口33.6亿元，增长1.1倍，拉动浙江省出口增长0.14个百分点。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认为，经济全球化处于重要调整期，全球贸易量的增加将不再显著，甚至会萎缩，但全球生产布局将出现调整，国际竞争将转向价值链竞争。
在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长三角外贸的“含金量”在提升，表明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取得了成效。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美贸易 贸易失衡问题
目前就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与美国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断增大。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现实，从2010年―2014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突出，并且贸易顺差额不断加大，依次为1356.24亿美元、1526.65亿美元、1623.21亿美元、1742.32亿美元、1856.21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大，引起美国的不满。2015年末，中国贸易顺差占总额比重的45.9%，这一数据表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综合上述数据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面临美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本文在对该问题研究过程中，将注重探讨了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表面原因
从表明来看，造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贸易有着较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中国在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升值，将对美国贸易发展有着较大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问题。中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则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这样一来，导致中国经济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在发展过程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是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人民币汇率指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信性较低。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过度消费问题，直白地讲，就是美国内部存在失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账户差额较大，储蓄投资缺口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导致美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刺激消费，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美国2010年到2013年期间，存款利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这样一来，人们的钱更多用于消费上。同时，从目前美国财政赤字情况来看，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1.48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8%。在奥巴马实行减税方案过程中，财政赤字程序大幅度增长，这样一来，导致美国账户逆差可能性增大。
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其他项目逆差也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美国国民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上世纪末，美国居民总消费与GDP的比重为70%，到了21世纪初，这一比重仍然呈现出较大的上升趋势，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72%。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于对储蓄资金的弥补，想要通过贸易失衡问题，对国内存在的资金问题进行解决。这样一来，即便不与中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也会与其他国家出现较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三个方面内容。关于这一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产业转移因素的影响：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形成了一个全球性质的生产加工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产业转移因素影响较大，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过程中，由于我国劳动力廉价，大部分已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加工贸易优势。在2013年，我国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顺差在2000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影响下，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针对于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美国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但由于对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严格管制，导致国内一些客户选择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销量，从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背景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了产业转移、加工贸易以及对外出口产品的管制上。因此，在处理两国贸易过程中，美国如何正视中国地位，意识到自身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对华贸易的管制，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关键。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好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鲁婕.从宏观经济视角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J]. 商，20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转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关键词】 国外对华贸易； 贸易救济； 聚焦分析； 应对反倾销战略
近年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化解金融危机对其经济造成的重挫和不断上升的贸易逆差，频繁对我国展开“两反一保”（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指控和调查，过度运用反倾销等措施实施贸易保护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同时反映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背景和当下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国际竞争。据WTO公布的资料显示，1995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全球共发起3 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其中针对中国825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1.04%，是排在第二位韩国278起的2.96倍和排在第三位美国228起的3.61倍；全球共实施2 543起反倾销措施，其中针对中国612起，占全球实施反倾销措施总数的24.07%，是排在第二位的韩国169起的3.62倍，比2010年12月31日该数据增长了3.20%。我国商务部统计也证实，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全球70%以上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仅2010年中国遭受“两反一保”调查就有66起，涉案金额高达71.4亿美元。更让人担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原来只针对单一产品采取单一措施设置技术壁垒，现在已逐渐发展到针对大类产品采取系统性的综合措施，特别是由过去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则日渐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及产业政策等体制层面转移！为此，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聚焦分析，揭示国外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趋势及特点，对于我国应对反倾销战略体系优化，提高宏观政策层和应诉企业的决策效率，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实施的现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对外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摩擦也日益增多，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 413起，其中针对中国的872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全球共实施2 708起最终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有646起，占实施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23.86%，名列第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情况见表1。
据我国海关统计，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 808.6亿美元，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9 73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79%。图1显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次数也日渐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略有收敛，中国企业遭受到的调查次数逐渐减少，有着良好的发展时机。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实施的特点
（一）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繁，主要形式是反倾销和反补贴
国外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次数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也与日俱增，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表2可知，国外对我国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次数越来越多，且方式主要是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我国出口产品是主要进口国的重点调查对象，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者，并连续6年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重点。
随着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频繁，摩擦也日渐增多，现今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3所示，1995年至2011年，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872起（含保障措施1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其中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825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1.04%，名列第一；国外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46起，占全球反补贴立案调查总数的17.56%，名列第一。
（二）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角度看，从1996年以来，世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之比（简称“立案-措施比”）有所提高。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4统计所示，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3 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2 543起，占发起总数64.84%；而对华发起82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612起，占对华发起总数的74.19%。
从图2可明显看出，1995年至今，中国立案-措施比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国发起反倾销和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头号目标，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阻碍，比其他WTO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大。
（三）发起国集中，主要发起国为印度、美国和欧盟
根据WTO数据统计，1995年至2011年6月，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27个国家（地区）共对华发起了4 413起贸易救济调查，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45起）、美国（135起）、欧盟（104起）、阿根廷（85起）、土耳其（58起）、巴西（48起）、加拿大（36起）、南非（34起）、澳大利亚（34起）以及墨西哥（30起），这10个国家共发起709起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872起）的81%。详细占比情况如图3所示。
从对我国采取最终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来看，尽管发达国家在早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但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大幅上升，现在已经取代了发达国家成为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从具体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次数来看，1995年至2010年底，对我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09起）、美国（105起）、欧盟（71起）、阿根廷（58起）、土耳其（56起）、巴西（30起）、加拿大（27起）、韩国（19起）、南非（18起）以及墨西哥（17起）。这10个国家共对中国实施510起贸易救济措施，占总量（622起）的82%，如图4所示。
（四）涉案行业集中，贱金属、化工业和机电设备业产品遭受调查多
从中国被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来看，国外对华发起调查的产品涉及4 000多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贱金属、化工业及机电设备等多种行业的产品。1995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前11名的产品有贱金属及其制品（199起），化工业及其相关产品（167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104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75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55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50起），杂项制品（48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9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19起），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17起）。这11类产品共773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总数（871）的88.75%。由此可见，该11项产品向国外出口时应特别关注。
从我国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产品行业来看，贱金属及其制品为143起，化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为135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为72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64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41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30起，杂项制品42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1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6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为12起，这11类产品共577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总数（645起）的89.5%。由此看来，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业及其制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例非常高，占我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48%，详见图5。
三、应对国外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战略思考
通过上述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形式、立案-措施比、发起国及发起行业进行分类统计，明确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得知中国现今面对着国际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发起次数逐年增加、形式多为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发起调查国家集中、被诉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产品行业集中”的新特点，我国政府、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如何在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前及时预警、被调查时顺利应诉和被采取措施后良好控制，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提出如下思考：
1.我国政府应实行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口贸易量和出口贸易额急剧增长，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额均对国外企业及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导致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就必然要充分考虑进口国国内市场容量及进口国国内产品竞争者状况，对出口产品合理的定价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和科学技术含量。
2.我国政府和相关中介机构要合理利用WTO规则。我国政府与相关产品业界协会应密切配合，努力在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给予自身企业和产品更多的保护，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积极应对，对国外即将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正确评估，以确保我国政府和出口企业在WTO规则下享有应有的权利。
3.对于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排名靠前的国家和高频行业，应予以重点防范和关注。如印度、美国和欧盟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的前三名，特别是印度均排首位，对于向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企业，应在出口产品之前就做好相关的预警工作，对企业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竞争者信息充分把握，以便被发起调查时积极应诉和举证；又如贱金属、化工业产品和机电设备这三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17年里被发起立案调查数占全部行业的54%，对于出口这些行业产品的相关企业应加强出口产品的成本核算工作，对出口产品定价合理。
4.中国企业应规范自身行为。在企业财务方面应遵守我国会计准则，不得在产品成本信息、销售情况方面弄虚作假，并在成本核算等会计处理方面提前作出反倾销导向。同时做好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在出口产品时加强反倾销导向，做好应对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应对准备，以及在应诉反倾销阶段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证据效力，确保企业在应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中胜诉。
综上，国际反倾销的新动向和我国遭遇反倾销的现实写照启示我们，面对全球贸易救济常用的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反倾销，中国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受害国，强化应对意识，制定有效的动态应对策略，是提高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成效，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我国企业自身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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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指本国（地区）或者对外贸易区内的商业机构提供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商业机构所在国家（地区）或者对外贸易区。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交易所涉货物并不进出贸易商的经营所在地，实现了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跨境的“三流分离”。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是全球贸易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庞大、发达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我国企业发展离岸贸易的现状
由于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和区外实施的是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我国离岸贸易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国内其他区域还无法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年修订），第十四条“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在传统贸易方式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是“三流统一”的，这些贸易方式下买家可以通过提供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报关单、运输提单等有效单据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外汇，从而顺利完成对外支付。但是，在离岸贸易方式下，由于贸易中间商的存在，导致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三流不一”的情况出现，货物不经过贸易中间商所在地，后者无法获得与货物有关的进口单据，故无法完成对外支付，导致离岸贸易业务无法开展。
但是，我国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根据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7】52号），尽管没有直接使用离岸贸易的概念，但实际上允许区内离岸贸易方式的存在，只是区外企业无法享受这种政策。因此，离岸贸易业务在保税区内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2010年10月8日上海正式开展关于离岸贸易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允许试点企业设立专用外汇账户，并简化单据审核程序）以来，先后有两批共20家企业获批试点资格，试点账户贸易额累计50多亿美元（截止到2012年8月），目前正在准备申请第三批试点。
上海的国际贸易企业发展离岸贸易有其特定的优势：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全球有效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比较利益，同时也是规避和应对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其次，便利外汇收付，收付汇只需提供合同和发票，无需提供报关单、进出境备案清单等资料（由企业自行归档备查），但要保证该业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原保税区收付汇政策限制问题基本解决；第三，在上海建立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背景下，可获得国家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扶助。加入保税区营运管理中心，可获得税收返还等特殊优惠，加入保税区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可简化收付汇手续（离岸账户）；第四，具备全球网络，拥有广泛的贸易渠道，掌握大量的实用商业信息，资金实力雄厚。
三、上海企业发展离岸贸易业务的瓶颈和政策环境
1、发展离岸贸易的瓶颈
首先是外汇支付问题。目前外汇管理局对上海企业离岸贸易各种商业单据的审核程序比跨国公司要复杂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一般都是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属于生产型离岸贸易，目前外管局对这种ERP系统比较完善的跨国公司（合同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审核上相对宽松。而上海的国际贸易企业大部分属于纯贸易型的离岸贸易，公司内部的ERP系统但对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是贸易便利化问题。其一是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普通货物贸易一般由贸促会签发，但离岸贸易货物不是从中国出口，贸促会以此为由不能签发证书。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在香港签发。其二是转运贸易：法定商检的产品（机械类产品），在综保区转运时，货物可能只是在港口卸下来转船后又离境，但是根据商检局规定，这类产品也要进行商检（事实上这种产品跟中国无关），办理进境备案清单和出境备案清单，耗时耗资。
第三是非贸易项下的付汇问题。如定船费用、运费；客户抵扣等费用不能对外支付，主要因为这些费用属于非贸易项目的对外支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这种情况下无法完成外汇支付。
2、上海发展离岸贸易的政策环境
（1）外汇监管
目前，国内至今没有专门法律和文件对离岸贸易进行政策解释，但是，根据外汇管理局《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7】52号文，实际上承认了通常意义上离岸贸易存在的合法性。《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区内企业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支付货款，有下列形式之一的，应当持证明交易合法、真实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到银行办理：一是直接从境外进口，或者从区内或者境内区外购买境外企业的货物，可以从外汇账户或购汇对境外支付；二是与境外签订出口合同，货物由境内区外企业报关出境，境外货款可以由区内企业收汇后原币向境内区外企业划转；三是从境内区外企业购买货物，可以直接向其支付，银行按照规定为境内区外企业办理结汇或入账手续；四是其他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的支付” 第九条的实质含义是保税监管区域的区内企业获得订单以后，货物可以不经过保税监管区域，只要具有反映货物贸易真实性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证明交易合法。实质上就是资金流和货物流不一致形成的贸易交易方式，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离岸贸易的交易方式。
（2）税收水平及交税成本
我国与离岸贸易有关的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与同为亚太区的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我国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的税负水平明显偏高。以贸易企业为例，从税收种类来看，香港仅征收16.5%的企业所得税，没有营业税，最高个人所得税为17%；新加坡没有营业税，企业的所得税平均水平仅为17%，获得全球贸易商（GTP）资格的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仅需缴纳低至10%甚至5%的企业所得税，新加坡的最高个人所得税为20%；而我国贸易企业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5%的营业税以及最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
四、上海进一步发展离岸贸易的政策建议
1、政府层面
2013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位于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目前，上海已经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上报给国务院。因为，未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将给上海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首先，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在上海综合保税区内实施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国际贸易活动，鼓励国内外大型跨国贸易公司以上海作为区域或国际贸易活动基地，进行从采购到分销的一系列贸易增值活动，以拓展区域和全球业务。通过全球贸易中间商这项税收优惠激励计划，不仅可显著提高上海综合保税区的贸易总量和贸易辐射能力，而且可借此打造和建设以跨国公司共享服务中心为基础的贸易平台，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程。获得上海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资格的公司，将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申请上海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中间商计划的公司必须以上海作为它在本区域进行贸易活动的中枢，并进行一系列相关商业活动和支援功能。
其次，促进与离岸贸易相关配套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一方面，应抓住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机遇，在2012年交通运输业和航空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逐步将试点扩大到会计、咨询、法律等与离岸贸易发展发展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与差额征收间接税的国际惯例接轨，降低专业服务业的整体税负。另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对带动效应明显、辐射范围大、示范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及会计、咨询、法律专项现代服务业项目，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2、企业层面
从事离岸贸易的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国公司贸易型子公司，另一种是独立的贸易中间商。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跨国公司还比较少，因此独立的贸易中间商居多。但是，事实上能够开展离岸贸易的本土贸易中间商也不多，因为本土贸易中间商的贸易网络总体还不够庞大，远远没有形成全球贸易网络结构。以下的建议主要基于本土贸易中间商如何进一步扩大离岸贸易发展而提出。
首先，战略上要逐步构建和形成全球贸易网络。企业开展离岸贸易的最根本的优势在于贸易网络，这是贸易中间商立足和发展的关键。全球贸易网络一旦成型，贸易中间商很快可以得知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客户所需要的产品，可以从哪些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处进口，从而实现供需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配对。
企业构建和形成全球贸易网络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通过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寻找国内外客户和供应商；二是通过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逐步发展客户群和供应商群；三是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直接了解和跟踪国外的客户和供应商的最新需求和供给情况，实时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所以，第三条途径是最重要的形式，但企业需要付出较高的固定成本建立和维护国外分支结构和渠道，因此只有资金规模实力较大的企业从具备这种可能性。
其次，组织构架上适合采用产品事业部构架。产品事业部构架主要是以企业所生产或经营的产品为基础，将生产或经营某一产品有关的活动，完全置于同一产品部门内，再在产品部门内细分职能部门，进行生产该产品的工作。这种结构形态，在设计中往往将一些共用的职能集中，由上级业务单元委派以辅导各产品部门，做到资源共享。
大中型国际贸易企业采用产品事业部组织构架，给予产品事业部负责人较高的权限和发展空间，因而可以很好地发挥负责人的人力资本优势，并且可以建立企业在具体产品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优势，这一点对于从事高、精、细机电设备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贸易中间商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关键词：贫困；全球化；贸易；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118―08
一、引 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01年，约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日消费水平低于2美元。
与贫困率下降相呼应的另一个事实是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如果以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
以上两者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即全球化改善还是恶化了贫困状况?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是否提升了穷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现有文献较少谈及的一个问题，即使已有的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而且，大部分是间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Goldberg and Pavcnik(2004)认为虽然研究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但是很少有论及贸易自由化的减贫效应的。已有的研究全球化和贫困关系的文献大都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模拟自由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虽然就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机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但是这些成果毕竟都是预测性，对于贸易和投资对贫困影响的事后检验则是一项更有价值的工作。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廓清它们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有必要的。贫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得到缓解：经济增长或者收入的再分配。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贫困。Besley et al(2003)的研究证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平等减少一个标准差，则其贫困率将会下降约50％。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贸易自由化引起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由贸易获得的经济增长将会恶化底层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加剧其贫困状态。很多研究表明全球化引起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说穷人并没有从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鉴于全球化和贫困的度量问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跨国和国别两个层面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全球化及贫困的度量
全球化与贫困的测度是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因为不同的衡量手段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单就贸易自由化而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征之一，其测度手段就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贸易规模作为标准，一般的做法是计算贸易额占一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另一种是以贸易政策为标准，主要是通过比较各国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来衡量其贸易保护程度。虽然两种方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但是也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国的贸易开放度除了受贸易政策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条件、国家大小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贸易政策方法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衡量非贸易壁垒，由于WTO各轮谈判的贡献，当前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而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被发达国家广泛地采用。非关税壁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难以量化。
全球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强，大部分文献采用资本流量来衡量全球化的深度，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使用政策指标。两者相比较而言，政策指标要优于实际资本流量指标，因为后者还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测度标准对于分析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出口额和对外投资一般会倾向于减少贫困，而贸易保护手段的取消和进口额经常与贫困加剧相联系。
对贫困的测量一般使用贫困线的方法，贫困线反映了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和消费水平。对于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按一天消费1美元和2美元确定了贫困线标准。虽然世界各国的最低生活需求不尽相同，但是这条贫困线为贫困的跨国比较提供了统一的参考点。以此为标准，可以计算一国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最，也可以以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incidence of poverty，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整体的贫困程度。
对于以上衡量标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贫困线的选择标准上。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贫困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严格依赖于贫困线的选择，自80年代以来，1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人口无疑是减少了，但是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人口却有增无减。全球化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作为反全球化的论据，而全球化的支持者却更偏爱贫困发生率这一指标。
三、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理论层面的考察
根据经典的HOS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两种类型的劳动，即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关税将增加受到保护的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贸易开放将缩小该国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加大富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但是，Davis and Mishra(2004)的理论研究认为“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是错误的”，应用纯贸易理论来说明全球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比错误更严重的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一论调对于ss定理的解释是狭隘的。只有当满足所有国家生产所有产品，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产品存在替代性，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优势长期保持不变等条件时，ss定理才会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可能使很多穷国在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失去比较优势。该文还以美国、墨西哥和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虽然墨西哥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低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这种优势将会发生逆转。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改变穷人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来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Davis＆Mishra模型表明如果进口品和国内制造品是非竞争的，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真实收入，因为关税的降低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购买进口品的价格。如果全球化提高穷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则贫困状况也会得到缓解。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学者放弃了HO研究框架，转而使用特定要素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假设短期内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因此，对某部门的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将会使得该部门要素的报酬减少，从而恶化该部门工人的贫困；当然，某部门出口的增加将会有利于提高该部门工人的福利状况。特定要素模型表明，全球化的对于贫困的影响要依赖于贫困人口主要来自进口竞争部门还是出口部门。而在HO理论下，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而不因其受雇于那个部门而变化。因此，一旦放弃要素自由流动的假定，特定要素模型对于分析全球化对贫困的短期影响足一个更合理研究框架。当然，也可以把特定要素模型看作HO模型在短期内的一个特例。
Easterly(2004)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全球化和贫困之间的理论联系。该研究表明，全球化会对穷人的收入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两国技术水平相当，而要素禀赋差异大，全球化将会改善贫困状况。因为全球化使得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了，要素报酬的跨国差距将会缩小(要素均等化定理)。穷国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全球化会使得资本流向穷国而提高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生产角度分析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因为人均收入的差异一般是由外生的生产水平差异造成的，而非源于禀赋差异。如果全球化使得资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生产率的地区，贫困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四、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跨国研究结果
关于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的实证工作由于受到了经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而显得相对滞后，而且由于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分析结果也千差万别。Easterly(2004)发现贸易一体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Milanovic and Squire(2004)在产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以上实证结果，Easterly和Milanovic＆Squire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Easterly认为这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外生的生产率差异使得资本由穷国向富国流动从而加剧了穷国的不平等。M＆s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穷困的劳动力流动性不足而且工会组织松散乏力。
Dollar and Kraay(2001)在对Easterly的评论中考察了贸易与增长、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Dollar and Kraay援引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并进一步证明了增长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状况的。经过两层因果关系的传递，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是积极的。
Ashraf et al(2004)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对贫困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而这些农产品大都是得到OECD 国家大量补贴的。因此，对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可以使贫穷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补贴中获得间接收益。而且，Ashrafet al的跨国实证研究并未发现OECD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
以上研究都是间接考察了贫困与全球化的关系，而且大部分都是使用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Dollar(2001)和Dollar and Kraay(2001，2002)综合了实地调查的家庭实际收入分配数据和国民收入数据来计算穷人的收入水平，研究表明使用宏观国民收入数据来衡量增长与贫困消减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统计上的误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相对于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实地调查而言，这种方法会高估贫困消减的程度。
当然，大规模的针对贫困家庭的调查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偏差，但是，实地调查都具有周期性，因此很难获得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这种局限使得学者很难使用计量技术对开放和贫困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Harrison(2006)验证了Aisbett，Harrison and Zwane对开放度、GDP增长率和贫困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一国的总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一结论与Besleyand Burgess(2003)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全球化影响穷人的福利水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金融自由化。Prasad et al(2004)使用跨国的宏观数据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因此金融一体化通过增长效应来缓解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他们还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产出消费波动性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全球化往往会带来大规模的需求波动。Prasad et al认为如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种改革就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经济的波动性。这些配套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围内金融制度建设。
总而言之，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尚不能确认全球化是否有利于贫困的消减。而且即使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以上跨国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是难以发现合理反映贸易政策的经济指标，而且也很难控制同期内的其它变量不发生变化。其次，即使跨国研究表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关系，这种贸易引致的增长可能会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恶化穷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即使跨国研究方法通过直接检验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间的关系避免了以上弊端，它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被观察到，总体贫困状况的缓解或恶化的背后可能是有些人的生活状况改善而另一些人的收入水平降低。
由于存在以上缺点，针对特定国家贸易改革的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一般使用家庭层面或企业层面的高度分解的数据来考察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因为这些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对一国内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因此容易剔除其他一些非贸易金融政策措施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五、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国别研究结果
1.全球化对穷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Goldberg＆Pavcnik(2004b)研究了哥伦比亚1984年到1998年消减关税改革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进口竞争部门就业的职工福利水平降低了，而出口部门工人的贫困状况有很大程度的缓解。前者失业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者，而最低工资水平却要低于后者。Goldberg&Pavcnik提供的证据表明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哥伦比亚的贸易改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贸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相关政策的改革以保证穷人的利益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比如，可以适当放宽对劳动力在国内流动的限制，加强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等等。
Topalova(2004)对印度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1990年代，印度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一系列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一度使得印度的平均关税率维持在90％的高水平上。Topalova通
过对印度省际数据的考察发现：农村穷人从贸易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其他收入群体。对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Topalova认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为在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
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案例研究说明穷人受惠于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墨西哥和波兰的经历却产生出相反的结果。Hanson(2004)考察了1990年至2000年期间墨西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和开放程度低的省份的劳动产出，通过对比发现前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后者，虽然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代都有所下降，但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
1990年代，波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改革，经过改革之后，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人人提高了。Goh etal(2004)针对不同的行业研究了波兰关税减让和工人工资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幅度最大。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减税降低使得企业不得不增加产量来降低成本，这间接导致了工人工资的提高。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降低关税和产量提高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宏观研究得出贸易开放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
2.全球化对穷人的产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并不足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Balat et aI(2004)的调查表明工资只占赞比亚农村人口收入总额的6％，因此单从工资水平角度研究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不全面的，需要从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人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般来说，城镇人口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而农村人口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存这种情况下，南于关税改变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将会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而恶化城镇的贫困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学者分别对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赞比亚作了相关实证分析。Aisbett et aJ(2005)考察了墨西哥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麦进口大量增加使其价格下降。但是，墨西哥最穷的农民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因此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中等收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他们的福利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Levinsohn and Mcmillan(200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援助计划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计划反而恶化了农村粮食生产者的收入状况。levinsohn and Mcmillan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向当地的粮食生产者购买粮食然后分配给无力购买粮食的穷人，这样会使得粮食的净生产者和净销费者都受益。当然，该计划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的，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贫困人口大都是粮食的净购买者。
在自由化改革之前，赞比业的玉米生产和消费都享受高额补贴，经过改革之后，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这种潜在的效应被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抵消了。Balat andPorto通过调查证明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能够提高他们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要辅之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制度、教育和健康服务制度的配套改革。
六、结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也日渐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设计了很多旨在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减贫工作仍然不容乐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令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除了考虑贸易和会融的全球化以外，全球化与经济体内的其他因素的关系对于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其次，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的穷人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中受益是有条件的。传统的HO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但是这一在严格理论假定下得出的结论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国别研究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受限制的，这与理论模型的要素完全流动假定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很难及时从收缩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
第三，如果辅以相关的配套政策，穷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对印度和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在贸易改革的同时如果能够减少对国内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全球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福利，在赞比亚，获得国内信贷优惠、技术培训等其他政策支持的穷人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机会；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能够提高穷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收入支持政策，印度的农民在90年代的收入水平无疑会受到损害。正是得益于国际食品援助计划的帮助，埃塞俄比亚的穷人才避免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一、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密切关系
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调整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较大。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货币已经成为了贸易规律的禀赋,同时也是其发展的产物。货币是推动贸易交易量与流向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既是贸易的客体,又能够对国际贸易流向、规模等方面进行有效参与,因此我国应抓住贸易中对货币持有量的优势,对世界经济流向展开引导,通过正当权益的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地位。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人民币最终会因贸易量的急剧攀升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形势而言,这种情况是贸易规律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世界市场想要稳定发展、提升效率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贸易模式进展下,国际贸易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调整为适应大国发展的模式,推动跨国贸易的有效发展。
二、建立贸易评价体系
在贸易交易量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为我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上的增加。在国际经济发展规律下,我国应改变传统落后的贸易理论,在新形势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贸易评价体系。
(一)加强理论研究。首先,我国应研究在国贸中建立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在对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贸易量等方面的对比形成全球化下平台的比较。只有充分结合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状况,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表现出国贸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
(二)建立顺差理论。在经济贸易过程中,我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会存在入超与出超这两种情况。这主要是从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做出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顺差就是全球经济大量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同一地区的表现。就我国目前经济贸易往来而言,全球产业链在许多情况下是向我国转移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贸易顺差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逐渐转移到我国内陆地区,成为了我国对一些出口量较大国家的顺差。
三、将权益作为国家战略
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推动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无形要素进入了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而且无形商品带来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有形商品。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大研究力度,研究在多维化、国际化下的经济流通要素组成,保障要素的使用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我国必须在经济上建立长远发展的目标,不能够只看到眼前利益,要将国家经济的总体提升作为战略性发展方向,保障权益的正当利用。
四、结论
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我国要想在国际贸易中通过正当权益的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改变传统思维与观念,在结合我国国情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理论、制度与发展方向。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严峻。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如以前旺盛，许多原来并不那么突出的问题变得日益尖锐，不仅各国同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甚嚣尘上。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警告的那样，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而这些行为可能阻止贸易在全球经济复苏中起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整个世界贸易规模的萎缩已经板上钉钉。据世界贸易组织发表报告预测，由于经济衰退，全球需求大幅减少，2009年全球贸易量将下降9%，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直接来看基本上是负面的。温总理在第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8年9月以后，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就出口贸易而言，2008年末的形势是“急转”，而2009年初的形势却要用“直下”来形容。据海关统计，出口贸易在2008年11月和12月同比分别减少2.2%和2.8%，下降幅度比较有限；而在2009年1月和2月，出口贸易则同比分别减少17.5%和25.7%，下降幅度令人惊诧。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出口贸易额连续数月下降的情况对中国来说还是第一次发生，说明当前的我国出口贸易形势的确十分严峻。事实上，仅仅在2008年10月份，中国的出口贸易形势虽然恶化，但当月出口贸易额尚且能够同比增长19.2%；而2008年的前10个月，中国的出口贸易额累计达到986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9%。事实上，2002至2007年的6年内，中国出口贸易额每年的增长幅度均超过20％。
作为当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基本上处于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微笑曲线”中间位置。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由于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比较重要，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体现在出口贸易环节，而且也体现在进口贸易环节。相对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口贸易造成的冲击并不是渐进而成的，而是一直都很严重。据海关统计，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这4个月中，我国进口贸易同比分别下降17.9%、21.3%、43%和24.1%。
从危机中发现契机
可是，既然大家都学习过辩证法，就应当辩证地来看待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看一看能否将坏为好事。比较现实一些来看，最大的好事应当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变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进一步加速。
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出口萎缩，而出口规模一旦萎缩，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社会经济问题都难以解决。不难看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是严酷的。然而，挑战是一个过程，而并非结果。既然挑战也是“战”，就有可能赢得挑战，也可能输掉挑战。那么，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主动争取前者而去被动选择后者呢？
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工作，不知道养精蓄锐，就无形中增加了“过劳死”的机会。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也同样适用于被假定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物极必反，企业赚钱是对的，但如果企业一天到晚只知道赚钱、赚钱、再赚钱，也有可能“过劳死”。
值得欣慰的是，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我们的一些企业现在已经认识到养精蓄锐的重要性。前不久，笔者走访了浙江的某些外向型企业，有一点令笔者最有感触，就是许多出口企业利用订单减少的时机有系统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对出口企业来说，这就叫养精蓄锐。当然，养精蓄锐并不是无所作为。同样是订单减少，现阶段也有一些出口企业采取的是大规模裁员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态度。可以想象，一旦全球金融危机告一段落，能够做到养精蓄锐的企业必然会捷足先登，抢占国际市场上的制高点，而在平时，抢占这样的制高点难度要大许多。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养精蓄锐的范围很大，绝不仅仅指职工培训。事实上，进行技术改造是养精蓄锐，优化产品结构也是养精蓄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养精蓄锐。不难看出，对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来说，这一切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实事求是地说，对任何企业来说，这些养精蓄锐的事情都应当主动去干，但如果企业为“赶订单”而忙得不亦乐乎，也就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去顾及这些看似不是当务之急，而实际上却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问题。前段时间，陷入这种两难处境的企业为数不少。虽然许多出口企业都知道养精蓄锐的重要性，但面对着摆在眼前的赚钱机会，谁也不舍得放弃，也都不由自主地“随大流”。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个别企业宁可少赚钱而有意养精蓄锐，当时的国际市场竞争形势也不允许企业这样做。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企业放弃了某一单生意，马上就有虎视眈眈的替补者取而代之，而一旦客户跑到别人那里，要想抢回来，谈何容易？既然养精蓄锐要付出巨大的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个精不养也可，这个锐不蓄也罢。
现在，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对于出口企业自身还是竞争对手来说，同样都缺少订单，现阶段养精蓄锐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再付出巨大的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了。
如何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落到实处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恶劣形势下，对于某一家出口企业来说，要做到养精蓄锐或许要靠经营远见，而对于千千万万的出口企业来说，光靠自身的远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政策的导向。
过去，我们曾经遇上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们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出口创汇指标一级压一级下达，层层加码，企业也不得不霸王硬上弓，不管能赚多少，先将产品卖出去再说。到头来，出口企业搞得很被动。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应当看到，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要比亚洲金融危机严峻许多。可是，国家却没有重提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这类口号，只不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出口“不放松”。事实上，现在让出口企业养精蓄锐，恰恰是为了“不放松”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动力。
现在看来，围绕着“保增长”的大局，国家更多强调的是“扩内需”，客观上加大了调控出口贸易节奏的自由度。表面上看，“扩内需”会将一部分出口产品生产能力转向国内市场，但从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出口转内销不失为一种捷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应当看到，经过前些年的发展，中国的许多出口企业素质不错，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任也主要由这些企业承担。在经过优胜劣汰后，只要国际市场需求形势好转，相信这些出口企业会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竞争力。不过，就如同要留得青山在就必须浇水施肥一样，要确保出口企业的生存也离不开足够的市场空间，而首先考虑的办法就是“出口转内销”。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在许多产品上，中国的出口规模萎缩，规模经济优势也就会随之而丧失。可以想象，如果缺少“量”的优势，中国的出口企业就难以降低成本；成本降不下来，出口价格也就很难有竞争力；出口价格没有了竞争力，出口规模就会更加萎缩。面对着这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通过“出口转内销”来确保出口企业维持必要的生产规模，使出口企业原有的规模经济优势不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而弱化。
由于国家对出口企业现在的困难比较体谅，并没有对出口企业过多施压，因而，有利于出口企业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机养精蓄锐，不去勉强为拼凑业绩而盲目接受订单，而是在接受订单的过程中挑肥拣瘦，有意识增加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
回首往昔，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家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不仅国际收支逆差比较大，而且由于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国内市场当时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空间去“扩”，必须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相比之下，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2万亿美元，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基本可以做到“不差钱”。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较10年前有大幅度提高，只要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给老百姓吃上“定心丸”，当前的“扩内需”就具有可操作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要强调不放松出口，但也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出口而不惜一切代价。
由于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现阶段中国出口贸易遇到了一个“外紧内松”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所谓“外紧”，实际上就是指来自国际市场的贸易机会减少；另一方面，所谓“内松”，也就是指有关部门并没有从政策上为出口企业上“紧箍咒”。不难看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正是由于“外紧”与“内松”相互重合，国内许多出口企业才有机会为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而养精蓄锐。正因如此，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别强调，要充分运用国际通行的财税政策支持出口；适度扩大外贸发展基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口品牌。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论文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二：中小企业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