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9: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动态贸易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点，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P（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参考文献：
[1] Dixit A K， Stiglitz J 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297-308.
[2]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 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 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 1725.
[3] 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15-39.
[4] 蔡P.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就业绿皮书（2007）[J].学术动态，2007，（13）.
[5] 蔡P.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J].科学发展，2013，（6）：101-112.
[6]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呀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0.
[7] 水丽淑.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与“里昂惕夫之谜”[J].科学经济社会，2014，（2）.
[8] 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
[9] 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 [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关键词:外贸 增长方式 综合评价
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理论及经济学阐释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1、对外贸易的理性开放度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 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2、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
在判断贸易商品结构时，经常用到的是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表现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仅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浙江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出口贸易中，制成品的比例较高，并不断上升，1995年已经占到79.9%，2006 年占了95.6%。进口中，工业制成品(主要是资本性商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初级产品的比例先降后升，主要是由于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铜、橡胶、纸浆)的进口增加。
《品牌杂志》2015年第二期
一、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次发现战后贸易模式没有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进行研究，从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2]。战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现象，主要有：区域集团增加了内部贸易、发达国家增加了贸易量、增加了产业内部贸易等[3]。偏好相似论以及新要素贸易论就是通过研究这些现象而得出的。这些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保罗.克鲁格曼为了研究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而从多个角度建立了相关模型，它研究出了国际贸易已经从一种完全竞争的状态转变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持续增长的状态，假如两个国家在要素禀赋和技术方面都不存在差异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产品本身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和传统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相比较来看，这个结论正好是相反的，但是其却正确地解释了战后的贸易现象。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在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还会分析垄断企业的发展行为。这个阶段的研究表现为产业组织理论和传统国家贸易理论的结合，并对国际贸易中的新现象做出了深刻、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以及国际关系的持续变化促使国际贸易理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国际贸易理论要获得发展，就一定要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形成满足。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也获得了持续性的发展，形成了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和新的贸易形势，进而将一体化的贸易理论有效的研究出来等。原来是从产业内的贸易角度着手开始研究的，是一种懂宏观角度入手研究的方法，然而，当前主要是从某一个贸易主体或者是贸易现象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是一种微观性的研究。这些新理论的出现能够对传统贸易和新贸易理论进行补充，并且能够促使二者实现有效的整合，还能够促使研究变得更加微观与细致。原先，静态的理论假设是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然而当前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则是动态的实际内容，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会综合考虑变动要素、运输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等，因此研究也变得更加微观和细致了。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正表现出逐步向更加微观细致和动态的趋向发展。
三、结语
目前，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促使新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势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理论也同样需要适应于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新现象与新挑战。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持续发展为规划和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进而促使其向更加健康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作者：崔航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关键词：国际贸易 动态利益 对外贸易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其静态利益，而且更在于其所具有的动态利益。因此，准确理解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其来源，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对外贸易战略，发挥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发动机”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一般分析
国际贸易利益是指通过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而获得的利益， 它可以分为两大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的双方开展贸易后，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的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因此，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也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受到了自古典贸易理论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的重视。 他们支持自由贸易论，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思想。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各国应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贸易，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将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各国的物质福利。这一理论思想要求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垄断、特权和限制，放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充分享受自然分工导致的绝对优势所带来的利益。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的。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利益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利益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成本，都得到了好处。这一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观点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会带来以下动态利益：
一是一国出口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口水平手段的提高。而进口中的资本品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品的进口使这个国家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主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因而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二是出口的增长也导致一国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其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即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出口也能使一国得到规模经济效益。市场容量的扩大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
四是出口的发展还会刺激国内外的投资，鼓励加工工业或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相关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
我国对外贸易动态利益的表现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相对于静态利益而言，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换句话说，国际贸易主要利益所在就是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具体的说，我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益主要表现在：
（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27.6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2位。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赢家之一。这种在高GDP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更为高速的贸易增长，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将我国的开放贸易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可以转换商品的实物形态实现价值增值。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转换及升级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使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我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国需求结构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对其产业结构有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刚好与需求结构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对外贸易通过改变最终需求总量和结构，改变社会总需求，从而起到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贸易引进竞争机制，一国可以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围绕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就不断趋于高级化。
（三）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带动经济增长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就是技术。贸易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还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效应。一方面，技术通过贸易活动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且把这些先进技术渗透到国内的其它行业；另一方面，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工艺以及成本核算方面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技术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贸易也可通过促进制度创新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我国在经济制度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专利保护制度、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时遇到诸多困难。贸易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方式引入现代经济制度，而发达国家维持、巩固新制度的先进经验在贸易中也为发展中国家起到示范作用。贸易活动加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有助于形成制度创新所需的意识形态基础。另外，贸易引起的信息交流、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以及国际竞争的压力迫使国内经济主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一）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实现由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的转变
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竞争优势战略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其对外贸易的作用。这一战略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也具有现实意义。一国的经济发展仅限于突出和强调比较优势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应创造和发挥竞争优势。从现实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存量优势，比较优势只是一种可能的优势，这种可能的优势还可能会被市场扭曲得不可能显现。这从落后的经济结构向先进的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政府须不断注入倾斜政策这一点可以得出。大量的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对于一个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来说，应将优势提升为使资本、技术、资源与市场有效组合而形成的竞争优势，在对贸易政策进行有效的战略性运用时，首先要跳出比较优势的误区，避免盲目陶醉在并不真实的比较优势之中，要从国际市场竞争的整体格局出发，动态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优势，将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主动培植、创造和放大竞争优势。
（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优势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是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我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滞后、升级速度缓慢。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必须培养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并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国际化转移。具体来说，一是加快国内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选，培育传统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独特优势；二是加大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与消化力度，不断提升现代制造业技术的开发层次和自主创新力；三是进一步扩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抓紧培育和开创出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甚至超前的新技术产业；四是选择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一些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产业集群规模，促进产业链向国内外同业领域延伸；五是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加快国家战略性资源产业的海外投资与发展。
（三）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加强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在国际竞争中，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产品能否长期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要积极开拓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培育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调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实力。对外贸易战略应把侧重点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转向大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解决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问题。并且进行技术创新，减少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
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必须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掌握高新技术这一财富，就会落后于他人，以至丧失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工业品的比较优势则逐年上升，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是我国工业品出口维持国际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但还应看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还比较低，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科技的竞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高技术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发的能力为经济做出贡献，而且能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萍.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其实现条件.湖南大学学报，2001（12）
2.牛宏莉，张雪凤.从动态观点看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论文摘要: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强调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变动的，强调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践中要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
一、引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包括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而近现代的比较优势论强调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的幼稚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动态的、变动的,更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
（一）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是与绝对优势对应的概念。绝对优势建立在生产的绝对成本的比较上。如果一国生产单位数量的某种商品使用的资源绝对量较少或效率较高，那么它在这种商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例如巴西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咖啡和香蕉，美国则能以较低成本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则在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上具有绝对优势。于是，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他们很难生产的产品：加拿大需要进口咖啡，日本需要进口石油，科威特需要进口飞机等。
比较优势建立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基础上。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在该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反之，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则缺乏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比较优势原理的中心命题是：一个国家即便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它仍然会在某些领域享有相对比较优势；不仅各自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交换增加福利，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增加福利。
(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第一个说明不仅绝对优势而且比较优势也能成为贸易源泉的人，是19世纪早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在仅需要一种生产要素的假设条件下，用几个数字为例简要阐述了这一原理。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在考虑多种要素作用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赋。要素是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的各种有形、无形因素，如自然资源、知识资本、物质资本、土地、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稟赋则指一国（或地区）实际拥有的要素总量和结构。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生产活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比较密集地利用该国相对丰裕的要素，取决于它们生产的成本比例能否与该国结构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国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则越是缺乏比较优势。
总之，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稟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缺陷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有完美的逻辑体系，但理论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构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2.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二战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不是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3.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理论。
无论是李嘉图提出的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禀赋理论，二者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均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从而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特征。比较优势是一国的天然禀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的生产技术可能会进步，或者要素禀赋的积累会改变，那么原有的优势和劣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能相应地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忽视了这些可能的变化。
在实践上，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其比较优势产品一般是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则很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将本国经济锁定在低技术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中，结果只能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盘剥，并且被置于世界经济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时还面临产业竞争力无法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目前，被广泛的接纳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动态比较优势是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典型的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雁行模式”理论－日本为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或地区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以及后来的外贸优势转移学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均说明了一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转变，会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变化。就政策而言，动态比较优势观点表明：一国有可能通过适当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来改变其天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如在一个原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占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并非只能固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通过扶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实现本国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从而改变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一国应该着眼于未来有选择地去扶植和培育战略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树立新的比较优势，以保证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发展和提高。
四、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贸易格局下的发展和延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被动适应”的主张，强调一国应利用要素稟赋结构等天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是一种“积极改变”的主张，强调一国从适应比较优势向创造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升级、学习积累等经济活动来培育本国新的比较优势，在更高级的产业领域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虽然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为理想的产业政策选择，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去进行。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飞速发展、世界生产资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这为不同要素稟赋的国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现阶段发挥静态比较优势，才能积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然后通过将资金和技术用于培育未来战略产业，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成功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2005 （11）.
关键词：动态教学法；国际贸易实务；任务驱动
一、“动态教学法”的提出
当今传统课堂教学多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课堂参与程度较低。在高职学生必须适应当今社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教学方式往往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忽视了学生动手操作的实践环节，忽视了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自己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要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由此，动态教学法应运而生。动态教学法，既在原有的教学过程中，为改变师生思维矛盾的动态、平衡体系，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使平衡不断打破，向着学生的思维矛盾运动方向不断的移动，进而达到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二、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方法现存的几个主要问题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是高职国际商务、商务英语、报关等专业的一门核心基础课程，该课程专门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具体过程，要求学生掌握进出口贸易的基本知识和具体业务流程，它是一门具有很强的涉外性和实践性的综合性学科。本人自2007年以来一直从事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教学工作，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多样性，很难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目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方法还主要以教师的理论讲授为主，学生被动的接受教材内容，而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本身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学习内容是以定论式的形式直接灌输给学生，这严重地束缚了学生们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模式单一，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枯燥无味，学生们缺少学习的动力和兴趣，缺乏自己动手操作和自我探索的机会。因此，如何丰富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成了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中的重要问题。
（二）实践性教学环节重视不够，学生的专业操作能力不强
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比例较低，学生缺少实训基地和实习平台，很少有机会能够亲身感受进出口贸易的流程、体验外贸业务员的真实工作过程，这就造成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操作技能较差，不能很好的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外贸实践。而目前大多数的外贸企业在招聘外贸人员时都很重视应聘者的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之下培养出的学生往往由于缺乏基本的专业操作能力，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需求，从而降低了他们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适应工作的速度。因此如何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让学生亲身感受国际贸易的真实业务过程，掌握外贸业务员的具体工作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是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方面需要解决的又一重点问题。
三、“动态教学法”
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的运用为了配合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响应学院号召，在引进国际商务实训室和外贸实习平台simtrade软件的条件之下，我在2013－2014学年度第二学期13国际商务1班的教学中，尝试采用了动态教学法，试图进行基于动态教学法的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取得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效果。本人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运用的动态教学法，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课堂教学与实训基地软件教学相结合，以“提出业务背景———自主探索———完成任务———教师点拨”为主线，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跟随教师的思路全程参与教与学的活动中，并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一）教学地点的“动态”
本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分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和实训基地教学两部分，这首先就是一种尝试，以前的课程一直都是在单一的授课地点普通大屏教室来进行，而这次我将实训基地的外贸实习平台simtrade软件引入到了教学过程中来，学生在后半学期有一半的学时都要在实训基地的国际商务实训室来完成。外贸实习平台主要分为交易中心、认证中心、国际业务中心等模块，以真实的国际贸易业务环节为训练要点，学生将分别扮演进口商、出口商、进口地银行、出口地银行等角色真实模拟进出口贸易的全过程，真正将课堂教学中所学的理论内容在外贸实习平台上进行实际的模拟操作，使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好的理解课堂的教学内容，体现了工学结合，实现了教学做一体化，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二）教学方法的“动态”
在教学方法上，我也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摒弃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而是将分组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双语教学法、互动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结合，贯穿于整个的教学设计，它包括提出业务背景、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探索相结合、完成任务和教师点拨等四个主要环节。
1．提出业务背景
本学期我采用的教材是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来设计的，整本教材都是以河北绿色陶瓷公司和阿联酋ABH公司的进出口业务环节展开，学生的角色为绿色陶瓷公司销售部的业务员，每一个项目都是以任务引出本项目要学习的内容，这就为我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任务来源。在对教材进行深入分析后，我将教学内容整合为8个典型性的工作任务。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探索的欲望，我还根据教材内容设计一些了子任务，让全体学生观察、分析、思考，使学生迫切要求往下学习，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探索，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我想学”。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涉外性特点，每一个业务背景基本都是以英文的外贸函电作为任务提出，所以我还用到了双语教学，要求学生对于国际贸易实务中的一些常用英文单词、专业术语进行记忆，加强外贸英语的学习。对于一些学生比较熟悉的内容，我还在教学时，创设“虚拟剧场”开展情景表演，这样可以使教学内容不拘泥于静止的纸面叙述，而是以生动现实的情景模式展现出来，引发学生的亲切感与新鲜感，使之在身临其境的环境里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进行主动学习，并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
2．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探索相结合
在我的教学之初，我就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选出一名小组长负责小组的管理，课上学生的回答问题、讨论、案例分析、任务完成等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来完成的，每个小组和小组成员的每一次表现都会计分，小组之间、小组成员之间都会有竞争，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中，我将提出的任务分解成几个子任务，在对主要知识点进行讲解后就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学生根据任务要求，首先通过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再进行阅读、分析教材，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在自主探索活动中，既加深了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还活跃了思维，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生对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还在教学的后期安排了学生讲课的实训环节，将学生比较熟悉的“商品的品质、数量和包装”这一教学内容，分配给各小组，让学生课下查资料、做课件，然后派小组代表在课上讲解，再由学生评委点评打分，这种教学设计给学生提供了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锻炼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3．完成任务
在学生对每个任务中涉及到的知识点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后，就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的内容来完成每一个项目所提出的任务。在这个环节中，各个小组会采用交流讨论的方式来完成，小组成员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委派一名成员陈述任务的解决方案，各小组还会对于一些问题进行论辩，在这样的讨论与论辩中，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4．教师点拨
这一环节的核心是让学生掌握整个对外贸易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帮助学生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从而解决外贸实际业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完成任务的质量，教师应该给出及时的点评和点拨。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教师应该在“精”和“活”上下功夫。“精”要求教师不做简单重复的泛泛而谈，而是要根据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疑问，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有针对性的讲解，使学生能够在仿真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掌握外贸业务各个环节的操作要点。“活”指不应把讲解过程仅仅定位在告诉学生正确的解决方案，而更要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运用、学会操作，从而提高解决对外贸易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实施“动态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通过动态教学法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应用和实施，无论从课堂效果还是考核成绩看，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分组之后，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了，课堂生动、活跃起来，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积极回答课堂提问，还经常在课下与老师进行交流。另外，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在案例分析和任务完成环节，小组成员之间会在讨论之后给出答案，每当得到教师的肯定与鼓励，都会大大提升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实训基地的教学中，学生真正动手在外贸实习平台simtrade软件上进行实训，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考核结果上看，学生成绩的及格率达到100％，优秀率也都在20％以上，成绩较为理想。本人在2013－2014年第二学期教学考核中，《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获得了课程教学质量考核优秀，也证明了动态教学法实施的教学效果。当然，在这种教学方法的初步尝试过程中，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改进和探索的地方，如自主学习与软件模拟的配合问题，自主学习时间与课堂时间匹配问题、考核方法的合理化等，但我相信这种尝试，为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于高职国际商务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作者:赵红梅 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章冀．浅析《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在高职教学中的改革［J］．中国市场，2013，（06）．
1商品贸易结构的含义及发展脉络
蓝庆新(2001)曾将贸易结构定义为构成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经济联系，它包括贸易活动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商品贸易结构的研究还未形成单独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总可以看到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子。古典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表面看来是研究一国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安排本国进出口的问题，但实际上一国进出口产品的选择恰恰反映了本国的商品贸易结构状况，因此严格来说古典新古典理论探讨的正是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胡倩,2000)。在新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将讨论从完全竞争市场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并指出了生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商品贸易结构的状态是清晰可辨的，那么不完全竞争理论则更进了一步，其指出由于生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商品贸易结构也是不确定的(宵,200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将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而关于商品贸易结构的论述也变得更全面。
2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机制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假定技术和资源不发生任何变动，贸易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品的相对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Stiglitz,1970)，但是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也没有涉及贸易结构的问题。Baldwin(1992)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自由贸易的影响。他指出自由贸易不仅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效应，还会通过资本的动态积累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他认为资本积累效应的获得只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没有任何关系。Mazumdar(199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未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新贸易增长理论更加强调了贸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而产生动态效益，如研发活动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等等(Romer,1990)。Coe&Helpman(1995)进一步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外资本品生产率存在差异，进口资本品并不一定会带来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反而会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资本品的边际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不管是新古典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强调了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根据贸易结构度量方法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据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以两类产品贸易额变化为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是最传统的，国内外不少学者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初期的分析，如蓝庆新(2001)等等。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工业制成品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出口扩张。这类实证文章更多的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阐释商品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种分类方式相对宽泛，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同时这种方法并不能对贸易理论进行证伪。二是根据Baldwin和Mazumdar的分析将进出口产品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类，以两者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比来衡量贸易结构(王永齐,2006)，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出贸易产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技术含量属性，同时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苏振东,周玮庆,2009)。三是用显示技术附加值测度技术的方法来度量贸易结构。关志雄(2002)最先给每一个贸易品赋予一个附加值指标。樊纲等(2006)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提出了技术显示附加值的原理，并以各国在该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对该指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了新的假设和归类方法，认为权数应该是各国在该产品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苏振东、周玮庆(2009)利用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指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且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有很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入产出法分析的不足，深入到产品内部，探讨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指标，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好地参考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个成熟可靠的指标，目前这还未达成统一。
3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机制
3.1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述评黄晓玲(1990)指出，商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影响。产业结构提供了商品贸易结构的物质内容和活动范围，而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黄庆波、范厚明(2010)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对外贸易可以从三个途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和方向；二是解决产品结构性短缺和过剩问题；三是根据不同产业作用的不同来调整产业结构。两者的实证关系也得到了发展。根据度量产业结构指标的不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按照三大产业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二是从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来划分和研究产业结构，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正相关(李耀新,1995;李磊,2000)。三是以制造业为突破口用技术附加值来度量产业结构。Lall等(2005)指出，可以通过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便可得到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的间接证据。Wang&Wei(2008)设立了衡量价值链的出口商品结构不相似度指数指标，指数值越低，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借鉴这一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展商品贸易对提升价值链的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周振华(1995)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会产生巨大收益，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刘伟(1995)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为例，指出产业结构的瓶颈制约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伟(2002)对全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14%、0.33%、0.54%。刘云峰(2004)、郭文(2007)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另外就某一地区来说，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徐捷锦等(2008)对重庆，虞斌(2010)对浙江，牛鸿蕾(2010)对江苏等等，产业结构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拥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3.3商品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改善商品贸易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间接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加深了对商品贸易结构的认识，更突出强调了改善商品贸易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测度指标难以统一，目前有关间接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十分有限，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加深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多种影响途径的重视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有效途径。
4总结和研究方向展望
在回顾评述了相关文献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商品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基本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只是在具体衡量过程中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2)商品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经过发展已经从表面的产品分类衡量深入到要素层面技术含量的衡量。
关键词：关税同盟；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本文为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名称：俄白哈关税同盟对新疆外经贸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3日
一、前言
关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是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建立起统一对外关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德意志关税同盟开始至今，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了不同发展程度、组织形式的关税同盟。与此同时，关税同盟理论也得到日益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集团和宏观经济主体的区域化合作趋势进一步加强。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亦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交错发展中逐步融入国际社会。
二、关税同盟理论演化过程
1950年雅各布·维那创立了关税同盟的基础理论，后来米德、科普赛和科登等人对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
（一）起源。在次优理论提出之前，传统上认为关税同盟是值得鼓励的，其理由在于既然关税同盟是向自由贸易迈进了一步，那么关税同盟即使没有实现福利最大化，也会提高世界的福利水平。李斯特认为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在某一时期与意向相同的国家结成同盟，以反抗与它们利益相冲突的国家。真正开始系统地对关税同盟进行的研究是在战后。1950年，维纳在其代表性著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一定可以增加成员国的福利。维纳指出了这些早期关税同盟理论的非准确性，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这二者的实际成果，从而将定量分析用于对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
（二）形成与发展。建立关税同盟并不等于向自由贸易靠拢。因为它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对非成员国实施差别待遇的保护贸易。而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结合就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通过局部均衡分析，维纳得出结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就决定了关税同盟是否应该得到提倡。目前，西方探讨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观点按照逻辑关系分成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关税同盟的利益来源；二是关税同盟的产生原因；三是最优对外关税的决定。
1、“消费效应”的提出。“消费效应”指征收关税后由于价格上升，使得国内消费量减少。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维纳关税同盟理论的基础上补充性地提出了“消费效应”。米德认为，关税同盟形成后，商品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
2、动态效应的研究
（1）竞争促进效应。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认为，竞争的加强是影响欧共体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关税同盟形成前，各成员国多已形成了垄断的市场结构，长期以来几家企业瓜分国内市场，攫取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因而不利于各国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组成关税同盟以后，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增进社会利益。
（2）规模经济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认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关税同盟越大，其对世界总体潜在利益越大，关税同盟国间市场越扩大，带给这些国家和世界的利益越增大。”对那些国内市场狭小或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而言，建立关税同盟最大的动态效应是它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
（3）资源配置效应。关税同盟带来的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市场趋于统一。一个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在关税同盟的影响下，必然会诱发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这些都将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提高要素利用率，降低要素闲置的可能性，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4）刺激投资效应。关税同盟通过撤销贸易壁垒带来的区域市场扩大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既可以吸引成员国厂商的投资，又可以使非成员国企业为绕过贸易壁垒的限制到关税同盟国内投资设厂，以享受大市场的益处。
3、贸易条件的效应分析。1970年，皮尔斯在其所著的《国际贸易》中认为，全球多数国家尤其是贸易小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无法通过改变贸易条件改善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贸易小国组成关税同盟后，贸易创造效应出现，这相应就保证了成员国出口的快速稳定增长。另外，一体化也提升了同盟整体进口量在世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而进口规模的扩大使得成员国具备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同时，贸易转移使成员国减少了从同盟外第三国的进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第三国下调其出口价格。而贸易条件的改善使世界收入向着市场规模大且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关税同盟转移，这对原本是贸易小国的成员国而言肯定是有益的。
4、国内对关税同盟效应研究小结。董丽萍（2000）总结了关税同盟理论体系的观点，认为关税同盟具有以下五种福利效应，即生产效应，发生于生产领域；消费效应，发生于消费领域，与消费者的福利有关；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小国的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行业来说；贸易条件效应，关税同盟由若干国家构成，相当于一个庞大的关税区；动态经济效应，关税同盟的成立使成员国原本各自独立的国内市场融合成为一个大市场，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加速了技术创新进程。从以上对关税同盟五种福利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关税同盟对全球福利的提高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杨新荣、郭峰（2006）通过对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贸易转移进行图形分析，指出关税同盟给成员国带来的不是绝对的福利净损失或净收益，而是分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种影响，从而认为贸易创造会带来福利绝对增加，而贸易转移在不同的情形下其结果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同盟国与第三国之间的价格之差越小，则会给成员国带来消费者剩余增加量大，而关税损失少。
（三）理论尚不完备之处。维那效应的提出及以后的发展对于正确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效果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理论假定至今距离现实较远，因此还不能全面地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主要表现在：
1、基本假定中未动态地研究同盟形成及扩大对同盟外国家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多极化的格局正在形成。因此，基于20世纪五十年代经济体系的小国假定应做出修改，必须考虑到经济一体化集团对外部国家的影响，考虑关税同盟的经济辐射力和外溢效应。
2、分析关税同盟的经济效果不全面。科普赛曾指出，关税同盟福利或损失来源于生产专业化，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规模经济；贸易条件变化；由于外来竞争增加引起的效率变化；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五方面。但是，目前关税同盟理论仍根植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忽视货币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引入宏观经济变量。
3、一贯强调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假定。许多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同盟分析仍停留在20世纪六十年代进口替代时期，如将贸易条件完全忽略，单纯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偏好等。
三、总结
众所周知，在关税同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欧。而随着西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向前发展，关税同盟在欧共体逐渐获得成功，如今更成为欧盟的重要基石。正因为实践的支撑，关税同盟理论在一体化理论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皮尔斯、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从规模经济、贸易条件、不完全竞争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展了关税同盟理论，使其日益成为一体化理论中较为完善的部分。
即便如此，关税同盟理论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目前，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世界各地处于程度不等的发展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关税同盟理论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改革开放有很重要的启示。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尤其是东盟和俄白哈关税同盟建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我国的外贸形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我国现正与巴西和东盟各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目前我国的区域合作需要在合作领域、合作形式和合作手段上同时进行转变，争取获得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各种利益，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M].商务印书馆，1961.
[2]皮尔斯.国际贸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Jacob Viner.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50.
关键词:后发优势;区域贸易;技术创新;后发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73-02
后发优势就是指后发地区可以从先发地区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吸取经验教训,不用重复先发地区走过的道路。从发展的要素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个方面。后发地区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与其低劳动成本相结合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可以推动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贸易的发展可以为其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并促进经济增长。对后发地区而言,贸易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应该更为具体和深刻,因为与贸易相关的技术创新是后发地区展示和发挥其后发优势,继而步入经济起飞和增长阶段的重要手段。
一、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
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技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位
经济增长的问题始终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也是自亚当・斯密起近两百年以来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难点和重要话题之一。索罗模型的建立主要是围绕着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函数两个方程展开的,在索罗模型中,技术被看作是一个天外来客的外生变量,与经济体是无关的,并且是独立于经济体之外自动运行的。最终通过对引入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到了增长模型之中,使得对经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大大的增强。当被称为“劳动增强的技术进步”或“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被引入经典的索罗模型的时候,实质上就成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核心内容。技术进步因素被内生化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中,并且指出,在导致各种技术进步的缘由中,知识外溢、收益递增、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对于经济增长引擎的因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技术进步这样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地研究导致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在研究分析世界各国经济体发展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的问题中,新增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并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技术存量水平、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差距,而人力资本因素是导致技术层次差距的根本原因。
三、技术进步与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技术差距模型
技术差距模型由波斯纳(Posner)于1961年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波斯纳认为,技术差距是国家间开展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的技术优势使其在获得出口市场方面占有优势。当一国创新某种产品成功后,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因此,可出口技术领先产品。但因新技术会随着专利权转让、技术合作、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流传到国外,当一国创新的技术为外国模仿时,外国即可自行生产而减少进口,创新国渐渐失去该产品的出口市场,因技术差距产生的国际贸易逐渐压缩。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最终将被技术模仿国掌握,使技术差距消失。贸易即持续到技术模仿国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对该产品的全部需求的时候。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 年,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and Vernon)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而后威尔士(Wells)又进行了扩展,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观点。弗农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在新产品阶段,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技术上未加完善,加之竞争者少,国内市场就能满足其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等,因此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绝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而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地位被打破,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替代产品增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降低,且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抑制国内外竞争者,企业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这时对生产者技能要求不高,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再将产品远销至创新国和第三国市场。
(三)南北贸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史格斯罗姆、安南特和迪诺波罗于1990年共同发表了《一个熊彼特的产品生命模式》,他们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思想与熊彼特创新性破坏的产品创新观加以结合,提出了一个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以及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均源于R&D活动,厂商间的研发竞争决定了北方产品创新的速度。一个企业在R&D活动中投入的资源越多,它赢得竞争的概率就越大;而且,每项R&D竞争延续的时间与R&D投入的总资源是成正比的。由于R&D竞争获胜者在制度规定的专利权限内可以享受垄断利润,发达国家的厂商为了实现预期利润最大化,就会不断加大R&D的投入,推动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
(四)“蛙跳”增长模型
布雷兹斯、克鲁格曼和齐登于1986 年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家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型。该模型指出,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政府通过有利于技术开发的政策,后进国家可以“赶超”先进国家,而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则可能“固定”。其原因在于,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规模收益递增能够强化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而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发达国家因受高工资水平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会延迟对新技术的采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旧技术已有生产经验,新技术初始反而不如旧技术有效率,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
四、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在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总之,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加上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贸易、还是贸易引致的技术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是后发地区后发优势发挥的重要方面。为此建议:
1.培养技术创新的能力
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根据技术差距模型,后发地区可以积极引进和承接先发地区的先进技术,在技术模仿的同时,不断提升技术吸收消化的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蛙跳”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后发地区能够把握后发优势,边干边学,完全可以在一些行业实现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2.根据技术规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后发地区经济的发展壮大,后发地区的劳动资源优势将逐渐被削弱,甚至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随之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根据技术进步规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3.重视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南北贸易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南方政府采取措施加快技术转移的速度,南方国家模仿生产新产品的时间就会缩短,有利于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同时,南方国家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后发优势,实现“蛙跳”效应。因此,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于推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改变贸易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 郭熙保,胡汉昌.后发优势新论――兼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2] 王贵全.后发优势与贸易利益[D].上海:复旦大学,2003.
[3] 王冉冉.基于技术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兼论技术要素与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的提升[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
[4] 岳昌君.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and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23-06
一、研究背景
传统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过渡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至后来的H-O理论，都强调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但是，不断有理论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即使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也很难赶超发达国家，甚至差距会越拉越大，相反，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摒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准则，走出了超越式发展道路。
Krugmant早在1991年就指出，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能从贸易中得到静态收益，但失去的却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机会，实际的长期增长率可能下降，从而形成“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Redding继承了Krugman的思路，详细论述了落后国家在选择贸易生产模式中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即落后国家究竟是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往往是低技术水平的)，还是专业化生产那些目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可以在未来获得潜在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按照现有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固然可以获得标准的静态贸易收益，但如果每个行业没能实现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结果，自由贸易导致动态福利损失。
固守初始的静态比较优势往往失去的是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机会，要保证福利水平的持续增长，比较优势必须实现动态变化。如何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Romer、Lucas和Young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构建了“干中学”模型，认为“干中学”通过知识的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供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途径。但“干中学”不是厂商的有意行为，它发生在生产活动的不经意之间，因此知识的外溢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内生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干中学”只能是比较优势实现动态变化的外生路径。为了寻求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学家将目光转向了技术创新。Romer率先开拓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增长思路。他提出知识的产生不是一个意外的过程，而是研发投入的结果。厂商之所以愿意进行研发投入，是因为由此获得的知识积累可以增加新产品种类数、提高生产率，从而获得垄断收益。Grossman和Helpman在Romer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厂商持续研发投入确保了知识的累积过程，通过知识的外溢效应还可以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累积速度加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成为可能。本文的研究以Durkin的工作为基础，并将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引入他的基本模型，进一步探讨专业化研发投入(R＆D)影响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路径问题。与Grossman和Helpman模型不同的是，本文不再局限于北方国家研发一南方国家模仿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而是设定在开放贸易条件下，各国均专业化具有初始优势产品的研发投入，探讨在研发活动也有国际分工的前提下，专业化研发投入如何影响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后者又如何影响福利的长期增长问题。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必要性，并简单回顾前人的研究，为后文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借鉴Durkin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2-2)李嘉图模型，与一般的李嘉图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生产函数强调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而研发投入的作用通过人均专业化知识的形式表达；第三部分是全文论述的重点，详细探讨了专业化的R＆D对比较动态变化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是通过比较封闭条件和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结构的差异得以体现的；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动态比较优势与福利水平长期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在第五部分，回顾全文的研究内容，得出简短的结论。
二、基本模型
建立一个(2―2)李嘉图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j＝1，2，两国在贸易前都各自生产两种商品(i＝h，x)，分别为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h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x。两种商品生产都使用劳动L一种投入要素，在部门内部，劳动资源一部分用于生产过程，一部分用于研发过程，对于单一劳动者意味着一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一部分时间用来研发。
两个国家的生产行业都只有一个代表性厂商存在，因此厂商的生产函数就是全行业的生产函数。厂商的生产行为不是简单的劳动投入，还受到原有生产经验累积的影响，本文的生产函数考虑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劳动者的时间投入ui(t)，显然随着劳动者时间投入的增加，产出递增，即dy/du＞0。其次，考虑原有生产经验累积存量Ki(t)对产出的影响，这里生产经验累积存量是人均知识水平与劳动者数量的乘积。最后，本文重点考虑部门的研发投入(R＆D)对产出以及贸易开放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这里，研发投入通过部门内专业化知识的获得与运用影响产出量。关建问题是如何界定专业化知识。在模型中，只考虑具有排他性的专业化知识，不考虑一般性知识，前者对行业生产者来说具有垄断性，其主要来源于研发(R＆D)投入，拥有排他性专业化知识的厂商能获得垄断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也成为厂商研发(R＆D)投入的核心动力，而一般性知识容易通过“干中学”产生外溢效应，不易获得垄断收益，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对于排他性知识．Lucas认为可通过人力资本形式展现，Ro-mer认为难以找到合适的具体形式。本文接受Durkin的观点，提出以人均专业化知识水平Ki(t)作为Lucas和Romer两者的合一表达，不考虑其具体形式是否存在问题。受Durkin的启发，假设Ki(t)更多为厂商研发(R＆D)投入的产物，具有排他性，两部门之间不能变化。
(一)生产函数
两类商品的生产函数分别表示如下，
在排他性知识具有同质性条件下，单位化研发产出。即一单位研发投人获得一单位的排他性专业知识，则Rk(t)＝Ri(t)。由于厂商的专业化知识能够带来垄断利润，所以厂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有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的动力。也就是说专业化知识的取得是持续研发投入的结果，为描述这一过程，建立如初始比较优势的产品方面具有研发效率的绝对优势，而在具有初始比较劣势的产品方面具有研发效率的绝对劣势，那么专业化研发投入可以确保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如果该国在两类产品上都具有研发效率的绝对优势，则需要比较哪类产品的研发更具有相对优势，只有当具有初始比较优势产品的研发更具有相对优势时，专业化研发投入才可确保获得
动态比较优势
两种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专业化研发投入通过影响研发效率促使比较优势动态转化。这使得本文阐述的模型有别于一般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干中学”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和“干中学”模型强调贸易的作用在于资源的重新配置，Lucas总结为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变化，正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改变了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的累积程度，从而影响了各国相对生产效率，比较优势发生动态改变。本文的专业化研发投入模型，也强调贸易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作用，甚至知识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体现，但与内生增长模型和“干中学”模型不同的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改变的不是各国相对的生产效率，而是各国绝对的研发效率，也就是说这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取决于研发的相对效率，而取决于研发的绝对优势。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专业化研发投入影响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途径是研发活动的绝对效率，而不是像专业化生产那样依靠的是相对效率?这涉及到模型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研发活动产生的专业化知识是具有排他性的。因为专业化知识的排他性可以为厂商带来垄断利润，厂商才有了研发投入的动力。而专业化知识的排他性意味着知识不可交换(这一点区别于一般性知识，后者通过“干中学”可以外溢)，那么国际贸易就不能为各国带来本身具有劣势的知识积累。而专业化生产之所以依靠相对效率进行分工，就在于交换可以弥补不足，提高共同收益。正因为专业化知识的不可交换性，决定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取决于研发的相对效率，而取决于研发的绝对优势。
四、动态比较优势与福利水平
前文重点剖析了R＆D影响比较优势实现动态变化的路径与过程，在这部分我们简单探讨一下福利水平如何随比较优势动态转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与前文相仿，我们分别讨论封闭条件和开放条件下，福利水平的变动趋势。
(一)封闭条件
在封闭条件下，各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劳动力资源均衡配置两个生产部门。厂商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研发投入。在稳态均衡条件下，由于由于福利增长的路径由外生变量决定，因此，该增长路径是局部稳定的，为一稳态增长路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际贸易，那么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各国福利水平伴随时间推移沿稳态路径增长。
(二)开放条件
在封闭条件下，各国都生产两类产品，产品的交换也发生在国内，这时的均衡价格是国内竞争价格。而在开放条件下，各国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1国根据比较优势专业化研发h产品，2国根据比较优势专业化研发z产品，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市场出清条件和非套利条件保证两国按同样的速度提高福利水平，这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福利水平的提高速度。
比较(16)与(17)，我们发现，尽管开放条件下的福利增长的路径也是由外生变量决定，因此，该增长路径是局部稳定的，也为一稳态增长路径。但在封闭条件下，1国和2国的福利增长率，是由各自国内的研发效率最终决定的，而在开放条件下，1国和2国遵循相同的福利增长路径，福利增长率由两国参与国际分工部门的研发效率共同决定，这时一国的福利增长要依赖与别国的研发水平。
那么伴随贸易开放产生的专业化研发投入是否能保证各国福利水平比封闭条件下增长更快?这需
从这些条件中发现，要实现两国福利水平都比封闭条件下增长更快，就必须同时满足，也就是说1国在h产品研发上具有绝对效率，2国在z产品研发上具有绝对效率，而这也恰恰是两国都能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一类条件。但是，结合命题3，反过来分析，即使两国都不同时具有两种产品研发绝对有效时，也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而这时却不能保证两国的福利水平都比封闭条件下增长更快。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是福利更快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这就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示，提高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国研发的效率固然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但是后者并不能保证福利水平一定能够更快增长，这源于自主创新巨额的成本投入。而当把福利水平的增长放在一个长期范围来考察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因为后者是福利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应该遵循一定的时间路径。
结论4：开放条件下各国专业化研发投入，如果各国福利的增长率水平都高于封闭条件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各国一定都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但是，反之，即使各国都能够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也并不一定保证福利的增长率水平都高于封闭条件的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