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9: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困境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著述中，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该书脱稿于他的博士论文，2002年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之一，200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43万余字，分量颇重。统贯全书的，不但有指导作者整个文学批评活动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其他西方文艺理论，显示出其人良好的学理素养，而且有大量的实证材料。通过对卷帙巨大、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与作家和作品创作有关的众多文字材料的梳理和分析，论著展现出一位青年学者敏锐的文学洞见和勤谨务实的钻研精神。在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之声回响不绝的今天，这部著作无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对于认识和批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都有着积极的学理意义。
一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有清晰的思想主线和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在导语、结论外，共分六个章节，分别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话语屈从立场：对自我的逃避”、“话语反抗立场：对自我的坚守”、“话语忏悔立场：在屈从与反抗之间”、“话语疏离立场：对自我的寻找”。从章节目录看，李遇春是将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话语系统，这避免了许多当代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条块分割式断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话说，他借鉴了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论及不同人际人系所带来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种类型（屈从、反抗和疏离）[1] 32，来论述这三十年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以及体现于作品中的作家个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和有关创作活动的分析，探讨置身于该话语系统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进而展示出这种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读全书，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几种心理冲突状况。在第三章，作者选择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为主要证据，尤其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和对作品的阅读阐释，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和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从创作的表层状貌研究许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结”、“文化恋父情结”、“完美主义社会性格”，以及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论证40-70年代的多数作家在面对来自权威文化（文学）规范的外在压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后，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向红色文化规范表示认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则通过分析作家们“被压抑的启蒙英雄情结”、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画像”，以及“文化审父”内容，来论述处于红色文学话语边缘地带的少数创作主体的“话语反抗立场”。作者指出，话语反抗立场是通过抵御异己的符号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碍或延缓创作主体的集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顺利成形，积极地促成创作主体的个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潜在形成[1] 240。该章有别于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时期的一般认知，通过分析在红色文化规范中的尽管被压抑但也一直活泼不息的文心，强调创作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坚守或者某种留恋。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尔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种类型之外，根据40-70年代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而单列出来的。这也显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论而灵活运用的思维特性。这一章主要论述作家们在将自己的作品处理为试图谋求政治救赎的“自白书”或“忏悔录”的同时，也通过有限的、曲折或变形的话语策略进行反抗；在屈从于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忏悔情结之外，出现人道主义忏悔立场的回归；呈现处于革命秩序边缘地位的作家们表现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将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与权威文化有意识保持距离的另类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日常性人伦情感空间的构筑和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的营造，表达对权威文化秩序的话语反抗；后者则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现出文化恋母情结，以真实的自我疏离于权威文化秩序。
总的说来，该论著并不在意是否突显这段时间文学史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而是根据建国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连续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种在场感和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站在创作主体的话语立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场与文学场的相互渗透，也着眼于不同文学作品的内部，将其分别视为一个个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对象进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学积累、文学史积淀，以及非凡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为最终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审视，也保有感性的同情，这为全书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该书作者李遇春多次强调：当代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实证，并将他的实证研究具体分为三种类型或方式：史证、心证、形证。其史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并通过心理分析来取证；形证，是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批评[2]。在该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遇春在充分贯彻他的研究思路时，将这些方法灵活运用，并让实证材料在书中穿插出入，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色彩。
以第一章为例，在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时，作者在理论阐释以外，其材料主要来自于“五四”以来的知名文艺理论家如周作人、梁实秋、鲁迅、钱杏，以及等人的描述，让读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启蒙文学话语范型转换至革命文学话语范型，有整体而深刻的印象。第二章中，当论述“文学话语的设置”以及“文学话语等级的构筑”时，则侧重于以大量史实材料来说明问题，包括文学的外在政策环境、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批判等。此外，还有大量材料偏向于作家自身及其作品内部的分析。最典型的如第六章，针对以茹志鹃、孙犁、曾卓、流沙河、食指、芒克、顾城为代表的作家们的“话语疏离立场”，更是以个人性材料和对作家作品进行的文本分析，从作品的内外角度进行论证。作者“心证”所需的材料来源广泛。用李遇春的话来说，这些实证材料包括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并对它们进行心理分析的结果[2]。
论文摘要：《寒夜》和《围城》这两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名著．都是抗战时期生活的产物，在风格上虽然分别表现为“沉痛”和“反讽”两种情形，但所处理的对象和表达的感情都是相似的。都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生存困境。展示出深层次的人性空间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意义在于：以其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手法的独创性开启了战后反思文学的创作。
一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开始创作而于抗战胜利后得以完成和出版的，是巴金小说创作中的顶峰之作。《寒夜》写了抗战时期国统区重庆一个小职员的悲剧人生．老实忠厚的男主人公汪文宣。在生活艰难、家庭破裂及旧制度的重重打击下，从一个怀有“救人济世”理想的大学生．变成了意志消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最后在贫病交困中死去。在这篇小说中，巴金将中人的日常生活，人的情感状态、人与命运的无奈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国外有评论家这样赞扬说：“《寒夜》是这样一部杰作，它触及到人们内心世界深处。是真理的片断，生活侧面和爱情与绝望的呼喊。”不仅如此，《寒夜》在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不资炉冶，自然天成的高度。小说没有人为安排的紧张情节，一切都是平凡的。在创作中，作家虽然把“我”这个叙述者隐藏了起来，不轻易打破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力图保持一种纯客观的感觉，冷静地提供一些画面、声响、动作和现象，对人物作客观描绘。但是同时，作家又竭力捕捉汪文宣、曾树生细微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深入开掘人性。尤其是汪文宣，几乎在他所有出现的场合都有其心理活动的描写，作家借此推动整个小说的进展。
可以说，《寒夜》代表了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小人物的悲剧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但人特别是亲人间的隔膜、有意无意的伤害．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的孤独才是他最深切的痛苦。年青时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变得暗淡，身处抗战的艰难岁月，汪文宣总是以“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安慰自己，但现实还是粉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寒夜》触及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生存的有限性和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身处夹缝中的汪文宣而言，朋友和家庭是他唯一的安慰，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委曲求全地维系着家庭．正因为这寄托着他仅存的理想和希望。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这不仅是汪文宣这样身处下层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而且是人之作为人的无法摆脱的矛盾。巴金将人的这一生存的悲剧本质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这使得《寒夜》达到了一种人性的深度。
二
钱钟书的《围城》几乎与《寒夜》同期发表在《文艺复兴》上，相对于《寒夜》而言，《围城》具有更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而创作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围城》却对人的生存困境展开了相对冷静的观照，从而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在《围城》的序言里，钱钟书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关系，深入地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从而在《围城》中揭示出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钱钟书正是要通过对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的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
此外，钱钟书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对《围城》中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判。这些新旧人物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露出了乖丑。钱钟书批评这些人物。首先就是从知识方面．揭破这些人的虚假。在高等学府，如果说连知识者的知识都是假造的，那么，可以想见，由这些人物把持的学府氛围是一种怎样的世界。
三
以《寒夜》和《围城》为代表的一批高品质的战后反思文学的诞生既是文学自身从战时走向战后的内在必然要求，同时又得益于至抗战中后期开始的文艺界对文学路向的新调整。
以张扬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救亡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抗日救亡文学思潮．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存在着文学的救亡使命和文学自身使命的尖锐冲突。因此，许多作家、文艺理论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促成了抗战中后期文学思潮的变迁。抗战中后期文艺思潮的调整对于整个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现实主义主潮下，文学开始了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如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其审美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历史剧创作潮等。文学路向的调整虽然使抗战文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但是，就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抗战时期的文学始终处于战时文艺的框架内。而战后文艺理论要求作家通过创作不断提高读者的思想水准和艺术审美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写作能力；应用文
写作能力是对自己所积累的信息进行选择、提取、加工、改造并将之形成为书面文字的能力。积累是写作的基础，积累越厚实，写作就越有基础，文章就能根深叶茂开奇葩。没有积累，胸无点墨，怎么也不会写出作文来的。写作能力是每个大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从目前高校整体情况上看，大学生的写作能力较为欠缺。
1 大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的定义
那么，大学生的写作能力究竟是指什么呢？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 对于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应包含什么，可能有多种理解，但从叶圣陶先生的谈话中，我认为：大学生写作能力应包括应用写作能力和文学写作能力，而前者是必须的，后者是“不一定”要具备，能具备则更好。众所周知，对于大学生来说，是要写毕业论文的，我认为写作论文的能力可以包含在应用写作能力之中。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体现，也往往是在撰写毕业论文中集中体现出来的。本科毕业论文无论是对于学生个人还是对于院系和学校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就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都很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写作能力的问题必须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提出对策去实施解决。
2 造成大学生应用文写作困境的原因
（一）大学写作课开设结构不合理。
就目前中国多数高校的学科设置来看，除了中文专业会系统开设写作的系列课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只开设了普及性的《大学语文》课。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而我们的课程设置仅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大学语文教师，可大学语文教师既要在有限课时时间内普及相关经典名著知识，又要适度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且要教会学生写作规律并提高写作能力，任务之重实难完成。
（二）对实用写作的普遍性不重视。
“大学语文”教育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从中国的教育体制来看，国人目前对中国语文的态度淡漠，而是呈现出全民学英语的大好势头。中小学如此，大学更是如此。对我们的母语中国语文，在大学反而被漠视，没有相P的课程的设置，没有系统的学习实践训练。这其实是国人的一种偏见。应用写作有它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一个人学问很大，会写小说、诗歌、戏剧等，但如果不晓得应用文写作的特点和方法，他就写不好应用文。
（三）部分大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
很多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对写作的学习和训练都只是集中在《大学语文》这一门课上，大部分学生只愿意被动地接受大学语文老师所讲授的文学经典故事，而对于需要学生动手动脑去写的作文，却是尽可能应付差事，这样势必不能让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
（四）教师的实践性教学不强。
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但在教学中有不少教师过多注重理论知识，实践性教学环节却往往被忽视。理论讲了一大堆，但是实践却几乎没有，训练也少得可怜。阅读与写作都需要很强的实践操作，学习理论固然必不可少，但是阅读方法和写作技巧的掌握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的大学生的写作水平着实令人堪忧，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笔者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大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3 提高大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对策
（一）把《应用写作》课设置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应用写作》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因为在这个被某些人形容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也是个人生存竞争最激烈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学会写作实用性的文章，比如职场竞争中的求职信，生活中的财经文书、法律文书等，以提高个人的生存竞争能力。
（二）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首先，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实用写作课的重要性，这门课关乎到他人生的每一个方面，诸如就职，求爱，理财，人际交往等，是他终生都需要使用的一些基础性的知识，也是他必备的一项生存技能。其次，实用写作有它自身的规律和方法。它不是你想怎样写都行的，它有严格的格式性的要求，所以需要系统的研究学习。最后，实用写作课的实践性非常强，所以学生们不能只学不练，并且要克服手懒的坏习惯，勤学勤练，为今后的工作生活打好基础。
（三）注重实践课的训练。
要提高大学生的实用写作能力，那么实践写作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要想使学员真正具备实用写作能力，必须重视实用写作训练，力求使理论讲授与写作训练互相紧扣进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把理论教学的部分适当压缩，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实践训练。在训练之前，可以通过对优秀案例的精讲分析，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写作规律，然后趁热打铁，让学生立即开始写作训练，最后通过大家互评，教师点评的方式，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让学生知道应该如何写，还要写出来，并且知道写得怎么样。此外，在教学上，教师也可以与学生一起探讨如何学习，如《实用写作》这门课程，如何上，怎样上，都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编制一些案例，在课堂上与大家分享，一起讨论。这样，一方面调动大家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又提高他们综合分析能力。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掌握和把握实用写作的技巧和方法。
（四）大学写作教师要加强自身能力的提高。
要提高大学生的实用写作能力，那么作为教练员的大学写作教师就应该具备更高的实用写作能力。大学写作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理论研习能力，还要对实用文的各种文体都能写作自如，此外还要懂得如何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学以致用。因此，大学写作教师也要做好自身的继续学习，认真备好这门课，积极参与到写作实践训练中，积累教学和实践经验，在教与学及与学生互动中使自己的能力不断提升。
4 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大学生的实用写作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所有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都离不开阅读与写作，特别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阅读与写作已是人才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初中语文 名著阅读 困境与对策
论文摘 要：阅读名著，是学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升自身修养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结合初中语文文学名著阅读的现状，积极探索初中语文名著阅读的教学方式和有效途径。
初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个人语文素养的高低。初中语文作为基础语文教育，其最核心的教学任务之一，就是让学生通过广泛的阅读，开拓视野，提高文学欣赏能力，陶冶情操，进而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完善的人格。但是从当前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情况上看，阅读教学效率较低，学生阅读名著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而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对传统语文教育尤其是阅读教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语文教师应该担负起教师的光荣使命和职责，要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并勇敢地承担起传承优秀文化、建构学生人格、培养语文素养的人文教育重任。而引导学生进行名著阅读，是让学生吸取人类思想精髓和民族文化精华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完成语文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下面，笔者对当前初中名著阅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存在的困境
文学名著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文学名著是初中生学习语文的必要环节，是学生提高文学素养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初中生的文学名著阅读还存在一些问题，教师在教学上还存在一些困难。
1.重视程度不足，阅读量不够。意识是思想的先导。人们只有在意识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但是当前的文学名著阅读教学存在这样的状况，即教师重视程度不足，学生阅读量不够。这是当前初中文学名著阅读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初中生的名著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影响到了初中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毕竟，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文学名著阅读并没有成为考试的重点，课文对文学名著的收录只是一些章节和片段，无论是量还是度，都是不够的。而教师的重视程度不足，就使得文学名著阅读教学变得无足轻重，部分教师甚至都忽略掉了文学名著阅读的教学，而只是以课本的文本阅读教学为主。
2.阅读能力有限，理解模式化。阅读是为了扩充视野，增长知识，提高个人的素养。初中生的文学名著阅读也是如此，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知识和文学素养。但是，前提是学生的阅读理解必须透彻，必须能够正确把握文本的内涵，必须能够吸取其中的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内涵，否则阅读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同时，在阅读理解的问题上，初中生也必须具有个性化的理解，必须要经过个人经验的建构，这样才能够将人类的文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但是，当前的初中生在阅读文学名著时，其理解能力和理解方式都是模式化的，都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教师或者他人的观点，这必然会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转贴于
二、解决的对策
针对这些问题，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文学名著阅读教学时，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笔者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提出以下对策：
1.教师转变角色，将名著阅读教学常态化。我们知道，初中生的学习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生很难有专门的时间来阅读文学名著，教师也不可能将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用于文学名著的阅读教学。毕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有大量的文学名著，在初中教育阶段，教师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文学名著阅读教学。但是，如前所述，文学名著阅读是必须进行的。因此，教师要转变角色，即不应该以文学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阅读导师的身份出现，从对文学名著的解读，转变到对文学名著的介绍，让学生在教师的介绍之下，对文学名著产生兴趣，然后让学生在课后自己进行阅读。而这样的方式应该是要常态化的，不是一两次课后作业能完成的。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可以通过每周一个问题设置的形式，如：关羽为什么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火烧赤壁对三国局势的影响是什么，等等。同时，将文学名著的阅读和作文写作联系起来，可以让学生写读后感、读书笔记等，以此加强学生日常对文学名著的阅读量。
2.发展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倡导个性化阅读。阅读教学，不是为了向学生解读文本，不是为了向学生讲述文学名著的内容，更不是讲述文学名著那些经典的故事情节。文学名著阅读教学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而我们的教育向来提倡因材施教，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我们教师教学要关注的。特别是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和个性理解的能力，也就成了文学名著阅读教学的一个重点。因此，教师应该发展学生的独立阅读和理解能力，避免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的机械化和模式化。如在引导学生阅读《水浒传》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引导学生，让学生理解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是否真的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是否符合“正义”的化身的标准。学生在认可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的同时，也要反思他们也有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肉这样野蛮的行径。这些理解都需要学生个人的把握，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都是“盛赞英雄”，这不利于学生客观地看待小说人物和社会背景。
三、结束语
文学的力量是强大的。阅读文学名著，是学生不断吸取文化和文学精髓的主要途径，是激发学生积极向上、勇往直前面对人生的原动力，是培养学生高尚人格的源泉。初中语文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文学名著的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学生阅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调整教学策略，保证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余应源主编.语文教育学.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1在独立学院中的“被边缘化”尴尬处境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垫脚石，是培养学生良好人文素养的基础。但就目前，大学语文却面临着一个“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大多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为主，在课程设置上注重适量增加实践课时，缩减理论课时。大学语文成为了被缩减的对象，在保证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大多数专业选择砍掉大学语文，尤其是理工类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理论性强，缺乏实践意义，对学生学习本专业知识没有帮助，浪费时间。所以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从一门非中文专业应该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有些专业不开设或不再开设大学语文，甚至一些独立学院没有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但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学习语言的重要性，王蒙在其《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演讲中提到：“语言的功能实在太大了”。王蒙在此提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就是语言是否创造了人？语言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界限，是文明是否发达的界限。所以学好语言，应用语言不光具有表意和交流的作用，它还有帮助学生产生思想、推动思想的作用。除此以外，对于文学的研究一般是从语言现象开始的，进而渗透到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层面。大学语文课程引导学生正确思考分析这些文章作品，正确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面对独立学院中大学语文课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从改变教学方法、建立新型教学模式上来改善及解决这一问题。
2建立新型教学模式的几点思考
传统的大学语文教学主要以讲授的方式进行，教师既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不了解学生对教授方法的意见。另外，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过于注重文学欣赏，理论性知识的把握，很难让学生认识到语言文学的实用性，继而忽略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所以面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我们需要做几点思考，建立新型教学模式。
2.1渗透式双向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独立学院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习能力较低，自信度不高。针对这类学生群体，要因材施教，掌握学生知识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对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另外，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与高中语文要有所区分，大学语文主要是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逐渐延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帮助学生建立立体知识结构。要达到以上效果，首先要使学生与教师思维互换，充分利用双向思维。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对本学科的意见建议，及时修改教学方式。另外，设置学生模拟课堂环节，学生会产生参与感，对学习内容产生重视感，在准备环节中也会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其次要针对学生的专业情况对大学语文的知识进行渗透式引导。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引导学生转换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学科交叉的现象十分普遍，并最终实现科技整合。社会对于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已经成为一种主要趋势，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教授大学语文内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当下，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文学与其他学科比较研究的相关课程，如电子科技大学公开课，文学与科学：英美文学作品新读；南昌大学的现代汉语与社会生活；以及杨振宁、莫言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等等。这些课程在欣赏文学的过程中又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如对卢纶《塞下曲》的不同角度理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这句诗动静结合，唯美展现了唐代边塞场景。但从科学的角度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提出质疑：“北方大学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渗透讲解，学生在接受大学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学会转换思维看待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思考所学专业知识，更有利于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消化与吸收。
2.2应用型教学内容提高大学语文实用性针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及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大学语文教学应注重应用性与素质性。除了分析理解文章作品之外，针对大学生未来的实际需要，可以增设应用写作相关知识的学习。无论是什么学科，学生最终都要通过毕业设计检验四年的学习成果，学术论文、毕业论文写作不可避免，但是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并不了解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方法，可以将此内容纳入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当中。除此之外，大学生对于社会接触尚浅，但毕业后面临就业问题，如何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如何撰写一份优秀的求职信、简历等等，应用文写作相关知识对于不同专业学生都有所需求，既然如此，可以将实用性较强的应用型语文知识纳入到大学语文课程内容中，提高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关于大学语文教学的几点问题及建立新型教学模式的几点思考，应该尝试着纳入到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中，以期改善大学语文在独立学院中的尴尬处境，提高学生对大学语文重视程度，增强大学语文课程内容的实用性。
作者：范雨杨玉玲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摘 要：本论文从精神生态角度出发，指出因文化同化及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陷入精神困境中，在犹太宗教的指引下得到精神救赎，获得精神生态平衡。
关键词：精神生态;犹太宗教;精神救赎
一、引言
辛西娅・奥兹克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犹太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诗人及政治家。其一生作品丰厚，共有七篇短篇故事集、七部散文集、六部小说及多篇文学评论和诗歌创作。奥兹克从小遭受生活贫困及种族歧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她放弃犹太身份，反而让她成为“犹太人的后现代代言人”。她的小说善于从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典籍、神话、及民间故事中寻找创作素材，并与犹太移民的生活现实相结合，有意识地突出犹太性，强调犹太历史、犹太价值观念和犹太文化。
《流血等三部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布莱利普在大屠杀幸存者拉比的引导下获得精神回归之旅。布莱利普是一个丢弃信仰且被美国文化同化的犹太人，因看望表妹来到新立的哈西德派集中社区。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犹太人传统且隆重的赎罪日仪式。整个仪式包括忏悔、动物献祭和拉比布道。通过仪式，布莱利普经过了赎罪的生命实践过程，并在信仰与迷茫的困境中发现了民族传统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最终获得救赎。
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文学批评领域应运而生，旨在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生态整体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著名学者鲁枢元把生态批评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在自然环境失衡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而出现异化，而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的失衡又必将引起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因此精神生态一直是生态批评关注的核心焦点。鲁枢元将精神生态定义为“研究作为精神在主体与其生态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涉及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关系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
《流血》是一部生态意识浓厚的作品，小说的标题“流血”指向两个群体：一是献祭的动物，二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本论文主要从精神生态批评领域出发，以这二个群体为主线来探索主人公追寻精神生态之旅的历程。
二、祭祀动物―掀起布莱利普精神困顿之路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存压力的增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导致安全感与归属感缺失、价值观混乱等精神危机日益加剧。作家乔埃斯曾经说过：“与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是摧毁了人类的精神，使人们无法进行完美的物质主义。”[2]在人类物质文明获得进步时，人类内心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倒退。
小说《流血》中，主人公布莱利普参加赎罪日仪式，见证了祭祀动物的全部过程。犹太人所谓的赎罪日来源于《圣经》。《利未记》如此说：上帝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雅赫维。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雅赫维――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出于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的诫命，犹太人在赎罪日当天进行一种古老的赎罪仪式：挑选两头拈阉过的公山羊，由大祭司当着会众的面在祭坛上将其中一头宰杀，作为全体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献祭;然后，大祭司用双手按在另一头活着的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入可能犯下的种种罪孽，把这些罪统统归到羊身上，然后派人把这头羊送到旷野去，让它承担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3]对于犹太人来说，动物祭祀在赎罪日当天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是从生态角度来说，这种祭祀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
在文中，主人公对送去祭祀的小动物产生了同情，对这个残酷的仪式也产生了质疑。文中多处显现主人公的质疑，“什么神明会重视这种圣殿仪式？宇宙之王要这些羊有什么用处？替罪羊真的能替罪吗？上帝真的能洗刷我们的罪过，最终神圣化吗？”。[4]布莱利普是属于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偏离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由于信仰的缺失和游离，布莱利普陷入虚无主义。“谁不曾想：我多么的像这只山羊啊！山羊走了，我留下，它代替了我。死亡对于我们是随机的，某些人死在圣坛，某些人死在悬崖…”。[5]它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人同山羊对等，同为自然之物，表达了主人公的生态思想。
三、拉比布道―点燃布莱利普精神回归之路
犹太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民族，然而它又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从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赶走之后，就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二战中，德国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这段历史对犹太人的生活及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给犹太后裔们留下了巨大的伤痛。犹太人开始质疑上帝，他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漠视选民而让他们遭受法西斯的肆意屠杀，犹太人逐渐失去对犹太宗教的信仰，进而出现身份迷失，信仰危机等精神生态失衡问题。
在小说中，布莱利普是一个己经被美国文化同化的犹太人，他起初来到这个社区时，感觉一切东西都很不同。在他眼中，曾经满腹斗志的表妹如今己沦为一名村妇，因害怕会祷告连橙汁也不敢喝。意第绪语这个犹太民族的语言，对他而言却十分陌生。大祭司，所有犹太人最敬重的人，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个换装迅速的杂耍佬。此时此刻的布莱利普己经完全叛离了自己的宗教。他自己意识到信仰的缺失给他带来的迷茫与困惑，因而想来到这个犹太人居住的社区寻找答案。如文中尤塞尔提到：“他在寻找某些东西，他想要找到他们，这样的人，他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6]文中的拉比尤塞尔尽管亲身经历过大屠杀，但依旧坚守犹太传统，承担犹太道德责任。在这里，尤塞尔俨然成为传统犹太教的代表，是布莱利普精神救赎的导师。经过与尤塞尔一番交谈后，布莱利普立即感到有一股血往脑子冲，非常激动。
虽然从尤塞尔那里可以找到短暂的精神寄托，但布莱利普依旧迷惑，逃避现实。当他看到放学的孩子下山嬉戏的场景时，不禁又回忆起大屠杀的惨状，他把看到孩童的情景想象成被屠杀犹太人的鬼魂，他一直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崩溃与绝望。直至小说结尾，拉比说出自己对信仰的领悟时，“有时候，即使是拉比也不相信。我父亲任职拉比时也不相信。相信者有时会怀疑，同样，怀疑者有时也会相信。”听了这句话时，布莱利普才解开心中长久的困惑，原来每一次对信仰的怀疑，其实是对信仰的坚定，而每一次坚定也是对信仰摇摆不定的战胜。最终，通过拉比的这翻话，布莱利普才得以走出困惑，得到精神救赎。
四、结语
布莱利普因美国同化及大屠杀的心理阴影对犹太宗教产生怀疑，同时陷入精神生态失衡的困境。当自身的自然环境与外在环境存在不和谐关系之后，很容易让精神主体陷入空虚及迷茫的状态。主人公通过犹太道德的化身拉比的布道，最终走出困境，获得精神救赎。奥兹克将犹太民族的惨烈历史与小人物的精神困惑相结合来表现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揭示犹太教对犹太人的价值及意义，并指出精神主体内心与外部环境相协调的重要性。（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 高杨.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中的女性精神生态[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
论文关键词：尤金•，奥尼尔，奇异的插曲，抗争，屈从
《奇异的插曲》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中期最重要的剧作之一，“是标志着奥尼尔走向全面成熟的第一部剧作，奥尼尔对此剧所倾注的精力比对过去的任何剧作都多。”[1]剧本发表后立即成为全国的畅销书，奥尼尔因此第三次荣膺普利策奖。在这部被奥尼尔称为“我的女人剧”的剧作里，女主人公尼娜普遍被评论家称为是一个“狡诈地操纵她的男性崇拜者[2]”的“妖女”。笔者认为，尼娜是一位敢于追求自我实现、自身幸福的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她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大胆抗争及最后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无奈屈从揭示了西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1 抗争
年轻时的尼娜朝气蓬勃，勇敢坚强，是西方现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敢于突破传统思想的窼臼，大胆地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不受门第观念影响，不顾父亲利兹教授的反对，与出身贫穷但十分优秀的学生戈登相爱奥尼尔，憧憬着与他共同迈入幸福的婚姻殿堂。当父亲的暗中干涉使她未能如愿而抱憾终身时，尼娜便以一个敢于反抗男权的独立女性的姿态出现，指责父亲对自己人生幸福的破坏和扼杀，“我决定马上从这儿搬出去[3]”。这句话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尼娜冲出家庭牢笼、摆脱父权控制的渴望免费论文下载。在后方医院，尼娜将自己纯洁的身体献给伤兵，让他们快乐，为心中对死去的戈登怀有的负疚感而自我“奉献”、自我惩罚。虽说这是一种“道德沉沦”的表现，但却是对以利兹教授为代表的清教主义清规戒律的一种大胆的叛逆，是尼娜受其压抑而采取的抗争行为。
经历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尼娜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自怨自艾，反而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她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戈登神话”。为拥有一个孩子成为孩子的母亲，她选择跟自己不爱的萨姆结婚。这同传统的男性一直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完全相悖；尼娜要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完成男女两性角色的转换；当萨姆的家族病史阻止她成为母亲时，她又选择了达莱尔，就在达莱尔完成她做母亲的心愿的同时，尼娜从他那里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情感的寄托。尼娜还使父亲的学生马斯登填充了父亲死后她所缺失的父亲角色的空白。丈夫萨姆、情人达莱尔、父亲的替身形象马斯登及儿子小戈登，是尼娜死去的心上人的四个分身和替补，是他们成就了尼娜不死的“戈登神话”，实现了她心目中所追求的作为女人最完美的境界，如她所言，“我应当是地球上最骄傲的女人！我应当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4]
作为剧本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尼娜虽势单力孤，却依然不失为一个勇于把握自己命运、抗拒男权的女性形象。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与幸福、争取同男人平等生活的权利进行大胆抗争的同时，尼娜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着自我、成就着自我,展现着一个同男性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女性的生存价值。
2 屈从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只为女人提供了一种得到社会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贤妻良母奥尼尔，一种要求女性不断自我牺牲，一心满足他人的角色。这样一来，不论处于什么心理状态和知识层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极力使自己符合这个规定的角色。有关生育的书籍、上流社会女性杂志、儿童文学也不无要求女性无私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将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给她们生活中的男人。”[5]剧中尼娜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虽然她不甘于传统的束缚，大胆于命运进行抗争，可她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作为女儿、妻子、情人和母亲，“尼娜过着这些人的生活，戴着这些人的面具，扮演着这些人的角色。”[6]在男权中心文化的控制下，尼娜只是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只拥有性别层面上的身份定位，无法拥有男人们具备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缺失和男权中心文化在礼教文化等层面上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制约了尼娜个性的发展，剥夺了她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她只能借助于男人寻求自我的实现，注定了她最终也只能无奈屈从于男权统治对自己命运的主宰。
在父亲面前，尼娜是女儿，除了经济上依靠他外，还有传统礼仪上的孝义亲情。纵使她深爱戈登，女儿的身份却使她不忍以伤害父亲的感情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只能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免费论文下载。尼娜同萨姆结婚本是想利用他满足自己成为母亲的愿望，可妻子的责任却促使她为了给有家族病史的丈夫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和达莱尔通奸生下了小戈登。后来，萨姆事业的发达使尼娜在经济上无条件地听命于他，致使尼娜一步步放弃个性奥尼尔，成为了按丈夫意愿行事的女人。作为尼娜情感和精神上双重依赖，尼娜的情人兼精神病医生达莱尔给她开的走传统女性之路的处方将她的命运引向了情感和婚姻两分的尴尬境地。尼娜的一生自此陷入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之中。儿子小戈登是尼娜情感上最大的依赖，尼娜曾试图跟儿子的心上人玛德琳争夺儿子的感情，却被达莱尔以精神病医生的身份宣布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不正常。尼娜抗争命运最后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身心俱疲的尼娜再也没有同命运抗争的勇气了，只求同那个父亲式的丈夫马斯登回到儿时的家里，在宁静中死去，以此来结束她人生的一段插曲。
结语
面对强大的男权统治，尼娜生活的角色只能围绕“女人”而定，生命也只能依赖男人而延续。无论她怎样抗争，都无法摆脱男性权威的束缚和禁锢，“她每一次的努力都绷紧了自己周身的羁绊[7]”.虽然尼娜的最终归宿再现了西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但她追求幸福、抗争命运的勇气却也呈现了普通女性寻求自我、成为自我的梦想。忠实于自己的梦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正是尼娜代表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她的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特拉维斯??博加德.尤金?奥尼尔的剧作[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
[2]Robinson,James A. The Middle Plays [C]. Michael Manheim.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Eugene O’Ne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欧阳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
[5]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詹姆斯?格林.尤金?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M].纽约：纽约市君王出版社，1965.
1、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
从古代文学自身来说，入门并不容易，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很多初入大学、古代汉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稍好的学生，之前接触过的古代文学作品多是近代白话小说或是流传广泛的诗词，距今越是久远的作品对于他们而言就越为隔膜。古代文学课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学，对于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又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终徘徊在古代文学的门外。另一方面，新的时代环境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心态影响很大，高校连年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学生在面对专业、课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这门课程有什么用？”这样一种功利思想使很多学生心态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实学习、深入探究的精神。
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要求具有各种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需要。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的课程，要与新的时代要求接轨，必须将课堂教学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为人才培养服务。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备实战策划操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专门人才。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两个方面。
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
1、加强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1）培养探究意识，增强学习兴趣。
探究意识是一种主动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习能力，它可以从某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养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到各个领域，终身受益。因此，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门课程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十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善于利用知识点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例如，古今词义的差别和诗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决定古代诗歌常会出现生僻难解的字，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释义，对于缺乏预习习惯和疏懒于查阅工具书的学生，大多根据诗句复沓的章法，统一将三个字理解为“采摘”。这时便要引导学生根据诗情的前后变化体会比兴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写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想象，因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钟鼓”是在重大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这里可以推知为婚礼，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场面。因此，荇菜作为比兴意象，它之后的三个动词也是富有情节感的，统一理解为“采摘”是不合适的。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为学生提供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流”字的解读：“此处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无方，随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阅工具书，“流”可通“摎”，因此，将“流”字理解为求取是比较合适的。
（2）通过三个环节培养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等应用性技能。
一是课前演讲环节。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是缺乏表达的愿望和勇气，或是条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没有思考所得。课前演讲环节要求演讲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是对学习或阅读中产生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辅助，脱稿演讲。实践证明，课前演讲是卓有成效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进步，站在讲台上和众人面前说话的体验是难得的，机会是可贵的，任何口语表达的缺陷都被他们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为了准备演讲，他们有意识地思考问题。还有些学生精心准备演讲素材，设计演讲环节，最后呈现出的俨然是精彩的一段课。二是课上讨论环节。作者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适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赏析评论的训练，为学生创设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回答问题，并适时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体现岑参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好处，学生经过思考得出这句诗以春花春风比冬雪冬风，除了描绘出边塞风物中天降大雪之状很形象，还将一种温暖之感替代了苍凉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还有梨花让人联想到高洁胸臆和故园之思，以梨花喻雪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气。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岑诗擅写边关风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绮丽的特点。课堂讨论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也为他们提供了语言表达的机会。三是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课后的书面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补充，通常是作品鉴赏和小论文两种形式。在几项基本的应用技能中，中文专业的学生是长于写作的，但是他们的评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写作水平却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问题的思考，缺少写作实践训练，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学中，论文的写作训练是督促他们深入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和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为他们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做积累和铺垫。书面作业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教师应仔细批改做批语，并在课堂上讲评，从选题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总结，务使学生都能够认真对待并有所获益。
（3）挖掘古代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与审美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哲学、历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特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潜移默化渗透审美与人格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强调的君子气节、礼仪之道、孝悌之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正是当今大学生需要培养的修养品质，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内涵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古代文学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应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对于现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陶渊明的隐逸就是在对人生真义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学习陶渊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学习他对人生真义的追寻和人格情操的坚守。通过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绍，学生可以对作家的简历做一个了解，但教师更应引导学生在可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认识诗人的某种特质和品格，让学生从这样的特质中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内化为自身的涵养，用以指导现实人生。古代文学作品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中不乏山川风物的自然之美，还有诗词的韵律之美，这些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素材。
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1）调整课程及内容设置。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了新的变化，缩减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时数，增加了一定的专业方向课。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主干基础课，必须将课程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结合，首要解决的是教学容量与教学时数的矛盾。首先，要处理好作品选和文学史的关系。作品选与文学史的开课时数比例应作调整，减少作品选的开课时数，必要的时候，作品选可以不作为单独开设的课程，融合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其次，在文学史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在传统的以史为线、梳理知识、面面俱到的教学内容设置的基础上突出主题线索，例如，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某一风格流派的形成壮大，或纵向或横向，在新旧知识的讲授与复习过程中通过史的主线贯穿起来，这样既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达到有效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在授课方法上做到重点突出，每次课的讲授围绕两到三个问题展开，讲授之前，先向学生介绍本次课的重点问题，使学生明确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使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第三，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在专业课教学时数紧张的现状下，开设选修课仍是十分必要的。选修课主要是进行专题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升。选修课的开设应避免与文学史的授课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如开设了《唐宋词研究》的专题，在文学史的讲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做一纵向梳理，节省了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同时在专题课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
（2）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
首先，要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主体。传统课堂教学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知识内容由教师决定，讲授方式是教师从头到尾一言堂，学生不预习，很少有思考，是名副其实的“填鸭”，最后只有为了应付考试临时记忆的知识，内在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提升。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不仅仅是形式上增加一些学生活动，其本质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预习、课上讨论、教师答疑等环节，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培养学生的思考探究能力。第二，要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扩充课程的容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其中多媒体是课堂教学必备的手段，有些内容比如诗人的作品集，用一张嘴一支粉笔介绍，远不如将书籍版本的图片展示于大屏幕上形象，更令学生产生阅读兴趣。有的内容则是靠一张嘴一支粉笔难以完成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涉及很多史传或前人批评等文献资料，多是文言，在黑板上手写要浪费大量时间。在讲评作业的时候，将需要举例的学生作业拍成图片，用多媒体展示，方便直观，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大大提高讲评的效率。第三，要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改变传统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为多元评价体系，考评分为平时和期末两大块，分别占30%和70%，平时成绩包括演讲、作业和课堂讨论三个部分，各占10%，期末采用闭卷的形式，均为主观题。这个测评体系将平时课堂教学的各项要求与最后的成绩紧密关联，强化课程改革内容，丰富评价指标，融入素质教育理念。
三、总结
关键词：文本细读教学模式中文师范专业现代文学
一.文本细读的内涵
文本细读发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学派，瑞恰兹在其著作《实用批评》中首次提出“细读（CloseReading）”这一概念,“CloseReading”也被译为“封闭性阅读”。新批评后期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提出“Ade-quateReading”，即“充分阅读”，就是要对文本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1]新批评流派所定义的“文本细读”是指“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它要求批评家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包括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才能见出一部作品的总体，从而确定其艺术价值”。[2]因此，文本细读是通过对语义、意象、文本结构、写作手法等进行多角度的充分细致地解读，实现对文本意义多元化的深度阐释和创造性理解的一种方法。“学术界对文本细读的运用，一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学教学方式;二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程式;三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学阅读态度。”[3]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阅读手法，文本细读颇受学术界的肯定与推广，同时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和中学语文的教学中也越来越重视有效运用文本细读教学模式。文本细读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学双方互动合作进行文本研读的教学模式。“文本细读教学模式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去理解文本的复义，如何指导学生去体悟文本的美学意蕴。”[4]课堂讲授注重指导性、启发性、示范性，更注重使学生明白教师是怎么分析的、为什么要这样分析、从而让学生掌握方法，获得独立获取知识的学习能力。
二.基于中文师范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困境
目前许多高校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文学课教学都遇到相似的五大困境：一是脱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不适应当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趋势，课程改革迫切要求教师具有创新性的深度阅读能力。但教学中不重视培养、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评析文学作品的应用型能力,学生未能掌握系统全面的文本解读的方法，高校汉语言文学的师范生缺乏系统的文本阅读能力的训练，作品分析的专业技能处于严重缺失状态，难以适应中小学语文教师核心素养的需求。二是课堂教学内容、课程考核都是以文学思潮和文学史为主体,文本分析则无法系统化实施，文学课的教学成了“传授文学史知识—记忆文学史知识—还原文学史知识”的过程。三是理论至上的错误导向使文本细读偏离轨道，学生无法将理论与文本真正联系起来。四是文本解读存在误读与过度解读的现象,需要在文本细读与教学中得到纠正。五是受消费时代文化的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不断减弱,不喜欢、不愿意、不会阅读的问题非常突出，阅读习惯与能力的匮乏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锻炼，导致学生的中文专业综合技能非常薄弱，写作水平不断下滑。以现代文学教学为例，基于中文师范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急需探索构建文本细读教学模式。一是现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偏重文学史的理论知识，应用性的文本细读较薄弱；二是现代文学讲授偏重文学史，文本细读的实践性教学比较空泛。三是教师的教学理念及教学目标偏离中文师范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限制了文本细读的课堂实践。四是标准化的考试评价趋向于功利化的知识掌握，文本细读能力的培养得不到体现；五是学生无法获得充分的文本细读技能锻炼，对文本细读的兴趣淡化。
三.文本细读教学模式探索的意义
探究现代文学教学的文本细读模式，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是可以有效地丰富中文师范学生文本分析的知识和提升文本分析能力，把语文知识变成可以操作的文学审美实践活动提供方法途径。尤其是有利于师范生深入探索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的实际问题，通过提高学生阅读和评价作品的专业技能，加强实践训练，成为适应中学课程改革的高技能教学人才，与中学语文教师形成协同发展体系。二是通过深入细致地解读文本，开拓写作思路，提高各种文体包括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三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四是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深入探究的问题意识以及自主创新精神。因此，教学过程中应以文本细读为根本，改变教学理念，重视文本细读的教学实践，从而为学生提升教学技能奠定坚实基础。
四.构建文本细读教学模式
（一）创新文本细读的教学方法
1.注重指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掌握文本细读策略
一方面要全面深入介绍文本细读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发挥教师“平等中的首席”的主导作用，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个性化的文本解读。另一方面推荐文本细读的文学经典书目（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名篇为主）以及文本细读优秀学术成果，建立网络资源共享平台。
2.大力指导学生多元化的阅读实践
一是兴趣阅读与指定阅读的结合。教师列出必读书目，引导学生完成制定阅读任务。同时根据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阅读，不断培养阅读兴趣。二是阅读与撰写读书笔记、文献综述相结合。要求学生学生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并且学会查阅整理有关文献资料，掌握文本解读的理论依据。三是泛读与细读的结合。泛读可以整体把握文本框架与主要情节，细读则是从对文本语言、语境、内涵的深入挖掘。四是文学经典阅读与中小学语文名篇阅读结合，引导学生关注和熟悉中小学阅读教学改革的前沿理念，增强文本细读技能的适用性。
3.积极创建对话的课堂教学平台
在现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构建“师生对话、生生对话、作品与作品对话、作品与阅读主体对话”四维一体的教学平台。师生对话是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教师的讲授，学会独立反思，使师生之间的问题探究保持一种开放氛围和探讨价值。生生对话是鼓励学生之间进行活跃的对话，通过讨论与辩驳深入分析文本，形成思想火花的碰撞。作品与作品的对话是将文学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通过对文学作品不同人物角色特征等的对比、不同作品之间多种文本特征的比较来体会细读的创新。作品与阅读主体的对话是引导学生不断积累阅读经验，不断修正对作品的解读。
（二）建立文本细读教学模式的长效机制
为了提升文本细读的应用技能，应建立文本细读教学模式的长效机制，让学生保持文本细读的兴趣、习惯和不断强化文本细读能力。
1.测试手段多样化
平时作业和考试试题的设计要侧重文本细读能力的考查，查阅有关资料，撰写文献综述，提升理论分析能力。除此之外，检查和展示学生读书笔记、课程作业，制定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能力的多样化考核方法。
2.开设相关选修课
应将文本细读的教学理念贯穿到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全过程，体现出文本细读的目标任务。选修课的开设注重巩固和提升文本阅读视野和思考的深度、广度，应积极引导学生掌握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如叙事学批评、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学等。比如《活着》的叙事学角度、《白鹿原》的传统文化视野、张爱玲研究的精神分析视角等。
论文关键词：高职；语文；教学改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蓬勃发展，不仅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体现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当前，各高职院校为培养满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所需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专业课程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的改革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作为基础学科的高职语文却日趋边缘化，甚至有被专业课完全取代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高职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学校和学生重视程度不够
受招生和就业压力的影响，很多高职院校的院、系领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招生指标的争取上，放在专业课教学和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上，放在如何提高学生就业率上，这些当然无可厚非。高职院校在学历上先天的短板，在办学规模、水平、经验及教学资源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也正因为如此，高职院校的师生们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把“专业课”学好了，毕业时能找到一个好工作，那比什么都强，至于基础课，从小到大，都已经学十几年了，多学点、少学点，学与不学都无所谓。这种心态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领导对语文教学不关注，学生对语文课堂不重视。
（二）课时太少，难以有效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
三年制高职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多数为二年或二年半，为完成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基础课的课时量被大幅压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在开设语文课的高职院校，实际授课量多数在30至60课时之间，分为一或二学期完成。能够开设三或四学期的语文课，实际授课量在120课时以上的，几乎不存在。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学校逐年削减语文课教学课时，部分学校将语文课改成应用文写作或开设一、二门选修课代替，极个别学校甚至直接将语文课砍掉。一方面是大力倡导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一方面却逐渐将语文等基础性学科边缘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不解，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三）语文教师缺少工作动力，教学改革停滞不前
高职院校以理工科院校居多，这便决定了语文教师在这些院校中属于“弱势”群体。即便在一些综合类高职院校，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语文这门看起来“谁都学过”、“学得都差不多”的科目，也多采取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这种状况直接导致语文教师在教学上困难重重，课堂教学质量无从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很多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师要么改行，彻底离开教师岗位，要么转教一些其它相关科目，如“就业指导”、“公关礼仪”等。特别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语文教师，人才流失严重。只有那些年龄较大，接近退休，实在无法转行，或者非常热爱语文教学工作的教师，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随之产生的恶性循环就是，愈是无人重视，语文课的教学质量就愈差，教师工作的动力愈是不足，教学改革就愈加停滞不前。如此一来，高职语文教学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教学目标不明确，人文性、工具性之争分歧较大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工作者也在探讨教学改革的出路。但是，在高职语文教学目标的定位上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其人文性的突出地位；更何况高等教育阶段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这个层次的人才必须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化等人文方面的素养，所以，高职语文不仅不能放弃人文性，反而应突出、强化其人文性的地位和特点。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高职教育在根本上还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其办学目标必须突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必须紧紧围绕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形成，以“适用”、“实用”为标准，离开了这些目标和标准，一切改革都是空谈。这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给高职语文教学改革带来许多困惑。
综上所述，目前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正处于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究其根本，应该与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学生的就业压力以及国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语文教学改革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语文教学不能与专业课学习和实践技能训练较好地结合起来，缺少能够大面积推广的成熟的高职语文教改经验等，这些都是语文教学走向艰难处境的重要因素。 转贴于
二、如何走出困境
（一）主动出击，争取支持
高职语文教学要想走出困境，获得领导的支持和学生的认可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主动出击，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和手段，宣传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引起上级领导和广大学生的高度重视。
现代教育观点认为，教育是终身的。几乎所有的语文教育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语文的学习更能体现“学习的终身性”这一重要特点。人处于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生产、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起居，甚至是娱乐活动中，时刻都在运用和实践着语文的知识和技能。无论是口头表达交流，还是书面阅读浏览，这些获取、分析、归纳、编辑、输出各种复杂信息的过程，都是运用、实践和学习语文的过程。而且，语文这一学科带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它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价值观的形成，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和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呼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回归，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要做到这些，重视和依靠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文教育，将是一条极为有效的途径。
（二）转变思路，增加课时
没有量变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的飞跃。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课时量的增加必不可少。然而，高职院校专业课和实训课内容的大量设置，决定了语文课要想获得大量的课内教学时数是不现实的。既然客观事实无法改变，那么，就需要广大语文教师转变思路，实行变通，在不影响正常专业课教学的同时，想方设法增加语文教学的课时量。办法有很多，比如：利用午后7、8节课或者晚自习时间，大量开设与语文教学相关的选修课、讲座；利用网络，让学生利用假期或者业余时间，完成一定数量的阅读，形成质量较高的阅读笔记或论文；利用第二课堂或者学生社团，组织书法、演讲、朗诵、辩论等系列活动；利用党团活动，协助相关部门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实践，撰写调查报告；与专业课教师密切合作，深入各种专业课教学和实训教学，协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和处理实际操作、训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
实际上，语文学习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了广大师生的支持，只要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肯于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和思考，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改革活动中去，就一定会创造出很多好的方式和方法，不断充实和完善语文教学工作，最终质量良好地实现教学改革的目标。
（三）积极改革，大胆尝试
实事求是地说，高职语文教改相对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已经远远落后。特别是同专业课相比，在课程建设、精品课开发以及实践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高职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形势，勇挑重任，积极探索，锐意改革，迎头赶上，在培养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赢得广大师生的尊重。
现在，一部分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师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根据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结合学生未来职业岗位能力的需要，将教学内容设置成应用文写作、文学赏析、书法训练、口语训练等若干模块，实行模块化教学；还可以在模块化教学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业、不同职业岗位的需要，将这些模块设置成必选课和任选课，让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目的地加以取舍，这样既保证综合素质的培养，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还有一些院校，在语文教学中设置实训周，集中时间，强化语文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非常大胆有益的尝试，值得肯定。
此外，在教材的编写、使用上，在考试、考核的方式方法上，高职语文都应该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如教材的选择，同一所院校不同专业之间，不一定局限于一本书，应该根据职业岗位的需要，大胆取舍，而且应该鼓励教师积极推进校本教材的建设。在成绩的评定上，也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将笔试与口试、期末与平时，以及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给出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综合评价。坚决避免出现一张试卷定成绩，几个数字定高低的现象。要真正做到让学生愿意学，不怕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较高的语言和文字运用能力，进而全面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