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0: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启蒙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失语;启蒙
以来,西方的哲学、文艺理论和思潮海量输入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令人眼花缭乱,以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克罗齐、尼采、波德莱尔、弗洛伊德、马拉美、柏格森等文学家文论家的种种文论话语和思想的介入,便开始引发了中西文论之争,最后论争的结果则是以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和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而告终。几千年来引以为骄傲的中国传统文论彻底被割弃,对于传统文论的废弃几乎成了“进步”的象征与旗帜,正如季羡林老先生说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意味着文学启蒙“失语”情结的真正开始了。
启蒙的目的在于开导蒙昧,使人们明白事理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当时中国虽然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并不意味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应该被抛弃。中国古代文论,在几千年的文学艺术的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文论的风格韵味与话语理论系统,并在世界文论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话词话理论的意境说、诗言志说、妙悟说等,文学方面有世界诗歌最高峰的唐诗宋词等抒情文学,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叙事文学《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还有那空灵悠远的书法绘画艺术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实践的产物和理论来源。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文论体系如《文心雕龙》与其现代西方文论相比较毫不逊色而且有些地方还要更加深入和透彻。《文心雕龙》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不会有这样深入的思考与体察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抛弃和文学启蒙的“失语”情结,不但没有使得中国自己的文论摆脱蒙昧和迷信,相反渐渐陷入到了西方文论的话语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对于西方文论的顶礼膜拜造成中西文论与文化天然的二元对立,并且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传统的就是落后的。
建国以后苏联模式影响了我国的文学发展和文论建设。虽没有五四时期的那么多西方文论的影响,但又陷入了文学工具论的漩涡,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毕达可夫斯基的理论和其一整套“文学概念”的观念,被认为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文论体系,是权威中的权威,它统治了中国文论界数十年之久,至今还有着深远和强有力的影响力。当时人们把苏联老大哥的文学理论生拉硬拽地套在中国古代文学上,硬生生的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套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框架下,一切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被视为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学与文论为何要听从他国理论的指导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被认为是继五四后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随之而来的也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摹仿西方文论的。这一次主要是对当时世界流行的现代派文论和当代西方文论的摹仿。一些学者研究着大量翻译错误、漏洞百出的所谓最前沿理论的书籍,精英知识分子们在的思想禁锢之后,自由般地如饥似渴地吸允着当代西方文论精华和迎接着如流星雨般的文学思潮。同时这也让他们更加忘记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和重要性。在狼吞虎咽般的学习研究之后,他们刚有些自己的见解的时候,“后现代”,“后殖民”等等理论又开始流行起来。“我们现在的大体状况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我们留给这个时代的最终可能是‘贫乏的理论,因为那不是我的’”。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似乎永远赶不上世界文论的早班车,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文论的私家车也已经被废弃了许久无人问津了。
最后我们只有在被人的话语体系与逻辑思维中,借鉴他们的理论来阐释人家已经研究过的文论,而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优秀的文化资源放到历史博物馆中瞻仰。近百年来文化启蒙最后给我们本民族带来了文化危机。我们不但没有学会人家的语言,到最后连自己的语言也忘记在九霄云外。这种启蒙的结果最终导致对于他国文化、文学和文论的依靠与崇拜甚至迷信,那么启蒙最后走向了他的反面,这是我们的先辈所不愿意看到的。
要改变这种“失语”现状,首先要对我们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文论精华加以尊重和发扬,其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介入不应全盘吸收还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在把握自己话语规则的基础上再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与成功,才可能使中国文论有长远的发展,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才是正路。认识到中国文论的本身的性质与规律,坚持用本民族的话语言说方式,学习西方各种理论资源,使西方文论中国化,而不是中国文论西方化,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我们在世界文论发展中取得发言权并用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心声。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文化大国,面对一切外来文化都是用宽广的胸怀加以吸收,使本族文化更加多元完整且不失去其独立性。今天我们的文论和文化的危机在于已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历程使我们对待中西两种文化是一种失衡的态度。西方文化强势介入且影响力愈来愈强,中国文化处在几乎被淹没掉的局面。中国正迈进世界强国的行列,但真正的强国不仅是在经济军事上强大,更要在文化上突出其大国地位。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信心。不仅不应该拒绝西方话语的介入,因为那样会被抛出当代批评浪潮之外,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应该让世界重视我们的话语,要坚持用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发言,我们还要研究古典文论资源,迅速建构起我们自己独特的现代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一、启蒙运动和英国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资产阶级发起的第二次全欧性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革命运动。它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延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是启蒙文学,在思想上以“理性崇拜”为核心,主张崇拜“自然理性”,反对君主王权。启蒙文学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与批判性,把资产阶级和贫民作为正面主人公来描写。
英国启蒙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启蒙文学的任务主要是宣扬将革命进行到底,扫除封建残余。主要思想内容是描写资产阶级生活,表现资产阶级情感愿望,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批判封建残余阴暗面,鼓舞资产阶级进取精神,力图通过启蒙教育促进社会改良。以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最高,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生活,具有流浪汉小说风格,描写人在路上的冒险传奇。
二、笛福和《鲁滨逊漂流记》
笛福属于英国启蒙文学中的温和派,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它的创作标志着英国近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被认为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主人公鲁滨逊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正面形象。鲁滨逊坚毅顽强,勤奋创业,体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敢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极强占有欲和私有欲的殖民主义者。这一形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他的性格与精神的真实性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最初阶段的真实产物。
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颂歌。《鲁滨逊漂流记》采用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在荒岛上的生活。主人公鲁滨逊是笛福时代英国商业资产者的典型。他不安于天命,不愿意过舒适平凡的家庭生活,三次追求冒险,矢志离家。他在荒岛上为了活下去与大自然顽强搏斗,在改造荒岛的自然面貌和生活环境中经历了各种困难和考验,最后以坚强的毅力取得成功。鲁滨逊的经历十分生动形象的向读者揭示了一条人生哲理:只要有志气,有毅力,不怕艰难困苦,通过顽强的拼搏,通过辛勤的劳动,就可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出人间奇迹。鲁滨逊的奋斗史乃是人类文明史的缩影,正是鲁滨逊的这种精神才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三、《鲁滨逊漂流记》体现出的启蒙思想
《鲁滨逊漂流记》体现的启蒙思想最主要的表现为个人价值的肯定与个人主义的体现。鲁滨逊不安于天命,没有把生活的选择权交给父母,他要寻找一种自己所渴望体验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不是平庸和安逸,而是靠自己的不断冒险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且,他不在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从初次出海到经营种植园,从贩卖黑奴到成为荒岛的主人,他的内心一直存在着激进的个体意识与保守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最终,驯服让位于野心勃勃。到了晚年,他仍然有一颗追求自由,热爱进取之心。这位自称是“流浪成性”的老人又随侄儿开始了“新的冒险事业”。
此外,《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虽然在荒岛上不怕艰难,凭着自己的热情,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王国。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包括他勤劳的目的也是为了个人的生存以及私人财富的汲取。即使对于朝夕相处的伙伴“星期五”,鲁滨逊也只是把它当做仆人来看待,命令、责骂,没有一丝“难友”情,充分体现出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主义思想。
关键词：鲁迅思想；文学革命；关系
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可以以“吃人的礼教”为切入，进行讨论，这一内容的批判，与文学革命中的人的思想相呼应，形成新的文化风潮，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之后很多人都会这一文学理念撰写文章，给鲁迅的思想加上了特有的颜色，但却与文学革命革命的一些理念相背离。
一、对“听将令”、“曲笔”的分析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都表述自己的思想，并把思想转化成逻辑，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小说集《呐喊》中的《自序》，文字表达的思想和其他的自述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缩小了文本裂p，同时又具有复杂性和特异性。
1.“听将令”
鲁迅在《自序》中，阐述了“呐喊”的动机就是“听将令”，认为它是“遵命文学”，也就是说会加以约束，即让自己的启蒙思想符合社会的文学主流，个人立场和社会一致。而鲁迅在文字阐述中虽然遵从这一观点，但实际行动却与观点不符，会从社会中疏离出去，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狂人日记》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鲁迅从狂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历史的倒退以及人们思想的庸俗，接着又表明了社会会建立新的秩序，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让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这个观念与之前持有的“听将令”互为冲突，批判力度削弱，自我反思减少，让“曲笔”失去了直白的表达。
2.“曲笔”
上述内容的分析，是为了表明鲁迅思想具有的启蒙意义，以及持有的观念与实际的行为，虽然这些内容知识深层次的意识，但仍具有批判力量。如果以此为引题，引出“曲笔”则会与以下理解：
首先，鲁迅行为上的回避有别于当时其他文学家的思想，因此，了解行为背后其内心的心理，或是行为特定的指向，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启蒙观念具有的特异性，进而找到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间的联系，确定主题。
其次，鲁迅质疑的根本是，当时的启蒙理论会用承诺的方式与未来建立联系，没有着眼于眼前，提出“现在的梦”，让“曲笔”与“将令”不再互相对应，有新的定义。之后引用了这一观点，加入到“新思潮”中，检验这一理论是否被文学革命接受，促进文学革命的进行。
最后，鲁迅对“国粹”的理解也是“曲笔”的一项分析，他指出了文本语序不当的错误，然后文字表述呈现出了自己的想法，加以纠正，讨论的是如何在现实中重建。
综合“听将令”和“曲笔”两点的论述，鲁迅认为启蒙者不要居高不下，而是要把自己作为启蒙的对象，重新审视自己，从现实的角度改变自身的思想，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拯救。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
文学革命的进行，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这种现代文学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鲁迅早期发表了很多文言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早期思想，这些思想与上述表示的思想相近，从中可以分析出，鲁迅是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加上新思想。而鲁迅启蒙思想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包括两方面，即“物质”与“众数”。
1.“物质”
鲁迅对“物质”的理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了科学的理念，比如《科学史教篇》等，让科学知识变成一种精神，没有单一的从知识的角度分析，而是让考虑上升到一个高度，把科学作为价值观，与人生观放到等同的位置，健全人们的人格。
2.“众数”
“众数”的讨论，可以从民主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展开分析。《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对多种事物进行了讨论，即科学、文学、道德、宗教等，强调了精神文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客观分析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利与弊，从而纠正人们错误的认识，正确理解精神文明。
鲁迅对“民主”的分析依然会从弊端着手，讨论了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对人们和社会的影响，突出了对“人”的分析，提出民主思想不是统一的，而是根据个人的差异有不同的倾向和侧重点，让“人”主动思考。
综合对“众数”、“民主”的分析，即鲁迅提出“个人”的思想，发展个人主义，这一点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广泛体现。
三、结语
总而言之，鲁迅思想和文学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鲁迅思想中的启蒙思想是促进文学革命展开的基石，它要求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处于同等的位置，并关注个人的发展，注重民主、平等和自由，尊重个人差异，让“人”主动思考，促进文学改革的进行，让启蒙思想成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昭新，方岩. 1918年的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关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03：89-98.
浪漫主义是1790～1850年之间在欧洲兴起的一股思想界、艺术界和文学界的思潮。德语浪漫主义文学大量涌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头30年中。一般来说，浪漫主义有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
心处于耶拿；中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海德堡；晚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柏林。代表作家有弗雷德里希・施莱格、路德维希・蒂克、诺瓦利斯、E.T.A・霍夫曼等，他们深受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
影响，作品情感丰富，童话色彩浓厚，想象力丰富，有时带有奇幻甚至恐怖的色彩。
同前一时期的启蒙主义对理性的偏好相比，浪漫主义更加崇尚情感。在19、20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扮演着重头戏的角色。让我们从历史、社会和文学的背景探究，浪漫主义出现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
同时，由于与启蒙主义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会将其与浪漫主义对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悖和相同处来更好地理解这一背景。
人们说，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哲学家。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创作同理论反思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作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崇尚写“进步的总汇诗”，也就是包含一切、并不断变化
上升着的文学。哲学思想在他们的作品和断简残篇中处处可见，哲学思想和心理分析方法处处穿插。对他们来说，知识永无止尽，只可能继续发展。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浪漫主义同其他文学思潮的区别
，尤其是被人视为与其“相反”的启蒙主义思想。
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处于工业革命兴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初期。而此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
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没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30年战争让它开始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进步的思想，德国人都纷纷仿效英、法两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将之视为时髦。
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在一段相对沉默的时代之后，各国都爆发了争端，法国大陆上燃烧的革命战火，开始席卷欧洲，如同法国有拿破仑，英国有尼尔森，德国也需要一个拯救者。而此时德
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缓慢发展，市民阶级悄悄崛起，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愿望。
浪漫主义星期的另一个原因是市民阶级的形成和上升，他们是传播艺术和文学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使得市民阶级有能力读书、欣赏音乐，去剧院和音乐厅，原先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市民阶级
也有了更高的诉求。
启蒙主义时期，将理性视为最高原则，鼓动大批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接受教育。在大学里他们生活朴素，渴求能够进入上层阶级，改变命运；教授们教他们要自爱，发展个性。这些促
使他们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的希望，但进入上层的大门却总是紧闭，于是他们渐渐成为中间的一级，对现实也愈加不满。
接受过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发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的允诺大失所望，开始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带着想要改善自身阶级的现状的愿望，他们渐渐形成了与启蒙主义思想相反的
世界观，这种最初的思想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它与任何一种文学或文艺类型都不同，在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放弃了雄心，回到现实。另一派是虔诚主义，崇尚神秘和宿
命论。当时这种情况带动了各种各样社会和哲学理论的出现。从这些理论可以直观地看出当时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的反思以及对于情感的崇尚。
研究者一般认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像一段绳索的两头。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推崇理性、光明、现实和社会革命，反对宗教，另一个则推崇感情、幻想、浪漫和保守，反对政治。看上去这二
者没有一处相契合。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不应只简单地用“相反”来描述这二者的关系。
恩斯特・卡希尔认为，浪漫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继承启蒙主义的，并从中汲取了精华思想。浪漫主义是在批判和研究中，以启蒙主义为基础，渐渐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接受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的
理论，将其写作原则、自信和谨慎特点同自己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合在一起，作品呈现出广大而又自由的一面。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却在文学作品中继续发扬了这一精神，简单来说，没有启蒙主义的“进
步的总汇诗”，没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梦想，浪漫主义就不会存在。
同时，浪漫主义者并没有极端地反对理性。奥古斯特・威廉海姆・冯・施莱格在他的《论文学、艺术和时代精神》中指出，理性与想象拥有同样的创造力，也是万能的。因为理性追逐统一，想象丰富多
彩，因此他俩看上去完全相反，但是人类的基础却是由二者共同构成的。这一点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浪漫主义是把理性看得很重要的，只是认为理性不应该作为人类的单一精神出现。理性与想象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的，只有共存才能展现人类精神存在的完整性。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个重要出发点：二元论。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同光和影，好与坏，已知和未知等等。他们被费希特的辩证主义哲学所影响。他们所否认的，是启蒙主
义对于理性地位的绝对化。这种二元论还奠定了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讽刺。因为讽刺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否定不是消灭或破坏，而是创造的过程。
正如之前所提，浪漫主义在一开始甚至是赞成理性的。事实上，重点问题不在于承认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在于理性的多样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极端主义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战争。
如果将理性外化为所有人都认可的东西，人类精神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虽然启蒙主义照亮了浪漫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它主要涉及的还是英法两国的代表者，而非德国自己的。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社会会压抑个性健康发展。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不应该只是理性的，还应当是自然
的。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不太现实，他们的追随者却忘记了这一点，仍旧想要努力使这个社会成为可能。这激励了德国乃至其他国家政治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者认为，虽然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科学进步，承认人能够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却会走入极端理性的死角，把人类世界观带向功利主义。赚钱成为唯一的生存原则和动力，进而使人道德败坏
，阻碍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强调内心经验的丰富和自由的浪漫主义，不乐于见到工业化的情景，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的分裂，纯粹理性最终导致怀疑论的出现，浪漫主义者之所以倾向情感，也是由
于他们开始对理性产生质疑，他们想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间找到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发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理性，而是强调了情感的必要性，想要扭转极端理性已经日趋危险的方向。
总的来说，浪漫主义的兴起是有其社会、历史和哲学背景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它兴起的文化背景，撇开启蒙主义的话，我们无法畅谈浪漫主义的特点，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与理想相悖的糟糕的现实使
浪漫主义者意识到，纯粹的理性给人类与自然、生存与理想之间撕出一个巨大的裂缝，、人际冷漠和市民阶级的无力使人们倒向了情感一方。
参考文献：
[1]梁锡红，《十九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期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9，第143-147页
前言
在我国，儿童文学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没有接触过儿童文学这一门课程，就可能弄不清楚儿童文学的概念、范畴及其在我国文学中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就
更不用说对儿童文学体裁的明确区分了。但作者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类型进行不断研究以及仔细的推敲，从而发现儿童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性强、富有童趣，而且教育性
很强、因此其对儿童读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少年儿童，而儿童文学的奇特性和富有趣味性的特点恰好符合了儿童对
富有好奇心的心理。儿童故事中吸引儿童的是其中曲折动人的情节，而童话中让儿童体会心灵美好就是勇敢、善良等的人物形象，这些是培养儿童向善的品格的重要因素。虽然很
多儿童只是将儿童文学作品当作故事来阅读，但儿童在读完后可以从中感受到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一、儿童文学体裁的分类
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儿童文学就与教育有着很多的关联。儿童文学作者以及儿童读者的家长都希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必要的教育意义。按照儿童文学使用
的情况，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分为常用和不常用这两种类型，其中，常用儿童文学中有儿童诗、儿歌、寓言、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故事，而不常用的有儿童科学文艺、儿
童报告文学、儿童影视文学、儿童戏剧文学、儿童散文、科学文艺、报告文学、图画书等等。
二、儿童文学在幼儿园活动的应用现状 实际上，儿童文学具有教育、认知、审美、娱乐等几乎全部的文学功能，而儿童文学就是幼儿园文学启蒙教育的载体。但由于对
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从而导致了目前的幼儿园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一）对认知和思品两方面比较偏重
儿童文学承载了认识、教育、娱乐、审美等各种文化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但是多数幼儿园在进行儿童文学启蒙教育时一直把重点目标
放在让幼儿学语言、学道理、学知识等，而不怎么重视它的娱乐和审美功能。这就导致了对认知和教育这些方面的偏重，而对幼儿审美情趣的培养的忽视的情况产生，从而使得幼
儿园文学启蒙教育陷入了一定的误区中。
（二）固定的教学活动模式化
在幼儿园文学启蒙的长期教育活动中，已经慢慢进入了一种固有的模式中，；例如在故事教学中已经形成了“三部曲”模式，其中甚至连听的遍数、问的问题等等都是固定的
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也有其可取之处，而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教师一味地按程序来实施教学活动，而不通过作品的特点灵活地运用文学的教育技能，不考虑幼儿的心理
特点和接受能力，不按照孩子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形式和手段，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三）课内与课外没有得到良好的结合
虽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理论上提倡环环相扣，相互整合，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没有关联，各自为政的现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日常
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二是集体教学。前者是随机、分散进行的活动，后者是有计划、有目的而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一般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教育并未
转贴于
列入教学计划，因此也是时有时无，而且常被教师作为打发时间而进行的活动。
三、幼儿园合理运用儿童文学进行教学活动的策略
作为教师，我们在教学活动过程中要把握好儿童文学的欣赏特点，这将有助于幼儿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语文阅读质量的提升。
(一)让幼儿在阅读中感受，对作品进行整体感知
由于小孩子的知识经验比较贫乏,因此他们的文学欣赏能力就比较低。幼儿在进行作品的欣赏活动时,他们的感知通常都是跳跃式的,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他们往往偏重于表
面感受,只是比较注意作品中的色彩、声音及形状,喜欢奇特、新颖以及具有动感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曲折的故事情节较为感兴趣,然而对那些理性的、抽象的阐述一般提不起兴趣,
甚至会产生反感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欣赏儿童文学作品时会主动跳过不太清楚的生字、生词、生句以及不感兴趣的部分，而对作品得到了整体的大致把握。作为幼儿教师，我们
必须明确儿童进行文学作品欣赏时的这些特殊性,就不要在教学时在字、词、句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讲解,而是要让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整体得到全面的把握，然后再慢慢培养学生学
会多个侧面，从多角度来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将孩子带入到作品中，亲身感受作品的魅力
儿童在进行文学作品的欣赏实践时,他们非常容易投入感情。只要他们一旦进入作品的情景当中,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将自己当做作品中的某一个角色，而且会随着该角色的经历
或忧愁或喜悦，或悲伤或高兴，其情绪和情感会因为角色在故事中的命运变化而起伏，甚至他们会忘记自己只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们会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同在。因此，教
师应全方位把握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这一特点，充分挖掘作品中文本的教育、语言、美学、娱乐、人文等各种文学价值，并合理利用相关的信息、资源,营造与文学作品相适应的情
景氛围，让幼儿能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去，从而得到相应思想的启迪和文化的熏陶。转贴于
（三）根据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因材施教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独特鲜明的特点，虽然儿童文学体裁与民间文学体裁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甚至有些体裁是体裁分化过渡而产生的，但
是儿童文学体裁仍然存在着其本身的独特性。例如，童话的丰富想象力就是由于儿童本身就生活在幻想之中，儿童诗作品所抒发的是儿童的童趣和精致，科学文艺方面作品的内容
则尽量回避有一定理解难度专业化知识等等，其中每种文学体裁都顾及到了儿童的思想、经历以及年龄特点。因此，儿童文学的体裁特点相当于教学的核心,由此就可以建立起幼儿
文学启蒙教学的突破口。
（四）运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美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文学教育活动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然而，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教师的再分析、再加工，才能让幼儿正确理解以
及感受隐含在作品中的价值指向。在进行幼儿文学作品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用设疑法、表演法、创编法、讨论法等多种教学形式，这样才能调动起幼儿学生们对作品中美的
兴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注重文学的幻想性，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在幼儿们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动感的，他们的幻想不会受到时间或者空间的限制。例如：在上《桃树下的小白兔》这一活动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想象：假如
小白兔给你寄来一片桃树叶，你收到后会怎么做呢？这就引发孩子的大胆想象，然后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培养幼儿想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孩子表达能力的目
的。
结束语
关键词： 西方文学理论 读者问题 高雅文化 大众文本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关键词】《父与子》；人物形象；平民知识分子
《父与子》是十九世纪俄国抒情浪漫式启蒙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借助对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贵族阶级和平民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思想斗争和代际冲突的描述，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角度以启蒙家的知觉展现了俄罗斯贵族精英文化逐渐走向衰败的必然趋势。通过《父与子》这部小说，屠格涅夫为贵族阶级的历史使命终结唱出了一首悲壮的挽歌，同时将俄国社会前进的希望寄托在了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身上。巴扎罗夫形象的成功塑造，成就了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人物形象体系的贡献。
文学研究中常把具有共性的人物形象划为一类进行研究，通过对特定历史时代文化语境、历史任务类型和社会意识移异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物的心理演进。在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这部小说之前，俄罗斯文学中最典型的人物形象应该是由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创造的多余人形象。然而，随着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贵族阶级作为早期的精英文化的代表已经不足以承担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多余人形象也相应的逐渐退出俄国文学的历史舞台。此时，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学作品，都需要有新的人物形象来接过贵族知识分子手中的接力棒，重新引领俄国社会走向前进。屠格涅夫正是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才在《父与子》中率先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具有平民背景的新一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形象。
尽管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之前已经尝试过塑造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前夜》中的英沙洛夫就是一名保加利亚平民启蒙主义者。屠格涅夫通过英沙洛夫的形象，呼唤来自平民民主主义出身的俄罗斯自己的“英沙洛夫”。由此，诞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
巴扎罗夫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俄罗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农奴制改革时期俄国社会当之无愧的“新人”形象。尽管屠格涅夫并未详细叙述巴扎罗夫的生平，但从作者对他的出身介绍和肖像刻画中，同样能看出巴扎罗夫身上鲜明的平民知识分子痕迹。巴扎罗夫出身平凡，祖父是曾充当过礼拜堂杂役的农民，父亲是农村穷医生，然而，尽管生活在贵族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俄国，他却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平民出身，甚至引以为豪，公开宣布从不避讳。此外，作者还为巴扎罗夫刻画了一幅生动鲜明的平民新人的肖像：瘦而长的脸，宽广的前额，丘平下尖的鼻子，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连鬃胡子，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他说起话来“懒洋洋地，可是声音响亮”，他的脚步“坚定、快速、勇敢”，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盖不住他隆起的头骨。他穿着朴素，语言平凡自然，常把谚语俗语挂在嘴边，充满了民间的乡土气息。通过对巴扎罗夫肖像的简单刻画，屠格涅夫塑造出一位不同于以往贵族精英的崭新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巴扎罗夫首先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生气勃勃，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从不屈从于权威，蔑视贵族阶级的特权、腐化和堕落。在与“父辈”贵族地主老爷巴维尔・基尔沙洛夫的论战中，他始终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富有自主的人格和评判标准，展现了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处世态度和奋勇直前的斗争精神。在理论上，巴扎罗夫坚决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他不相信上帝，否认宗教，始终坚持无神论。他笃信科学的力量，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一切事物。他崇尚自然科学的崇高地位，试图以科学实践向俄国社会宣布：俄国的发展要靠科学强国的路线。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巴扎罗夫作为民主主义启蒙家的思想基石。
巴扎罗夫与以往多余人形象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既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更注重行动和实践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扎罗夫可以算是行动的巨人。他抨击贵族阶级的泛泛空谈，自己首先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热爱工作是巴扎罗夫作为平民知识分子区别于贵族地主阶级的鲜明特征。当他来到基尔沙洛夫庄园度假后，马上就开始工作：采集植物标本，从事解剖，进行物理和化学实验，一架显微镜一用就是几个钟头。巴扎罗夫用亲身行动毫不掩饰的表达着对成天无所事事的贵族地主的鄙视。同时，巴扎罗夫的行动还很有价值取舍标准：“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的行动目标也很明确：首先将地面打扫干净，为未来打扫地盘。知行统一的巴扎罗夫赋予了新一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不同于以往多余人形象的新的文化内涵，表明了平民知识分子们勇于肩负启蒙家历史使命的决心和勇气。
巴扎罗夫还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小说中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描绘成“完全、彻底的否定”的坚定维护着。巴扎罗夫将人类所有历史遗产――包括音乐、艺术、文化――都置于虚无主义的框架内，他激烈的否定现存的一切制度，包括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宗法制度。他否认一切历史文化传承。地主老爷尼古拉・基尔沙洛夫“富有情感地”拉着大提琴，吟诵着普希金的诗歌，这一切在巴扎罗夫眼中都是荒诞可笑的。按照他的观点，拉斐尔“不值一个钱”，而俄国的艺术家比拉斐尔也好不到哪去。他否认爱情、友情等一切情感，认为一切人所谓的精神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同样构造的大脑、脾脏、心和肺”。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思想，明显受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实证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影响，同时与他自身过度崇尚自然科学也是密不可分的，代表了当时平民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的典型世界观和价值观。
巴扎罗夫形象的塑造与屠格涅夫的思想矛盾是紧密相连的。农奴制改革后的屠格涅夫，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衰败趋势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对新一代平民民主主义者能否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仍然充满矛盾。一方面，屠格涅夫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俄国新生力量的崛起，因此他强烈呼唤俄国平民民主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屠格涅夫清楚的看到平民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他对这些新生力量能否承担社会历史使命又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尽管平民知识分子们都出身于平民社会，但他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社会生活，从未深入过俄罗斯人民的内心。在屠格涅夫看来，启蒙思想家必须和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乡土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联，脱离俄罗斯人民的变革是很难成功的。然而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们在崇尚民主与理性的同时，却总是脱离了俄罗斯现实社会的真实生活，这导致屠格涅夫对这些新生力量今后的发展道路充满了矛盾和担忧。小说最后巴扎罗夫的离世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屠格涅夫的心理矛盾，他无法为平民民主主义革命者们指明一条确切的前进道路，也无法将俄国社会进步的责任放心的寄托在他们肩上。
【参考文献】
[1]屠格涅夫，丽尼，巴金，译. 前夜・父与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回想往事，繁华缭绕，迷恋于幸福，迷恋于舒适，迷恋于父母爱；回想往事，虚度几重年华；回想往事，消耗了几寸光阴，光阴四射，那一刻，回想往事。
滴答滴答，光阴四射，日子从手边溜过，从碗中飞逝，从脚边跑过；转眼间到了上学的年龄，现代化社会教育都以语数外为主。背着书包来到了学校，那时，酷爱歌，酷爱美术，惟独不爱文，老师叫累我叫苦。后来到了让胡路后，走进了长青小学，走进了文学天堂，看到了和蔼可亲的语文教师周老师后，因为受了这位启蒙老师的影响，使我渐渐爱上了语文，爱上了写作，在学习中老师对我们严厉，在生活中老师对我们关心，体贴照顾，她让我们感到了有了第二个家，周老师不过于拘束我们达到最好，她说：“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时时刻刻对我们抱以希望，让我们充满自信，努力给我们开创第二课堂，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热衷于文学，让我们蕴涵着诗情画意，让我们力求新颖，开拓创新。使我们对中国现古文学有着好奇与兴趣。她让我们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学历史，现代的文学四大名着。让我的文学造诣飞跃的前进。
如今，我酷爱语文，热爱文学，都是受了这位老师的影响，她，这位启蒙老师，我生命途中的一个破折号。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界普遍发生了所谓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这种转向，形成文化批评的新潮流，并且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突破、新拓展。那么这种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转向究竟“新”在何处呢？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文学研究的历时态意义上说，也许真可以说是一种“新突破”。西方文学研究从20世纪初发生“向内转”，即转向所谓“内部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文本、形式、语言、符号、结构、叙述策略等等。当这种所谓“内部研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走到极致之后，便又重新“向外转”，即转向研究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汇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这种转向，显然与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等等有关，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向。而我国文学研究则是从新时期初开始“向内转”的，转向研究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审美性，以及文学的种种内部关系和规律等等；然后从90年代以来，重新“向外转”，转向追踪文学的大众化、产业化发展趋向，以及研究大众文化潮流中文学发生的种种变异现象。这种转向，也显然与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转轨、消费社会转型、以及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转向相关。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新的现象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其实，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本身的意义而言，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并不能算是什么新东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早在文学研究“向内转”之前，本来就是偏重外部研究的，比如研究文学与政治、道德、社会心理、时代风尚等等的关系，本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应当看到，当今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转向，所讨论的问题已远不止于原来这些方面，而是有许多全新的话题，如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休闲娱乐、流行时尚、文化产业、审美生活化，以及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种族、阶级、性别、身份、身体等等，这都是过去很少论及的，因而可以说是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拓展。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也许还是这种转向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新的文化精神，这在西方社会主要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而在我国当下的文化批评中，情形可能更复杂一些，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然也较多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影响。所谓后现代文化精神，在我看来主要表现为：一是解构主义观念。它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价值观念，普遍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和消解冲动，比如极力主张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极力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和经典文化观念，致力于拆除文学与文化、审美与生活的边界，促使文学与审美走向泛化等等。二是多元主义观念。在解构中心与本质、消解理性主义价值观及其价值判断之后，便走向多元主义，如倡导多元平等共存、多元交往对话、民主平权等等。三是狂欢化。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在文化市场化与产业化的导向下，文学与文化显然会更多走向民间大众，走向世俗化的文化消费，走向消闲娱乐与游戏狂欢。作为当代文化批评，也可能会更多去适应这种文化潮流，为这种消费社会的现实服务，为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服务，从而自身也走向众声喧哗与游戏狂欢。
从西方文化批评转向的趋势来看，无疑显示出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这也许有西方社会如此发展的充分理由和根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一些思想理论家如丹尼尔•贝尔等，对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也是多有质疑和批判的，这里姑且不论。我们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我们的当代文化批评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我们认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化批评，不能仅仅只是大力张扬后现代文化精神。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尤其是后现代文化急剧扩张并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坚守和重建现代性文化精神，这里特别是指所建构和代表的、我国五四以来所体现和发扬的现代性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性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现代启蒙精神。启蒙不只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它意味着先进思想文化的启示，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合理健全社会理想的召唤，每个人的人性和道德良知的觉悟，等等。后现代主义解构启蒙立场和姿态，反对知识分子以精英姿态居高临下地教训民众，批评一些人的启蒙立场缺乏民主平等和自我反思精神，缺失人文关怀的维度，这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解构上述启蒙姿态并不意味着启蒙精神本身也要消解掉。一个国家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精神灯火的烛照和导引，因此就不能没有先进思想文化的启蒙。事实上，尽管在一些人看来当今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时期，但一个世纪前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愚昧、麻木等国民劣根性依然存在，鲁迅所期待的国民精神的重铸并没有完成，现代民主、法制、人权观念与制度的建立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在实践中落实则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当代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谐社会构建的理念，思想道德建设的理念等等，都需要以现代启蒙精神来加以张扬。当今的思想启蒙，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来教化民众，而是要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国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同时也包括知识阶层本身，都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从而自觉担负起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责任。包括文化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化建设，理应为营造这种先进思想文化的良好氛围而努力。
二是理性批判精神。众所周知，所代表的现代精神，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导致人性异化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和毫不妥协的批判斗争，以促进社会的变革发展。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今的文化批评中也仍然是十分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包括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化生活中，都仍然存在着某些腐朽的、容易导致社会畸变和人性异化的东西，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批判的武器”，就难以使社会和人性真正得到“净化”。也许有人会说，解构主义不也是一种否定批判吗？但我以为，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与后现代解构主义观念是不太一样的――解构主义主要是颠覆性、消解性的，它主要针对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加以怀疑否定与消解，乃至把理性精神本身也消解掉，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则是以建设性作为出发点，它不只是反思批判文化传统，同时也指向对当下现实存在、包括大众文化本身的观照与批判，并且这种观照批判始终是坚守理性精神和批判扬弃态度的；正因为它要立足于建设，所以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反思批判时，不会导致怀疑否定一切，如同把洗澡水与孩子都倒掉一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化批评可以借鉴解构主义的一些东西，但更需要的还是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精神。
三是文化建构精神。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化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都应当着眼于当代文化（包括文学）的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化精神的建设。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当代文化批评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味地批判消解传统文化观念和所谓“精英意识”，嘲弄“经典”文化观念，鄙薄文学中的思想道德与审美诉求，极力把当代文化归之于大众文化，进而又把大众文化阐释为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等等，并大力加以推崇和张扬，似乎当代文化批评所应做的，就是把当下文化诱导和驱赶到市场中去就行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文化建设精神的。应当说越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娱乐消费性的大众文化越是繁荣，就越是需要加强文化精神的建构，以此引导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当代社会也许不再需要一个精英文化阶层，知识分子也不必自视为高居于大众之上的精英人物，但我们的文化不能没有历来精英文化所体现的那种道义担当和理想追求的精神；当今也许不再需要经学家，也不再需要打造那种在象牙塔里束之高阁的经典，但我们的文化创造也不能完全没有经典意识、精品意识，而只剩下文化快餐；现代社会也许不再需要道学家，人们有理由讨厌那种居高临下的空洞的道德说教，但我们的文化人不能没有道德操守，文化实践中不能没有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旧的精英文化、经典文化、道德文化等观念当然是可以进行怀疑解构的，但不能解构之后导致大家都去搞低俗的、媚俗的东西，对高雅的东西反而没有了热情和热爱，这将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总之，我们的文化研究转向不能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追逐中失去应有的文化方向，当代文化批评也不应只是热衷于解构传统和张扬后现代文化观念，而是仍有必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坚守和重建现代性文化精神，以此引导和促进当代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精神动力。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中国形象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边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一
《边城》创作于1934年，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启蒙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启蒙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对异国文化的肯定和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民族自我批判性”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
文学创作在实践启蒙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贫穷、落后、积弱、愚昧、需要改造的特点，展示一个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尖利的笔锋，将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贯穿其整个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自然景物描写，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传达给读者的，都是负面的信息。
在对乡土自然景物描写方面，鲁迅采取上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其笔下的故乡完全是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灰暗景象。比如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故乡的自然景物都显得是如此的灰暗、荒凉和寂寥。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鲁迅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国民性的弱点：麻木的看客、愚昧的乡族、自私的邻人。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把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了极致；其余的小说，也莫不从纵深处挖掘了国民的病态心理和精神瘤病。
在鲁迅的作品中，中国形象，中华民族的形象始终弥漫着阴暗的色彩。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在鲁迅之外的其他“五四”启蒙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也大量存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里，它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学，它对改造国民精神和国民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引发了“五四”，其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被这种负面的国民性话语所主导、所主宰、所压抑，时间久了，其国人势必产生抵触情绪，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始终被人瞧不起。
于是，当文坛被“国民批判性”话语支配多年以后，焦虑中的国人渴望借助一种新的文学形象，来展示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来实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回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新的文学形象，重建民族文化信仰，重造民族新神话，重铸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形象。《边城》则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
二
《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描写，通过对湘西善良人性和纯朴民风的展示，特别是通过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刻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1.《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
同样是描述乡土自然景物，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始终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彩，而沈从文的笔下的边城则显得那样的明亮艳丽：
“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玄……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在沈从文笔下，河水清莹澄澈，河底的景物清晰可见。美丽的自然山水让人留恋忘返。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作家用晶莹饱满、温润明亮的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整部《边城》就是一幅轻描淡抹、烟雨朦胧、意境悠远的山水画；白塔、竹林、小溪、渡船这些景物，更是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它实际上就是唐诗宋词的那种意境。
在《边城》里，作家对湘西的自然景物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它与鲁迅对乡土景物采取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这种自然山水之美，对于小说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描写，对于小说主人公的诗性人格的展示，起到了铺垫和烘托的效果。
2.善良的人性之美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乡土抒情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首先表现了湘西边民人性之善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与鲁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迥然的不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愚昧、麻木、胆小的奴隶形象；而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渡船老人、顺顺，还是翠翠、傩送、天宝，都无一不是善良纯朴、聪明勇敢的形象。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他就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首先表现的就是主人公善良的人性。
小说中的渡船老人，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温柔，凡是一切传统的美德，他都具备。在渡船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切传统的美德，一切人性的善良。
小姑娘翠翠，人小，不吃公家俸禄，所以她没有那么多责任，但是她乖巧、勤劳，而且心善，是爷爷的好帮手。
顺顺仗义疏财，扶强济困，正直，公平。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豪爽、直率，遇到危险时，能够挺身而出，吃苦出力时从不退缩。
不论是渡船老人还是顺顺，也不论是翠翠还是顺顺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都具备传统的美德。人性的善良，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得非常充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
3.纯朴的民风之美。
沈从文把这种善良美德描写成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结果，更是当地纯朴的风尚习俗使然。这里人人尊重古礼，“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悔无扰”，仿佛世外桃源。他们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道德高尚，且古道热肠，成人之美。不论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
4.诗意性格之美。
沈从文除了对边城人性的善美浓彩重抹之外，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意的性格。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美妙的歌声与美丽的梦幻的描写，集中地突出了翠翠的诗意性格：“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翠翠为什么会喜欢傩送而不喜欢天保？因为吸引翠翠的，是傩送身上充满诗意的品质，他长得英俊，山歌唱得特别好，而且还选择很浪漫的对歌来决定婚姻大事。他们之间的爱情，自始直终，充满了诗意。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渡船老人，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形象。他也会唱山歌，会吹笛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夏天的夜晚，在满天星斗下，在柔和的月光中，他为翠翠唱歌吹笛。老人悠扬的笛声，不仅会让翠翠感动，也会感动我们每一位读者。
《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表现，对湘西人性之善和湘西纯朴民风的表现，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表现，构建了一个没有现代文明侵蚀，没有都市喧嚣与堕落的美好而人性的湘西世界，完成了对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三
早在《边城》问世之前的“五四”时期，就萌发了乡土抒情文学，它歌颂传统，歌颂地方，歌颂乡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沈从文通过小说《边城》，把这种乡土抒情文学推到了高峰，展现了的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唤起了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感。
以《边城》为代表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所塑造的负面的中国形象的否定，实际上这两种形象正好代表了中国20世纪20到30年代完整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她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她有苦难，有悲剧；但她也有文化优势，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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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泥、甲乙．速读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北京：蓝天出版社[M]，2004年版。
关键词：启蒙运动；《帕梅拉》；道德教化
前言
文学能塑造社会意识、教育公众，这个共识在18 世纪的英国文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评判世事，劝诫读者，“教导公众正是他们的职责”。[1]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帕梅拉》（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1740）正是这样一部负责道德说教的保守派小说。但是，《帕梅拉》之所以在英国小说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还因为《帕梅拉》在叙述道德和衡量道德时顺应了启蒙运动的潮流，发出了属于女性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声音。
一、道德的叙述与衡量
（一）书信体
《帕梅拉》讲述了一位身份卑微的女仆，不畏年轻男主人B先生的种种威逼利诱，坚守自己的尊严与贞洁，最终感化男主人，并成功嫁给男主人的故事。一时间，女主人公帕梅拉成了女性美德的典范。她不仅有着清教徒的宗教虔诚，而且谦卑、严肃、诚实、勤勉、节俭，当然她最大的美德就是贞德。这样一个讲述女性道德的故事或许本身并没有多少特别，但是理查逊使用的书信体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从《帕梅拉》的开篇便可见一斑：
亲爱的父母：
我给你们写信，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我善良的女主人刚刚去世了，她的病我是向你们提过的。她去世了我们十分伤心，因为她是一位善良又可爱的太太，对我们所有的下人都非常仁慈……
从一开始，小说就省略了一切背景介绍、人物描述等等，立即进入了主人公即时即刻的心理状态，这样直截了当的入题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如此，整部小说都是由书信组成，情节的衔接也暗含在书信中，书信之外都没有多余的交代。因此，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不再冷眼旁观，而是迫不及待，有了偷看他人私信的满足感。既是私信，当然是隐私的、内向的、世俗的，讲述的是美德，应该是公开的、外向的、高贵的，二者本身是矛盾的，但是理查逊却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就是书信体的作用。
（二）独特视角
此外，《帕梅拉》视角也引人注目。既是书信，每一封都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记叙事件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第一人称中以女性视角的叙述占绝大多数。小说共有6个写信人，共有69封书信，但其中绝大部分出自女主人公帕梅拉之手，也就是说整部小说就好像是帕梅拉在唱独角戏。但是从《帕梅拉》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来看，这样的视角是得到读者认可的。传统的清教思想中，原罪论认为夏娃的诱惑导致了亚当对上帝的背叛，因此女性一直被描述为罪恶之源、堕落的因。然而《帕梅拉》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帕梅拉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不断行使诱惑的不是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B先生，一位行迹放浪的花花公子。面对一次又一次诱惑，帕梅拉始终坚守贞洁，没有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甚至，她高贵的精神还感化了B先生，她最终被B先生明媒正娶。这样一来，帕梅拉不仅不是恶，不是恶的因，而且是善，是善的源。从女性的视角看道德，思考道德，这种转变大大安慰了女性读者的心灵。
（三） 美德得报
《帕梅拉》有一个很长的书名：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In a Series of Familiar Letters from a Beautiful Young Damsel， to Her Parents： Now first Published in order to Cultivate Principles of Virtue and Religion in the Youth of Both Sexes. A Narrative which has its Foundation in Tru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agreeably entertains， by a Variety of curious and affecting Incidents， is entirely divested of all those Images， which， in too many Pieces calculated for Amusement only， tend to inflame the Minds they should instruct，书名中已经说明了它道德教化的目的。当然，一般我们只取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美德得报”很好地体现了“理想的正义”了这一传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帕梅拉因为自己的高尚品德获得了理想婚姻的回报，也就是说，帕梅拉的美德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在18世纪，最好的交换就是一桩有利的婚姻。婚姻带给帕梅拉的使是看得见的好处：丰富的物质财富和上升的社会地位。这就好像帕梅拉的美德有了交换价值。形象地说，在一个平衡的天平上，如果一边是美德，那么另一边就是财富和地位。这样类似划等号的衡量方式或许不符合理查逊的本意，但是这样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份量。表面上看，这样的衡量似乎是在贬低道德，但是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道德的赞誉：还有什么是比看得见的好处更实在更有说服力的呢？
二、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无疑是精辟的。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也是英国人进一步觉醒，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过程。
（一）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
18世纪的英国，虽然书信早已是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将隐私的书信写成公开的文学作品去发表。即使有，也少，而且不受重视。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继续蔓延，小说开始成为传达个人情感的重要文学载体，凡夫俗子的心理感受仍有待新的小说去表现。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恰逢其时。《帕梅拉》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读者，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女性读者中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以书信体小说实现道德教化是一种新的启蒙方式。这种无拘无束的书信比口头交谈或平铺直叙更适于作者充分地、细致地、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并将道德蕴含其中。它的诞生是理查逊的个人启蒙，也为大众的启蒙。
（二）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
理查逊主要选取女性视角与妇女取得了更大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自由，尤其在与婚姻相关的问题上，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实现得更早，也更彻底。这是因为，英国较早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民主的思想渐入人心。随着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女性追求平等独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提高文化素养也成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再者，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重大经济变化，女性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加成为可能。“旧日的家务，如纺纱织布、制作面包、啤酒、蜡烛、肥皂，以及其他许多职责，已不再是必需了，因为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已有机器制造，可以在商店和市场中买到。”[3]许多妇女，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中等生活水平的妇女，远比先前有了更多的闲暇，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文学和其他文化消遣上。而对下层女性来说，她们要长时间工作，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自然不是人人都能都有时间提高文化修养。但是家庭女仆是例外。较高的文化修养不仅是她们乐于去实现的，而且是她们谋生时的优势。“帕梅拉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有文化又闲暇的、女仆团体中有教养的女主人公的形象。”[4]理查逊首先为《帕梅拉》选取了女性的视角，然后创造了一位德行不如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作陪衬，最后让这个纨绔子弟从心底里佩服地位卑微的女仆的高贵而爱她、娶她，这些都极大程度上圆了万千少女的“灰姑娘”美梦，自然赢得了女性的青睐。
（三）宗教伦理的变化
小说中的善有善报不仅进一步鼓励女性坚守自己的贞德，而且还反映了启蒙运动中宗教道德的变化。在16世纪的清教文献中，人们找不到一句褒扬财富的话。财富在清教徒心目中，是罪恶。但是，在17世纪，中等阶级已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商人、制造业主和乡绅构成了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中等阶级的阶级本质是无休止地攫取利润，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对合法经营活动中追求财富的行为作道德上的肯定。启蒙运动鼓励人运用自己的理智，创造财富其实也是人运用理智的一种结果。当中等阶级与清教结合时，它的追求财富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将与清教所持的传统基督教否定财富的观点发生冲突。结果，不是清教改变中等阶级，而是中等阶级改变了清教。因此，“从17世纪起，清教对财富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财富不再是一种罪恶，而被认为是‘成圣sanctification’的证明和‘荣耀’的体现。而到了17世纪中、后期，追求合法赢利已成为清教伦理的一项内容。”[5]因此，当我们理解了理查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中等阶级商人）心目中财富的地位后，再回头去看那个天平时发现，以财富加上地位对应帕梅拉的美德并没有贬低美德的地位，而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褒扬，因为财富也是值得追求的。
三、结语
《帕梅拉》虽然是一本讲述女德的小说，但是它的劝善却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在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平等思想、新财富观的影响下，它采用书信体而不是别的方式书写道德，它主要选取女性视角而不是别的视角审视道德，它落实“理想的正义”赋予美德以丰厚的回报，这些使得它的道德教化更加贴近目标人群，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Clive T. Probyn. English Fic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00-1789 [M]. London： Longman， 1987， p. 5.
[2]康德著， 何兆武译. 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 [A]. 童庆炳，曹卫东编. 西方文论专题十讲 [C]. 北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p. 94.
[3][美] 伊恩・P. 瓦特著. 高原， 董红均译.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p. 43.
[4]ibid. pp. 45-46.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把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表示着一种理论诉求：试图发现和描述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具有的特殊领域，使之不再被看作处于附属地位的工具性附属品。总之，要确定文学批评之作为文学批评，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从而能够遵循文学批评的规律健康地开展批评。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要去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ir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l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形成晚在20世纪上半叶。下面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和未来。
一、过渡性发展
文学批评在20世纪形成，繁荣背后掩盖着危机。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批评这样混乱，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但有许多内在的问题存在着，在其脆弱的共识刚刚达成之时，就进入了过渡性发展。文学批评似乎关注一切，理论话语比19世纪复杂得多。今天的文学批评用高深的用语，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纪初的学科基础上，高度的学科化，非经验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进入了过渡性发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研究对象的扩张。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扩张到一切，一切都可以当作文学来看，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学批评从传统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产生了巨大的启示。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过度发展。
2．学科之问界限的混乱。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学批评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伦理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也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伦理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人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似乎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学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它虽没有变成其他学科，但却与这些学科的界限发生了混淆。
3．文学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以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回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文学批评今天发展到了特殊过渡性的时期。
对于从事批评的学者，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
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昧)；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表现的形式，本身的界线都难以确定，其与文学理论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学批评的三种人员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着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那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
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本身如果长存，那么文学批评会长存吗?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事物本身的存在，与把这种事物、现象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却没有“睡眠学”。l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研究文学，而是研究与文学相关的一切。文学有未来吗?文学批评有未来吗?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提到纪事日程上来，并讨论其存在的的合法性问题。
文学批评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学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
首先，文学批评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电视剧淹没了鲁迅，或者，《流星花园》压倒了《三国演义》，那么，文学批评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对象之外?文学经典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之中退席—尽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学批评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学批评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学批评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歌德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视角在研究《红楼梦》。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界限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的一系列观点都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人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很多。有没有必要认为，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不能把某一种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学批判应该关注的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话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此刻，作品本身就已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尚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一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今天的文学批评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形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加入文学的运作，强烈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获得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文学仍然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