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1: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通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这篇论文是我正在著述的《货币学中的疑问》一书第八章三部分内容的一部份，我的目的是西方经济学，建立以劳动论为基础的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是，它的经济学理论价值是凯恩斯《通论》的十倍以上，看过该书后，若有人证实我所言不实，本人愿意无偿赠送有关它的所有权益。
借此诚征出版商合作
另附声明：本论文曾先后被国内两家经济学杂志退回，在对文字作少许文字上修改后，发表在这里，任何人若能证明该论文结论错误，本人愿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但有一个看似荒谬的前提，即是本书能获得不少于此金额的收益。与我（笔名：亦难）联系的唯一方式是：E-mail:或。
商品价格的供、需分析模型—一个令人惊讶的错误①
（一）
在现代流行的经济学中，众多的曲线分析模型让每一个涉入者都眼花?乱，其实都不过是两根曲线在一个象限上移来移去的变幻。而所有的曲线分析模型，又无不是以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为基础，或者说无不是以建立现有的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所依据的理论逻辑为基础，建立各式各样的，如利率分析模型、汇率分析模型、成本分析模型，以及所谓的IS-LM分析模型等等。因此，无疑可以把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视为最基本的经济学曲线分析模型。
琳的需求表”成立。
凯瑟琳的需求表⑤
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模型，会是非常荒谬的。
与上面对需求曲线的分析类似：如果这样的供给曲线是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为两大因素，研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决定商品价格的规律。那么上面提到的决定商品供给量的非价格因素，如投入价格、技术、预期、卖者数量等等，也就是真实，具体地决定商品供给量的内容，只有这些非价格因素的变动，才能够增加商品的供给量，如果把这些因素视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内容，任凭你价格如何变动，商品供给量也不会增加。因此非价格的这些其他因素就是进行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两因素分析的供给因素的具体内容和全部体现。把它们都视为不变所反映出的价格与供给量的关系的模型，肯定不是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的内容。
（四）
上面的分析表明：向右下方倾斜着被称之需求曲线的曲线，是分析商品需求变动规律的曲线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价格变动规律的需求曲线；另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着被称之为供给曲线的曲线，是分析商品供给变动规律的曲线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价格变动规律的供给曲线。那么这样两条曲线模型组合在一起是如何被人们进行商品市场均衡价格分析的呢？它们既然不是分析商品价格的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均衡价格的结论，并被人们广泛地使用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其中的玄机。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一)学科流派众多,学生难于区分差别。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英国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例如,以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1887-1975)、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15-)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琼•罗宾逊(JoanV.Robinson1903-1983)、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oldor1908-1986)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以罗伯特•韦内•克洛委尔(R•W•Clower,1926-)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7.31—2006.11.16)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等。正是因为这种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状况,经济学才得以长足的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得以紧密结合,关于同一经济问题,不同的学派也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我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高校学生,也很难理清思路去辨别哪种理论是主导的,这就对学生的课后阅读和对理论体系的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多样,学生难于理解掌握。与其他经管类课程不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多样,它包括: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等。实际上,该门学科大体上分成三种层次: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层次越高理论体系中包含的数理知识和模型说明就越多,历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产生在经济学模型的建立与分析领域。这对首次接触到经济学的高校学生同样是个考验,因为同学们在从前的学习中已经习惯文和理的区别,把二者有机的结合是一个大的挑战,一旦对数理模型失去信心,经济学是学不好的。
(三)理论体系庞杂,初学者难于分清脉络。西方经济学涉及到微宏观两个大的门类,而两个主要门类之下有划分成诸多的章节,实际上作为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涵盖了几乎所有其他专业课的基础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包括消费者需求理论、生产者理论、效用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等。如此多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一次的教学周期内掌握,融会贯通,分清知识脉络,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
(四)知识体系更新迅速,教师难于及时调整。由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理论体系相比其他学科更新较快。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再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经发行到了第十七版;哈佛大学教授格利高利•曼昆1995年的《经济学》著作,被称作“最受欢迎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已经发行了第五版,几乎两年就会改换版本。这种版式的调整包含了案例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知识的改动与补充。任课教师必须要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新理论的补充及案例的调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特点,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积极开拓新的教学方法、采用有效地教学模式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味的板书和讲解不仅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有时甚至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对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几点改革建议
(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水平是课堂教学效果提高的根本。教育界有句名言“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一桶水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了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该去读透该门学科的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货币、信息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要与时俱进地阅读权威期刊的论文,掌握国内外的经济动向;要通过观察和调研,更多地去研究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从而提高自己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掌握,讲课时才会厚积薄发、行云流水,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和灵活的教学方式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关键。课堂教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而这些方法的使用要和课堂的讲授内容相结合,随时随地调动学生的兴奋点。首先,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都是以案例为基础的,在大量运用案例的同时,有效地把经济学理论传输给学生是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任课教师,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在现实基础上了解掌握理论。例如生产者理论中可以用一个大公司———通用汽车的案例贯穿始终;国内生产总值的讲解可以采用上年度本国的实际数据作为案例;基尼系数可以用我国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比较的真实数据作为重点讲解。其次,互动式教学法是适合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方法。随时随地地与学生进行交流,能够及时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课堂教学的难点与重点。作为大学教师,保持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是营造良好课堂气氛和学习氛围的关键所在。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具有争议或属于某个流派的,这也正是该门课程的魅力所在,学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与见解,老师如能适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无疑对学生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又实现了教学目的。再次,在经济学课堂开展多媒体教学。这是为了借助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延伸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教师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多媒体课件开发,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有优势把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信息传授的效率。
(三)经典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独立思维的有效途径。在充分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情况有机地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是研究商品价格变化与需求量的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对于未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进行相应的分组,让学生以营销部经理的身份去考虑如何进行合理定价从而使公司利润最大化,学生就会在仔细学习理论知识之后开动脑筋,结合实际去拟定价格,在此基础之上再让每组学生选代表到讲台上阐述本组的定价策略,同学们相互探讨利与弊,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论文样式的报告。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学生不仅学习兴趣空前高涨,而且对理论知识也不再生疏,从而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再如,奥肯定律是阐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反方向变动,即失业率越高,通胀率越低;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经济发展迅速,物价水平趋高,有通胀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这样就产生了与经典理论之间的矛盾,如何分析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如何去更好地解释奥肯定律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悖论”。学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学习理论知识,不仅掌握了经典理论,也了解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找到问题的根源的创新与钻研能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最缺少的一种素质。
(四)数理模型的双重讲解是解决教学难点的良好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数理模型非常的常见,随着学习的深入几乎每一个经济理论都会有相应的模型和公式。教师在上课时应把每一个模型理解清楚,讲解清楚,再用现实的情况加以深入浅出的点拨。例如,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关系是一个教学难点。三条曲线的形状、交点、拐点等都是有明确定位的。首先,教师要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告知学生三条曲线的画法及彼此的关系;其次,讲解完之后要学生到黑板前板书,检验掌握程度;最后以身边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解释为何三条线是这样的关系。以班级某门课程的期末成绩为例:总产量就是班级的总分;平均产量就是平均分;边际产量就是新插班学生的得分。“边际产量高于平均产量,平均产量呈上升状态”可以解释为:只要刚到班上的同学分数低于现在平均分,对于全班的平均分都是向下的拉动作用,反之亦然。当然,这一例子不见得恰当,但通过这样例子的讲解,几乎所有同学都会理解老师所要阐述的内容,再去理解模型就非常的简单了。
(五)课堂讨论、社会调研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学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时代,学生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为了很好的讲授一门课程,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显得异常重要。理论来源于实践,让学生在能力范围内去检验自己,是师生双赢的策略。所以,任课教师要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生的动脑能力、动手能力,让他们走进现实社会去感受经济学理论的魅力。例如,研究商品的促销手段,让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逛商场,不买东西,只观察商家的定价变化和所谓的“活动”,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些商家的促销手段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偏好、收入、预期、替代商品价格中的哪一个影响因素。这样的课堂不仅让学生学会了专业的知识,加深了印象,甚至对学生在今后商品交易中也可以很清楚的分析自己的利害得失,从而进行最佳的选择。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 “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他是美国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评价他时说“在提升经济学家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他的贡献要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以简单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他就是保罗・萨缪尔森。
2009年12月13日,这位美国经济学泰斗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辞世,享年94岁。他的理论和著作影响了几代人,不少人在惋惜之余称他为时代的伟人、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
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美联社在总结萨缪尔森一生主要成就时说: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在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
1932年萨缪尔森刚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数字当时并没有加入到经济学科当中。
1936年,出任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其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经济学从此重新焕发了生机。在这部作品的影响下,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哈佛导师阿尔文・汉森就是其中之一。
在导师的指引下,萨缪尔森纵观了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补充。汉森和萨缪尔森后来都成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其导师大得多。萨缪尔森在哈佛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得了哈佛大学威尔斯奖,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为萨缪尔森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58年,他与索洛、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悲观地宣布:“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就在此时,萨缪尔森帮了肯尼迪大忙,他为肯尼迪出谋划策。肯尼迪最终采纳了萨缪尔森的建议,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生产和就业。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萨缪尔森不仅成为了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同时也使得肯尼迪成为了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
《经济学》是萨缪尔森发表的最有影响的巨著,这本书1948年一出版即告脱销,不久后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我当年在复旦图书馆读经济类的书,第一本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一版《经济学》中文版刚问世时,青年学生差不多人手一册”。至今,很多人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最先接触的仍旧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研究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就会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人们总是能感受到一个无所不通的萨缪尔森,并从他的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保罗・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这是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对萨缪尔森的最后评语。
经济学恰好适合他
“从一种角度上来看,我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这是萨缪尔森对自己的调侃。
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高中毕业后的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了芝加哥大学的讲堂。从那时起,按照萨缪尔森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又‘再生’了一次。”
改变萨缪尔森一生的讲座的主题就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萨缪尔森曾在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感言时表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芝加哥大学那个时候是旧式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然而年轻的萨缪尔森当时并无此学派概念,他选择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离高中和家乡很近。在评价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时,萨缪尔森说“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1935到1940年,萨缪尔森求学于哈佛,194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就读期间,他先后师从约瑟夫・熊彼特、华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阿尔文・汉森研究经济学。
这时,机缘垂青了萨缪尔森。在哈佛读书的他赶上了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他与当时的一批哈佛研究生共同推动了这一潮流,并造就了哈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世界经济学耀眼的明星。
不过,好运气仅仅是一方面,一个“有益的现实”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理性的萨缪尔森所说的“经济学正好适合我”。当时的现实是,经济学科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这对于萨缪尔森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正是他的专长。萨缪尔森曾说:“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并非了无遗憾
作为个人,萨缪尔森著作等身,儿孙满堂,桃李天下,寿终正寝,他的人生谢幕,称得上一位经济学人近一个世纪华章的完美结局。在萨缪尔森看来,世人认为艰苦枯燥的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他年轻时代就抱定的信念――学者是为自尊而奋斗,它源于人类探求客观真理的永恒动力。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曾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有人评价他的“憎恶不平等”是一种幼稚不堪的愤青思想,而他的“憎恶”恰恰表明在他的人生哲学中。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人文地理学是三个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中国科协从2009年开始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师地理科学（师范）专业面对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人文地理学课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学类专业人文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与中学地理课程体系脱节
目前高校特别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自然轻人文―经济，与中学课程内容脱节严重。（1）自然地理课程，所占课时偏多，人文地理课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课程截然分开，忽视了地理学的统一性、区域性特征，如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过于专业化，如地质、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气象等教材的内容过多过深，许多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关联度很低；（4）在中学地理新课程内容体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过60%，除传统的农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内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乡规划、文化地理、休闲地理等内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课程开设过少，明显薄弱，如重庆两所有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西南大学专业必修课程801课时中人文地理类占22%，专业选修课程设计692课时，人文地理类占13%；重庆师范大学专业课程中自然地理类课程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及内容体系不适应基础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高师人文地理类课程内容在时代性、实践应用性与基础地理教学内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教学内容的“陈旧、混杂、空洞、盲从”比较突出，导致与中学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很好满足中学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1）内容、资料相对陈旧，反映当今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时代感，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极不适应；（2）大学教材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分裂，如经济地理学内容与区域经济学无异，而中学新课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内容主要是产业活动与地域联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3）教材内容盲目追逐国际热点，机械照搬国外课程内容，抽象深奥理论的翻译与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太多，而轻视我国数十年人文―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这必然削弱其实践性；（4）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应贯彻始终，但一些大学教材内容多是诸多内容的混合杂糅而不是有机综合，或“分支拼盘”，或人地关系中心论题不显，以致于学科特色尽失，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出现“人文地理学到底是不是地理学”的疑问也就很自然了，同时还导致人文地理学与其后续区域地理内容体系脱节，其理论基础课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经济地理实践课偏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人文―经济地理类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特点，实践性课程理应成为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师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仍然属于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表现为理论课程偏多而实践课程薄弱，缺乏能力训练。部分学校由于多种原因，不开设野外实习课，大部分高师院校更没有设置独立的人文地理实习课程，致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些死教条、死知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学深、学透，很难适应中学常规教学以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需要。如西南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新培养方案中仅有自然地理类课程和综合实习而没有人文地理实习。
4.人文地理课程实施观念和教学方法改革滞后
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设置中，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训练的课程太少，甚至某些培养中学教师必备能力的课程根本没有。有些课程设置，如选修课不是从学生需要或培养目标考虑，而是从教师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来设置课程，整个课程缺乏务实的内容，学生缺乏足够的能力训练。人文地理学教学中，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学习，即重视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重视学生存储知识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教学方法则过多地采用单一传递、讲授、灌输的方式，多元启发式教学应用缺乏，因而，导致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
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确立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首先，将人文地理学通论、经济地理学作为主干专业必修课程；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围绕中学新课程标准对应开设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同时，应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可以联合进行实习，并在培养方案中体现“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实习”课程设置。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人文地理学通论内容体系
针对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经典与现代结合、基础与前沿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教学效果与学习收益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等原则进行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线已成共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围绕以下主题：人地关系概述（理论、内涵、地理学研究重心）、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从四个方面展开：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类活动的作用规律分析，突出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②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分异规律，③各类具体人类活动区位规律，④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趋势等，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其中，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可架构为：（1）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是其研究对象；（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自然、技术、社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3）企业区位规律；（4）经济部门区位规律：经济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服务业区位；（5）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动态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6）经济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活动区域的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包括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7）经济活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区域影响是地理学的关注点；（8）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人文地理实践能力培养
人文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践教学薄弱与经费紧缺的客观现实，从专业培养目标需求出发进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体系重建，遵循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等思路设计形成验证性与综合性、研究性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其内涵是：（1）课堂内实践性问题-探究等；（2）实践性作业，包括人类生活活动区位评价、论文写作、数据分析处理等；（3）短程野外实习，包含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或人文地理综合短程野外实习；（4）综合野外实习，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合组织综合实习（沿线开展经济、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实习）；（5）参与各种课外科技活动；（6）围绕人文地理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4.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人文地理学教学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学通论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和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陆琳主编）。主要教材各有特点，地理科学专业可以选择一种主教材，但同时应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经典与现代结合、国际与国内人文地理研究实践结合，与基础教育衔接的要求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分支学科教材发展参差不齐，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等教材建设较好，其他分支学科的教材急需建设，同时已有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应不断完善优化内容体系，如经济地理学目前没有针对师范专业的教材，高教社《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师范专业教学需要，《人口地理学》内容和资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类教材建设尚显急迫。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力求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实现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三、高师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重点、难点内容上，采取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时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启发式、讨论式、问题―探究式、角色参与、实践性作业、课程论文等方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这些方法有利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如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区位的现实或热点，将课程内容与经济区位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现实问题、寻求理论解释，从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这么做能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与加强实践教学相结合
丰富的现代信息网络资源为丰富人文地理教学提供了平台。受课时限制，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应精细化，但其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学生吸收广博知识和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师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及精品课程网等，可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过程的全程网络化，方便学生学习研究。人文地理的实践应用性决定了教学中重视知识原理与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师精选国家、地方以及教师科研实践中有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围绕某人文地理问题让学生收集多种地理信息资源并提供案例，师生共同分析，这有利于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实践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堂内），设计形成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3.完善学习管理制度与课程考核多元化相结合
加强课堂管理，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实行结构成绩制：（1）课程考核成绩结构化。如，作业、问题-探究问答、课程论文写作与交流、网络学习、期末考试等。（2）考核方法多样化。平时考评考核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堂问答等，课程论文评价包括选题价值、写作水平、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开展情况等，期末考试包括题型、内容、难易、综合程度全面考虑。（3）考核内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综合运用能力，也重视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创新性考核，一般通过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通过作业、讨论交流、课程论文写作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及交流、课堂问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况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
4.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地图）、清晰性强、交互方便、信息获取快捷等优势，人文地理教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并使用内容和案例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课件内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挂图效果优秀的课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二，通过网络与学生实现互动交流，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其三，课程建设的基本过程、内容、所有教学文档上网，给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动教师钻研教学，提高教师“主导”能力。多元化教学法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有机结合，教师“主导”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多元教学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实际观察分析能力，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与学生、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因此，多元化教学法有利于促进教师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多元化教学法要求学生自己或教师与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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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著和教科书提炼并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第一，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既然经济行为人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他们获取信息的激励也就无从谈起，有效使用信息的激励也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第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零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理论的进展，较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不确定性及其相关的经济行为人的预期，便没有容身之地，聊胜于无。这意味着，新古典范式是确定性经济学范式。如果严格遵循这一范式，对于现实的经济分析就很难切中肯綮，或者只能倒过来，让现实的经济削足适履地符合这一范式。
第四，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自动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贯通的，不受限制的。
第五，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被抽象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中，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些现实市场竞争的完全性——完全性意味着丰富性，丰富性内在地蕴含着差异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第六，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前述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另外三个特征性条件，使得在新古典范式中，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自动实现。于是，市场机制失灵在新古典范式中没有存身之地。这样，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说法，要么是新古典范式抱持者面对现实的留有余地的说法，要么是放松了完全竞争假设的说法。在不考虑分配效应的条件下，这一说法算不上新古典范式的严格推论。毋宁说，这一说法已经绽露出新古典范式内在的不合谐之处，隐含了突破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
上面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20至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rk,1988,chap.5),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它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分析继续拘于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当然好。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在哪些方面被突破了？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么？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早已被突破，有了相当的改进，有继续改进的可能；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更接近现实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假设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20多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判断。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么？》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ore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进展和他讨论的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归纳、整理和引申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明确表述。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他在论文“经济学与知识”(1937)中，探讨了人类知识（信息）的积累和结构问题。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他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与他人不同，凯恩斯对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与后来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联。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科斯的论文“厂商的性质”(Coase,1937)。文中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前驱之一，毫不为过。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从经济学分析扬弃新古典范式的演进中逐渐蜕变脱颖的。阿罗(Arrow)对于信息经济分析的贡献至伟，约从1948年开始，他就和其他学者合作，明确地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经济行为，用数学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备带来的损失和预期风险等问题（阿罗，1989），他对此的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黄淳、何伟，1998）。其后，一批从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论著，广化和深化了信息经济学。例如，阿罗(Arrow)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著，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莫里斯关于不完备信息条件下最优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的探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前承后续、交织互励的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问题，委托—和合约关系中的激励和约束问题，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等问题，无不渗透着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因子，形成了对于新古典范式的根基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走向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近20多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为基本假设，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当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受到了信息范式的不同影响。
信息范式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它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促进了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而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结合着经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来思考，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制约着交易均衡的达成及其变动，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问题，关乎合约与激励问题，关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关于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些改革经济学分析，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信息范式。信息范式对于经济分析的最深远且具有根基性的影响，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理性和有限理性等概念的相关性的理解，这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见出。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
这一假设是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行为结果。最大化效用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理性”的高度抽象化表达。因此，在这里概要地反思一下经济学的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上述区分。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批判性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他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认为，关于理性，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后者漠视了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如此，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这样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相容一致地解释人们行为的理性与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关系。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行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动机，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动机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经济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动机，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改变的只是力图尽力实现动机的行为，行为在实施动机的过程中，依照行为人理解和应对的外在环境条件调节着，趋向动机目标的实现。而动机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则取决于信息约束。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么问题是：满意的指标是什么？如何测度？若以数轴衡量，满意程度不可能是一个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于是，满意程度只能是一区间，而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微分。于是，这种满意的测度便相当困难或随意性太大，不如最大化效用的明白易行和相对确定，事实上，许多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在肯定西蒙对于完全理性的批判的理论意义时，很少在实际分析中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原因就在于满意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但操作性太差，很难用来清晰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但是，仅仅动机最大化，并不能保证经济行为人决策和结果的最大化。他们受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等条件的约束，种瓜往往得豆，种豆也可能得瓜，很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情况。因此，这里的最大化效用行为假设，只意味着行为人出于最大化动机，在给定约束下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与动机的一致或偏离程度，或者说个体理性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约束条件，取决于行为人之间在既定约束下的博弈。
上面对于最大化动机和理受到环境约束的理解，是对新古典范式的“硬核”——理性选择的突破与兼容，因此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之一。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
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又一个关键要素。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认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扬弃地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
一般来说，决策过程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所有的外在（环境）约束条件，都可以直接或迂回地归结为：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约束。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及其程度大小，而且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使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总之，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构成了对于经济行为人的约束条件，使得经济行为人出于最大化动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时常呈现出偏离理性动机的情况。
在上述理解的框架中，造成“有限理性”行为的原因和条件，已经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动机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这两条假设之中了。这意味着，在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不应被视为理性截然对立的概念；而应理解为：有限理性不过是经济行为人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约束下，偏离理性动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的属性。
不无反讽意味的一个当代学术事例，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支持性注脚。新古典宏观学派开发的理性预期理论模型，特别强调最大化假设贯通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必要性。但是属于这一理论的具体模型的思想，如“卢卡斯批评”、“卡卡斯供给曲线”、“动态（时间）不一致”等（胡佛，1991），却或隐或显地包含了这样的结论：经济行为人的预期，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微观行为，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而且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实施结果。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例如，卢卡斯所用的“岛屿模型”中的信息障碍，“白噪声”对于公众和政府博弈行为及其后果的扰动），正是经济世界不确定性的反映。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条件的约束下，预期本身，内在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忽略不计。于是，进一步的推论就是：“种瓜得豆”，或者“种豆得瓜”式的结果难以避免——经济行为人动机的理性，不必然保证预期的完全理性，不必然保证决策和实施的过程的完全理性，更不必然保证行为结果的完全理性。经济行为人的预期是否理性，极大地受到信息条件的约束，其中信息是否完备或对称至为重要。这一点似乎是理性预期论者初始没有预期到的。
2.对于相关的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这里的信息范式基本假设，是作为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最大化效用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而提出的更为一般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从信息成本可以推论出交易成本，实质上交易成本的大部分由搜寻、处理信息的成本构成。所以，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是一个次一级抽象程度的假设。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而非全部）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属于进一步的引申性假设。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例如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从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这牵涉到对于经济人“理性”，和更为基本的“人性”的理解。
(4)“理性预期假设”，是穆思和卢卡斯等人，在适应性预期概念的基础上，将最大化效用假设一致性地贯彻于预期概念始终，所得出的一个富有创见的理论假设。基中的要义和逻辑并不复杂：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必然会充分利用一切可能获得的信息来作出预期；预期在概率上趋近于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作出的预期；只要信息公开，经济预期不会给任何人以特殊机会从中获利(Muth,1961)。显然，尽管理性预期很重要，却只是最大化效用假设的一个推论。
(5)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对于价格传递的任何信号，都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给与需求的反应。如此，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价格灵变和其他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连续均衡）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它是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学者奉持的基本信条，放松假设则不成立，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总结上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一是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假设，一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外在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他假设，一如上述，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推论性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演进的均衡分析方法和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这里不赘。需要提及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经济学问题，尤其是一致贯通地分析微观宏观经济学问题，例如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基础，解释力就变得强大多了，代表了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因此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阿罗，1989:《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胡佛，1991:《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淳、何伟，1998:《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校企合作的培训对象多为企业在职员工，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在职进修，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对求学者在个人与家庭等现实问题上也要求有较高的配合度。目前许多校企合作面授地点即时安排在企业内部，到课率也偏低，企事业人事部门也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学员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粮食特色网络继续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坚持“善用科技，服务学生”的理念，从2011年实施“面授+网络”教学模式。本文旨在构建继续教育背景下网络教学管理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南京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江苏省粮食局开展的校企合作网络教学管理的实践、规划以及创新点的描述和分析，论证继续教育、校企合作和信息技术融合的成效，证明继续教育网络教学是能够达到托尼•贝茨（2004）提出的“与面授教学相同且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强化粮食类专业特色，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针对粮食工程专业不同岗位的课程体系设计，校企双方坚持以经济管理学理论为基础，信息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经济学、金融学、电子商务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化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理论与经营管理技能训练，重点培养学生解决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现实问题的能力。课程体系既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理论课程（经济学通论、金融学通论、电子商务等），又包括粮食经济管理（流通经济学、粮食安全理论与政策、粮食产业组织理论等）、食品科学与工程（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现代粮食科学技术专题等）、信息科学与技术（物联网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主要课程。
（二）重视信息化建设，系统推进网络化教学改革
针对于江苏省粮食局校企合作项目，网络平台专门增加行业动态、优秀成果展示、学员互助等模块。目前网络平台的在线学习形式多样，包括学院公告、培训动态、培训计划、课程选择、学习记录、考试测验以及过程监控等。通过该平台，不仅可以了解粮食知识和粮食培训的最新动态，还能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自主的选择培训课程和进行考试测验，真正实现粮食继续教育的一站式服务。同时，在网络平台上建立专家咨询社区，聘请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江苏省粮食局的专家、教授、学者组成专家组，采取在线咨询，讨论帖、专家博客等方式，负责解答学员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另外，网络平台还建有虚拟网络社区，提供不同粮管所学员之间相互认识的机会，按照学员不同岗位建立学习小组，明确网络学习小组的规则和礼仪，帮助学员建立在小组中的归属感，帮助学员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协调解决学员之间的矛盾等。
（三）精心制作网络课程，完善校企合作共享资源
校企合作网络课程建设要融入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将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纳入课程标准，网络课程应采用行动导向、案例教学等多种方法，突出培养学员的职业技能。我校专门成立由学科专家、行业专家、教学设计人员、课程技术人员、平台测试人员、美工、编辑、学员代表组成的课程建设委员会，聘请在企业挂职锻炼过、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校教授作为网络课程的主讲教师，进行课程开发。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校企合作中有立足之地，我校要求制作的网络课程必须精品化，制作课程的观念需要改变，更加注重实用性、可学习性，同时课程视频录制环节要规范，场地、灯光、视频格式等要求都要参照教育部有关文件技术要求。在先期投入600多万元基础上，2012年下半年我校又投入100多万购置了远程课件录播系统和课件制作系统，增加课件录播室3间。目前已有粮食经济管理、粮食企业经营与管理、粮食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现代粮食科学技术等8门网络课程已进入使用阶段，学员反映良好。下阶段，我们将根据粮食专业“双师型”教师提出的申请和继续教育学院提供的资金，升级网络课程的层次、增加网络精品课程的数量。
（四）建立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保证网络教育教学质量
校企合作的网络化教学管理模式是一种开放学习，但绝不是“放开学习”，要保证网络教学达到面授教学的同等水平甚至超出，网络化的管理极其重要。在网络化教学管理的实践中，校企双方逐渐摸索出以网络管理平台为主导，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的管理服务摸索。校企双方通过网络监控学员继续教育的学习情况，以及对过往的学习情况进行打分、评定，数据更加直观。
三、粮食特色网络继续教育的创新点
（一）全面拓宽办学渠道，积极探索开放办学模式
我校充分发挥继续教育“大融合”效能，多渠道、多途径拓展办学空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大学新型的合作办学模式，努力做到“两个结合”。一是校企结合。积极主动服务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办学，订单培养，学校进企，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学历提升、职业培训开辟“绿色通道”，努力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技术革新培养输送新鲜血液。二是长短结合。注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结合，长短结合，双轮驱动。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承担国家粮食局的国家粮食质量监测机构比对考核暨技术培训、江苏省粮食局粮食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等。每学期校企双方都挑选学有余力的优秀学员，利用周末时间来我校参加培训，获取职业证书，满足学员对于学历提升和实用技能提高的双方面需求。下阶段，我们将积极探索更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开展粮食专业方面的硕士进修班和开展粮食行业专业硕士，满足粮食行业工作人员更高的学历需求。
（二）建设继续教育实训基地，培养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校企合作培养方案的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教学环节。一方面，校企合作对象以在职学员为主，学员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有关，学员的工作环境为自己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老师只需引导学员如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从事的工作中，以此完成实践教学目的。另一方面，我校通过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中储粮总公司、江苏农垦集团、江苏省粮食局等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共建校企协同继续教育实训基地，利用报废的加工厂、化工厂、质监所、发电厂以及各类农田等场所，做到实训设备与现场使用设备一致，实训操作要求与现场操作要求一致，从教学设施和教学条件上实现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的“零距离”，实现高校学科资源与企业实训资源的优势互补。我校规定，凡是参与该项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等编制以及网络课程开发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必须在实训基地工作半年以上，为我校粮食专业“双师型”教师进行人才储备。同时，江苏省粮食局人事部门每年都挑选年轻工程师，利用寒暑假和法定长假，轮流到各实训基地，学习本行业的前沿技术。下个阶段，我校考虑建设虚拟实验室，结合高校仪器设备共享系统平台的建设，通过搭建网络共享的虚拟实训平台，学员能进行网络训练，同时有效实现异地技能考核。
（三）建设网络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保证信息技术和继续教育深度融合
我校校企合作网络课程质量评价是通过四个环节实现的：网络课程结构评价、网络课程开发评价、网络教学过程评价、网络教学成效评价。网络课程结构评价是包括对课程的行业需求、目标可行性、生源、财务预算等分析，通过撰写网络课程计划书和填写不同表格，由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教务处、财务处等讨论通过，最后由企业委派的技术专家对各个课程结构进行评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才培养效果。网络课程开发评价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专家按照课程开发程序要求，对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目录和课程全程教学录像等反映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进行评价，最后由继续教育学院技术专家参照教育部《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技术要求》，对开发的网络课程进行技术评估。网络教学的过程评价由课程开发教师（责任教师）负责，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了解学员的学习体验；二是了解班主任（导学教师）的反馈意见；三是对网络学习进行观摩。网络教学成效评价是通过网络学习平台上学员学习活动的追踪、学员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等的反馈和评价功能来实现。每个学期末，我校还对所有网络课程进行年度的整体使用效果评价，通过循环反复、环环相扣的评价体系，保证校企合作网络教学资源质量。
（四）丰富激励机制，促使网络化教学模式优势充分发挥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65-03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生产要求一定数量的人口，提高生产人口技术水平和创造能力以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国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强调人口是财富的一个创造要素。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认为，人口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原因。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揭示了人口受经济抑制的消极作用与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着内在联系，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的动态过程。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人口经济问题时，阐述了人口，特别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最先使用了“适度人口”的概念，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人口平均劳动生产率使人均受益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社会劳动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人口经济学家索维在《人口通论》中阐述了经济适度理论，即最高的按人平均产量和收入的人口，就是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主张人均收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适度人口标准，认为人口分析必须考虑收入分配情况。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东北的省份，行政辖13个地市，分别是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双鸭山、鹤岗、绥化、七台河、伊春、黑河和大兴安岭地区。截至2012年，总人口数达3 834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3%，较2000年总人口数增长0.7%，十二年之间，黑龙江人口小幅增长，尤其是2012年较2011年总人口数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对黑龙江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人口增长和GDP、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居民生活质量四个维度来把控人口变动对该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增长与GDP
GDP 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当年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总量的最终价值的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加以组合，其中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往往决定产出的多少。那么，如果假定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保持不变，只把劳动力数量作为唯一变量，从产出的多少便可以衡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是一个总量规模的概念，黑龙江省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由2000年3 807万人增加到2012年3 834万人，净增人口27万，年平均增长率0.0589%。生产总值由2000年3 151.4亿元到2012年13 691.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1%。人均生产总值从2000年8 294元到2012年35 711元。而经计算黑龙江省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699%，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的增加极大带动经济增长。
二、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遵循再生产过程比例性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使各产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产业机构的角度观察，黑龙江省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但呈现出增长态势，第二产业并无明显趋势，在2000―2003年所占比重逐年减小，而2003―2006年又出现增长态势，随后又减少，呈波动状态，所占比重在50%左右徘徊，可见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但2012年比重最低，仅44.1%。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定在35%左右，近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后比重有所增加，在2012年比重达40.5%。由此可见，黑龙江人口增长使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增大，相对第二产业比重减少，人口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黑龙江省的人口增长促进一、三产业的增长。
三、人口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智能和体能两方面，投资预期达到劳动力的高输出。反映人口质量的指标较多，本文选取各阶段教育的毕业生数和教育经费支出作为指标来观测黑龙江省人口增长与人口质量间的关系，从表3不难看出，从2000年开始各阶段毕业生人数的变化，小学初中毕业生人数锐减，取而代之的是高中、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从教育经费来看，黑龙江省教育经费支出呈明显增长态势，因此黑龙江省人口质量的提升与其经济投入密不可分，其人口增长也得到明显的素质提升。
四、人口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家庭则表现其收入较少，由表4可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2005年和2006年较小，2000―2006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随后的几年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尤其是2009年以后，但整体来说城镇居民在这十三年（21世纪后）属于相对富裕阶段。再看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2000―2009年十年间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2009以后恩格尔系数增加较明显，整体上由小康进入相对富裕状态，这从不同层面反映人口增加带动农村生活质量提高。由此可见，黑龙江省人口增加不同程度促进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后，人口增长使得居民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五、结论与建议
人口的增长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整体上是非常显著的，从GDP总量上看，人口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人口增长使得黑龙江省第一三产业凸显，发挥了其区位优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升级；人口的增长必加大了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投入，这对区域劳动力素质提升和高端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在就业条件不理想的社会条件和趋势下，政府的投入有效缓和失业，但值得一提的是，人口的增长使得居民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尤其是2009年以后，人口增长幅度降低，使得恩格尔系数却上升了，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是面临的一大挑战。
因此，首先应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有经济高度增长，才能有效解决就业失业问题，才能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反向的达到人口控制，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口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人口控制关系到经济发展。数据显示，2009年后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缓慢，对于生育政策的放开，鼓励二胎政策对黑龙江省人口增长有重要意义，同时，还需要政府对人才培养进行更高的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以促进经济增长。
再次，合理化的继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黑龙江省第二产业比重相对较高，在坚持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使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靠拢，改变传统劳动密集型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经济密集型。
最后，推进城乡统筹建设。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这对该省城乡一体化建设创造了契机，以为整体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开辟路径，加速农村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机制，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参考文献：
[1] 许加良.中国人口决策的战略转变[C].第五届全国优生科学大会论文汇编，2000.
【论文关键词】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关键词：经济法课程教学；财经类专业；体系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203-02
《经济法》是本科院校经济、金融、财政、会计、工商管理、税务等财经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基础课，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培养“懂经济、通法律、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但目前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与实现这一目标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考核等方面都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一、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现状
1.课程内容多，涉及面非常宽泛。在财经类专业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其“经济法”不同于法学专业所讲的“规范和保障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而采用的是大经济法的概念，泛指“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泛指“与经济有关的法律规范”，所以在经济法教材中至少包括了合同法、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票据法、竞争法、银行法、财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从部门法角度讲，经济法课程的内容横跨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其学习内容的宽泛由此可见一斑。
2.教学时间少，任务重。虽然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内容非常庞杂，但课时很少，一般为32学时，少数专业是48个学时。在很短时间内，既要让学生掌握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中与经济有关的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又要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灵活运用，任务很重，困难也很大。
3.教学对象的法学基础知识薄弱。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经济法之前，法学课程仅学习过《法学通论》（或《法律基础与思想政治道德修养》）。《法学通论》的教材安排虽然包括了法学类专业核心课程的主要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也只能是有选择性地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讲授，而与经济法课程相关的一些前提性法律知识，学生掌握得并不牢靠，甚至根本没有学习过。比如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的学习都要以民事法律基本知识为基础，但学生对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义务、民事行为、物权、债权等知识掌握得很有限，而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责任等知识是学习理解产品质量监管、金融监管与调控、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的基础，可财经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们甚至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
二、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教学目标不够明确。虽然很多学校对本科生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定位为培养“懂经济、通法律、会管理”的复合型、应用性人才，但在观念上，教师在教学中并没有意识到经济法课程是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没有意识到经济法课程教学是财经类专业学生“通法律”的重要途径。因而，在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上存在或多或少的模糊认识，尤其是有意无意地把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混同起来，以为是在培养法学人才，结果导致课程教学中主要沿习了法学专业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手段，从而不能适应培养财经类专业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其次，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经济法课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一些重要的经济法律制度，如合同法律制度、企业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等，与财经类不同专业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紧密联系，都应该学习。再者，教学方法比较陈旧。长期以来，经济法课程主要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听记背的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解释概念，注释条文，归纳原理，这一方法原本所适用的教学对象是系统学习过法学基本理论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学基本理论课程的财经类专业学生而言未必合适。最后，考核设计不够科学。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是考试，从鼓励和强制学生牢固掌握基本的经济法律知识角度而言，考试是必要的，但在设计考试题目时，教师往往忘记了考核对象不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而是没有系统掌握基本法学理论知识的财经类专业学生，从而过多设计了解释题、论述题、法条阐释题。这种题目重理论轻技能，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是不合适的，也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乃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相脱节。
三、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体系化改革措施
1.重视《经济法》课程教学，明确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具体目标。经济法课程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教学人员来自于法学专业教师，在经济学、管理学类众多课程中，经济法是“外来户”，在法学专业教师所讲授的课程中，经济法又是针对非专业对象的。这就会导致两头不重视，学生认为经济法是非核心课程，通过考试就“万岁”；对教师来讲，为非法学专业学生讲授经济法律基本知识，也不必太过用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经济法课程的不受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为此，教师从思想上高度认同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是必要和必须的。这种重要性的认同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乃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懂经济、通法律、会管理”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很多学校已经得到明确确立，所谓“通法律”，仅靠《法学通论》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法课程是其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背景下，要求财经类专业学生懂法律已经是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具体而言，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应从以下方面定位：首先，掌握基本的经济法律知识，培养经济法律意识。通过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法律知识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还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中真正对法律具有尊崇信仰之感。
2.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材。法学教师集体编写一本经济法教材，在知识水平上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要舍得花时间花功夫去精心准备。此外，教材编写还要注意几个技术问题：第一，“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能把相关法律制度全部纳入教材中，只能选取一些重要的、基本的、与财经类专业联系较为紧密的内容，而其他的一些内容最好痛下决心割舍掉。否则，一本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的教材，不仅重点不突出，而且也会让教师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无所适从。第二，教材编写风格要统一。由于经济法教材一般是多位教师共同编写，不同的人写作风格不一样，有的喜爱简明，有的喜好繁琐，这就要求做好组织工作，风格要大致一样，在内容上要前后一致。第三，在平衡理论分析与制度介绍的关系时，不要过分追求一些纯理论问题，特别是法学专业经济法学课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详细介绍，而要将大量篇幅留给对基本制度的分析和介绍，要突出应用性。
3.教学内容安排要统一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经济法课程包括的内容多，涉及的范围广，即使为学生提供一本风格简明的教材，仍然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把教材都讲完，因此，需要合理分配教学时间，确定教师讲授的内容与学生自学的内容。一般来说，合同法律制度、企业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等是市场经济活动最基础的法律制度，与财经类不同专业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紧密联系，可以统一起来，确定为必讲的部分。除此之外，教师可以根据本班、本专业学生知识结构和专业特点，灵活掌握要重点讲授的内容，比如金融专业可以增加证券法、保险法、银行法，财税专业可以补充票据法、会计法和审计法，但鉴于专业核心课中已经有《中国税制》这样一门课程，在经济法课程中就可以不再重复讲授税法的内容。
4.课堂教学要生动，重点是要掌握好案例教学法。由于财经类专业学生没有系统学习相关法学课程，法律基础知识比较缺乏，所以在课堂教学中针对某些重点问题展开讨论就会受到限制，通过讨论活跃课堂气氛并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不能很好实现。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安排好案例教学，既让学生通过实例深入理解相关知识要点，又要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而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精选案例。案例的收集和选择是案例教学的基础。一个好的案例，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环境或者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选择这类案例，会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引发他们更多的思考。此外，要尽量选择本地的案例，选择新近发生的案例。一般来说，人们普遍在心理上认为，本地发生的事情与自己联系更紧密，新近发生的事情会更有新鲜感，会引起学生们更高程度的关注。还有，在具体操作中，案例的难易程度要适当。案例太简单，不能激发学生思考，案例中涉及的法律关系过于复杂，脱离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实际，学生会产生畏难情绪，反而会降低兴趣。第二，案例运用与知识讲授要配合恰当。案例教学是为解释、理解和运用法学理论、法律知识服务的，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案例的导入方式。第三，教师要善于引导和归纳总结。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组织和引导。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可以逐步采用设问、提问、反问、暗示、悬念、提示等形式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分析，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掌握主动权。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都要做一些点评，把零散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对隐藏在案例背后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予以总结阐释，以引导学生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达到深入理解并能实际运用相关知识的目的。
5.考核内容的设计要与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目前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主要采用考试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来讲，提交论文、考查、口试都不太合适，考试这种方式本身是比较合理的。问题是，在设计考试题目时，教师往往忘记了考核对象不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而是没有系统掌握基本法学理论知识的财经类专业学生，从而设计了论述题、法条阐释题这类明显偏重理论的题目。其实，这种沿袭法学专业做法的考核题目设计，也与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乃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相脱节。因此，教师在设计考核内容时，要重基础知识，重应用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彭金冶.高校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2009，（9）.
内容摘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开拓的宏观经济理论被称为继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理论曾经流行于二战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界，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因此，研究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各种反危机政策措施和世界经济学理论演进，进而更好地兼融世界各种经济理论的合理成份，为合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凯恩斯 人口经济思想 评析
凯恩斯的人口经济思想渊源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批判了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人口经济学说，尤其是批判了以庇古为代表的就业理论。庇古的就业理论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庇古认为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货币工资不能够降低，而解决失业问题的手段就在于实行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即降低货币工资的政策，以刺激劳动需求。庇古认为充分就业是常态，劳动市场里的出清是正常现象，只要控制好货币工资的伸缩性，长期大量的失业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1929—1933年经济危机冲击了上述不会产生失业和危机的观点，现实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传统的人口经济学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条件和假设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市场均衡。与其相反，凯恩斯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解决失业问题。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按其主要继承情况而言，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所揭示的人们的高消费可以促进繁荣的学说，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一）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思想
马尔萨斯承认一般商品生产存在过剩的可能性，认为产生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提出了以收获递减规律为基础的人口原理，他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把人口增长完全看成纯粹的自然现象，提出了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男女两性之间的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他从两个公理出发，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产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说，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还揭示了人口受经济抑制的消极作用与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着内在联系，从两者的结合上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的动态过程，人口增长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口增长随生活资料的的增加而增长，而由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同，人口增长不断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
马尔萨斯把人口论用于经济学，系统研究了人口问题，对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的产生具有极大影响。马尔萨斯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分析，奠定了分析劳动需求、人口与劳动工资等人口与劳动关系的基础。他以商品的供求情况决定价值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维持劳动基金”论，他认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情况，由于用于维持劳动基金的比例是既定的，因此在劳动市场上，因人口增加导致工人的供给超过了需求，使工人所得的工资呈下降趋势。他否定了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萨伊法则，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关于人口增长直接成为有效需求增长的理论，主张人口增长与工资基金的扩大之间存在的速度差异，并揭示了过多的资本积累会产生全面的过剩供给。而过剩供给可能会因为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发生，从而主张为消除失业、克服危机，应扩大有效需求。凯恩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有效需求原理。
（二）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孟德维尔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在其寓言中，一群蜜蜂在高消费和奢侈生活中，社会繁荣富裕；同样一群蜜蜂在实行节约和致力储蓄时，社会走向衰落和贫穷。这种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要比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和一般商品生产过剩要早一个世纪。凯恩斯大量引证了孟德维尔的观点，为他的学说长期遭到抨击而感到不平。
（三）霍布森收入分配与经济萧条
霍布森是英国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了帝国主义和有效需求学说，他在《工业生理学》一书中指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他的理论中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当人人都储蓄的时候就会造成储蓄过度，也就是意味着消费不足，这样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变穷、工资下降、工人失业、工商业衰退，也就是产生经济萧条。霍布森在1894年的《现代资本主义演进》和1896年的《失业者问题》中再次重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
霍布森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穷人购买力不足和富人储蓄过度等问题， 并进一步考察了产生经济周期的制度根源。霍布森否定了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观点，提出了通过政府来干预经济的思想；霍布森关注劳动者的消费福利问题的思想、为以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而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者。凯恩斯认为《工业生理学》一书中的思想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并赞扬了霍布森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过度储蓄会导致失业问题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综述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就业理论，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大小决定就业水平高低。凯恩斯围绕这一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人口经济思想的论述。
（一）生产与人口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是人口与生产力的表现，但是把人口放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造成不能相互适应的一种原因是人口数量过多，使消费总量超出了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影响到生产中的积累，构成对生产力的阻力；另一种原因是人口数量过少，难以产生使生产可以持续下去的适度需求，不足以对生产力形成推力。凯恩斯还认为当总供给价格大于总需求价格时，企业主就会因为生产无利可图而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裁减员工，从而使社会就业困难；反之，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主就会因为生产有利可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充分就业提供有利条件。只有总供给价格等于总需求价格时，两者处于均衡状态，企业主才能既不缩小生产规模，裁减工人，也不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人。这种当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并且企业主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时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有效需求，以及相应的就业量，但这一就业量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量，通常小于充分就业量。这种状况的存在，是由于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条件下有效需求总是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
（二）就业理论
凯恩斯之前，失业被分为两个范畴：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所谓摩擦失业，是指劳动市场的功能缺陷所引起的摩擦所造成的失业。例如，消费者偏好所引起的失业、季节性失业、对工作机会信息不充分所引起的失业。所谓自愿失业是指由于国家或地区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对变化反应不灵敏、固执己见等原因，工人不能接受现行工资或较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造成的失业。凯恩斯提出了第三个失业范畴，即非自愿失业。凯恩斯把非自愿失业定义为：“当工资品价格比货币价格有所提高时，如果愿意按现行工资工作的劳动总供给和现行的工资下的劳动总需求都大于现有的就业量，那么就存在非自愿失业”。凯恩斯提出的充分就业主张，不是指完全没有失业，凯恩斯对其有特定的解释，他说：我们把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状况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同“充分”就业并不矛盾。按他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只要解决了非自愿失业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就说只存在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有效需求D是根据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决定的，消费需求C取决于就业劳动量L，投资需求I取决于就业劳动量L和人口、技术和制度等其他一些因素Q，所以总需求函数可写为D=C+I=f（L，Q）。总供给Z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依赖于就业劳动量L，所以总供给函数可以写为Z=φ（L），为使经济达到均衡水平，有效需求D必须与总供给Z相等，在Q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从φ（L）=f（L，Q）求得均衡就业水平。然而现实经济经常出现不完全就业，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降低利息或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投资需求，可以使有效需求加大，从而吸收闲置劳动力，达到完全就业。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先假定货币工资和价格保持不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重要因素，是否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造成的。针对就业问题，凯恩斯主张在消费和投资不足时，只有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才能促进生产领域的发展，减少失业，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三）人口增长与适度人口
1937年凯恩斯在其发表的《人口缩减的一些经济后果》一文中，把人口缩减作为导致经济停滞、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从而形成了人口经济学中的“长期停滞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生活水平、人口数量和资本技术。当时英国资本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人们储蓄和消费已成习惯的稳定性，使生活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幅度提高，因此扩大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只能依靠人口的较快增长。而且他还认为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将有利于增加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从而激发更多的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把人口的缩减看成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就开始了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转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已趋于静止并在规模上呈现缩减。而此时的经济中却存在着大量的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闲置，这种闲置主要是由于消费上的停滞从而使生产不足引起的，人口增长的停滞引起的人口缩减是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因此，凯恩斯从促进有效需求形成的角度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要优于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有一定道理的。
凯恩斯认为人口减少要比人口过剩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他根据当时人口增长的缩减趋势指出，人口增长趋于静态或减少，可以免除马尔萨斯“过剩人口的魔鬼”，但人口缩减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后果是慢性失业和经济长期停滞，所以又会引发马尔萨斯“已失业资源的魔鬼”，并且会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凯恩斯着重强调了人口增长的需求效果，旨在扩大投资和消费，进而使经济恢复均衡。他认为人口增长会给企业家带来新的期望，即使投资过剩也会在以后恢复均衡。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评析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他的理论在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进入“滞胀”期，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走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所取代。
怀纳在1936年《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论失业的原因》的评论，他认为凯恩斯使就业量增加、实际工资减少作为基础，这是对收益递减规律分析的不适当运用的结果。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基础之上。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人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偏好心理所决定的。可以推论：随着社会产出增加，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消费与生产脱节，从而形成生产萎缩和失业现象。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由社会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为了弥补消费不足，增加投资就是重要的手段，但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将引起私人投资不足。
弗里德曼在1968年发表演说《货币政策的作用》，阐明了货币学派关于通货膨胀、失业、经济波动和停滞等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他基本观点是：不管现实中表现如何，工资是完全有伸缩性的，相应的也就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弗里德曼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自然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的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均衡状态失业率，但是这种失业率是可变的。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实际工资率上升，反之实际工资率下降。实际工资率的升降影响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在假定不存在各种人为的、制度的干预的情况下，因实际工资率升降而引起的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将会反过来对实际工资率起着制动作用。他关于工资伸缩性的论证，不仅拒绝了凯恩斯用过度需求来说明通货膨胀和用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问题的论点，而且否认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在于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实践上的错误在于导致滞涨。实际上经济的衰退、停滞、就业不足，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品过剩造成的，是科技进步的阶段性结果，是在优化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新一轮增长起点。所谓的产品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并非全面过剩，这种过剩源于生产性企业对市场信息反应的滞后。政府管制价格、刺激需求尽管会减小经济波动，但代价是延缓经济增长。正确办法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总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出现，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路标。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或宣传、补充或批评、反对，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但其人口经济理论至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对中国的意义
（一）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
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在凯恩斯影响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因素中，生活水平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即人均收入较低而导致的生活水平较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原因。虽然有些学者将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下引起的出口下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下降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因素，但是它们只能部分地解释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是由于人均收入较低而凸显出来的。尽管人均收入并不能说明财富在社会的分布状况，但是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构成了我国消费群体的主体，我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较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人均收入较低、可支配的货币不足，是使人口数量优势不能转化为市场优势，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原因。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内需旺盛，出口下降对有效需求的影响将不会如此明显；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的自我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也不会在大范围内出现对未来预期的下降；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则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起到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相当于实际购买力的不足，而从长期来看我国还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最大的世界市场。从长期角度来看，有效需求的形成更主要的应该是使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靠调整内需的扩大。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能够缓解中国面临的严峻就业压力，国家制定了扩大内需，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拉动出口的政策，希望通过扩大国内市场的购买力来扩大国内的总需求。并积极扩展海外市场来扩大出口，以此来拉动生产，扩大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政府不断运用财政政策，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希望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生产的繁荣，增加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中央银行不断调低利息，希望老百姓在银行的巨额存款能够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社会巨大的消费能力，让消费的繁荣带动经济的繁荣，促进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由于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并没有有效带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巨大需求。银行调低利率也没有使银行存款减少而流向消费市场，带来消费的繁荣，国内市场依然疲软。对外贸易虽然不断扩大，但是也遇到了很大阻力，造成整个国内的生产力大量闲置，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新增就业人口找工作困难。我国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拉动内需：
1.完善市场机制，建立成熟有效的市场体系。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有效减少社会失业率，积极服务于社会，政府的很大部分工作都与就业和保障有关。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还很短，市场体制还不成熟和完善。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得到有效转变，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不适应，政府还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还没有真正到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过于微观化和行政化，不利于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于苛刻，行政审批过多，不利于个人的自主创业。
2.积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拉动经济和就业的有效增长。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除了要求政府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政府还应该有效控制居民的生活成本，将一部分带有一定公共性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必要的政府补贴。国家要适度控制物价水平，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这应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同时，居民应该改变一切均从节俭出发考虑问题的思想，必要的消费不但有利于增进个人的福利，还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对各种形式的消费大力提倡和鼓励，加强消费产品的宣传和展销，多渠道的提供商品的信息，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加强网上交易的监管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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