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1: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工程伦理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科研素质是理工科类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科研素质从组成要素来看,主要包括科研意识、科研态度、科研知识和科研能力4个方面。科研意识是科研素养的基础,有了科研意识,端正了科研态度,丰富了科研知识,再加上动手能力的训练,才能提高学生科研能力。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够真正地开展科研实践活动,进而帮助学生们将课堂知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科研素养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贯穿于整个本科阶段教学中：（1）在课程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空间，鼓励学生阅读课本之外的课程的相关知识，并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去关注一些热点的学术问题,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对于培养其科研素质是大有好处的；（2）进行“课程论文”训练，根据课程性质，以小论文、读书报告等形式代替传统的作业，为学生最终撰写毕业论文提供“练笔”的机会；（3）科研实验研究是学生毕业论文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课程实验的综合运用，因此，应重视日常实验教学，鼓励学生自主完成实验,独立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4）进行科研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积极参与科研项目或课题，了解科研基本方法及流程。通过这些措施，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培养科研意识，使学生逐渐认识到科研对护理专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2重视相关课程教学
目前开放教育护理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设计了护理科研方法、文献检索、护理伦理学这三门课程，它们与毕业论文写作直接相关。护理科研方法主要介绍护理研究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设计、资料的收集方法、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护理论文的撰写等内容。文献检索课程主要介绍医学文献检索基础、图书馆信息资料利用、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文摘数据库检索、引文数据库检索、全文数据库检索、特种文献检索、因特网医学信息资源检索以及医学文献的综合利用。护理伦理学课程主要介绍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及护理实践中有关伦理学的问题。护理科研方法是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南，文献检索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工具，护理伦理学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伦理规范，这些课程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从撰写科研论文的理论知识上进行教学,为撰写论文打好基础。但这些课程往往被学生看做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直到写作论文时才发现这些课程的重要性。这些课程的学习，除了提高学生的认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例如，对于护理科研方法课程采用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跟随教师教学进度,同步进行训练，指导学生如何选题、科研设计、资料收集、统计分析、撰写论文。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每人完成1份开题报告及相关课题综述,既作为该课程的考核依据,同时也是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始。文献检索课程采用理论教学和上机操作并重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操作能力。护理伦理学主要采用案例式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具体案例学习科研中涉及的各种伦理问题。
3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性
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性与论文的质量密切相关，护理论文有其固有的格式,写作应符合其规范。学生往往由于对这些要求缺乏了解造成所写论文的结构和格式不符合要求，给自己和指导教师都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提高论文写作的规范性显得尤为重要。护理论文主要有科研论文、文献综述、个案报告、经验总结等形式，在学生论文写作时，为学生提供不同类型护理论文的范文，这些范文可以是护理类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也可以是往届学生的优秀论文。制定统一论文写作的格式和毕业论文答辩的要求和评分标准,刊印成册,发给毕业年级学生，在手册中尤其要对论文写作格式的细节问题做出详细要求，如图表排列、格式、字体字号、参考文献格式等，使学生在撰写论文时遵循统一的格式和要求，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让他们了解毕业论文答辩的要求和评分标准,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把毕业论文写好。此外，由于学生大多是初次写作论文，往往语言不得体,叙述不简洁,词不达意,对医学术语表达不规范，因此还需注意语言的简洁、规范。
4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
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过程。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启发，认真阅读文献，精心选题，广泛收集资料并反复修改初稿，完成定稿到答辩。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指导教师不仅教给学生论文写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毕业论文完成的质量与指导教师密切相关，必须充分发挥指导教师在论文指导中的作用，具体的措施是：
（1）建立指导教师遴选制度和激励机制。
根据陈玉平等的调查显示，学生希望论文指导教师科研能力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同时要有责任心,关心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并乐于帮助，并且能有充裕的时间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根据这些要求，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制度，对教师的职称、科研能力、指导论文的效果等方面做出详细要求，同时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指导，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另外，启动激励机制，对于论文指导效果较好的教师，给予格外的物质及精神奖励。
（2）指导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指导方式。
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论文过程中，主要的方式有面对面指导和非面对面指导。在学生开始论文写作之前面对面的集中指导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学生明确论文撰写的基本格式，科学地进行科研设计和规范地书写毕业论文。除此之外，在学生写作论文过程中，指导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1~3次的面对面指导。开放教育学生基本都是在职人员，工作生活比较忙碌，大多数人很难经常与指导教师见面进行讨论，那么选择一些非面对面的指导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常见的方式有电话、QQ、电子邮件等。随着开放教育的深入发展，我们还将建立基于网络的毕业论文交流指导平台，教师和学生将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平成论文指导和交流。
（3）做好教师指导论文的过程监控工作。
论文指导过程一般都要几个月以上，对这一过程的监督往往是管理的“盲点”，因此，除了要求指导教师做好指导记录之外，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举行开题报告会，听取学生开题报告从而了解教师指导情况，也可以召开指导教师交流会，由指导教师汇报指导情况，还可以召开学生座谈会，由学生反馈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通过这些方式，及时了解情况，对未对学生进行认真指导的教师进行撤换。
（4）加强指导教师的培训。
指导教师虽然都具备一定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但仍然需要不定期对教师进行统计学、英语、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指导水平。
5加强毕业论文交流和总结
一、建立有激励机制的“导师制”管理策略，全面启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思想与智慧
“导师组2+2模式”是笔者在“导师制”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高师院校的教育教学特点而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其内涵是：4个导师为一组，对师范生进行本科四年的分阶段全面跟踪指导。“2+2模式”是指大学四年分成2个阶段，每个阶段配备2个导师。大一大二为一个阶段，大一上学期配备入门型导师，大一下学期和大二配备学习型导师。大三大四为一个阶段，大三配备教学型导师，大四配备科研型导师[2]。为了使“导师制”尽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必须有此模式实行的保障机制：1.学校要有制度保障，把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就业率、考研率等做为教师评奖、评优、评职等的重要指标，从而激励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者。2.尊重学生的权利，提高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积极参与意识。3.学校要设立大学生科研专项基金，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4.整合教育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量化导师特点，对应认定相应导师资格。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实施既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又充分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更主要的是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的积极性，全面启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思想与智慧。
二、设置传统文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伦理人格
做事先做人。这句话，对于一个真正懂教育的人而言，是朴实而深刻的。那么对于当下地方高师院校的学生而言，应如何解决因时代众多的原因促成的人格问题呢？教育学上有一句话：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构成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素养是由两方面人格构成的，一是伦理人格，就是从伦理学上讲一个完整人的人格的表现；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人格，即由专业积累加之于哲学教育之后而生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业基础能力。二者的关系是伦理人格完善的程度决定着学术观点的典型性与深刻性。没有完善的伦理人格必然会导致毕业论文观点的偏颇与狭窄，这一点对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而言，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高师院校的本科生毕业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其必须要在伦理人格与学术人格上平衡发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没有相对完善的伦理人格，很难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也很难把握课程内容与学生素养转化的机制问题。这样在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上就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地方高师院校与部属高师院校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是有差别的。由于管理者与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保守，地方高师院校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本就没有形成科学的保障体系，因此必须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所突破，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以完善本科生的精神世界，从而为本科生写好毕业论文的学术人格创造基础条件。根据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以《易经》、《论语》与《道德经》为课程内容进行学生儒道人格的构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易经》是群经之始，其中满含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智慧，是典型的生活经验的提练与升华。只要将其还原于生活，再用生活实践其思想逻辑，那么其蕴含的智慧价值自然会被大学生所接受而渐渐显现。哲学是大智慧，是高度概括与凝聚而成的，有利于对课程逻辑认知和教育教学策略的权衡与使用。《论语》是东方的《圣经》。如果在东方找到一本能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的书，那就只能是《论语》了。只有如此关注人的精神品格教育的圣贤之精神，重新融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才能完善我们大学生的伦理人格。《论语》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成为了热门的通识课，在浙江成为了中学教育的必选课，而在一般的地方高师院校中还没有成为课程设置体系中的课程内容，这同样也是个问题。入世的思想一定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决不能无啊！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可谓重乎？死而后矣，不可谓远乎”。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儒家思想太累了。屈原没有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举重若轻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所以最后选择了汩罗江。陶渊明、李白、坡等因为有了道家思想的智慧而成就了生命的另一种精彩。没有道家的“自然、真实与自由”，其人生自然会变得枯燥与乏味。用逻辑推想一下，把《论语》、《道德经》设置为全校的通识课，把《易经》设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选择专门从事典籍研究或者对典籍研究有兴趣有建树的老师进行教学，每周两学时，长此以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生的伦理人格的构建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亦是必然。这是一个很多价值观念都被任意解构的时代。经过时间与实践的验证，我们都清楚的认识到，类似的解构大都是粗糙与荒谬的。正是因为那种浅薄的解构太多，根本无法完成新的建构，才令当下的大学生面对现实时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传统文化课程能解决大学生的自卑、急躁、悲观、孤僻、多疑、抑郁、狭隘、冷漠、被动、虚荣、焦虑、自我中心、敌对、冲动、脆弱等人格问题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完善当下地方高师学生的伦理人格既能高效率地解决地方高师院校学生的人格问题，又符合我们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规律。
三、调整课堂教学策略，以便生成学生的学术人格
怎么教会影响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形成与发展的速度与进度呢？优秀的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整合学生所积累的思想与智慧的过程，更是优化学生的思维与思想，强化形成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特征的一个过程。如果课堂教学过程只一味地灌输势必会抑制学生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若能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策略为指导，解决好什么内容要讲，什么内容不用讲而让学生自己学，什么内容要进行合作学习，什么内容要进行探索与研究，什么问题不仅要懂而且还要能讲明白等相关的问题，那么无疑会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解放学生天然的敏感，从而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成长提供有利的保障。而这方面的能力的挖掘与成长恰恰是学生发现论文选题，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所必备的人格素养。高师院校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以教育教学为主的，其绝不是简单的知识或思想的接受者。他们要成为创造性的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者。他们是要全方位地开启学生心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说，理论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生成必须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获得充分呈现。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过程只有量化到这种程度，才利于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目的，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生成与成长。
四、弱化毕业论文的理论性，强化论文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我国逐渐发展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所承载的专业内涵水平降低了，对大学生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通识教育。于是，对于本科毕业论文，我们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毕业论文不能“一刀切”，不是每个学生都擅长理论研究。尤其是地方高师院校的毕业论文教育，必须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结合在一起，做到务实，合理，自然而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俞振伟副教授曾言：“比如文科专业，很难让一个本科生提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但却可以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调查报告，或者对一个学术流派进行一次梳理，重要的是做论文的这个过程对大学生来说非常有意义。”［3］很显然这一观点对于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是非常具有建构意义的。首先，大学生们完全可以以某中学某一学科教育教学的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实际参与观察，来完成一个这一学科教育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其收获是建立在某一学科教育教学实际的基础上的，不仅使学生能真实全面地了解这一学科教育教学现实，把握这一学科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还能运用所学相关理论进行建设性的透视与思考，利于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达到学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相统一的教学效果。其次，大学生还可以专门研究某一个学科的教育教学流派或某一个优秀的教育教学工作者。对于语文学科而言，可以研究于漪、赵谦翔、魏书生或程翔等等，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某一学科的教育与教学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结晶。这对现在的高师院校大学生而言，其具有启示与引导价值，是简单的说教所无法相比的。第三，大学生还可以专门完成教学方法的综述，或者教育策略的综述，课程目标综述，教学过程综述等等，使其在某一学科的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非常清醒自如地应对相关的问题，进而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论文写作的教育教学目标。最后，我们也尊重少数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在自己所学学科范围内因自己的爱好特长来进行除上述内容以外的论文选题与论证，延伸自己的研究方向为考研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地方高师院校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教育期间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在相当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培养质量［4］。相对于教育过程的其他诸环节，毕业论文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创造性。要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以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重视学生整体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不要仅从论文本身着手，更应当从本科教育教学的课程构建与教育教学策略等方面入手，以解决学生写不出好论文的根本问题为先决条件，同时把整个本科教育教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起能够从整体上完善和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作者：张永文 吴学敏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论文摘要]本文在揭示国际工程科学变革的基础上，对我国工程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错位、工程伦理维度缺位、工程教育与工程职业化脱节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深化工程教育理论研究、恢复工程教育本质，重视工程伦理教育、丰富工程教育内涵，开展注册工程师制度衔接教育、促进职业生涯良性发展三项建议与措施。
[论文关键词]工程教育 工程科学 工程人才 工程伦理 工程职业化
一、国际工程科学的变革
(一)国际工程观嬗变——由“征服”走向“和谐”
工程活动是在一定工程观指导下进行的。传统的工程观片面强调工程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忽视工程活动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把工程作为一项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生产活动的“大工程观”概念逐渐被国际工程界所接受。“大工程观”要求把工程实践看作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运作体系．而工程活动是以一种既包括科学技术要素又包括非技术要素的系统集成为基础的物质性实践活动0。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工程活动不仅涉及科学技术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还必须兼顾考虑工程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关系。为此，国际工程观由单向度的关注人与自然，发展成为全面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关系，逐渐由“征服”走向“和谐”。
(二)国际工程教育质量观流变——由“符合”走向“适用”
传统的工程教育质量观是以符合质量标准为基础的，其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维度、技术维度的考察，体现的是“符合性”特征。随着社会对工程人才质量要求的不断演化，传统教育质量观逐渐被以“适用性”为特征的新教育质量观所替代。新教育质量观主要表现为对能力维度的考察和对社会需求度的满足。国际工程教育质量观由“符合”走向“适用”，对国际工程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各国工程教育界逐步将以知识为经纬构建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变革为以能力、素质为经纬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工程人才培养目标也相应地由知识考察、技能达成转向了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工程教育现存的问题
(一)工程人才培养模式错位
科学、技术和工程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概念。李伯聪先生认为：“可以简单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其中工程技术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长期以来，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技术”不过是“科学”的应用，“工程”不过是单纯的“科学”的应用或“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对“工程”概念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工程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简单套用“科学人才”、“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错位现象。在知识与能力培养问题上，套用“科学人才”培养模式，过度重视知识传授；在能力培养问题上，套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侧重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忽视实践创新能力塑造，工程教育不再以“工程”而是以“技术知识”为对象开展教育教学，丧失了工程教育的本质属性。
“工程人才”是与“科学人才”、“技术人才”并存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虽然三者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和成才规律，但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科学人才”以探索、发现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科学知识掌握，思维方式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性”，其肩负的使命是在理论指导下“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技术人才”以发明、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技术应用能力的掌握；而“工程人才”则以实践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思维方式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构建性”，其肩负的使命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创造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工程活动是经济要素、技术要素、社会要素、环境要素等诸要素的集成、优化的特殊活动。工程活动的本质特点及“工程人才”特有的成才规律决定了工程教育必须坚持以“工程”为对象，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培养“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技术知识教育。
(二)工程伦理维度缺位
工程职业属于专门职业。由于工程师具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复杂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在工程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一方面工程师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享有高度的自律；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求工程师应当具有更高的行为标准0。随着工程实践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加深，工程人才必须自觉转变自身角色，肩负更大社会使命；不仅要成为工程技术的统治者、工程知识的守望者，更要努力成为社会福祉的创造者；不仅要关注工程中的技术应用的先进与落后，更要突破技术眼光局限，关注工程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不仅要肩负起对雇主的忠诚、职业的忠诚，更要自觉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肩负起对社会的忠诚；不仅要努力实现“把工程建好”，更要着力“建好的工程”。
随着工程人才自身角色、肩负责任的不断演进，工程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工程伦理学逐渐成为一门以工程活动中的社会伦理关系和工程主体的行为规范为对象的新学科。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便明确要求，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含伦理教育内容；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SEE)于1999年发表声明强调：唯有新一代的工程师接受足够的处理伦理问题的训练，方足以在变迁中的世界承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技人的工程师的角色，也唯有如此，工程师才能够在21世纪的专业工作中具有竞争力。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各类工程专业组织也都制定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工程伦理学的发展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工程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还必须包括培养工程人才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责任感。
与国际工程伦理教育相对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起步较晚，学科建设、专业研究机构设置、专业研究队伍组建、课程与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尚需完善，与国际工程伦理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工程伦理教育缺位现象，导致我国工程人才缺乏自觉的工程伦理意识，与我国工程实践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符，迫切需要加快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转变工程伦理教育缺位现象。
(三)工程教育与工程职业化脱节
伴随着我国工程实践的迅猛发展，我国工程职业化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在注册工程师制度建立、工程职业技术规范和行为规范制定、工程职业社团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工程教育与工程职业化严重脱节，特别是对于工程职业化必备的工程经验获取、工程规范习得以及工程职业身份认同在现有工程教育中呈现弱化，工程人才从完成学校专业学习到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的良性路径尚未形成。
个体直接经验被贬抑将会直接导致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丧失。作为工程人才职业生涯发展动力源泉的工程经验习得，在现有的工程教育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而学生无法获取工程经验为日后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职业规范不仅包含显性规范，更包括道德规范等隐性规范。职业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职业角色的理解。工程人才职业身份认同与工程人才的责任与肩负的使命密切相关，工程人才肩负着保护和促进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崇高使命。职业规范习得和职业身份认同教育不仅包含着显性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一种隐性教育，要科学地内化于工程教育之中，通过工程人才在工程实践中自我建构达成。现有工程教育轻视职业规范习得和职业身份认同，存在着将职业规范习得、职业身份认同简单地等同于讲授工程技术手册、行业行为规范守则的简单化倾向。
工程教育与工程职业化脱节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将学校专业教育和职业生涯发展割裂开来，健康良性的职业生涯发展被人为分割成从“学校一工作”再从“工作一职业生涯”的过程。“两端论”的工程教育模式将工程教育的关注焦点局限于“工作”而不是“职业生涯”，工程教育片面以满足学生就业而展开，忽视学生日后职业生涯发展的必然诉求。
三、工程教育未来的发展路径
(一)深化工程教育理论研究，恢复工程教育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工程教育囿于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中，以“技术知识”为对象，而不是以“工程”为对象开展教育教学，工程教育丧失了“工程”话语权，唯“技术知识”现象严重。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求广大工程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深化工程教育理论研究，恢复工程教育本质。
工程活动中内在地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深刻的哲学问题。哲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思考或展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工程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建构和实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工程中蕴藏着哲学，工程需要哲学，工程教育更需要哲学。正如美国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曾经怀着热烈的感情并模仿马克思的语调说：“全世界的工程师，用哲学武装起来!除了你们的沉默不语，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以工程哲学为理论基础开展工程教育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工程教育内涵的认识与把握，特别是对于加深对“科学”、“技术”与“工程”分界问题的工程哲学本体论认识，有助于突破传统工程教育的藩篱，将极大推进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完善。因此，要针对工程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开展对话、碰撞、反思，特别是从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学、工程社会学及教育学等方面对工程教育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
(二)重视工程伦理教育，丰富工程教育内涵
为顺应国际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对工程伦理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说过：“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培养出新一代的优秀工程师。新一代工程师必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有新的工程理念和新的工程观。在培养新一代工程师时，必须重视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而不能只注重技术，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工程师不仅要改造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必须为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福祉服务。”0工程伦理是贯穿工程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维度，科学、合理设置工程伦理课程是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所在。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反对将工程伦理学视为可有可无的工程教育附属品的庸俗化、简单化处理。工程伦理学可以采用独立设置课程的方式，也可以将工程伦理学融入其他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之中。单独开设工程伦理学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全面认识和把握工程职业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融入式课程有助于学生结合具体的工程实践背景及工程史实，深化理解工程伦理与工程科学的密切关系。
“黄金大米”实验违规
【本刊讯】（记者许竞）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通报“衡阳儿童金大米实验”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于2008年6月2日午餐，每人食用了60克“黄金大米”。该大米由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于当年5月29日携带入境，未按相关规定向国内机构进行申报。
“黄金大米”是一种转基因大米，由于富含β-胡萝卜素而呈现金黄色。为了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生态环境等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从境外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用于研究、试验的，引进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主要负责人汤光文、中方负责人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荫士安和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王茵均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对实验参与学校和学生家长刻意隐瞒使用 “黄金大米”的事实。2012年8月，汤光文、荫士安等人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发表的题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论文。由此引发社会对于实验操作规范，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CDC因而介入调查（详见《财经》2012年第23期“衡阳儿童实验不规范”）。
这一研究项目于2002年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糖尿病消化道和肾病研究所批准，六年后，汤光文将该项目移至湖南衡南县现场。美国塔夫茨大学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校方尚在调查中，已获悉中国卫生部门就“黄金大米”儿童人体试验的调查结果，并将继续与中方合作调查此事件。
该项目操作违反了卫生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以及科研伦理原则，荫士安和王茵均受到撤职处分，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余明则因在课题实验现场管理中存在疏于管理、工作失职的行为，亦被撤职。
此事件亦透露出伦理审查流于形式。王茵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公章，以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名义向汤光文出具了项目“2003年的伦理审查结果仍然有效”的证明。实际上，王茵首先应将其参与该项目的事实充分告知伦理委员会。近十年随着国内外研究项目增多，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设立伦理委员会。“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审查质量还是参差不齐，这就需要伦理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除此之外，还有科研人员的自律。”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张新庆说。
针对此次学术不端事件，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撰文表示，“黄金大米”的安全性不能用来为程序上的违规辩护，实验程序上的违规也不能用来说明“黄金大米”不安全。
“黄金大米”研发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水稻消费人群摆脱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维生素A会直接影响视觉发育。“很多人感到眼涩、夜晚看不清东西（夜盲症），其实都与维生素A缺乏有关。”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解释，衡阳实验儿童的“黄金大米”摄入量不多，β-胡萝卜素的量没有超出一根胡萝卜含量。另外，当人体摄入足够多的维生素A时，β-胡萝卜素将不再发生转化，而是存储于皮下脂肪中。因此，不会因摄入β-胡萝卜素过多而中毒。
进展
美研制出新型“4维”晶体管
近日，美国研究人员推出了一项新发明：一种外形如同圣诞树的新型晶体管，其重要组件“门”（栅极）的长度缩减到了突破性的20纳米。这个被称为“4维”晶体管的新事物预告了引领半导体工业和未来计算机领域发展的潮流。
作为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晶体管可以使用高度自动化的过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而不可思议地达到极低的单位成本。随着“4维”晶体管的研制成功，速度更快、更紧凑和更高效的集成电路，以及更轻、产生更少热量的笔记本电脑即将诞生。
最复杂人造大脑模型制成
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协办，部分两院院士、中央主流新闻媒体负责人、科技部门宣传负责人、资深科技记者和新闻网站主编共同评选出的2012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今天在北京揭晓。
此次入选的2012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既有“蛟龙号”7000米级载人深潜成功这样的重大创新成就，也有“黄金大米”风波这类引起社会关注的科学公众事件，还有戊型肝炎疫苗等惠及民生的科研成果。入选的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则包括了全球科学家一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涉及粒子物理、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和医药新技术等多个领域，体现了人类最高水平的科研成就。
入选的2012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以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1.全球首个戊型肝炎疫苗上市；2.国产CPU搭建的千万亿次计算机成功应用；3.大亚湾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4.我国首次实现空间载人交会对接；5.“蛟龙号”载人深潜突破7000米；6.首次高效人工合成青蒿素；7.“辽宁舰”入列 歼-15飞机完成航母起降；8.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北斗正式提供区域服务；9.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黄金大米”事件引发科研伦理讨论。
入选的2012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以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1.首个原子X射线激光诞生；2.中国大亚湾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3.首个量子初级网络构建成功；4.人工合成的XNA可实现DNA功能；5.人类首次可用意念控制机械手臂取物；6.欧核中心发现与“上帝粒子”高度吻合的新粒子；7.第一种艾滋病预防药物在美上市；8.美国页岩气开发牵动世界能源变局；9.DNA成为已知存储密度最高的介质；10.加拿大开发出具备简单认知能力的虚拟大脑。
此次评选活动得到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公司支持，该公司是我国民族日化产业的领军企业。20多年来，隆力奇始终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并与国际顶级科研机构合作，先后在美国、日本成立了科研所，在国内与清华大学、江南大学合作成立了研究机构，研发出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名牌产品。（来源：《科技日报》）
南水北调工程技术 创多项世界之最
中国科技网北京2012年12月27日电 今天是南水北调开工10周年纪念日。记者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获悉，10年来，工程技术人员破解了多项世界性技术难题，如建成世界大型泵站数量最集中的现代化泵站群等。
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及难度在国内外均无先例。东、中、西线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正在建设的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为2899公里，包含单位工程2700余个，不仅有通常的水库、渠道、水闸，还有大流量泵站、超长超大洞径过水隧洞、超大渡槽和暗涵等。
南水北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东线一期工程全线设立13个梯级泵站，具有规模大、泵型多、扬程低、流量大、年利用小时数高等特点，是亚洲乃至世界大型泵站数量最集中的现代化泵站群；中线穿黄工程将长江水从黄河南岸输送到北岸，工程设计了具有内、外两层衬砌的两条长4250米隧洞，内径7米，两层衬砌之间采用透水垫层隔开，该结构形式在国内外均属先例，也是国内首例用盾构方式穿越黄河的工程；湍河和沙河渡槽均为三向预应力U型渡槽，渡槽内径9米，单跨跨度40米，最大流量420立方米每秒，3项指标均属世界首例；北京西四环暗涵是具有两条内径4米的有压输水隧洞，穿越五棵松地铁站，是世界上首次大管径浅埋暗挖有压输水隧洞从正在运营的地下车站下部穿越，创下暗涵结构顶部与地铁结构距离仅3.67米、地铁结构最大沉降值不到3毫米的纪录。（来源：《科技日报》）
钟南山：《自然》杂志登的论文80%是没用的
“《自然》杂志刊登的论文80%是没用的。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多少论文，并不能代表一个医生的水平。”去年年末，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办的“院士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醒，一家高级医院的医生，最大的本事是预防疾病。他指出，大型三甲医院扩建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扩大病床或者扩大对常见病的接诊数量，而是应发挥科研、基层培训和治疗疑难杂症等三方面的引领作用。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其经济学上“看不见的手”理论，而对他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现有研究很多局限在伦理学的视角之下。实际上，斯密的政治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包括利己与利他的调和哲学和有关正义的论述等。正如每一个经典政治哲学家一样，在这些思想中，正义观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支柱。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思想体系起到了奠基作用，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亚当·斯密（1723~1790）的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数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许多方面。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包括《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亚当·斯密之所以享有广泛声誉主要是因为其在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主要倡导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这些声誉的获得中基本看不到政治学的影子，我们为什么还要分析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呢？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史》中给出了答案。
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带有说明和倡导我们现在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纽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密的，在亚当·斯密所理解并塑造的世界中更是特殊的宽广和牢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紧密结合，即使或特别是当后者黯然失色时，也仍然是政治哲学不容忽视的事实。对这种结合负有责任的人，如斯密，仅仅因为这一原因就会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施特劳斯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支撑斯密经济学、伦理学理论的支柱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政治哲学的思想的指引下，斯密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所带来的影响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个与斯密思想紧密相连的时代——市场经济时代。
一、调和悖论的哲学：利己与利他之间
斯密的政治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其人性道德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人性利己与利他的反思和思考就成为研究和理解斯密思想悖论的重要切入点。斯密的著作告诉我们，并不提倡纯粹的利己，更不可能在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提倡无私的利他，而是应该坚持利已与利他的统一，但其总的前提和落脚点是坚持做“有完全道德的人”。他认为这种有道德的人在经济领域中，通过社会的他律和功利性的“自爱”来实现；在道德领域中，通过人的自律和超功利的“同情”来实现。这实际上既是对每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行为的肯定。
首先，斯密认为人本性是利己的。从人与人的依赖阶段转向人对物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符号化的货币”使人异化，物化的人所追求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他又坚信人终究是没有完全丧失利他的人性，所以人之所以称为社会人，就必然会在追逐自我利益之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寻求一种和谐的秩序。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这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体现了他想在经济领域与伦理领域、经济与伦理、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与和谐。由此可见，斯密是主张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也没有完全否认社会整体利益的存在，那么如何架起二者互通的桥梁呢？斯密以“看不见的手”为中间桥梁，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统一。
其次，斯密并不否认社会和社会利益。斯密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是社会动物，他把人的社会性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认为：“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别的动物达到壮年时，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所以斯密强调人们都需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由于市场的调节作用，人们为自身利益活动，必然会导致最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自动地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所以，在斯密的眼里，尽管经济行为不是出自无私利他的动机，但它也不是损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应该得到道德肯定的行为。这表明，斯密并不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完全对立，若不是市场经济发展，道德一定要堕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尽管看到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和经济活动受着不同原则的支配，并分析了经济行为动机的自利性，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追逐个人利欲的行为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他不仅承认出于同情、仁爱动机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而且也认为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也同样具有道德价值。他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不仅重申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认为商业的本质中有道德的基础，会对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起促进作用。“看不见的手”的出现，改变了利己的面貌，也重塑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使利己与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就每个个人而言，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但是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充分地利他。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人的利己活动、自利活动所带来的为他人、为社会的整体利益的改善和提高，要比任何时代所倡导的主观为他人、主观上利他的从道德出发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福利要大得多。所以，虽然人的本性在经验上表征为利己与利他的两种，而这两种本性不是截然割裂，相反是相互统一的，是统一于斯密的“道德”和“市场”的哲学系统之中的。这样，斯密就在伦理与经济、道德情感与经济利益张力之间寻找到了自然秩序下的和谐，即通过“看不见的手”为桥梁，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二、政治哲学的社会支柱：正义
斯密政治哲学的基础是道德的同情心，而在其调和利他与利己的矛盾中运用的也是其道德理论，就连他最重要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述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那么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思想背后支持其理论框架的是什么呢？就是正义观。
斯密所推崇的道德的首要价值就是正义。他说到，行善就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固然让人赞赏，但却不是支撑起建筑物的地基，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他人做好事，却不能强迫他人实践某种道德；而正义则是一个制度的首要价值，因为社会就是根据他来组织的。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具有共同的道德情感，他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社会着眼与实利的互惠原则维持下去。人们对他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员，他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正义是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支柱，如果支柱出现了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巨大的建筑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这种正义观念作为市民社会道德化的“看不见的手”而得到认识。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人也就成了“内心的那个人”。这个“内心的那个人”是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是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是一种对自由品质中优点的爱。它教导我们在所有重大场合要按照介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某种公正的原则行事，使它们具备某种程度的合宜性，既不过于倾重别人，也不过于倾重自己，甚至它能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在整个启蒙时期，无疑首先是斯密对社会正义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经典性叙述。正是因为发现了社会正义，斯密才使自己关于市民社会道德化的理想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撑，而不再需要像卢梭和洛克那样必须求助于“契约”。斯密说：“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就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虽然正义之心的道德约束力十分有限，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人的行为才有了社会准则。所以，亚当·斯密情不自禁地赞美人的正义之心，“这些重要的道德准则是造物主的指令和戒律，造物主最终会报偿那些顺从的人，而惩罚那些违反本分的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内心的那个人”是一种主观形态的存在物，但是斯密的“内心的那个人”作为社会正义的根源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却是作为一种客观力量而存在的，它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同样的属性，只不过后者是作为市场机制而存在的，前者则是作为社会机制而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是人类“卑鄙的欲望和追求”，而亚当·斯密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将这种“追求”道德化，调和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斯密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无论他“看不见的手”理论还是他“道德伦理的同情理论”，或者是“内心的那个人”都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最美好、最崇高的追求之上的，那就是对正义的追求。正如他曾经说过的：正义的准则好比语法规则，是极其准确的，不可或缺的，严格的。没有哪种语法规则能够引导我们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同样，也没有哪种正义准则能引导我们组成美好的社会，但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下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北愚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4]徐凤果：亚当·斯密.的人性结构理论研究——利己、利他与公正的旁观者之间[D].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6]刘京军.“斯密问题”的再反思[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关键词】学术规范 《规范》 学术腐败
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后,对此的研究进入“萌芽阶段”;90年代初期进入“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的阶段。这一时期,“先后从不同角度参与讨论的包括梁治平、陈平原、谢泳等著名中青年学者,这些中青年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都是我国八九十年代在各自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素养深厚、卓有影响、承前启后的跨世纪新一代学人。”①
9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现象、持久的学术讨论和众多媒体的积极关注,使得学术规范讨论从“边缘话题”转向“主流话语”,学术界开始日益关注和重视。
这一时期,主要以1999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学术研讨会以及1999年12月8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在北京召开“重建学术规范 整饬学术道德”专题研讨会为代表,成为继“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学术界又一次精神盛宴,以此为核心,学术规范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密度等达到了,并在其后开始回落。
一、2000年之后学术规范研究综述
到2001年,反学术腐败的声音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光明日报》2001年4月28日第一版发表报道《北大全体文科教师郑重表示绝不让学术腐败渗入北大》,这是北京大学全体文科教师在“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介绍,这次大会是“”以来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与会教师表示,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绝不允许学术腐败渗入学术领域。”②
2001年5月22日,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同时学术腐败问题引起媒体的密集关注。
《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等相继刊发了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2002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晓声(王晓生)的《北大博导剽窃 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③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腐败受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
2003年4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等在北京召开“学术道德问题座谈会”;4月28日,《求是内参》第7期发表杨玉圣的《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5月7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5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学术规范》经该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004年2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清华大学教师学术道德守则(试行)》和《清华大学关于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5月15-16日,《云梦学刊》编辑部在岳阳主办“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讨论、通过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6月22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致讨论通过;10月17日,“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在北京举行,讨论和签署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11月3-4日,教育部社政司主办的“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在杭州成功举办,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题为《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的主题报告。
与此相应,体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见下表:
(注:此表格是在CNKI数据库里,以题名为搜索项得出的论文数量对比结果)
一、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道德”的论文数2000-2002年间有较大增长。这与媒体对学术腐败的报道同步,学术界开始出现明确的呼吁规范的声音。而关于“学术批评”的论文数量自“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开始下降,可以理解为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学术规范”建设上。
二、随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讨论通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其它方面的关注相应下降。经过一个合理反应期,到2005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增加到93篇,而“学术腐败”的论文数量几乎下降为上一年的一半;但在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下降,“学术腐败”论文数量增加两倍,“学术道德”论文数量相应增长。
作为学术规范研究近20年努力的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范》,被称为中国的“学术”,在出台之初确实令整个学术界欢欣鼓舞,但随后论文数量的变化反映学者对《规范》的态度和学术界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学术规范研究的基调和大致走向。
1、《规范》出台 本能反映――高期望
很多期刊、学者的态度乐观,认为《规范》为整肃中国学界种种失范行为提供了依据和解决之道,呼吁学术工作者学习贯彻。
学者王宁在《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中认为,“这部被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以近似立法的形式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迅速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进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规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学术引文规范’、 ‘学术成果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所作的一些规定中。”并就引文规范和评价规范中的具体规定,结合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做了细致的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④
2、积极响应――恪守学术规范 遏制学术腐败 整饬学术道德
2005年―2006年的大部分论文当中,《规范》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三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规范》通过后,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除对学术规范的继续强调之外,针对一个专门学科的学术规范的研究陡增,提出该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该门学科的特殊性,提倡在尊重学科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适合该门学科的学术规范。
比如档案学、翻译学、艺术设计学、教育学、职业教育学、会计学、红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体育学等等。
二是关于编辑与学术规范的论文增多。这类文章大多是期刊、学报、出版社编辑本人为响应《规范》而写。
三是在《规范》出台背景下,继续讨论学术规范建设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出现了以《规范》为参考,对研究生学术规范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调查数据说明:高校学生学术规范意识、认知缺失,高校开展学术规范教育刻不容缓。
3、希望之后的失望、狂欢之后的反思――“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
这个结论是结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对“学术规范”研究的把握上,根据论文数目变化推出来的。2005年―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从93下降为64,而“学术腐败”论文数量从17猛增为53,“学术道德”论文数量从17增至43。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为防范学术不端现象而祭起的‘学术’之剑,只是高悬于学界之顶,并不曾见其斩落下来。在其看似锋芒实则被厚厚的剑鞘包裹之下,一些人依旧像蚂蚁搬家般地忙碌着,制造出一个个学术赝品、劣品,并以此获得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如此看,调整现行的政策导向,制定可操作的刚性制度,给‘学术’之剑一个落脚点,以整肃目前的状况,已是刻不容缓。”⑤
中国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靠《规范》能解决的,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目前能做的只是反思体制、从个人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强化对准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呼吁学术作品生产者强化自律;学术成果出版者强化职业道德、学术意识。
反映在已出成果上,2007年对学术规范的研究趋冷,数量继续下降、内容集中于讨论“高校”和“期刊”――学术生产过程的两头。这貌似是失望后的无奈选择,但同时说明我们狂欢之后的冷静和反思,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对学术规范的建设工作逐渐趋于务实,并很可能走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余三定,《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1月
③吴志攀、纪宝成等,《2005:学术规范,我们一直在路上》,《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期
④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⑤《“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社会科学论坛》,2006.2
论文摘要：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存在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现状。本文从现象出发，分析了我国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现有模式道德灌输和伦理论证，得出了高等教育不应该脱离现实，应大力加强以伦理认证为主的道德教育的结论。
近来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笔者却想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作点抽象的探讨。这并非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道德现实最迫切需要的是从学理上的逻辑分析。因为逻辑不清，则问题必然不明。
一、 我国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 ，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等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且有积极参与改革的意识，有价值观的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学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较好的导向作用。道德价值取向是健康的，他们既重精神，重成就，也注重现实的自我。竞争意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和发挥，他们渴求知识，成才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更加明朗化，“读书热”再度兴起。参与意识增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明状况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德育为首”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实现的方式，即道德教育，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德育内容单调、陈旧，与社会现实脱钩或错位；集体观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偏差，生活情趣的趋庸，在部分大学生中时有表现。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严重影响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相对复杂的现实呢?
二 、高等学校教育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道德灌输，二是伦理论证。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是各国教育家激烈争论的话题。灌输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孩子没有认识能力，所以不必跟他们详细论证伦理原则，而应该向他们灌输各种美德。等他们到20来岁，懂得进行推理，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另一种道德教育模式 ，即伦理论证是一种充分说理的做法。由于多数判断都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进行伦理论证就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同正面观点不相容的反例。教育者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该同时介绍不同观点，通过推理证误解除它们对自己主张的威胁；还应该鼓励被教育者说出不同意见，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如果教育者不能指出相反意见的破绽，就得承认自己主张的失误。这样，被教育者的尊严得到肯定，他们具有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教育者也因为表现出诚实、勇敢和思辨能力而赢得尊重。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之中，但我国高等学校得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灌输为主。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普遍以开设课程教育的方式，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辩证唯物法》，通过课程考试由老师对学生实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灌输。甚至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也需要进行考核。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是从上至下的灌输，学生必须通过强记死背，考试过关获得道德教育合格的认可。这既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混为一体，很多学生视教育为德育的替代品，也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皆为理想境界，是最高道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容易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至于伦理论证则是自然生长状态，以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自由开展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为主。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展开讨论和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讲座，由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把关联系，而这种模式又使得这些老师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把握活动标准，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只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是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
三 、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发展走向
这个标准反映了我国现今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困惑与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的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力度不够，还需要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他们的心灵，强化他们心中的道德概念。等他们走向社会，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这种做法可以进行检验。道德灌输的前提是认为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是他们对灌输的内容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 “诚实”的美德，坦率地向老师提出尖锐问题? 要是他们提出问题，教育者马上就陷入两难境地：教育者一开口讲理论证，那就说明灌输和道德教育不相容。
让我们放过这个逻辑矛盾，假设教育者可以对大学生讲理论证。由于前提是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后果自然是怎么论证他们也不明白。那么他们应不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 “勇敢”的美德，执着地、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至进行争辩?要是情况如此，结果就是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成效的纠缠，道德教育无法继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一般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最近在报纸上看见的一个报道，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 “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 “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 “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希望工程，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道德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道德高尚的后果、道德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现实回旋空间。而这又是伦理论证的方式了。
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到底应该追求至纯至美，还是应该兼顾现实，高等学校到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公共话题。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随着大学扩招，跨进大学校门的大多是常人。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切实可循之途惟在培养常人。
关 键 词：美术教师 教学理念 科研能力 和谐关系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由此可见，端正科研态度，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有两个突出特征：即信息传递方式的单向性和人格的不平等性，长期以来，知识一直是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从而形成了严格的教师关系。同时，中国文化一直传颂“师道尊严”“一朝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把教育者看成是施教的主体，而教育对象则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这种传统的知识灌输型的教育方式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也扭曲了他们的人格，根本谈不上学生的个性自由，而学美术者恰恰需要的是创造性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尊重学生，承认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人意识的与教师同等的个体，没有高低、强弱之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威廉姆·多尔（W.DOLL）对教师的界定是“平等首席”，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而学生作为独立主体，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思考者、创造者。健康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教师的职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创造、建构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使学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验到平等、自由、尊严、信任、理解、宽容、友情。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丰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
所以，美术教师在工作之余，不仅要拓展科研，还要进行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从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质和创作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教学中要构建新的教学理念、和谐的师生关系并利用当代社会高度的信息化使美术教育在完善个性、培养创造力、增强学生独立性等方面有所作为。这些都是现代美术教师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参考文献：
[1]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学过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坎坷“克隆路”
诞生于苏格兰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到人的生活当中。果农广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最终确立。这一年，英国人Steward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了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具有功能的完整性。
但动物细胞也同样具有全能性吗?首次动物克隆实验于1964年完成，并对这一疑问给出了肯定回答。英国人Gurdon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了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进行的实验只是在供核细胞方面略有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唯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某些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据悉，荷兰公司Pharming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了特殊蛋白质。此外，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也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无独有偶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与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中获得细胞核。
1991年，科学家基思•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全面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罗斯林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工作。五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Gurdon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出世界上首批克隆羊：Megan和Morag。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但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他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再度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始终认为该论文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多利的诞生――该论文最终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而他本人却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但最让克隆专家失望的是，虽然他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在当时来说是无可厚非的(用此方法获取的细胞核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但核受体仍然是卵细胞，因为他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接下来，他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细胞核内包含有多利身上几乎所有的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先将277个重建细胞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最后再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育后，一个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它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彼时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天性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则会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威尔穆特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虽然直到十年后，他才承认克隆羊的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多利”号克隆飓风
研究员知道它必将成为大明星，所以给它起名为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胸部巨大，这也正是研究员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它的名字，因为它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
1997年2月，威尔穆特在《自然》杂志上刊登论文的同时，也将多利介绍给了广大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最佳科技成果。随后，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都从中看到了希望，尽管多利克隆技术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是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却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此时的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随后，这种紧张情绪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一度要求禁止人类克隆。
正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热衷于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但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多利两岁时，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新郎”名叫戴维，不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它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了人对克隆动物的种种担忧。此时的科学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山羊、猪等动物相继克隆成功。核转移克隆技术正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直到2001年科学家又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不久在产后感染中死去……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的科学家和组织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热点，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人的条约(后被放弃)。
然而，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的光环耀眼，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莫过于多利罹患关节炎的消息，因为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可不是什么好迹象。人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一年是公元2003年，多利享年6岁，寿命仅为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英国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利好消息仍然不断。2003年，克隆马、鹿和骡相继诞生，美国FDA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似乎有些迷失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但人也将太多的精力和金钱花费于此。
无形中，科学家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却误入歧途，将精力倾注于繁殖动物成体。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呼之欲出；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这一切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逐渐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干细胞技术。
更让人可喜的是，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一个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论文摘要：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而道德不是某种消极的、外在于人的规范。从根本上说，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在人的经济行为中，既要有“利”，还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特别注重道德因素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人们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积极意义，他们的经济行为将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会更有效用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话题不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初期，有关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所谓“义利之辨”。
一、义利观
（一）义利关系
义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伦理范畴。“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标准。把这种广义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与人们具体的利益关系相结合，形成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其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即义利关系。
在人们共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个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它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决定着、制约着人们的取利行为，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来表述，这便是“以义制利”。在义利范畴中，“义”与“利”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对立，是因为两者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义利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
关于义利之辨的话题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经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至近现代的各种道德学说。儒家认为第一要务就是辩义务，别理欲，主张先义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仁义，不必谈利。荀子主张“隆礼贵义”，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王充则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论衡》）。西汉董仲舒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观点，这些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持有这种观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却主张义利合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法家则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仁义。道家既不谈俗世的道德，也不讲世俗的利益，而是讲“绝仁弃利”。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这种“义利之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东方式的古典经济伦理，一种充满着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经济伦理，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资源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温习和利用。
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意义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断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经济生活本身不仅是合乎人类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断地实现和提升着人类自身的目的。从合乎人类生活需求和价值目的的这一根本性意义来看，经济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富兰克林说过，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也是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在于工作伦理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根本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行为动力的支持，仅仅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1]。韦伯还发现，新教伦理精神诸如：勤俭、接生、敬业等等，实际上成为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积攒资本，逐步形成强烈的追求更大财富的普遍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同样，在谈到人类经济生活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理。就人类道德生活目的本身来说，并不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人们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当的经济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应当也是道德所提倡的价值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道德是引导人们寻求幸福生活的实践智慧或学问，是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价值基础。过去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道德学家们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经济学相对立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伦理学家不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甚至不理解经济生活本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经济生活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层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实际就体现在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
三、经济伦理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一个组合名词。它是由“经济”和“伦理”两个词组成。“经济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出现迄今不过30年，最早是由德国人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与经济学相比经济伦理大约是在20世纪后期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现代社会状况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挑战时，逐渐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地带脱颖而出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不是一般地面对现代经济生活和现代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评头品足。经济伦理研究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经济问题的简单裁判，它必须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间，能够成为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它要为人类及其经济生活、经济行为达到一种既具有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又具有合乎经济理性的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提供它独特的伦理价值分析和解释。经济伦理实际上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实践中，成为其合理有效运行的内在价值力量。
（二）经济伦理存在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伦理学者到经济学者都在关注经济伦理，且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产生这么大的理论魅力，足以显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了。经济伦理之所以突显其重要性，大体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社会现实的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成为了一种时代性的普遍课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谈到，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但他在惊叹以资本主义为先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发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道德问题。诸如：自利最大化行为动机引发的利己主义，社会不平等状况下的价值剥削（“劳动价值说”“剩余价值论”）；商品经济对人际伦理关系的冲击和侵蚀（人际关系的冷酷性）等等。
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经济问题凸显。经济生活的问题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性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也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由于社会分配过度不公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如果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过大，那么这个社会的公正与秩序就是可疑的。由此，民众的普遍心理及其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包括对政府，乃至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态度就会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当做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来看，它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广，很复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经济伦理的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经济作为一种价值，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它要服从更高的目的性价值。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伦理学揭示了人生的终极目的：人应该如何活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的经济问题最终都必定导出或演化成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价值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知识处理范畴，经济学本身无法独立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厉以宁教授提出所谓“三次分配”的理论。首先是市场分配；其次是政府调节（通过制度的安排来减弱贫富之间的差异）；最后是道德分配。诸如：鼓励社会慈善事业，就像希望工程一类的措施[3]。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道德分配，这些都不是经济学所能单独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方式恰恰是一种非经济理性的方式，所以有的经济学者说“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常常受到伦理学的批评。
第三，从价值角度看，经济问题本身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意义，因此，它的解决归根到底要诉求于伦理的价值解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解释。作为以“人应该怎样生活”为目的的伦理学，它所研究的价值主题，始终就有人生根本目的的意味，经济问题最终也必然会演化为经济的伦理问题。
四、结语
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要有“利”，而且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行的。只有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经济意义，人们的经济行为才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积极的道德伦理指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才能使经济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然而，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不是全部。环境问题也是经济伦理研究要考虑到的。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构成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手段，但仅仅靠经济的方式或手段是不够的。由此经济伦理就成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须建立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也是经济伦理的一个新的维度。经济行为的环境代价问题一方面涉及经济本身的费用与成本，同时也涉及到经济生活所涉及的社会成本和社会费用。环境代价最终表现为社会的代价，因此这个问题也有待于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