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3: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外转口贸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根源；调节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04－06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一)国际收支总量快速增长，持续处于较大规模的“双顺差”状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际收支较多表现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顺差不同方向组合的态势。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期我国外汇储备也得到迅速增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总规模由1999年的23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599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40％。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
(二)国际收支尚未体现出向平衡状态收敛的趋势
运行态势是判断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依据。从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不仅国际收支顺差的绝对规模逐年攀升，而且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国际收支顺差占同期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达到9.9％。国际收支不仅连年体现为单向顺差，而且与平衡状态偏离的程度逐步扩大。因此，无论从绝对规模看，还是从运行趋势看，我国国际收支都已处于需要非常关注的不平衡状态。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07年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超过8％，但汇率升值并未有效缓解国际收支顺差的局面。由于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顺差中占有较大比重，从我国对外经济和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目前国际收支顺差的格局仍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延续。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与国内经济均衡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国际收支从本质上是国内经济状况的对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国内经济的运行。目前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也体现了国内经济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如果持续大额的顺差规模和以货物贸易、直接投资为主的顺差结构继续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就我国贸易结构而言，货物贸易以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但片面追求出口也造成了资源消耗浪费、产业结构落后、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带来的资金流入缺乏有效的流出渠道，形成对国内资本品和一般商品的需求，顺差的资产价格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逐步显现，如推升证券市场价格和房产市场价格，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潜在风险。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导致的资金流动性过高，进一步压缩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大难题。
二、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促进了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链条跨境延伸，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我国，形成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优惠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外资的流入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这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从而造成了我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因此，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双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全球低利率时代的到来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
1985年9月“广场会议”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上升，由此造成除美国以外各国净出口的下降或增长势头减弱。为了抵消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广场会议”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低利率以及美元资产的贬值使得逐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回报的投资。
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的兴起，对经济落后国家选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外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显示，早期通过参与承接组装等相对简单的工序切入全球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进而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才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从而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2、经济结构和分工的不同加剧了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逐利资本的全球流动。
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入，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现，其中表现为美国巨额贸易和预算赤字、石油生产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按商品结构划分，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可大体归为三类：一是石油类资源性产品；二是与美国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轻工和低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等；三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计算机等。其中，沙特等石油生产国对美国贸易构成顺差的产品主要是第一类，我国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类产品。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就经济结构而言，在全球兴起的产品内分工中，美国国内大部分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其中也包括向我国转移。而同时，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实行限制高新技术出口的贸易政策，这使得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也就无法承接由传统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和资本，使得逐利资本流出美国本土。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国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经过加工或组装后销往欧洲和北美，于是形成了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大额贸易赤字，对北美和欧洲的大额贸易顺差。在这过程中，我国也吸引了大量的逐利资本的流入，并通过生产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导致国内持续大额的贸易项目顺差。
(二)国内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
理论上，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
定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差距形成贸易缺口，两重缺口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chenery andstvout，1966)。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故而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火力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举的外向型经济。长期被低估的各类经济生产要素形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但随着我国国际收支形势的转变，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1、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廉价人力资源的利用
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最大的比较优势。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我国的人口中56％2居住于农村。在这些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薄弱。也就是说，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力资源是缺乏社会保障的非熟练工。这形成了我国出口产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我国目前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所在。这也造成了我国出口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低廉的人力资源也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两级分化，从而带来社会不安定，根据索洛增长模型，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总产出的增长，但人均产出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则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来源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具有小可持续性。
2、伴随着内需不足的高储蓄率导致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等政府支出的不足，增加了政府储蓄(即政府税收收入减政府支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使得微观主体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储蓄率偏高，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近乎50％。高储蓄率增加了可贷资金，压低了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剔除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偏低。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低成本的资金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表现为资金的低效率使用、此外，由于国内高储蓄率是由内需不足引起的，商储蓄率并没有像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促进产出的高效增长。
3，高社会成本下定价偏低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土地)的过度开发。
当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影响到其他主体行为时，经济学中所称的外部性便产生了。当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的情况下，外部性无法通过产品价格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当这一影响为负面时，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此时，部分产品按照私人成本收益计算还在继续生产，而按照社会成本收益计算则应该被停产。在我国，这表现为生产活动所引起的污染、工人生产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枯竭对后代的影响。这些也都没有被市场化地反映在产品价格中。
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体现了一国劳动力生产效率以及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比较优势。我国来源于低估的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以及资金成本的顺差，也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污染以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从而具有不可维持性。
(三)国内有关政策导向
1、长期以来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
国际收支小平衡的经济根源与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不无关系这一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加工贸易所具有“两头在外”的特性，决定了该模式下在国内增加值的部分必然是正的，也就是最终产生贸易盈余。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转变，此时正好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出现累计顺差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约8550亿美元，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约3200多亿美元，可见加工贸易顺差在我国经常项目累计顺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6870亿美元，电是支持资本项目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双顺差”的这两方面的推动力也主要发生在近十余年。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全国约80％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说明我国现阶段在全球加工生产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关键动因之一，外资企业对推动加工贸易增长和“双顺差”结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绩评估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政府的优惠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
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以及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其中，前两项税收减让程度最为直接。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内外资所得税政策也将统一。
外资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我国借助于技术进口税收减让希望能够加快国内生产技术的更新。但技术进口税收减让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出台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甚至成为跨国公司的又一避税点。
(四)国内大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日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造成融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虽然银行累积了大量存款，但我国银行贷存比仅为60％左右，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国内的剩余储蓄就要通过经常账日顺差的方式，把商品与劳务输出去。因此，过高的储蓄率不仅造成国内流动性过高的问题，也导致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顺差。另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也导致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只能转向境外融资。由于股票上市需要严格审批、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外汇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获取资金，只好通过境外上市或借款的方式融资。据《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2006年，我国境内机构以境外股本证券方式净融资42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一倍；外资金融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金融机构外债的增加额分别较上年增长21.63％、20.45％和15.21％。可以看到，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针对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形成根源，根本上必须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而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不仅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途径，也能够产生较好的政策效果。因此，我们认为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应成为近期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着力点。
(一)经济结构层面的调节措施
1、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
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地方政府过于追求当期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大力贯彻落实以绿色GDP以及节能降耗等多项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更为科学的标准还应用于符地对吸收外资以及加工贸易政策方面，以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并优化。
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进一步降低、取消“两高一资”出口退税，必要时对部分稀缺性资源征收出口关税。此外，进一步发挥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在引进核心技术方面的作用，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尽可能引进国际现成的先进技术。
2、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储备，换汇为物。
我国于2004年正式规划建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2006年8月开始向浙江镇海战略石油储备库注油。根据相关信息，目前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石油企业的商业储备，数量较为有限。建议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的储备，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紧张问题，另一方向也有利于各地更为科学地开采各类矿产。
日本、德国储备石油主要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财政拨款、建立储备金以及设计新税种等方法解决。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由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通过直接购买成品油或是收购境外矿产股权投资等形式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储备，换汇为物。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
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一方面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也使得一些企业在执行现有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4、进一步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
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扩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增加对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尤其是向农村地区的覆盖面。通过提高教育、医疗以及就业培训等领域的各项投入，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增加熟练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重估我国劳动力成本并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化程度。在短期内，这一措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可能削弱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但在中长期内可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国际收支顺差的可维持性。
(二)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措施
1、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倚重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近期可采取以下措施：允许更多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境内融资，减少境内企业的外债规模；控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节奏，鼓励已在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回归A股市场；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通过国内A股上市融资，并可将募股资金购汇汇出。
2、大力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减少境内银行对境外资金的依赖。
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应该成为境内金融机构外汇融资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境内外资银行外债规模压缩后，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针对制约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和银行间授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建议：取消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不仅与缩减外债余额的管理发展方向有矛盾，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发展，取消这一差异将极大促进境内外资银行的资金需求转向境内市场；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与外汇做市商直接进行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交易，在释放外币流动性的同时，回收银行体系中过剩的人民币流动性；参考已有的国际专业评级机构对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及其评估制度，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间的授信制度；可考虑建立境内外币中央清算所，以降低市场交易成员间的清算风险，为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外汇管理政策层面的调节措施
现阶段外汇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理念，采取疏堵并举的政策，完善管理法规，创新管理手段。面对当前顺差规模过大的情况，对流出资金采取疏导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非法资金的流出入管理。若是一味地放松流出管理，会减少非法资金的“后顾之忧”，反而不利于流入管理。
1、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简化审核手续，改进监管系统，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包括：进一步简化货到汇款项下的付汇管理；改进进口付汇核报系统功能，实行进口付汇名录的全国集中管理；改进电子口岸系统功能，实现外汇局对所辖企业进口货物报关单电子数据的总量管理；取消特殊经济区企业的购汇限制，对其购汇额实行年度总量控制。
二是加强对出口收汇和转口贸易收汇的管理，加大对异常交易的打击力度。首先，完善对出口收汇数据的真实性监管机制，改进出口核报系统功能，将出口收汇未核销纳入外汇局的日常监管，严格杜绝企业不法资金假借贸易出口形式流入境内；加强对预收货款的管理，对一些预收货款比例较高或者金额较大的企业，加大现场核查力度，发现异常情况如收汇情况与报关情况差异较大、预收货款大额频繁结汇后滞留账户，没有明确的资金用途等采取强制措施，适当限制预收货款结汇。其次，加强对转口贸易的收汇管理，将提单作为转口贸易核销的必备材料，以确认转口贸易的真实性，将转口贸易收付汇纳入日常监测。
三是建立服务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机制。服务贸易监管的总体思路是在进一步便利资金流出的同时，加大对资金流人的规范化管理。近期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简化或取消服务贸易购付汇审核凭证或审核手续，取消逐笔审核机制，建立主体总量监测机制；建立服务贸易收支状况的电子化监测体系，对一些大额收汇或频繁收汇等异常情况加强现场核查力度。
2、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支持体系。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主要包括：放宽境外贷款的资格条件，对国家鼓励的重点项目，只要其境外子公司确有资金需求的，即可允许母公司境外放款；允许跨国公司以人民币购汇从事境外放款，并进行该境外放款项下的远期结售汇和人民币与外汇掉期交易；简化非重点项目境外放款的审批权限，提高审批效率，待条件具备后取消审批制；改革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改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对符合条件的中资跨国公司采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式，在外汇局登记备案后，企业即可自行为其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担保；取消内资企业对外担保的比例限制，允许中资企业为其境外控股企业提供全额担保；在大型的海外并购活动中，允许境内银行为境外亏损企业提供担保。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的避险功能，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加强短期外债的管理，将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管理体系。隐性外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非贸易项下的应付款和预收款；滞留在境内的外商投资收益，包括外资企业“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对于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建议将一定期限、一定金额的预收货款也纳入外债登记管理，并根据年度出口收汇额核定相应的额度。对于“未分配利润”，可作为企业的或有负债进行登记，明确规定其不分配的最长期限，超过期限的，中介机构在审计报告中必须如实披露，并及时调整账目，重新登记。
3、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海岱地区 桑蚕丝绸起源 海陆丝绸之路 交汇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海岱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渐的重要地区
海岱地区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它东临黄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地处中国的东方。3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地带出现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渊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侧东段山前地带，留下后李、彭家庄、前埠下等3处遗址；北上的一部分进入山东半岛地区，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与辽东半岛进行过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影响①。到北辛文化、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时候，海岱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已相当清晰、环环相扣了。由此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基本沿泰沂山脉边缘的南北两侧向四周呈放射状扩展，覆盖山东全境（除黄泛区）。
海岱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约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东境内泰、沂山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到黄泛区之间的狭长地段、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一直到达今天山东半岛的黄渤海边，如果把这些史前遗址用一根红线串起来，会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海岱文化与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区在史前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这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区域叠加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较为密切。这就为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基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关于丝绸的始祖―嫘祖还是嫫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她们都是黄帝的妻子，或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或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这里都是野蚕最初发育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③荀况的《蚕赋》和晋代的《搜神记》都将桑蚕故事定位在东方的海岱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和济阳刘台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蚕也是最好力证。齐涛先生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的最早发祥地”，“古代山东（古青州）是蚕桑业的重要起源地这一点已成定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日本学者吉成武美、布目顺朗以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台湾学者邹景衡先生也认为中国蚕业的发源地是山东省。还有多元论的代表蒋猷龙先生把山东这一源头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说明海岱地区是古代丝绸的起源地。
大量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已是我国桑蚕丝绸生产和服装时尚的中心。“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到秦汉时期，齐地的丝织业继续辉煌。其中汉朝在山东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费数亿钱（《汉书・惠帝纪》），远超其他两地三服官花费之和。山东生产的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丝绸品种，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运往京城长安，除汉皇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高贵礼品分赐功臣和各地来华使者、或西出长安走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如汉武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按就地取材原则，这些丝绸应出自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出巡一次赏赐帛百余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要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绮b杂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缯、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书・匈奴传》）这些对匈奴的赏赐并非特例，对其他来朝的国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龟兹使团来朝，赏绮、绣、杂缯数千万匹”。到西汉末年，海岱地区的济阴、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⑤，丝绸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更是大得惊人且质量上乘。齐地的丝绸、盐粮、铁器等沿“海岱廊道”运到长安，在这里集散并西出阳关走上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任国亢父V”，就是山东地区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代表，说明海岱地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质供应地。
“陆、海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交汇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北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辟的、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贸易通道。
齐国强盛时疆土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海）和泰山（岱）以东的泰沂丘陵地区，是海岱地区的主要代表。齐国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优势，“劝女工”“通鱼盐”，不仅丝绸生产质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也遥遥领先。公元前485年的齐吴大海战时，吴水军已有了三翼，“大翼广（宽）一丈五尺，长十丈（可载士卒90多人）”、“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越绝书・逸文》）。这些狭而长的多帆战船，如遇顺风顺水，可以船行如风的⑥。《史记》载：吴“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如果没有巨型而坚韧的战船、娴熟的航海技术，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进行大海战的。虽然种种原因现在还找不到齐的造船厂遗址，但能败吴的齐国造船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吴。所以，齐被冠以“海王之国”一定是有其航海技术支撑的。
齐曾一度是我国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环山东半岛及渤海航线，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向南控制了远达东海和钱塘江的航线⑦，与海丝南航线接通，使南方的货物、甚至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奇石异物也能转运北上来到中国腹地。如山东青州战国西辛齐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内都发现了近东风格的列瓣纹银豆，与伊朗考古发现的前9～前6世纪的埃兰银器，艺术造型如出一辙，这说明海岱地区与前6～前3世纪的西亚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参考广州汉代南越王墓中发现的13件香薰炉、波斯银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说明先秦时期吴越贵族和齐国贵族是通过南北航海贸易获得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货物的可能性较大⑧。而分布全国各地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也应该是以同样海运方式来到齐国，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因为连接南海与西南地区的“灵渠”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凿，之前南洋来的货物不太可能从陆地经西南来到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到秦汉时期，因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寻仙药、汉武帝七次从山东半岛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从齐浮渤海，兵五万”北击朝鲜说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已被官方作为与朝日交流的干线了。
海岱廊道连接陆海“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达到。与南北朝大致相同时间的是公元四世纪西方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公元301年，运到亚历山大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国王下诏把每磅生丝的价格定位274个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时代，……每盎司普通丝绸的价格提高到340.56克黄金，丝绸的价格要比黄金高出十几倍。所以有许多人争相逐利，包括平民与国王”⑨。这时期的波斯使节与商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与统治黄河中下游的朝廷进行沟通，来做丝绸贸易。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但每个朝廷都十分重视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青州出土的9块北齐线刻画像石，形象地再现了古青州与高鼻卷发的西方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场景；青州博物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其脚上穿的一双鎏金方口履鞋，与新疆民丰出土的织锦履鞋，形制上也极为相似，被专家认定是山东与新疆和西亚密切商贸的力证。
东晋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东归青岛崂山，第一次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于海岱地区。当然，法显大师沿海岱廊道“来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却因战乱而没能最终到达长安而遗憾终身。这说明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海岱廊道顺畅与否，与国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关。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远征西域，东征高丽和流球，将丝绸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东将丝绸之路经海岱廊道与通往朝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
到盛唐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出现了北线、南线等多条线路，中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间的交往是最大亮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⑩。他们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胶东半岛的莱州、板桥镇到达中国，然后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当然，这一时期南方的扬州、宁波等港口也开辟了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但由于造船技术和对季风规律认识的局限，从南方各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还是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如《鉴真东渡日本》载“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循海岸水行经辽宁半岛到朝鲜和日本。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海关）。这是北方唯一设置过的市舶司，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胶州古板桥镇遗址出土文物图集》再现了古板桥坊的繁荣，来板桥镇港的不仅有韩日商人、也有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从海外带来货物在这里销售或中转，然后再装上他们需要的中国丝绸、陶瓷等产品回国。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而海、陆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的交汇发展也达到鼎盛。
元明清时期海岱地区的丝路交汇发展开始衰退
蒙元时代疆域辽阔，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人等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东方，元顺帝通过“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加强对东北亚朝日的贸易、军事管理。
元之后中国已形成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丝绸生产也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丝绸业开始走向衰退成为丝绸生产的二类地区。但是，随着元朝海运漕粮逐渐取代传统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山东半岛因海运而地位上升。
连接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继承，并随时局的变化而略做调整：一是随着京城从开封转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济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东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随着海运漕粮重要性的提升，三条海路航线都必须经过山东半岛转到燕京，或者从胶州板桥镇（或莱州）转陆路―青州（或诸城）―济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从山东半岛到天津港再转陆路直达燕京。所以，无论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还是东西交通大通道，它们都要经过海岱地区，并在此进行交汇、融合，展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区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贸核心城市，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淄博的“周村”，晋代还只是个铸钱的小镇，到元明清时成为北方丝绸产品的重要转运城市，居山东四大商业重镇之首。唐宋时期的板桥镇市舶司，到元明时期因胶莱运河从这里通过，使海河陆贸易交汇于此，胶州因此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点城市，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上闪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一带一路”双向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结语
当然，由于清王朝整体奉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处于历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弥漫着腥风血雨，千年古航道辉煌不再。海岱地区丝绸之路的交汇发展也遭到空前破坏。
总之，从史前开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汉时期完全成熟，它与丝绸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至日韩、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因为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青岛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丝绸之路在山东的交汇衍生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Z-SH-01）
【注释】
①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姜颖：《山东丝绸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81页，第243～244页。
⑤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33～340页。
⑥⑦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89页，第133页。
⑧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⑨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⑩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