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6:37
智慧能源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支撑了人类文明前行，正在建设中的生态文明以及未来更高级的文明，都离不开智慧能源的支撑。
20世纪50年代， 卡尔森写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 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联合国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并且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也成为涉及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 即将迎来的是知识社会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采取新的发展方式。我认为新能源肯定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更广的历史视野看来，人类经过的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以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为引领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世界的产业发展水平提高一大步，而且都会使消费者受益。因此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
西方国家对未来的看法一直主导着全球的舆论导向， 中国人在21世纪也应有影响世界的声音和看法。在能源这种对世界具有根本影响作用的问题上提出重要的系统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作者们提出的“智慧能源”，其定义为“在能源开发利用、生产消费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融汇人类独有的智慧”，“拥有自组织、自检查、自平衡、自优化等人类大脑功能，满足系统、安全、清洁和经济要求的能源形式”。作者们从大历史观出发探讨了能源与文明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对智慧能源与人类发展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三位作者尽量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论点与论据相结合，由浅入深，图文并茂，也给这类“准学术著作”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风。
三位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智慧能源是以能源形式为载体，但又不局限于能源形式，而是能源形式、能源技术和能源制度的结合；智慧能源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支撑了人类文明前行，正在建设中的生态文明以及未来更高级的文明，都离不开智慧能源的支撑；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对能源也有不同的要求，未来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必然要求更高智慧的能源作为保障，等等。尽管仅是一家之言， 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这种关于能源的系统思考， 确实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对能源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为努力解决能源和环境这两个制约我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努力做出贡献。（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有删节）
随着信息全球化及各种外史等书籍涌入我国，使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历史观、文明观、及人类起源等种种学说。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盘古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裸露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人类从何种细小的细胞演变成现代的人类，其中有无数的秘密。宇宙中无数之谜，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类的起源。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更应深入研究探索人类的起源，特别是寻找现代人类起源发展变化之规律。因为这规律对现代人类的发展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如进化论）向未来不可逆转的前进着。
关键词：时政新闻；新闻资源；思想政治课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4-0065-03
2003年秋季新课程标准就高中思想政治课提出了新的课程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1]这些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高中思想政治课要围绕“生活”这一主题，注意吸收一些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并注重考虑学生成长特点而对课程资源做出整合。课程资源是新课程改革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没有丰富和恰当的课程资源，再好的课程改革理念也只能是纸上谈兵[2]。新闻资源，作为最能及时鲜活反映社会动态的一项重要课程资源，集知识性、时代性、针对性、广泛性于一体，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利用上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进一步挖掘新闻资源在思想政治课堂的利用价值，需要对于新闻资源在思想政治课的运用情况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梳理。为了加深新闻资源对于高中政治教学利用的认识，以便今后对其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在对此方面研究比较全面的分析基础上，对于新闻资源的课堂利用情况做进一步探讨。
一、新闻资源含义
要弄清楚新闻资源概念，需先从新闻定义入手。学术界最权威的新闻定义，是1943年陆定一提出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由此得出新闻资源的解释是，一切关乎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性、评论性的文本都属于新闻资源。它来源多样，可以源自报刊、广播、电视甚至网络。它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消息、通讯、评论、速写等都是新闻资源的类型。
理清新闻资源这个概念，还要对政治教学中常见的“时政新闻”作一说明。单就字面理解，新闻资源的范畴要大于时政新闻。根据《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的解释，时事就是“最近期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时事侧重指各种大事情本身。适用于最近期间所发生的事[3]”。由此可见，在时政的语境下，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等方才进入时事范畴，而一些地方性、个体性、评论性和部分网络言论等新闻资源则不包含于内。故本文所提的新闻资源利用不完全等同于目前思想政治课程研究所提及的“时事教育”和“时政教育”，而是比这些概念的范畴更宽广，将不被时事新闻所包含的地方性新闻、新闻评论、普通社会新闻、网络热点言论等也包含于内。
二、研究进展分析
为了增强本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和准确性，笔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共检出了相关图书2本，相关期刊论文63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7篇。关于新闻资源在思想政治课利用的论文中，以一线思想政治教师的教学反思居多，而在新闻资源分类中，对于时政新闻在思想政治课的利用研究占绝大多数。由于时政新闻也属于新闻资源范畴，笔者也将其纳入研究对象。
1.发展阶段。新闻资源在思想政治课的应用目前所存在的阶段梳理研究很少，而对于这一特定对象的阶段梳理多是被其他的书籍、论文顺带提及，针对性不强。总结一些论文、书籍的观点，大致可以把新闻资源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利用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建国后35年（1949～1985）适应政治形势的新闻资源使用。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政治服务功能[4]。对于新闻资源的利用也以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主，配合宣讲当时的政治活动[5]。新闻资源的使用方式为完全与教材孤立出来，单独开辟时事思想政治课。这种情况以前1951年最为突出，教育部对中学思想政治课做了统一规定：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增设《时事政治》每周一学时。
（2）1985至2003年课改背景下的新闻资源利用。期间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课改过程，不仅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更新，而且还加强了理论性知识与现实生活实践的结合，强化了学生主体地位和思想政治课程的素质教育功能[6]。此背景下的新闻资源利用情况与上一阶段相比较，淡化了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诉求，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7]但是由于学科性质的束缚，课程结构的单一，所采用的新闻资源仍是以时事热点讲解为主，教学目标上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忽略了思想教育目标。
（3）2003年至今新课程标准下的新闻资源多方位利用。新课程标准下，融合式综合课程的建立，突出学科知识与生活的结合，课程形态与学习方式的综合[8]，新闻资源运用到更广阔的教学活动中，体现在不同的教学阶段。相较前两个阶段的新闻资源使用，这一阶段，新闻资源无论是从数量和还是种类上在思想政治课的运用数量都比较大，尤其是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需求，对于新闻资源的使用方式更为丰富。
2.内容分析。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发展难题；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产物，又以创新为落实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环节。不抓住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成了一句空话。
一、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这清楚地表明。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发展是物质世界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旧的灭亡新的产生。旧的灭亡新的产生就是创新。可以说，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不创新就没有发展。
从生产力与创新的关系来考察，其一，创新就是生产力。当然创新不能与生产力划等号，也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但生产力诸要素都存在着创新问题，生产力诸要素的创新，就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的飞跃。劳动者能力和素质的创新，劳动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创新，劳动对象的创新，无一不改变着生产力结构和内容，提升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其二，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知识创新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其中每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生产函数的改变，引起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创新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因创新而发展，生产力发展又需要创新，促进创新，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生产力不停地前进，不停地飞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创新又是生产力变革的直接体现和根源，所以说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再从社会实践的地位和作用来考察也是如此。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基础，又是人类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人类实践的历史看，实践的对象在创新，实践的内容在创新，实践的方法和手段也在创新，实践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创新的产物。因此实践包含创新，实践离不开创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实践分为重复实践和创新实践。重复实践是不停地重复生产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活动，对人类来说也是必不可免的。但重复只能增加数量，不能改进和提高质量，不能使产品进步和发展，因而也就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并且重复的东西是前人和别人创新的成果，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是以创新为前提的，没有创新就没有模仿和重复。可见，创新是基础，创新比重复重要，创新实践是人类的根本实践。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就是创新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表明，正是人类的创新实践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
二、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依赖创新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四位一体，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当然强调发展、突出发展，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但在发展前面加“科学”二字，就是强调发展要讲规律、讲质量、讲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快”就是要讲速度，争时间，实现gdp较高速度的增长，实现社会各项事业较快的发展。“好”就是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就是发展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怎样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答案就是创新，惟一出路就在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沿用过去的办法，不创新就谈不上科学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如此，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
一要创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克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惯性思维、唯gdp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现，确立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突出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主体地位，决不能为了某些发展而损害人的生命、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实现人类永恒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们要树立的新的发展理念。
二要创新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里着重说说第一个转变。一般总认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出口受到制约，所以才要扩大内需。这种“内需被迫论”是一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过时的发展理念，是短视行为。我们之所以强调第一个转变，并把消费放在协调拉动的第一位，这主要是由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决定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决定的。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永恒的内在动力。
三要创新发展内容，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与增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注重的是速度的提高、总量的扩张；而发展不仅要求有经济数量增加，而且要求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更主要的是内涵的大大扩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还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生态的发展。创新发展内容，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倡五大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五大文明并列。“五位一体”，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缺了任何一大文明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要创新发展举措，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当今社会是创新的社会，今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创新力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增加研发投入，开展全方位的创新，不仅要科技创新，还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创新。只有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都创新发展举措，才能增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因此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五要创新发展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开明的政治、稳定的秩序、健全的法制、合理的政策、繁荣的经济、有保障的生活、进取的文化、发达的教育、先进的科技，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平的竞争规则、宽松的舆论氛围等，都是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环境。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倡导创新精神，激发创新活力，尊重创新劳动，营造创新舆论，保护创新成果，强化创新动力。只有人人都重视创新，参与创新，鼓励创新，宽容创新的失败，形成创新的强大舆论氛围，才能保护创新，推进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破解科学发展难题的关键在创新
发展难题是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矛盾。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发展，就必然会遇到许多难题。人类社会就是在破解发展难题中前进的。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克服了不少难题，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成，但又遇到了许多新的难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医改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保养老问题，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反腐倡廉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司法公正问题、住房保障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安全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我们当前发展突出的难题，是进一步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难题就是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照过去的思路不行，用传统的办法不行，照搬别人的办法也不行。怎么办?那就要创新。实现科学发展，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就在于创新，用新思路、新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如环境资源问题，是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难题。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以高消耗资源能源，粗放经营，追求高产值、高速度为特征，结果是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差，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现象。我们现在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思路，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环境这一发展难题。“两型”社会的提出是发展思路的创新，同时实现“两型”社会的发展更要依靠创新。怎么节约?要有节约技术的创新，如低耗能的汽车、环保型的汽车，就要靠汽车技术的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建立节约型社会。
更主要的是节约不能根本解决资源能源这个难题。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耗费资源能源的，因为人类总是追求富裕、舒适，安全。高效的生活方式，人类不可能回到没有多少耗费的原始状态中去，何况我们还要建设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源能源消费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而现有资源能源是不可能满足人类不断发展需要的，有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有的虽然可再生，但时间却非常长。节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节约与创新相比，节约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难题，解决资源能源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发展高科技，不断地认识和开发新的资源能源。我们要明确，这个世界我们人类还只认识了一点点，还只是一点皮毛，许多矿物生物资源我们还没有认识，有的知道了也不是全貌，它或许还有许多新的用途我们不了解，这就要求我们去创新。
解决资源能源难题是如此，解决其他发展难题也是如此。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用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显然不现实，照搬北欧一些国家的做法，我们只怕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因此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方法创新，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难题，真正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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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摘要：近年来，“时评”迅速崛起，但是对于时评的定义这一本源问题，学界和业界却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试从“时评”的历史角度分析时评的产生过程，从而对时评下一定义。
关键词：时评；历史；定义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3-0125-01
自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推出“冰点时评”专栏，“时评”这类文体在纸质媒体上迅速崛起，研究时评也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但是对于时评的定义，这一首先应该解决的本源问题，现在的学界尚无定论。中国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少华认为，“时评，其实就是最狭义的新闻评论，它与‘新闻评论’的概念没什么不同。”《南方周末》高级编辑鄢烈山给“时评”的定义是：“‘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略称。”“它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新京报》的评论员、时评版编辑艾君则认为，“时评是对新闻的评论，归根结底，时评是新闻的一种，它和消息、通讯、特写、图片报道等一样，是‘新闻’大家庭中的一员。”以上列举的各位都是在学界或者业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是他们对时评的定义却有很大不同。马少华认为时评等同于新闻评论，鄢烈山认为新闻评论是时评的一种，艾君则认为时评属于“新闻”的范畴。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时评的认识，最终目的是将其与报纸媒体上刊载的其他评论类文体区别开来，从而适应当下报纸媒体的创新发展、满足受众的需求。所以，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浅析时评的产生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时评”的定义做一概述。
一、“时评”来源于近代早期报刊的“论说文”
“时评”既然属于新闻类文体，就应当从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产生之后去寻找时评的源头。中国在近代报刊出现后，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评论家，但他们的文章大多是对时政进行宽泛‘‘论说”的政论文，并无具体的针对对象，很少涉及时事。如《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等等，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政论文。如果将当时发表在新闻性报刊上的此类政论文列入“时评”的范畴，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虽然二者都是发表在新闻性报刊上，而且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文的基本行文格式进行写作，但是，时评以新闻为前提，新闻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评论文章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掌握的信息量，因为世界上的‘道理’是很少的，不过那么些条而已。”新闻在时评中作为前提是必然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论说”盛行的时代，一些真正现代形态的新闻评论开始零星出现了。
二、论说文向时评的过渡：夹叙夹议的文体出现
早期的新闻媒体，无论中西，都没有报道与评论严格区分的规律和传统。这种传统和规律是在以后逐渐建立的。而在早期，则往往是夹叙夹议。梁启超1898年主编的《清议报》自第26期起创设了“国闻短评”专栏，经常发表的都是一事一议，针对性强的小短文，专门发表对当前时局或某些热点问题的见解、评论。华中科技大学的吴廷俊教授就认为：“‘国闻短评’的写法是新闻与评论紧密结合，对报刊政论文重突破，为后来风行于各报的‘时评’的起源。”但是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更类似于‘‘杂文”文体。仔细比较之下，就能发现杂文与时评的诸多不同：时评时效性强，杂文时效性弱；时评偏重于对事实的判断，更加客观，杂文则更多地注入了作者的个人感情，主观色彩浓厚；时评语言更加平时朴素，杂文会追求辞藻华美，偏重语言的美感；等等。所以这时出现的夹叙夹议的文体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时评”。
三、“时评”栏目的出现与“时评”成为一种文体
戈公振先生和陈一士先生将“时评”栏目作为《时报》首创，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时评作为一种文体在《时报》时期比较普遍；二是《时报》的‘‘时评”栏目在当时影响很大；三是《时报》的“时评”栏目所刊发的时评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新闻评论类文体。所以，笔者认为：时评作为一种文体，在《时报》时期真正出现。从以上论述来看，新闻评论这一新闻类文体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产生之初就萌芽了，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实践发展而发展，虽然早期报刊的评论类文体还有较多的文学文体的色彩，但是毕竟在此基础上时评生根发芽，逐渐成为成熟的、单独的新闻类文体。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时评就是“新闻评论”众多类型中的一种，是“新闻评论”的子集。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对时评下一定义：时评作为一种新闻评论类文体，是对时下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判断和评论。时评以新闻事件为由头，以议论为形式，以对事件的判断和看法为核心，通过客观的论述和分析以期达到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长期以来，一些人就一直叫嚣是“神”创造了人类，并无限夸大“神”的力量，认为“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与发现，虽然对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还没有一个定论，但人类起源的一个个假说本身就是对“神创论”的彻底否定。所以说“神创论”可以休矣。
为什么“神创论”必须休矣。
第一，这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的观点，已经被现代科学彻底批判了，因为它是宗教的，因为它是唯心的。正统思想认为，神是原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既然没有神，那么神造人的说法当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许多人类起源的解说的出现，其本身就是对上帝造人学说的否定。
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达尔文认为物种的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选择，生物为适应自然环境和彼此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异。适于生存的变异，通过遗传而逐代加强，反之则被淘汰。归纳起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达尔文的这套学说，奠定了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他还将进化论用于人类发展的思考，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依据，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宗教的大动荡、大争论后，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在以后的岁月里，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人类起源说。他们认为，人类是古猿经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万物更迭交替变化中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从其他学科，比如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现代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等学科中寻找到了证据。根据这些证据，人们推测地球生物进化的总模式是：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猿猴类动物——人类。马克思十分欣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认为，在由猿到人的进化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学说。
②人类起源于外星人的假说。由于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学说不能尽善尽美，不能解释人们心中的疑问，诸如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正在进化的其他猿类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其他猿类进化成人的趋势？为什么地球上只有人类的进化获得了如此速度？因而这套学说遭到世界上许多人的怀疑，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来自科学界的批判就有很多，反达尔文者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化石、人种、自然环境、基因等证据。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类起源的讨论的逐渐火热，人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新的假说。人类起源于外星人的假设，是近几年来，由西方科学家马蒂斯提出来的，其根据是在圣地亚哥发现的一个头骨化石。他研究了这个头盖骨后认为，这具头盖骨所代表的人种，其智力要远远高于我们今天的人类，从而推测这是一个外星人的遗骨，进而提出人类祖先是外星人的假说。他是这样来描绘这一假设的：大约在5万年前，从宇宙的深处来了一群外星人，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环境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就选择了地球智力较高的雌猿进行杂交，生产下的后代就是人类，因此，外星人是人类的祖先。
③“大四季”假说，一些科学家根据太阳系不停围绕银河运动的事实，假设太阳系围绕银河中心旋转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会出现四季变化，称为“大四季”。人类在大四季交换中，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生存的方式，比如，当夏季来临时，地球就变成了一颗纯水的星球，人类为适应这种变化，慢慢由陆生动物转变为水生动物，这就是人体体表具有海洋生物特征的原因；当夏季结束，秋季来临的时候，地球的水渐渐退去，人类又从海洋生物转变为陆地生物。这是一个很具想象力的假设。
④还有一些科学家，根据人类体表特征与海洋生物十分接近的证据，提出人类起源于海洋生物的假说。
现代人类起源的各种假设，从思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将人类起源的原因归结为地球以外的偶然，即人类不是地球生物自身演变的结果，而是由宇宙深处来的高智慧生物创造的，像外星人创造人类说；一类则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只能从地球自身的发展来考虑，不论怎么变化，人类总是地球生物自身进化的结果，像生物进化论。这两种思维互有道理，又互有弱点。平心而论，人类起源于地球生物自身演变的学说更加占有证据（且不论这种证据是否充分），这也难怪，毕竟生物进化论已经发展了100多年，而其他假设只能在夹缝中挣扎，根本没有形成一股参与的势力。
当然，无论哪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假说，都有致命的弱点，基本不能自圆其说。这样一来，人类起源之谜，真正成了千古不破的谜团。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问：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但是不管人类从哪里来？抑或是提出新的人类起源学说，我想都是对“神创论”的一种否定。
综上所述，我会理直气壮的向世界庄严的宣告“神创论”休矣！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非凡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浇灌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新问题。一个非凡重要的核心新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索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和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着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非凡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和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和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气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新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新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新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新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功能:“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大新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新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熟悉不足,也没有注重到和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
——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和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有关“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新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把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新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和判定,证实了北非和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和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假如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和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和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有关文明要素有哪些的新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和“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预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新问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和“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
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非凡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非凡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功能: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和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闻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他把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轨迹,总结归纳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柴尔德有关头二个革命的学术观点,多为世人关注,而有关后一个革命的论述,则较少为人论及,而对于我们清点“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功能。该书最后两章,认为构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类知识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间,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间,有16项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要发明创新: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浇灌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果园种植;(7)发酵功能;(8)铜的冶炼和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和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探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和总体、渐变和质变、起源和形成、诸多要素和文明整体的关系新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新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总体标志新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和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非凡值得注重: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和文明探究导论》等论着。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闻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闻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索城市的起源实际上和探索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和秩序、平安和效能有关的新问题。”[5](P38)美国学者维尔·杜伦(WillDurant)在《东方的文明》一书开头,就从社会秩序角度对文明作出定义:“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6](P3)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探究,试比较它们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于这种熟悉,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和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河流域、古希腊、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重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验,更富有总体性和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关键词]旅游循环经济人文精神
一、引言
循环经济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代表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3R”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人类在社会经济中自觉遵守和应用生态规律，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是零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22号)明确提出，“力争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等中长期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逐渐实施开来，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点的旅游业也不例外。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履行循环经济实践，以生态效率为目标，把旅游资源纳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和生态技术来组合和设计旅游产品，减少旅游环境污染，从根本上缓解旅游业、环境的矛盾，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人文”，思想史中，“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贲卦》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在西方思想世界，“人文”思想主要被用来描述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以反抗中世纪对人的压抑而产生的人本主义思想，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世界观，则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诞生了，是以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目的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发展旅游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旅游经济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积极追求，更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二、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旅游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纵观中西方人文思想，“人文”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否定人沦为物的奴隶。人文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具有重大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要求一切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正如同志所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和谐旅游则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旅游，它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和谐利用、旅游业的和谐运行以及旅游者的审美和愉悦(或者说是和谐的体验)，达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事态和谐(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以及心态和谐(人的身心和谐)，通过三大和谐折射出旅游发展中蕴含的深层人文关怀、生态关注和综合效应。然而，传统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众多诸如地表景观破坏、水环境污染、空气品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和谐的旅游经济。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按照旅游循环经济战略，遵循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原理的原理与方法，充分发挥发挥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技术经济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充分考虑旅游承载力，把旅游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促进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利用。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改变过度消耗旅游环境、破坏旅游环境的传统旅游方式，依托清洁能源、能耗最小化进行发展，促进物质循化过程废弃物最小化；最终实现投入物质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废弃物资源化等，增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促进旅游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者的和谐体验。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教育和体验等方式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者可以认真思考旅游的本质和真谛，树立正确的旅游理念，把旅游作为知识经历、知识体验、知识交流、审美欣赏、净化灵魂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方式等，并由此提升个人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人”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依托力量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创新性的工程。它要做到:（1）理论创新，即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要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旅游产品消费等多个环节的资源经济学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2)技术创新，研发新工艺、选用新设备和运用新材料，加强技术创新，构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3)法律政策创新，要完善与旅游和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构建旅游业发展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4)文化创新，发展旅游循环经济要注重文化创新，即确立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软性管理模式，主要通过柔性的而非刚性的文化来引导、调控和凝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管理创新，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涉及旅游业、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大系统，若要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还需要从管理体制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
以上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所需的理论、技术、法律政策、文化观念和管理制度层面的支持必须依靠“人”、也只有依靠“人”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观的深刻转变。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由于传统的旅游经济模式是粗放型的，将旅游业简化为数量型增长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旅游活动开发者和经营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及旅游者为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旅游需求，同时，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导致旅游区的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严重失调，使一些旅游地的旅游价值在慢慢丧失。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变人们对旅游活动的观念，以新的系统观、经济观、环境伦理观、生产发展观、消费观等观念来指导旅游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并将这些观念、素养上升到法律条例程度，做为一种法律规范来约束、监督人的行为，以此来保证新的理念、模式的贯彻、落实和实施。四、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核心任务
所谓“人地关系”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在哲学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天命论”（自然灾害、生产丰欠乃至国家兴败皆由天定）、“机械唯物论”（人地关系密切，而以地的发展规律主宰一切）、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地理条件是可变因素，因人而异），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渗透的人地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主人，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人类只有工具价值，并无内在价值；人类具有优越性，超越自然万物；且人类与其它生物没有伦理关系。数千年来，人类在这种傲慢观念的驱使之下，对自然界采取了种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地掠夺式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人地关系”。首先，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即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将永远持续下去。其次，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长期以来，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和影响为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再次，人是“人地关系”的主体，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具有能动功能和机制，人是地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被人类利用、认识、保护的对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和谐取决于人，而并非自然环境。所以，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只有在正确认识“人地关系”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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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高等学校；智力支持
本文获黑龙江省第二届科技哲学与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二等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第三届全国科技哲学暨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入选论文。
一、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任务的提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是人类基于生态危机，反思传统发展观念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_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维度的认识的升华和进步，是人类基于实践反思基础上的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近年来，由于生态破坏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更加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十分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2006年我国GDP总量2.7万亿美元，但资源能源消耗约占世界资源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耗量约占世界钢材消耗量的33％。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约占9％、铜矿低于5％、铝土矿不足2％，我国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水资源为1／4、森林资源为1／5。这说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现实的国情要求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必须解决资源消耗过大而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生态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刻不容缓。
生态文明虽然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但它又和以往的文明形态不同。因为它所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即科学发展观。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生存为基点：…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要文献中首次提出的一项新的重要战略任务。十七大报告指出：“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资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路的信心和决心。
二、高等学校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智力支持作用
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校文明的发展水平，探求真理、传承文明、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价值所在。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和社会具有主导优势的文明传播载体，具有引领社会文明的角色优势、资源优势和导向优势。
(一)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培养“生态型人才”
人才资源可以转化为智力资源。“‘生态型人才’，首先，必须具备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观，真正感悟自然是人类生命存续的基础，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系统的消亡，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内在的精神信念。其次，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人类的生产劳动、物质财富的创造要本着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在“生态型人才”的培养上高等学校既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生态型人才”的培养应当建立和健全高等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和教育体系，明确生态文明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大胆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建立生态环境教育模块，将环境生态学系列课程列为高校公共基础必修课。使学生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使其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者、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二)大力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和主要方式之一。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生态化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主要是人类认识方法的局限性、人文文化的缺乏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等。)科学技术变成了一柄“双刃剑”，一面带给人类文明，一面又亲手毁灭已创建的文明。如；臭氧层空洞、沙漠化、物种灭绝、温室效应、空气与水污染等，无不与科技发展有关。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应用科学技术，要考虑其对于自然的开发与破坏能力，更要考虑它对于生态系统的维持和保护能力，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在新科技研发和创新过程中，努力使科学技术成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技术，即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的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曾茂林工作单位：湛江师范学院
发挥精准服务新功能的理论基础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各类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切中相关群体利益需求，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形成与该类人群认知结构对应的远程教育课程结构，才能产生出“耦合–共振”效应。（一）精准服务教育对象的理论1.多网合一“耦合”运作的原理“耦合性广泛地存在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中。”[5]结合本文的语境看，则是指多部门、多种远程教育载体之间存在的“耦合”作用关系。这种耦合关系是以合力方式进行的，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会产生能量、信息的互补、放大、共振等效应，形成1+1>2的功能。2.针对学员群体的“耦合–共振”心理原理网络有效学习，涉及学习者内在心智变化的活动，而动机、元认知和元意志又是心智系统中激发自我学习的三个重要因素[6]。因此，诊断出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特征，针对学习者利益需求及其认知特点，制定精准服务的导航图，以提升其学习监控力，既能从教育内容上满足学习者的功利追求，又能强化其学习动机，拓展其元认知，在教育资源与学习者之间产生出“心灵相通”的共振效应。3.教育资源“质–量–度”有机统一的结构优化原理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农村远程教育，是因为能满足其兴趣和利益追求，帮助其完成奋斗目标。而接受教育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却受其认知基础和能力制约。在以海量知识传输的远程教育中，需要根据各类教育对象的特征，准确定位教育资源的“质”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和难度水平。同时，为了让农民将学到的知识、技能予以有效地巩固，还需要相应数量的变式训练。因此，统一运筹的远程教育就需要在资源的“质”上把握好梯度，在量上把握好“数”度，分类设计出“质–量–度”结构优化的教育资源库。4.标准化系统教育与个性化片段教育有机结合的原理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既融入了标准化的学历教育，又有移动和网络化的个性学习。标准化，有助于发展科学技术等专门化教育，有助于大面积、高质量地向农民推广科技知识。个性化，则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兴趣爱好，丰富农村的文化资源。因此，需要遵守标准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教育原理。（二）适应e时代教育特征的新理论1.“社会–人本–技术”功能一体化设计理论要达到让农民“适用–乐用–争着用”的教育资源设计目标，就要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价值，才能让农民学到的知识有用武之地，顺利转化为其获益的目的。但是，要让农民“看得懂，听得进，学得会”，则需要从其认知水平出发进行设计。这就需要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即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将实时教学转化为延时教学，将课堂教学转化为掌上教学。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人本功能–技术功能”必须有机统一到远程教育资源的整体设计中。2.学科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标准化理论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7]。虽然在教与学的方式和教学环境上可以展示个性，但是学科教育有专门的课程标准，而且整合后学员的学习业绩也需要以标准化的统一试卷进行检测，这样学员获得的毕业证书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因此，整合理论所达成的主要是标准化远程教育结果，实施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规范化课堂教学的整合，其价值在于为提高学历教育的效率奠定教育技术理论基础。3.弥补标准化缺陷的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体系学科整合教育理论在提高效率上优势明显，但对于随时随地的愉快学习却显得不足。基于移动学习形成的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系统的移动学习理论[8]15,具有满足个性化学习的优势，恰好弥补了课程整合理论突出标准化的不足，成为精准服务新功能发挥的理论依据。4.角色互换的资源研发理论为了充分发挥贴心地远程教育服务功能，将上述标准化教育和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综合加以运用，就应站在学习者的立场来考察哪些教育需要标准化，哪些教育领域需要个别化。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位思考，让农村远程教育资源设计专家下地方，深入农户；让现场培训者、学员代表上电视台，参加课程与教学设计的角色互换，在教师与专家、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经验同构、情感共振的效应。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新功能的实现路径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基础性软硬件平台建设，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来分类实施。（一）构建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的基础平台首先，根据农村远程教育以农广校为主体的现实条件，可由农广校系统牵头，联合成教部门、中职教育机构，形成卫星视频传输、计算机网络、无线移动网络多网合一的农民远程教育支撑平台。同时，组织力量根据教育对象分类完成针对农民资源检索、信息、学历课程讲座多方面内容和形式的软件资源库，包括媒体素材库，课件库，网络课程、案例库，移动学习资源包、题库等，以便形成针对农村党员干部、专业户、普通农民的教育资源。通过建立学习导航系统及有效的搜索引擎，完善非实时和实时的授课系统、学习系统、辅导答疑系统、作业评阅系统、考试评价系统、虚拟实验系统、交流讨论工具等，为分类开展精准服务搭建起农村远程教育的平台。其次，建设个性化学习的远程教育模型。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灵活性,触角可以渗透到多个部门，借助耦合原理可实现多部门教育资源的集约性优化开发。手机、电视、平板电脑等新农民喜欢的传播形式，为开展个性化的终身教育提供了现实条件。当前需要突破的是建立起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教育模型。一是建立学习者一般特征和初始能力的分析模型。认知方面包括辨别归类，信息加工、分析与综合，记忆过程中的趋同与趋异；情感方面包括理性水平、学习兴趣与好奇等；意动方面包括坚持性，冒险与谨慎，动手操作等；社会性倾向包括独立学习与结伴学习、竞争与合作要内容，在初始能力分析中应予以体现。可以借助手机和互联网对上述因子开展问卷调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针对各类群体特征的分析模型。二是建立分类精准服务的个性化远程教育内容模型。从知识点学习到整体教育内容的设计，要充分体现出e-Learning、M-Learning和U-Learning各类学习平台特征。根据标准化与个性化统一施教的原理，在个性化资源的组织上需要以紧扣同类教育对象的共同兴趣和利益追求为基础，从农民增收需要的科学种田、养殖、园艺等入手组织课程资源包，让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上网得到正确适用的答案。三是针对农民个性化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闲暇教育，以电子图书、百科词典等形成针对移动设备的呈现模式，以视频和动画形成针对平板电脑和电视讲座的模式，以虚拟现实技术形成针对微机学习的呈现模式等。四是由自适应引擎进行学习者分析和学习环境分析，从学习对象库中选择相应内容，以最优组合方式呈现给学习者，开展个性化教育。（二）针对普通农民的精准服务根据普通农民文化基础、情趣和生产需要，结合其接受教育的主要工具是电视和手机，一是开发出生活常识类教育节目，提高其日常生活的应变力。如开发农村用电安全、防偷窃技术、处理空巢家庭关系技巧等电视、广播短剧，让其利用休闲时间收视。二是开发出适合查阅的文字、音频类手机百科全书答疑库。从家电使用、维修到家具布置、衣服熨烫，从养猪、养鱼、大棚蔬菜种植到市场交易信息，从婆媳关系到邻里关系、异性朋友关系的处置等，全方位地设计出农民需要的各方面信息资源库。三是以娱乐节目方式，针对农村生活变革对农民实施精神文明教育。开发出农民喜欢的手机在线游戏节目，开展丰富多采、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充实群众农闲生活。四是开发出针对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教育资源。在新技术培训中，要根据技术操作要点进行“情境–程序”一体化课程与教学设计。主要是针对农业技术运用中的常见问题，设计出问题的现场情境，清晰地演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式、操作要点，然后设计出检测掌握解题要点的虚拟操作程序，以延迟呈现方式让接受教育者跟着学，进行尝试性试验。五是针对地区支柱产业开发出特色技能教育资源。如在水果、烤烟和养殖等经济作物区，充分发挥基地协会远程教育网络服务功能，借助点状技术模块的针对性培训，按照工艺流程展开过程，设计适合村落或某些家族型工艺技术的系列微型课程模块，通过三D式立体演示，引导农民掌握做优做大特色产业的技术。六是实施个性化的导航指导，提供像饭店一样的学习导航“菜谱”。“菜谱”中标明教育资源包名称及其功能，以便学习者根据自身需要和“消化”能力，组合出符合自己口味的个性化学习资源。
针对新农村精英的精准服务首先是针对专业户的专业技术系统教育。专业户是新农村建设的精英，其专业化生产要求其接受系统的专业教育，而最佳路径则是接受农广校和电大系统的学历教育。因为学历教育从作为毕业生的终极目标到每一门课程的标准都有精心设计，在知识结构和技能形成上都有具体的安排，学完规定学分即可发给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但更重要、更经常的却是针对专业户在经营和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采取针对性的系列技术教育。实施这类远程教育，一是要创新出解决专业技术疑难杂症的“范例–程序”教学设计，即以典型范例开头，现场演示存在的技术难题，形象地分析出技术中蕴含的操作要点，并将其直接指向实物的操作步骤，再以连贯的操作程序演示解决问题的整个流程。在此基础上通过例举多种变式困境进行操作演练，让那些存在同类问题的专业户获得解决技术难题的技巧。二是以问题为中心组成学习团队，让其在合作学习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利用在线专家指导与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通过同类专业户对问题的主动探究和质疑、分享经验，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合作学习活动中，问题专业户“能否随时随地方便地获取需要的知识与信息，是活动学习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8]15。此外，还应对专业户加强文明素养教育，帮助其构建尊重他人、关照后人的全新价值观，增强其服务农村社会的意识。其次是针对管理、经营者的专业技术教育。一是开展农村党员干部学历教育培训。以专科层次为主，广泛开展本、专科层次的培训，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学用”骨干和典型，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格管理者。培训形式上，注重理论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切入到各地政府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去，真正为农村经营管理服好务。二是建设新农村民主教育网络平台。利用民主教育平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使管理者学会开展网上政务服务的方法和技术，以此提高管理效能。三是采取移动教育形式，为管理、经营者提供贴心教育服务。主要是利用电子邮件、论坛以及移动QQ等进行实时的咨询、答疑服务，提供专业管理信息浏览服务等。四是以经营管理问题为聚焦点实施远程探究教育。由于经营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实践解题的操作性，系统的管理知识和经典解题案例传授很难形成灵活适用的管理技能。为此，需要将一般管理原理与学员实际运用相结合，通过学员与专家合作，把脉诊断出问题本质，并将探究出的有效解题策略编辑为案例，归纳出解决各类问题的基本原理，形成管理实践与理论创新互动的远程教育资源库。再次是创业型农民领袖教育。韩国为了加强新村领袖的培训相应地成立了“新村指导员”研修院，由每个市郡从推荐的10～20名骨干中选出1名进行培训，主要以讲座、典型事例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研修[10]。就中国农村的现状看，农民创业领袖教育主要应是培养农村规模经济带头人，通过其起到先导和辐射作用。因此，主要从参加培训的专业大户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能开展规模化生产和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农民，对他们实施有针对性的创业政策、市场结构信息变化、创业项目介绍、后援技术培训等专业化服务，将其培植成从事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为了新农村领袖培训能有的放矢，需要建立被训者年龄、文化、地域、从业类型的基本资料库，摸清其创业激情、项目经营能力等，以此作为因人施教、因产施教、因需施教的依据，“做到选准一个课题，远程教育发挥分类精准服务新功能的理论与实践图示培育好一个带头人，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4]34。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基础课程侧重培养领袖精神。其途径是从带领群众致富的精神境界激发其创新热情，形成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格，这是成为领袖的思想基础。核心课程是开发出系列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适用技术和经营理念，奠定适合某一特定行业、地区资源优势开发的核心技术，从创新项目上占领行业、区域技术“领袖”新高地，树立先进的规模经济经营新理念，从做强做大的精神境界和技术上形成领袖级课程。这样的课程建设主要是从当代农民领袖案例中，有针对性地选取实用性强的原始素材，提炼出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和关键技术，在组织学员的研讨中不断完善、创新课程的内容。总之，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为精准服务各类农民提供了现实条件，但要真正实现精准服务的新功能，还要探索出教学资源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起分类的课件开发基地，完善中央、省、市、县、乡、村课件信息反馈机制，构建对地方上急需但又无力制作的课件能及时获得上级帮助的机制，才能不断推出适用于当地各类农民的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