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8: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代文化交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掌握汉朝与西亚的经济交往;东汉与大秦的政治交往。
4、丝绸之路
掌握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通的条件、路线和意义;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意义。
重点和难点精析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西传而得名。
(2)开通的历史条件：①秦汉的统一，中原王朝实力的积聚。②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③西汉丝织业的发展。④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3)开通和维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③西汉末年，中原与西域关系一度中断。④东汉班超经营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4)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它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作物，罗马的玻璃器皿、中亚的服饰、饮食等物产，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产品由此传人中国。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海上丝绸之路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a.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b.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2)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线与经过地区：a.阅读课本插图《海上丝绸之路》;
b.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
(3)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a.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b.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3、两汉时期中外关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③与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交流频繁，对东方文化影响大，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④中国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人欧洲。⑤中国开始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⑥汉代文明先进，对世界影响深远。
原因：①国家统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②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③丝织、冶铁等技术领先世界;④张骞沟通西域后，开通了丝绸之路;⑤交通发达，两汉政府保护交通的畅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辉煌;⑦统治阶级比较重视。
师生探究
例1.西汉与西亚欧洲通商关系发展起来的主要条件是()
A.西汉丝织业的发展
B.张骞沟通了与西城的联系
C.甘英到达了波斯湾
D.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解析本题答案是B。西汉同西亚和欧洲通商关承发展的前提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丝绸之路是在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之后形成的。此题中的A项只是作为对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现，而C、D两项都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出现的。
例2.汉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输出的主要是()
A.应用性技术B.农作物良种
C.手工业产品D.书画艺术品
解析本题答案是A。汉代在中外交往中输出的主要是应用性技术，例如中国的铁制生产工具输出到朝鲜，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传到越南并推广，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等。
例3.秦汉时期，中国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现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
B.丝绸等技术传播到中亚和欧洲地区
C.甘英出使大秦，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D.中国与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否定式选择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A、B、C三项符合史实，D项表述有误，因为秦汉时期中国只与欧亚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与非洲国家直接开始贸易交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板块小结
民族关系是指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对外关系是指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
民族关系
从民族关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重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灭六国，南平越族，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国疆域的基础。两汉时期，民族交往频繁。西汉的“和亲”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的联系。边疆各族对开发边疆地区，缔造中华民族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意：各民族间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贸易、战争、和亲、迁徙、招抚、设置特别机构等，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相融、认同，一直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主要动力。
对外关系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1]洛阳区考古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齐东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庆生．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J]．广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关键词] 武术；秦汉时期；发展演变；武器
我国秦汉时期，上起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到公元220年结束，长达441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是我国历史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以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影响甚远。秦汉时期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教育等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影响。武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1、秦汉时期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1.1统一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秦朝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是大一统却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特征。随之建立的汉王朝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在整个秦汉时期，除了短暂的朝代更替，基本上都处于统一局面，这一时期武术的发展也是基本上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秦王朝的统一，不仅是领土的大一统，更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统一，对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秦汉王朝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侵扰，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稳固王朝政权，十分重视发展军事力量，为当时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1.2文化融合。秦朝统一六国也是文化统一发展的过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局面，百花争鸣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秦王朝的大一统为当时各种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机会，虽然秦始皇实施的“焚书坑儒”政策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但是毕竟只是一个短暂过程。总体来看，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为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对武术的发展产生直接促进作用。武术在此前的数百年发展过程中，未能形成一个系统内容，但是在秦汉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各种武术流派也开始融合，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武术专门理论。因此，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武术实现融合发展，也使武术和其他文化之间实现了共融性发展。
1.3封建经济发展。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权统一，无疑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国家政权的统一更是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武术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推动。秦汉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随着水利事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提高，直接促使当时主导产业——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科技发展，生产工具也得到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铁制生产工具的产生。在秦汉时期，人们练习武术的铁剑已经开始全面取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影响了我国古代武术发展。可以说，冶金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得到了应用，成为主要武器类型，为武术发展提供具体工具。
1.4侠客遗风。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势力范围，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整个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民族战争史，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争战，诸侯也辅以一些刺杀等非正规手段。荆轲刺秦王、要离刺庆忌等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或者大奴隶主利益，这些侠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侠士代表，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特色的侠士之风，并且对后来的秦汉时期都产生重要影响。秦始皇时期，张良铁饼击秦始皇，后来的季布一诺千金，以至在西汉时期，侠士仍然是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侠士遗风在当时的流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武术发展。
2、秦汉时期武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角力运动更多具有娱乐欣赏成分，特别是在汉朝以后，角力和角抵混合发展，产生手搏，成为一种手脚并用的重要体育运动项目。秦朝角抵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角力活动规则，更多在宫廷之中进行的，而且主要是用于表演和渔猎。正如《史记·李斯列传》中所提到的，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做角抵、优俳之观，由此可见，角抵在当时是和优俳一样，成为当时的表演娱乐项目之一。汉代时期的角抵运动，在吸收其他文化和体育运动项目活动内容基础上，成为一种规模更为宏大的综合性文体娱乐表演项目。在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个东汉时期墓葬，其一块画像砖上就刻有彩绘角抵图像，两个束发裸身的魁梧勇士相互注视对方，对峙而立，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而且两人还用双腿互绊对方，以此来阻止对方下盘步法移动变化。山东临沂发掘的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画中有三人，其中有一人身着长冠，系着赤带，穿着肥袍，另外一人头戴箭形慈姑叶饰，双手佩戴红镯，两人下颌都是上扬着，怒目相视，手臂张开，准备搏斗。另外一人，小帽宽衣，双手交叉而立，大概就是裁判。汉朝的角抵运动不再是宫廷之中的娱乐表演项目，也开始走出宫廷，走进民间，除了一些武术表演以外，而且还包含了魔术、杂技、舞蹈等内容，张衡在《西京赋》中写到“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就是对其生动反映。汉代角抵运动和其他各种表演形式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表演“角抵戏”，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不断，推动了当时武术的发展，军事战争成为推动当时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局面、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交流融合、侠士之风的影响，为当时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和理论基础，各种武术流派和武术理论开始出现，从而推动了秦汉时期民间武术、军事武术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修订版）[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2]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阐述汉代绘画中的装饰元素的艺术特征，表明汉代的装饰元素是可以与中国的现代设计相结合，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继续散发绚丽的艺术光芒。
关键词：装饰元素；艺术特征；现代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98-02
现代设计为国家和企业带来了强大的软实力和无形的财富，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却更显得硝烟弥漫。国家要发达，企业就要强大。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及产品形象，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信息工业正飞速发展，现代设计中的各种视觉元素逐渐成为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悄然无声地促进着国际间的交流与发展。
一、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
在现代设计领域中，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韩文化的流行也显得势不可挡。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在多元化的环境中起步晚发展快，难免急于求成而陷入模仿与跟风，尚未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样以来只能解决一时之需，长久下去只会使我们的作品逐渐远离民族特色和丧失自身的活力。
面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这些设计水平领先的国家，中国的设计该何去何从？我想关键在于树立起既富含有民族特色又洋溢出强烈现代感的设计风格，来体现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特征。
在浩瀚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原始彩陶纹饰、商代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石、隋唐的壁画，还是明清的建筑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寻找答案。
早期凿刻在崖壁和洞穴上的绘画，体现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在原始的环境中，人类使用简单的图形符号来表达情感与信息，例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与图符，都记载下了当时人们的内心追求与期盼。事实上，人类的艺术起源与原始装饰的确有着不可割舍的密切关系。远古的铜器纹样、汉代的四神瓦当、太极图纹、画像石、金石篆刻等展示了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这些有着强烈中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特点的元素，完全可以在艺术家或设计师手中，通过现代装饰手法的加工运用，进行必要的归纳、取舍、夸张，注入新的活力。
回顾以往我国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成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京剧艺术、陶瓷文化等早已成为鲜明夺目的中国名片，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近些年来，唐装汉服等中国元素也重现魅力，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熟知。而我们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又岂止这些，让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绽放绚丽的光芒，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政治经济昌盛的阶段，文化艺术也必然随之繁荣。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汉代成为较早强盛的一个时期，孕育出许多灿烂的文化艺术瑰宝。汉代绘画装饰元素的艺术成就，在历史文化长河中闪现光芒，是否能在现代设计中继续熠熠生辉呢？答案是肯定的。
二、汉代绘画的很多装饰元素符合现代艺术设计的需要
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汉代独特的造型艺术成就，总结其装饰特点，探索它与融入现代设计的结合点。
随着汉代政权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汉代的文化艺术也出现繁荣。再加上厚葬之风盛行，常在墓穴中绘制或雕刻壁画，为后人研究汉代装饰艺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析这些艺术成就形成的深刻社会根源，单从直观的视觉角度、从造型的形式规律上，来归纳一下汉代装饰元素的艺术特点。
（一）简洁概括
汉代很多装饰感很强的画像砖画像石采用了影绘手法，以大块面塑造整体轮廓，通过最大限度地简化局部与省略细节，来表现人物或动物的外轮廓，简洁明确的造型是高度概括与提炼的典范。取其能够生动反映出表现对象特征的角度，提炼出栩栩如生的、质朴大方的轮廓；再对轮廓内部进行合理的加工修饰，用流畅的线条或规律的纹样加以充实。线条的运用也是汉代绘画具有很强装饰意味的又一个突出表现。许多线条简洁洗练，以少胜多，概括性极强。而点、线、面正是现代设计中最基本的造型单位与装饰元素，
汉代这种简洁质朴的装饰风格，符合现代设计对造型的需求。现代设计历经了新艺术运动及装饰主义等种种运动与流派的冲击之后，最终简洁、抽象的风格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当然这种风格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淘汰与选择的过程。简单来讲简洁概括的风格更适合于现代大生产的发展，更适合为民众服务，也符合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审美需求。
（二）优美流畅
线是汉代绘画中最常用的装饰元素之一，生动传神的线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通过长短粗细与曲直润涩的多样变化，使线条饱含灵动的生命力，塑造出或者苍劲有力、或者优美流畅的艺术效果。
灵活变化的曲线，把各种繁杂的形象调整于单纯统一的画面中。往往寥寥几根线条，就能把物象的轮廓描绘得逼真传神。轮廓中又适当地加入斜线与弧线使其更加饱满充实，周边装饰以水平或竖立的直线。整体画面相互协调，动静相宜，显出顺畅而质朴的美感。
现代设计历经了过于生硬和公式化的单纯主义及国际主义风格，正需要将传统和历史的装饰元素融合进来，使作品更加多彩纷呈，更加生动有趣。汉画中的许多装饰元素符合了这一发展趋势。线条的运用灵活变化，装饰手法的丰富多样使原本抽象的简洁造型变得活跃优美。现代设计中常融入传统古典的元素，汉代的装饰资源无疑是一座巨大的素材宝库，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开启宝库的钥匙，绚丽的财富必然展现在眼前，为中国的现代设计增添独特的魅力。
（三）条理有序
汉代的装饰绘画，把各种不同的形态进行了有条理的加工，追求造型之间起伏的节奏与韵律，线的粗细、疏密、虚实等交替变化，体现了汉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水平，与现代设计所需造型的基本要求相一致，为设计与创作提供了参考资料。哲学中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条理化的装饰可以把凌乱的形态统一起来，呈现出和谐优美、庄重有序的形式美感。
（四）形神兼备
古有“形神兼备”之说。形指万物之象；神是万象之魂。具有美感的艺术形象，需要把现实生活与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提炼和适当的夸张变形，从现实中来又脱离真实原型的束缚，更加鲜明突出地展现形象的特征。汉代绘画多运用象征手法含蓄地追求形神兼备地意境，以流动的线条造型，以粗犷的形体取神，创造出一个个生机盎然而又古朴凝练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体现出汉代劳动人民质朴的精神风貌。
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社会人文的变迁、哲学思想的交替，历代的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形”与“神”，阐述了不同的见解， 做出了对艺术表现问题的思考和转换。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曾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这表明新一代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与物象本身着眼，形成了对“神”的新的见解，即用体现新时代、新神采、新气象的艺术语言方式，传达出当代社会中视觉文化的宽蕴之气、通达之神。现代设计师要学习这种传统的艺术思想，实现于自身优秀的设计作品之中。
（五）色彩明快
汉代绘画的色彩鲜明艳丽，同样具有强烈的装饰特征。壁画中的车马有枣红、黄、黑之别，仪仗人物服饰有褐、绿、红、白、黑等不同。南越王墓前顶部及四壁朱墨彩绘的卷云纹壁画，色彩绚丽，装饰效果显著。帛画的技法在用线、设色上更有所发展，使用了朱砂、石青、石绿、青黛、藤黄、蛤粉、银粉等多种颜料，设色饱满浓重，格调富丽华贵，显现出清晰明快的装饰美感。
三、多样化的现代设计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元素来充实
丰富的传统装饰元素在设计中的回归，是中国艺术设计发展的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并且再创造的过程。对特色鲜明的汉代装饰元素的加工运用，是体现民族特色设计的道路之一。要找到符合设计主题的切入点，要使设计既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感、民族性，又能够传达出鲜明的文化意义和现代审美特征。
我们要探索如何运用汉代装饰手法与国际间的现代设计语言相互对话、相互沟通，从而在现代设计中凸显中国文化艺术的生机与力量，这既是从象征和审美表现的角度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在当今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要探索如何把辉煌的汉代装饰元素运用于现代设计中，带动更多更丰富的传统文化从历史中走出来，让灿烂的民族文化艺术继续在现代社会中熠熠生辉。
项目名称：汉代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项目来源：QN2010029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9.
[2]古月.传统纹样图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
摘要：在欧洲地区发展盛行的吉他和中国民族乐器琵琶，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却有着相似的外形架构、相似的技法，它们之间是否有着相同的祖先或是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为此，本文将从它们的发展历史进行推断、探索、证实它们之间的远亲关系，为今后两种乐器在演奏技巧上提供借鉴。
关键词：琵琶；吉他；远亲关系
琵琶是我国民族乐器音乐表现手法极为丰富的器乐之一，流传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种有着复杂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极具民族色彩的音响效果，这使琵琶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中的魂宝。吉他则是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弹拨乐器。两者发展于不同地区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如演奏技法、外形结构等。本文将从它们的发展历史进行推断、探索证实他们之间的远亲关系。
一、琵琶和吉他有共同的发展历史
考古学家在肯达拉的石雕上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的两种鲁特琴。第一种和欧洲的鲁特琴及中国的琵琶外形相似，即所谓的梨型（PEAR SHAPT）乐器；第二种鲁特琴的响胴中央变细，与现代吉他极为相象，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响胴与棹柄的区分不明显。石雕上的鲁特琴，没有使用匹克，而是用右手指直接拨弦。
琵琶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及曲项琵琶演变而来，据史料记载，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得较早，秦、汉时期的“秦汉子”，是直柄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共鸣箱两面蒙皮），它是由秦末的弦鼗发展而来的。对于曲项琵琶的来源《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可见曲项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国，根据有关史料分析，南北朝时（约公元四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有一种梨形音箱、曲颈、四柱（今谓相或品）、四弦，用拨子演奏的弹弦乐器由印度、波斯（今伊朗）通过西域地区传入北方，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为区别于当时流传的直颈圆形的秦琵琶，故名曲项琵琶又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胡琵琶或胡琴，宋代以后迳称琵琶。但是据《通典》记载“曲项……本出自胡中，俗传是汉制”也就是说曲项琵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丝绸之路之间的西域。在西域文化史上，一二世纪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国四弦琵琶的梨形鲁特琴，这种鲁特型乐器梨形曲项（形状）、横抱（弹奏方法），琴弦的尾部有挂弦的缚弦，因此推断这种鲁特琴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四弦曲项琵琶十分相似。可见我国的曲项琵琶与巴基斯坦的鲁特琴有着直接的关系。
吉他流行于欧洲，学者们在西尔库罗多的古屋里发现比肯达拉的鲁特琴更象欧洲吉他的鲁特琴被描绘在巴基斯坦的一块叫米兰的石墙上，经鉴定完成于公元3世纪，这块壁画很明显地受到肯达拉艺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从1世纪到3世纪，通过文化交流从肯达拉到巴基斯坦地区（琵琶也曾在这个时期出现通过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流传到中国），已经开始使用吉他型的鲁特琴了，而它们所产生的年代，正暗示了这种吉他型的鲁特琴是从肯达拉传入欧洲米兰的。这些鲁特琴都比前面所提到的埃及鲁特琴更接近于吉他。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如果欧洲的吉他和鲁特琴同样是从阿拉伯人的手中传入欧洲的话，那么这种吉他的原型乐器应归属于埃及的鲁特琴。因此，我们又可以推定它是经过印度到波斯一带的地域而传入欧洲的。由此可见琵琶与吉他都是通过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而分别传入中国和欧洲的。
二、琵琶和吉他既有相同的演奏技法
《彝族舞曲》是我国著名柳琴、琵琶演奏家、作曲家王惠然1960年写的琵琶曲。曲中以抒情优美的旋律，粗犷强烈的节奏，描绘了彝家同寨迷人的夜色和人们欢乐舞蹈的场面。1987年中国古典吉他大师殷飙将《彝族舞曲》编配为古典吉他曲目。通过对琵琶及吉他两种乐器弹奏《彝族舞曲》分析比较，发现两种乐器演奏出来的效果极为相似。如：乐曲第一段是散板式的引子，缓慢的旋律进行，衬音和装饰音的运用，形象地描绘出恬静而迷人的夜色，在La（6）固定音长音的背景上都运用了琵琶技法中的“轮指”来表现幽静而朦胧的夜景以及隐隐约约的笛声。第三段和第四段音乐节奏欢快，刚劲有力，它描绘了彝族青年粗犷、热情爽朗的形象和健美膘悍的舞姿。在技法上都运用琵琶的“扫弦”和“轮指”的技巧，刻画了小伙子们跳舞的阳刚勇猛气质，使舞蹈场面更为热烈，曲中还应用了泛音、滑音等技巧。1989年8月，殷飚应邀参加了由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主办的夏令营独奏音乐会，又演奏一首著名的琵琶曲改编的《十面埋伏》，受到热烈的欢迎。吉他是流行于西方的乐器，却能演奏中国古典琵琶作品，且能将琵琶原曲的效果体现出如此完美，同时还能将琵琶的技法应用其中。在琵琶演奏技法的抱琴方法中曾与吉他一样都是保持法。据论文《琵琶抱持法分段析》中的40个图例分析琵琶演奏法可知，在北魏、隋唐诸代音箱呈梨形、四弦、无品的琵琶、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齐、鲁两国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这两种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一经结合，便形成了两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镐京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次，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取士，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学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多数藏友初见这枚鹅形砚滴都要玩赏一番，若非仔细审视，一时半会儿还瞧不出端倪。其造型为S型形态，长6厘米，高约3厘米，乍看如同一枚金汤匙，但柄部过于短小，且“勺”型匙底又过于扁平；再看其上满工雕刻，惟妙惟肖的鹅形神态，必是文人墨客雅玩清供的物什——砚滴。
砚滴又称水滴，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专供研墨用的滴水器皿，是历代文人墨客案头不可缺少的文房用具。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最初古人研墨时，用的是各种形状的水壶、水盂等器皿，但在使用中发现，用水壶、水盂往砚池里倒水时，水流量往往很难控制，于是就改进和发明了便于掌控水量、专门用于研墨时使用的文房用具，这就是砚滴，也称水滴、水注、书滴、蟾注等，且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盂”。《饮流斋说瓷》有云：“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日滴。”具体出现的年代已不可考，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文中所说“古人”语焉不详，但滴晚于盂则是不争之实。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砚滴的出现不晚于汉代，最早为金属制品，后改为陶、瓷、玉、石等材质。其样式不定，历代均有创新。
砚滴的体积不大，多为中、小型器物，可单握于掌上，既便于研墨时使用，也便于平时把玩。少数大型砚滴多供观赏之用，因使用及把握不便较为少见。砚滴的造型千姿百态，极为丰富。大体可分为几何形、象物形和异形等，题材多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地域习俗密切相关。如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砚滴，题材多为飞熊、卧羊、貔貅、金蟾等灵兽类，而到了宋代，砚滴的题材则已繁衍到人物、鸟兽、瓜果等众多领域。其风格也由最初的庄重神秘转向雅致精巧，从而也更加符合文人墨客的口味。
这件唐代鹅型金砚滴并不多见，特别是这枚砚滴的形状依据勺形而雕刻成鹅形，更为难得。虽然天鹅在彼时并非珍禽异兽，但却是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极度发达的一个见证，天鹅在西方文艺中多有体现，是以鹅形砚滴并非后代臆造之物，而是当时工匠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再从造型上分析，虽然此砚滴不是传统的壶形，但贮水不多，易于控制，从《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的“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可谓正合其名。而且真正出现砚滴名称，始见于唐朝，在《全唐诗》卷八一九《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中，就有“砚滴穿池小”一句，可知当时已有“砚滴”之称谓。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分析，此唐代鹅形砚滴应该在当时就能称得上珍奇物品，而岁月流转千年，真金历经沉浮重见天日，带给人们一卷盛唐诗词的墨香。
(责编：石晓)
［关键词］千渭之会；陈仓斜道；陇关道；渭源；泾源；乌兰关；腾格里沙漠；凉州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31-02
丝绸之路为人类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然而2000多年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能阐明丝绸之路开拓于何时，从哪里到哪里，有多少里程。尽管现有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很多，如严耕望先生的《唐交通图考》（共六卷）；孟凡人先生的《丝绸之路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等，但由于作者是利用典籍史料，未亲临现场，以至有不可思议的错误和空缺。笔者从2008年4月30日至10月13日，五次到河南、陕西、宁夏和甘肃等地，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并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以及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陕西、甘肃中东部丝绸之路的线路进行了考查。
一、陕西、甘肃中东部丝绸之路南线的形成与发展
（一）秦国的历史发展与渭水道路的开拓
秦的先祖秦襄公，善养马，其发祥地、根据地在陇山以西今甘肃的天水、礼县、清水一带。
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立国（前770）。
秦文公东猎千渭之会（前762）时秦国已据有关中西部。
秦武公十年（前688），伐（今甘肃天水市）、冀（今甘肃甘谷县、武山县）即秦的势力向周边扩张，据有渭河流域的天水市、甘谷、武山县。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为向东与关东六国争霸，解除后顾之忧，向西北辟地千里，灭国十二（有史书记载为三十的）。
秦献公、孝公时（前384~338）渭源地区的“o戎”已并入秦，秦于此地设置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区“道”。秦国的疆域已越过渭水的源头达到洮河流域。渭源即河源源头，早在战国时古人已经认识到渭源地区的“鸟鼠同穴”这一生物现象。《尚书・禹贡》不满1200字记载中有三次提到鸟鼠同穴山。
秦昭公二十八年（前279），设陇西郡治于今甘肃临洮县，并于临洮县城北三十里墩开始筑长城（一为秦昭公三七年），向东南经渭源、陇西、通渭，以保卫陇西地区的交通畅通。
上述秦国兴起、发展逐步开辟了从雍城至咸阳再向西沿渭水的丝绸之路南道。历史事实验证了中国著名交通史学张星R先生所说：“鄙意秦皇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意。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亲人，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
（二）千水河谷的开发和利用
从咸阳沿渭河到陈仓（今宝鸡市）峡口，因渭河曲流发育、河谷深切，道路受阻。陈仓斜道受险阻，迂回绕道千水――清水河谷。
向南寻求秦岭通道，秦岭为东西走向山脉，无与秦岭平行的东西河谷可通。
向北，是陇山。陇山是六盘山的南段，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东、西两侧有对应的溪流、河谷可供通行。
但距渭水谷道最短距离的有两条：
1．从宝鸡市向北沿金陵河经县功镇、香泉、通洞、凤阁岭、吴璧教焖。该线绕行过多，又越几道分水岭，虽然能通行，但不便捷。
2．千水谷道除今固关镇至陇山顶一段崎岖外，大部分地段河谷宽广，宜农宜牧。
千水河谷处陇山东、西两侧，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商周时期与羌族有关的刘家文化在宝鸡、平凉、天水地区相同，可能商周时已有通道。秦文公千渭之会，经此道由陇西跨越陇山到千河下游今凤翔县长青镇。
西汉初年在千水河谷险要处设陇关（大震关）。此后为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必经之地。
东汉光武帝征隗嚣（建武八年，公元32年）曾数道上陇，但主干道是千水河谷。
自千水河谷道通行之后，陇山仍为华夷之分界。古人俗语云：“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泰川，肝肠断绝。”
（三）千水谷道的畅通，决定了关中西部道路的走向
1．咸阳沿渭河二级台阶地经兴平、杨陵、绛帐、蔡家坡、虢镇、陈仓。
2．咸阳、兴平、马嵬坡、武功老县城、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
两条道路相比：前者仅通陈仓；后者直通陇西，切走“弓弦”，便捷，故此道延续至今。
二、陕西、甘肃中东部丝绸之路北线的形成和发展
从关中中部的咸阳、长安出发，经醴泉、乾县、永寿，沿泾河经彬县、长武，甘肃的泾川、平凉、泾源，北上到宁夏的固原，越六盘山又经海原，再经靖远、景泰、古浪到武威的丝绸之路北线，开辟于战国，到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才全线贯通，并西到今新疆境内。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腾格里大沙漠与陇中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从古浪到景泰这一带东西蔓延的是大松山，大松山北坡由于植被茂密形成许多河流、北流至腾格里沙漠南缘或消失于沙漠之中，或东西漫流，形成一些便于通行的河道和易于垦种的农业区。民国《重修皋兰县志・山川》记载，自明清（以前也可能有）以来，森林遭受严重破坏，河水流量大减或干涸，这一带则比较荒凉，但在汉唐时期这里的生态环境要比今日好。
（二）汉代、明代的边塞、长城、烽燧遗址
历史地理学家李并成教授、文物考古学家吴i骧先生在这一带经过艰苦的实地考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塞与明长城、烽燧的珍贵资料。
对于汉塞遗址，学者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汉塞就是西汉时修筑的长城，一种认为汉塞是明初修筑的长城。但无论如何，明代长城的修建利用了汉塞遗迹、遗址。
（三）古浪县汉代朴县城址和景泰县汉代媪围县城址
汉朴县城址在古浪县民权乡大景河东岸，当地群众称“三角城”，由于残破实为四边形，有城墙遗址，有汉代绳纹砖等遗物。汉媪围县城在景泰县东南卢阳镇东吊沟村北台地上，有城墙，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50米。这两处汉代县城的位置与周边的地理环境证明是汉代所建。
（四）沿汉塞、明长城早期人类居住的遗址、遗迹及历代移民实边、屯田房舍和阡陌废墟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为抗御匈奴，保护打通长安向凉州的通道，修筑长城，保卫长城要戍边、屯垦戍守。屯垦必须畅通交通，设置驿站，因此，长城、屯田、驿站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条丝路是从今靖远县西北的索桥或北城滩（唐乌兰关）渡黄河，西北经媪围县城北，西北越昌林山，经朴城，西北至凉州。
这一推论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73～1974年、1990～1992年在居延出土汉简和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证实，这200余公里的驿、置和里程如下：
居延汉简74EPT59582
姑臧67小张掖60T次90里90居延置90媪围
悬泉置汉简90DXT0214①130
关键词：中西文化；定义；交流；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熟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再加上网络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交通和通讯的无比便利，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期。自然而然，中西方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代的张骞通西域，自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便再无中断，即使是战争期间，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火如荼。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且具有权威的。泰勒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尽管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统领的主流文化。
同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都是气象万千，源远流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具体地域上，就是指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统中占有统治地位、被普遍认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种亚文化不包含在内。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从开始。清代后期，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迫打开，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争先恐后地，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泾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它们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近些年，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组织庆祝节日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欢迎。所以当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显得多元化。不仅有西方对中国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事实上，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自上而下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都参与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娱乐文化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传统娱乐观念。比如说作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不仅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娱乐文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使当代中国人更倾向于这种文化娱乐方式。还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饮文化、着装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在西装已经成为中国普遍的服装，当然在全世界这都是基本惯例；快餐上两大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疑问，早已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住建欧式别墅，去西餐厅吃各种西餐，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讲英语成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为甚者，在西方的节日面前，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堪一击，现在我们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甚至愚人节，而我国本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俗，逐渐被人忘记。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人重利，这种观念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关于利和求利、钱和赚钱的传统看法。个人用正当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润，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恶的事情，而逐渐变得正当合理，相对应的金钱也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万恶之源。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金钱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汉语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毫无疑问，汉语的对外输出是国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汉语热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汉语志愿者走出国门，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数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据报道孔子学院如今已经遍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学院和教学点总数已达 140 多所。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武术。它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中华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开始的时候，武术为国外所认知与了解，是通过那时候的中国武侠电影的风靡而走向世界的。现如今，在国外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武术是神秘而又极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国人迷上了武术，或者在当地学艺或者直接来到中国学习。此外，还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很多西方国家的客人逐渐能够接受中餐，学会了使用筷子，夸赞并喜欢上了中国美食。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其实是输给了西方国家。西方的文化已经逐渐开始深入中国并影响到大多数国人，而中国的文化，在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微乎其微，中国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一方面困难与希望同在。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抵挡住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应当如何借助高科技传媒技术将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扩大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于语和. 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
张骞没有想到，汉武帝也没有想到，他们联合月氏，“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自此凿通了一条中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交流融合的大通道，不仅使得现今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并密切起来。中原文明自此传播至西域乃至更远，西域诸国的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传播到了到中原。而从此，敦煌这个名字在史书上有了记载，也自此拉开了中西方文化等诸方面交流融合的大幕。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场景（图1）。
时隔700余年之后的隋大业五年（609）三月，一个后来饱受诟病的帝王――隋炀帝率领率文武百官、嫔妃、侍从及40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出发，出陇西，经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今西宁北川）、月星岭（今达坂山），横渡黄河、浩（今大通河），穿越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青海湟中的捷径），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在这里，他召开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登上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焉支山），接见了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国王及使者。这次张掖盛会，《通鉴》如是记载：
（六月）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Y，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以通西域之路。
据此观之，此次盛会盛大异常，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首屈一指的，隋炀帝此举功不可没。（由山丹当地书画家陈希儒创作的巨幅国画《隋炀帝西巡焉支山》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见图2）
另据《隋书・西域传》称：“万乘西出玉门关。”宋人傅佐良《武经总要》也说隋炀帝最西到了玉门关。据说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穿越大斗拔谷后，西向出玉门关，巡视河西。直到九月，返回长安。也就是说隋炀帝在河西地区活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件中有一《甲具弓箭堪检牒》残片，这是一件有关大业五年（609）六月十五日对甲具弓箭等武器进行严格管理的文书，而此时正值隋炀帝西出玉门的前后时间段内。这件实物史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整个河西地区处在状态，以确保隋炀帝的出巡安全。但隋炀帝是否真的继续西行，到达玉门关外，迄今并无实证材料。舞剧《丝路花雨》中西域二十七国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壮观场景，即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另外，在隋代立国的37年中，敦煌莫高窟开凿了100多个隋窟，是现存前200年洞窟的三倍，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当时敦煌佛教的繁盛。隋炀帝三次颁舍利于天下，第一次的三十州中，就有敦煌，《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记载隋代仁寿元年曾在敦煌崇教寺建舍利塔，但这件事在敦煌地方文献中并无留下明显的痕迹，《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的记载也相当简略。敦煌遗书中有三份适用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董保德重修普净塔功德记》，其中的一份长期被忽略，王惠民先生通过综合研究，考证出正是这份未受重视的《功德记》中所提到的普净塔有可能即是隋代崇教寺舍利塔。若果如是，那么，隋炀帝西巡的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已不需要再作过多说明。
但无论怎样，隋炀帝此次西巡，经常被后人说成是穷奢极欲之举，这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因为正是由于此次西巡，取得了亲征吐谷浑的巨大胜利，迫使吐谷浑主南遁，内部分裂，势力大减，有效保障了陇右地区的安全，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西巡和大规模的设郡置县（先后在今青海湖东岸、青海湖南，今新疆罗布泊南、新疆且末县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各辖二县），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新附地区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西巡解决了长期以来中西交通不畅的现实，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张掖举办的大规模的经贸文化盛会，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更向各国表达了与之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
当然，这次西巡的决定和张掖盛会的举办还需要提及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裴矩。隋炀帝时，任裴矩为驻张掖特使，主管同西域各国商业和文化的联系，并导使西域各国首领入朝。就这一点来说，裴矩无疑是成功的。他对西域各国的山川、风土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现自东汉以后中国对西域各国情况知道太少，遂在张掖、武威管理商业交通事宜的同时，广泛地采访了西域各国的商人，收集了这些地区的政教、风俗、山川、交通、物产等大量资料，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叙述了四十四国的情况，上奏朝廷，并也因此促成了隋炀帝的西巡。
一个郎官的创举，一个帝王的巡视，终于奠定了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大通道的坚实基础，从此，在这条道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东来贸易，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而敦煌（沙州）、张掖（甘州）、武威（凉州），一个又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由此兴盛起来，尤其是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三道汇集之处，俨然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
1000余年之后，公元1877年，这条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分别出玉门关和阳关，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陆路大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定下名称。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但这条道路，实际上远不止是一条中国的丝织品传播之路，也是一条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文化之路、科技之路……
与张骞凿通西域的壮举相隔2000余年，与隋炀帝西巡相隔1400余年，与李希霍芬为丝绸之路定名100余年之后，时光的指针指向了2016年9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盛大启幕。这是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唯一以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和国际化盛会，是根据敦煌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敦煌文化巨大的当代社会和人文价值，提出的进入国家战略规划的重大节会平台。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85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的95个国外代表团会集敦煌，回顾东西方文化悠久历史，展望“一带一路”建设的广阔前景。同时，本届文博会举办的文化年展总陈展面积为3.6万平方米，共展出61个国家和国内15个省（区、市）送展的8000余件展品，涵盖了历史文物、美术摄影、创意设计、动漫制作、非遗保护、图书发行、丝织印染、瓷器烧制以及我国航空航天技术成果等10余种品类，它以文化为纽带，将穿越千年历史的东西方文明鲜活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中，由甘肃著名画家莫建成先生主创、甘肃著名画家王骁勇先生主笔，历时近两年完成，在文博会中国馆展出的巨幅长卷《敦煌印象 丝路虹霓》生动展现了丝路文明发展的历史（见图3）。
文博会的举办不仅打开了一扇敦煌乃至甘肃面向世界的窗户，更是提供了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这是开放的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切实举措，也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机遇。这次盛会的举办，与千年以前隋炀帝在张掖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不是通过夸耀“以示中国之盛”，而是抱着平等合作的态度向世界敞开襟怀，共同谋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福祉，共同携手实现“美美与共”的新愿景。可以这样说，张骞是凿空丝绸之路第一人，隋炀帝奠定了丝绸之路逐步走向兴盛的良好基础，而千年之后的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则再次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崛起、经济发展搭建好了前景广阔的平台。
文字是人类由蒙昧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上，各大古代文明都曾创造自己的文字系统，如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和玛雅图形文字等，但是除了汉字以外，绝大多数古文字后来都没有延续下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在古代就已出现、留存至今并被广泛使用的文字。汉字作为文化载体，不仅记录和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现象。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据考古发现，至少在170万年前，华夏大地上就已生活着古人类。但是作为语言书写体系的文字的出现，却要晚得多。文字产生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交际对突破有声语言时空限制的需求，二是对绘画、刻符能力的掌握。因此，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考古证据的局限，学术界对汉字的确切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899年在殷墟发现的距今约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是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商代甲骨文造字方法齐全，能够完整地记录句子，已经属于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由此推测，汉字的形成时代不会晚于夏代初期，距今时间至少在4000年以上。
汉字形成以后，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字体等方面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早期出现的甲骨文主要用锋利的小刀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笔画瘦劲方折，字体具有很强的图画色彩，从商代沿用到西周。与甲骨文时代相近的还有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笔画厚重朴实，象形程度也较高，但字形结构比甲骨文规范齐整。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主要刻于青铜器和石鼓上，笔画变得均匀柔和，并逐渐脱离图画的原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体沿用大篆，但写法各异。秦国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在大篆基础上创制出小篆，形体结构趋于定形和规范。篆书虽然优美，不过需要相当的书法训练才能书写，因此秦代又出现了隶书。隶书在结构上和小篆基本相同，但把原来圆转的线条改成了平直的线条，书写相对容易和便利。到汉代，隶书成为正规的字体，形成了一套由点、横、竖、撇、捺组成的笔画系统。隶书的出现，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常将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篆书以前的文字称为古文字。在汉代，隶书继续发生演变，出现了楷书。和隶书相比，楷书字形由扁改方，笔画变挑法为勾撇、变波势为平直，显得方正、端庄和严谨。楷书在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魏晋以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通行至今。同楷书情况相似的还有行书和草书，它们也是形成于汉代，其后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
汉字的发展和传播
作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如影随形。首先是文字数量持续增加。现代考古收集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600多个，金文单字约有3700多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三国魏时张揖《广雅》收字18154个，北宋陈彭年等人编修的《广韵》收字26194个，明代梅膺祚《字汇》收字33179个，清代《康熙字典》收字47043个，民国时期《中华大字典》收字4.8万多个。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编撰的《中文大辞典》收字49905个，祖国大陆2010年修订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60370个。其次是造字方法日臻完善。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构造方法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和假借字，另外还有20%是形声字。由于形声字能够同时满足见字知音和见形知义两种需要，因此在造字表达上有着独特优势。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形声字所占比例迅速提高，西周末年超过50%，《说文解字》中超过80%，现代汉字中约占90%。鉴于形声字在汉字中的主体地位，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汉字并非单纯的表义文字或表音文字，而是形、音、义一体的意音文字。
汉字从诞生之时起，就表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受汉字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了汉文字体系。许多讲方言的汉族和讲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都曾直接借用汉字或者利用汉字笔画、偏旁、部首另造新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比如古代北方地区的契丹族参照汉字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西北部地区的党项族采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西夏文;湖南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妇女仿照方块汉字(被称为男字)，创制了呈长菱形外观的女书。另外，壮族的方块壮字、苗族的苗文、瑶族的瑶文、侗族的方块侗字、布依族的方块布依文、哈尼族的老哈尼文、白族的白文、仡佬族的仡佬文和水族的水书等，也都是大量借用或仿照汉字创制的。汉文字体系的形成，加强了汉族各个地区之间、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汉字除了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和使用，还远播中国境外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汉字的境外传播，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唐宋元明时期达到鼎盛。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都长期直接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正式文字，直到后来在借鉴和吸收汉字的基础上，分别创制出谚文、假名和喃字，才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正式文字。即使是这些正式文字，依然存在大量整体借用或夹杂使用汉字的现象。进入近代以后，受多种原因影响，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现象，其中越南更是采纳了纯粹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并最终取代了喃字。然而，汉字文化正如同中华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通过对外长达数千年的密切交往，已经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绝非朝夕之间可以轻易改变和简单消除的。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和文化影响不断扩大，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汉字热，比如制定和汉字规范标准，将汉字学习重新纳入大中小学各级教育，推出专门的汉字能力检测考试等。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借鉴外，民间力量在汉字对外传播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向海外移民自古以来持续不断，在亚洲乃至欧美各国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它们都是汉字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大量建立，成为传播汉字和汉语、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有效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