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9: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事调解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标准以及民事赔偿情况与量刑的关系
附带民事诉讼从其程序价值上来讲，主要是被害人通过诉讼挽回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物质损失。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也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益遭受的损害。一般意义上的“物”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鉴定或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相比较予以确定，赔偿范围比较直观，实践中容易把握。而人身伤害和被害人死亡的案件的赔偿范围则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在司法实践中，赔偿范围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利津县人民法院大多数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并在法院对刑事部分作出判决前得到履行，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具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加上法定的、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庭本着惩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对被告人适当予以从轻处罚。
二、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要点
1、从宏观上把握案情在细节上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办案人员首先通过了解刑事案件案情，弄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案件发生后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在了解案件基本事实的同时，详细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方的生活状况；当事人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侦查阶段、审查阶段是否进行过和解；在以往的和解过程中双方已取得哪些共识、存在哪些分歧；如果双方有和解的基础，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把握当事人双方参与调解的愿望和目的。案情不同当事人参与调解的出发点就不同，但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被告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在经济上给被害人赔偿来获取被害人的谅解、创造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对被害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所以，法院要根据各自的动机，有针对性地做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另外，还要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考虑具体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法院作为调解工作的主持者，要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认识调解的作用，并充分调动双方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充分发挥案外人的积极作用借助外力促成调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一般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大部分被羁押在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亲自参与庭前调解，多数被告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此类案件的调解，更有必要借助关心被告人且有一定赔偿能力的其他人员的力量促成调解。
3、谨言慎行把握好调解工作中的“度”
在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要恰如其分，不能为促成调解而言过其实，更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否则就会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绝大多数被告方会在调解中提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就要求给予被告人判处缓刑。被害方也往往会许诺，只要能获得赔偿，就撤回对被告人的控诉，或者要求法院判处缓刑。面对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依法予以驳斥。要谨言慎行，保守审判秘密，在宣判之前，对刑事部分的裁判结果不能向任何人批露。
4、善始善终把握好调解工作的“终点”
这里的“终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能久调不决。对不具备调解可能的案件，要及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绝对不能出现因调解而导致被告人超期羁押的现象。其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案，不仅要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且要求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内容。一般不提倡附条件履行和分期分批履行。司法实践表明，调解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一旦刑事部分宣判生效后，对调解协议中尚未履行的部分，被告方经常会出现拒绝履行的侥幸心理，或者以对刑事判决不满为借口，故意拖延履行，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最终未得到赔偿而产生情绪，最终出现案结事未了的局面。
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对刑事法官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应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还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表现，在庭前法官通过和当事人初步接触，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动态，通过释法答疑征得当事人对法官的认同，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极力要求调解，被告人履行能力强的案件及时作出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在庭前不能形成一致认识的案件则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明确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庭中法官趁热打铁，一气呵成，继续对案件进行调解。庭中调解不成，可以庭后进行调解。在调解工作中，法官要有责任心、公心、耐心、细心。综合考虑本地风土人情、人文特征和社会环境，以高度的责任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用公心赢得当事人的认同。面对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不高的现状，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解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细心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被害人能够接受的赔偿底限、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通过爱心感化、换位思考、调中答疑、协助调解、调判比较五个步骤促成调解。首先法官将仁爱之心融入调解工作中，通过言行举止感化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奠定感情基础。其次让被告人和被害人换位思考，使当事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而为调解奠定心理基础。调解过程中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为顺利调解奠定法律基础。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借助案外人的积极作用，为促成调解奠定群众基础。最后法官通过诠释法律，对比调解和判决对于双方的利害，让双方当事人权衡利弊得失，为促成调解奠定思想基础。
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出现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案件，但是由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人身及财产损害，这样一来就使得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民事赔偿的问题的解决客观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和判决工作产生了不同于纯民事侵权案件的上述特征。
通过对实践中办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来看，审判人员都是带着对被害人的深切同情及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裂痕的司法理念，细致耐心地做着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即使最终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及时地作出判决，从而使当事人息讼。通过两年来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及审理工作，也发现存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1、关于户口性质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等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依据进行计算，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性质如何界定？司法实践中，这种居民性质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而据此确定的赔偿数额存在具大差距，导致“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农村老百姓的具大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上访等事件的发生。如果统一实行以城镇居民为依据计算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情形的话则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履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建议实行统一的、客观的赔偿标准。
2、关于司法鉴定问题。在有些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做出伤情或伤残等级鉴定后，另一方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违公正，允许的话对审限期又是一个挑战，只能与公诉机关协调，办理延期审理手续，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使工作陷于被动。建议对于一般伤情或者伤残鉴定的鉴定期间不计入审限。
3、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4、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在调解数额上分歧过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法定的赔偿数额、情节及幅度不甚了解，导致现实中原告的调解数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数额及法定补偿范围，而对于高出的部分又没有相应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被告人一方很难认可，造成双方分歧较大，难于达成调解协议。
5、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不正确的态度影响调解的成功率。由于法律赋予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较高的诉讼地位，就使得其与被告人的地位不像在纯民事诉讼中的绝对平等，更由于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量刑，所以原告对赔偿问题的态度、对调解工作甚至被告人的量刑影响过大。
6、被告人无实际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得到最终的赔偿。这个问题是当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最现实的难题之一，也可以说是调解工作能否成功的最关键问题。
7、多被告人共同侵权具体责任难于厘定。共同犯罪致人损害，如果在致害人和被害人都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分清责任，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数额，各被告人都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十分明确，也更易于接受调解工作。然而，在多数的案件中多被告人的致害责任不能分清楚，而且这种情形在具有多被告人和多被害人的案件中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目前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法官的公信力，调解制度是借助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2、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3、审判人员要依法行使释明权。一般来讲，被害人到法院来要求赔偿首先是情绪比较激动，希望可以通过法院追回损失。其次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标准、幅度等不了解。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把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4、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全面提高调解效率和案件质量。要认真落实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合法、及时”的有关规定，严格规范诉讼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彻底解决个别案件久调不决、以拖压调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单纯是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一项由方方面面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诉讼调解中，我们主张不但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充分借助于纠纷当事人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委会、亲属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重视对当事人单位、亲属等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案件背后的深层性矛盾，才能透过案件本身发现社会问题所在，从而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
5、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大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要在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的同时，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力度，要强化调解措施，注重调解方式，讲究调解艺术，不要片面追求结案率，要多做调解工作，做到能调尽调，从根上化解矛盾，做到依法办案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它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首先，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其次，它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法院负担；再次，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其广泛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早在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后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
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①。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过宽。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不依法执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同时，法院实质上是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三、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且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且由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1、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2、调解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回避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困难的问题；3、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②。特别是由于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且大部分地区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诱惑。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由于主持调解的法官就是案件的审判者，因此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这不仅违反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且容易导致调解结果有失公正、滋生司法腐败、损害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四、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签收前可以反悔。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而笔者认为该规定：1、违反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自己的意志的行为与《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相悖，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2、损害了法院的权威。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如对当事人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将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3、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4、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5、使的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改进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3种模式：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以德国、中国为代表；一种是调审分立式，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一种为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以美国为代表。③基于前述调审结合模式的调解制度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具体设想是：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与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与庭前程序。庭前法官在归纳和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分配举证责任，整理、冻结证据（它包括对证据合法性的初步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的核对，确认证人，双方交换证据，对证据进行初步质辩等）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庭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作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的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件都未到达开庭审理阶段，而在庭前准备程序以和解或其他通过谈判交涉的方法得到了解决④。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精审判”。
二、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
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鉴于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可特别规定离婚案件法官可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另外为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通过设立调解期限，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以提高诉讼效率。
三、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案件：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
四、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禁止“背对背”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另外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不应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调解。鉴于我国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如果当事人调解不成时，法官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以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成为调解的原则。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当事人自愿、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则。对自愿和合法原则学术界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有学者认为，调解应当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前提，因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法官的素质不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袭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无异于赋予了法官以职权任意干预、处置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力，法官的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这不仅不能实现设立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使当事人真正在平等协商中解决纷争。因此，现阶段调解仍应坚持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如当事人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前达成调解协议，则可向法院申请撤诉，这样同样能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笔者认为：1、在现有的调解模式下，上述观点在防止司法不公方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如果实行调审分离，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由于撤诉与调解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以调解结案的当事人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以撤诉结案的当事人却必须重新。因此对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之前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的，如仅允许当事人以撤诉结案，不允许当事人以调解结案的话，那么大部分当事人为保证调解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宁愿继续诉讼，这样设立调解制度以便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因此不应将“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原则。
六、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严格加以限制。
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法；2、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使得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①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②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论文关键词 调解原则 优越性 反思 完善
一、民事诉讼中调解原则的文化本源及功能分析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在西方被誉为“东方经验”，在中国也被认为是“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的感染下，“和为贵”“忍为上”成为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如孔子的“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便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的产物。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认为法律仅仅是确立和维护“君臣父子”道德准则的辅助手段，主张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重视道德感化作用。儒家思想培养了中国特色的“伦理法”性格，老百姓常常出于面子，恐伤和气，不轻易将争端诉诸法院。在清代的官方表达中，民事诉讼的增加并非善良百姓所为，善良百姓总是远离法庭，而是一些奸狡之徒与邪恶胥吏为求得不义之财挑起讼案。按照儒家观点，调解应当比官方审判更强调人情和天理，或情理。国法所起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不值一提。通俗意义上的人情是指在社区中维持过得去的人际关系，它意味着通过妥协互让来解决争端。人们（无论官方抑或民间）排斥诉讼的思想成为了用调解来息讼、无讼现象产生的文化本源，即使在法治高度文明的今天，它仍经久不衰，成为了弥补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手段。现实是孕育文化的土壤，中国是一个重视祖德先训的国度，法院调解这一“优良传统”便长久地展现着它的风姿和魅力，不可或缺。
二、法院调解制度在民事纠纷解决上的优越性
（一）调解程序的简易性，有利于提高解纠的效率
法院调解不需要遵循法院审判那样严格的程序，《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程序的简易性，如可由审判员一人或者合议庭主持，可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并尽可能就地进行等。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适用法律规则或原则解决纠纷，诉讼当事人可以上诉，如果对上诉结果不服又可以申诉，而法院调解因为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所以只能对有证据证明的违反合法、自愿原则的调解案件申请再审，这样有效避免了法院审判在这方面的不足，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有利于快速彻底解决纠纷。
（二）调解方式的自愿性，有利于解决当事人纠纷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制度的一大重要价值，《民事诉讼法》第93条对该原则有明确规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等原则进行调解。第96条规定也规定当事人调解达成协议，必须是出于双方自愿，不得强迫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在法院调解中，调解者地位保持中立，当事人选择判决还是调解，是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达成何种内容的调解协议均取决于当事人。当事人既然能够选择调解，就说明当事人双方仍有心平气和谈判或让步的可能，出于意思自治及双方合意，这种自愿选择的调解方式无疑更能解决当事人纠纷。有些当事人在诉诸法院之前可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亲密的朋友、友好的邻居或是长期合作的伙伴，选择这种争端解决方式更有利于弥合他们破裂的关系。既然是自愿，当事人便更乐于接受双方达成的协议，履行起来相对快省，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三）调解结果的灵活性，有利于克服法律的僵化
将高度概括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解决纠纷之中是法院审判的本质和重要特性，但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作用的发挥也受其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常常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法律的僵化性就体现了法律的抽象性与待决案件的具体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律规则终究不可能穷尽所有社会关系，而法院调解实质上是诉讼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他们在法官的主持调解下互谅互让，软化了法律规则的僵硬，拉伸了法律规则的弹性，使调解结果较审判结果更加灵活，更加多元。
调解之所以正当，受人青睐，源于法律明文规定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自愿性，但是现实中当事人的合意常常蜕化变异，导致恶意诉讼、法院强制调解、野蛮司法。所谓“善泳者死于溺”，调解的优点恰恰是造成其不足的原因，如调解程序的简易性可能造成调解程序无法保障，调解结果的灵活性可能造成当事人规避法律。
三、对我国现行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反思
（一）强制、非自愿调解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被视为法官的一种职权，甚至与审判权等同视之。法官充当着法院调解人员和法院审判人员双重角色，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官常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达成以判促调的目的，便告诉当事人如果不愿意调解可能遭受更加不利的判决，这样一种不正当的诱导劝说实际上是一种强制调解。从表面上看，法官没有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接受也是自愿的，但法官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干预、强制和威胁，如果没有法官这种诱导，当事人可能不会同意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很难说是公平正义的。程序违法的前提下实质合法更是难以保证。
（二）调解结果隐性违法现象存在
法院调解一般是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做出的让步达成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权利人被说服放弃部分权利，义务人承诺调解结案、不再上诉，这种单向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审判不同的是，调解一般是不公开的，调解也没有审判那样明确的程序规定，法院调解对实体合法远没有判决那样严格，法院调解常常为促使当事人让步息讼使一方当事人付出无原则牺牲自身权利的代价。调解过程中十分注重其他社会规范或民间规约的适用，而非现行法律规范，而且部分规范或习惯还存在着与现行法律规范相悖的可能，这些都无法有效避免当事人规避法律或者法官滥用法律。
（三）过分强调调解破坏法治建设
由于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建设中，调解与法治的许多理念相冲突，因此调解也一度备受指责。有学者甚至怀疑调解继续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适当的调解与法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但过犹不及，毫无节制地大刮“调解风”，不论案件适不适合调解，能不能调解以及当事人乐不乐意调解而一律调解，想办法促成调解都只会破坏法治建设，为当事人规避法律留下可乘之机或者给调解者牺牲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恰当借口。
四、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建构
（一）法律明文规定调解期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期限限制，没有特定理由并经法定程序不能随意延长，最终是否能够延长须法院审查。但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及时判决，却没有对法院调解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以拖压调、久调不决现象，有的案件甚至在法院放置长达数年之久，这样造成的争端解决的过分迟延一方面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损害了法院和法官的形象。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中审限的规定，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超过期限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
（二）强化合法自愿调解原则
合法原则和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的两个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调解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可以申请再审救济，但由于调解的不公开，如何证明非自愿不合法调解却绝非易事，这使得实践中不乏“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式的野蛮调解。当事人出于对不利判决结果的担忧和诉讼成本的难以承受，有时就会“被合法自愿调解”。法院在调解时应当遵循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否调解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法官不宜参与过多，更不能加以干涉；第二，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将已经开始的调解继续下去，达不成调解协议的迅速判决，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而不予判决；第三，法官不得主动提出调解方案，而是由当事人自己提出，法官予以监督，存在违法的及时制止。
（三）弱化“调撤率”法官考评机制
【关键词】 诉调对接；诉讼和非诉讼衔接；对策建议
“诉调对接”是指诉讼程序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各种诉外调解程序有机衔接且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的“诉调对接”初见于2004年江苏省南通市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在最高法院“二五”、“三五”改革纲要和《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文件相继出台后，各地法院在学习借鉴南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推行“诉调对接”。
一、锦州市“诉调对接”的现状
通过到锦州各级法院进行调研，对锦州市“诉调对接”工作有了大致的了解。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锦州市司法局2011年11月7日联合下发的《锦州市诉调对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锦州市“诉调对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运行机制等等。
1、“诉调对接”的模式
在市、县（区）、两级法院立案部门、乡（镇）基层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但工作室并不负责调解工作，只是负责“诉调对接”工作的联系。具体调解工作由案件属地人民调解组织负责。
2、“诉调对接”的时间阶段
主要在三个阶段开展对接：一是诉前调解。即法院在立案前，经当事人同意，将纠纷移交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审理；二是立案调解。人民法院对已经受理，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应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功的，转由审判庭审理。三是诉讼调解。民事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法官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调解。
3、对接方式
（1）移交制。法院在立案前，对未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简单民事案件，主动宣传人民调解的优势，建议当事人到属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经当事人同意，纠纷移交相应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审理。
（2）委托制。人民法院对已经受理但未经属地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应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功的，转由审判庭审理。
（3）邀请制。人民法院对已经受理但未经属地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在开庭审理前，可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参与庭前调解，在庭审过程中，可以邀请人民调解组织派员参加庭审协助调解。
（4）确认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33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当事人的申请。
4、确认诉外调解协议效力的方式
确认书确认。非诉调解组织主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审查认为协议合法有效，出具确认书确认该调解协议。
二、锦州市“诉调对接”工作存在的不足
锦州市的 “诉调对接”实际上并未使法院受案数量下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诉调对接”工作后备力量不足
“诉调对接”如果缺乏必要的保障，是难以成功的。在物质保障方面。诉外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是无偿的，调解员也有基本的物质需求，缺乏物质保障，诉外调解员自然缺少积极性。在人才方面。调解员年龄偏大，学历不高，所学的法律知识也不多，这些都很难适应新的调解工作。
2、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有缺陷
作为“诉调对接”的核心——诉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诉外调解协议必须交纳申请费并经司法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当事人来说，是费时费力。二是确认机制本身不合理，经过诉外调解之后再回流到司法领域进行确认，不如纠纷直接在司法领域解决省事，所以当事人不愿选择诉调对接。
三、对锦州市“诉调对接”工作的几点建议
“诉调对接”工作涉及的面广，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单单依靠法院和司法机关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1、构建高效的诉外调解制度
构建行之有效的诉外调解制度，需要从组织建设、人员配备、保障有力几个方面考虑。
（1）组织建设。为使人们认可诉外调解制度，可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改为人民调解室，政府还要根据需要设立各种专门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纠纷。
（2）配备专业的调解员。调解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23周岁以上，要具有法律知识和社会知识、心理知识等调解员必备的知识，还要实行考核，必要时可引入准入机制，只有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才能提高诉外调解效力。调解员应享受公务员待遇。
（3）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只有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当事人才会认可调解制度。当然，调解毕竟不同于判决和裁定，我们要附条件的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可将“当事人同意”作为条件。
2、构建调解激励补偿制度
英美国家的激励补偿机制是：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方案的，拒绝接受的一方基于法院判决并未取得比调解方案中更好的结果且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比例时，须向对方支付诉讼或承担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用。一方在调解程序中不接受对方的调解方案或付款，并且在其后的诉讼中没有取得比该调解方案或付款更好的结果的，应补偿对方的诉讼费用及附加利息，以此确保纠纷当事者在诉前调解程序中理性参与调解。我们可以借鉴这样的激励补偿机制，防止当事人反悔，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
3、构建调解司法审查制度
调解司法审查制度，是指国家专门司法机关为保障个人基本权利、防止国家强制权滥用，对诉外调解协议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制度。审查应该包括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可做这样的设计：
当事人对诉外调解协议书有异议的，可在一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逾期未的，调解协议书发生法律强制执行效力。
当事人的，法院审查后异议不成立的，予以驳回，并处罚金。异议成立的，则撤销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被撤销后，当事人只能依法，且为一审终审。
总之，一个制度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前的“诉调对接”要在立足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及各地的成功经验，从调解组织设立、人力物力保障等各个方面与时俱进地优化诉外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范愉 著.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范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法律适用，2011.9.
[3]张永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再解读.实事求是，2011.1.
[4]常迎秋.大调解机制下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长春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6.
[5]李年终.我国“诉调对接”的理论与实践.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7.10.
[6]崔永振.诉讼与调解相衔接的制度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3.
[7]国庆.论我国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状及完善措施.网友世界，2012.4.15.
[8]赵远.困境与出路：我国诉前调解制度改革论析.法学杂志，2009.6.
论文关键词 警察执法 民事纠纷 必要性
我国历来重视公安机关处理社会纠纷,但是由公安机关出面处理的纠纷多数集中于治安、刑事领域。公安机关调处民事纠纷的制度,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警务实践中都相对较少,而近些年来,民事纠纷在实务中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而面对这些民事纠纷,如果公安机关束手不管,就会降低警察在百姓中的形象,警察化解民事纠纷显得极为重要。
一、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立法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而言,警察执法过程中可以化解民事纠纷的依据主要散见于以下几个条款之中:(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章“义务和纪律”中,第21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对于公民提出的解决纠纷的明确要求,应当给予帮助”。(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明确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与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3)公安机关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以及公安部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本源而制定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也对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问题作了若干规定。《程序规定》第10章第145条-151条对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调解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学界关于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争议
关于警察执法是否应当化解民事纠纷,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者有之,反对者亦存在。反对者则认为:(1)警察权是一种行政权,行政权化解民事纠纷有悖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2)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民事纠纷作为一种非治安案件,而且由于公安人员的个人能力、经验的差异,难免会造成警察处理民事纠纷的标准的不一致。(3)就我国目前的立法而言,一些关键的法律概念仍然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会造成警察执法混乱。(4)让公安机关化解事无巨细的民事纠纷,会导致公安机关所接受的任务过于繁重。
三、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必要性与意义
我们认为,民事纠纷中应当引入警察权,警察调解民事纠纷必要而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现实需要公安机关对于民事纠纷的化解,是我国社会现状的强烈要求。现阶段,我国民事纠纷领域的现状:(1)从量的角度讲,民事纠纷大大增加。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公民法律意识又普遍增强,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民事纠纷的数量日益增长。所以民事纠纷的解决要求具有很高的效率。(2)从质的角度讲,民事纠纷与治安、刑事等纠纷竞合现象普遍。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元,实践中,民事纠纷往往不是以单独的一种方式发生,而是交织着治安、刑事等案件一同出现。案件的性质日益复杂,法律责任的竞合也日益普遍。比如一些看似平常的邻里纠纷,也可能同时蕴含着治安和民事的因素,最常见的要数不计其数的轻微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对于违法责任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之后,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的问题就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如果公安机关只管前者,不管后者,显然不尽合理,不但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迟延了纠纷的解决,而且实践中也会增加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况且,对于一些性质更为复杂的纠纷,普通公民更是难以清晰地界定出各种纠纷的边界,所能做的只是把各种交织在一起的纠纷,统一的交给专业的处理机关,所以没有必要将民事纠纷机械的从公安机关处理的社会纠纷中单独剥离。(3)从发展的角度讲,很多民事纠纷具有很高的升级可能,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迅速向治安、刑事案件转化。很多严重的社会案件起初危害性都很小,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但是因为未及时得到化解,使得矛盾升级,酿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危及社会的稳定和谐,浪费了大量的行政司法成本,所以及时处理民事纠纷,防患于未然,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 调解工作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同时有别于单独的刑事与单独的民事诉讼的特别的诉讼形式，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设立的宗旨是在程序上方便涉及刑事案件中的受害当事人进行诉讼，追回自己因刑事受害人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但是，由于我国在司法制度设计上遵循的是“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不利于切实保护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相对独立地位、强调受害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的不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决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赔偿范围仅仅限定于直接的经济损失，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否定了独立民事诉讼中的全面赔偿原则。
（二）请求赔偿范围和标准存在局限性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为被害人因人身权利或财产受到犯罪侵犯而实际或必然遭受到的物质损失。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具有精神抚慰性质的名誉权利、民主权利、人身权利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而附带民事诉讼仅限定于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仅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直接将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排除在外。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间接损失。这一规定无论从程序或实体将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标准作了严格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附带民事诉讼提起与受理规定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也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赋予了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条件的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但如何提起，什么时候提起，能否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安机关、检察院对于受害人在侦察、起诉过程中提起的怎么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受害人经告知仍不提起，能否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诉讼等，这些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利于操作，且缺乏可操作性。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缺乏强制规定，导致被害人的诉权常被忽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合并审理有损受害人的诉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的合并审理在运作中存在着不合理因素，合并审理的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办案效益。但合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对刑事证据享有举证、质证、听证、认证的权利，仅对民事部分享有陈述、申辩权利，而代表国家利益的控方检察院，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主义”，无论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以刑事审判为中心，甚至受害人对有关犯罪事实、定性、质证、认证的辩论权也被完全剥夺或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被动与局限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赔偿标准、赔偿范围的差异，直接导致赔偿数额的差异，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困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受到刑事法律体系的限制，赔偿少之又少，而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的是全面赔偿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受害人一方坚持依照民事法律体系赔偿，而被告人一方则坚持依照刑事诉讼法律体系赔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照现行的刑事诉讼的赔偿制度，赔偿额大大缩小，独立民事案件的赔偿额则成倍增加，导致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很难平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完善该项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行为，因此，改革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依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逐步纳入到民事法律体系调整的轨道；（2）理性对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因犯罪而引发的民事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具有依附性，在法律上具有复合性，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刑事法律与民法原理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整合功能。（3）充分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与被害人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民事赔偿的最大化。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范围，鼓励并告知刑事受害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完善。
（二）赋予受害人程序选择权
即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案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均必须在刑事审判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树立民事诉讼并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和依托的思想，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适当放宽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受害人不仅可以就因犯罪行为遭受的人身损害或财产被毁损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行为非法占有、挥霍经追赃不能退赔的通过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请求解决，对人身伤害中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也可一并提起，能否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判决支持多少，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判决。这样，既可以防止给法院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做到维护法制的统一。
（三）应当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
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区别，受害人在提起诉求内容上，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别，在请求的主体上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差。因此，法院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除受害人具有程序选择权外，法院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应依法进行审查：一是审查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它单位和个人；二是审查受害人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审查是否属于特别特殊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等情形。经过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如果案情比较复杂和繁多、则通过独立民事诉讼渠道进行单独立案然后进行独立审判。
（四）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作，高度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赔偿请求的提起与受理工作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审判决前提起。因为刑事案件尚未立案，意味着刑事诉讼能否成立还不确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存在，如果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已经宣告，再允许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会造成刑事审判的过分延迟，带来审判程序的混乱，又因失去合并审理的机会，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在一审判决前仍没有提起的，以后就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也可向公安、检察院提起，公安、检察院也可告知符合条件的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向公安、检察院提起赔偿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公安应当记录在案，可以组织双方调解，调解不成的，将其诉讼请求和相关材料在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在合并审理时应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律赋予公诉机关举证权利，往往受害人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认定、事实的证明等不享有陈述、申辩权，附带民事诉讼也便成了庭审中核实票据，无形中剥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对刑事定罪量刑证据、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应当征求受害人意见，并听取其意见，记录在案。在附带民事部分的审判中，亦应按照民事审判的庭审操作规则进行，不得随意限制或剥夺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救济途径 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改革设想
一、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现状分析
（一）“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的概念辨析
很多学者在研究民事诉讼程序时，将“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混为一谈，在使用时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使用。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对发现我国审前程序的弊端起重要作用，还有利于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审前准备程序”对于庭审程序而言，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但究其根本，设置审前准备程序的目的在于为庭审程序的有效运行服务。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处于中立地位，主要负责指导双方当事人交换与固定证据、整理固定争点，为随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而在功能上，审前准备程序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对庭审程序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为庭审程序而做的“准备”。离开了庭审程序，“审前准备程序”也就缺少了发挥的空间，因此“审前准备程序”不能独立存在。
“审前程序”不仅具有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等“审前准备程序”的传统功能，还具有其独立的功能，即通过当事人双方和解或法院调解，以此完成民事诉讼的任务并终结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由此可知，审前程序的独立功能的目的并不是为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服务，而是力求将有待庭审程序解决的问题提前到“审前程序”中解决，只要解决成功，整个诉讼程序即可宣告结束。与“审前准备程序”相比较，“审前程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它都具备了鲜明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经上述的比较分析得知，“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将“审前准备程序”等同于“审前程序”，因为“审前准备程序”只有被赋予独立功能后，才能称之为“审前程序”。
（二）我国的审前程序实质上停留在审前准备阶段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119条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2）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3）全面了解案情，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4）通知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3]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立足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实践，可看出，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一系列审前准备活动还只是处于审前准备阶段，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审前程序。
我国的审前程序仍停留在审前准备阶段的原因有：（1）程序强调的是“先后秩序性”，而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各项审前准备活动的侧重点却是事务性工作，这些工作并不强调“先后秩序性”，出现了不连贯、主次不分、先后不明等问题；（2）在这些审前准备活动中，没有正确处理审判权与处分权的问题，强调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在准备活动中起主导作用；（3）这些准备活动与庭审程序的各项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职能不分，将两个不同阶段的活动混淆。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中对审前准备活动进行了改革。例如，该《规定》第34条所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民事诉讼审前活动只是向着程序性的方向迈进一步，它仍然不能完全脱离“审前准备阶段”的范畴。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设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于审前程序的规定过于单一，给审判实践活动带来了较多弊端，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基本由法官包揽，而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几乎不介入的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前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其弊端日益突出。结合我国审前程序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设立案件分流机制
审前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简化程序，使案件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其自身可分为复杂程序和简化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简单的案件，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点明确，案件事实比较简单、清楚，在被告向法院提交答辩状后，便可确定开放审理的日期，无需法官对双方的争点进行整理；对于争点不明确，事实关系比较复杂的案件，则可进入争点整理程序。而实现简化程序目的有赖于案件分流机制的创新和完善。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的法院将案件主要划分为简易案件和普通案件，但对于如何区分案件繁简，立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案件的繁简由有关领导批准立案，分案时直接决定。然而案件的繁与简并不能直观地看出，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很多案件由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即是明证。因此，为了更好地区分案件的繁与简，在立法或制度建设上，制定明确的简易案件的标准是必要的。如从诉讼标的额大小、是否存在争议焦点、争点的分歧大小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其影响范围等方面加以明确。
（二）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合议庭成员和独任审判员开庭前不得单独接触任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该条规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而落实则需要相应的措施：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即在审前程序中设置预审法官，专门负责主持民事审前程序，把庭审法官从审前工作中脱离出来。预审法官组织当事人进行补充和更改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依职权进行调查等庭前准备工作，以便集中审理，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法官不介入审前程序，有利于法官公正审理案件，防止先入为主。
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典型有两种模式， “大立案”模式将审前程序由法院单独设置的立案庭法官负责，在完成法律规定的审前准备工作之后再移交给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三二一”模式由合议庭法官的法官助理来负责审前准备程序，法官只管坐堂问案。这两种模式都是负责案件审理的法官不参加事先的审前程序，其支持观点主要基于：实行审前准备法官与本案审判法官相分离的制度，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极大限度地防止“人情案”的发生。
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应只由同一合议庭或审判员来完成，不同的诉讼阶段应由不同的法官负责。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不仅指形式的分离，还要求实质上的分离，不仅不能同为一人，还要求禁止两者之间互换意见，以保障庭审法官排除预断。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应增加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内容。
（三）开设预审庭
预审庭是审前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法官在预审庭中的主要职责是：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对争点和证据进行整理，补正诉状、答辩状，对事实和证据自认，对证人和证明文书辨别，避免不必要的证明和重复；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或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进行裁决。在预审庭即将结束时，法官对整理后的争点问题和证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庭审理日程的确定等事项作出审前裁定，裁定在后，对日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拘束力，如果不会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修改。
结合我国改革实践，美国在预审庭制度上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美国预审庭制度实行的是审前会议程序，具体指在审前证据交换后，由审前专职法官组织当事人和律师参加，审前专职法官引导当事人详尽总结无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并将其固定；细致总结归纳有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缩小讼争范围。同时，法官在预审程序中，应尽量寻求当事人和解的机会，使纠纷得到迅速、妥当、公正的解决。
（四）完善诉答制度
由于原告和被告双方缺乏充分的交涉，导致双方当事人在起诉和答辩中难以全部表达对案件和对对方观点的理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诉讼之初设置了诉答程序。但诉答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启动诉讼，其次才是整理争点，所以过多地寄希望于诉答程序是不现实的，要达成整理争点的目的，还需要通过建立预审制、审前会议等制度来实现，以及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诉答制度可从以下几点进行：
1.规定诉讼请求时限和事实主张时限。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要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应在审前程序中提出，在开庭过程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和主张的，除非可能造成明显的不公正，否则，法院对当事人的变更将不予以考虑。
2.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就是将被告对原告起诉的答辩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这个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原告了解被告的主张和事实理由，以此来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位；有利于发挥审前程序整理争点的关键之一。通过当事人双方积极的答辩和再答辩，双方的争点则逐渐清晰，提高庭审的公正和效率。
3.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制度是强制答辩制度的保障。要使答辩作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需要明确不履行答辩义务则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以不利后果来督促当事人答辩。即如果被告不依法答辩，则视为默认，意味着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从而失去其在庭审程序中的攻防权利。
（五）建立健全的证据交换制度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在吸收司法界理论研究成果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比较详尽地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等制度，初步构建了我国审前程序的内容，从司法解释上改变了“一步到位”的做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1.明确证据交换的范围
我国可借鉴美国证据开示的做法，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2.1条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即除保密特权外，凡与案件有关联的事项都可作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因此，证据交换范围应该是与案件有关联的事项，我国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需要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二是明确需要交换的证据范围。
2.证据交换的主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即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应设置审前法官，由其主持审前程序的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内容也应该由审前法官根据实际案件的性质来确定。
3.证据交换的程序
任何一项诉讼活动的进行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证据交换也不例外。审前程序证据交换由审前法官对简要程序进行释明后，当事人要依次交换证据。证据交换完成后，法官经当事人同意后，明确案件争点，争点明确后，非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变更。
4.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这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法律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搞当庭“证据突袭”，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对此进行了改革，有了举证期限的规定。“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一定程序上被“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所替代，这项改革的实现还有赖于建立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制度即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时限内不交换的证据材料，除法定事由外，这些材料将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证据失权制度，我国还应该加强对于当事人和法官证据失权意识的培养，使该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六）完善解决纠纷的相关配套制度
当下各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司法纠纷方式的多元化。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护线，司法改革不仅要促成新型纠纷解决机构的构建与发展，还要使国家司法机关与其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与牵制，以此达到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法制化。美国ADR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值得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借鉴。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点改革：
1.完善我国的和解机制
此项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赋予和解协议足够的法制权威，使其具有强制的执行力。只要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和解内容不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并以和解内容为基础制作民事调解书。以和解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案件无需进入庭审程序，就可终结诉讼程序。
2.为了发挥审前调解程序的作用，我国首先要在审前程序中设置调解程序
在审前程序中，审前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即可制作调解书，终结该案诉讼程序。另外，审前调解还应进一步向当事人自身主导的调解倾斜而不宜有太强的法官主导色彩。
（七）建立“二次”交费制度
论文关键词 小额诉讼 简易程序 诉讼程序
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言,小额纷争问题占整个社会纷争问题之绝大部分,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很难得有机会打几百万元之官司,但每个人每天都多少有可能遇到自己所买的东西或所交易的事物有无瑕疵之问题。对由此所引发的纠纷倘未能合理解决,想使法治在一个社会生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人民难以将诉讼制度、司法裁判或法律制度当成生活之一部分。“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此外,复杂的程序,往返的奔波,长期的对抗,对当事人来讲都是精神折磨。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在排除接近司法的障碍,体现对社会细节正义的关怀,平衡效率与公正之间的矛盾等方面显示出其特有的优越性。通过短暂而不草率,简化而不随意,低廉而不低劣的程序设计,来促进纠纷的解决。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域外考察
近年来,随着案件量的激增和诉讼成本的增加,世界各国普遍掀起了一系列简化诉讼程序的司法改革浪潮,推行案件分流,探索非诉争端解决机制,来缓解诉讼爆炸的压力。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社会背景,引入小额诉讼程序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通过小额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方便群众诉讼,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
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在立法上采用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分立的原则。虽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并没有小额诉讼的规定,但各州基本都有专门的针对小额法庭使用的诉讼程序。我们以加州为例,其小额诉讼程序有如下特点:(1)从起诉的主体看,当事人大多为不经常涉讼的公民,法院设立专门机构辅导当事人如何使用小额诉讼程序。(2)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诉讼标的必须为5000美元以下的损害赔偿、债务、租赁等案件,同时对原告采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次数进行限制,防止小额法庭成为“债权者的集资工厂”。(3)诉讼关系确立后,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不能委托人。裁判一般不允许上诉,只有在被告因缺席判决时,才可向初审法院上诉。(4)采用法官独任审理,既可由职业法官审理,也可由临时法官审理,但选择临时法官必须要双方达成书面的合意。(5)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管辖,但为方便当事人诉讼,例外情况下也可由原告住所地管辖。(6)可以在晚间或者休息日开庭,把小额诉讼法庭建立在社区内,开展免费法律咨询。(7)只收取10至20美元的诉讼费用,注重当庭解决纠纷。(8)注重调解,判决书格式简单,一般不需要说明裁判理由。
(二)日本
选取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进行考察。1996年日本对其本国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专门的修订,修正了简易程序,并将小额诉讼程序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编。日本小额诉讼程序有如下特点:(1)诉讼标的额较小,并且主要是支付金钱方面的请求,不包括物的交付请求。简易程序受理标的额为90万日元,而小额法庭只受理标的额为30万日元以下的纠纷,并且每人一年不得超过10次。(2)程序简便迅捷。小额诉讼原则上一次开庭审结,被告不能进行反诉,待辨论结束后,立即进行宣判,法官可以用口头宣判,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3)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原告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的程序,同时保护被告的权利允许被告申请转入适用简易程序。(4)实行一审终局,当事人对终局裁判不得提起上诉,但允许在两周内时间内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法院重新以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经审理,如异议判决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相符,就认可小额诉讼判决。不相符时,取消小额诉讼判决,重新作出新的判决。对此判决不准许上诉,若有违反宪法事由可提出特别上告。
通过对国外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考察,我们可知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从受理案件的范围来看,主要适用于小额的钱债纠纷,并且起诉次数受一定的限制。其二,程序简化,灵活易懂。起诉状、答辩状可使用表格进行,也可以口头进行,赋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权、扩大职权探知的范围,而且判决也只记载结果,不必附上理由。其三,快速、低廉、高效。案件审限较短,提高诉讼效率。其四,原告无上诉权,被告无反诉权,以防止诉讼的拖延,但允许被告对不服的裁判上诉,进入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其五,强调本人亲自诉讼。小额诉讼程序简化易懂,无需委托人,有的国家明文禁止律师。其六,注重调解,设置有专门的调解程序,法官可以主动提出和解方案。
二、我国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随着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意识不断觉醒,诉诸司法的案件越来越多。全国法院结案数年年攀升,2008年的时候是983.9万件,到2010年已经飙升到近1100万件,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的案件使得法官们应接不暇,办案的质量难以保证。群众也抱怨,法院立案难,案件久拖不结。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设立了简易程序,但对于那些请求给付金钱数额较小,且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简易程序仍显繁复,并没有节省多少司法资源,也没有为当事人省去多少人力物力。
面对日益增多的案件和司法资源的紧缺,我国很多法院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开始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尝试和探索。例如:广东深圳福田法院设立的小额钱债法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设立的简易法庭、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设立的小额简易案件审判庭等等。虽然各地法院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这也表明了司法实务界对我国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强烈愿望。由于各地在试行小额诉讼程序过程中,自主性和随意性较大,有的甚至以牺牲部分公正为代价而过分强调效率的提高,以致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我国应尽快构建合理的小额诉讼程序,使其得以规范化地运作。正在审议中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就有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指日可待。
三、我国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构想
(一)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专章规定小额诉讼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专章设置简易程序,但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简单,具体操作只能参照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作为独立的一章,规定在简易程序之后,对诸如小额案件的受案范围、审理程序、救济途径等作出具体地规定,增强其操作性和规范性。
(二)明确界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小额诉讼程序只适用于给付金钱的诉讼,而且其诉讼标的具有一定的限额。结合当前的物价水平,将争议的标的额上限划定为10000元较为合理。对离婚、收养等具有人身关系性质的案件则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另外,劳动争议、家庭邻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虽然争议标的额不大,但是有些案件案情复杂,也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不仅自然人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原告尤其是公司、企业不能将整个标的额拆分为几个部分进行请求,以此逃避法律规定的上限。同时还应规定同一原告在同一法院,每年提起小额诉讼程序的次数不得超过10次。对于小额诉讼案件,若委托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进行须支出较大费用,故提倡本人参与诉讼,法院在立案大厅一般都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备有诉讼指南之类的小册子、提供诉讼文本样本,还有一些退休法官等工作人员的指导。
(三)赋予双方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
基于当事人民事程序的选择权原理,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一方面,诉讼标的额小未必意味着案件是不重要的或简单的,有时也会涉及重要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尽管对国家来说该数额很小,不值得动用正式的司法资源,但对于特定的当事人来说却可能事关重大,剥夺他们的部分诉讼权利是不公平的。现实生活中,有些当事人不计成本、穷尽一切途径“讨个说法”,甚至为几元钱打官司,也并不奇怪,实际上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对此类案件,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普通程序,采取相对严密和完备的诉讼程序,作出的判决,更能令人信服。因为,小额诉讼程序本身实际上是通过限制甚至取消当事人部分诉讼权利来获得效率的。公正与效率,有时是难以兼得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种努力。
(四)确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流程
(1)当事人起诉和答辩可以口头方式,也可以采用格式化或者表格样式的诉状和答辩状。(2)严格控制小额诉讼的送达时间和审理时间。送达方式,可以采用电话通知方式。先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需要15日答辩期,如果不需要的,可在当天受理当天开庭。为方便当事人出庭诉讼,开庭时间可以安排在晚间或者节假日,亦可以建立社区法庭或派出法庭。(3)小额诉讼一律采用独任制,由一名法官带一名书记员进行审理,可以采取灵活、简化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合理控制庭审次数,强调当庭宣判。(4)法官可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双方不愿意调解的,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调解不成的,应及时裁判。(5)适当简化证据调查和证人询问,在证据认定方面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6)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原则上不得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7)简化裁判文书的制作,可以使用格式化、表格化的文书,除特殊情况外,无须记载争议事实和裁判理由,只须写明裁判结果。(8)规定小额诉讼的审理期限为45天,对比简易程序三个月的审理期限明显缩短。
关键词：家事纠纷；类别；对应解决
一、家事纠纷类型
家事诉讼有无必要建构专门的程序，家事纠纷究竟适用何种方式，归根结底是由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决定的。研究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应当先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就必须明确家事纠纷的概念。
（一）家事纠纷概念的界定
对家事纠纷的定义学界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家事纠纷是由家庭法所规定的影响家庭的成立、结束、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件，涉及婚姻、未婚同居、亲子关系确定、人工授精、生育限制、亲权、抚养、监护等案件”[1]；也有人认为：“家事纠纷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关于离婚、亲子关系、继承、家庭财产等方面的纠纷，还有可能涉及家庭暴力、婚约、离婚后非监护方对子女的探望权、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保护问题等”[2]，但这类对家事纠纷的界定都是列举式的，其列举的标准主要基于两种维度的考虑，一是家事纠纷主体集中在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二是家事纠纷围绕家庭中的琐事，包括家庭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基于两个维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家事纠纷可以概括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围绕家庭琐事的人身、财产纠纷。
（二）家事纠纷范围
家事纠纷的范围研究，离不开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家事纠纷的主体、客体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明确，即家庭成员之间针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利益之间的纠纷，纠纷的具体内容是界定家事纠纷范围的难点，因为家事纠纷其外在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其纠纷的主体往往还涉及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其纠纷私益性与公益性并存，且家事纠纷还具有身份性、非理性、个别性等特征[3]，都大大增加了家事纠纷的复杂性。
有学者将家事纠纷按照有无实体之争进行二维分类：有实体争议的纠纷包括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扶养费纠纷、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确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转继承纠纷、代位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赠纠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及亲子关系等案件。
无实体争议的有申请宣告公民失踪、申请撤销宣告失踪、申请为失踪人财产指定和变更代管人、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申请撤销宣告公民死亡、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申请确定监护人、申请变更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等案件。[4]
（三）家事纠纷的类型
家事纠纷的范围通过罗列的方式得以初步明确，但仅仅通过有无实体权益之争进行简单分类仍然不能解决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对应适用问题，这就需要对家事纠纷做更为具体的分类研究。
1、对纠纷主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主体的涉外性，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两大类别，其中涉外的家事纠纷是指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对家庭的人身或财产产生的权利义务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其次就是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人员之间人身财产性纠纷，对两种纠纷的处理应当适用不同的程序。
2、对纠纷客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客体的性质，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涉及财产性纠纷和涉及人身的身份关系两类纠纷。
3、交叉类别
基于上述两种分类，我们可以得出家事纠纷的几种分类：涉及第三人的财产性纠纷、涉及第三人的身份关系纠纷、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身份关系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
二、家事纠纷解决方式种类
（一）家庭内部解决与家庭外部力量干预
1、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
家庭内部解决方式是最古老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纠纷解决适用做多的一种方式，这种处理家族矛盾的力量来自家族老一辈人的威望，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差序格局”就是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横向上，每个人都是自己人际关系的核心，纵向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最高的中心，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将围绕这个核心运转，家族的这一核心对家族纠纷的处理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决定力。
2、第三人做媒介的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有时需要第三方介入作为中立一方进行公平裁判，这种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往往可以使纠纷得到更加稳定的处理，使得纠纷双方都心甘情愿接受结果，实现纠纷处理的高效率，提高结果质量，增强结果的落实。
（二）外部力量的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1、法院介入纠纷的公力救济
中国人大小事情的决定欢喜依赖一个权威机关，在古代是县衙的知府，草民往往口口声喊要让这位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在现代，这位青天大老爷演变为各级法院的法官。法院是国家的象征，在百姓心中，它就是公正的象征，而法官就是能够为自己做主的权威。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会不约而同选择他们共同认可的权威力量为自己做主，所以诉讼得以产生，法院得以建立。
2、民间力量介入的私力救济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公力救济主体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位青天大老爷面对家事纠纷时也会束手无策，横竖不对。一方面他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代表法治的公平和正义，但家务事不能靠简单的公正与否进行评判；另一方面他又是普通的自然人，是人妻（夫）、人子（女）、人父（母）等，他的裁判往往被赋予一种人格的推定，但该怎么裁判和怎么做人同样不能做简单的对等，社会往往会从法官的裁判倒推而形成对法官人格的认知，当一纸裁判被赋予人格的高度时，裁判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对家事纠纷这一特殊案件作出裁判时，更为困难。
所以，来自坊间第三方力量的救济方式自然诞生，作为人民内部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是其他人民调解机构，具有一种先天的亲民性，由于它们源自民间，所以其作出的决断相比公力救济的法院判决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但值得提出的是，这种非权威的第三方机构作出的处理结果由于缺失国家的公信力，缺乏强制力，其执行性较弱。
（三）公力救济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
1、诉讼程序
法院的诉讼程序是传统的争议处理程序，其处理的纠纷都要求有具体的实体争议，双方通过激烈的论辩和有力的证据支撑，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种程序对诉讼的受理条件、证据收集、庭审规范等事项具有较高要求，因为它牵涉双方实实在在的权利义务，适用起来就必须谨慎严谨。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2、非诉程序
对于没有实体性争议的案件，法院设有单独的程序，包括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非诉性案件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以及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特定案件。
三、纠纷与程序的对应问题
（一）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性纠纷具有较强的身份性、非理性。纠纷涉及亲情、感情和道德、隐私等，权利义务关系复杂，难以分清是非。对于这种纠纷的处理需要柔性较强的方式，最优选择就是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家长用亲情做剂、用权威对处理结果做质量担保，实现纠纷快速而稳定的处理。其次，适用外部救济中私力救济。当家族最高权威人的公信力发生动摇时，外部如果有更强的公信力量可以平息纠纷，那么这样的力量就是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它具有成本低、实效高的诸多优点。
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纠纷具有非讼性，且是非分明。对于这种纠纷，笔者认为直接借助公力救济的非讼程序会比较有效率，因为没有太多实体上的争执，只是需要公力救济将事件推上正当的程序，由正当的程序得出可信的结果，双方予以认可便可。
（二）涉及第三人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当家事纠纷涉及第三方时，家庭内部的解决机制往往因为其公正性欠佳导致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财产性纠纷，笔者认为，适用外部救济是首选的方式，包括外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具体指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诉讼程序。当争议较为激烈，第三方私力救济都难保其公允性时，就求助公力救济。对于身份关系纠纷，同家庭成员内部相同，适用公力救济中非讼性程序处理。
（三）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与涉及第三人非实体性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往往选择法院的非讼性程序可以很快有效得到处理，因为非实体性事务会牵涉法律关系双方的方方面面，其法律关系的内容涉及较多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不是私立救济方式就能简单处理的。
而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除去与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相同的部分争议，有些争议可以借助第三方私立救济方式有效解决，诸如第三方对拟宣告失踪人士的债权问题，通过第三方介入调解，可以实现其享有的债权，而不必借助法院的正统程序，等待确定宣告失踪的时间等成本可以大大缩小。
四、小结
家事纠纷是各类纠纷中较为基础的纠纷，其基础性决定其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家事纠纷的处理更是关切着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家事纠纷的日益复杂注定既有的格局与模式需要“专业化”。对家事纠纷进行类别化研究，就是对其进行专业化的推进，不同类别的家事纠纷对应不同的纠纷处理模式，对症下药，实现资源节约、提高效率的同时，保障质量。（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及注解：
[1] 李学经.家事审判程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孟慧.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强制
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一、民事诉讼强制制度的概念及内涵
民事诉讼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定或者当事人的委托，一方当事人并以被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1]诉讼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当事人为了充分维护自身的民事权益，而借助他人帮助获得司法保护的一种诉讼制度。强制制度，是指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当事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否则可能面临不利后果的一种制度。此举在西方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被普遍适用。
二、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现状
我国新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我国新版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人制度作出上述改变，体现了我国法律人才的现状，即在基层和边远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一改变可以说是对我国法律现状的妥协，但也提供了另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提高我国法律制度水平的方向，即让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成为当前律师缺乏的有益补充，是实行民事诉讼强制制度成为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案件趋向专业化、复杂化，非专门从事法律行业的人是很难全面深刻了解法律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一方是不了解法律的当事人，另一方是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律师，形成不对称的三角结构，这种诉讼很难具有真正的对抗性和公正性。因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不能满足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诉讼，且不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三、构建民事诉讼强制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律师数量和质量的大幅提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大量存在是可行性的客观基础。我国律师行业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发展迅猛，实力逐步壮大，但也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在我国律师缺乏的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对实行强制制度的有益补充。我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因为某些地区律师的缺乏而产生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其法律服务水平显著提高，较好的满足了中国边远地区和基层社会法律服务需求。新版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诉讼人，与律师地位并列。该法律规定可以有效解决因律师地区分布不均衡而不具备在全国实行民事诉讼强制制度这一客观问题，为该制度的构建增加了筹码。
（二）保证诉讼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是实行民事诉讼强制制度必要性的公正体现。与实体正义一样，程序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必须由程序正义来保证。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切实的感受到法院审理的程序，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能够体验到法院的程序正义。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因为自身法制教育水平不高，虽然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但“当事人的程序参加如果不从参加后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观点来考虑就可能成为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口号。”[2]当事人在没有专业人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一般很难完全了解法律赋予的权利，更难以有效的行使该权利。
（三）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是实行民事诉讼强制制度必要性的效率体现。针对当前大量的民事纠纷日趋专业化、复杂化，提高诉讼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诉讼，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是有效解决途径。强制制度的实施，则可以减少法官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而做的大量重复性的工作，从而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强制使专业诉讼人有机会介入诉前或审前调解，促成当事双方早日和解。这一做法，可改变民事诉讼传统，由人主导案件的调解，和解工作，降低法官在审判中的直接控制作用和诉讼调解中的主动地位，从而实现审判资源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高。
四、构建我国民事诉讼强制制度相关内容
（一）合理限定民事诉讼强制制度的案件范围。在实行强制制度的国家，其案件范围也是受到限制的，也不是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有律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在地方法院以上的法院进行诉讼，必须委托律师进行，当事人在州法院须由初级法院或州法院许可的律师作为诉讼人代行诉讼，在上级审法院必须由受诉法院所许可律师作为诉讼人代行诉讼。”在法国，对于在大审法院进行的诉讼，除了亲权丧失案件、商事租赁案件、海关案件、公有财产案件以及税收争议案件之外，都要求当事人必须选任律师。[3]由此可见，强制制度既可有类型上的范围限制，也可有审级上的范围限制，但可以肯定的是往往只有部分案件实行强制。笔者认为实行强制的案件范围应该慢慢放宽，先行先试。对一些案情比较复杂、影响较大、较专业类型的一审案件和所有二审案件应先行实行强制制度。
（二）根据我国国情，民事诉讼人资格实行以律师为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有益补充的制度。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和基层社区还存在着大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他们可对当地律师短缺进行有益补充。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对民事诉讼人进行变通性规定。只有当地法院规定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才具有民事诉讼权，普通公民不得从事诉讼业务。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存在，但要逐步的减少其人数，使其向职业律师靠拢，最终实现司法资格认证一元化制度。考虑到我国尚有很多县没有律师的实际情况，可以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由全国律协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建立并完善律师援助制度、公职律师制度等相关制度，实施律师志愿者计划工程，吸引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员加入律师行业，壮大律师行业，以此夯实强制制度实施的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主编.律师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关键词】工伤认定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近年来，劳动保障行政案件呈逐年增加趋势，数量最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工伤保险案件，尽管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已经基本成形，但现行工伤认定的社会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导致工伤补偿争议转为工伤认定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日益增多。
工伤认定行政争议，与其它行政争议相比较有其特殊性。在工伤认定行政争议提起复议的案件中，从表面上看，是因申请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争议而产生的，但案件的矛盾焦点或者说申请人真正关注的问题，不是在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而是在于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之间所涉及的双方利益如何协调。所以，行政复议或诉讼中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虽说都是行政执法部门，但其反而更类似第三人。基于工伤认定行政争议的特点，本文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出发，提出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应当区别其他行政争议进行处理的一些观点，进行商讨。
一、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期间应当设立调解程序
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依照自愿、合法的原则可以对行政机关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和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纠纷两种行政复议案件适用调解。其他的都没有规定。对于工伤认定案件，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工伤行政确认案件不属于调解的范围，但无论从人性化角度，还是从社会和谐化角度，法律都承载着太多的社会责任问题。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的设立，不能仅仅是脸谱式的一个过程，更应当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排除纠纷、维护稳定的一种工具，一个调和器。
现在的行政诉讼程序中，虽然都有进行调解，但这只是依据最高院文件而进行的人性化的程序，没有法律依据，效果不是很大。工伤认定结论是进行工伤赔偿的法律依据，因此工伤认定行政争议虽说是行政争议，但又有民事争议的特征。复议和诉讼表面上审理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程序和法律适用，但结果却往往直接关系到工伤赔偿这一民事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告的虽是行政机关，争议的双方却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认真调研分析，结合大量的案例，我们认为，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在将政策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当明确规定调解程序。一部分工伤认定案件事实清楚，劳动关系明确，之所以存在工伤认定争议，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企业不理解工伤认定相关规定，心中有怨气，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劳动者受伤后对赔偿数额有过高的期望，激化了矛盾。针对这种情况，工伤认定过程中，由行政复议机关通过协调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积极做好企业的思想工作，向企业宣传法律法规，使企业明确其应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同时帮助受伤职工，使其了解工伤赔付标准和长时间诉讼会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调解，化解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之间的矛盾，解决工伤认定纠纷，促进劳资之间在自愿的前提下，就工伤待遇达成和解协议，并将和解协议通过当地的劳动仲裁机构予以确认，并由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这有利于避免劳动者面对工伤认定后漫长的追偿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在节省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及时依法处理争议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各方面来说都是有益的。
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期间是否应当中止工伤认定效力，有待商榷
工伤认定行政争议救济的渠道已经很明确。但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是否适用行政救济中的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问题，在实践中往往争议较大，操作也较复杂。
如果依据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的规则，则在复议或者诉讼期间工伤认定推定为有效，可以作为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但此情况可能会存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果仲裁或者诉讼以此工伤认定为依据，作出了相应工伤赔偿案件的裁决或者判决，而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此工伤认定被撤销，那么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作为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无效了，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或者民事判决如何处置？法律与法律间不可协调，对法律的严谨、严肃是一次挑战。
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工伤认定作为一种证据依据必然存在异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可以由复议机关或者行政诉讼机关确认工伤认定暂时不发生法律效力，等待复议或者诉讼的结果来确定。但是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某些用人单位必将以此为契机和权利出发点，推迟甚至逃避自身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因此容易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甚至引发上访、刑事犯罪，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利益享有者权益目标的实现，不符合我国立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本意。
为了有效解决工伤行政争议出现的这些问题，切实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中，考虑建立一些针对工伤行政争议的相应补偿措施。对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行政争议，可中止工伤认定的效力；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行政争议，一是缩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二是可不中止工伤认定的效力，让劳动者可通过仲裁或者民事诉讼及时获得赔偿，实行权利保障。
三、结语
工伤认定作为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处理体制实施以来，有效地处理大量的工伤保险争议案件，对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的出现、法律条文本身的特点以及程序设计上的原因，以致人们对其理解经常出现明显分歧，使工伤认定及其诉讼遇到了许多法律上的障碍和难题。因此，完善工伤认定的相关立法，使工伤认定在实践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