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6: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资本的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与大多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海曼・明斯基认为金融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本质固有的)，而并非是由于“外部”对其体系的冲击而产生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经过一个长周期，金融压力往往就会出现。这些压力也许会通过中央银行的成功干预被暂时“缓解”，通过成功实施货币政策也会防止流动性危机的蔓延。然而，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1929―1933年，传统的货币政策也可能无效。在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应对危机的措施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压力，从长期来看在某一点上也许就不容易得到遏制。结果就会发生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那样的事件。
明斯基认为，遏制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赖于经济中投机性投资的程度和所占的相对比重。他提出，就根本上不同的现金流对债务的关系而言，金融制度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他称为“对冲融资”(hedge finan―cing)(无论如何不能与对冲基金[hedgefund]相混淆)。对冲融资是投资项目的简单的传统融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同投资相关的负债最终用来自投资的未来现金流清偿。第二种他称为“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ing)。在这种方式中，债务的利息可以从现金流中得到支付，但本金清偿不了。支付的短缺最终导致需要发行新的债务，以对旧本金进行再融资。第三种金融类型被称为“庞氏融资” (ponzi financing)，名字取自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投资人Ponzi，他实际上是将金字塔计划销售给不知情的投资者。根据明斯基的看法，庞氏金融的特点是没有意图通过现金流偿付本金或者利息。在庞氏金融中，意图是通过举借新债或者出售资产来进行支付。
明斯基指出，投机性投资制度和庞氏投资制度都不能从投资内部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支付全部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它们采取其他的方案以从根本上绕过这些支付。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同样也代表了较长时期内未清偿债务的累积。因此，与传统的对冲融资相比，它们的趋势不仅会产生相对较低的现金流，而且还产生相对较多的累积债务。当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时，对于投机一庞氏制度和融资单位来说，总的收入负债比率将进一步恶化。这两种投资因其本质而从投资中产生极少的内部现金流，唯一的办法是强制清算、强行平仓。
明斯基认为，如果对冲融资主导了经济，那么金融危机就不会存在，或者相对比较温和，没那么频繁，并能很好地由中央银行的政策控制住。“相比之下，投机金融和庞氏金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偏差放大系统。”
明斯基反复指出金融结构和金融关系随时间而改变。他认为，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从一个由对冲融资单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转向投机金融和庞氏金融权重越来越大的结构。在资产价格膨胀的条件下，趋势是投机性金融转变成庞氏金融的形式。并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庞氏金融的机构倾向于丧失净值和蒸发，“因此，现金流不足的机构将被迫设法通过出售头寸来维持头寸。这可能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
因此，明斯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金融系统有如下内在的长期趋势：投机性投资和超级投机性(庞氏)投资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由此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并最终产生资产价格收缩和萧条。
如果任其发展，金融结构和关系走向投机性投资的趋势将最终占据上风，从而造成更频繁和严重的资产价格繁荣一萧条周期。明斯基认为，内部的制约因素也许可以阻挡这种趋势，因此投机活动激增造成资产价格爆炸的情形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在投机性一庞氏金融占有重大份额、从而出现现金流的不足和债务对现金流的高比率情形的环境和经济中，上述遏制因素有可能被打破，“以致累积的相互作用的债务通货紧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明斯基认为，金融结构将会从“强健的”演变成“脆弱的”。
因此，在控制和遏制金融系统中发生流动性危机和偿付能力危机的趋势这个方面，明斯基赋予政策和制度因素以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约束和政策干预有效时，“内生性过程停止，并且重新启动反映约束和干预的初始条件”。但是，若是制度和政策没有及时更新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结构和关系，那么曾经在一时一地有效的制度，也许在以后的时间和地点无效。言外之意，明斯基似乎认为像联邦储备、储蓄保险之类的制度也许一时会成功和够用，但是随着金融结构和关系的改变，制度和结构也必须要改变，以保证政策能有效防止系统内部发生的朝向金融不稳定性的固有演变。
当然，当明斯基写作的时候，他不可能预见到曾经用来遏制内在趋势的制度和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解除管制”，并被有效废除了。如果他亲眼目睹了当前金融解除管制的彻底程度，他将毫不迟疑地断定这将会导致一个权重更大的投机一庞氏活动并会显著增加金融的“脆弱性”。在涉及制约系统内朝向资产价格繁荣和萧条、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时，制度和政策是很重要的。然而长期以来，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变，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实际做法不是不断发展和加强制度和政策，而是废除这些政策，或削弱这些制度。
当制度和政策约束强大时，金融周期和危机就会只以“不完全的或萎缩的形式”发生，而且制度和政策“可能可以遏制和抵消造成金融恐慌和大萧条的力量”。但是，一旦那些限制政策被取消或削弱，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形，朝向金融恐慌和大萧条周期的趋势就会增强。
以上论述当然没有穷尽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全部内容。尽管如此，有关这一点的关键意见还是适当的。
首先，我们认为明斯基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金融结构和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趋向投机性。而且他也没有充分说明不断增长的金融脆弱性和追求利润率的动力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明确宣布金融趋于脆弱性是“追求利润活动的预期结果”。
为什么投资会朝着一个更加“脆弱的”结构发展?答案肯定在于投机性投资的巨大的短期利润率。本文的第一部分试着开始对此进行解释。明斯基在现金流的产生和负债率的意义上论述利润率，但也仅此而已。而且，对于投机性一庞氏投资来说，由于事实上几乎没有现金流，因此认为巨大的利润率是支撑转向投机性投资的主要诱因，似乎是个悖论。但是，如果投机性一庞氏投资在现金流的意义上不如对冲性投资有利可图，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如此强烈的朝向投机性投资形式的趋势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推动转向更多的投机性投资的主要诱因和驱动力是什么?如果是利润，是怎么驱动的?如果不是利润，那又是什么?
如果假定投资者转向更加投机的形式同利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同其他东西相关，那么这种假定不仅是反直觉的，而且是荒谬
的。投机性投资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利润率，其原因应当至少部分在此：同发生在实体的实物资产上的投资通常具有较高的商品成本和销售成本相比，投机性投资几乎不存在商品成本和销售核算结构成本，这是它具有较大利润率的一个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投机性投资的“电子性”和全球性意味着它比实物资产的对冲投资能够更迅捷地获得更有潜力的市场。
以解除管制的形式来消除障碍，为投机性投资又提供了一个巨大动力。有人怀疑，其他刺激投机性投资的因素可以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各种税收和贸易政策中找到，这些政策为进行投机性投资提供了显著的直接诱因。最后，技术和其他生产力因素也应当属于支持更大的投机性投资趋势的各种因素。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数字技术、计算能力、软技术(金融建模方案)和互联网，很难设想各种形式的衍生品的传播。
其次，既然制度和政策在阻止和允许金融向脆弱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性，那么应该对于那些制度和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有可能有效防止正在发生的深度的、不稳定的金融危机?当然，明斯基没能回答这个具体问题，因为他写作和生活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因此，他关于金融危机和周期的制度和政策的分析看起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再次，在明斯基的分析中，对冲融资形式和更具投机一庞氏形式的融资之间，或者说实物资产领域的投资和金融资产领域的投资之间，几乎没有显示出相互关联性。在明斯基那里，两者明显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三种投资市场之间的利润率必然以重要的方式相互依存，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也必须在既定时间点争夺相同的可以得到的信贷。
最后，明斯基的分析强烈暗示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并不必然重叠，金融周期比实际的经济周期可能要长，但两个有时会在某种程度上趋同，并在更大程度上趋同，这会造成两者比未趋同时更严重的危机。然而，明斯基没有循此路线对周期趋同和重叠的可能性作任何细节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论用数学形式还是用图表形式从理论上对金融周期和实体周期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抛开前面对明斯基的观点所作的极为温和的批评不说，明斯基的分析对深入理解金融结构、关系和周期的性质和演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关于这种周期和相关的危机是体系内生的、固有的观点，对金融结构和关系的不断演变的重视，对朝向投机形式的内部趋势的确认，对投机性形式和资产负债通缩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以及有关长时段内阻止或允许发生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政策和制度的相对有效性、无效性的论点，都是明斯基著作中值得进一步加以考虑的方面。
第三部分：运用
范畴分析金融危机
在各种的范畴和概念中，最为根本的是“生产力”概念。这一概念(以及事实)跨越时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也是所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生产力”概念也位于马克思高一级的、派生的概念的中心，这些概念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的有机构成(以下称OCK)、利润率的趋势(以下称TRP)――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根本。
在经济学中，对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观念很重要的是关于技术的普遍观念，技术被看作决定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力。正是技术及其相关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就是以这一比率为基础的。当然，下面将谈到，生产力概念――特别是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分析金融资本时也起到重要作用。
为人熟知的资本有机构成公式为C／(C+V)。当加进有关剩余价值S的想法时，该公式就成为表达利润率P的基本公式，用整合后的公式表示就是P=S／(C+V)。后一个公式可简明地写作P=S'(1－Q)，其中Q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C／(C+V)。
现在我们把这些著名的范畴和简单的公式记在心上，就可以暂时转移到以当机形式出现的金融资本上。我们以后将回到经典的范畴上，解释这两种事物――经典范畴(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趋势)和表达金融资本形式的新概念――如何能够被整合进一套能够对21世纪的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解释的新的概念和公式里。
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到货币商品形式
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的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反映的是实体资产形式或者说资本的实物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是资本的商品货币形式(CMF)。它们是实物资本形式；就是说，是实体资产和产品。在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曾反复提到资本的商品货币形式。人们认为这种形式现在在21世纪，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关系、周期和危机中，起到中心作用。在明斯基那里，CMF可能被看作存在于对冲投资、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中的商品货币的形式。然而，CMF并没有在上述基本的表示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它们决定实体部门的周期和危机)的范畴和公式中充分表现出来，尽管CMF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周期和危机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各种金融工具，诸如衍生品、担保债务证券、信用债务掉期和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明”的数量庞大的金融证券作为资本主义最近的金融和证券化革命的一部分，表现了CMF即商品货币形式。(这些形式也包括同这些工具相联系的新的金融机构，如结构投资工具、对冲基金等等。)这些形式表现了作为商品的货币的演进的高级阶段，它们已经大大超越以金的形式出现的简单货币、纸币等等。
简单货币的历史作用是使得资本能够从实物资产转化为货币，然后再转化为另一种包含有更大价值的实物资产。用的公式表示就是C―M―C，或者其反思的形式M―C―M’。有关简单货币的思想为马克思和很多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共有。货币职能最早是作为交易手段和交换中介。简单货币形式并非直接生产利润的商品。简单货币促进资本流通，但是在既定的时间点上并不给经济中的利润总量增加直接利润或交换价值。简单货币也不影响金融资本的总体构成。与此相反，CMF代表能够直接影响利润总量的产生和金融资本的数量，从而最终影响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总体利润和利润率的货币。
如果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再只作为促进一般资本流通的简单交易手段起作用，而是日益成为能够影响总体利润和利润率的复杂形式的货币资本，那么它就应当在基本的范畴中具有同它影响经济的周期和危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相
当的表达形式。
金融资本形式，CMF，并不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代表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意义上代表价值(或剩余价值)。但是CMF最终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予以考虑的实体资产之上。CMF中有可能存在实在价值。但是反映利润的市场交换价值可以在CMF中的实在资产的“价值”之外存在。例如，次级抵押可以包含以实物资产住宅为基础的实在价值成分。但是担保债务证券、CDO衍生品(其中可以在其总发售中包括次级抵押)，也提供一种附加的投机性“加价”。CDO在市场上以高于它们当中可能包含的实体资产的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出售。在学说中，赚取利润的能力同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一定同一；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就多次清楚地说明，利润是同价值和剩余价值极不相同的范畴。
因此，投机性的货币的商品形式(corn―modity forms of money)即使不创造附加的“价值”，也可以创造利润。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将投资从实体资产(从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资本有机构成)转移到投机性投资，实际上可以减少实体资产部门的投资水平。这种转移反过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不仅会影响资本有机构成，而且会影响利润率的趋势。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表达这种思想，那么过去10年当中美国发生的转向投机性形式的投资的做法，可能要为实体资产领域投资的相对降低以及与实体资产投资相联系的利润率的相对降低负责。实际上，在2000年以来投机性投资、庞氏投资加速增长和美国实体资产投资率低迷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而且，正如作为新的CMF形式层出不穷的结果而发生的向投机性投资的转移可能导致实体的、非投机资产部门的投资减少(从而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一样，实体资产部门投资的相对减少也可能反过来刺激出现更大的投机性投资。这些假设只有通过经验分析才能检验。
比较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有机构成
这里的论点是，明斯基评估投机性投资的分析方法提供了考察投机性投资转移对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所产生的影响的起点。但是为了这么做，首先可能是应当给金融资本建构一个同资本有机构成等价的东西――金融的资本有机构成，OCF，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有机构成”。
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范畴同实体资产相联系，因而等价的金融资本有机构成就可以考虑用来解释来自金融资本的不同商品货币形式的利润。资本有机构成同金融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利润率下降所产生的各自的和联合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在概念上加以探讨。实体资本(不变的和可变的实体资产)对金融资本(投机性的金融资产形式)的相对构成应当予以考虑――可能要创造一个“相对利润率”(relative rate of profit)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针对有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的变化，而且针对投机性资产投资对实在资产投资的构成的变化。
沿着这一方面作一些原初性的探索大致如下：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OCK的概念表示为：
C／(C+V)，以下定义为=Q，
在给上述OCK引入剩余价值s的概念后，我们得到：
P=S／(C+V)，其中P等于利润率。
然后把这两个等式简化为：
P=S’(1一Q)，其中S’=S／V，即利润率。
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的标准公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特别是技术的改进，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构成提高，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压力。
从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在金融资本那里显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技术的改变――即生产力――正在创造新的CMF形式。没有诸如数字化、计算机化、软件、定量模型和全球互联网，金融部门发生的证券化革命、衍生品等等将不可能出现――或者至少不会以它们今天的规模出现。技术作为生产力不仅使得转向更多形式的投机性投资(在明斯基的含义上)成为可能，而且刺激了这种转向，同时提高了投机性投资对非投机性投资的比重。随着投机形式的金融资本的利润率的升高，非投机形式的实体资产投资(例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利润率落在后面。于是某种“构成”变动就可能在金融资本部门和实体资产投资部门发生，这种情况又会使金融资本和实在的实物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
若运用明斯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投机性资产投资确定为明斯基的“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或者称作“F”；而将非投机性投资确定为明斯基的“对冲”投资，写作“1－F”。
那么，“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OCF，就变成：
F／[F+(1－F)]，我们称之为M，也就是=OCF。
如果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OCK或者说Q，同上述OCF或者说M的概念整合起来，那么就得到一个可能的表达：
M／(M+Q)
在Q和M的两个场合，假定由于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和投机性投资对于其他金融投资的增加，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利润均有下降趋势。在后一个场合，另一个主要的假定，就是用明斯基的术语将金融资本利润界定为例如现金流率或者说现金流对债务水平的比率。
这些就是关于这一点的主要假设。尚需要在概念上和数量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OCF中的构成关系是否同OCK中的相似，并且是否同样有效。
通向相对利润率理论
指出如下内容更加重要：上文的表达M／(M+Q)只表示两种“有机构成”概念的整合，即OCK和OCF的整合。这一表达并不反映投机性资产投资同包括整个金融资本在内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一表达对投机性投资的趋势同金融资本、实体资本的联合利润率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这是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比例关系。然而从直觉来看，鉴于今日金融领域的各种衍生品和证券化革命，看来投机性投资的变动和趋势将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对实体资产投资以及实体资产(可能也对合在一起的实体一金融资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产生影响。
但是要表现实体部门、金融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同实体部门、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趋势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制定一整套同时出现的等式。但这一任务已经超出了本文考察的范围。
关键词：金融资本 商品期货 储备
2006年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的一年，期货市场上原油价格最高达到78.71美元/桶(纽约商品交易所)，虽然下半年有所回落，全年涨幅仍达19.58%。铜价最高达到86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全年涨幅达87.56%。对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国外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对能源资源的强烈需求，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市场各要素和变化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因素”仅仅是国外期货投机资金做多初级产品的借口，或称“概念炒作”，而“概念”背后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投机运作。
一、世界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空前增大
由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普遍宽松，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增加，由此导致金融资本及其运作规模迅速增长。以人们特别关注的对冲基金为例，据《对冲基金情报》200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冲基金超过8000只，总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而1994年全球仅约有4000只对冲基金，总资产不过1900亿美元。在最近的2001年到2006年的5年多的时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此外，其他各种金融资本，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各种政府基金的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增长和逐利本性，使得其在各种市场的运作规模空前加大，特别是大量流入商品期货等市场。据美国期货业协会统计，2006年前10个月全球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类衍生品共成交8.53亿手，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能源产品和金属类产品分别成交3.49亿手、3.22亿手和1.82亿手，同比分别增长26.9%、37.5%和41.7%。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二、金融资本的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功能。自期货市场诞生后，相应的商品市场便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石油、铜等矿产品期货也就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大，当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造成供需平衡比较紧张的时候，货币市场上的投资者将一部分转移到了商品期货市场上来。
一向活跃于股票、债券和汇率市场上的金融资本看好初级产品市场。原因是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商品期货与证券和债券具有负相关性，与通货膨胀又呈正相关性，使大量以美元存在的基金为了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汇率波动，纷纷试图以买进商品期货来规避风险。由于股票、债券市场的不景气和商品市场的赚钱效应的影响，促使金融与贸易紧密结合，金融资本大量投资于商品期货成为金融资本运作的新特点。
从市场参与者的结构来看，在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会员的构成中，涵盖了世界主要的银行、投资公司和石油公司，如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摩根士丹利、兰德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等。目前几乎所有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政府机构性基金都进入了商品期货市场。
三、金融资本在初级产品市场的运作给我国经济构成威胁
金融资本的加入，使商品期货市场产生过度投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对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造成困难，使国内重要短缺资源潜伏供应中断风险。
1、金融资本影响商品期货价格，期货价格主导消费价格。2006年8月开始，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下滑，我国进口原油也急剧增加，8月份原油进口曾同比大增34.8%，至1182万桶，这个势头在9月得以延续， 9月份进口原油同比大增24%，至1346万吨，创下单月进口最高纪录。尽管我国石油进口大增，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仍在持续下挫，可见金融资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石油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关键因素在于金融资本期货投机的影响。同样原因，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金融资本主导甚至直接决定。
现货消费价格由期货价格主导。初级产品市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形成联动机制，如石油定价机制就是市场供需双方在签订供货合同时，通常只是确定某种计价公式，计价公式中的基准价格一般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直接相连，即国际油价的定价方式是间接的，期货价格通过计价公式直接影响现货价格。
金融资本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期货到现货的定价机制，进而放大非市场因素，并造成世界各地、各种市场的连锁反应，由此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方向。
2、金融寡头和垄断供应商推高商品价格，我国只能被动接受国外不合理定价。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而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不多，金融市场规模还较小，金融资本实力较弱，金融服务业不发达，在金融资本操纵商品价格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我们没有定价权甚或相当的影响力和谈判筹码。仍以石油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价格与进口数量同步涨落。这就出现了一个不理性的现象：在价格高涨时进口多，在价格低迷时进口少。有人说我国企业不具有对国际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能力，其实不然，而是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价格而不能影响价格的结果。铁矿石涨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2003年我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在2005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国钢铁业被迫接受了日本最大钢铁商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达成的协议涨价幅度，铁矿石价格上涨71.5%，随后的 2006年、2007年又分别上涨19%和9.5%，3年累计涨幅达128%。再如2005年10月到2006年6月的电解铜涨价，虽然我国连续在国内市场抛售库存物资，无奈不敌金融资本的大肆挤兑，铜价节节攀高。有研究表明，上海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对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影响非常小，而反之则影响极大。
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快速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价格波动给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商品市场的波动，一方面，由于我国消费增长的刚性，不得不按照高涨的价格支付不断扩大的进口商品的费用，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抬高了我国工业生产的成本，使得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上升，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且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据测算，2006年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我国多支出117亿美元。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使得钢铁行业增加成本397亿元，相当于钢铁行业2004年利润总额的46％。铁矿石价格的连续上涨对主要钢材消费产业，如建筑、机械、轻工、汽车、集装箱、造船、铁道、石化等产生严重影响并波及到宏观经济运行。
四、通过建立和加强储备分散金融资本运作带来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金融资本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与市场垄断行为实质是相同的。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金融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短期内控制了交易头寸，从而控制价格。在经济体内，打破垄断是政府的职责，在国际上应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垄断，也必须由政府出面。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运作对我国经济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各种应对措施应当构成完善的应对体系，包括完善金融体系，发展金融和商品期货市场；壮大市场规模，加强预警监控，完善风险防范措施；拓宽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提高企业获取国外资源的能力等。除此之外，加强储备在化解和分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风险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增强争夺商品定价权的实力和化解供应中断风险，在商品价格上涨时获取直接收益。商品定价权之争，实际上是企业或者国家间实力的较量，在我国企业和国家实力尚不雄厚的条件下，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发挥杠杆作用，增加回旋余地，如在2005年以来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们就可以作为筹码，至少可以延长谈判时间，由于供方也要考虑年度产销平衡问题，因此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使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在2005年至2006年电解铜飞涨的情况下，就可以多抛售一些，一方面减轻国内企业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减缓价格波动。
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情况下，可以有效化解风险。在国际外交事务围绕资源争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在外交谈判中获得主动。应特别注意的是，应对非市场事件，有时仅有货币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实物才行。而石油、铜等期货品种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既能有效应对资源短缺风险，又能随时变成货币应对金融危机，具有进退两益的好处。
2、一定规模的储备库存对商品期货价格上涨起着制约影响。如图1是铜价格与库存关系示意图。研究发现，商品期货价格与交割库存成负相关性，即库存增加，价格下降，库存下降，价格上升。经验表明，利用库存对价格的影响关系，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适当时机可以将部分物资借给企业注册成交易所标准仓单，甚至不用实际交易就可以配合其他实质性措施影响价格走向。象美国的石油储备，仅公布库存的变化就可以影响石油价格是一样的，库存对于期货市场具有相当的威慑力。
3、石油和有色金属等大宗资源性产品应当作为储备重点。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增长强劲，由于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铁矿石、铜在内的多种大宗基础产品。由于欧美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对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他们对价格的波动远没有我们敏感，并且他们掌握大量的跨国垄断矿业公司，一定程度上会容忍或支持其价格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大幅上涨。我们则必须高度关注工业原材料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市场波动，采取措施稳定市场，化解风险。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石油等能源消费上占比虽然远远大于我，但是他们同样掌控着大量的既有资源，并且大多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战略储备，相对我国应对风险的能力要强很多。另外国际金融资本大多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个人资本，价格波动正是他们他们掠夺不发达国家，获取直接利益的好时机，因此，在金融资本大规模运作于商品期货市场的新背景下，资源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新的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由于资源匮乏和金融实力不强的双重约束，我们始终处于价格波动的受害者地位。
从我国实际出发，考虑应对资源和金融双重风险需要，当前我国应尽快进口储备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交易量大、金融属性强、我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能源和矿产品。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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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fluence to futures marke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reserves.
Jiang Zaijun
（Wuhan University ofTechnology）
关键词：产业金融；产融结合；产业金融发展指数
一、产业金融基本内涵
产业金融在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本文认为产业金融是基于产业链的特征而产生的新型金融形态，是一种集成化、立体化、模式化与实体型的新型金融业态，是针对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产业金融的产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顺应了现代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集成化系统化服务的要求，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与一级资本市场金融，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属性。
二、我国产业金融发展特征
（一）产业资本主导型为主
国外大型企业集团创办财务公司已经十分普遍，比如GE（通用电气）金融业务涉及消费者服务、设备管理、中间市场融资、特殊融资、特种保险等五大门类。我国银行业改革滞后、产业资本最先成熟特征决定了我国产融结合发动者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并且目前我国政策规定银行业不能投资实业，所以目前我国大型集团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式多为产业集团向金融业投资，即“产业投资金融”。
（二）发展模式趋于多元化
我国产业投资金融的模式并未遵循同一模式，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产业投资金融的平台从集团财务公司（万向集团）到资产管理公司（海尔集团及华能集团）、信托公司（中化集团），再到基本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招商局集团以及中信集团），体现了企业集团适应市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抉择的趋势和
特点。
（三）大型央企与行业龙头企业占据先导地位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产融结合表现出央企与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居领先地位的特点。据统计，我国127家央企中约有1/3以上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产融结合实践。另外，央企集团投资金融涉足的金融机构种类众多，几乎包括从商业银行到金融租赁公司等所有的金融机构类型，而且往往采取绝对或相对控股形式。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实施产业投资金融的企业集团往往都是本行业佼佼者，比如宝钢、联想等。
三、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化分析
（一）指数体系设计原理
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一个开放系统若要形成与维持有序结构，必须不断从外部引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负熵流，并不断的排出其代谢产物，使系统内的熵减少，组织才可以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假定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后形成一个耗散结构的体系，该体系具有自组织特征，对外界开放，因此外部会向体系内输入熵流，定义为外部影响熵。体系内部有两种熵相互作用，一种增加体系内部混乱度，不利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定义为压力熵；另一种减少体系内部混乱度，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定义为支持熵。借鉴耗散结构理论，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可分解为以下分指数，指数体系与权重
见表1。
表1 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CIFDI）指数体系与权重
总指数 分指数 成分指标 权数
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 支持指数（40%） 1、社会融资规模 25%
2、固定资产投资额 25%
3、人民币贷款 20%
4、企业债发行额 15%
5、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5%
抑制指数（40%） 1、货币和准货币（M2） 30%
2、股票交易额 25%
3、债券交易额 25%
4、基金交易额 20%
外部环境指数（20%） 1、经济增长率 35%
2.出口增长率 25%
3、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20%
4、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20%
1.支持指数描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持作用
金融资本能够为产业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大量资金，同时金融资本的发展有利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率，增进产业资本的运行效率，降低产业资本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使产业资本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文在研究支持指数时选用社会融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额、人民币贷款与企业债发行额等作为成分指标。
2.抑制指数描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不利影响
金融资本过度发展会导致货币超量发行与不良贷款率大幅提高，动摇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秩序与信用基础，增加产业资本运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泡沫经济，从而造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破坏。本文在研究抑制指数时选用货币和准货币（M2）、股票成交金额、债券成交额与基金成交金额作为成分指标。
3.外部环境指数描述外部环境对产融结合的影响
由于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处于介稳状态的耗散结构，处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外部环境中诸如政治形势、政策导向、科技进步、资源环境甚至各种自然灾害等因素都会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动结合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波动。本文在研究外部环境指数时选用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成分指标。
[关键词]财务公司 原则 关系
资金之于企业,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集团之所以建立财务公司,就是要利用财务公司的信贷功能和专业优势,帮助和推动企业管理好资金,以降低资金占用,加快周转,充分发挥资金效益。但是,财务公司在集团内的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重视自身在资金管理中应处理好一些原则和关系。
一、资金管理的涵义
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已不再是传统的钞票的概念,所谓资金,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包括货币本身。资金的特征就是运动性,企业就是围绕资金的运动来开展业务的,同时,资金运动的效果也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由此可见资金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对资金的管理。资金管理,就是对企业的资金流和资金链条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以使企业的资金达到最佳的运用状态,包括筹资和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资金运作运营等。
二、财务公司资金管理的原则
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是所有金融机构管理资金应坚持的原则。而财务公司资金管理还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还应顾及服务性原则。
(1)流动性。财务公司是负债经营的典型,因此财务公司必须保证资金能够随时满足成员单位提款机借贷的需求,另外,资金运用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保持资产的流动性。良好的流动性可以使公司处于一种高安全状况,提高其信誉和市场形象。
(2)安全性。财务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重视安全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财务公司应竭力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它的影响:第一,财务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自有资金少,一次大的损失很可能使它面临灭顶之灾;第二,财务公司是用负债来满足其资金需求的,这样,致使其财务杠杆较大,自然而然,应该考虑资金的安全性;最后,财务公司作为整个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载体,如果资产出现安全问题,不仅对财务公司而言是个致命的打击,还会引起整个集团的危机,甚至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市场动荡。
(3)盈利性。财务公司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法人,当然要追求一切盈利性机构的共同经营目标――获取效益。在均衡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财务公司可以通过投资,去获取盈利,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升其市场形象和风险承受能力。
(4)服务性。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越来越重的内部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的任务,客观上要求集团有成立财务公司进行专职管理资金的需求,同时,打破外部融资壁垒,建立与外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联系,也是财务公司的任务之一。因此,可以看出,财务公司不是独立存在的,要依托集团,服务集团,它不应像市场上一味追求自身盈利的金融机构一样拼命挣钱,它还必须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战略目标和第一要务是支持集团的发展,把满足集团对资金的需求作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最终目标和自己的重要业务来经营,同时把管理资金的效果作为考核自己为集团服务的唯一标准。财务公司董事会对财务公司的考核应首先立足于为集团节约和减少成本,如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结算成本等;其次才是风险调剂后的资产回报率。
财务公司的“四性”原则是矛盾统一的关系,但在某个均衡点或均衡区间内,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和服务性可以达到某种可被接受的或令人满意的程度。财务公司在实际经营中,要尽可能做到这“四性”之间的协调搭配,保证在资产服务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润。
三、财务公司资金管理应处理的关系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财务公司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将不断聚集起的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运作,最终提高集团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实现集团价值链在下游环节(资金集中与运用环节的价值增值区)的延伸。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金融运营活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范围经济,从而使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效互动,成为企业集团价值创造的中枢区和价值链增值的最大贡献者。
作为产融结合的有效载体,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必须处理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值的源泉和依托,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值的助推器。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资本没有产业资本作为依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谈不上增值,反之依然,产业资本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与推动,则其循环与增值速度都将大受影响。
(2)为企业集团服务的附属性和作为企业法人独立性的关系。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容易影响它的发展壮大,如果太着重于为企业集团服务而不太重视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就会导致财务公司成为集团的工具,自身市场竞争意识下降,运营能力低下,同时还很容易给企业集团带来危机。集团财务公司一定要处理好与成员单位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为企业集团服务的基础上强调按照市场法则来发挥自身独立的法人作用,对外按市场规律运作,对内以各子公司之间的利益不被相互侵占为原则,确保资金的管理效益在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3)集权与效率的关系。根据科斯定律,为了追求相对于市场较低的内部成本,将一定的经济活动在一个以企业为边界的范围内进行,可以降低市场成本,提高效率。但是随着这个范围的不断扩大,财务公司、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关联交易越来越复杂,管理成本便不断加大,内部计划性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效率性的下降。我们可以想象,当市场不断被圈分最终被划定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的时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计划经济,市场的效率性就会缺失。而且从集团的范围内看,由于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基本通过财务公司来进行筹资和融资,财务公司就不存在相互竞争,也不用担心客户的流失问题,因此就可能导致财务公司没有竞争压力,那么就很难产生一种前进的动力,这样财务公司的效益就容易下降。
参考文献:
[1]凌文.大型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战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37-41.
一、一步走：近期的金融与文化产业水平对接
金融与文化产业的对接涉及到金融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门，仅仅依靠单一领域的功能提升和拓展无法实现二者的高效对接，只有二者同时努力，才能达到融合发展。
（一）金融主动高效对接文化产业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自2010年九部门《指导意见》颁布以来，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支持逐渐增强，但从目前总体情况来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依然不够，金融机构在服务文化产业的模式、功能、方式和水平等方面均无法与文化产业的需求高效对接，还存在一些阻碍金融与文化产业高效对接的瓶颈与桎梏。因此，要破解金融对接文化产业所面临的这些瓶颈与桎梏，应选择几个关键问题进行重点突破。
1.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的模式突破。金融机构应深入调查研究文化产业的经营特征和盈利模式，并以此为依据转变自身的经营方式和风险管理观念。金融服务价值模式方面，应从“物权控制”转向“未来现金流控制”。金融服务融资模式方面，应向文化产业价值链上下游的研发设计、生产制作、营销推广、配套服务等多个环节进行服务拓展，发展供应链金融。金融服务风险控制方面，应加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衍生品的开发，创新知识产权、收益权、定单质押等信贷产品。
2.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的功能、范围和水平突破。金融机构在拓展、强化和提高对文化产业的银行融资功能、范围和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开拓在投资、证券、保险、理财、信托、租赁、专业管理等方面服务文化产业的功能。本文由收集整理应在文化产业园区或文化产业聚集区内设立专门为文化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文化产业基金、担保公司、信托公司、创投风投企业等机构建立服务文化产业的有机金融联动服务平台，为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性一条龙服务。
3.产融“互通式”信息交流方式的突破。通过设立产（文化产业）融（金融业）信息中心、开发文化产业与金融业互通的信息网站等形式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以汇集金融机构及金融业与文化企业及文化产业的基础信息。并运用科学的手段对文化企业及文化产业进行资质认定、筛选评级和前景预测，使之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业的投资信息对接，促进有效的金融机构投资信息与文化产业融资信息在一定机制下有序流动，以减轻文化企业搜寻融资信息的成本和金融机构搜寻投资项目的压力。相关单位如金融机构、文化龙头企业、政府部门、科教院所、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多部门通力协作，促进文化要素与文化资源的顺畅流动、广泛集聚和高效利用。
4.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的保障体系突破。相关部门应抓紧制定、规范和完善文化产业的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流转和托管的管理办法，突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基础性制度障碍。积极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功能，建立起包括信息披露、投融资促进、信用担保、风险分担补偿、专项补贴、资金结算等在内的投融资服务工作机制，切实解决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中保障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二）文化产业千方百计对接金融
1.培育合格的文化产业融资主体。文化企业要赢得金融机构的青睐，首先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自身的快速成长。文化单位应认真落实分类改革的精神，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办法是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和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会计和审计流程，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培育大批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市场主体基础。
2.重塑优化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要改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大、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必须加快对现有文化产业的存量改造。积极拓展国有文化实体的重组引资空间，在巩固现有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开辟形式多样的新兴文化产业，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文化龙头企业和文化企业集团。要积极吸引外部增量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要集聚国际资本和吸引国际知名的或有潜力文化企业“走进来”；另一方面，要拓宽国内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范围，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条件，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积极集聚民营文化企业和中小文化企业。以此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架构基础。
3.整体提高文化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培育健康的文化市场竞争机制，提升文化产业整体的市场化水平。通过创新、改造、引进、整合等方式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利用现代科技信息手段与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提高文化产业的科学水平和管理水平。文化产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高度和深度基础。
二、二步走：中期的金融与文化产业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研究和促进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相互结合、互动发展，培育文化产业金融，将是我国中长期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一）探索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产融结合方式
金融与文化产业适宜采取“智慧资本+金融资本”有机互动的结合方式。文化产业聚集的“智慧资本”与一般资本一样有价值，还可以投资，“智慧资本”与“金融资本”同等重要。“智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是两种“软质资本”的结合，更能体现“绿色”和“生态”的时代要求。要通过资源的资本化、资产的资本化、知识产权的资本化、未来价值的资本化实现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以金融资本为手段推动文化产业资本的发展，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金融业务的深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促进其互动发展，增大其价值增值。也就是说，将来我国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大体上可以采取“由产到融”和“由融到产”两种形式。由产到融，是在文化产业资本旗下，把部分文化实业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形成强大的文化产业金融核心。而由融到产，是金融资本有意识地控制文化实业资本，而不是纯粹地入股获得平均回报。这两种形式的产融结合形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实现进路的不同和主业的侧重。不论哪种形式，只要有利于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就采用哪种方式。
（二）创新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实现模式
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创新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实现模式。从结合的对象上，可以是单一结合模式，即是文化产业与某一种金融资本的结合，如“文化产业+商业银行”模式、“文化产业+保险公司”模式、“文化产业+财务公司”模式模式、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模式等。也可以是多元结合模式，即是通过一系列“购并+投资+融资+其他方式”合并，形成集文化实业、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业务于一身的文化集团公司，但尚不具备金融控股公司架构的模式。从结合的运行机制上，可以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任何金融中介都是市场积极参与者的市场主导型结合模式，就像英美国家的产融结合模式[1]。也可以是以“社团”或“社会”市场经济为运行基础、银行在产融结合中处于主导地位、银企间产权制约较强的银行主导型结合模式，如日德国家的产融结合模式。还可以是其他结合模式，如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项目管理模式、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合作联盟模式等。
（三）开辟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具体路径
1.大型优势文化企业应走金融控股公司之路。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控股公司式”的、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必要的约束和调节机制，避免文化产业资本过度控制金融机构，把金融机构变成文化资本的“抽水机”；设立必要的风险监管和防范机制，在加强产融交叉互通日常监管和审慎监管的同时，还要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产业部门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风险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之间过度传染和扩散。
2.具有竞争优势（包括资本优势）的中、小、微文化企业可入股甚至控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这些中、小、微文化企业通过入股控股中小金融机构获得更大发展的融资，而获得入股支持的中小金融机构在实力壮大后又可以反哺中、小、微文化企业，二者可以同时实现协同共生发展。
3.重视民营文化企业与金融的结合。民营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生重要力量，应重视和注意吸收民营文化企业入股金融，这既是金融机构实现产权多元化、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的需要，也是把民营文化企业跨入金融业、开辟投融资通道、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
4.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过程中的监管工作。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既涉及到文化产业部门，又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部门，资本及业务的合作与交叉多，容易产生监管空白。监管部门应坚持规范与疏导并重的原则，着力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过程中的监管工作，切实防范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中的风险，努力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保驾护航。在积极引导金融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同时，要加强一行三会与产业主管部门的合作，避免监管空白。
三、三步走：远期的金融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高级形式是建立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或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群。这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显著特征是已具备了控股公司架构的模式。而我国金融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要实现这一高阶目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群超出了企业概念的范畴，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的范围已扩展到区域概念，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深度和高度已提升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突破、分工协同、共生演化功能方面。
（一）金融与文化产业跨业混合发展
一些有实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地通过混合控股、持股、兼并重组等方式，组建国内跨行业的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采用现代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其主要资产是不同子公司的股票，经营范围横跨含文化产业、金融业和其他行业等多个行业。这类跨行业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的控股母公司性质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非金融机构的经济实体，不具有金融从业资格许可证，但其全资或控股拥有包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一种或多种金融性实体和其他非金融性实体。跨行业的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麾下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地对外开展各类业务包括产融结合业务，并独立承担相应责任。由于控股关系，子公司的最高决策层及其重大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控股母公司，子公司的具体经营单元战略服从和服务于产业金融混合集团的发展战略。其具体模式可以是以产生经营协同效应的文化产业实体控股的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也可以是以产生金融协同效应的金融控股的文化产业金融混合集团。
（二）金融与文化产业集群化混合发展
根据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产业聚集区是文化发展繁荣的较好形式，而在文化产业聚集区内形成以金融商务区为金融商务综合服务、以文化主业为中心的“产业与金融结合+地方与行业结合+市场与网路结合+政府与企业结合”全方位一体化结合的集群化式产融发展模式，更是金融与文化产业混合发展的高级形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在集群内营造了“独特的小环境”，形成了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复杂适应系统，涌现出了许多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源性产融结合模式，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源性产融结合模式的、功能突现并“自组织”和“他组织”演化的文化企业集群准外源性产融结合模式和准内源性的间接产融结合模式，与准外源性直接产融结合模式和准内源性直接产融结合模式等多元化的新型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形式。这类集群式产融混合模式能够极大地发挥产业“聚焦效应+协同效应+创造效应”等多重综合效应，把成本降到最低，把价值提升最大。
（三）金融与文化产业跨国混合发展
现如今，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1]金融风险作为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其产生既有金融业自身的原因，也有金融业之外的原因。应该从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入手，改进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的监控水平、强化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与化解。
一、金融风险及特性
(一)金融风险的概念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市场主体从事货币、资金、信用交易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当金融风险越多越大，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损失肯定也越多越大遏制出现损失或弥补损失所付出的努力就更为艰巨，当金融风险累积到无法控制程度时损失就不可避免地出现。[2]只要存在金融交易就必然会存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是全金融系统风险的失控状态，是整体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是金融风险经过量变过程发生的质的巨变
(二)金融风险的特性
第一，金融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影响最人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是源于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导致的该行业总有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的趋势，引发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另一方面是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第二，制度性因素成为金融风险的最大诱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在新兴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历程均比较短，其金融机构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利扶持较多，风险自律也弱一些，市场容量有限，国家金融监管效能较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第三，政府财政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到最后，都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
二、金融风险的成因
(一)体制性因素。(1)财政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2)过分倚重于银行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直接融资从无到有，而且发展较快，但至今也未改变间接融资占绝对比重的格局。(3)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
(二)制度性原因。(1)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赶超型发展战略。(2)国家垄断信贷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3)经济主体信用道德沦丧与社会信用环境恶化。(4)银行体系缺失，规章制度不健全，信用基础脆弱。
(三)其他因素。除了体制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有：(1)企业经济效益低下。(2)金融机构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的意识差。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意识，内部管理混乱，违规经营比较普遍。(3)金融机构粗放经营，管理疏松。此外，经济结构失衡，金融法规不健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缺乏法律手段的保障等
三、防范与化解
(一)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精神来进行。为使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
(二)对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我国国有银行名义上具有法人地位，实际上却无法人所必须具备的财产经营权，其经营活动也缺乏来自所有者的有效监督约束，以致出现内部人控制和不能回避政府干预的状况，无法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途径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推进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即对国有银行进行产权制度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发展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有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居民也可以直接将结余货币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对银行的高债权。
(四)弘扬适应市场经济的信用道德观念。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金融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重新培养全民的信用道德观念，优化信用环境，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产融结合 经济内涵 法律界定
产融结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产融结合只是简单的将资本市场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追逐利益融合形成的产物进行概述，而对于产融结合的法律界定，也存在各种法律表述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等现象。为全面的认识产融结合，需要从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出发，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了解其法律特征。
一、产融结合的经济学内涵
产融结合是指为了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利用人事结合、信贷关系等将工商行业和金融行业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商企业和金融行业的互赢。对于产融结合的主体，其主要法律载体是企业，加上这类企业集团具有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等双重资本，因此，可以称这类企业集团为产融型企业集团。对于产融型企业集团而言，市场是追求资本增值的最佳场所，它能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来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提高产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对产融结合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其中广义上的产融结合就是产业和金融的有效结合，是从储蓄转向投资，即集体或者个人将储蓄的一部分通过入股、借贷等形式让其他集团或者个人用以进行生产投资，这就是产融结合的表现。而货币的出现，为储蓄转向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广义上，产融结合是金融业和工商产业形成借贷关系，例如银行向企业进行贷款。狭义上的产融结合是指，工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采用贷款的形式在金融行业中获得生产资金，或者金融行业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采用股权参与、人事结合等形式渗透在工商企业中，为工商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或者生产资源支持。工商产业的资本是指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非金融企业占有的资本。在狭义的产融结合中，资本融合是根本，其主要原因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了实现不断增值造成的。
二、产融结合在法律上的意义
在经济学和法学方面，产融结合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经济学方面，产融结合的重点是“生产”和“金融”的结合，而在法学方面，产融结合的重点是“生产”和“金融”结合带来的后续影响。产融结合的法学概念侧重的是在“结合”过程中的合规性，并通过惩戒违规的行为，来维持秩序或者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对于产融结合的法律内涵，在不同的法律中有不同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需要从公司法、金融法、企业集团法、反垄断法等法律范畴中进行产融结合的分析。首先，在公司法中，工商产业和金融业的结合，具体表现为企业合并、资产收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资本转投资限制、母子公司关系、产融结合组织形态、法人治理等；其次，在金融法中，工商产业和金融业的结合是一种跨业混合联营，这就会极大的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这也是部分国家实施产融隔离政策的主要原因；第三，在企业集团法中，产融结合的形式经常表现为企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全能银行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组织形式加强经济组织间的联系；最后，产融结合涉及到税法的一些问题，例如集团整体纳税申报与关联企业之间很容发生“非常规交易”的现象，这就会规避课税。
另外在产融结合中还涉及到反垄断法律规制。产融结合在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到垄断、限制竞争等问题，工商产业在接受银行的融资后，与其他工商产业进行竞争时，会产生一种不正当优越性，对竞争的公平性造成影响。因此，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对产融结合进行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产融结合及其结合组织的基本法律特征
（一）多家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子公司组成法律载体
由于产融结合的法律载体是企业集团，而企业集团是由金融机构、非金融子公司共同构成的，因此，当一个工商企业主导的企业集团有多个金融机构，但金融机构未处于主导地位，资产规模比较小，在行业中的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在企业集团中，金融机构和集团企业相互持股，则称这种企业集团为混合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并不是典型的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如日本的丰田汽车集团就是这种类型。产融结合的金融性导致产融型企业首先要对金融风险问题进行防范，并加强金融监管。
（二）产融结合的法律载体是多元化金融业务
对于产融结合中的各个金融实体，经常会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中选一种或者多种业务进行经营，因此，产融结合的实体有一些金融实体子公司，例如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保险子公司等。在产融结合中实现多元化经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各个业务之间的相互弥补，实现金融资源的共享，产融结合企业集团的多元化金融服务能满足不同客户之间的需求，这对规模经济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三）产融型企业集团各法律实体存在股权联系
产融结合是通过一个企业集团进行全面控股，对麾下的各个子公司进行管控，而不是将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类似产品的子公司合并在一起进行加工生产。各个子公司通过相互持股、人事兼任等方式形成联系，从而协同企业集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产融结合的企业集团不具备法人资格，各个法律实体是通过股权进行联系的，其联系方式可以是参股、控股、交叉持股、共同被控股等。产融结合的企业集团可以看做是市场经营者集中的表现，当其妨碍或者限制市场竞争时，就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则。
产融结合是在市场快速发展下形成的一种产物，随着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产融结合迅速的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通过对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和法律内涵进行分析，对构建产融结合制度，规范产融结合行为，促进产融结合的规范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晋产.融结合的经济内涵和法律界定[J].江汉论坛，2010（01）.
[2]郑醒尘.对我国产融结合活动的分析与建议[J]. 现代产业经济，2013（05）
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每一个行业的标准不一样，当这“三个高度”实现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它实现了高度智能化――高度信息化能够产生大数据；高度网络化，催生新的服务模式，包括云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智能化的程度就比较高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重点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战略，一个是模式。战略容易理解，全球战略、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和企业战略等。模式方面分三个集成，第一个是纵向集成，第二是端到端集成，第三是横向集成，这三个之间存在顺序关系。
首先是纵向集成，它发生在企业边界内，难度最低。从产业经济学来讲，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的创新发生在车间和工厂内部，是有边界的。机器的改进都是在车间，不可能在别的地方，不然不能称做是核心的东西，车间的革命、车间的改进、车间的智能化，这些都是发生在车间里，提升了“车间”的效率。
第二个阶段端到端集成主要发生在单一产业链，复杂度一般，供应链的作用比较重要，没有供应链的配合无法实现。除了供应链还有电子商务，互联网面向消费者那一端，要么自己做要么跟别人合作。
以工业4.0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苹果是做得最好的，它的供应链十分强大，其他公司做不好是因为打不通下游供应链，或者供应链效率太低，跟不上节奏。端到端集成创造的价值主要是提升了产品价值或用户体验。
第三个横向集成，主要指产业链跟产业链间互相跨界或融合的过程，复杂度最高，它要求高度开放，并形成新的工业价值生态。以西门子的数字化工厂为例，它具备工业4.0的基础，但相对比较低级，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横向集成。当然，如果不能实现数字化，端到端、横向集成根本无法推动。
基于我们对工业4.0体系的理解和对远景的描述，当分布式、网络式的制造形态出现时，未来工厂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
100年前，换电灯泡是专家干的事情，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以汽车为例，大家都知道汽车有四大工艺，这是基于当下能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所产生的形态――生产线、流水线和100多年前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部分实现了机器人的应用。将来科学家、技术专家能够设计一个全新的生产制造方式，可能根本不需要现有的工艺，那时，现有的流程、流水线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大家都熟悉IKEA，是将不同模块的家具买回去自己安装，PC的DIY曾经风靡一时，手机也一样，谷歌现在有一个完全模块化的计划，谁说未来汽车行业不能实现这样的模块化组装呢？
・工业化对人类的影响巨大，汽车行业也将如此，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产生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互联网完全改变想象力的东西没有产生。
技术变革与金融资本
工业4.0时代有两个驱动力：一是技术创新，一是资本市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该形成一种逻辑，利用多种工具促进企业发展，促进国家产业升级。技术变革一直跟金融资本有关联，工业4.0时代的金融资本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卡萝塔・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分析了技术变革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前三次工业革命中，金融资本一直伴随着每次技术革命，成为重要的驱动力。
在工业1.0时期，机械化导致工厂出现，小型资本参与其中，到了工业2.0时代，电气化导致规模化制造模式出现，现代资本市场形成。工业3.0时代，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促使大规模制造的出现，这时候就需要金融创新，而在工业4.0时代，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将导致大规模个性化制造的出现，专业投资变得更加重要。
工业4.0是一次技术革命，它具有技术革命所拥有的所有生命周期，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在技术革命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律，目前，我们处于工业4.0的大爆炸前期，金融资本即将跟技术革命进行恋爱，但我们需要新的投融资逻辑和方法。技术变革带来的拐点将凸显资本家眼光和勇气的价值。
传统的以PE为基本计量手段的投资方法，将让步真正的金融投资价值，这将推动中国制造快速进入工业4.0时代，这样也将产生属于制造业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公司的缩写）公司，德国工业4.0的基本动力在于资本回报的要求，资本可以对社会资源进行调配，从国家战略来讲，各种资源是全球化配置，资本也不例外，中国前30年的快速成长跟全球化资本支持不无关系。
在工业4.0大爆炸前期，资本应该进入可以带来竞争优势的领域，而不是PE的回报。了解工业4.0实施面临的困难，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工业4.0时代的资本投资机会。按照传统的投资逻辑，PE是考虑估值的核心要素，但在工业4.0时代应该重新认识。
你是投资于符合传统商业逻辑的锯子，还是投资于上山的道路，这是一个资本投资逻辑和战略选择问题，要看实力，还有就是能不能做，总理把资本市场做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了资本市场就不用自己买单。自己买单利润低，无法实现快速发展，可能错失改变格局的机会。
另外，软件企业想买一些硬件资产，硬件企业则并购物联网方面的东西比较多。物联网公司和制造业还是需要结合的。物联网简单来讲就是传感器，传感器在所有制造行业都需要，通用性强，买过来就可以马上用，市场覆盖很大。
企业智能化改造，首先要部署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无法做智能化，所有工厂改造都需要物联网。两个方面同时推动，做软件的推动硬件，做硬件的推动软件，通过这样的逻辑不断往前演进。
因此，关于工业4.0，完全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其实是很狭隘的，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商业化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产业革命，其实就要产业经济学家来研究，现在谈工业4.0的专家大都来自技术领域，当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但这并不仅仅纯粹是技术。
虽然互联网领域的资本浪潮一浪高于一浪，但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将远远多于互联网，因为工业4.0将给“中国制造”带来非凡的投资机会，找到如何构建工业4.0时代的竞争优势，是中国资本的投资逻辑。
可以以三大集成为基础，从自己最有把握的领域入手，逐步深化投资逻辑。从现在的各种投资来看，大都是投资于改造现有工厂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纵向集成的领域――数字化工厂。
事实上，传统包袱不重的企业，可以进入一些为产业链提供创新服务的领域，比如如果企业具有创新能力，特别是具有技术创新和业务设计能力，可以介入到端到端集成中来，诸如预测性维护就是一个较新的工业4.0业务领域。
对于可以产生“新工业价值生态”的横向集成投资机会，主要战略控制点在工业4.0的标准和专利，这将是未来工业4.0时代的竞争成败关键。具有远大抱负的金融资本，可以用5年左右的时间，投资于横向集成带来的机会。
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企业急于把工业4.0落地，这可能不容易达成，工业4.0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一个有理想的、有抱负的企业家，一定能忍受短期不赢利，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发工资，将来的前景会很大，既想把短期的利益兼顾，又想把长期的利益兼顾，是比较困难的。
当时西门子购买了UGS，花了35亿美元，那个时候UGS一年的收入才12亿美元，因此专家们都说这个并购太昂贵了，大家觉得西门子吃亏了。但现在看来这是一步成功的棋，UGS过来就是PLM，是西门子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最核心的部分，现在100亿美元都不卖，这就是工业4.0时代的战略布局。
目前，有一些在中国的国际企业把一些业务出售，很多人误解为国外企业开始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它们是在调整。中国人很贪婪，喜欢做加法，很少做减法。很多企业家都很贪婪，什么都想要纳入自己的口袋，这一点就不如国际企业有减有加的做法。
工业4.0与汽车业
汽车业的社会技术体系改变很大的，汽车是高科技产品，将来还会成为高科技应用最为频繁、最为深入的一个领域。
互联网行业总是想整合汽车，但它们还没想明白，不够深入。按照德国工业4.0的体系来讲，它所谓的无人驾驶和智能汽车是跟美国和中国都不一样，它利用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CPS）来改造汽车。说实话，目前汽车行业压力不大，等到BAT们真正把无人驾驶汽车生产出来的时候，整车商们才会真正着急。
德国有几个行业非常厉害，汽车行业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它们有很多研究机构，产学研结合在一起的也很多。在德国一共有9所一流院校叫做TU9，有点像美国常青藤，好多学院都在研究工业4.0，把工业4.0和CPS整合进去了，这一技术架构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认识。
汽车本身物理的部分多，信息化的东西不多，因此更符合CPS为核心的改造方式。德国人认为应该把信息化做得更为成熟一些，并且还要将它联网。
车联网的概念，其实还包括了通信网络连接、基础设施连接，不确定是否要通过运营商网络连接，很有可能会通过专有的工业无线网的连接，可以将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做一个备用方案，或者用卫星通信技术来做备用系统。
这个才叫真正的车联网，连接起来以后上面加入一些应用。不一定用苹果的App Store，也不一定要用谷歌的，可以用完全不同的体系。
人与车、车与车、车与周边环境等，是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德国人对此有一套整体的思考，美国也有，但是我觉得中国这方面思考的不足，本质上无非就是连接、服务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汽车行业的供应商要比整车厂压力更大，这些配件厂商在整个架构里的话语权不够强，社会压力大，所以必须创新。其他的互联网汽车等，它们迫切想找到入口，胆子就更大一点，步伐就更快一些。整个汽车行业来讲，创新会比较多。
中国整车几乎都上市了，还有一些汽车链条上企业也上市了，可想而知这些人希望通过资本市场，为自己的创新来买单，然后推动布局向前发展。我自己预计在未来5年时间，汽车行业会发生很多变化。
第一，国家在提自主创新，现在资本市场开放，我相信会尽快吸纳一些新的技术、模式，这个行业就会发生一些改变，会有空间。
其二，信息技术或者互联网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是多层面的、多视角的。在汽车制造上，生产工艺会有一些突破的地方和更多的改进。
其三，车辆卖出去，会有一些延伸出来的服务，也会产生创新。
第四，汽车个性化方面会产生一些突破。在制造时就开始个性化了，新的工艺会产生并实现快速突破。
另外，后市场也有很多东西会有突破，看整个动态竞争变化可能会挖掘出一些消费点出来。
从大环境、目标和结果来看，实现这个过程需要做出巨大改变。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从一个产品的创意、设计、生产、交付，销售整个环节整个链条上面来看，有很多的难点。
第一，大家能不能接受，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还是不太容易的，目前还是希望在淘宝或京东或实体店购买东西。观念引导，肯定不是几年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不好说。
访问当刻，保罗·杜克曼已在当日主领了三个研讨会。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杜克曼此次出行，是委员会其关于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咨询草案之后，他首次造访亚洲。此委员会是专责推广一套全新的企业表现报告标准的全球联盟。
“无论是来自于正式咨询期至7月15日截止日期间提交的意见，还是通过一系列研讨会收集到的非正式反馈意见，都是非常正面的。”他说。
“让人欣喜的是国际间对我们的认知—极其广泛地受众群对综合报告及委员会工作的认知—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的办公室里，他如是告诉A Plus记者。
杜克曼将此归功于4月16日的框架咨询草案。此草案将于12月获确定最终版本，届时会成为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全新报告模型的基础。会同时在世界各地共举办了15场，包括伦敦、约翰内斯堡、纽约和香港等城市。
“草案的活动触发了人们的关注。”他说。“我在香港做演讲时曾问听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阅读过框架内容？’其中90%表示已经阅读，而他们全部都是投资者。”
杜克曼表示，更加让他感到惊喜的是，全球投资界已迅速从一个概念性的辩论阶段—什么是综合报告以及如何使用综合报告—过渡到实施原则的实践阶段。“在研讨会上，参与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怎么去做’，而不再是讨论‘它是什么’。”他说。
综合报告引入六个资本的概念—金融成本、生产成本、知识成本、人力成本、社会关系成本和自然资本—公司通过这些指标评估和报告它们在一定时间当中创造或消耗价值的程度。它试图评估无形因素的价值，如知识产权、品牌、人才和资源利用等，以及如何将这些无形因素的可变价值整合在报告当中。
关注领域
杜克曼回到伦敦之后的下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梳理整合框架咨询草案的反馈意见。国际综合报告委会预计收到数百条详细的反馈意见，大多数来自咨询期的最后几天。
“我认为一共有三个主题。”他说。分别是：
鉴证。综合报告是否需要鉴证以降低风险，如果是，具体应该是什么？“我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杜克曼说，“我们并非鉴证标准的制定者—我们只是弄清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和忧虑。”
前瞻性声明。这个问题从两个角度提出，一是从竞争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泄露公司机密，另外是涉及董事所要承担的责任。“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公司策略披露水平的误解，”杜克曼说，“但显然在框架中没有清楚的解释，或者说它被解读的方式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
目标受众。综合报告的主要受众是投资者。“我们讨论了金融资本的提供者，争论在于是否应该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杜克曼表示。
对于香港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因素同样重要，另外还有几个香港特有的问题。“香港还存在拥有权问题，”他说，“香港有很多家族持股的大型公司，综合报告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对于投资者的定义，杜克曼提出一个更宽泛的解释。根据框架定义，家族可以作为金融资本的提供方。“家族提供金融资本，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售自己的股份，也就是现金。在本质上，他们可以为公司业务提供资本。”
香港利益相关者也对中国市场表示出关注，杜克曼说，比如综合报告将如何适用于中国内地的国有企业。他认为综合报告的概念在香港不应被视为“全新”的事宜。“它不是新的概念。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的东西整合起来。”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已获多家知名企业支持，试行综合报告，包括可口可乐、德意志银行、现代建设和微软在内的大型多元化公司，以及香港两家大型公司中电控股和汇丰都已参与。杜克曼认为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需要更好地与中小企业商讨，对它们而言，分配资源以满足综合报告的要求似乎更具挑战。
杜克曼反而认为，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更需要综合报告。“中小企业破产失败的很大部分是缺乏战略。”他说，“它们不去深入挖掘机会意味着什么、所需资金，或者更加多元化的客户基础，综合报告将客观地帮助它们专注于策略。”
在杜克曼看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采用综合报告的重要性被大大加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我不认为我们会有现在的这种意识。”他表示。
回归他的论调，综合报告仅仅是先前思想的集结—比如可持续性或透明度—被结合到一个单一的概念当中。
杜克曼说，“我要补充一点，可持续性报告至关重要，但同样并不完全。”
然而，杜克曼提醒推动对市场实施更强的法律约束和职能监督。“世界各国政府认为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和监管机制，这点上它们恰恰错了。”他总结道，“真正需要的是提高透明度的内容质素，而不是单纯增加透明度。”
奖赏和激励
杜克曼在亚太路演之后返回伦敦，对综合报告的进展充满信心。他已经在考虑未来的发展，比如针对特定行业的综合报告标准。
另一种可能性是开发对综合报告采用者的激励机制—是超过杜克曼认为的当然奖励，例如更高的股价。“这个现在还不能看出，但我们坚信它一定会实现。”他说，“另一个回报是一个更高效的业务，意味着更高的公司价值。”
杜克曼表示计划开发“某种认证过程，也就是认证一份报告是综合报告的东西”—由于“认证”带点官僚色彩，他在定义时用了引号。
他建议香港会计师公会研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并为表现最好的公司颁发“综合报告奖”，“此将有助驱动奖赏制度”。英国不是“综合报告”的温床，但他指出，化工集团庄信万丰（Johnson Matthey）去年的综合报告赢得了建立公共信任奖。
杜克曼补充道，对投资者而言，综合报告应该被视为一种裨益，而非一种负担。其专注于价值创造，超越了用来评估一间公司的传统因素。“借款方关注的是现金流预测、利润预测和财务报表，”他说，“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综合报告的核心，杜克曼说，“是价值在一段时间内的简洁表达。”如今年度报告的厚度已经达到几百页—在线版本更加入了多几百项的披露—简洁肯定会得到出具者和读者的推崇。
“简洁不意味着少，在这个词中可以看到清晰、一致和可比拟的含义。”
在迅速呈现公司表现方面，杜克曼认为综合报告可以代替传统财务报表，而不是补充。
关键词：企业资本；含义和构成；作用；决策
1 资本成本的含义和构成
1.1 资本成本的概念
企业资金成本是指各类资金包括债务资金和权益资金成本的加权平均数。企业进行投资前，先要筹集投资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企业融资有两类：一是进行内部筹资，内部筹资是通过企业提取留存收益和折旧而进行的；二是外部筹资，通过债权性筹资和权益性筹资进行的是外部筹资。相比于内部筹资，外部筹资的成本是明显的，是必须要进行支付的。而内部筹资需要的仅仅是机会成本，从会计上来讲，内部筹资是不需要花费费用的。外部筹资则需要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所说的筹资的资本成本。从微观来看，资本成本影响着企业价值，并体现在整个财务决策过程中，资本成本也是投资等活动的评价标准。从宏观来看，资本成本在发展资本市场以及建设证券制度中都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引导资本流向，加强资源配置。
1.2 资本成本的组成
一般来说，企业的资本成本包括筹资成本和用资成本。企业在获取资金的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是筹资成本，如在发行股票和债券过程中支付的印刷费、发行手续费、公证费等。用资成本是企业在使用资金的过程中所要支付的成本，如企业支付的股利和银行借款的利息费用。对于企业来说，用资成本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需要支付的，而筹资成本仅仅是在筹集资金时进行支付，可以进行一次性的扣除。
另外企业的资本成本还可以按照用途进行分类，分为个别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及边际资本成本。企业通过某一项融资方式进项融资的资本成本是个别资本成本，例如长期借款成本、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等。对各项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就得到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加权平均的权重是各项融资所得到的资金在总融资额中所占有的比重。
2 资本成本理念在企业财务决策中的作用
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成本是投资者在资本市场投资特定的项目所要求的收益率，或者机会成本。如果有更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意味着更高的期望收益率，投资者将转移其投资。从企业角度看，资本成本是企业为实现特定的投资机会、吸引资本市场资金必须支付的最低价格。如果企业资本收益低于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则难以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资本成本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财务目标的反映。任何资产的价值都是资本市场对该资产未来预期能够产生的现金流的现值，而现值是用反映资产未来预期现金流收益风险的贴现率，即资本成本贴现未来预期现金流所得。资本成本隐含的价值理念体现在企业投资、融资、经营等活动的评价标准上：一是作为企业取舍投资机会的财务基准，或贴现率。只有当投资机会的预期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才应进行该项投资。二是用于企业评估内部正在经营的业务单元资本经营绩效，为业务/资产重组或继续追加资金提供决策依据。只有投资收益率高于资本成本，业务单元继续经营才有经济价值。三是作为企业根据预期收益风险变化动态调整资本结构的依据。预期收益稳定的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低成本的长期债务，减少高成本的股权资本来降低加权资本成本。四是作为资本市场评价企业是否为股东创造价值、资本是否保值增值的指标。另外，采用贴现现金流方法评估企业整体价值时，也要估算资本成本。我们理解资本成本要注意：资本成本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风险，由资本使用决定。不同企业、同一企业不同投资机会和不同企业的资本成本不同。
3 现代企业战略管理中的资本结构决策
对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而言，资本结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成本收益，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最重要方面。衡量一个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的关键是其负债与股东权益的适宜比例，当企业资本结构最优时，财务杠杆利益就最大。要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最优化，就要从战略管理上，树立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的战略管理观念，进行资本结构的科学规划，不断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避免结构失衡。具体而言，就是企业管理者要在税收政策的约束下，在经营方针不变的情况下，对可行的筹资政策进行专业性选择和设计，找到最合理的方案。比如说，当企业内部资金来源不能满足公司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要时，就需要从外部吸引大量的金融资本。同时，要对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进行比较，确定优劣，以定取舍。而且，企业资本结构的规划要从属于企业的战略决策。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不能只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而应根据企业现状及未来可能遇到的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制定一个长远的企业战略决策，以支持公司的健康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形态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引起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在资本结构方面也应有所创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厂房、机器等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产不断增加、更新、扩散和加速应用，已逐渐取代传统金融资本成为知识经济中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本，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应用软件、人才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它们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突出，从而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这就在无形之中对企业推进筹资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把筹资重点由金融资本转向知识资本。但现今财务管理理论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理论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筹资及资本结构决策的需要。资本结构本身即是不同资本形式、不同资本主体、不同时间长度和不同层次的各种资本成份构成的动态组合，知识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上升，使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而有必要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优化资本结构：一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比例关系；二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内部的比例关系、形式、层次；三是确立知识资产证券化的种类和期限结构，非证券化知识资产的权益形式和债务形式，以及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等。优化创新资本结构的原则是通过筹资和投资管理，使企业各类资本形式动态组合达到收益、风险的相互配比，实现企业知识占有和使用量最大化。
结束语
总之，现代企业良好的成本管理，有利于企业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战略成本管理正是在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基础上，基于企业经营战略制定成本管理模式，并及时对成本信息进行全面真实的反映，它着眼于未来目标的实现和长期竞争优势的构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法律法规体系的日臻完善，战略成本管理运作必将日趋规范，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董事会》: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两房”被强行“国有化”，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相继破产，美林易主美国银行，投行被迫转型，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被收购，照你的观察，目前是否已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或者是否还会更加恶化？
金晓斌:这个问题比较难说，美国经济现在瞬息万变，前些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等，都在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所以现在有些人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是不对的。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基本上都是盲人摸象，实际上很难说。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爆发期，很难说不会再扩大，因为现在还仅仅涉及在虚拟经济，以后还会慢慢波及到实体经济当中。
《董事会》: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金晓斌: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就是因次贷而起，实质看，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这些宏观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在这样的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创新过度，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内部人追求高额的回报，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了过度的风险。
《董事会》: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出现了问题？
金晓斌:对，美国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公司治理模式，委托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现代公司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股东本位，即所有权经营权都是股东自己的。但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了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分开了，就出现了CEO，这就是CEO本位，经营权就从股东那里让出去了，但让出去以后发现不行，因为经理层的目标函数和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股东是要求股东的最大回报，经理层是要求自己的最大回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股权激励，给经理层巨额的花红，让经理层持有股票。我觉得这又退回到原来的股东本位，是变相、部分的倒退。正是这样，就导致安然、世通集团，也包括现在的雷曼等公司都出现了问题。内部人控制导致短期行为的出现，经理层把风险转移给股东、转移给投资者、转移给其他的金融机构，然后自己借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正因如此，上世纪80年起了公司治理变革，那么现在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董事会本位，进行集体决策。但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金融危机是对公司治理的挑战？我们中国是照搬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不能完全说对或者不对，但我觉得确实不太妥当。美国是单层的委托，其链条很简单。我们中国的企业多是股权高度集中的，它有个双重委托的问题。就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国有控股的大股东，是要委托人的，然后实际上好多中小投资者也还有个委托问题，这就涉及到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损害。
《董事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突出的。
金晓斌:我觉得之所以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就是应该反思。现在最明显的就是监事会在我们这里作用完全失效，就完全是一个花瓶，不管你怎么说，事实就是这样，监事会应该是监事董事会、监视经营层的，但是它在整个公司治理体系里是最弱的。
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不变
《董事会》:美国政府目前在推动规模空前的救市计划，美联储公布将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瑞士央行联合向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额美元资金供应，这些举措对缓解金融危机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金晓斌:这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规模我觉得还是可能远远不够，窟窿太大。也就是刚才提及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是最坏的时候？对这个前提有了判断，我们才能对这个救市计划有个大致的概念。现在如果说金融危机已经传染到实体经济的话，我觉得7000亿是不够的。
《董事会》:有的学者认为通过美国政府的7000亿救市计划，并美联储的美元资金供应，半年内应该可稳定住金融市场，但美国经济衰退则是难以避免的，并要经历很长时间。
金晓斌:衰退是肯定的，一般来讲，起码要三四年。
《董事会》:这次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在反思美国的金融模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晓斌:我觉得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肯定会延续，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的还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彻底的质的改变。所谓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着很多内容，包括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这个模式我觉得不会改变。而且这种模式也不是美国专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同地采用了这种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内，现在也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所以我说这种增长模式不会改变，还会持续，关键是怎么控制风险。我觉得中国可能不会出现美国那样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是从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那肯定是正确的，关键是掌握度。消费观念是要有变化的，中国肯定要拉动内需，原来是靠美国的消费来带动我国GDP的增长，现在呢是要靠国内的消费。
对中国影响很大
《董事会》:近期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转型，你认为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着多大的损失？
金晓斌:这次危机实际上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现在报纸上很多的文章都说影响不大，我觉得这也是盲人摸象、掩耳盗铃的思路。危机已经来了，你还说影响不大，我觉得更是在误导决策层。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我们的出口面临着挑战;我们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外汇储备面临重估的风险;全球信贷紧缩和信贷危机的蔓延，肯定会波及到我们中国市场;同时，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最后就是我们的银行。目前国内的证券公司还没有走出去，像“两房”债券、雷曼的债券，都没有投过，受到影响的就是银行，当然现在各家银行都说影响不大，但到底影响多大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董事会》:中国要办好自己的事，要如何来办？曾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参与美国救市，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有限度地参与美国救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关键词：金融;历史;资本化
人们对历史往往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的视角都使我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单从金融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其观点异彩纷呈，既摘下了罩在金融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掌握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金融的逻辑，又使我们破除了许多以往不合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迷信。本文是阅读陈志武先生《金融的逻辑》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为六个方面论述，文章最后是对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一点启示和建议。
什么是金融？当你问“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往往没有确切的答案，不同的人很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陈志武先生对“什么是金融”的回答是：“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看得出来，陈先生的这一答案是想尽可能抽象地一般地概括金融的本质，其核心是价值在时间或空间中的交换。对于价值，陈先生的理解是，“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效用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陈志武先生的金融哲学带有鲜明的相对论气息，把价值交换置于时空坐标之中，点明了金融的本质和核心功能。
钱、资本、财富三者的区别。积累财富是个人或社会主要的目标之一，“资本”和“钱”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然而，我们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区分这几个概念的异同。陈志武先生指出，“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对“钱、资本和财富”这三者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国家钱多，而另一些国家钱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正是市场化的过程使中国人现在感觉比过去有钱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然而，“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
钱多了，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有可能，但钱多并不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都与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而且，“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这些都提示我们，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财富资本化。这一论断也是合乎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的。
马镫、集装箱、股票。马镫被西方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集装箱的发明同样如此，简单的技术改变了历史。同样不为人重视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证券等金融工具的发明，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而“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技术的发明，不仅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也激发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西方的兴起不是靠掠夺，而正是靠了大量类似证券技术等工具的发明以及制度的设计。作者驳斥到，“如果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后来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并且指出，“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对待人类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思维恐怕是不行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中前进的，而一些关键性技术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作用。
国富还是民富？“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作者指出，“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而历史的嘲弄却在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作者感慨到，“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负担。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也都是民主的砖瓦。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看来，金融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层面的事情，而且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治理亦有莫大的帮助。今日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依赖于金融工具的机制设计呢？
投机是资本主义的真精神。“投机”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然而，作者指出，“‘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并举例说，“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作者进一步指出，“‘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今天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在金融层面就是，“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且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反观中国目前的许多金融管制政策，如抑制投机、禁止民间金融、反对高利贷等等却都是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金融与文化。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且不说这一口号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就拿其本身来说，也因其不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金融功能而只可能流于形式。作者指出，“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是无法被打倒。”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作者从金融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说有片面的一面，但也的确抓住了家庭所具有的隐含金融契约特征。
从《金融的逻辑》中，我们理解了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路向，那就是，一方面要“藏富于民，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将未来收入流变现。但是，陈志武先生也指出，“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同时，目前“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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