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7: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雷电灾害风险评价体系理论
雷电灾害风险的评价与管理工作，是当前国际减灾防灾管理中较为先进的模式，已经成为灾害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课题。雷电灾害的风险评估是指在一定时限范围内，对风险区遭受到雷击灾害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估。其内容主要包括2个层面：一是对发生雷击灾害可能性较大的区域，进行雷击风险的评价；二是对评估区域内发生的雷击灾害进行综合性分析。通过对雷击灾害风险进行识别、估测、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对各种防控风险的方式进行优化组合，就可有效管控雷击灾害带来的损害并且妥善处理损失，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目标。
2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目的及作用
就减轻雷电灾害带来的损失而言，通常有3种方式：一是加强雷灾天气的预警工作，提醒人们在雷电灾害到来之前做好相关预控措施，例如关闭各种用电设备等；二是防雷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建筑物的防雷能力；三是强化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的能力。我们国家虽然对雷暴的临近预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旧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一些特殊的公共行业来说（电力、医疗等），要求在雷暴来临之际关闭所有的电力设备有些不切实际。而目前的技术对雷电灾害救援工作来说也还不够成熟，所以进行防雷建设的就成为最重要工作，防雷措施可以大大提高建筑物的防雷击能力。雷电风险评估是根据评估目标所在地雷电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及雷电灾害特征，分析、评估、计算雷电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程度与危害范围等方面的综合风险，达到优化项目选址、合理功能分区布局、确定防雷类别（等级）和最佳防雷措施，并能实时应急处理雷电灾害事故的目的。雷电风险评估是雷电防护目标实现综合雷电防护的首要程序，为科学设计、经济投资、应急处置雷害提供准确的数据，是实现预防为主，科学防雷理念的必要条件。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雷暴灾害的预警工作，另一方面要通过对雷灾风险的研究，确定雷电灾害高发区域的范围，以此来有效地提高防雷资金的可利用效率，合理安排防雷工程的建设，根据雷电灾害风险程度依次确定最佳的防雷计划，对不同目标采用差异化的防护，使防护措施有最高的性价比，防止防雷工程的盲目性建设。
3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方法
雷电灾害带来的风险与其他自然灾害的风险本质相同，都是多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往往受到某个区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同的区域内，因雷电造成灾害的风险机制大致相同，孕灾环境也别无二致，因此可以采用相同的风险评估办法，来表示该区域内雷电灾害风险的大小以及对比关系。以历史气象灾害统计的相关数据为依托，采用模糊数学法、灰色系统法等数学方法，对当前的雷灾风险作出预测。当前公认评价较好的自然风险形成机制，主要包含的内容为：在某区域内发生自然灾害的风险，由自然灾害危险性（H）、暴露（E）、承灾体的易损性（V）、防灾减灾能力（C）4个风险因素相互交织而成，表达式为：R＝H•E•V•C。但是这些因素比较抽象笼统，因此需要与雷电灾害的形成机制相互结合，再采用多元分析法或者分层分析法等数学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得出该区域的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计算公式才可以更加准确、详细地对雷电风险进行预测，而且可操作性更强。
4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表达式
由于文中涉及雷电风险评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以及建筑物，因此建筑物遭受雷击风险的通用表达式为：此外，若该建筑物使用类似避雷针等预防雷击的装置，那么建筑物遭到雷电打击的风险大小可以依据该装置的避雷效果呈现降低趋势。
5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系统的设计
把建筑物所受到雷击评估的流程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设计成雷电评估数据库，进而建立雷灾风险评估系统。该系统能够对建筑物受到的雷击风电度做出快速的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的结果，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有效防治雷击的措施，进而减小损失。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建立雷击灾害风险评估界面，同时要求设计数据处理窗体，存储输入、修改评估参数。2．建立数据库，主要用于保存雷电闪击次数及损害几率等常量，在该系统运行时，能够有效、快速地对建筑物所受到的雷灾风险值进行估算，进而采取适当的防雷保护措施。3．评估系统由很多功能不同的窗体组合在一起，每一个窗体都表示一定的功能块，所以用户可以在相关窗体下执行相应功能模块的操作。评估系统模块组成图如图1所示。
6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现状和未来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16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09)14-0269-02
风险分析在近20~30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环境、技术应用和工程等领域。但针对某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成果也不很完善。今后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应该向哪个方面发展，是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工作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笔者对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找出其优缺点，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少走弯路，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1风险评估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国内研究，有李世奎、霍治国、王道龙等[1]主编的《中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价与对策》一书，此书以风险分析技术为核心，探讨了农业自然灾害分析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型。但是，有关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理论的基础研究仍相当薄弱。邓国等[2]提出用解析概率密度曲线法估计粮食产量序列的风险概率，对中国粮食产量不同风险类型进行了分区研究。薛昌颖等[3]利用河北及京津地区1949~2001年的冬小麦实际产量资料，选取历年减产率的变异系数、历年平均减产率和减产率风险概率作为评价指标，估算了干旱气候条件下河北及京津地区历年冬小麦产量灾损的风险水平。黄崇福等[4]针对湖南省各县市1979~1993年的灾情资料时间序列短、数量少的情况，引入模糊数学方法，对干旱等农业自然灾害进行了风险估算，并通过专题图直观地展示了风险的分布及其空间变化趋势。经文献检索，在风险评估方面，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标准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实践检验，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风险评价模型甚少。
朱自玺等[5]做了小麦干旱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他们从降水资料出发，先按降水负距平绝对值的大小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干旱等级，再求出不同干旱等级发生的概率，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小麦气候干旱风险指数模型Ic=α1Is+α2Ie，式中Is为全生育期风险指数，Ie为小麦拔节期风险指数，α1、α2分别为其权重系数。然后又从作物需水量和供水量出发，按作物缺水程度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干旱等级，算出不同干旱等级出现的概率，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作物干旱风险指数模型Id=α1Is+α2Ie+α3Im，其中Is、Ie和Im分别为小麦全生育期、拔节期和灌浆期的作物干旱风险指数，α1、α2和α3分别为其权重系数。最后在气候干旱模型和作物干旱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综合干旱风险指数模型I=(Ic+Id)/2，其中Ic为气候干旱风险指数，Id为作物干旱风险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华北平原冬小麦干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区划。中国农业大学的王素艳[6]做了北方冬小麦干旱风险评估及风险区划研究，对北方冬小麦干旱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为基础对北方地区的光温和气候生产力进行了评估，建立了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做了北方冬小麦干旱灾损风险区划，这是对小麦干旱风险评估和区划的一次系统和详细的研究。
1.2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风险评估研究中，往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将模型分为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潜在风险及综合风险等类型，各个类型内部又包含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多个估算模型。以社会风险为例，所谓社会风险是指相对于某一给定的区域，或某一给定的人群，由某种灾害所引起的受损害的人数与其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常用FN伤亡频率图表示。至于其评估模型，有Piers提出的AWR模型[7]，Carter提出的SRI模型[8]及HSE提出的COMAH模型[9]等，其中COMAH模型主要应用于土地利用与规划方面。美英等国是国际上最先提出风险理论和应用的国家。美国学者WilliamJ.Petak和ArthurA.Atkisson在《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对策》一书中对美国主要自然灾害的风险分析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总结了美国主要自然灾害的风险与损失期望值，并在风险决策，特别是灾害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减灾效益分析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针对农业灾害的风险评估技术基本没有涉及[10]。日本继美英之后也比较注重风险评估和区划的研究，其针对强，注重实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日本于1998年建立了风险分析协会，其研究重点在环境和环境恶化方面。他们认识到，由于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使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恶化，原本复杂的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10]。总体上，国外学者在风险分析研究方面多侧重于经济领域，对具体的某一种农业灾害风险分析的研究还不多见。
2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2.1风险评估指标中存在的问题
经文献检索，在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面，一般有干旱风险评估、涝洪风险评估、冻害风险评估等。但在风险评估指标上，尤其是在干旱风险评估指标方面，虽然指标很多，但在评估中实用的指标很少，几乎所有关于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文献中，都用降水负距平作为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指标，即从某地某一时段(作物一个生长周期、某一生长段、年、季、月、旬、周或规定的天数内)的降雨量(观测值或预报值)与该地区该时段内的多年平均降雨量相比较而确定作物干旱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作物产量灾损程度、作物干旱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和区划等一系列工作。用降水负距平作为作物干旱评估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作物干旱灾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作物田地土壤墒情的好坏、土壤性质、当地地下水位的高低、某一时期大气降水量的多少、人为水分补给量的多少、作物当时的表现症状等。其中跟作物干旱有最直接、最大关系的就是土壤墒情是否适宜，即土壤含水量的多少。在短期内，某一时段降水偏少，如果前期降水量偏多，则土壤墒情也会较好，作物并不一定发生干旱；或者地下水位较高，或者人为进行了灌溉，作物地块土壤墒情也不会差，作物也不会发生干旱。长时期的干旱，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影响，导致降水量偏少所致，才有可能导致土壤干旱。因此用降水负距平作为作物干旱灾害评估指标，干旱时期越长，评估结果才会越准确。而对于短期干旱或干旱期间采取了灌溉措施，用降水负距平作为作物干旱评估指标评估的结果准确性较低，缺乏科学性。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提高，灌溉面积的增大，再单纯的用降水负距平来评估作物干旱发生的风险情况，则不但短期干旱评估不准确，恐怕连长期干旱评估的结果都不可靠了。用土壤墒情作为作物干旱评估指标，因为作物根系直接生活在土壤中，是从土壤中而不是从大气中吸收生长发育所需的水分，土壤墒情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物的生长状况。土壤墒情良好，作物生长顺利，表现较好；土壤墒情较差，作物生长不良，表现出干旱症状，并进而影响产量。不管用何种方式补充土壤水分，只要土壤墒情较好，作物就不受干旱影响。因此，用土壤墒情作为作物干旱灾害评估指标，既克服了用降水负距平作为干旱评估指标的缺点，又克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对短期干旱或长期干旱评估都会较为准确。
2.2风险评估及区划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面，通过查阅文献发现：人们进行风险评估的内容大多集中在较大的方面，如对中国的粮食产量风险进行评估和区划，对总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进行估算，对华南南部的热带果树的农业气象灾害进行风险评估等。这些风险评估的对象都是针对整体农作物和果树，单一的对某一种农业气象灾害，或某一种农作物的农业气象灾害，或某一种果树的气象灾害进行系统化风险评估和区划的成果少之又少；且在对总的农业气象灾害进行风险评估时，所用的评估资料基本上都只是建立在粮食作物产量的基础上，对影响粮食作物产量的气象要素考虑较少。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研究成果方面，所用的评估指标有待改进，现有的成果也不很完善。
1风险评估模型
在进行风险评估前，应首先绘制工程的场地在险价值变化曲线，并以施工进展的不同阶段为主线’识别出各个阶段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根据其发生时间置于在险财产价值变化曲线上，这样就便于确 定每一风险事故所致的损失幅度.场地在险价值是指工程场地上所有处于风险中的财产价值的总和，施工期场地在险价值具有“渐增性”的特点，其变化曲线如图1所示.
CAR承保的是被保险财产在工地因任何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坏或灭失，由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性质和风险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下文将分别给出适合的分析方法.
1损失概率与损失幅度均值的确定!!!工程场地自然灾害所致的损失概率与损失幅度
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分析相当于灾害学界通常所称的致灾因子分析，这里需要得到的是CAR承保期限即施工期限内场地处的自然灾害发生概率，但灾害学界通常按灾害的重现期与对应强度或者多少年内某超越概率下的灾害强度进行灾害统计，为此可以将灾害重现期通过公式（1)转化为整个施工期限内该灾害的发生概率，这样，就可以得到保险期。
2施工期意外事故的损失概率与损失幅度绝大部分意外事故的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都需要请相关的富有该类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或保险公估经验的专家根据经验和少量历史损失数据来估计.在估计损失幅度时，在场地在险价值等于意外事故易发时间段中点时刻在险价值的条件下请专家根据经验估计PML和损失率均值.
!2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范围的确定
专家估计值会受工程复杂程度、专家知识和经验以及历史损失数据数量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损失概率和损失率的可能取值范围均为[0，1]，在此区间内，专家估计据值的不确定性大小可用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与专家估计值的接近程度来衡量，笔者采用不同的模糊分布来表示这种不确定程度的大小，并根据模糊分布得到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在一定置信水平(或隶属度水平）下的范围。为工期内某重现期灾害的发生概率；T为重现期（如10,25年式中：！或50年）L为保险期限.
自然灾害所致的损失幅度分析也可称为易损性分析，这里需要估算施工期工程在某强度的某种自然灾害下的PML(possiblemaximumloss)和损失率.损失率是指损失额与损失发生时PML的比率，PML通常是指事故发生后内部和外部的风险控制措施全部失效状况下造成的损失程度，PML小于等于损失发生时的场地在险价值.考虑到工程场地在险价值的渐增性，对于非季节性自然灾害(如地震），在场地在险价值等于整个工程最终造价的1/2的条件下请专家估计各种强度的某自然灾害下在建工程的损失率均值;对于季节性自然灾害（如某些地域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在场地在险价值等于灾害易发时间段中点时刻的在险价值的条件下请专家估计在建工程的期望损失率.
以地震为例，由于地震烈度小于等于6时，建筑物发生破坏的情况极为罕见，而地震烈度大于和等于10时已没有经济损失意义上的区别，再考虑到在建工程与使用期建筑物相比具有更大的脆弱性，这里考虑的地震烈度范围为5!10度，通过概率分析得到其对应的发生概率，通过专家估计得到各烈度地震所致的损失率均值，从而得到保险期限内的场地地震强度’概率’损失率关系，如表1所示[7].
1.21专家估计值不确定性大小的度量
专家判断值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工程的复杂性、专家的知识水平和经验以及历史损失数据的多少.笔者将这三个因素按其程度分别分为几个等级：将工程复杂性分为“很复杂”、“一般复杂”和“不复杂”三个等级;将专家的知识水平和经验分为“很丰富”和“较丰富”两个等级;将历史损失数据的多少分为“几乎没有”、“极少”和“有一些”三个等级.这三个因素各自不同程度的组合就确定了专家判断值的不确定程度.
将专家估计值的不确定程度按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取值与估计值(均值）的接近程度分为六类:完全接近、极为接近、非常接近、较为接近、接近和有点接近，六种情况下的接近程度逐渐减弱.如果估计均值有很大难度，专家可以给出如“损失概率接近但不会超过0.1%”，或“损失概率接近但大于0.1%”的判断，此时，专家估计值的不确定程度按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取值与估计值的接近程度分为五类:极为接近但低（高)于、非常接近但低（高)于、较为接近但低（高)于、接近但低（高)于和有点接近但低（高)于，
这五种情况下的接近程度逐渐减弱.
度量专家估计值不确定性大小采用的判断准则如表2所示.
1.2.2用模糊集表示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用不同的隶属函数或模糊分布来表示损失概率和损失率对于其估计值的接近程度.损失概率/损失率的隶属函数的构造过程如下：
2算例
-座海上桥梁工程可能遭遇的在CAR承保责任范围内的风险事故包括地震和船撞两类.地震发生概率估计值的模糊集类型为“完全接近”，地震发 生后所致损失率估计值的模糊集类型为“非常接近”，同时假定地震发生时的工程在险价值为工程总造价的1/2，即20亿元，PML等于在险价值；船撞桥梁事故通常在工程第二年发生(第一年通常不会发生，第三年即使发生船撞事故，通常也不会造成损失)，发生概率的专家估计值为0.8，船撞所致损失估计值为500万元，损失概率与损失幅度的模糊集类型均为“非常接近”，PML估计值为1500万元.CAR承保风险评估结果如表5所示.
关键字：地下工程；风险评估；风险指数；接收准则
Abstract: the underground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of risk factors need the probabi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after a measurement, the risk factors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This includes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of risk assessment method. Note that the risk accept code and underground project risk control, thus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engineering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purpose.
Key word: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Risk assessment; Risk index; Acceptance criteria
中图分类号： X8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国内外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鉴隧道工程行业以外已经发展的评估方法，应用一种或几种方法对工程系统或工程的某一部分进行风险估计，得出风险值的大小排序，然后进行风险响应措施的选择。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隧道与地下工程中大量的成本超支现象，将风险与工程造价联系起来进行的风险评估模型的研究。
在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描述部分，往往采用统一的表达形式，便于衡量，比如:最终可以用费用、伤亡人数、社会效益损失等量值来衡量。
1定性的风险评估方法
依据风险的描述方式，所有风险评估方法可分为定性的和定量的。
1.1风险矩阵法
风险矩阵法是最常用且被普遍接受的定性风险分析方法。下面根据不同的风险概率等级和损失后果等级，建立风险等级评价矩阵。
表1 风险评价矩阵
1.2风险指数法
风险指数法是将定性问题定量化的一种方法。其具体衡量标准按照罕见、偶见、到可能和预期以及频繁概率从0.0003升至0.3。
2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
定量风险评估主要用于工程结构的详细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
在地下工程行业以外已发展了大量的定量评估风险方法。主要有蒙特卡罗模拟法、风险乘数法、CEVP模型法、层次分析法及专家调查法等。
2.1蒙特卡罗方法
先建立与所描述问题有相似性的概率模型，利用这种相似性把这个概率模型的某些特征(如随机变量的均值、方差等)与数学计算问题的解答联系起来，然后对模型进行随机模拟或统计抽样，最终统计问题的近似解。
2.2 风险乘数法
以失效模式和失效后果为基础，对某具体的风险链求得风险乘数，再进行评估。风险乘数法在失效模式和后果分析时先编制相应的表格，列出各失效的频率、后果严重程度以及失效可能被检查出的程度，按以往统计经验规定相关的分值，然后将各个指标定值的乘积作为风险乘数，再以风险乘数的大小来表示不同失效模式的相对重要程度。
2.3 CEVP模型法
这是一种基于风险的估计和管理复杂的地下工程成本的CEVP (Cost Estin ate V a lidation Process)模型.它的分析过程就可以分为以下3个步骤:详细检查工程估计并确定工程的基本成本；识别潜在的风险和机会，并估计他们的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综合基本成本、风险和机会事件，形成可能的成本和工期范围。
2.4 层次分析法
美国风险管理专家A. L Saa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层次分析法风险评价模型。通过建立的工程项目层次分析风险评价模型，将复杂的风险问题分解为几个层次和若干要素，并在同一层次的各要素之间简单地进行比较、判断和计算，从而对诸多风险源进行归纳、评价和风险相对重要性程度的排序，并做一致性检验。
2.5专家调查法
通过专家调研的方法，让专家对识别出来的风险因素按照表2、表3和表4的打分原则进行打分，然后将调研表格收回，将专家打出的分数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每个风险因素的风险概率以及风险损失程度。
3风险接受准则
所采用的风险评级方法是根据风险的概率及损失严重程度，将一者相乘，得出风险指数，将得出的风险指数按照风险接受准则)对风险进行评级。
4 地下工程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任何投资，包括工程建设必须研究的问题。
针对于地下工程，岩体工程围岩的破坏，直接关系到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无论是岩体的开挖还是支护，岩体工程的监测是预测、预报或判断岩体工程稳定状态和采取控制措施的依据。因此，应结合动态施工方法，充分发挥现场监控量测的作用，依托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技术等新技术作为主要支撑的数字动态减灾系统建设，保证将损失降到最低。
5结论
隧道与地下工程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突出特点，在工程建设期存在大量的风险因素，技术风险水平很高，迫切需要进行工程风险管理研究。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地下工程项目风险识别、估计及综合评价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和应用，得到如下认识和成果：
(1)将应用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因素分析法引入到地下工程项目风险分析中，将用于一般工程项目风险识别的一些方法进行了总结，了解到定性风险分析法。
(2) 风险控制是任何投资，包括工程建设必须研究的问题。从风险的定义出发，对各个风险因素及风险发生的机理进行分析找出风险源。采用合理的风险评估方法，对其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价和估算，最后，根据工程实况制定出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决策。
(3)针对所识别出的地下工程项目的不同风险，结合考虑各种风险估计方法的适用范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定性、定量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估计其大小，并结合小工程实例进行了应用。
参考文献
[1]黄崇福,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的基本原理[J].自然灾害学报, 1999, 2: 125-129.
[2]路美丽,刘维宁,罗富荣,等.隧道与地下工程风险评估方法研究进展[J]工程地质学报, 2006, 14(4):462-469.
[3]郑承忠,福建海湾地区灾害地质特征与工程风险控制[J].自然灾害学报，2005,14 ( 4): 108 - 114.
关键词：滑坡 山区桥梁 模糊综合评价 易损度
中图分类号：U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264-01
1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逐步向西部的山区延伸，西部地区经济也加快发展。在高速公路中桥梁常常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西部特殊的地质水文状况，滑坡的等自然灾害频发，桥梁作为带状结构不可避免的受到滑坡的威胁，因此，在桥梁的建造之前有必要对桥梁结构进行滑坡风险评估，以此指导施工单位采取措施尽量减小滑坡等灾害对桥梁结构造成的损失[1-4]。
2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数学诞生于1965年，它的创始人是美国自动控制专家L-A.Zadeh教授，并于70年代初引进我国。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很多模糊性的现象，利用模糊数学可以有效的处理这些模糊性现象。a
2.1模糊综合评判的基本原理
模糊综合评判是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把普通集合论只取0或1两个值的特征函数推广到[0，1]区间上取值的隶属函数，把绝对的属于或不属于的“非此即彼”扩展为更为灵活的渐变关系，因而把“亦此亦彼”中过渡的模糊概念用数学方法处理。根据所给的条件，给每个对象赋予一个非负实数―评判指标，再据此排序择优[5]。
2.2模糊判断矩阵的确定
引入权重模糊子集A，A=（a1，a2，…，am），其中ai≥0且和为1，表示评价因素集中的各因素在“评价目标”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引入评语模糊子集B，B=（b1，b2，…，bn），一般B=A・R（・为算子符号），表示该被评事物总体上来看对各等级模糊自己的隶属程度[6]。
为了充分利用B所带来的信息，把各种等级的评级参数和评判结果B进行综合考虑，设相对于各等级vj规定的参数列向量为：
其中，P是一个实数，就是桥梁易损性概率。
3实桥计算
桥梁位于湖北省境内的香溪河上，桥址区属构造剥蚀、侵蚀低中山沟谷斜坡地貌区。两岸坡角45～60°两侧种植灌木、桔树，不利地质条件为顺层土坡，坡面堆积杂填土，主要由碎石及亚粘土组成，含少量砖块、混凝土和生活垃圾，水库蓄水后坡脚被水浸泡，易导致滑坡。
桥梁结构的易损性指标分为两级：类指标和基础指标，各指标的权值参考文献[6]中的取值。
4结论
4.1总结
本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山区桥梁滑坡易损度值。
（1）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建立在模糊数学的基础之上，较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是传统方法的一个补充。
（2）本文的数据是以地质勘察报告和施工现场的详细情况为基础，并基于专家调查得到，更接近实际情况，也更具有指导意义。
4.2展望
本文虽然给出了山区桥梁滑坡灾害的易损度值，但是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比如：各层指标中的权重的取值，缺乏输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主管依耐性。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桥梁滑坡风险评估逐步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其计算的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阮欣.桥梁工程风险评估体系及关键问题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6
[2]周小彬.泥石流对桥梁工程的危害及其防治[D].上海：同济大学，2006
[3]殷坤龙，张桂荣，陈丽霞等.滑坡灾害风险分析[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9-26
[4]麦华山.高速公路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2008：2-4
关键词：自然灾害；重大灾害；综合减灾能力；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P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9-0090-03
重大自然灾害是指因地震、飓风、洪水等引发的突发性、难以控制与避免且对公众生命与财产造成严重危害的灾难性事件。2008年我国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冰冻雨雪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公众生命和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合力抗灾，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综合能力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审视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一、当前我国减灾综合能力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减灾综合能力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通过一系列减灾实践尤其是南方冰冻雨雪和“5.12”大震的考验，也暴露出我国减灾综合能力建设仍存在一定问题。
（一）缺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反应迅速的综合性专业救灾队伍
1．我国应对重大灾害，往往由军队、公安、武警快速进入，以其作为灾害救援骨干力量。但救灾只是军队、武警的临时性任务，编制、装备、训练都没有直接的针对性，缺少先进救援设备、缺乏救灾知识和专门训练，致使救援效率受到很大影响。
2．专业救灾队伍分部门、分系统组建，面临小规模灾害时，尚能基本应对，但一旦发生多灾种并存的重大灾害时，就显现出应急救援功能单一、救援缺乏整体合力、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等弊端。
3．丰富的社会力量在救灾领域也未得到充分利用。许多民众有很高的参与愿望与奉献精神，但政府部门的有关组织引导工作接续不力，没有制定统一、规范的管理规章。而且，对志愿者救灾技能的培训、演练也很不够，距救灾实战需要有较大差距。
（二）基础科研与技术装备等减灾科技能力难以为应对重大灾害提供有效支撑
1．减灾装备技术能力薄弱。以汶川地震为例，缺乏具有较强穿透能力、能够适应较恶劣天气的高分辨率雷达卫星，不能及时获取震后灾区最新遥感影像；缺乏具有全天候飞行能力和重型装载吊运能力的直升机，无法大规模空运救援人员和挖掘机；缺乏大量的视频监控器、生命探测仪、钢筋混凝土结构拆除等特种救灾装备，影响了救灾效率。
2．体制影响了高技术救灾装备的广泛应用与效能发挥。现有卫星资源存在军民分割、部门分割现象，军用卫星资源用于民用应急服务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应急时在统一调度国内卫星资源方面存在困难。我国是世界上空域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低空空域管理过严，没有适度有效开放，已成为影响直升机民用市场发展、制约直升机减灾效能发挥的瓶颈。目前，我国民用直升机数量仅有124架（见表1）。在南方冰冻雨雪自然灾害中，有关部门申请对灾区实施航拍，但一星期之后方获批准。
3．灾害预测预报能力明显不足。我国灾害基础研究不足，对地震、海啸、洪水、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孕育、发生、发展、演变和时空分布特征缺乏深刻认识，致使灾害预测预报能力不足。在南方低温冰冻雨雪灾害、汶川特大地震中，预测预报工作未能有效预警、临震预报。
（三）救灾物资储备的布局、种类、规模等均不能满足重大灾害的应急需求
当前，我国已在沈阳、哈尔滨、天津、长沙、成都等11个城市建立了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一些多灾、易灾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建立了地方性救灾物资储备库。但我国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设仍不完善，有诸多不足之处。
1．品种单一。当前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点所储物资主要为帐篷和衣被，而对食品、药品、照明、通信、救灾机械装备等物资尚无储备，无法满足救灾需要多样化的需求。
2．数量不足。即使是救灾帐篷储备也无法满足重大灾害的需求。汶川地震发生后，在48小时之内即调空了中央储备点中的所有帐篷储备，而此时灾区还缺80余万顶帐篷，大量灾民因未分到帐篷而无处栖身。
3．储备点少。11个中央级储备点平均三省一个，对于灾害频发的我国国情来说未免显得过于稀疏。很多地方物资储备匮乏或存在空白，对幅员辽阔的国土未形成有效覆盖。因此，有些地方发生较大灾害时，不得不大量从外地紧急调运。
4．布局不合理。目前中央储备库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和中部，整个西部仅有西安、成都和乌鲁木齐3个代储点。这对于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但生态功能又十分脆弱的广大西部地区而言，单靠这3个储点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四）建筑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防标准较低
1．既有建筑缺乏防灾、抗灾的统筹规划与总体安排。许多建筑的选址、布点受历史、风俗、文化等影响较大，而较少开展工程地质综合性勘察与系统性灾害风险评估。不少建筑位于地震断裂带或滑坡、泥石流、塌陷等灾害易发的高危地段。有些城镇建设规划未能将防灾内容纳入其中，致使建筑布局、功能分区及房屋间距等不能充分符合疏散、救援要求。此外，城镇建设也未统一考虑避灾场所建设。这些都为防灾救灾埋下了重大安全隐患。
2．建筑设防标准低下，抗灾综合性能差。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我国原有建筑设防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年代久远的老旧建筑，由于经济条件制约造成历史欠帐，其灾害设防水平远低于抗大灾的要求。以南方雨雪灾害为例，我国南方大量高电压线路是按30年一遇的灾害来设防的，即导线设防覆冰不能超过10毫米，而此次灾害平均覆冰大概为50～100毫米，大大超过设防标准。汶川地震中，设防等级不高的问题也同样暴露。此次震灾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仅为6～7度，而8.0级地震所致烈度达到9～10度，极重灾区甚至达到11度，已远远超出既有设防烈度。
二、我国防灾、抗灾、救灾综合能力建设的系统思考与目标定位
减灾领域的工作必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多灾种、多领域、多阶段，实施灾害综合应对，实现减灾能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系统思考
1．从灾害之间的衍生与关联角度考虑。重大自然灾害一经发生，极易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形成连锁效应，引发次生灾害、衍生灾害。基于自然灾害明显的链发性和群发性特点，应建立综合灾情观，关注灾害的衍生性及连锁性，统筹兼顾各类灾害。
2．从能力之间的交叉与互动角度考虑。综合减灾是对自然灾害实施全面、有效的预防、预警、预报、抗御、救助等活动，牵涉体制机制、专业队伍、科学技术等多重能力要素。必须全方位视角出发，统筹兼顾各项能力建设，实现能力要素的有效匹配与紧密衔接，达到整体能力最优。
3．从防、抗、救灾阶段的相关与衔接角度考虑。防灾、抗灾、救灾是基于过程的减灾系统工程中紧密衔接的三个重要环节，三者构成了一个复杂体系，管理方面涉及减灾的计划、指挥、控制、协调、监督等；资源投入方面涉及资金、科技、信息、人力、物力等；专业部门涉及科技、工业、交通、通信、物资、财政等。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减灾综合能力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
（二）目标定位
我国减灾综合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
1．指挥一体化。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减灾决策指挥机构，强化灾害管理过程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部署、优化配置军民各种救灾力量和资源，保证救灾整体优势的发挥。
2．管理法制化。建立健全灾害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减灾工作基本原则、方针政策、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管理制度等，切实保证综合减灾工作有法可循、有法可依。
3．队伍专业化。组建掌握专业救灾技能、配备特种救灾装备、经过专门培训的综合专业救灾队伍，发挥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常备不懈、一专多能的专业优势，以应对各种复杂抢险救灾任务。
4．信息网络化。建立网络化的信息传输与通报体系，保障灾时信息的及时准确、快捷畅通、安全可靠，并实现军地、部门、地区之间的实时互通与共享。
5．装备现代化。应用先进、适用的减灾技术装备，为防灾、抗灾、救灾工作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与装备保障。
6．建设标准化。在灾害风险评估基础上，对不同地区、不同重要性的建筑物科学制定建筑设防标准，并严格标准的执行和监督检查。
7．保障区域化。科学规划救灾物资分区储备，做到布局合理、数量适当，能够满足适度救灾半径范围内多种灾害救援的物资应急需要，实现不同储备区域之间物资供给的有效兼顾与相互支持。
8．教育普及化。加强中、小学生灾害知识的教育，对公众实施全方位、系统性的灾害知识宣传与救护技能教育，提高减灾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提高自救和互救能力。
三、完善和提高我国减灾综合能力的对策建议
针对制约减灾综合能力提高的瓶颈环节，紧密契合减灾综合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对我国减灾综合能力的建设与完善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建立规模适度的综合性救灾专业队伍
整合现有救援队伍和力量，组建综合性专业救灾队伍。依托公安消防部队组建综合性专业救灾队伍，扩大消防部队的规模，加强消防部队的装备，使其以消防灭火为主向消防灭火、地震救援、地质抢险等综合救灾模式扩展，充分发挥其在抢险救援中的综合优势。
合理规划队伍规模与布局，保障救援能力有效发挥。科学配置救灾队伍的布局，成立规模适度的国家级综合救灾队伍。以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区域为重点，以大城市为核心，实施救灾队伍的部署，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条件不便而灾害风险大区域。
加强协同演练，提升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要保障综合救灾队伍与其他社会抢险救援力量的充分协调与配合，综合救灾队伍在地方政府组织下，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提高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能力。
（二）大力推进减灾科技发展与应用能力建设
加大对减灾专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引进吸收。依托自主创新加快研制应急通信、生命探测、起重吊运、钢筋混凝土结构拆除等救灾专用装备，加快推进减灾小卫星星座“4+4”方案、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自主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科技工程的立项与实施。引进、消化、吸收适合我国救灾需要的专用直升机等国外特种救灾装备。
充分发挥现有减灾装备资源的有效能力。加快推进先进科技手段在减灾领域的转移与应用。完善应急通信联络保障手段，部署和配备若干数量的卫星通信系统与终端；推进直升飞机在救灾领域等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发挥直升机在救灾中的独特优势；强化北斗导航、鑫诺四号、中星九号、北京-3等卫星资源在减灾等民用领域域的应用。同时，强化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状态下军民资源整合和能力共享，改革现有的空域管理体制，对空域资源进行军民统筹规划。
大力加强灾害基础理论与减灾技术研究。大力开展对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研究。重点围绕气象、地质、地震、洪水等灾害，开展潜在灾害体早期识别、灾害预测预报、灾害防控、灾害定量监测以及灾害风险和损失评估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快推进减灾综合性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及减灾学科建设及体系完善，培养和造就高层次灾害相关学科的优秀人才与科研团队。
（三）合理部署救灾物资储备和应急生产能力
优化国家救灾物资储备布局规划。在现有中央级物资储备库的基础上，结合西部地区多灾、易灾的分布特点，新建、扩建中央级物资储备库，加快西部地区救灾物资储备库的建设。整合物资储备资源，将国家救灾物资储备与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建设有机结合，统筹规划，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的现有硬件设施与网络布局优势，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充分考虑应对灾害的多元化需求，加快《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物资生产商名录》的编制工作，确保救灾重点器械装备的及时调用。同时，做好救灾物资的区划工作，使储备物资品种的配置有所侧重。
做好救灾物资的规模储备、能力储备与社会储备。以灾害风险评估为基础，统筹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的总体规模与合理配置。做好生产能力储备工作，以满足重大灾害发生时扩大的应急需求。做好供应商储备与社会储备，建立救灾物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名录，完善救灾物资应急供应渠道。
加大救灾物资储备的投入力度。加大中央级物资储备库的投入力度，保障国家救灾物资储备库征地、建设标准、仓库规模和配套设施，配备现代装卸搬运设备，提高效率，加强救灾物资管理人员素质与业务能力培训，强化消防安全、紧急救援的模拟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
（四）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建筑设施抗灾标准
建筑设施规划与建设要突出防灾抗灾要求。突出“预防为主”方针，将防灾减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城镇建设应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合理安排，在有条件的社区、学校、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选点，建立临时避难场所和紧急疏散通道；开展土地利用适宜性、环境承载力及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实现建筑设施建设的科学选址，达到合理避灾之效。
加快推进建筑抗灾设防标准的修订。加快开展建筑抗灾设防标准的修订工作，结合不同地区灾害风险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不同建筑适当调整或制定相应的抗震、防洪、防火等灾害设防标准，给各地住房、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提供较充分的、足够抗御一定等级灾害的设计与建造依据。
定期开展全国建筑维护与隐患排查。强化对学校、医院、幼儿园、体育馆等人口密集场所建筑物的定期评估，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风险防范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对拟建或在建项目的严格监管。加强对年久失修的老旧建筑物进行抗震评估。加强建筑档案管理，以备灾害发生后的质量核查与责任追究。
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与指导。将农民建房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应法规和办法；在宅基地批复时，加强对村镇建房抗灾能力的审查和管理；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安全设防、经济实用”原则，向农民推荐房屋设计方案，引导农民科学安全建房；注重倡导、推广新型、轻质建筑材料的采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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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是指以各种物质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的保险责任一般来说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导致保险标的的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300亿～400亿元，70～80年代约为400亿～500亿元，80年代末期增至600亿元以上[1]，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年均达1580多亿元，近3年更是高达2600亿元[2]。气象信息是对大气变化状态的搜集、整理、分析预报和综合，是一种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近百年气象历史资料，各种天气状况的实时监测系统、未来天气趋势预报、灾害性天气评估分析和预警系统（如台风、暴雨、霜冻）等等。在财产保险中所指的自然灾害特指：雷击、暴雨、洪水、台风、龙卷风、雪灾、冰凌、雹灾、泥石流、崖崩、突发性滑坡、地面突然塌陷等，其中，有80%以上属于气象灾害。所以，保险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气象信息，了解气象灾害发生的规律，为保险精算提供准确的、科学的数据，指导保险企业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经营，必将为其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气象信息在承保决策中的应用
整个保险活动由展业、承保、核保、管理、理赔等环节构成。其中，承保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以后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承保决策也就是承保选择，是对可承保的标的进一步分析、审核，确定承保的费率条件。承保选择的过程是：识别风险-估测风险-确定可保风险-确定保险成本。风险评估是防范承保风险的重要途径，借助专家的分析、采用科学手段事先进行评估，使承保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财产所承保的标的，自然灾害风险都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气象灾害的风险因素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气象灾害风险的正确评估，能使保险公司承保决策更科学，承保失误风险明显降低[3]。利用气象信息和保险公司的历史数据，应用统计决策理论可以做以下3方面评估:①灾害发生剧烈程度的可能性评估,如暴雨、台风等可能出现的概率各占多少，强度有多大；②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最坏和最好的评估；③如何以最少投资来换取防灾抗灾最佳经济效益的决策手段评估。其中前两个方面的评估可以为承保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减少不必要的经营风险。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的核保人对某一特定的保险业务，会考虑到同一类保险标的的历史赔付情况，抗灾能力等因素。
利用气象部门所提供的天气趋势预报，便能了解某一地区气象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决定用何方式承保，合理安排再保险，以确保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如：对货物运输保险，应用气象部门的短期天气预报，可以分析要保的标的是否处在极度危险状态，从而决定是否承保，防止投保人的逆选择行为。著名学者郭迎春等根据农业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作物在不同的生长季内所遭受的气象灾害，确定出作物受灾级别和损失程度，提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率的计算和分区方法。刘丽等[4]以自然灾害综合危险度和易损度指标值作为评判因子进行了自然灾害保险风险度综合评判，根据评判结果得到了各风险区的自然灾害保险风险度，并绘制了中国自然灾害保险风险区划图。保险公司也可以借鉴这些评估方法，根据当地的气象历史资料和未来的天气发展趋势，制定出各种气象灾害评估和损失程度的指标，从而决定是否承保，预计承保成本并作出承保方案。
2气象信息在防灾核损中的应用
防灾核损，就是为预防和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所采取的各种有效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它是保险的派生职能，也是保险公司管理风险的重要手段。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3种：避免风险、损失控制和非保险方式的转移风险。就保险标的而言，对于气象灾害的风险，可以应用气象部门的专业技术和气象预报信息，结合保险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从而达到损失控制和非保险方式转移风险的目的[5]。具体说来：就是保险公司根据气象部门所提供的气象服务信息，对所承保的保险标的进行逐一的排查，发现隐患，通过发整改通知书的形式，督促投保人整改，从而达到减少灾害损失的目的。如果投保人拒绝整改，当发生气象灾害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时，保险人可以依法不予赔偿。下面从气象信息服务角度来讨论其在防灾核损中的应用。
①全方位实时天气实况监测系统。气象监测仪器的广泛设置，为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责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责任中的暴风、暴雨在气象学中是有严格定义的。保险标的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所造成的损失时，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气象全方位的监测系统可以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灾害发生的整个过程，保险公司可以根据监测的客观记录，判定灾害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以及灾害所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最大程度，以利于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地开展保险理赔。此外，气象部门的防雷技术比以往有了较大的提高，对防直击雷和感应雷的措施日趋完善，提供给保险部门的防雷整改措施更具权威性。保险部门可以根据气象部门的意见，作为要求投保人整改防雷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雷击给保险财产所造成的损失。
②历史气象资料和未来天气趋势预报。气象业务数值预报模式的广泛应用，使中、短期气象预报的准确度大大提高，保险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历史数据和根据实时监控所作出的中、短期预报进行分析：一是风险区气象灾害可能损失的预评估；二是大面积气象灾害发生前的减灾预案；三是大面积气象灾害发生后的灾情评估。例如：气象部门对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可以提前72h作出预报，这就为保险部门的防灾防损工作从时间上提供了可能，并且可以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强度和等级对保险标的有的放矢地做好防御工作。例如：2001年7月2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茂名市茂港区支公司在强热带风暴“玉兔”登陆前24h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中心最大风力9级，阵风11级，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根据这一信息，该公司有针对性地发出了25份通知书，并对重点客户派出专人现场监督。由于事先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有了了解，台风登陆后，该公司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查勘定损工作，灾害造成保险财产损失25万元。由于防灾措施得当，经评估，减少保险财产损失约60多万元。在大部分自然灾害的防灾核损上，保险公司可以成立防灾理赔专家组，专门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气象信息，从而使经营风险的防范由一般检查型向技术服务型转变，使防灾核损更加科学化、规范化[6]。#p#分页标题#e#
3气象信息能够有效地指导保险公司实行差异化经营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自然灾害在不同地区的活动频次、危害程度悬殊很大[6]。比如在南方，台风所造成的灾害是比较常见的，而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是不可能有台风存在的；在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比西部地区要好等等。但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经营的财产损失保险，未能体现这些差异和变化，仍然对不同地区采取统一条款，差异不大的费率，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简单的经营方式，会严重影响灾害低风险区的投保积极性和高风险区的保险收益，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专家研究表明：我国气象灾害的风险度是由东往西逐渐降低的趋势。如果按全国统一的条款和差异不大的费率水平经营，将会严重影响着沿海地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和经营效益。因此，保险企业应当以财产基本保险为主险，根据各地区气象灾害的特点、保险风险程度，制定不同地区的费率，相应地开发若干个附加险种（如：分别附加台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雪灾、冰凌、雹灾、突发性滑坡等），供不同地区的客户选择。这样，既便于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也解决了不同地区财产风险存在差别却承担一样的保险费的矛盾，实现风险差异化经营。
目前，在推进“五水共治”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制约了长效管理机制的建构。具体而言：
（一）治水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纵观目前“五水共治”的管理机制建设，主要在“治污水”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有效推进了污水整治与水环境改善。这方面的典范是浙江省浦江县在水环境整治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2013年以来，浦江县打响了浦阳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重点整治水晶玻璃行业，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予以推进：在舆论引导方面，对水环境整治中利用网络造谣中伤、试图制造混乱的行为进行了打击，查处了2名“网络红人”并追究了刑事责任；在组织基础方面，严格落实“河长”负责制，明确“每个排污口就是一个枪口”，要求各“江段长”限期消除劣五类支流；在打击力度方面，通过一年时间，关停、取缔水晶加工户14197家，拆除违章建筑347万平方米，移送相关部门处理533人；在机制建设方面，注重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运用，依法严厉打击水污染犯罪行为，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扩宽行政执法监督渠道，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主动介入工作机制、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矛盾研判化解机制，等等。在肯定浦江县污水治理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必须看到，之所以浦江县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上述经验之外，浦江县的特殊情况也不可忽视。从产业结构上看，浦江县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污水来源是水晶行业；从从业人员上看，从事水晶行业的人员大多数来自广西、贵州等地，本地少较少；从水晶行业本身而言，由于存在大量无证无照、广散小的家庭作坊，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少；从社会反响上看，由于水晶行业长期排放污水，对当地老百姓造成影响，从事这一行业的本地人较少，社会舆论普遍支持政府进行严格执法，社会稳定风险不大。上述因素决定了浦江县开展水环境整治在内外部环境上较为特殊，能够集中精力围绕“治污水”展开行动并快速取得效果。但是，其他地方和浦江县的情况有较大差别，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不适宜也不可能照搬浦江县的做法。从国际上水治理的经验看，治理污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为快速取得效果而采取急功急利的做法，亟需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长效管理机制建设上取得进展。
（二）“河长制”与长效制度安排
在当前“五水共治”过程中，“河长制”是最为普遍推行的机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治理的任务。应该看到，“河长制”能够较快的提升水环境质量，在治理污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优点在于：第一，“河长制”明确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第二，“河长制”最大程度整合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弥补了“多头治水”的不足；第三，“河长制”提出了辖区内河道治理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措施，并在行政系统内形成竞赛氛围，促使相关部门提升水治理水平。但是，本质上而言，“河长制”是一种类似突发危机应对式的制度创新，是一个有效但非长效的制度安排，它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实现水污染标本兼治的功能，反而还有可能阻碍和消解当下防治水污染正规制度化的努力。如下问题值得思考：1.“河长制”的产生本身体现了当前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机制的弊端———管理职能过于分散，但“河长治污”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非理———毕竟“河长”们不是环保局长或水利局长，这种制度创新其实混淆了原有的行政部门职能分工；2.“河长”不是目前行政体制中的正式职位，“河长”发挥作用主要依靠其所能支配的公共资源。显然，不同级别、不同职位的行政官员在调动资源能力上必然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影响到河流污染治理的不同效果，也难免成为受到众多“河长”们个人权力、地位之争的影响。3.由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兼任“河长”容易造成权力自我决策、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状况。在各地规定的“河长问责制”中，很多规定是由当地的纪委、监察局及“河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监督和考核“河长”的工作，由各职能部门组成的验收小组来按照既定标准进行考评验收，实际上是“下级监督上级”，其客观性和可行性有待商榷。
二、以战略思维看待“五水共治”的必要性
显然，目前“五水共治”在长效管理机制建设上存在不足，亟待加以完善。这凸显了从战略思维看待“五水共治”的必要性。必须看到，作为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举措，“五水共治”对各级政府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以战略思维看待“五水共治”，将管理活动与外部需求紧密结合，通过全面、系统的战略管理落实治水与转型的总体性战略目标。具体而言：
（一）战略管理与水资源综合治理
水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五水共治”的首要目标即在于统筹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属性，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生态安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必须看到，污水、洪水、涝水、供水、节水作为五个“手指”，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与属性，但都是基于水资源综合效益这个“手掌”上。同时，受多种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五水”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形成多个相互耦合的场域，较为常见的有“污水—供水”、“污水—洪水”、“洪水—涝水”、“供水—节水”等，这就需要从战略的视角出发，在治理过程中予以统筹考虑、长远规划，绝不能人为忽视或者割裂治水各领域的相互联系。
（二）战略管理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近年来，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水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与环境要素，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看，“五水共治”的最终目的是以治水为突破口，促进转型，推动升级。因此，不能狭隘的从“项目管理”角度理解“五水共治”，将其仅仅视为建设一批涉水工程，而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通过治水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促共赢、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合作、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协调，推进经济、社会、政府的全面转型。“五水共治”战略管理的基本特征在于：多元主体，即在政府主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公民个人等；多方联动，即在各级政府之间、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形成高度联动；多种方式，即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包括强制性工具、激励性工具、信息性工具、服务性工具等；多重责任，即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包括行政责任、财政责任、法律责任等。
（三）“五水共治”的战略管理体系
“五水共治”重在行动、贵在落实、成在持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治水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在重点推进的同时，还必须形成“五水共治”长效机制，将“运动式治理”提升为“制度式治理”，从“非常态管理”转变为“常态管理”。将战略管理引入“五水共治”，就为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基本框架。总体而言，“五水共治”的战略管理基本框架由应急管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组成，三者之间通过“风险———应急———危机”的演化范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五水共治战略管理体系。以这一战略管理体系为基础，充分借鉴吸收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深入总结暴露出的问题，建立系统性、主动性、持续性的“五水共治”长效机制，为子孙后代永享绿水青山提供制度保障。
三、“五水共治”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
以上述“三位一体”的五水共治战略管理体系为基础，可以更加全面和综合视角看待“五水共治”，推进相应长效管理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
（一）“五水共治”的应急管理之维
水是最为基本的环境要素，涉水领域发生的突发事件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具有影响力强、涉及面广、持续性大的特征。近年来，浙江各地在“洪水”、“涝水”、“供水”领域的突发事件频发，在2013年，就有由超强台风和强降雨造成的大涝和大水、杭州市自来水异味事件等多起重大事件发生。从世界范围看，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气候灾害风险不断增强，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强度增大，有效管理极端气候与灾害风险是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应急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是“五水共治”战略管理体系的首要任务。在国家层面上，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以“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为框架的应急管理体系，明确了突发事件分级分类的处置要求。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共四类。从性质上分析，“洪水”、“涝水”领域的突发事件应归入“自然灾害”类别，“供水”领域的突发事件应归入“事故灾难”类别。就浙江的应对措施而言，在《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引下：
1.针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省政府了七个专项应急预案，其中与“洪水”、“涝水”相关的有：《浙江省防汛防旱应急预案》、《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各地市、县也逐级了相应预案；同时，易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沿海地方基本制定了城市防洪、防台、排涝的应急预案，如《温州市城市防台防洪应急预案》、《宁波市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等。
2.针对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
省政府了十四个专项应急预案，其中与“供水”相关的有：《浙江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浙江省城市供水、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各地市、县也逐级了相应预案。总体而言，目前浙江的应急管理体系已建成，应急预案基本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能够对“洪水”、“涝水”、“供水”领域的突发事件作出及时响应与有效应对。同时，省政府针对应急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修订相应的应急预案，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这些都为“五水共治”的战略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五水共治”的危机管理之维
危机是对社会结构及其核心价值造成的严重威胁。危机不能简单等同于突发事件；以“控制事态”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无法适应具有公共性的危机问题，在管理主体、管理手段、管理目的上均存在缺陷。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应急预案具有预测与控制功能，其作为应急管理的核心，本意在于消减不确定性。但研究表明，应急预案及其编制过程本身则带有悖论性，反而可能加大应急管理制度风险，具体表现为预案“复制化”、“碎片化”、“空想化”等问题。实践中，一些地方已经表现出“应急失灵”的现象。可见，单纯应急管理并不足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公共危机；在应急管理的基础上，还需要发展以“改善公众认知”为中心的危机管理。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水污染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代表性的是浙江多地环保局长被“邀请”下河游泳事件，以及因台风引发的“水淹余姚”事件，都暴露出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因此，通过危机管理有力化解社会矛盾，变危机为转机，是“五水共治”战略管理体系的中心任务。危机管理是一种整合性的、持续的、动态的管理过程。形成“五水共治”的危机管理体系，需要重视并完善如下三类机制：
1．政府协同与危机决策机制。
政府是应对公共危机的核心主体，在危机管理中无疑应发挥主导作用。公共危机治理也对政府的决策能力提出了全面性的要求，具体包括：决策环境评估能力、决策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决策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制定能力、决策评估与自我修正能力。由于水资源天然具有流动性与跨区域性，同时公共危机具有共振性和非常规性，这就要求政府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多向度、交织性的，而不能是传统科层制中自上而下的直线控制。因此，应打破行政区划与部门划分的限制，建立“五水共治”的上下级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多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将“五水共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协调政府及部门间关系的中心机构，避免治水中出现“地方主义”与“部门主义”倾向，确保决策的快捷有效。
2．多元合作与公众参与机制。
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基层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新闻媒体、公民个人等。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并非治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而是应最大限度的包含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在目标上，通过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参与，形成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应对公共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社会主体在政府指导下的充分参与和积极互动并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是“五水共治”取得成效的基本途径。因此，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多元主体之间平等交流、协商互动的合作机制，让社会各类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涉水事务的管理全过程，真正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五水共治”工作格局。
3．社会资本培育机制。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的价值观与规范集合。正如学者所言，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信任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能避免国家权力单向度运作的缺陷，从深层次推动社会行动和解决矛盾。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资本的形成与集聚状况是“五水共治”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所在。形成社会资本培育机制，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层面，政府应重视自发并保障形成社会资本的社会条件，通过信息公开、关注弱势群体、加强执法等方式加以促进；在价值层面，政府要给予多元主体平等的关心与尊重，培养并生成“普遍信任”，引导形成有利于“五水共治”的共同价值观。
（三）“五水共治”的风险管理之维
突发事件与危机是一种已经发生的事实，其根源于事前存在的风险，即可以引发大规模损失的不确定性。必须看到，“风险社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等外在因素也正在不断提高风险的复杂性。2013年，我省在夏天遭遇历史罕见高温干旱，秋天又遭遇百年不遇强降雨，已经暴露出认识不到位、缺乏预防措施的问题，凸显应对灾害的社会脆弱性问题。此时，就有必要破除“天灾/人祸”的二元对立思维，从更基础的层面对自然与社会风险进行综合预防，实现危机管理的“关口前移”，减少突发事件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损失，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因此，通过风险管理有序推进经济、社会与政府的全面转型，是“五水共治”战略管理体系的最终目标。一般而言，综合性的风险管理包括四个主要环节：1.风险识别，即在事件发生前，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识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包括危险源、发生区域、种类、主要危险因子等；2.风险分析，即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进行分析，以确定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损失程度；3.风险评估，即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比较，确立风险优先顺序，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性；4.风险决策，即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制定风险应对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综合性预防措施，减轻风险产生的影响及造成的不利后果。因此，在污水、洪水、涝水、供水、节水五大领域，都应当建立涵盖“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决策”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从目前情况看，一些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风险管理框架，为“五水共治”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1.在环境保护领域，针对化学物质的应用、工程项目的兴建和运转、各种开发行为引发的环境风险，环保部门已经全面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价（ERA）工作，制定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等行业标准，为调整产业结构、保护水源地提供了决策依据，构成了“污水”、“供水”领域风险管理的基础工作，目前需要强化规章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协调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环境风险治理上的府际关系，将风险管理措施落到实处；2.在防灾减灾领域，各地气象部门已经开展了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工作，利用多种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并制定风险区划。浙江省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已在2009年3月向社会公布，为“洪水”、“涝水”领域的风险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目前需要细化风险区划的范围并加强后续的风险决策工作，真正实现风险评估与政策过程的“对接”；3.在社会管理领域，由于社会性风险不同于技术性风险，是决策主体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诉求冲突所产生的，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框架，即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实践情况看，针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实施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制定了《浙江省县级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等政策文件，对重大事项开展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双评估”，切实预防减少实施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这为“五水共治”中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尚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评估主体、内容、方法上进一步完善，真正实现从“被动保稳定”向“主动创稳定”的转变。
四、结语
（一）乡镇自动气象站观测网建设
续建乡镇自动站，实现全市195个乡镇全部覆盖。对已建自动站全部升级改造为4要素或以上自动站。
（二）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网建设
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加密布点建设自动气象站。在武都、文县、康县等重点防御县城和人口密集防御地段建设实景监测站。
（三）风廓线雷达建设
在武都建设一部风廓线雷达，实现高空气象加密观测。
（四）农业干旱监测系统建设
市县所有气象站建设固定式土壤水分自动观测仪，配备便携式土壤水分观测仪。为成县、文县、礼县农气观测站配备农业气象灾害调查和农情调查设备。
（五）专业气象监测站网建设
在气象灾害多发区及重点区交通路段建设交通气象观测站。
二、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系统建设
由市气象局为技术总负责，组织气象、水务、国土、水文、地震、环保、泥石流预警站、安监等部门，对全市有关气象监测站点实行统一布局，整合全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项目，建立《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系统》，实现全市自然灾害监测资料信息和预警信息通道的共享，提高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综合能力和水平。建成市级气象数据海量存储及检索系统，实现全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资料信息的共享。
三、气象灾害预报预警及服务系统建设
（一）乡镇精细化天气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建设
建设精细化预报数据库、综合天气分析业务系统和乡镇精细化预报业务系统。
（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系统建设
建设灾害性天气短期预报系统、短时临近预报预警系统和雷电临近预警系统，建设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
（三）农业气象灾害预报预测系统建设
建立农业气象服务指标体系。建设和完善特色农业服务系统、农用天气预报系统、农林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和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系统。开发农村气象灾害预报服务产品制作系统、农村气象灾害应急指挥管理系统。
四、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网络建设
（一）气象信息传输网络改造
省、市、县局域网改造实现市到省接入速率达到20—50Mbps,县到市接入速率达到8—20Mbps,并同时接入两家通信运营商，实现线路双备份。
（二）应急通信系统建设
购置车载式移动雷达1部，建设移动应急保障气象平台，车载式数据处理系统和覆盖全市的短波单边带通信系统。在市局和部分县气象局配备海事卫星电话。
（三）高清视频会议会商系统建设
建设省市县三级互通高清视频会议会商系统以及气象部门与乡镇直通的信息系统。
（四）气象预警信息系统建设
在县气象局建立气象预警“村村通”中心。完善手机短信预警信息平台，同时，依托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系统，利用多部门预警信息通道气象预警信息。
五、农村气象灾害防御系统建设
（一）人工增雨防雹系统建设
建立市级人影作业指挥中心，建立基于气象信息网络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市级人影业务指挥平台，统筹规划、统一指挥全市人影业务。建立以车载式新型火箭作业为主的增雨作业系统。建设市级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基地。建立人影作业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全市人影常态作业区；建设林区防火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人工增雨服务系统。建立县级增雨防雹减灾作业平台。新建标准化防雹炮点40个，更换原有老式防雹高炮11门，新购置30门，实现主要冰雹路径线上有布点、全覆盖。建立作业效果评估系统。
（二）农村雷电灾害防御业务建设
根据全市雷电分布特点，建设雷电监测站和大气电场仪，开展雷电灾害普查和雷电灾害风险区划和中小学、农村、重点行业防雷示范工程建设。完善雷电监测预警业务平台。
（三）农村气象灾害风险及影响评估建设
建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和基础数据库，编制农村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和市县两级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1甘肃省西峰农业气象试验站，甘肃西峰745000；2甘肃省天水市气象局，甘肃天水741000）
摘要：为了对当地苹果生产的防灾减灾提供参考依据，有必要对苹果花期霜冻灾害进行风险评估。对西峰农试站苹果开花日期观测资料及结合灾情调查资料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庆阳市苹果花期霜冻危害的致灾因子主要是西峰区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和正宁县4 月极端最低气温，两因子的影响权重分别达24%和76%；进而建立了庆阳市苹果花期霜冻危害风险模型并计算了灾情指数。使用该模型对1990—2012 年苹果花期霜冻灾害风险评估结果与相对气象产量进行对照分析，表明灾情趋势完全一致，且灾情等级有差异，即发生霜冻危害程度与苹果所处的开花时期有关：苹果开花初期遇低温霜冻时危害较轻，开花末期或坐果期遇低温霜冻则危害较重。评估结果与实际吻合，所得模型具有客观实用性。
关键词 ：庆阳市；苹果花期；霜冻；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S166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594
基金项目：甘肃省气象局科技处“果树气象灾害风险的综合评估技术和方法研究”(2014-12)。
第一作者简介：张谋草，女，1964 年出生，甘肃宁县人，高级工程师，大专，主要从事农业气象应用工作。通信地址：745000 甘肃省庆阳市气象局，Tel：0934-8213784，E-mail：zhangmc8811@126.com。
收稿日期：2014-06-23，修回日期：2014-09-22。
Risk Assessment of Meteorological 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Blossom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Zhang Moucao1, Yao Xiaohong2, Zhang Hongni1, Zhou Zhongwen1, Che Xiangjun1, Du Jun1(1Qingyang City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Gansu Province, Xifeng 745000, Gansu, China;2Tianshui Meteorology Bureau, Tianshui 741000, Gansu, 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of local’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ssessthe risk of frost disaster during apple florescence. This paper used statistic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observeddata from of apple’s blossom date which were got from Xifeng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he resultsshowed that: the main hazard factor of 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flowering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was theextreme minimum temperature of Xifeng during mid April to early May and Ningxian’s in April. These twofactors’influence weights had achieved 24% and 76%, respectively. Then, we built an evaluation model offrost disaster during the flowering phase of Qingyang appl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frost disaster duringthe flowering phase of apple from 1990 to 2012 by the model, it showed that apple was frosted would be harmedlightly while its early blossom phase, but seriously while its final blossom phase or fruit bearing phase.
Key words: Qingyang; Blossom Phase of Apple; Frost; Risk Assessment
0 引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种植业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为了应对气候的这种变化，合理利用气候资源，人们在种植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2-4]，刘德祥等[2]、邓振镛等[3]和王鹤龄等[4]认为宜将过去以粮为主的格局向粮、经等多种种植的格局转变。庆阳市种植业结构也由过去以粮为主的单一种植结构向以粮、牧、林果等多种种植结构形式的转变。庆阳市属北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过渡区，属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光、热、水在年内时空分配不均，形成了冬冷多晴，夏热雨丰的气候特点。该地年平均气温8.7~10.0℃，年降水量409.5~609.8 mm，年平均无霜期150~193 天，年日照时数2262.2~2527.0 h，太阳辐射总量5000~5600 MJ/m2，苹果生长季≥10℃积温为2800~3040℃，日照时数为1020~1140 h。这种气候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甜度增加，因而该地苹果在国内属优质果品，苹果种植也是其主产果业，2012 年全市种植面积达78600 hm2，产量达42933×104 kg。姚玉壁等[5]认为庆阳市气候宜以苹果的种植最为有利，但是近年来气候变异，暖冬现象日趋明显，造成果树萌动期提前，初春寒潮降温天气增加，晚霜冻危害出现频繁，影响着果品的品质和产量[6]。为了估算灾害对果业造成的影响程度，为农业生产安排提供依据，杨仕贤等[7]、陈香等[8]、李美荣等[9]和许彦平等[10]就不同气象灾害对农、林果业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提出定性评估模式。由于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具有地域性，同一强度的气象指标在不同的地域上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笔者拟对此类评估模型及其参数进行验证和修正，以期建立苹果花期霜冻危害风险模型用以对庆阳市苹果花期受霜冻危害程度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果农进行果园管理，提高苹果产量和品质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计算方法
文中用到的计算及数据分析均采用Excel 电子表格中统计函数及数据分析工具。
1.2 产量资料的处理
苹果产量（1991—2012 年）取自庆阳市统计局。庆阳市苹果种植主要分布在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庆城和合水6 县（区），且苹果种植后基本是从第3 年挂果，第5~6 年是苹果产量最高时期。该地苹果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变化，每年有新增种植面积，也有老树退化面积。因此采用单产进行气象产量的分析不仅不同树龄的产量有差异，而且不同果园的产量也有差异。因此，为消除此因素影响，对该地苹果总产采用Excel 电子表格中的二次曲线拟合方法进行分离，同时为消除空间上的差异，用相对气象产量[4]作为分析指标。Ys=(Y-Yt)/Yt …………………………………… (1)式中，Y 为庆阳市苹果总产(kg)，Yt 为趋势产量(kg)，Ys为相对气象产量。
1.3 苹果开花期日期及花期遭受霜冻气象资料气象资料取自相应县的国家气候站。正宁、宁县苹果开花期一般在4 月上旬至下旬，西峰、镇原、庆城和合水县苹果开花期一般在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由于苹果的物候观测资料不完整，正宁、宁县、镇原、庆城、合水这5 个县苹果开花日期以调查和走访群众为主，西峰区苹果开花期资料取自西峰农业气象试验站观测资料。苹果花期受冻气象指标主要是最低气温<0℃持续天数、极端最低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11- 14]。物候资料和气象资料年代是同步的，其中西峰、正宁县资料年代为1990—2012 年，宁县、镇原、庆城、合水资料年代为2001—2012年。
2 结果与分析
2.1 致灾因子的确定
统计了各县（区）对应开花期的极端最低气温、平均最低气温、最低气温<0℃持续天数、极端最低气温与<0℃持续天数积等因子进行两两组合后与苹果的相对气象产量进行回归分析，建立苹果花期霜冻危害影响因子与相对气象产量的回归模型（见式(2)）。由此可知，庆阳市苹果在花期受晚霜冻影响的主要因子是西峰区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和正宁县4 月极端最低气温。
Ys=0.1026+0.0129Tn 西峰+0.0415Tn 正宁(n=23，F=1.1683>F0.33) ………………………………………… (2)式中，Ys 为相对气象产量，Tn 西峰为西峰区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Tn 正宁为正宁县4 月极端最低气温(℃)。2.2 开花期霜冻灾害风险评估2.2.1 灾情指数灾情风险指数采用模型[10]见式(3)。P=H×V ………………………………………… (3)式中，P为灾情风险指数，H为相应灾害的影响权重，V 为相应灾害等级值。实际工作中可按照灾害发生的概率设定可能等级，按损失的强度或根据灾害对其造成的灾情程度设定等级强度进行风险评估[11-16]。以苹果花期西峰区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和正宁县4 月极端最低气温作为霜冻灾害发生的主要影响因子，作为苹果开花期霜冻灾害风险评估指标(Pi)（见式(4)）。
Pi =Σj =12 (Hj ×Vij) ……………………………… (4)
式中，Vij 为苹果花期霜冻灾害等级分值，i 为1990—2012 年各年份排序(i=1,2,…,23)；j 为霜冻灾害2个风险因子，j=1 为西峰区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j=2 为正宁县4 月极端最低气温；Hj为相应灾害因子的影响概率，即H1=[0.0129/(0.0129+0.0415)]×100%=24%，H2=76%。灾情指数(Pi)越大，表明苹果花期受霜冻灾害危害越重，对苹果产量影响就越大。
2.2.2 分级标准用逐年西峰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正宁4 月极端最低气温与其相应因子<0 年份的平均值之比作为灾情等级的分级标准。其比值<0 的年份为无灾，≥0 的年份值按照数值的离散程度将灾情确定为轻、中和重3 级。
依据灾情指数和分级标准得出该市霜冻灾害风实际产量等级的对照情况（表3）。由表3 可知，在所分析的23 年中，苹果相对气候产量出现负值的年数是8年，评估中有灾年数是8 年，评估准确率达100%，无漏评年份。而指标评估等级与产量实况等级差异较大，在出现灾害的8 年中，仅有1990 年和2003 年的评估与产量实况一致，其余6 年的评估等级与产量实况有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霜冻发生时苹果所处的开花时期有关，一般苹果在开花初期，遇低温霜冻危害较轻，在开花末期或坐果期遇低温霜冻危害较重，特别是在坐果期遇到低温霜冻时会造成绝收。如2006年霜冻评估级别为重，产量实况级别是中，霜冻发生在4 月12日，此时苹果处在开花始期；2010年指标评估为重，产量实况级别是轻，霜冻发生在4 月14 日，此时苹果处在现蕾期。
3 结论与讨论
庆阳市苹果主产地位于南部和中部地区，因此选取中部的西峰区和南部正宁县的4 月至5 月上旬的极端最低气温资料能代表该地区霜冻出现时对苹果的危害情况，且两因子的影响权重分别达24%和76%。用此两因子进行该市苹果花期霜冻危害评估与其相对气象产量进行对照，其趋势完全一致的，因此用极端最低气温作为灾害评估因子，利用(4)式模型进行庆阳市霜冻灾害发生时对苹果危害的评估是可行的。
用笔者建立的灾情指数模型进行趋势评估与相对气象产量是一致的，但用模型进行评估的等级与相对气象产量的等级有差异，模型预测的等级比相对气象产量得出的等级量要高。主要原因在于霜冻灾害出现后，由于不同果园所处的周围环境、土壤肥力、管理措施等条件不同，同时不同果园灾后所采取的恢复措施也不一致，灾害对苹果产量的影响程度就不同，因而灾情评估等级要视低温霜冻发生时苹果所处的开花时期及其果园的环境、管理措施等而定。若低温霜冻出现在现蕾或开花始期，则评估所得的灾害等级比相对气象产量等级高；若低温霜冻出现在苹果开花末期或坐果期，则评估等级与相对气象产量等级基本吻合。这与许彦平等[10]采用模型做的天水市蜜桃霜冻灾害等级的评估有差异，说明该模型在使用时应考虑当地的地理环境及管理措施等方面因素。今后还应在苹果开花的不同时期（即分现蕾期、开花始期、开花普遍期、开花末期、坐果期）对气象因子和地理环境因子进行同时试验，对模型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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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石油平台定量风险评估模糊评价法
一、海洋平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海洋平台风险诱因
通过对海洋平台事故的统计发现，拖航、就位、验船、联检风险，钻井、完井作业风险，生产井转注水井作业风险，海上安装施工并网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是引起平台失效的主要诱因，由它们导致的事故占95％以上，鉴于此本文将海上平台的作业风险因素分为这五大类，选取了21个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1.2 确立评价因素巢
因素集合：u=(u1，u2，u3，u4，u5)，再对因素集u作划分，得到第二级因素集：
U1={拖航风险，钻井船就位风险，验船风险，联接风险，检查风险}=u11，u12,u13,u14,u1
U2={钻井风险，井口安装风险，射孔风险)={u21,u22,u23
U3={洗井、压井风险，下套管、固井风险，开滑套风险、拆生产管柱风险，采油树风险，装注水管柱、防喷器风险}={U31，u32，u33，u34u，u35)}
u4={人为因素，技术因素，外部力量，系统、设备自身因素}={u41，U42，U43，u44}
u5={海水冲刷，海生物腐蚀，风暴、地震，船舶、海冰等撞击}：{u51U52，u53，u54}
1.3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本例中提到的五大类因素与21个内部因素之间的层析关系如上表所示，构成了平台安全风险分析指标体系。
二、海洋石油平台安全风险实例分析
本文将对渤海八号海上平台进行实例分析。渤海八号海上平台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近海石油钻井平台。平台建于1977年，设计服役期为15年，属于导管架钻井贮油生产平台，位于渤海内东经119。41，32'"北纬39。9’36"。通过实例数据分析，详细介绍模糊综合评价法在海洋石油平台安全风险评价实例中是如何运用的。
2、1 计算因素隶属度
本例中通过层次分析法可以确定各指标权重数，其结果如上表标示：
2、2 建立评价集
本文把评价集V具体分为五个等级，即V={很小，较小，一般，较大，很大}：并设有相应的评价等级分行向量C=(C1，C2，C3，4，C5}C={100，80，60，40，20}
2、3单因素模糊评价
(1)根据表，可以得出对平台安全影响的个因素的模糊矩阵R1、R2、R3、R4、R6和各评价要素的权重系数矩阵A1、A2、A3、A4、A5
(2)利用模糊综合评价计算模型Bi=Ai*Ri可以计算出各个评价指标的模糊评价向量Bi：
①“拖航、就位、验船、联检风险”的一级模糊评价向量B1为：
B1=A1*R1=(0.2390，0.2345，0.3285。0.1870，0.011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拖航、就位、验船、联检风险”应属于“一般”的等级。
②“钻井、完井作业风险”的一级模糊评价向量B2为：
B2=A2*R2=(0.2415，0.3290，0.2415，0.1880，0.000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钻井、完井作业风险”应属于“较小”的等级。
③“生产井转注水井作业风险”的一级模糊评价向量B3为：
B3=A3*R3=(0.1555，0.3135，0.0990，0.2000，0.032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生产井转注水井作业风险”应属于“较小”的等级。
④“海上安装施工(并网)风险”的一级模糊评价向量134为：
B4=A4*R4=(0.1820，0.2820，0.2740，0.2050，0.057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海上安装施工(并网)风险”应属于“较小”的等级。
⑤“自然环境风险”的一级模糊评价向量Bs为：
B5=A5*R5=(0.2250，0.2655，0.3270，0.1745，0.008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自然环境风险”应属于“一般”的等级。
(3)该平台安全风险综合评价的模糊层次综合评价B为
B=A*R=(0.1950,0.2826,0.3034,0.1925,0.0250]
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该平台的风险应属于“一般”的等级。
2、4综合模糊评价
综合评分：W=B*CT=0.1950*100+0.2826*80+0.3034*60+0.1925*40+0.0250*20=68.512
该海洋平台的安全风险评分为68.512，该平台的“钻井、完井作业风险”、“生产井转注水井作业风险”、“海上安装施工(并网)风险”较小，而“拖航、就位、验船、联检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一般，从而导致了整个平台的安全风险评分较低，所以对该平台的安全管理工作主要是降低“拖航、就位、验船、联检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千差万别，农业自然风险相当复杂，是世界上灾害严重且灾害类型最多的少数国家之一。1990-1999年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721.30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0％，2000-2005年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72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5％。
我们所研究的农牧业风险是发生频率高、涉及范围较广、区域性和季节性强、造成损失较大的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灾害风险。风险一旦发生，种植业或养殖业损失非常大，如2005年，青海省先后遭受了雪灾、旱灾、洪涝、山体滑坡、冰雹等重大自然灾害，全省共有34个县的211万群众受灾，重灾民110万人，分别占全省农牧民数的60％和27％。农作物受灾面积13.30万公顷，其中，绝收6.10万公顷，减产粮油2.50万公斤。因灾死亡牲畜29.20万头(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18亿元人民币，其中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10.12亿元。2006年5-8月，由于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分地区又出现旱灾，据统计，全省有36个县的168万人口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20万公顷，因灾死亡牲畜26.23万(只)，天然草场受灾面积2113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70亿元，其中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7.30亿元。内蒙古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增多，自然环境恶化，草原动植物资源的稀缺，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全面退化，加剧了灾害频发率，草原牧区灾害损失呈不断上升态势，全区每年农牧业灾害经济损失平均达70多亿元。占全区自然灾害损失的70％左右。据有关统计，仅1990-1998年的8年间，全区累计因自然灾害死亡的牲畜达1270万头(只、匹)，直接经济损失38亿元，平均每个牧业人口损失近6000元。新疆、四川、云南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每年的经济损失情况也很严重。
目前，国内减少农牧业自然风险的措施一般包括减灾工程建设(即水利建设、防震抗震工程、治沙工程、农牧生物灾害防治工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减灾非工程建设(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灾害保险、政府财政补助、紧急援助、贴息贷款等)、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警系统建设等。西部民族地区以往救灾主要依靠民政救济、中央财政的应急机制和社会捐助。但有限的财政支农扶贫款、救灾专项款以及社会捐助相对于广大农牧民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来说，可谓杯水车薪。这一模式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不利于健全的农牧业自然灾害风险保障长效机制的形成且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如何建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是个涉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十分复杂的重大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来解决。鉴于此，深入开展对建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意义
第一，对西部“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一方面，这些地区农业或畜牧业经济比重大，农村人口比重高，自然灾害频发。要解决西部“三农”问题，不能不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这一“瓶颈”。减灾理论认为，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规避的，但灾害是可以预测的，因而灾害是可预防的。通过对灾害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减灾措施的不断完善，可以减轻灾害并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水平。通过农牧业风险管理，分散其行业风险，保证民族地区农牧业生态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均衡与和谐的进步。另一方面，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自然灾害的多发性、规律性，建立与完善该地区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对于消除其区域内的贫困问题，减少东西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现实意义。
第二，对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大且自然环境条件相差甚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人口多且民族及人口分布较复杂的国家。研究建立西部民族地区的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平衡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对于建立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有效的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促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规避风险，提高经济效率。
第三，为有关部门建立草原畜牧业保险体系提供政策依据。草原畜牧业自然风险既有养殖业自然风险的特性，又有种植业自然风险的共性。所以，草原畜牧业保险的建立，需要对西部草原牧区特殊性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目前，国内还缺乏可以依据的详细可靠的相关专题研究的资料。因此，该项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三、国内相关问的研究及其趋势
(一)关于农业风险的分类
由于农业风险是行业风险，所以，在风险分类的一般原理指导下，不同学者对农业风险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总结国内研究的分类，将农业风险划分为生产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资产风险、技术风险、服务风险、社会风险、体制风险等8种类型。
民族地区农牧业风险的分类涉及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复杂的问题，其划分与归纳方法具有独特性。
(二)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研究
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和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资助项目的《中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价与对策》一书，对农业灾害辨识、风险评估方法、风险对策和实情史料(1951―1994)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探索了农业灾害风险预测和保险区域划分方法，介绍了农牧业减灾对策。
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部民族地区不仅气象部门对于气候区划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且从事农牧业、水利、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生产、科研、教学及管理部门的人员也从不同的视角发表文章，立论出书。从自然灾害的角度对农业风险进行了广泛研究。为民族地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为生态农牧业服务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三)灾害经济问题的研究
鉴于灾害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人们已经开始对灾害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灾害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灾害与灾害经济》(论文集)、《灾害与社会》(论文集)、《灾害生态经济研究》、《灾害经济学》。2000年至今，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出版了《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灾害经济学分析》、《水灾害经济学》、《区域灾害经济研究》等论著，发表了大量的灾害经济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领域如在灾害损失的评估、防灾政策的制度分析、环境灾害的转移机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对民族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少、成果少。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经济学科，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灾害问题进行研究。
(四)农业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中国农业保险在1980年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经济理论界对各种农业保险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业保险属性及外部性的争论，最终引出了农业保险应于政策性保险的结论。归纳起来，中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及供需双冷既有其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及正外部性等方面，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业这两个弱质产业的“弱弱结合”，以及国内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不足。综合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包括“政府论”模式、“商业论”模式、“过渡论”模式、“层次论”模式、“区域论”模式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