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8: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金融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1992年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受到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投机失手造成银行倒闭，以及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后发生的。这充分说明，在以金融资本国际化为突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风险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加大加重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为严重一点罢了。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免受波及，并不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叶稳如泰山的安全之舟。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之所以能避开金融危机的灾难，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保护了不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二是银行拥有大量储蓄资金，抵销了银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会不断走向开放，金融体系迟早会完全开放，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选择自由度逐步加大，因而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运行。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建立和健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相当频繁。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尔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被迫中断。二战后，经济全球化重新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 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主权，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 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一、开放的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全球贸易额在2009年经历约22％的降幅之后，近期也逐步呈现回升势头。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国出口额环比强劲上涨3％，贸易净值为GDP贡献了两个百分点。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对亚洲劲增68.1％，当月实现贸易顺差852亿日元。韩国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7.1％，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单月增幅。这一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64％，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7％、35％和48％，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还翻了一番，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出积极效应。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的贸易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底部，各国对国际贸易表示出更大关注。与80年前的大萧条相比，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关联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上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如果我们坚持奉行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既积极鼓励国内产业发展、做大全球市场“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的便捷和畅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全面、持续、平衡发展的轨道。反之，如果一国坚持零和博弈的观点，忽视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就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的贸易保护，搞不好会重蹈上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泛滥的覆辙，使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触底”的危险。
二、理性看待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广泛和深刻，促使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危机?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认识。首先，这是世界经济运行周期性调整的结果。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学者的经济长周期理论，由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长周期波动，大致是40～50年时间。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制度红利和信息技术革命效应不断递减，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下行阶段。其次，全球治理结构不完善加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推动下，国际分工快速发展，商品交换半径越趋扩大，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网络。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机制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不均衡的矛盾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第三，金融监管缺失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近年来，在金融创新和投机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杆化率而孕育着极大的风险。随着市场内部风险不断累积，爆发系统性危机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件。
国际上，有舆论将此次危机归结为以贸易收支不平衡为主的全球失衡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片面、十分狭义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即使从单一的国际收支角度来分析，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以销定产、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生产的理论，如果主要消费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货币的持续稳定，任由泡沫无节制发展，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失国际经济合作20lO年第5期衡和危机的发生。
这段时间，个别国家总是把眼光盯着中国的贸易，并寄希望于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个论调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约20％，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贸易顺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国贸易顺差下降了50％，我个人预计今年3月份中国的贸易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历史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后的情况。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与各国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过程。在以中国为节点的国际分工链条上，中国通过初级原材料进口带动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通过大量的中间品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还在加工贸易、跨国投资等各个层面，与各国分享着发展与合作的空间。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22％、中国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但是，从有关经济体海关数据来看，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华出口仍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欧盟、美国对华出口也仅分别下降1.53％和0.22％。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中国经济回升基础仍不牢固，强压一国货币升值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非理性的选择。
三、全球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历次危机都是进行理论反思、政策调整和实施变革的良机。当前，各国纷纷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新产业革命的步伐，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2009年，中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创1986年以来的最高实际增速，对GDP贡献率达到52.5％。预计今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的进口，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扩大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企业“走出去”等途径，加强与各国的互利合作。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一个长期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的企业法人，它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产品，将与其他企业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
实现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协调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此，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开放”，既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也是指政府放宽管制，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国受益总体上大于损失。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更应坚定开放信念，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
第二，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的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及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关键词：量化宽松 新兴经济体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73-79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如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线索，考察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来探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的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
为应对经济危机，尽早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宽松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作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而长期持续地大力推行。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开始的第一轮QE期间，美联储一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从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再次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决定至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没有明确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总规模，仅表示每月将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实现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仅仅3个月之后，美联储又宣布开启QE4，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自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此向金融业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2、启动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超过2千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务；3、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4、调低欧元区的法定准备金率至1%。
独立于欧洲央行之外，但和欧洲央行高度类似，英国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2月施行，当时英国央行购买了以英国国债为主的近2000亿英镑资产。其后，英国央行又推出了两轮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规模达到了3250亿英镑。此外，英格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宣布将主导利率保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利率水平还将延续至2013年。
日本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国内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实践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这一政策持续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日本继续加码量化宽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在当前55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基础上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长期政府债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连续两次宣布追加QE规模，使得日本QE总规模达到91万亿日元。在不断扩大的资产购买和信贷计划之外，日本还把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在0-0.1%不变。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集体性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选项。虽然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最优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达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标，即在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和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方面效果已经基本实现。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数月后，美国的经济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实现了2.4%的经济增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别取得了2%、1.8%和4.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不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当中。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共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事实上，IMF的特别提款权主要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构成。在IMF的国际储备货币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货币。由于有了国际货币的身份，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嫁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新兴经济体身上。
二、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发达经济体制定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仍有关键性影响的前提下，发达经济体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稳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理论上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出口稳定。对外出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而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稳定了国内市场需求，将会因此稳定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其二，外资引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新兴经济体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FDI为主，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仍然较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公开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通过提振美国的支出和增长，也具有帮助支持全球经济的效果”。
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负责任的，对发达经济体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有益。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量化宽松政策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挑战，甚至是政策风险，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治理本国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空间。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性无法在其内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国际层面，并因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处于经济困难当中，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消费减少，但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能源产品价格以及金属矿产品价格总体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然而，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内部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所以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但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已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要严峻得多的经济挑战。
第二，“热钱”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难度大为增加。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较快，这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吸引。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有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也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以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为例，亚太新兴经济体在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每季度就新增1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这些国家每季度新增1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中，大量是以“热钱”的方式存在。热钱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会长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快进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润，这会给新兴经济体维护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大量“热钱”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并进行炒作的时候，会给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产价格带来剧烈波动，引发严重金融问题。
第三，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发达国家债权缩水。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总体上出现贬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债务问题，是全球主要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债权国，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使其债务负担减轻，同时导致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债权受损。特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的美国，量化宽松引发的美元贬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当中，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总共持有超过1591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巨量的债权规模下，美元汇率的略微贬值都会给国债持有国带来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宽松所发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来看，会给美元汇率带来压力，使得美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兴经济体更多是依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步骤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货币政策制定上的悖论。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把本国利率压低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这使得已经步出复苏的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否则就会产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效应，带来更多的“热钱”涌入，从而加大本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发达经济体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浮动。如果不进行政策创新的话，将会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及其局限
总体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其影响尚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持续的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维护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的稳定。新兴经济体针对量化宽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之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新兴经济体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最重要经济手段。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以利率变动为关键的货币政策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当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之下，已经变得非常狭小，这更需要新兴经济体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过利率水平的合理变动来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量化宽松绝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事实上，从2009年各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呈现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趋势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这种利率变化既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压缩“热钱”获利的空间。
其次为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也利用本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购入美元等货币，通过防止汇率过度升值的方式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定本币汇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停止了进一步人民会汇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左右。巴西货币雷亚尔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抑制了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雷亚尔的汇率，减缓其升值的速度。俄罗斯也于2009年实施了卢布“平稳贬值”的汇率政策，希望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经济稳定。
最后是资本管制措施。面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必须依靠资本管制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坝，放缓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很多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重新启用资本账户管制。总体上，虽然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无法根本上阻止热钱的跨国境流动，但会通过减少新兴经济体国内与国外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避免短期内大量“热钱”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从而为新兴经济体政府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在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新一轮的资本控制浪潮。
虽然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上述主要经济政策来妥善应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从已有的应对效果来看，这些政策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牵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若干经济政策的制约。这集中体现在汇率政策方面。美国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试图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量化宽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压态度。例如，进入2011年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事实上，政府导向的汇率贬值并不带有道德劣势，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历史上均采取过的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表现。只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指责下，贬值性汇率政策被描述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干扰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量化宽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产业政策。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重振战略。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受到削弱，面临着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从长远看，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困难加大。其二，贸易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重视出口在平衡本国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贸易目标，力图到2014年使美国对外出口翻番。为了扩大本国出口，发达经济体还普遍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
就内部因素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应对量化宽松的过程中突出暴露了国内金融业欠发达这一最大障碍。面对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过多货币，且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国内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把外来游资吸收和锁定在本国的金融体系内部，最终只能更多地依靠负面效应可能更大的货币政策以及效果较为受限的汇率政策来加以应对。失去了国内金融市场调节这一重要工具，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既无法充分发挥效用，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经济政策风险。
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问题上，通常的情绪是较为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会更多地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并通过取得共识的政策来实现共同利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们的参与保障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G20提供了多边性的制度平台，能够有效地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分别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关键要素：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治理机制。但是，从量化宽松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实际表现来看，上述判断存在可疑之处。
从利益认知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量化宽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发达经济体主张，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拉动经济复苏的有力尝试。由于该政策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却认为量化宽松更多的是以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为根本导向，很难说真正照顾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仅如此，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治理成本转嫁策略，发达经济体通过有意牺牲和损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两者对于量化宽松的利益认识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利益的达成彼此冲突，很难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而是分别以自身经济最优化为起点，各自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单边政策。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新兴经济体也试图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这些政策从单个国家来看，似乎都能发挥效果，但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结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经济体通过全球金融治理来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还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执。新兴经济体指责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利己，并试图以包括竞争性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来对冲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同样遭致了发达经济体的批评，认为后者不遵守相应的规则。总体上，量化宽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给未来的国际金融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主体作用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过程当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主体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参与方面，更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是不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量化宽松的实施过程看，发达经济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可以不必顾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感受，几乎不受约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超量货币。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较为受限，无法影响或者塑造发达经济体执意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宽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机制建设领域，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无有效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以及监督重大国际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机制。量化宽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被赋予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作用的IMF却未能对该政策进行事前预警、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缺席状态。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样如此，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该机构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推行实际的措施。
结语
【关键词】美国经济 复苏 特点 原因
【作者简介】王国兴，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中图分类号】F1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65-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美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在经历了3个季度的衰退后，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自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持续但又有波动的复苏中。经过长达4年的经济恢复，美国经济并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进入新一轮扩张和繁荣。考察过去4年左右的复苏，可以发现美国经济的这次复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本文将对这些特点予以归纳，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
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特点
第一，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够有力。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延续至2009年第一、二季度，使得这两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0.3%和3.1%（图1、2）。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从衰退中复苏，但总体而言复苏力度比较温和。2010―2012年的GDP年度增长率在2.0%左右徘徊，也明显低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数次危机后GDP的年度增长率，图2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从季度情况看，本次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历了两轮循环：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为第一轮，GDP季度年化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负增长8.9%逐季加快至2009年第四季度正增长4.0%，再逐季放慢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0.1%；第二轮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GDP季度年化增长率从增长0.1%逐季加快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4.1%，再逐季放慢至2012年第四季度的0.4%。目前正在进入第三轮，可能会延续至2014年底。由于第一轮循环前低后高，第二轮循环前后一样高，所以第三轮循环GDP季度年化增长率摆脱上述循环走势、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失业率持续缓慢下降，但距美联储新设定的调控目标仍有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2010年的失业率高达9.7%，创下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3）。月度失业率则从2008年1月的起5.0%上升至2009年10月的10.0%（图4）。此后，美国失业率持续缓慢下滑，2013年6月已降至7.6%。与失业率在22个月中上升5个百分点相比，失业率下降2.5个百分点用了43个月，失业率下降的速率几乎是上升速率的1/4。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此速率，美国失业率至少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能降至美联储的调控目标6.5%，要到2016年底才能降至5.0%。与此相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16岁及以上非机构就业人口总量从2008年的14536万减少至2010年的13906万，即有630万人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失业。2011年起美国就业人口开始增加，达13987万，接近2009年的水平，2012年进一步升至14247万（图5）。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6月已上升至14406万（图6），即迄今此轮复苏已增加就业岗位500万个，但与2008年相比还差130万个。
第三，通胀趋势仍不明朗，通缩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物价（CPI）同比上涨率曾一路走低，2009年3―10月甚至连续为负值，即持续8个月通货紧缩（图7）。自2009年11月起，CPI开始回升并于同年9月达到3.9%，为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此后，CPI基本呈下滑态势，至今尚未完全摆脱下行压力，2013年6月仅为1.8%。总体而言，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对CPI的提振作用更大。相比之下，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势相对平稳，基本上围绕着1.75%的中位线上下波动，也没有出现核心CPI为负即通货紧缩的情况。2013年6月的核心CPI最新值为1.6%，低于美联储预订的核心通胀目标调控值。从目前趋势看，美国通胀进一步上行的风险小于下行的风险，未来一段时期即使通胀上行，其风险也不会失控。
第四，进出口连创新高，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但进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09年美国进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机分别暴跌达22.8%和14.2%，贸易逆差大幅改善（图8）。但自2010年起，美国进出口即转跌为增，且持续增长，其中2010年出口就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2011年起进出口更是连创历史新高，2012年分别达22106亿美元和27452亿美元，合计近5万亿美元。不过2010―2011年的贸易逆差又有所扩大，但未超200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未达2008年的水平，而2012年又收窄了4%。从图9所示月度情况看，进出口自2008年8月起同步下跌，分别至2009年6月和5月止跌回升。其中，月度出口在2010年12月超过2008年7月创下的1656亿美元危机前最高值，此后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目前稳定在1800多亿美元。与之相反，月度进口额仅2012年5月略高于2008年7月创下的2319亿美元危机前最高水平，其余月份均低于该值，贸易不平衡因此改善。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与2009年相比，2012年出口增长了40.1%，其中货物出口增长了46.0%，服务出口27.6%，贸易逆差对GDP的拖累逐步下降。但出口增速却连年连月持续下滑，2010―2012年的出口年增速分别为16.9%、14.5%和4.6%，而出口月同比两位数增速在维持了22个月后，2011年11月起降至个位数，2013年3月甚至出现40个月来首次负增长。因此，实现2015年出口比2009年的15782亿美元翻一番目标已无可能。
第五，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从上一年13495亿美元下降至12929亿美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进一步下降至10509亿美元（图10）。但自2009年起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便率先复苏，且恢复了强劲增长之势，2010年即超过2006年创下的50多年来最高额14430亿美元，2011年和2012年又连续刷新历史纪录，分别达14751和17129亿美元；而2012年的美国公司税后利润额已接近2004年的两倍、2002年的三倍。 从季度数据看，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于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阶段性最高额13685亿美元后逐渐下滑，至2008年第四季度 6437亿美元见底（图11）。此后，美国公司税后利润开始掉头向上，5个季度后即2010年第一季度便收复危机前的失地，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14341亿美元，后又连续刷新纪录，2012年第四季度创下1773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2013年第一季度略微回调至17495亿美元。可见，美国经济的微观基础相当坚实，如果美国公司税后利润继续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第六，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复苏，经济失衡状况依旧。私人服务业复苏较快，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11年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已超2008年水平，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再创新高。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例也比危机前有所上升，2008年为68.0%，2012年为68.7%（图12）。私人服务业中，除了“批发”和“除政府外其他服务业”外，其他八个子行业2012年增加值也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图13）。出人预料的是，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的增加值不仅继续在服务业中位居第一，而且该值仅2008年比2007年减少200亿美元，2009年后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危机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股市连创历史纪录，道指、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分别站上15400点、1600点和3600点关口。只要美联储继续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美股仍可能再创新高。“教育医疗与社会救助”增加值在私人服务业中位居第三，也未受到危机影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应该说，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对金融监管和医疗保险进行的历史性改革是成功的。
相比之下，私人制造业复苏较慢，其增加值在2012年才超过2008年的水平，但尚未恢复200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应地，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例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2年该比例为18.4%，而2008年为19.0%。由图12可见，上世纪末以来，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迄今未扭转。由图14可见，建筑业是拖累私人制造业复苏的主要子行业。按2005年可比价格计算，其增加值在2011年触及近期最低值4495亿美元，2012年反弹至4637亿美元，但距2008年的5240亿美元还差近13.0%，低于2000年655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41.3%。另外，农林牧渔增加值也未恢复到2008年水平。不过，制造业已基本复苏，2012年其增加值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接近2007年创下的近期峰值，反映了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取得的成果。采掘业几乎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2009年增加值就比2008年增加了25.2%，其中油气开采增加值就比2008年猛增了50.3%，显示了页岩油气革命的成效。但2010年起油气开采增加值下降，与此同时采掘支持增加值上升，前者反映了页岩气革命导致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后者体现了页岩油气开采热对相关设备需求的增加。
私人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制造、专业与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和零售。结合其在GDP中占比变化（图15）和上图12，可以认为，危机后不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上述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包括私人制造业和私人服务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印刷（含软件）、信息和数据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反映了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深化带来的成果。尽管“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在GDP中占比呈逐步上升之势，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冲击到这一趋势，但总体上这个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不如上述五大子行业。
第七，房地产市场呈现更多复苏迹象。2013年4月，美国成屋销售年化为497万套，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成屋销售中间价为19.28万美元，新屋开工年化数升至85.3万套，均为2009年以来最高；房屋营建许可年化数100.5万套，更为2008年以来最高；房价连续16个月上涨，创下自2006年以来的最长上涨周期，2013年3月标准普尔公司衡量美国20个大城市房价的凯斯―希勒（S&P/Case-Shiller）指数同比更上涨了10.9%，是自2006年4月以来最大年度增幅； 至2013年3月建筑业支出已连续13个月同比正增长。上述迹象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已触底回升，有助于支撑疲弱的经济增长并增加相关行业就业潜力。2011年房地产相关行业就业人数779万，比2006年的1019万峰值少了240万。 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市场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过程尚未结束，不仅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止赎房产，还有1110万户住房按揭贷款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其次，美国住宅建筑商人气指数2012年底升至47 ，为2006年4月以来最高值，但尚未突破荣枯线；第三，美国银行业2013年起面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势必收紧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标准，抵押贷款利率有上升的压力；第四，与以往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由家庭和个人刚性需求推动不同，本次复苏投资需求推动成分居多，投资者或投机者获利离场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复苏出现波动。
二、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分析
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复苏过于温和，失业率下降缓慢，通货紧缩的风险挥之不去，经济失衡状况并未改善，但出口表现良好，尤其是货物出口增长强劲，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从微观上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税后利润创历史新高，微观经济基础非常扎实；从行业上看，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总体上看，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在复苏。微观经济基础如此扎实，宏观经济复苏却步履蹒跚，其原因主要可从供给、需求、外部因素及政策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供给因素。首先应考察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近年来显著放缓（图17）。 由图16可见，次贷危机以来6年里，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速仅为1.6%，远低于战后年均2.25%的水平，是战后第三低增长期。这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劳动生产率通常呈现出顺周期性，即劳动生产率增速随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随经济复苏而上升。另一方面，非商业周期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其次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2005年起即显著放缓。 图18显示，2007―2012年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0.6%，比2000―2007年下降了近60%。 原因一是始自20世纪90年代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红利至2004年前后已基本耗尽， 二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进步步伐放缓，促使高科技企业放慢了资本深化进程。好消息是，2012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1.4%，是2007至2012年平均年增速的2倍多，可能预示着高科技企业资本支出增速加快，技术进步也可能因此加快。
第三是资源尤其是能源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传统能源行业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因天然气价格自2008年以来下跌超过60%，企业经营成本下降，带动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在就业方面新增了逾170万个工作岗位，到2020年可望由此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并且这些岗位的薪水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四是石油进口减少，天然气出口正在推动中，对平衡贸易收支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需求因素。总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者又都可以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两方面去分析。
政府部门方面。从图19可以看到，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增加了投资，表明奥巴马政府2009年2月启动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政府投资）发挥了作用，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美国债务急剧膨胀，政府继续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力不从心，所以自2010年以来的13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同时，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缓慢下降。在过去9个季度中，该比例已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20.6%下降至2013年第一季度的18.9%（图19）。展望未来，由于每年850亿美元的自动减赤机制于2013年3月1日启动，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削减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私人部门方面。个人消费支出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除了2009年第一、二季度继续受到危机冲击外，此后15个季度个人消费一直是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且贡献率相对起伏较小，GDP占比始终在70%以上（图20）。但2012年个人消费支出季度环比和同比增幅均有所放缓（图21），原因在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美国商务部2013年5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由图22可见，按2005年不变价格，2013年一季度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为负增长，同比增速则大幅下滑。由于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下降，人们不得不动用储蓄，致使美国人的储蓄率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5.3%迅速下降至2013年一季度的2.3%， 为2007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回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就私人投资而言，除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机冲击大幅下降外，此后15个季度中，有13个季度私人国内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与此同时，私人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也缓慢上升，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11.9%上升至2013年第一季度13.4%（图19）。但是，私人国内投资总值处于极低水平，迄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表1）。由于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私人部门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
第三，外部因素。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了负面影响。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欧出口增速最慢。与2009年相比，2012年美国对欧出口仅增长了21.8%，与同期美出口总额增长39.0%相距甚远，也远低于同期美国对美洲、亚太、中东和非洲的出口增长水平（图23）。表现之二是相互投资出现疲软迹象。2012年美对欧直接投资流量甚至低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图24），而欧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在金融危机后几乎连年持续下降（图25）。不过，美欧相互直接投资的存量仍然十分可观，互为首位（图26、图27）。
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多年来，美洲始终是美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图23）。2012年美国对美洲地区的出口与2009年相比增长达49.1%，进一步与美对亚太和欧洲出口拉开了距离。美洲也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重镇，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美洲一直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图24、图26）。美国签订的20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有12个伙伴国在美洲（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占60%。在美国签订的41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有9个伙伴国在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格林纳达、洪都拉斯、牙买加、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占22%。正是多年来苦心经营美洲经济一体化战略，造就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对美洲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
亚太对美国对外经济的重要性正进一步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亚太依然保持着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且美国对亚太出口的增长率高于美国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同时，亚太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一直高于美洲，且亚太与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图28）。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超过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美国在亚太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动员参与谈判的国家既包含了亚太国家，也包含了美洲国家，其目的之一就是把美国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向亚太地区延伸，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经济增长。
第四，政策因素。从货币政策看，除了将利率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外，美联储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实行了首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作用明显。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GDP从下跌8.9%转为增长4.0%，实现了从止跌企稳到强劲复苏的急剧转变。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于2010年11月出台，至2011年6月结束，使美国经济避免了在2011年第一季度陷入衰退，GDP增速勉强维持在0.1%，并在当年第四季度提升至4.1%，但刺激作用明显不如上一轮。美联储于2012年9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但效果不理想；美联储于当年12月决定每月再购买450亿美元长期国债，以替换原有的扭转操作（OT）措施，使量化宽松规模达到每月85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确立了失业率高于6.5%、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0―0.25%的超低利率保持不变的新目标，使美国经济在2012年第四季度避免了衰退，GDP增速勉强维持在0.4%，2013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推高至1.8%。可见，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体上与复苏进程的三次波动相关。
从财政政策看。自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采取了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致使2008至2012各财年赤字分别高达0.455、1.416、1.294、1.297和1.089万亿美元（图29）， 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1%、10.0%、9.0%、8.7%和7.0%，其中2009―2012财年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赤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各种减税、政府投资、金融监管改革、医疗保险改革、救济等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的法案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法律基础。 但从2013年起，美国财政政策逐渐转向中性，强调促进增长与减少赤字的平衡，税收增减和开支增减相结合，标志是财政悬崖法案，内容包括从2013年1月起调高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个人、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个税税率、取消薪资税减税优惠、维持其他减税政策、延长一年长期失业救济金、2013年3月启动每年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等。可以预计，实施中性财政政策后，美国财政赤字将趋于下降，但公共债务总额仍将维持在高位。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累计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90%的警戒水平， 相隔半年后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进一步突破了100%，对美国经济增长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债务最新值为16.739万亿美元； 好消息是该值比上个月下降了0.54%，为2011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尽管如此，未来数年美国公共债务状况恐难显著改善，因为医疗、社保等福利开支是政府开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2011年其占GDP的比例已高达65%。由于福利开支在美国被定义为“强制性开支”，削减的难度很大。
从对外经济政策看，奥巴马政府围绕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提升美国竞争力，调整并实施了相关对外经济政策：一是在更高标准（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服务业市场准入等）基础上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括：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就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3个自贸协定部分内容重新谈判，然后予以批准生效；主导跨TPP谈判并推动更多国家加入谈判；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协定谈判；启动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等。二是大幅提升投资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为此修订出台了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并在美韩等双边自贸区协定重新谈判和TPP、TTIP等区域自贸区协定谈判中把投资列为重要内容。三是启动出口管制改革。2011年11月7日的《美国军品清单》第8类目“军用飞行器及相关零部件”草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对敏感技术进行更恰当出口管制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三、基本结论
第一，美国经济温和复苏趋势仍将继续。由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将维持较长时间，私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将继续在美国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房地产市场复苏预示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可能逐步加快，因其不仅会助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还可带动建筑业。公司营运情况良好和税后利润增长之势可望延续。
第二，美国经济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条件尚不具备。首先是技术进步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放缓，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并呈长期化趋势；其次是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制造业复苏滞后，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一直存在；第三是尽管企业赢利情况很好，但未来预期并不乐观，投资意愿低下，制约了就业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加上政府消费支出与投资因自动减赤机制而削减以及薪资税优惠取消，威胁到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
第三，美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和对外贸易与投资。奥巴马政府正实施以生物科技带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加速生物科技取得突破，使美国国民更健康、生物能源产出更多、制造业转型加快和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仅使美国国民更健康一项，就有助于大幅降低政府福利开支，破解公共债务高企之难题。同时，奥巴马政府正通过推进TPP、TTIP和PSA谈判，并于2012年推出了双边投资协议新版本，试图用所谓高标准的贸易和规则来帮助美国公司开拓全球市场。
总的来说，美国经济实现了较缓慢但持续的复苏，这得益于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推动，也得益于美国微观企业的活力；但是由于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生产率提高不快，技术进步缓慢，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也不快，加上外部条件总体上并不看好，美国经济在近期难以有较快的增长。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前景；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2
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趋势，实际早已开始，尤其是在80年代之后。而金融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构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俗话说：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需要利弊权衡的“双刃剑”，它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机遇，有利于引进外资及先进的技术水平，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但同时也给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风险，甚至为其与经济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在金融业市场营销层面，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及信息社会化等世界性全球性问题，应当作出属于金融行业特殊营销体系的策略调整，积极应对潜在的风险与机遇，迎接更好的发展前景。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金融市场营销的新变化
金融服务业体系主要由以信托、银行、保险、证券四大行业为支柱，其他非银行金融业为补充的金融服务机构构成。而经济全球化时期的金融市场注定是风起云涌的，在全面开放之时，面对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本土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各大金融机构不断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加大品牌推广的力度。
着眼于目前的国内市场，首先由于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数年的快速增长，其相应市场需求的高效稳健的服务被大量需求，金融业及其销售服务也应当快速适应这一基本需求，但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的是尽管其市场需求较大但市场供求的不确定性也扶摇上涨，在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的不确定性伴随着全球经济化发展加大，这都是国际大环境带来的新变化。其次源于金融市场中经济与投资主体的加速变化，其供求的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由于产品周期短暂、投资者针对性要求高等新进特点，对于金融市场价格决定、企业的运作方式、融资监管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环境下的新要求。第三也是最为突出的一点则是较之前的旧型金融市场，其垄断性强、地位高且竞争并不激烈，然而开放的市场环境将为新型的金融营销市场带来变革型的市场改革，在利益机制下其金融业的内部竞争将愈加激烈，对于这样一个身处社会经济系统高层的市场中，其营销策略与战略显得弥足重要。
然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其内部的竞争及发展更多是源于开放的国际形势，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项金融管制放宽。由国外金融业大量进军中国市场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中国并不非常健全的金融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果不能在其市场战略上有所调整应对，积极准备，就可能发生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严重的甚至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影响世界经济与贸易稳定增长。国际金融市场的营销策略较之中国内部其自主性更强、更具有针对性和市场性，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意识到，当前的销售渠道正在发生着巨大变革，营销距离在拉近，营销空间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同时，新经济的先进技术除了循环迅速的金融产品也同样体现在市场调研和促销手段当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改变了传统调研的落后局面，使调研呈现出科技化、便捷化及准确性、时效性强的特点。而强有力的现代企业管理营销团队也应当是中国打向世界金融市场的销售王牌，能否对动态市场作出迅速、准确的反应，市场空间的扩展、营销技术的改进和销售渠道的变革，敏锐的洞察能力、缜密的分析能力、优秀的管理能力，新时代的市场份额竞争也是营销人才的机遇。
二、金融业角度的营销策略
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全面迎接挑战是必须的，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分析无疑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外部环境。它们推动市场开放，推动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的跨国流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它们又带来种种冲击，全球经济的动荡会影响我们的企业。
1.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当做中国经济转型、重组的催化剂，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稳健的经济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只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更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富裕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又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其主要措施包括首先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善经营和调整改革，合理安排及下放权限，发挥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其次，利用杠杆效应对于经济进行调整，支持中小城市建设，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加快金融改革，积极预防金融风险，加强相应金融监管
随着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当金融管制要求被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就解释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尤其以几乎取消各项限制的外汇业务为主导。国外的金融零售业、证券、保险业大举进军中国，在压力面前，唯有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金额市场间的中介作用，利用国际资源为国内市场的稳健服务才是明智的抉择。而与此同时，适当建立系列风险防御措施，如完善银行管理体制、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等，化解潜在中的金融风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观念上积极主动，任何逃避和消极的应对都当被世界和时代所抛弃。唯有认真正确分析其影响，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屹立不倒。
三、营销角度的营销策略
就金融业的市场营销层面而言，应当了解和熟悉国际市场的环境和特点，积极分析其市场需求及针对群体，做出正确的市场判断，采取合理的营销手段。
1.树立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市场营销理念
当前，金融市场竞争已步入客户经济时代，客户是其“衣食父母”，而优质客户更是其生存之本和发展之源。金融市场营销一方面要满足金融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营销应当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以服务投资者的个性化要求为理念，不断发展并改善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监控结果、修改策略的过程，其最高境界是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
正确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应做到五个转变：一是要从过去的以市场为中心向以投资者为中心转变；二是要从过去的同质转为针对不同需求群体的异质型服务；三是要从过去长期条块分割、专业分工向发挥整体优势、一揽子对外营销转变；四是要从传统业务和陈旧服务形式向不间断地创新开发金融新产品，并将生产中的各项因素差价转移至本地的位置，保证最佳的集体利益；五是要从粗放型经营向精干高效集约型经营转变。
2.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优化营销战略
在营销工作中要制定系统的整体营销策略。一是产品策略。要根据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制定产品开发规划，尤其要深化投资者文化、消费习惯等各项在新产品开发中的应用；要加强对现有产品的整合包装，增加已有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推出个性化的品牌产品，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营销吸引更多客户。二是建立具有适应力的管理体系，融入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没有良好而完善的管理作为支撑，将是一句空话。作为企业领导者和它们的高层管理者有责任保证管理系统行为及战略融入到组织的每个细胞中，要为企业量身定做一个战略行为框架。三是建立具有适应力的营销体系，培养的新型营销复合型人才，即掌握并能熟练运用现代科技，精通并能创造性运用现代营销技能的人才，对其进行终身教育，并在适宜的情况下培养国际人才。四是制定国际市场营销的公关战略，建立“中国制造”的营销王牌。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将有更的多的机会在全球发达的消费市场中展示实力和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跨国经营。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公关理念与实践的创新是作为现代企业营销管理者应当重视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小济.走向世界市场—30年对外开放回眸[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9.
[2]李纯年.人世对银行的最大冲击不是行业的冲击而是方法论的冲击[J].经济研究资料，2002（2）.
关键词：经济危机；次级债；中国中小企业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造成的，其原因如下：
1、 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泡沫及经济的虚假繁荣；
2、 美国衍生工具和信用评级的金融监管不力，致使类似网络泡沫的经济重现，使世界各国深受其累；
3、 美国对次贷危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没能在早期及时纠正和提供必要的支持，造成现在难以收拾的局面。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分析
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级债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比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百分之五十。当因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大批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时，为中小企业提供能源、矿产、钢材等上游产品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过产能过剩的困境，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上缴税收大幅度减少在最近几个月表现特别明显。而此前存货较多的国有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难的地步。此外，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在次级债的影响下，发达地区受到打击最大，在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时，欧洲以及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的需求下降时，欧盟和日本的需求也跟随下降，欧盟与日本没有能成为美国份额下降的替代区域。因此，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1.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因素是中国免于受到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原因。
2.中国金融资产在美国的实际损失预计是巨大的。
3.中国虽然没有在金融上遭受严重危机的冲击，但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影响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
4.世界巨头的危机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消化的，中国势必会成为最终的买单一族。
5.中国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试图用启动强大的内需来化解此次外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影响，但为时太晚，长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对中国中小企业影响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低迷，给中国企业发展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中国金融环境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巨大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中国市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这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中国整个消费市场将发生变化。一旦普通消费者感觉到”严冬”来了，一定会收紧支出，这对消费市场的刺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消费市场不旺盛的时候，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影响。对企业价值链的影响。当某个运行良好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照样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运作。因为，只要产业价值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都难以独善其身。直接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企业。
因此，随着经济危机影响的深入，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会越来越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突破发展瓶颈，一系列的问题与困惑摆在了企业面前：
1.出口增速下降，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全球经济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境外投资企业的业绩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受境外投资企业所在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业绩不容乐观。所在国的信贷紧缩，将导致企业的经营流动资金吃紧，对资金量的需求相应增加；如果所在国实施资本项目管制，那么境外企业与境内企业间的资金流动链条将断裂。
3.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下跌，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下降。
4.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汇衍生品风险上升。全球性金融危机形成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欧元、英镑、澳元等国际货币的波动幅度增大，从事外汇交易的风险大增。此前，有些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或投资中为避免汇率损失，从事套期保值交易；另有一些企业从事外汇衍生品投机交易，这些交易中的风险因素不可忽视。
三、中国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对中国企业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因素时，应当将外部冲击与中国自身经济周期的特点分离，以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1.出口企业应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虽然美国经济的放慢会拖累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企业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仍有可能扩大出口。
2.以内需市场为导向，主动调整结构。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外部基本是隔离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是良好的。随着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内部需求也逐渐旺盛。因此，在外部市场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一、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演变的原因
次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演，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绝非偶然，它是现行国际金融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政府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忽视金融监管，未能建立起有效健全的金融调控体系等矛盾不断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现行国际金融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速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实行贸易、金融自由化，表现出了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旧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矛盾，尤其是现有的世界金融体制和经济全球化间存在矛盾。现有的世界金融体制脱胎于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确立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资产由黄金和美元构成。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家可获得巨大的货币发行收入，通过发行美元，通过信用扩张与收缩，美国可操纵国际金融活动，干预他国财政金融。同时，由于各国美元储备大多采取美元存款、国库券、债券、短期票据的形式，这使美国可利用这些资金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美国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并通过美元汇率的变化输出风险、转嫁危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欧元区和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全球经济格局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相应调整，要求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内在根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整个经济系统已分为以金融资产为标志的虚拟经济和以商品和劳务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两个部分，并形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虚拟经济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经济发展的粘合剂、推动力和支配力量，逐渐成为经济运行的核心。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害。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协调，大体保持均衡状态，不能出现二者发展的严重失衡。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协调、均衡时，虚拟经济发展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而一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失衡时，这种失衡就极有可能会造成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已出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片面过度发展的趋势。大量虚拟的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必然表现为金融资产的总量及其增长率大大超过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而经济的稳定归根到底是以金融资产能否变成实物为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发生动摇，只要有某个不可预测或不可控制因素的引爆，人们就会对金融资产丧失信心，金融危机就会突然发生，并且很快影响到其他国家。
(三)对金融的监管不到位，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一些国家纷纷放松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这虽然使金融创新日趋活跃，但也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忽视了金融监管，未能使二者协调一致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虽然与金融创新有关，但不能说明金融创新是错的，而恰恰告诉我们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能带来高风险。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未能建立起有效健全的金融体系。各国银行直接或间接介入风险行业，盲目的将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非生产性领域，造成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推动了“泡沫经济”恶性膨胀。当“泡沫”破裂后银行的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形成大量呆帐、坏帐。一方面动摇国内储蓄者的信心，引发了挤兑风潮，加速金融机构的倒闭；另一方面，巨额的不良贷款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对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加速了资金的抽逃。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首先，金融危机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目前在欧美等国，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初步显露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征兆。美国和欧洲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出现经济衰退。目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经济放缓及由此带来的外需减弱必然使中国出口受到影响，从而对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其次，会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从宏观上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尽管我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本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尽管这个危机起因在美国，但全球股票市场的下跌幅度最深的却不是美国。从全球看，美国从危机爆发到现在，下跌幅度不过40％，欧洲大约50％，亚太地区60％多，日本达到了61％，香港的恒指甚至达到了67％，其他的新兴国家也都超过了60％，而中国的股市更是跌到70％以下。不仅如此，中国拥有约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60％为美国国债、“两房”相关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美国国债大约为6000亿美元，“两房”相关债券3000～4000亿美元)。美政府接管“两房”对中国具有正面影响，但美元未来的走势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极大，如果美元大幅贬值，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将不可避免的显著缩水。再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冲击。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在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由于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美等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进口需求，从而导致我国出口减缓。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广东、浙江等地沿海企业已受到巨大冲击，且影响在逐渐加深。
(二)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首先，有利于我们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抓住机遇，将我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其次，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世界能源、原材料降价。随着人们对欧美经济进入衰退忧虑的不断增加，世界能源、原材料降价的趋势短期内还不会发生逆转。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对延缓和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约束，降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成本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应审视度势，待机而动，在合适的时机动用外汇储备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去购置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再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走出去的投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同样也决定中国必须走出去，必须走向世界。我国已成为全球出口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且还前所未有的开始了由资本净流入国向资本相对过剩国转变的过程。这些过剩的资本加上长期以来我国高国民储蓄率的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只有走向世界，才能造就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才能为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腾飞，为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扩大内需，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当前要扩大有效需求，政府应及时调整需求结构。一方面，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由原来较多依赖出口向注重扩大内需转变，由进一步启动内需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有效需求拉动经济的贡献率显示，消费需求占5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80％的贡献率，而投资需求比例比发达国家高出20个左右百分点，投资需求又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针对这一现状，当前扩大有效需求应重点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农业发展起来，必然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形成一个内生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性经济发展态势。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机遇;挑战;应对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4-0076-02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概述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奥多尔•拉维特在《市场全球化》的文章中提出的,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纽带,在经济上不断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组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商品、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①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和世界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主要有如下方面:
1、科技信息的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资本、技术以及人才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流动,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互联网的全球普及缩短了世界各国的时空距离,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计算机的应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使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2、国际贸易迅猛增长,呈现出金融全球化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应用普及,国际贸易逐渐趋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加快了金融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促进了金融全球化,世界经济特别是跨国金融活动采用统一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和经营采取相同的金融工具,使得国际金融日趋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邻国家为了共同发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例如,东盟、欧盟等,在其内部实行一些优惠政策,有利于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不失其开放性,客观上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WTO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开端,随着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生产的逐步国际化,20世纪中期后,金融全球化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到21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获得空前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将来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1、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机会
我国可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拓展海外市场。
2、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制度的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我国经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能学到国外许多先进的管理制度以及一些先进经验,使我国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快速发展,逐渐缩小与国外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跨越式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1、 可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加快,我国的金融市场很有可能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目前,我国金融管理还存在一些漏洞,金融风险相对较大。随着外国金融资本逐渐进入我国,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国外金融业的冲击。
2、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挑战
随着外资引入的逐渐增多,很多跨国公司到我国来投资,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发展,抢占了我国的市场份额,也威胁着本土的中小企业,削弱了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些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3、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挑战
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的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获得了快速发展,而西部地区仍然很贫穷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显然是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多,中西部地区少,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进一步拉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1、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
我国经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能片面盲目乐观和悲观失望,我们要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快速发展,尽量减少和避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2、利用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引进国际上先进技术,更好地消化吸收,从而实现我国的技术创新,加大对我国传统产业(如纺织、机械、轻工、煤炭、钢铁等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设备和工艺,提高我国自身的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3、完善金融机制,应对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金融体制不健全、融资结构不合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完善企业融资结构,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呆坏账,建立一套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加大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构建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推进金融监管法制化。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应逐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透明度,做到各种金融制度的透明化,从而避免金融风险。
总之,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把握住机遇,应对各种严峻的挑战,从我国国情出发,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注释:
① 符寒峰、符寒光.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2,(21).
参考文献:
[1] 陈漓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 刘力.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出路何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李坤望、刘重力.经济全球化:过程、趋势与对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趋势，思考
一、金融全球化的定义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总括概念，指跨境资金流动造成的日益增多的全球联系。其具体的定义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概括来说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各国金融制度、金融市场不断一体化，使得金融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最终能让金融主体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金融资源，表现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区域货币一体化、金融规则一体化、金融衍生工具全球化、发展金融业全球整合扩展，从而达到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一种不断广化和深化的金融活动，是一种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和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
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二元效应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金融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正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不断有利于中国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也有利于中国“走出去”。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思考。
负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使中国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2、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我国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中国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中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3、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实例中可看出，在过去20 年中，这些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思考。
三、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过高
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近年来中国对美、日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了迅速的提高，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如果其经济出现逆转，中国则很难独善其身。根据央行研究, 美国经济增长放慢1个百分点, 中国出口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重估与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伴随明显的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外汇资产货币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货币供应迅速增长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运行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资产泡沫。而这些现象恰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奏。，思考。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对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金融体制及其改革存在宏观层面的问题
我国属于新兴的市场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新旧体制交替引起金融业的混乱，导致金融体系运营效率下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金融风险增加，从而成为威胁金融安全。，思考。具体表现在：1、成熟的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长期演化的结果，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仅仅十几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低，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品种和质量跟不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2．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开放顺序和开放程度两个方面：在开放顺序上，先是对外开放，后是对内开放；在开放程度上，则表现为非对等开放和一定程度的开放过度。这对于脆弱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一方面使其市场份额下降，优质客户减少；另一方面使其盈利能力下降，资本流动性降低。3．银行监管水平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我国目前采取的分业监管体制，已经受到初露端倪的混业经营的挑战，如不及时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调整，就可能会形成交叉监管、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的空白地带和灰色地带。4.利率管制造成存贷息差过大现行的中国利率管制政策是“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据分析，银行实际业务形成的利差异乎寻常地达到了5～6 个百分点。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5～2个百分点。北美较高，也不过只有2.5个百分点。高息差形成的庞大利润，是处于垄断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源泉，是中国利率制度缺失的产物之一，是中国银行业最后、也是最丰厚的一块“奶酪”。在过去，我们尚可接受这块“奶酪”的存在，然而，在如今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外资银行已经进入，并想分食这块“奶酪”。，思考。届时，大量外资银行通过息差赚取的高额利润，将会是以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利益为代价，也是以牺牲中国国民利益，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内需，削弱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为代价。
四、我国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措施
金融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他国自我发展，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然不能脱离金融全球化潮流，造成经济上的被边缘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长远来看, 各国经济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效应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过度地损害他国利益, 最终也会影响本国的利益,因此我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 形成相对一致的目标, 这也是解决全球金融一体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的基础。建立新全球经济金融协调与监管同盟势在必行。
（二）就我国自身而言，优化公共治理，建立健全法律和监督框架，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建立和谐的国家环境，以便于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受益。
（三）大力推行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尽管目前, 人民币远非国际货币, 但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已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亚洲地区货币互换合作体系，在亚洲国家之间寻求货币合作,逐步谋求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除此以外，战略规划自身需有足够的弹性，可以灵活应变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环境中频繁的变化和外来冲击。，思考。相信通过这种谨慎严密而又灵活多变的金融发展战略规划， 可以使我国金融发展充分得益于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而又最大程度的消除或抑制其负效应。
开辟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服务创新的突破点，积极开发新的电子技术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手段，加快新产品开发是金融服务创新的载体。
适时与国际证券业接轨, 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使我国的证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金融全球化要求企业具备随时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做出反映,及时调整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的能力, 所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普拉萨德罗高夫魏上进柯赛等《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刊物第220号
李天德《“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十大问题》四川省情2006年第2期
张方群王延平《金融全球化与我国证券业创新思考》经营管理者2008年第13期
陆芹《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策略》科技资讯2008年第5期
高海红《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师家升李永勤王健康《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安全》消费导刊2008年1期
张杰李玥《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金融创新探究》商场现代化2008年11月（下旬刊）
过琥岗黄泳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8期
欧阳岚《关于金融全球化的思考》《当代经济》2008年第2期(下)
庞晖《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商场现代化》2008年2月（上旬刊）总第529期
王磊《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中国商界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