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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治理的思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06-01
1.农村低保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1.1什么是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亦即使，乡村政府和其他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自主发展。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具体我国乡村治理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为核心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共同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群体，这种“面对面”的人情制约和“人言可畏”的压力对农村社会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长久积累的村规民约也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还有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组织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以及引导农民建立生产和互助组织等综合性的治理活动。
1.2农村低保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差额补助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扶贫路径的新创新，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农村居民。农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在实际践行中，农村低保制度作为―种配置型资源，使村组干部可变通式地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新治理手段纳入乡政府的治理范围。农村低保在保障贫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困难群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因为无法谋生而出现行为越轨，缓解了社会压力。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为迈向小康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平台。从法律意义上看，通过保障陷入困难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等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农村低保实施的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农村低保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仍占大多数，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补差额f，示准远远落后于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处于扩大覆盖范围的阶段。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阻碍了农村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实施中行政性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乡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低保名额的确定主要由熟悉乡村情况的村委干部来完成，而村级干部在具体执行中受乡镇政府约束少，农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发生主体越位的现象。当前，我国县级以下的民政部门只设立了少量的低保科，办公手段滞后，缺乏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农民的一些实际实物收入不易货币化，且农作物等受外界影响较大，且一些困难群众外出务工的临时收入也难以评定，村干部在衡量时具有很大的随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没能被覆盖在保障范围之内。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立法和专门性的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各地具体执行和出台的政策又缺乏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是执行程序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议与农村低保发展前景
关键词：乡村治理；信息不对称；公共选择理论
一、引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过对旧车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的研究而提出来的。所谓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由于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的非对称信息下的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经济理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过程，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有着许多的相似性。他们对政治市场中政府的看法，也应该从“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广泛地被应用到政治生活领域中，显然，信息不对称理论也适合于乡村治理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乡村治理是我国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虽然与经济活动中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与委托-关系行为在发生和运作机理方面十分相似。所谓委托――关系是指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信息经济学中，我们将信息占优势的一方称为方，信息占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方。本文试图引入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我国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探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及消极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乡村治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它对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影响“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甚至会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信息不对称直接造成了治理的低效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与市场活动中的个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倾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方和委托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方可以通过策略地使用隐藏信息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有利益。因此，村干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管理村务时，不可避免地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并不在意自身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在资源配置上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只是利用自己所获取的各种不对称信息来权衡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法治体系不完善，乡镇机构改革滞后，使得村干部在行使村庄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利用各项制度对他约束所存在的很多空隙，进行，不但没有去为村民服务，反而侵犯了村民的正当利益，出现了道德败坏行为。这样，乡村治理的效率会大大降低。
(二)信息不对称引起了农民的政治冷漠
当前，由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他们之间不但没有建立起平等的信息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反而在信息的获得和拥有上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村干部利用其自身处在信息的有利地位而故意隐藏或封锁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村民则明显处在信息的不利地位而只能听之任之。这样便导致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在沟通上存在着巨大困难，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在情感上的隔阂和行为上的对立。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常以政治冷漠和不合作的方式来回应村干部和基层政府。如此一来，乡村治理陷入了困境之中，农民的政治冷漠会逐渐导致农民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最终会激发社会矛盾，从而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三)信息不对称滋生了腐败行为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同样具有追求私利的动机。当前，由于我国乡村治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项法律法规不健全，对村干部的行为约束十分有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民众和乡镇政府对乡村治理中的有关信息了解得太少，从而不能对村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村干部拥有和行使的公共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同样会出现权力异化和滥用情况，因而必然会导致村干部腐败行为滋生。
三、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成因分析
(一)村干部自利性的存在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村干部是理性的经济人，并没有因为他承担了行使公共权力的责任而比普通人的道德境界要高出很多，他在对村庄进行管理和执行上级政府任务的过程中，同样具有自身利益的取向。基于经济人的假设，村干部在履行乡村治理行为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自利性，他们不仅追求个人职位的升迁、舒适生活的要求等目标，而且还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满足等目标。村干部自利性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村干部在行使村庄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存在着自私心理，他们故意隐瞒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只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样使村民和基层政府都不能了解治理过程的全部信息，直接导致了村干部与村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信息传递机制不完善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科学制定还是政策的高效执行，都需要以充足而真实的信息作为支撑。没有足够而真实的信息，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真正地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然而，信息需要通过适当的途径传递出去才能被别人所了解。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传递机制十分落后，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传递的方式单一。在广大农村地区，除了通过口头传播、广播传播等方式传递信息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传递方式。二是信息传递手段落后，这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技术的落后，有些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互联网等先进的大众传播手段，有些地方甚至连广播都没有，更不用说互联网了。三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失真度比较高。不管是从村干部到村民还是从村民到村干部之间的信息传递，都存在着比较高的失真度。四是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渠道受阻。由于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村干部往往高高在上，与村民之间没有平等的对话平台，这样村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告诉村干部。这些都引起了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信息交易的成本太高
乡村治理中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必须通过收集、加工、整理、鉴别、转换、输出等环节来获得，这些环节也是一个信息的交易的过程，它的有效运行必然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与消耗，即存在一定的信息交易成本。当前，我们处在信息社会的时代，信息的大量生产势必导致信息的爆炸，社会公共事务涉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要从“信息海洋”中搜集那些对处理村庄公共事务有用的信息，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成本，这一成本往往是普通公众无法承担的，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公众更是无法想象的，只有政府或者代表政府的社会组织愿意并且能够支付这一巨额成本。[8]正是因为信息交易的成本约束，所以乡村治理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往往难以及时传播和获取，从而造成了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长期存在。
(四)农村居民对信息的理解有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不断的加大教育投入，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及。但是，当前我国广大农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文盲半文盲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代农民，基本上没有接收过教育。农民素质的不高影响了他们对信息的理解，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中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首先，农民没有文化知识，直接影响他们对信息的理解，即使基层政府或者村干部把信息传递给了农民，大多数人对信息无法理解。其次，农民的信息意识不强。一个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信息是什么也许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该怎么去收集和利用信息了。最后，农民的素质不高往往容易被村干部或者基层政府蒙骗。当前，很多基层干部或者村干部利用农民的无知，肆意侵害农民利益，中饱私囊。
(五)村务信息公开制度缺乏
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推行阳光政务，是我国各级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山区，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制定和实行村务信息公开制度。首先，村干部基于自利的角度，不愿意向民众公布村务信息；其次，由于资金、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不能构建有效的信息公开渠道；再次，各项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信息公开缺乏法律依据；最后，由于民众自身的局限性，广大民众没有意识去主动了解村务信息。
四、改善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村干部信息观念，树立责任意识
现代社会，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掌握着较多的信息，意味着他就掌握着主动权。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信息是否充分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执行、控制、评估等都需要足够的信息。由此可见，信息对政府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行政管理行为的有效性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将政务信息视之为公共物品而非借以获取自利的私人物品。在乡村治理中，村干部代表政府和村民行使管理权，欲要提高其管理效率，必须转变其信息观念，强化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意识，避免将信息私有化。同时，村干部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努力为村民谋取利益和满足村民的需求。
(二)构建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促进信息广泛传播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给信息传递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建立一套系统的信息传递机制，是解决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我们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改善信息传播的手段，建立一个包括广播、电视、移动通信、电话、互联网等在内的多元化信息传递网络。其次，改善信息传播方式，包括口头传播、书面传播、图像传播等多元传播方式。最后，拓宽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序地吸纳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搭建他们之间的平等对话平台。
(三)实行村务信息公开制度，降低信息交易成本
当前，信息不公开是造成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原因，村干部往往把村务信息看做自身的私有资源，基本上不对村民公布。这使得村干部在行使村庄公共权力过程中容易进行暗箱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道德败坏行为和不良治理行为的产生。实行村务信息公开制度，推行阳光村务是避免信息不对称现象出现的主要措施之一。只有把村务置于广大村民的监督之下，才能真正避免村干部行为，从源头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在乡村治理中，村干部要通过各种途径把各种村务信息向村民公开，让村民能够及时、方便地了解有关信息，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
(四)提高农民素质，培育现代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政策，为教育的普及打开了一道闸门，国民的素质大幅度的地提升。但是，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仍然不高，这是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消极因素。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大力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有文化、有道德的现代化农民。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大农村教育公共服务的扶持力度，为广大农民接受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努力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其次，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道德素养，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去。
参考文献：
[1]骆正山.信息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2008：254-262.
[2] 刘志鹏.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3):52-56.
[3]杨俊凯,唐 俊. 非对称信息视角下的村级治理――来自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J]. 当代经济,2007(9):70-72.
一、区域空g尺度
纵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展历程，以县域空间为单元，可以明显看到县域经济优劣是衡量城市群发育程度的绝佳视角。区域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发达县域经济单元基础上逐次演替过程，长三角集中众多全国百强县便是最好例证。长三角发展后劲强于珠三角、京津冀，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及竞争力优于北、广、深，正基于其有强大的县域经济基本细胞单元组成强健的体魄、丰厚的沃土提供充沛的营养。正如细胞质与细胞核的内在机理惊人相似，相比珠三角、长三角，尤其是长三角的强劲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合理的区域空间功能体系；京津冀长期以来的相对劣势，则可以归咎于畸形功能体系造成县域机会缺失、停滞甚至衰退，最终使得区域整体后劲不足。以此推想，理论上区域空间尺度内核心与基质之间是否存在类似黄金分割的最佳比例？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实质是省―市―县三级空间单元相互博弈演替的过程，尤其省、市对于县域空间争夺，也进一步印证区域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具备鲜明的生命体征及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要相应的空间治理手段。
河南省近几十年的县域经济空间演进也有力支撑了该理论假说，百强县集中区域也正是中心城市实力最强劲、经济最具活力区域；反之亦然。因此，空间政策应分类引导，核心圈层内强调中心极化，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圈层应强化扩权强县、省直管，削减中心城区规模指标及对县域空间资源的低效掠夺。当前核心任务在于释放县域活力，对于核心圈层如何实现中心极化、都市区一体化，撤县改区是必然；外部圈层，尤其三山一滩、黄淮四市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于强县扩权、省直管，而非拔苗助长，切忌政策一刀切。
二、县域空间尺度
以县域空间尺度审视河南县域经济发展，能够清晰看出一条主线，所谓不同县域经济模式，实则若干特色镇域产业集群与城区产业集聚有机耦合，与其说县域经济，不如说特色镇域经济更贴切；未来县域发展核心在于三大抓手：县城产业集聚与特色镇域产业集群培育、县城与特色镇域空间格局构建、村庄人口流动畅通机制保障。在此过程中需正确处理几大关系：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关系、发展主导产业与产业多元化关系、引进外资与利用民间资金关系、向政府要钱与向市场要钱关系、营造良好环境与提升县域形象关系。
县域发展大多基于资源、区位、产业、企业或村民自发发展、集聚、转型、提升而来，规划只是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适当加以规范化，尚未出现由于规划而从无到有产生的新型县域经济形态和空间实体。不同模式间最大区别在于发展理念不同，这是学习和总结不同模式的核心。必须认识到任何模式都并非完美，不能简单机械套用。任何县域都不是单一经济模式，而是多模式的综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选取主导发展模式，同时借鉴其他模式的合理理念与方式，融入地方实际发展过程之中，最终实现各县域的特色化发展。
当前关于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成功模式的总结不胜枚举，当多数眼光专注于成功县市的聚光灯下时，更需要对曾经的明星县市的衰落进行反思，逆向思维尤其稀缺，成功经验固然重要，县域衰退的例子更具警醒意义，县域发展中也需要吴晓波“大败局”式研究。
三、乡村空间尺度
当前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正在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必须认识到乡村地区城镇化是一渐进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但乡村不可能消亡，过渡至一定阶段将会达到长久动态平衡。重在判定不同阶段、解决不同时期核心问题，从而逐步实现的过程。
[关键词]宋代富民；社会形象；乡村治理；社会作用；社会影响
中唐以降，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贫富之间的社会、经济流动日趋频繁，许多人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土地和财产的主人。迄于两宋。因“不抑兼并”国策的推行，民户贫富分化也在呈现加速之势。富民阶层以其丰富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源，在乡村事务中较为活跃，逐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社会影响渐趋显著。以往研究多立足于富民豪横乡里和济贫扶弱两方面的考察，较少对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多个面相进行深入探讨，也未见对国家相关制度理念的发掘。笔者注意到上述问题，试图从社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结合有宋一代的社会发展变化状况，作进一步研究。一 宋代的乡村富民，按其社会角色不同，大致由以下几类社会群体构成：以官户(形势户)身份居乡者(富且贵者)；以士人的身份居乡者；以宗族和家族的形象出现在乡村者；当然还有许多纯粹是乡间土地主、财主(富未必贵者；富有的商人、僧道也有居乡者)。他们均有机会成为乡村管理体制的头目，或说可以成为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1]。贫士与贫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在宋代基层社会中，按照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可以将乡村精英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可视之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另一类是不为政府认定而为民户所认同的乡村精英。而按照其执行的职责，又可将之分为征税派役的乡村精英与管理乡村社会治安的精英两大类。无论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富民都是在乡村中拥有一定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国家借助他们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由他们协助或替代地方政府征税派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以起到社会治理的成效。
一般而言，历代王朝都是依靠比较富有或兼多丁的民户治理乡村，借以稳定乡村秩序，代替地方政府从多个方面管理乡村。譬如，北朝的党里邻，“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2](《常景传》)；唐代“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系”[3](《政事上》)。宋代承担乡役者，政府规定一般须是乡间富民，士人、大家族和宗族的首领等自然也在其列。
在宋代，乡里、乡役和保甲三种制度，是国家用以加强乡村控制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三种制度前后错综复杂，甚或有相互兼充、重合的现象，但是从国家的规定来看，其中的头目都要求由乡间富足(或兼多丁)的乡村民户承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替国家承担着乡村治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太富有的民户(第四、五等主户和广大的客户)，则只能充当次要角色——丁、承帖人等，其所谓职责就是被用于驱使。至于广大客户，一般是没有承担职役资格的。
关于充当乡役的富民，我们先检视两宋各个时段的政府规定。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4](淳化五年三月戊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推行募役制时，应募户长役者，规定须是第四等以上的乡村民户“有人丁物力者”方可承担[5](《转对论役法札子》)；元丰八年(1085年)，经过一番反复，重行募役时，仍规定户长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4](元丰八年十月)。元祐以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户长。此后，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了这一规定。关于耆长、壮丁，据《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和《淳熙三山志》卷十四载，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于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这说明，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熙宁年间推行的募役法中，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根据，即耆长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4](元丰八年十月丙申)。元祐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此后也大致沿用未变。保甲制被混同于乡役制后，宋政府对于充担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也均有具体规定。熙宁三年(1070年)初行保甲制时，朝廷规定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6](兵二之五)。这时，由于以乡间中下民户充任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等缺乏参加训练的马匹、武器和衣食等，所以必须用富民承担。此后，宋政府也一再强调，“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6](食货六六之八二)。南宋林季仲《竹轩杂著·论役法状》引述绍兴二年(1132年)和四年(1134年)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
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被差派为甲头之役者，政府强调须是以乡村“有物力”[6](食货四之十九)的第三等以上民户方可充任。南宋时期曾有“自高至下，依次而差”[6](食货六五之八五)的情况。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朝廷又同意一位官员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催理”[6](食货六五之九二)赋税。“税高”之家，当然是指较为富有的乡村主户。
总之，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为三等以上主户)的民户充任里正等重要乡役的制度，并凭借他们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而乡役户的社会交际网络、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以及“因役致富”和行政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他日的举业和仕业[7](P441)，也构成为其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居乡的士人、形势户，有时他们并非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算不上协助政府管理广土众民的、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但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同样起着乡村治理作用。如所周知，读书和考取功名所需的费用，是很可观的一笔开支，没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户，是很难加入到科举人仕的行列中的。宋代科举的发展，相当可观。社会上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考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考取到功名，由于宋代官多阙少的矛盾也很突出，所以，为数不少的落第士人和待阙、丁忧、致仕的官员仍会有很多可能生活在乡间。虽然有些士人并不富裕，被目为贫士[8]但从总体上看，这个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比较富有，或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乡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各种因素居乡的形势户，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以及其他政治、社会资源，一般也比较富有。而按照宋政府的规定，所谓形势户，“谓现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长]、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9]。“非贫[户]、弱者”，意即非富有者不能列入形势户。他们也往往参与乡村治理，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另有一类乡村富民，是以大家族、大宗族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同样对乡村治理影响较大。南宋汪藻《浮溪集·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中的这则史料，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在乡间的经营和社会影响：
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间，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
再如，为了延续家族的兴旺和昌盛，李筠死后三年。其妻耿氏吩咐三个儿子分别“吏而役”、“耕而食”、“使就学”[10](P394)。自南宋初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浦阳郑氏家族，其族规中虽然有着“子孙勿习吏胥”的条款，但却又强调“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厥中”，要求凡是“子弟当随掌门户者，轮去州邑，练达世故，庶无懵暗不谙事机之患”[11]P13，P5)。即要求族人到县司熟悉官民交接的门道。上述两例，都是家族、宗族要培养同县司官吏打交道的族人，使他们参与到国家权威的范畴之中。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家受到蒙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借以发展家族的理念。换言之，这也是家族、宗族的首脑与乡役等交叉重合的例证。他们对于地方、对于家族的治理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居乡的官户、形势户，一些富有的士人和家族，他们的各种社会行为，或成为民户心目中的“豪横”，或被目为“长者”。富民豪横乡里的情况，史例颇多。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丙申所载：
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输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及临泾胡顺之为县令，里正白其事。顺之怒曰：“汝辈嫉其富，欲使顺之与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第往督之。”里正白不能。顺之使手力继之，又白不能；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顺之怅然曰：“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耶。”
再如，袁采在《袁氏世范·子弟宜常关防》中所载：
贵宦之子孙……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乡人有曲理犯法事，认为已事，名曰担当；乡人有争讼，则伪作父祖之简，干恳州县，以曲为直。差夫借船，放税免罪，以其所得，为酒色之娱，殆非一端也。
反映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社会现实的《明公书判清明集》，其《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且寓教诲之意》、《贡士奸污》、《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以及《豪横》类目下各篇所反映的，许多都是居乡富民所为不法之事的记录。其中，《为恶贯盈》条所载“鄱阳之骆省乙者，以渔猎善良致富，武断行于一方，胁人财，骗人钱，欺人孤，凌人寡，而又健于公讼，巧于鬻狱。小民思其罗织，吞气饮恨，敢怒而不敢言”，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富民被乡户目为“长者”的史例，也颇为丰富。例如，刘挚(忠肃集·赠刑部侍郎孙公墓表)所记，孙成象之子孙隽居乡时，“轻财乐施，教子有方，里人以为长者”。再如，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易长者墓志铭》载，易啼“乡人有斗者，踵门求直，闻君言羞缩辍讼”；洪咨夔《平斋文集·罗迪功墓志铭》记载罗介圭事迹云：“乡邻信其长者，有讼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他们有的虽非官方备案的乡村治理头目，其实即使在暗中，他们仍是乡村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社会效用有时也远远超过乡村管理头目。譬如，前揭乡民争讼者会主动找他们平决词讼，社会救济、桥道、水渠等公益事业的兴建，教书育人，解读官方文件，向广大不识字的民户传达国家的题壁公告、赋税征收条款及状纸的书写和案件判决结果，等等。这些连接于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事务，依赖这些人的活动，方可达到官民相接的目的。总之，他们在乡间的威望很高，影响力很大，在乡村治理和秩序维护方面作用显著。
此外，乡间富民当还有兼具二者的另一种社会形象——充当国家和社会间的缓冲剂。就宋代而言，国家的治理理念是以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富民治理广大的贫苦民户。如果依傅衣凌的“公”和“私”的两大系统的划分[12]，则这些乡间富民，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公”(国家)的系统的功能，为征收国税和社会稳定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代表着“私”(社会)系统的利益，为了地方与乡村民众的生活和生存，与官方做着这样或那样的融通的事情，甚至会或明或暗的与国家抗衡，化解国家和基层社会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缓冲剂。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往往是公、私交融在一起。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富民更多的会从自身的利益着想：对自家有利的事情，或争或抢，极力为之；对自家不利或是利益较少的时候，他们则避之唯恐不及。例如，据袁采《袁氏世范·处己·官有科敷之弊》载，在应付州县官员的各种钱物需求时，“为手分、乡司者，岂有将己财奉县官，不过就簿历之中，恣为欺弊”，是其更多为一已之利考虑的表现。柳立言在讨论家族问题时指出，士大夫并非不留意宗族的命运，但更关心本家的前途[7](P438)。这当然也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量。再如，当国家赋役不太沉重时，富民大多乐意承担乡役。基层公吏“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无非是有“利在焉”[13](P111，Pll2)。“私名”役人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诡名挟户一直是两宋社会中不可根除的顽疾，也是最好的例证[14](绍兴十三年六月辰子[15]。
即使并非官方认定的精英，他们同样还是乡村中实际的富有群体。在宋代，虽然贫民有求富心理，但是富民却有露富忧惧一出于逃避赋役负担的考虑。而无论如何，他们之所以愿意成为带有一些官气的公吏，主要还是出于能够借此与官方接触，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采取各种有利的手段，转嫁或是逃避过多的赋役负担。在这些问题上，出自官方的史料和民间的实况往往有很大差异。现存史料，在《明公书判清明集》等判例和官方反映基层混乱的文献之中，多有记载乡间富民“豪横”的一面，而在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史料中，则多有记载其作为“长者”扶贫济困的一面。这些史料本身所显现出的信息，其可信程度早为学者所发觉，近来柳立言[7](P435]、邢铁(河北大学2001年宋代经济史研讨会上的发言)两位学者均有讨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聚族而居的乡民，地缘性和血缘性紧密结合，强调睦邻友好。富民充当官方的精英与否，都不会对贫乏不能自存者过分压榨和侵夺。在完税纳粮过程中，如果贫乏者实在无力缴纳，而充当催税乡役的富民自己也不愿代纳时，则往往是向较为富有的中等民户多征，以完成征收任务。所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似乎还有更多的乡间富民是二者兼而有之，并随着外界事物的发展，不断调整变换自己的
社会角色。换言之，乡村中的富民往往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社会形象一一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这一社会形象，似乎是结合上述两方面史料，所反映出的特殊之外的一般，应更接近于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要之，由富民治理乡村，其对国家的助益和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确实是很明显的一一赋税赖以征收，国家财政得以在困窘中运行不辍；两宋基层社会也相对稳定。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消极影响也不少。诸如诡名挟户，转嫁赋役负担；霸占良田，欺凌贫弱；违法犯禁，杀人害物，破坏国家法制；封山占水，强取豪夺，破坏国家经济秩序；武断乡曲，扰乱社会，破坏人民的正常生活，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富民在乡村中常常是以“长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有些时候隐藏起作为“豪横”的许多行为。换言之，富民治理乡村的社会作用和消极影响是同时并存的。
转贴于 三
历代王朝之所以以富民参与乡村治理，而不用贫民，不但因为富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中间层，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
因为富民是国家财税所在，用他们承担差役，如果税物丢失或民户赋税不能及时、足额征收到，可以找他们代为缴纳。北宋刘挚以为：“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或者说，富民“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16](《食货上五·役法上》)。司马光则说：“国家旧制所以必差青苗产充役人者，为其有庄田家属，有罪难以逃亡，故颇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为不法，一旦事发，单身窜匿，何处州县不可投名?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17](《乞罢免役钱状》)此外，在讨论弓手时，还有这样的看法：“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16](《食货上五·役法上》)也就是说，有恒产者才易于为官府利用。那么，贫者为什么不能担当如此责任呢?这是因为，依赖乡间贫民参与社会治理，或用以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样的举措是不能奏效的一一富民不大可能听从贫民的支派，乡役人在向民间征收赋税过程中，总有一些“钉子户”(多半是豪横的形势户)“顽慢不时纳”[6](食货六五之七九)。贫民承担乡役一般不敢到豪横的形势户家催征，早在中唐时杜甫就有里正、村正等在征收赋役时“虽见(豪强民户)面，不敢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的记载[18](《东西两川说》)，将他们欺贫怕富的心态跃出纸面。
从现存的文献看，两宋社会中，中下户或是情愿或是被迫充当官方乡村精英者也不在少数。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八载，宋孝宗时，太学博士虞俦说：“近来诸县所差保正长，虽以税力高下为则，然奸民利在规避役次，于未点差已前，先行计嘱乡书将所管税力虚立典卖文契，及诡名走寄，官司不究情伪，往往将无力下户抑逼承认。”中下户担任差役，富民诡名逃税，而官方催逼，自己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代为缴纳，如有代纳，就会导致中下户因此破产逃亡，甚至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不但政府财政会受损，基层社会秩序也因而遭到破坏。出于这样的考虑，任何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都不会完全依赖这些贫民治理乡村的，而依靠富民催征，贫民一般是不敢和他们抗争的，即使是收获不多，但在富民承担乡役催税时，他们也会在威逼利诱下将不多的收获上缴。因为他们对于富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依赖性：贫病丧葬、天灾人祸，还要依靠向富民借贷来生存。这是他们一般不敢得罪富民的主要原因。司马光有如下议论，似可备一说：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贏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贏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17](《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贫富相得，相依而存，或说“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这或许也是乡村社会中的一个常态。能够保证广大民产按时、足额地完税纳粮，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教化、管理乡间中下等主户和贫弱客户，保障基层社会秩序稳定，这是国家依赖富民充任官方乡村精英的真正原因，也是国家制定相关制度的理念所在。进而言之，依赖富民参与乡村治理，还与两宋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忧和外患不断，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兼而国家将财政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困窘不堪等因素有关。在宋代，地方行政已不足于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尤其是到了南宋，“政府对于地方的统治能力有所不足”[18](P66)。为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富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极端困窘，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支付为数众多的乡役人的报酬，反而在征税派役过程中增加一些额外的负担[19]。过加大赋税征收的力度，将广土众民牢固控制起来，防止祸起萧墙。
宋代这种依靠富民治理乡村的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学者认为，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时期，士大夫已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和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务了[1]。士大夫所追求的修齐治平，以前更多的是把精力和目光关注在怎样治国平天下上，而今则将修身、齐家的理念放在了首位。北宋时吕氏乡约的出现，范氏义庄的兴起；南宋时义役的肇兴，社仓的社会救济效用等等，都说明士大夫阶层日益关注乡村事务了。笔者以为，上述现象的出现，除了缘于宋代有大量士人、官户生活在乡间外，更由于北宋中期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士人的事迹有更多的可能保存下来，成为后入研究的资料。至于前代类似史迹似乎较少，宋代的增多是否就意味着士人阶层对于基层事务的关注增多，增多的程度如何，似应有更为客观深入的思考。
宋代依赖乡村富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国家财赋收入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依赖富民在乡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源，起到国家权威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治理效果。这种依靠乡村富民治理乡村的制度，自古皆然，只有到了国家权威有完全的能力控制乡村时，才出现了贫下民户参与乡村治理的局面。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两宋时期的国家权威确实有着极力向乡村基层社会渗透的意向。但是，在当时交通条件、信息传播和缺乏有效监控机制等情况下，皇权的触角却并不具备支配和动员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国家财政的人不敷出，宋代国家乡村治理的理念恐非只是出于儒家“只是不生事扰民”[20](P537)的考量[21]。只有全面动员乡村精英，使之成为一级政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对其监控的力度，国家权力渗入基层乡村的深度才会更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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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愁;变化;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得与失;寻路中国
考场借鉴：关切现实，理性思考
中国千年未有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确让我们记忆中的故乡变了模样。这一进程对农村农耕文明特别是农村传统治理结构的冲击，对农村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产业化难题、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等，更成了农村发展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令人忧虑，未来走向何方却仍暂未可知，正是这种未知带来的迷茫甚至是恐慌，让一些返乡游子更加关心故乡的变化和未来。
不过，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无论农村怎样变化，血缘、宗亲、乡土社会的公序良俗等，总是在发挥作用。换一个角度想想，一些游子对故乡深深的乡愁和忧虑，不正是维系农村前进方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吗？当很多人即使明知春运很麻烦也要回家团聚，当除夕那天人们按习俗给先祖和长辈磕头，当孩子们在正月初一摸黑挨家给长辈们拜年，我们仍旧能从中感受到绵延千年的文化柔韧的能量。
毋庸赘言，现代化进程中在城市出现的一些问题，必然也会在农村有所体现。虽然故乡在我们的情感和记忆里总是最美的，当我们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美化故乡，但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为心中那个故乡的变化而惋惜。毕竟，文化尚且在变化，承载传统农村文明的故乡自然也会发生变化，需要更多思考的是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承旧启新，进而形成现代化过程中维系农村发展的张力。
漂泊的宿命注定把我们羁押在远方，故乡永远是疲惫或受伤的灵魂最安全的休养所。但现代化不是可逆的进程，故乡不是独立于历史潮流之外的地方，农村注定同样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时代到现代化的阵痛。游子情感上的超越保护不了故乡，也不可能让故乡成为世外桃源。
客观的讲，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乡村一些传统文化，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更多生活在乡村的人的生活有了长足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份寄托，就希望故乡永远停留在鸡犬相闻、绅士乡老治理的传统模式之下，是不是有些自私和残忍？
炊烟起处游子家。无论故乡如何变化，它们都承载了满满美好时光和记忆，始终是每个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存在。因此，我们没必要争论一个博士返乡笔记中观点的对与错，能体会到作者与每一位游子对故乡同样醇厚的情感，就已经足够。当然，如果我们能更深一步，以此为契机思考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应对农耕文明的变化，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维系住农村社会结构重构后的社会张力，更加善莫大焉。
（本文原载2015年2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本刊有删节）
____镇位于谢家集区西部，辖12行政村和1个社居委， 102省道与310省道在此贯穿交汇，合淮阜高速公路淮南西出口设在我镇境内，交通优势使我镇成为淮南市“一主两翼”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淮南市西部门户规划的主战场，近年来，先后有10余项重点工程项目在我镇开工建设。这与我镇多山、多水的辖区地貌共同形成了我镇大建设项目多、违规抢建多、建筑垃圾多、影响环境卫生的不利因素多等诸多特点。面对不利形势，镇党委、政府迎难而上、勇于创新，取得了环境整治工作的良好成绩。
1、立足大建设，做好总体规划。对于全镇的环境治理工作，镇党委、政府立足我镇地处城乡结合部、大建设项目多的实际，从全局做好总体规划，将环境治理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将城镇建设规划，乡村环境治理放在我镇十二五发展的重中之重，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新城、强基础、扩产业、重招商、兴旅游、快发展、惠民生、促和谐”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镇党委从争取成为控违试点乡镇入手，加大城镇面貌整治力度，制定城镇规划，遏制无序抢建。从治理环境污染、强化环境督察、加强绿化工作等总体和全局上，做好环境脏乱差的整治工作。
2、立足路网，做好城市基础建设。我镇立足便捷的路网，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夏郢孜西路打通至102省道现已经竣工；卧龙山西路拓宽、绿化、亮化改造工程目前也已经完成。加上合淮阜高速公路、第二通道等公路。“3纵2横”的公路交通网络让我镇成为淮南市的交通枢纽。近年来，我镇共投入资金1300余万元修建 “三通”水泥路，总长度达到近百公里，让农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辖区内新建新家园、棚户区等小区近10个，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后全镇人口将增至8万人，吸引了宾馆、酒店、农贸市场、生态园等行业的大批商家前来洽谈投资，新城区轮廓逐渐显现。
3、立足争创模，做好绿化工作。结合市、区政府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活动，大力开展镇、村绿化，砂里岗村被市绿化委命名为绿色小康村，全镇现有绿色小康村2个。2010年共完成了车路山采石迹地植被恢复830亩、高速公路淮南西出口150亩景观林植树绿化及打石山新造林510亩任务，配合区农林局高质量通过国家林业总局对2002年度退耕还林项目中生态林验收。
4、立足惠民生，加大资金投入。“____”期间，我镇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五年来共完成百余项水利工程，共投入资金千余万元，其中泵站更新5座，开挖、修建当家塘20余口，圩堤加固10万立方米，沟塘清淤5万米。12个行政村的道路“三通”工程全面完成，90%以上的村实施了安全饮用水工程，“清洁乡村、美化家园”工程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拥有了公厕、垃圾池和下水道。
5、立足镇情，实施联合治理。鉴于我镇镇域面积大、大建设项目多、境内交通道路网密集的实际，我镇与多部门加强协同，实施联合治理，镇文明办与交警部门长期联合，治理抛洒滴漏等影响道路环境卫生的行为。招聘执法协管员，组建执法队，联合城管部门，加强巡逻，做好控违工作。镇、村联合，组建环境卫生检查组，对各村“清洁乡村、美化家园”工作进行督查。这些联合治理形式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6、立足长效机制，纳入绩效考核。强化考核奖惩制度。我镇与各村签订了卫生环境保洁责任书，对各村环卫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的问题且整改不达标的，将进行通报，考核结果纳入年终考核目标与村绩效挂钩，将平时工作与“清洁乡村、美化家园”相结合，严格落实奖惩。目前，我镇12个行政村有9个开展清洁工程，共聘用保洁人员37人。环境保洁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1、
环保意识问题。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些企业、甚至少数基层干部，对保护环境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致使环保工作有时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很多群众缺乏环保意识，不能用环保理念维护自己的家园，也不能规范自身的行为，为了获取自身利益，不惜污染环境。比如，虽然各村均建有垃圾池，但有少数群众为了自身方便，将垃圾随意乱扔。这些都给环境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重发展轻环保、重利益轻环保的思想，缺乏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环境治理工作，导致了环境治理工作推进困难。2、人口规模增加问题。目前，我镇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万多吨。而随着西城嘉园、新家园、谢家集新村、李郢新村、卧龙山庄5个小区建设的基本完工，新增住户1.5余户约5万余人的逐渐入住，产生的各类生产、生活垃圾数量将更多，必然会给环境整治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3、非法开采山石问题。我镇境内与八公山区接壤地区的几个石料场多次非法开采，更涉嫌非法买卖炸药，造成环境污染，周边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多次到镇政府反映，但由于企业改制合并、行政区域界定及受执法权限限制等原因，一直无法对这些采石场予以关停，致使污染企业无法关停，给环境治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1、加强环境治理宣传。大力宣传近几年来的绿化工作成果和绿化、美化环境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广播、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使环保治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社会舆论氛围
2、从全镇长远发展的角度，设计我镇的环境治理规划，加大投入，抓紧建立垃圾中转站和一座生态污水处理厂，购置垃圾运输车，以处理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保持环境清洁卫生，2011年7月14日下午，谢家集区环保局在____镇主持召开了《____镇生态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会议，标志着我镇的污水处理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3、创新管理机制，探索上下联动、人人参于的长效机制，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新。建立环境治理台帐和周志，对环境治理工作进行逐项、逐地段、逐村督导检查，对各村出动的车辆、人数、投资力度做详细登统，强力推进治理活动。每周公开各村环境治理进度，增强紧迫感。
4、建立长效保洁制度。可以采取“镇投入、村管理”办法，加强各村保洁队伍建设，使保洁队伍能按照指定的保洁标准做好保洁工作。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边巡逻，边清理，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又能持久地保持下去。
关键词：农村环境 现状分析 防治对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为统领，以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保障农民身体健康为出发点，进一步做好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农业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完善农村环保工作，进行了农村环境保护调研，摸清农村环境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进行了对策性思考。
一、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概况
图们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图们江下游，全境东西最长约57公里，南北最宽约37公里，总面积1142.65平方公里。地处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区南岗山南北方向纵贯全境。地貌类型分为低山区、丘陵区、河谷平原区。图们市辖区内有4个镇，分别为凉水镇、石岘镇、月晴镇、长安镇。全市总人口12.66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6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1%；农村人均纯收入7017元；农业总产值25914元。
二一一年图们市环境质量基本良好。环境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主要河流水质状况保持良好，水体污染主要指标高锰酸盐指数基本达到其功能区水质要求，区域环境噪声质量较好。
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
1.饮用水安全
饮用水水源保护直接关系到饮用水安全问题，保障饮用水安全是农村环境整治首要任务。虽然对农村饮用水源地进行了一定保护，但是仍然缺乏完善的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4、7月份图们市质控中心对乡镇饮用水监测结果看，氨氮等大部分指标都达到标准，但是粪大肠菌群，达不到标准。这主要是由于有的水源地周边有民房，有的毗邻公路，有的管理不善造成的。
2.农村工业污染防治
图们市农村工业企业不多，但这些企业治理设施不完善，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废渣直接排入环境中，对农村环境带来污染。特别是石岘地区工业企业环境污染较严重，重点工业企业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处于镇内区域内。该企业所排放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对石岘镇的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3.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3.1畜禽养殖业
2011年图们市市规模化养殖场共有21家。2011年全市畜禽养殖排放COD总量为1352 吨、氨氮排放量为39 吨。目前我市尚未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农村畜禽养殖大多为分散性，没有污染防治设施，粪便综合利用处理设施缺乏。
3.2 农田废弃物污染治理
据调查图们市各种农作物秸秆主要有稻草、麦秸、玉米秆等。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秸秆一部分用来作牲畜饲料，大部分用于烧柴，对农村空气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2011年图们市农膜使用量为107吨，农膜回收率很低。残留农膜极难降解，降解过程中还溶出有毒物质，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质量和作物产量的下降。
4.农村生活污染治理
图们市市农村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防，致使溪流、河道、池塘水环境功能下降。大多数镇虽然建有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统一转运设施，但是还不能做到统一处置，管理措施不够完善，个别村存在垃圾乱倒的现象，导致农村生活环境受到污染。
4个镇医院和26个卫生所，所产生的医疗垃圾没有统一处理，以焚烧的方式自行处理，自行处理率100%。
5.生态保护
生态示范创建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我市在农村生态保护工作中大力开展“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创建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图们市市已创建国家级优美乡镇1 个（凉水镇）。
三、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1.主要问题
1.1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能力较弱，虽然对饮用水源地进行了一定保护，仍然缺乏完善保护措施和符合要求的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
1.2农村生活污染问题严峻。村民环保意识不强，生活垃圾乱倒现象严重，无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生活污水直接排入环境，导致环境污染。
1.3农村畜禽养殖业的发展也带来污染。目前，我市尚未规划集中养殖区，没有污染防治设施，没有粪便综合利用处理设施，造成农村环境污染。
1.4乡村工业企业污染呈加重趋势。由于工业企业有从城区向乡村转移的趋向，造成乡村污染呈加重态势。
1.5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1.6使用农膜，造成白色污染。
1.7秸秆焚烧造成大气污染。
2.薄弱环节
2.1农村环境监管极度薄弱。农村环保机构缺失，开展农村环保工作基础条件差，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使农村环保工作和污染防治困难重重。
2.2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农村治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甚至没有治污设施。
2.3法制建设滞后。针对农村环保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养殖业污染治理、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工作，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
四、对策与建议
1.对策
农村环保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当前要重点抓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农村工业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农村生态保护。
1.1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在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土地利用等规划方面，做到城乡统筹规划，严格农业建设项目和畜禽养殖项目的审批，设立镇乡环境保护监督所，规范工业企业管理，加大对农村违法排污企业的执法力度。在饮用水划定范围，禁止审批新设排污口的项目。农业基地建设、畜禽养殖发展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1.2全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在政策上扶大控小，扶持规模养殖场，控制小规模养殖。加强对各村镇畜禽养殖场（小区）的技术指导，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采取全过程综合治理技术。包括建设雨污分离污水收集系统，采用干清粪方式收集分辨，污水厌氧处理，沼液经生化处理或多级氧化塘处理后农业利用或达标排放，粪渣和沼渣通过堆肥发酵制取有机肥或有机无机复合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1.3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理工程建设。
1.4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
1.5抓好乡镇工业污染源治理。
2.建议
2.1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环保意识，强化农村环境保护的科技创新能力。
2.2加快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和监测体系，提高农村环境保护的保障能力。
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应融入生态文明观念，突出地方特色，弘扬地域历史文化。美丽乡村建设应使农民主体地位真正体现出来，对农民的个人选择给予尊重。政府相关部门应在支持、引导上下功夫，这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必要条件，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
生态农业；美丽乡村；问题；措施
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很早就对此决策发表过论述，只有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生态农业建设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和关键所在。
1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困难
1.1生态文明意识有限。
从国家环保部调查研究全国生态文明意识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国内老百姓掌握的相关生态文明知识极为有限，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文明行为并不关注。政府行为是公众很大程度形成生态文明观念的实际决定因素，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较强的依赖政府行为。在大多数的地方，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实际上，很多干部和群众还没有正确的清醒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没有办法真正让他们在生活中做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不能用实际行动对环境进行保护。
1.2规划水平不足。
科学规划是建设美丽乡村活动的最重要工作，很多地方政府出台的小组规划与科学规律并不能吻合，规划内容还处于极为肤浅状态，对实际的发展需要不能达到满足，设计内容深度不足，此外整合不到位的状况在一些农村项目中也存在，对实际条件情况过分追求，把量力而为作为工作的唯一着重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在思考和改进农村发展建设上办法不多，在建设内容上不科学性极为严重，从而对建设美丽乡村水平造成极大的影响。
1.3资金整合力度有限。
目前，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资金整合力度不够，仅靠上级资金支持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较大，但是有些地方投入单纯依靠有限的地方财政，这导致项目资金整合难度增加，工作推进不力。同时，大多村集体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加上农民本身并不具备很高的收入水平，自有资金有限，这也是农村建设项目资金难度增加的因素，从而限制了一些示范点建设水平的提升，距离建设美丽乡村目标很远，与具体的建设标准形成很大的差距。
2对策
2.1以生态文明引领美丽乡村建设。
首先，地方政府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环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观念，贯穿于整个美丽乡村建设中。村容整洁是乡村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美丽乡村的主要标志。实现村容整洁，需要加大农村环境治理力度，这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要努力构建良好的村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村道路、污水治理、人畜饮水、信息、卫生等民生问题，真正的造福于村民。同时，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应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努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寻找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地方政府应重视构建农村生态文化氛围，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
2.2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的导向性作用。
首先，美丽乡村建设全局应成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着眼点，把城乡一体化的实际需要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把绿色环保作为建设新型社会的重点内容，促进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次，地方政府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农村的具体情况为出发点，做到统筹规划，要注意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发挥地方优势，要突出地域特色、文化符号和民俗气息，规划要因地制宜，要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把中长期的规划和近期的工作目标科学、有机结合，量力而行，不能顾此失彼，贪大求快，讲求实际成效。
2.3坚持以产业培育为支撑。
美丽乡村需要有美丽产业，建设美丽乡村，产业是根基，富民是核心，否则村庄建得再美也会缺乏生机，甚至会成为新一轮“空心村”。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才能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持久动力，引领美丽乡村发展。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仅是刷刷墙，换一下屋顶，更重要的是要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提升乡村魅力，可以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地方政府部门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和特点，引导农民大力开发特色农业产业，抓好地域农业品牌建设，为农业生产品牌建设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鼓励农民投身创业，增强农民群众良好的品牌意识，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发展，彰显农业绿色环保理念。建设美丽乡村，要走绿色发展道路，发展绿色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各地实践证明，发展生态游、农家乐是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有效抓手。在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重视美丽乡村建设至关重要。兴文明本质上就是兴生态，而生态的衰亡实质就是文明走向衰亡。积极融入生态文明观念，这是建设美丽乡村充满良好性与积极向上性的前提条件，并有利于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推动中国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作者：张红群 单位：村镇建设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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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强国到文化隆盛:以文化产业探索韩国发展之路
尊敬的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根据安排，下面我就这次培训学习的感受和体会作如下发言，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是谈感受，7月的**相聚既是缘分又是幸运。N天前，我们**名学员带着组织上的嘱托，暂时离开工作单位，满怀热情，共同来到**大学“充电加油”。今天是7月N号，此时此刻，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单位、不同系统、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名学员内心里，都有着同样的感受——有缘千里来相会，同样的感叹——幸福时光的脚步总是显得那么的匆忙。开班典礼上，***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书记**亲自到会，与我们全体学员面对面。他既讲意义，又提要求，更教方法，使我明确了这期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培训班的重大意义，把握了目标要求，更感受到了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县委下大力气抓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培训，被选中，这是我的荣誉和自豪。
二是谈体会，7月**培训既是真加知识又是增添人格魅力。每个人都珍惜此次前往**学习的机会，静心学习、深入思考、遵守纪律。没有人用学习“装点门面”，也没有人行为举止不当，而是自愿学、比勤学、赛真学、求深学、讲善学。课上，大家专心听，用心记;课下，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探讨。每一天，都将自己的所有精力投入到了这次求知的历程。应该说，这一期**名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培训班以良好的精神风貌，严格的组织纪律，规范有序的团队表现，赢得了组织部领导和各位老师们的肯定。至此，我感到精神振奋、信心倍增。特别是***委员用他图文并茂方式讲授的《**经济社会的现状与展望——兼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书记、教授深情讲授的《关于党建基层治理的思考》，***副所长、副教授用他特有的授课方式讲授的《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等，强化了我认知能力，提升了我的个人素养，提高了我待人接物能力，将会在我今后的工作岗位提高人格魅力，增强影响力。
作为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没有较宽的知识面，不了解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就把握不住工作的方向性和关键点，此次培训对今后开展基层群众工作、乡村在振兴工作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我将持续开展自学、自省，将此次培训的收获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中，指导实践，为社会作出贡献。
我的讲话完毕。
关键词：村庄；公共服务；乡村治理
农村公共服务研究是一个相当大的范畴，涉及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学等多门学科。其研究的视角也非常多元，税费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创建和谐社会、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等。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应区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侧重政策方面，而微观研究则包括村庄层次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具体的公共服务在农村地区的供给机制、研究村庄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与村级治理的关系等。当前涉及村级治理、村庄公共服务和村庄自我供给的研究较为稀少。而实际上，当前村民对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程度和对村民自治的需求一样高，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村级治理有效提高村庄公益”问题的研究，促进村级治理和村庄公益的良性互动发展。
一、村庄的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情况案例
本次研究以甘肃地区的两个村庄为案例。A村位于兰州市郊区，是典型的富裕村，436户1552人，2014年人均年收入7800元。村容村貌较好，拥有8000米的硬化路面，占地约2亩的休闲广场一个，配有健身设施。生产设施方面，有蔬菜大棚223栋（600亩），灌溉水利设施（22个深井、集雨工程、大型养水站等）。
B村是一个居住分散的传统西北村落，555户1844人，劳动力不足1000人，80%在村里务农，农业收入占50%，牧业收入35%，打工收入占15%左右，2014年人均年收入4780元。村集体收入来源主要是政府补贴和占地费，资源性收入比重较低。村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道路、有线电视接入，其中依赖基层政府支持的比例较大。
通过以上简要描述可见，这两个村庄在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村庄治理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特征。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现实水平和可能水平）、治理特征、治理水平、自治水平等几个方面都存在差异。
二、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的发现
（一）村庄类型不同，公共服务的内涵也不同。在传统的农业村庄，公共服务主要表现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和水电设施等，需求相对简单，供给障碍主要在资金方面；在城郊村等非农化的村庄，公共服务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为道路、规划、治安、公共卫生、排雨排污、集市建设、完善社区管理等类似城市社区的需求特点，供求矛盾比较突出。供给障碍主要是管理水平和制度欠缺，资金问题则退而次之。
（二）基层政府是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资金供给者。从供给水平高的村庄的情况看，A村有一个威望高能力强的老支书，得到县乡甚至地区政府的垂青，争取到地级主要领导干部为该村的联系人，先后收到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达百万元。而B村就未得到过这些额外的支持，村庄发展处于管理缺位状态。
当前各级政府对村庄建设的投入到底有多大？这些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村庄发展需求？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村庄获得政府资助的机会是不均等的，这与政府作为主要资金供给者对村庄的经济支持尚未形成制度化是有直接关系。
（三）目前村庄自我服务的实际职能错位现象较为严重。应该由村庄自我承担的村庄道路、环境卫生、社区福利等公共服务村集体不能充足供给，而诸如义务教育、水利设施建设等村庄不能自主完成的事情大部分村庄勉为其难地承担着。当前大部分村庄最急需的公益事业是道路、小学和水利设施，而小学和水利设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畴，应属国家财政支持的范围，不属于村庄公益范畴。
（四）村民对村庄公共服务的投入较少。村庄公益就是村庄能够自我供给、自我服务、村庄内部人受益的村庄范围内的公益项目，投入主体应该是全体村民。然而调查表明，村民对村庄公益的投入很少，村民集资并为成为村庄公益建设的主要渠道，且村民投劳十分有限。相应的，村民对村庄公益的需求也很低，村干部和村民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经济建设上，有意忽视对社区质量的要求。
三、从公共服务的供给视角观察村庄治理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指向了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治理是公私各个主体就公共事务进行持续协调互动的一种过程。从法理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符合现代治理理论的各种要求的。研究发现，尽管社会各界轰轰烈烈地关注农村民主选举，但是村民和村干部更关注的还是村庄实际利益的实现，因此村民村干部都能意识到村民自治和村庄公益的关系，并且用村庄公益的尺子衡量村干部的治理水平。对村庄治理满意的原因基本是因为村干部完成了哪项公益产品，而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村庄公益实现水平不高（另一个就是怀疑村干部贪污）。村民自治制度引进以来，A、B两个村庄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一些村庄公益项目，主要是道路、小学和简单的水利设施。虽然村民自治能够使村民村干部意识到治理的目标是扩大村庄公益，但是实现的情况却并不理想。两个村庄虽然经济条件差距较大，但几乎都有潜力完成更多的村庄公益，尤其是A村，该村人均收入较高，村民基本都已经实现了非农化，村集体收入较多，每年都有卖地、卖土、卖水等资源性收入，但是村庄除了主要出资修建一所小学、广场和道路外，再未投入到其他公共产品了。实际上，公共服务供给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村庄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村庄的自主治理能力较低，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应有的动员能力没有充分开发出来。村民自治制度的最初动因就是填补村庄治理的真空，为村庄公共生活提供治理主体，但是村庄自主治理能力并不因制度的引进而自动形成。比如发生在A村的一件事引人思考：村干部告知笔者，A村近期又将获得占地补偿款50万元。经过村民大会商议，村委会不能截流用于村庄公益建设，否则村民就不同意将土地出让，最终这笔资金到位后将全部平均分给农户。这是一个因为非农化、城市化而原子化的村庄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抵制村庄治理的典型事例。因为原子化的村民已经没有村庄治理的意愿，即民利可以用来维护小家庭的利益，可以抵制村干部可能有的贪污，就是不能用于促进村庄的公共利益。
四、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思考
村庄公共服务的有效和充足供给既是村庄善治的要求，也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要求，但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村庄治理制度，不会自动达到公共服务有效充足供给的治理效果，在村民自治和村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之间需要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从内部来看，包括村庄经济实力、村庄公共产品的现实供给水平和潜在供给水平、村庄治理特征和治理水平、村庄民主自治水平等；从外部来看，包括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资金供给和技能供给（培训宣传）、基层政府对村庄的行为方式等。
分析中，我们发现，A村属于富裕行列，但是与同处一地的还处于温饱阶段的B村相比，两者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差别巨大。从治理特征方面看，前者村委会和村干部没有权威和资源，村庄缺少信任、互惠、参与等社会资本，因此村干部不能有效地动员村庄内外的资源进行公益建设，道路和卫生状况远远落后于应有的水平。后者则因为村干部是村庄的经济能人，干群关系良好（可能与村庄没有经济资源可供村干部瓜分有一定关系），干部有可能组织外部资源并动员内部力量配合完成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本次调查中A村属于精英治理的村庄，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都相对周边的村庄高，一位能力突出的精英都能够从村庄外部动员大量资源进行村庄建设，村庄民主问题因为他们突出的工作成绩而消失于无形。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两个危险，一个是可持续性问题，另一个是村民的民利的实现问题。实际上，A村的老支书已经退休两年了，继任者无论在声望还是在能力上都无法继续老支书的工作模式。村庄的精英治理是阶段性的，这种模式迟早要被超越。这种才能突出的精英不是每个村庄都有，即使有精英，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的村民也会反对当前的这种治理状态。
人口流动较少的传统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相对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说比较好，B村就是这种类型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只有少量的劳动力外出（两村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均低于15%），村庄生活对村民来说仍然很有意义，很受重视，这样的村庄也最容易实现比较正规的民主自治：村民选出能人当干部，干部尽力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群众也能在一定的代价范围内配合干部的工作。这种村庄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应该是外部资源支持最容易奏效的地方。
人口流入村庄的治理情况不同。A村有流入人口600多人，基本是本村企业的雇工，年轻未婚，他们对村庄的治理和发展未产生大的影响。村庄管理者显然希望能够经常化地对外来人口收费，但并未实际发生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现象，主要原因是村庄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出省劳务，外来人口基本不与他们争夺资源，反而成为他们弃耕土地的承租人，并提高了他们房屋的租金水平。外来人口完全可以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之一，从这两个村庄的情况看，把外来人口纳入村庄治理的范围应该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外来人口的增加使村庄公共服务需求（例如道路硬化和环境卫生）变得更为迫切，而且外来人口也是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一支力量。
五、相关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的比较研究认为，想要通过村级治理达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和充足供给，必须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必须研究村民和村干部的投入积极性。当前村民和村干部的投入积极性不够高，他们都倾向于选择“不作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博弈理论，对预期收益的判断影响其参与决策，村民不愿意投入资金和劳动，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投入部分被村干部占有；村干部不愿意投入时间和努力，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报酬（物质的或声望的）。有时候，政府投入还会引起村民们的猜疑――干部贪污了多少？那么，如何让村干部和村民选择积极的行动方案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选择积极行动方案的前提是――有效的制度、惯例和文化。所以，我们必须从任何有效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角度去研究村级治理和村民自治，村庄民主不是目标，而是手段。
二是必须研究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治理机制。村委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要在村庄范围进行治理，它必须拥有权威和资源，而且这种权威和资源是有法律依据的，只有拥有权威和资源的情况下，它才能动员资金和劳力进行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传统权威和资源，例如干部威望、村庄舆论等，当然还是村庄治理的重要资源，但这些已经不足以应付现代化大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了。如果不从法律方面确立村庄自治组织的治理资源问题，村庄民主自治就不会有实质进展。
三是必须研究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对农村治理的参与机制。农民是弱势群体，村庄是弱势社区，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帮扶，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单靠自我服务很难有适当地发展。基层政府当前已经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今后还将加大扶持力度，那么如何使基层政府的行为有效地促进村庄的自主治理能力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对农村的需求和能力最了解还是基层的乡镇政府，因此从改善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的角度出发，乡镇政府改革不是削弱和取消，而应该是民主化和赋权。
四是必须研究国家的宏观政策如何促进乡村自我服务微观机制的完善。村庄能够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服务应该成为国家宏观政策努力的一个目标之一，建立统一的农村扶助政策，使普通的村庄都能够在谋求政府支持的同时努力改善自己的治理能力可以尝试，改变这种只有个别精英能够获得外部资源的情况。（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金红，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1期。
[2] 党国英，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税务研究》2005年第6期
[3] 林万龙，经济发展水平和交易成本制约下的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工作报告
[4] 张正河，中国牧区村庄决策权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1期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乡村旅游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现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测算，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3.85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到573亿元，农民直接就业达到495万人，间接就业、季节性就业达到1，840万人。然而，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农村生态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为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乡村旅游乃至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乡村旅游及农村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是立足于农村，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育、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它的生命线是乡村性，表现为乡村性的建筑、服饰、食品、田野、果园、环境等自然物质方面和乡村的民俗传统、乡风乡貌、语言文化、制度规范等精神文化方面，也即原生态的或乡村性的生态环境，包括乡村性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性人文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背景和时代使命，一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而渴望远离喧嚣的都市、回归淳朴的自然，由此形成了对乡村旅游的巨大需求动力；二是农村谋求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别，由此构成了乡村旅游强大的供给动力。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猛，目前已形成多种模式，根据《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2009～2015年）（征求意见稿），我国乡村旅游将“形成领域宽广、规模较大、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大格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推动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大目标。由此可见，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充满机遇，前景广阔。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动关系分析自乡村旅游产生之时起，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注定是不可割裂的，他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而作为衍生物的乡村旅游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则是非常深远的，是二者关系中的最主要方面，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一）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促共进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乡村性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核，是乡村旅游的拉力源。乡村旅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就是乡村独有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和生产活动等城市所不具备的要素。大凡乡村旅游都是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人文生态景观丰富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笔者所在的湖北省荆州市的桃花村乡村旅游就是发端于曼妙娇艳的遍野桃花；张新场村乡村旅游则因楚国高等级贵族古墓葬熊家冢而插上腾飞的翅膀。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发展得好的地区，也都因有良好的乡村性生态环境，如四川郫县友爱乡乡村旅游是在发展园艺、盆栽、林果的基础上嫁接乡村旅游；浙江省淳安县立足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特色民俗、节庆发展乡村旅游；云南省根据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打造出乡村旅游的多种不同发展模式。
2、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在要求；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增强了农村经济实力，当地政府和农民有能力对旅游环境资源进行投资，提高资源环境质量。
（1）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处于乡村生态环境系统的中心层次，也是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没有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乡村旅游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不能被破坏、不能被挪作他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推行绿色生产、保护农田、保护野生动物、关闭土法工厂和采矿厂等，有效地保护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
（2）促使乡村人文生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乡村人文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品位提升、内涵延伸的着力点，乡村旅游开发主要就是对人文资源的开发。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古迹、古镇、古建筑、饮食、语言、服饰、特产、手工艺、民俗、民风等。这些都是乡村文化的魂宝，是深深吸引乡村旅游者眼球的尤物，能带给旅游者极大的体验、教育、休闲、娱
乐享受。没有开发乡村旅游之前，这些丰富资源可能会被埋没、不受重视、遭受人为破坏或经历风雨摧残而日益破败、凋毁，其巨大价值白白闲置或流失。许多乡村旅游地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传统的、“土得掉渣”的东西被视如珍宝，有效地被保护起来，如对历史古迹、古镇、古建筑进行复古修缮，对当地传统习俗、特色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对那些濒临淘汰的民族手工艺加以继承和延续。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得以最大程度地被保护起来。（3）促进村容改善。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发展乡村旅游就有了动力、能力和积极性去翻修或新建住房，就能主动要求改水、改电、改厨、改厕，就有了村镇整体规划的愿望，于是一些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村）镇应运而生，乡村旅游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二是交通越来越畅通。过去乡村交通的典型特征是“羊肠小道”、“泥泞崎岖”、“坑坑洼洼”，“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开发乡村旅游后，这种状况得到极大改观，乡村旅游地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且基本改道拉直；三是绿化走进乡村人家。过去绿化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乡村就是“土里土气”。开发乡村旅游后，人们在村落道路两旁植树，在自家庭院种花种草，美化家园，努力营造出更加清新、优美的村容村貌，绿化在乡村愈益受到青睐。
（4）促进乡村文明程度提高。一是掀起了农民求知热。受乡村旅游的外来影响以及从业素质需要，学文化、学技术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甚至外语和电脑，互联网也已进入一些农民家庭，成为他们收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二是农民环境意识大大提高。可观的收益使农民认识到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农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从前的不感兴趣、不关心发生重大转变，环境保护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注重卫生健康也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三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文明化发展。乡村旅游的外来和示范效应明显促进了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农民乐意尝试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方法，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也有意识地参照城市模式改掉陋习，养成卫生习惯，形成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四是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积极性提高，乐观热情，热爱家园，在旅游乡村，人与自然显得日益和谐。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相互制约。
;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滞后制约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优越的乡村性生态环境，乡村旅游自然难以启动。启动了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生态环境进行有力保护和建设，则乡村旅游必定难以持续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缺少对生态环境的足够重视，面对急剧膨胀的相对于未开发旅游之前的成倍数增加的人流、物流、车流所带来的各种污染无所作为，特别是农家乐旅游，普遍存在污染排放无节制、无处理的情况。如武汉市
梁子湖因湖泊周边的旅游宾馆饭店和农家乐的污水，以及水上游览活动船舶的油类污物直接排入湖中而受到污染，有旅游经营活动的东侧水域水质明显较无旅游经营活动的西侧水域差，这样不仅使得人们对旅游地的环境印象大打折扣，而且还要为“先污染后治理”付出巨大代价，可能形成被动保护局面。此外，开发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乡村性生态环境进行深入挖掘、加强建设，也极易失去吸引力。特别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如果不突出，乡村旅游很难持续兴盛。如湖北荆州市桃花村乡村旅游由于缺少深度开发，只能在桃花盛开的前后若干天形势火暴，而一年中的其他300多天游客无几，非常冷清。
（三）乡村旅游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冲击。乡村旅游往往肩负当地“以旅扶贫”“、以旅促农”的重任，在经济增长的赶超心态下，极易短视，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若乡村旅游的开发、发展未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忽视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规划，缺乏科学管理、监控，将导致生态环境诸多负面效应。
1、乡村自然环境压力增大。主要表现为：（1）环境承载力超标。每个旅游地具有明显的游览时间集中性，每个旅游地都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外来人数增加，意味着环境承载量扩大，对环境产生负影响，环境效益逐渐减少。当旅游人数的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力时，旅游环境将遭到破坏甚至严重衰退。（2）大量污染物产生。乡村旅游带来陡增的人流、物流，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严重污染水体、土壤、植被、大气。一是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是指生活垃圾，包括各类塑料制品及包装物（塑料袋饮料瓶、快餐饭盒等），还有炉渣、煤灰、废纸、口香糖等；旅游区内的饭店、旅馆产生的有机垃圾，包括剩茶剩饭、瓜果皮核、菜根菜叶、人畜禽粪便、动物尸体等，这些废弃物如果未经处理而随意堆放，则对水体、土壤、植被等都将产生严重污染；二是废水污染。生活污水在没有处理设备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道或房屋周围，直接污染水体、土壤和植被。（3）能源和水等资源消耗量大，存在浪费现象。大量客流、车流的进入，旅游地水、电、燃料、日用品、粮食等用量大增，而且大多处于无节制状态，生活资源压力大，有悖于节约型社会建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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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饭店、宾馆和旅游设施工程建设会导致旅游区的自然景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退化、水土流失、洪灾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生态遭受重创，建设过程中过多使用推土机、挖掘机，有的干脆先将现状夷为平地，再重新挖湖堆山、种树铺草、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或盲目模仿城市园林绿地的造景手法，追求高档次、大投入，或南辕北辙，北方地区模仿江南景致，南方地区模仿蒙古牧区景观，对现有地形、植物、池塘、衍生物等进行大肆破坏。旅游者过度地利用脆弱的自然环境，对自然生态也是一种严重摧残，如在旅游地过分践踏草地致使野草死亡，随意拍照、喂食和参观野生动物会极大地改变动物的生活习性。
三、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互促共进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正确有效地规避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关键的是要保护和建设好乡村生态环境，减少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需要乡村旅游各方共同努力，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前提，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及协调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必须担负起统领者的重任，发挥好管理协调作用。首先，要做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旅游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划。二者的协调，要求规划先行，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要充分调查和研究，对交通优势、资源优势、环境承载力和市场潜力进行科学论证，做好乡村旅游环保评估，突出环境效益，加强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准确进行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和产品开发。第二，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的环保法规体系，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指导和监管，以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要加强乡村旅游的有序引导和扶持。要严格项目审批、环评、环保治理等制度，强化动态监督管理；加大生态环保的宣传和教育；推进环保节能，支持节能节水减排，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对乡村旅游环保投入给予必要扶持，重点是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构建行之有效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可成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门工作组，形成乡村旅游环保工作合力。
（二）乡村旅游地必须坚持绿色环保、内涵型经营。各乡村旅游地经营者（包括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民）的作为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他们是乡村旅游生态环保措施的身体力行者，肩负着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
因此，乡村旅游经营者要坚持生态环保经营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环保意识和素质，积极配合当地乡村旅游整体发展规划和环保要求，不乱排乱放废弃物，节约用水、节约能源，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广泛运用节能节水减排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创建绿色环保乡村游；要以身作则，引导和监督游客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可于旅游地入口、景点及设施边缘等重要场所树立醒目警示标牌，适时恰当地提醒游客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乡村旅游地应密切关注景区游客容量，协调好游客集中期间的各项工作，使游览活动处于环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此外，乡村旅游不能只向自然环境要效益，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以丰富深厚的文化生态提升乡村游的魅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乡村游客应加强环保自律。游客作为乡村旅游的消费者，其行为方式同样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是外来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更要靠广大旅客支持，游客应该提高意识，遵守社会公德和旅游地规章制度，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旅游局就“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公开征求意见.2009.7.2.
[2]蒙睿.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观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