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9: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贸易治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明确警示到，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是未来至少十年内的两大核心风险。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尽快建立起跨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治理平台。
一、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经济失衡历史回顾。全球失衡远非一个经济新现象，有许多可供追溯的历史数据加以佐证。
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向我们提供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历史。文章借鉴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说法，将现代全球失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果。同时后科技时代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并为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股权和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从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持续到2005年。尽管全球又损失了0.40世界总产量，但并没有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相反，外国政府资本取代了私人净资本流入，对于美国资产的需求增多。第三阶段，从2005—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总产量从0.29%上涨至0.67%。与此同时还有石油生产国的巨额盈余。在美国国内，这一时期对应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阶段。
当前新一轮全球失衡适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稳定在417亿美元，约合世界GDP的-0.75%（见下页表1）。
2.全球治理发展动向。相较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发展缓慢。迄今为止能够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全球治理中心机构只有二十国集团，即便如此，该集团峰会的成效尚未通过实践经验的证实。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危机，客观上促使了二十国集团迅速上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及经济刺激方案，不仅维护了本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如今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有机可乘，这也是长期以来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由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经济博弈论是指将博弈论用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通过构建相应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达到谋求问题最优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进过程中，一些调整代价较大的逆差国国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反作用或架空国际性协调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1.博弈模型假设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体包括受世界各国委托实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简称者）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简称逐利者）。一般情况下，参与主体皆为理性经济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决策选择时不单考虑自身行为后果，同时兼顾对方对其行为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最终做出使其自身目标最优的决策。
（1）对于者，有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两种策略选择，假定者认真治理，逐利者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这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者进行治理的概率为p，治理的有效概率为r；（2）若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者治理不力未发现其贸易保护行为时被委托人（世界各国）查出，则者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3）对于逐利者，有不实行贸易保护（即配合进行经济调整）和实行贸易保护两种策略选择。逐利者进行贸易保护，其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若贸易保护实行成功未被发现，获得超额收益，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4）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并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 、m-y ；（5）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但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s、m ；（6）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不进行治理而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认真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0；（8）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不进行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0 。
其中：f：者认真治理的劳动成本；w：者认真治理时获得的报酬；y：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v：者治理不力时获得的收益；m：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委托人先发现而给者造成的损失。
以上参数设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设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与收益两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当给定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时，者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与其收益分别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当者进行治理和不进行治理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优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干预治理而由国家自主进行经济调整；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随机地选择进行治理或不进行干预治理。
（2）当给定者治理的概率为p时，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U3=p[r（m-y）+（1-r）m]+（1-p）m
U4=0
当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者进行治理的最优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时，逐利者随机地选择实行贸易保护或不实行贸易保护。
由此，我们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q=（v-w+f）/rs；p=m/ry
这个结论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的假设有关，如果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将投入更多资源以寻求更好的逃避治理办法，从而使贸易保护行为更难以被发现，该结论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励去贿赂治理机构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论也难以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极差博弈模型只考虑了部分经济因素，其他如实行贸易保护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内，因为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这是为简化模型的代价所致，也是该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规范化、合理化
上文对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论分析证明了全球治理进程推进缓慢与治理措施在一些国家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联系。因此理应考虑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适度转舵，以便强化未来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力度。
1.充分发挥G20协调全球治理的积极面。G20必须尽量发挥其全球治理协调的积极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当发现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实则复杂化了解决手段时，可以考虑减少软性约定以硬性规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复权衡协调石油输出国大量顺差问题、德国在欧元区内的外部贸易失衡等等。因为各国就全球治理问题分歧较多，能够实际达成的政策共识相当有限，在相互妥协仍旧未果的情况下政策协调基本成零状态。
2.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几乎都偏向于结构层面与长期层面，但世界各国更加倾向于国内目标，国际整体性目标往往顺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现有措施很难满足这些成员国的国别差异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应当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恰如其分地照顾到成员国希望在中短期内解决本国经济危机的迫切心态，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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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WTO法治 体制困境 实现路径
国际社会在经历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主要通过国际会议确立规则和建立框架的国家治理和以国际组织为中心形成原始、初步国际机制的国际治理后，逐步进入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运用国际法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全球治理阶段，国际法全面渗透进全球治理的现实肌体，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实践特征和主导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全球治理语境下WTO自成体系的国际法治模式
居于全球化舞台中央，理性指引和约束全球化并对全球治理制度构建进行实践和提供决策正当性根源的WTO，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规则、组织和决策层面上的外交取向和以争端解决层面上的规则取向为基础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它的全球贸易治理至今不过17年，却从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决策机制、规则体系、争端解决及对成员国内贸易法治的深度要求等各方面形成了多层次梯级结构自给自足的法治模式。这种模式成功构建了一个国际法优于成员国国内法的法律秩序，创设新的法律主体并建立具有有限权能的治理等级结构，通过规则界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动态的制度自洽和自我调整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合作各种需求做出有效回应，在世界贸易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拥有当代国际贸易法体系主流话语地位，成为国际组织“宪法化”的典范。
但WTO法治也并非无可挑剔，17年来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华盛顿共识”的泛滥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危机，危机不仅于细微处改变近30年来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催生众多国际组织合作新模式，也从实质上引致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此背景下，WTO历史上涉及范围最广、议题最复杂、参与成员最多、时间最长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全面展开，它以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问题为中心，旨在推动多边贸易法治的自我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运行模式的多元化。但正是由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实质性改变带给多哈回合众多体制困境，其在进一步推进传统市场准入上步履维艰，更在涉及新领域的“新加坡议题”上毫无斩获，在经历的10多年的冗长角力之后仍处在艰难博弈之中。
二、面临的挑战：WTO法治进程中的体制困境
1.立法：WTO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张与成员方经济的冲突。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WTO多边贸易体制主要反映美欧政治经历利益和治理观，是美欧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与法律的内嵌。因此，发达成员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失衡和不平等基础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固有矛盾。但在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融入WTO体制，多边贸易体制内在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本质上改变着WTO法治的权力基础。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借助WTO平台改变自身分享自由化利益、争取特殊区别待遇和贸易援助、改善贸易增长不平衡和法治能力低下的不利局面成为可能。发展中成员发展问题，以及它们在实施现行WTO贸易协定中的现实困难就成为WTO法治关注的核心问题。
当WTO在适应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而将其权力范围不断向诸如投资、环境、金融、人权等非贸易价值目标扩展的过程中，国家所固有的内部权威、边界控制、政策自治和不干涉等内核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经受挑战，WTO所倡导的自由化理念同发展中国家经长期斗争所确立起的经济原则不可避免的发生着激烈冲突。WTO需要通过令人信服的国际法实践对国家原则进行重新解读和界定，对其成员方尤其是发展中成员的决策空间和市场运行模式及发展方向的选择权予以应有的尊重，考察以多边方式对其他非贸易议题实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在多边贸易体制强制管辖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与成员权力的保留间做出审慎和恰当的平衡。
2.司法和执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WTO法律规则基础的缺失。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具强制执行效力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贸易治理赖以存在的“安全阀”和实现WTO法治最有效的手段。但其“输入合法性”的缺失并未被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弥补，仍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则并非建立在充分知悉和表达意见基础上的民主立法，不符合公开、透明、明确的形式价值，并缺乏国家及其他组织机构的法律监督，构成对司法机构权威和司法程序公正效率的障碍，使得GATT/WTO体制未能摆脱成为强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推行国内政策的工具。如引致多哈发展回合僵持不下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资助及出口补贴等现行规则以及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身份的否认，并通过入世协议强加于中国的“超WTO义务”，都是欠缺法治基础的“恶法”，而欠缺“良法”的前提，“国际善治”也就无从谈起。（2）DSB准司法解决程序的弊端。首先，DSB在个案处理中不断创新法律解释规则，在含混、模糊的框架协议预留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里“司法造法”，改变或更新成员方根据WTO承诺的条约义务，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对其裁决与WTO协定的相符性及是否存在权力滥用进行监督，降低WTO规则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其次，DSB执行效能不高，特别是在关键产业的敏感问题上对霸权国家行为的约束乏力、迟缓，确保DSB裁决得到严格遵守的能力不足，令其执行措施的有效性频受质疑。再次，DSB在落实发展中成员对特殊和区别待遇的关切和需要上不够“给力”，发展中成员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障碍加剧，报复机制在实践中的不充分和不适应性，打击中小经济体启动WTO解决争端的信心。
3.与其他法律秩序的碰撞：区域贸易协定的繁盛对非歧视原则的蚕食。不同国际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因相对强大的WTO而被无限放大，这不仅考验WTO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能力，而且更深层次的触及国际法碎片化的痼疾。WTO意图通过其争端解决机制权衡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不平衡，由其司法机构的法官在个案审理中考量和确定其贸易规范同其他法律秩序规范间的平衡点，似乎存在以小博大的投机心理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自1947年GATT第24条首次为区域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特殊法律地位以来，两种秩序间的相互关系和司法包容对国际贸易体制走向的影响始终都是WTO法治协调跨WTO体制各种法律秩序的重要参考依据。伴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持续僵持，区域贸易协定增长趋势强劲，国际贸易领域呈现以民族国家单边为基础，区域合作机制漠视WTO纪律和多边自由化机制对其规制疲软的发展动向。被称为“意大利面碗”的各种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多元、自治及歧视性优惠贸易安排剧烈膨胀，首先是对全球市场的局部分割，在促进内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损害集团外成员利益，导致产生国际贸易规则形成的复杂网络，反过来又加深了WTO相关议题的谈判难度；其次，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大都包含保障自身规则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并无序纳入更多非贸易目标，造成全球范围内高昂的管理冲突成本。这不仅损害国际贸易关系的透明度，引发体现在贸易协定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刚性排他和争端解决的管辖权冲突；同时这也与经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反复确认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背道而驰，取消其适用空间，进而将作为WTO制度基石的非歧视原则变为例外，构成对多边层面市场开放的障碍和使WTO规范的一致性及体制完整性受到减损。
三、僵局的突破：国际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法治意味着一个治理原则：所有的社会行为体，包括国家本身，都应对公开的法律负责，而这些法律是多元、包容度强、可平等适用和独立裁判的共进国际法。以和谐世界为意蕴，不断协调体制冲突、自我升级的WTO法治将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设定规范和指引。
关键词：国际法；公共健康；理论；实践
1传统的国际法治理公共健康实践概述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治理方式转折点，因为它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体制，该体制运行了将近三个世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是该体制即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主体。
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以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规则三原则使得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呈现以下特征：（1）国家是唯一的主体；（2）治理事务主要涉及国家之间的诸如外交、战争和贸易这样的国际事务；（3）国际治理并不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可以从世界健康组织公布的《国际健康治理》（以下简称《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该《治理》仅是一套国际法规则，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有遵守该《治理》的义务。该《治理》承袭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该《治理》目标是“确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响世界贸易，防止疾病的全球传播”。它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传染性疾病的国际传播上。它规定的措施包括：（1）成员国应该向世界健康组织报告该《治理》中所列举疾病的爆况；（2）成员国应该在口岸和机场保持合适的公共健康潜质。该《治理》实行尽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贸易原则，规制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旅游限制，防止传染性疾病在成员国之间漫延传播。该《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只解决发生于成员国之间的传染性疾病传播问题。成员国有权自由处理其国内的与传染性疾病有关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问题，不受任何其它成员国干涉。该《治理》仅涉及到几种传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乱和黄热病。
遗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运行及实践发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为国际治理重点来对待的国际体制。在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极低，得不到重视。成员国将公共健康政策和技术同国内公共健康系统合并起来，成为国内系统的一个部分。《治理》的历史就是见证。《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处理1851年首次国际公共卫生会议上所确定的几种传染性疾病问题，它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国际情势需要。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普遍违反《治理》的事实表明：成员国极不重视《治理》规则。许多公共健康专家承认，《治理》未达到其目的，强调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国际公共健康的地位极低。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视的情形促使人们在二战后寻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组织《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就包含了这种理念思想。《序言》中的核心原则是尊重人的健康权、人类联合的重要性及呼唤矮正正义，以达到健康权和人类联合的目标。《序言》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抛弃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员国为中心，而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权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联合上。前者明确规定了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和再分配资源的义务，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权而重视国家贸易的弊端和忧虑。后者的不干涉原则也被前者的要求审查政府行为的原则所取代，以体现尊重公民健康权。前者促进了公共健康治理领域垂直方向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后者重点关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奉行平行分配权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寻求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即个人和种族，参加国内和国际公共健康治理活动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及其一些要求对后者的平行分配权力体制提出了挑战。根据前者，和不干涉原则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权和普遍正义理念，否认后者的国家同意原则。
2全球公共健康“宪法”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与以前治理体制的区别
2.1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以“国际治理”为基础，治理活动由成员国自己或者通过国际组织直接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国际治理”。传统的“国际治理”体制虽然也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未实际上赋诸有效的实践活动。“全球治理”则不同，全球治理体制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实际参与到各种治理活动中来。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参与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间接参与方式，即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它非政府行为体的理念和行为，间接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动。
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参与方式。非政府间组织与世界组织通过订立官方关系而建立起长期的正式关系。直接参与方式的例子大多见于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公私合作关系。它改变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现状。全球抗御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就在董事会中设有非政府行为体代表，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权直接参与决策制定活动。根据这个世界健康组织提议，非政府行为体可以直接参与到全球治理传染性疾病的事务中来。诸如英特网和电子邮件系统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这个提议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间，“全球治理”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措施。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者行政授权，世界健康组织公开旅游预警和建议。“全球治理”模式赋予了世界健康组织独立处理其成员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为体和世界健康组织治理公共健康的权力又重新进行了分工。特别是在流行病预测方面突出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严重流行病方面，成员国报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和世界健康组织的团结一致是空前的、惊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动没有任何国际法律规范的授权或者责令这样做，这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所未能见到的。2.2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和“追求全人类健康目标”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产品（以下简称GPGH）。全球公共健康产品是以健康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护性的和非竞争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险型传染性疾病以及有关诸如全球传染性疾病预测数据这样的信息产品都属于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寻求减少贸易和旅游问题的障碍，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害怕不发达国家病原体侵入的强国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威斯特伐亚体制的目标有差异。
第一，GPGH的政策目标远远超过了国和国利益本身。它旨在为国和非政府行为体提供全球服务，不旨在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胁及促进出口贸易。它还承诺不仅要使发达国家受益，还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运行方式有区别。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国家制定规则约束政府行为。GPGH则不仅允许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也允许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治理活动。公私合作模式就是这种运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认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中的国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国家利益的实质内容。前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胁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联合起来抗御这种威胁的理念。于是，国家利益关系就有两种关系，即独立国家之间的平行利益关系和有非政府行为体及国际组织参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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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
“应该说，入世对中国经济的腾飞确实有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果看得更透彻些，入世谈判和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让霍建国的履历变得丰厚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讨论时，刚研究生毕业的霍建国，对此产生了浓重的兴趣。1993年，国务院经贸办更名为国务院经贸委，霍建国在这里工作了10年，参与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三大改革。“这几大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容。而这些改革同入世谈判的要求是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了要走市场经济这条路，虽然说还是初级阶段初步的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也是按照市场经济在设计、在推进”。霍建国认为，从1993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到2003年这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也是在1993年，霍建国参加入世代表团的工作，和同事代表国家经贸委协调制定工业品关税和重要工业品的市场准入等工作。
“入世的过程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的过程，而且入世后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有强有力的发展和快速的增长，那是因为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股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就是说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已经开始明确了，这三类主体同时都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霍建国特别强调不是简单的入世就把中国经济拉到外向型，中国经济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了，入世前深化改革的过程、培育经营主体的过程以及营造经营主体竞争所需的公开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非常关键”。
全球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
“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世界经济只会越来越糟。越糟大家就越算计，越算计就越怕吃亏，就越保守，最后就更难合作”。在霍建国看来，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
霍建国细致地对全球化做了自己的分析：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它是构建一个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过程，要求的是减少边界的限制，方便货物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可以带来最佳的发展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全球化真正的要义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节约成本、减少投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形形的区域自贸协定（FTA）也是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区域合作机制有可能会使区域内受益，但霍建国认为，区域自贸协定一定要强调公开透明，不能搞封闭，也不能搞排他，否则失控的区域自贸协定可能会走向区域集团化，造成区域对抗，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需要积极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今年9月召开的杭州G20峰会就促进更加强劲的贸易和投资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彰显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心和担当。
“中国确实是要积极地介入参与全球治理”，在霍建国看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从全球事务治理的薄弱环节入手。“现在全球的IT产业以及电子商业发展那么快，但还没有章法。另外就是投资，现在全球投资发展那么快，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没有全球统一的法律，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
另一个需要中国发挥力量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走向。“发展中国家都很关心，中国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让它了结还是促成它达成一个阶段性成果，然后再启动新的谈判”。
在霍建国看来，中国要想引领全球化还面临许多挑战，从参与到影响到引领直至主导，这是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已进入第二阶段，正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从现实发展角度看，需要我们在复杂的国际事物面前先做有益的贡献，树立威信、影响力，要学会和其它国家协商办事，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终通过点点滴滴的成功汇集成较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中国的主导能力。
“‘一带一路’代表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强调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的真实体现，其实也是构建将来全球治理基础性的内容”。但无疑，“一带一路”要想真正落实下去或者发挥预想的作用，面临着艰巨的发展过程。霍建国认为需要特别注意并处理好以下问题：
入世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WTO经济导刊》：您觉得入世15年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和影响？
孔庆江：简而言之，入世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上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低关税，及以透明和制度为基础的贸易规则，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必然会导致中国贸易量的增加和贸易条件的改善。
第二，法律和制度上的影响。据初步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国内数以千计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和法规都进行了修改或者废弃，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情。
第三，观念和理念上的影响。入世后，负面清单制度和备案代替审批制度限制了政府的权限，使政府的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其次，入世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促进了中国企业国际视野的养成。此外，入世还使中国公众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跟全球化经济联系在一起，公众的很多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第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真心实意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第五，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建设上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我们掌握国际游戏规则和积极地参与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在此过程中，我们培养了大批熟悉规则和善于运用规则的专家队伍，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掌握话语权积累了力量。
WTO无法完全被替代
《WTO经济导刊》：现在WTO受到的关注似乎没有那么高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孔庆江：第一个是因为对于熟悉的事情自然不会提很多，这是常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多哈回合谈判进展不是很顺利，以至于很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转而求助于双边或者区域性的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相对地减弱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性。
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目前都无法完全替代世界贸易组织。我相信只要中国是它的核心支持者，它就依然是全球自由化的中心。
《WTO经济导刊》：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在反对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您是怎样看待的？
孔庆江：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影响来讲，全球化使全球的福利普遍提高；但一些相对弱势的国家，并没有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获益，这让他们产生一种被剥夺感，以至于成为贸易自由化或者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但这不是贸易自由化本身的产物，而是分配过程扭曲的产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借助各国的法律和规则，更多地讲一些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
《WTO经济导刊》：您怎样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国际竞争规则？
孔庆江：首先，我们要看到如果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面临的困难会更多。现在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是企业的所在国是不是遵从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有的国家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可能会采取扭曲贸易和投资的措施，对投资或者贸易设置障碍；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自身对规则的遵守不严格，比如为了临时性占有市场采取一些非公平的贸易手段，反过来也给我们自己制造了障碍。
期待中国提供更好的国际规则
《WTO经济导刊》：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您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孔庆江：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有更多期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光是做一些发展援助，更期待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好的国际规则就是最好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完全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这是大家的希望也是我们想做的，两者是契合的。
《WTO经济导刊》：G20杭州峰会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否就是一次很好的展示？
孔庆江：在我看来，从制定规则上来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引领了国际规则的走向。第二个是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干预，中国鲜明地提出来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研究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还提出来把可持续发展引入到G20的议程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WTO经济导刊》：另一个值得期待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也会有益于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26-07
一、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一词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个别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大量集中在其他国家。参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如何起到持续的建设性作用？现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
全球经济失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和难以修复性。发达国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普遍思路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扩大国家负债来获得资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其金融产品。汪进、尹兴中：《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高消费增长模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上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削减，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贬值趋势总体上依然难以逆转，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经济格局还将进一步延续下去。而失衡问题给相关经济体所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造成障碍。全球经济再平衡显得迫在眉睫，如布兰查德所说，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维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金融与发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则是指通过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协调、磋商与合作，从而解决全球经济中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问题（诸如贸易失衡、经济增长路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围内），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与均衡。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同国家在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观点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既定增长路径使得其无法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任务，原因包括：1）在美国语境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仅限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只不过是美国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美元汇率变动实现双向套利的借口；2）美国不可能也无法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3）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促进美元贬值的措施，其巨大惯性定势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只能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速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由长期形成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和分工体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部分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所主导的、依赖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制一时还难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认为失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是可延续的。
第一，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低端锁定并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的国别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动。2000～2011年，中国FDI利用额增长204.5%，印度增长779.4%，而美国和德国均为负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通过离岸外包转移到境外完成，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产业转移，可缓解本国资本要素约束，通过模仿创新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其产业被低端锁定，国内产业高级化步伐被减缓。
第二，传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与其他经济体受出口阻力困扰并存。由于发达国家已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因而为满足本国基本消费需求，必须依赖货物进口。2011年G7国家中的五个均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其中货物贸易差额较大。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壁垒。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涌现。如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限制。这加剧了该国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产业长远发展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年为33.04%，2000年为32.32%，2008年为28.41%，不升反降。另外，发达国家一般采取严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国际要素市场，从而使本国劳务成本极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刘航、赵景峰：《服务产品国际价值的转形和国际转移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启示》，《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是客观必然的。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强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暂时结果，无法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趋势。
第三，传统全球金融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与其他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存。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增长和就业，往往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国的M0和M2分别增长了91.8%和84.9%，同期GDP仅增长52.5%，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超过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美国CPI仅为130.6，可见美国运用开放经济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在现有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拥有大量顺差，积攒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量居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尤其是中国，其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30%以上。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优势，向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举债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总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约30%由外国政府持有。
第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经济体实行双重标准与其他经济体缺乏话语权并存。世界治理体系是指维护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结构也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裁决，都是由发达国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完成。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会员国认购的股本决定。IMF重大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赞成票支持，而美国就占18%，也就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美国占有35%的股份，现在也还占17.37%。在贸易领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讨价还价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发言权。尽管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并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国、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组成了“20国协调组”；G20峰会已经替代了G8峰会部分功能；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额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G20峰会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模式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角色对比：中国与印度同样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模式有较大差异，印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吸取。
1.两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对比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获得了丰厚的比较优势利益，但优势产业过于集中，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FDI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总额占世界的8.13%，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93%，出口额占世界的10.4%。粗钢、水泥、化肥、棉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大、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美国和欧盟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可见，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深，中国已充分融入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领域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维持在70%以上。进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购进原料、销售货物构成的。2011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1.1%。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远。可见，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较低阶段。第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相对落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10.4%，而服务出口额仅占4.4%，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弱，长期为逆差。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成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与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第二产业地位不同，印度坚持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而印度则经历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服务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印度，但是顺差额与竞争力等指标依然较后者大幅落后。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545亿美元；而印度则为183亿美元。从相对比重来看，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8.7，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这一比例则为1∶2.8。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引进战略，从而成功的规避了“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相对高端的地位。与中国的FDI大多集中于机械设备制造和房地产行业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则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通讯行业等。不仅如此，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包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外包承接，显著地推动了印度软件研发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产业模式也被认为过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认识到制造业发展薄弱问题，尤其是制造业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业还未完全融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其工业增加值、FDI和出口贸易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资。于蕾：《中印对外开放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市场开放度较低。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大约40%的人口为文盲，且多数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劳动力优势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2.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顺差的国别、产业和要素来源分布过于集中，外贸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00～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由2%升至10%，外贸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1994～2008年顺差额从54亿增至2981.3亿美元。尽管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排名也维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积攒了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已形成了有效互动，而且雄厚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但是，连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顺差来源非常集中，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按国别来看，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2011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顺差分别为2023亿和1431亿美元。在欧盟各国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仅对该四国的顺差就占欧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业来看，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行业。这些行业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属于夕阳产业，但是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而且行业组织发展完善，内部工会力量较大。因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就成为必然。2010年以来，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且大多涉及纺织品、贱金属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等。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对外贸易结构更为合理，外贸规模增速也较为稳健，但是其市场开发程度依然不足，贸易政策较为保守，由此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尽管从总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国，但是其贸易主体和对象的结构更为合理，因而相比中国遭遇了更少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国的额度分别为9.9%、10.4%和9.5%。其合理的贸易结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印度的出口贸易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额中，出口导向所占的份额均不超过10%。相比之下，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第二，印度的外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终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8.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则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远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但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强。第三，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更为良性。2002年以来，印度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始终处于顺差，且连年扩大，至2011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已经达到183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务业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占比的降幅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幅远超中国。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标市场更为多元化，国别集中程度较中国更低。
尽管印度的贸易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但其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仍偏低，对货物出口的鼓励促进力度远不如中国。印度的最高关税水平维持在高位（约为20%），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分别约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虽然印度政府倡导出口导向战略，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其毕竟要比中国对外开放晚十几年，且开放进程中曾一度经历过保守开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吴航、刘航：《中印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需求，但投资渠道过于集中，从而扭曲了汇率，导致国际储备风险增加。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保持着超高双顺差，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ODI增长不断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亿美元的FDI流量，难免出现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制造业的比重小，仅占ODI存量的6.3%。在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中国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相对较为狭窄。虽然通过ODI，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管制性制度决定了投资范围窄、渠道集中。而且，对外间接投资的收益差距较大。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出1324亿美元，对外债券证券投资净流入366亿美元，可见中方投资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中长期债券，且境内非银行机构逐渐成为对外证券投资的主体，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越来越谨慎。再加上中国的经常项目也处于巨额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则不难解释。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对中国国内形成巨大通胀压力。而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债的形式存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1.2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近40%。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减持美债，但随后很容易显著反弹。而且，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这就相当于中国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部门挣得的外汇，长期地转借给美国用以支持美国居民继续购买中国低端制成品。
印度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间接投资渠道，外汇储备的持有结构更加合理。但由于总体规模有限，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更多的影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印度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达到了2629亿美元。最初，其国际储备以黄金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的份额相对较小，后来黄金储备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而且印度国际储备的净增加全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贡献，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贡献为负。印度的FDI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占比仅为1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许承明：《中国与印度国际储备比较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尽管印度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是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国投资渠道更为多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对美元资产持续为净买入，而印度绝大多数年份为净卖出（除1998～2001年）。整体而言，印度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更多表现出短期操作和自主灵活的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微弱。当然这也是印度能够采取短期、灵活的对外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不过应看到，开放经济中的相对小国，既有好处也有弊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够藉由此规避外币贬值和外部政策对本国外汇储备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难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且由于印度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较中国更高，一旦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印度可选的对冲措施则非常有限，加剧了资本国际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4.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强，但被过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团所负面宣传，不利于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形成。经济多极化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中重要一极。中国企业已逐步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技巧，胜诉率有所升高。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参与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大幅增加，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发达国家中一些利益团体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并让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其实，中国的优势多是来源于其总量规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经济结构欠高级化、合理化。目前来看，中国仅以总量规模的优势难以胜任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过多责任，而且还容易引发“中国”等反对声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国际上承受的阻碍与压力比中国更小，可采用灵活的经济外交政策，但其明显存在对西方大国的经济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创始成员国，还通过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在20国协调组和90国集团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额从2.44%升为2.75%，投票权比例从2.34%升为2.63%，排名从第11位升为第8位。世界银行也已考虑给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权。然而，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并未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国民经济治理中的思维方式。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印度已经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发展惯性之中。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兴经济体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制度供给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有显著的粗放式和不协调特征，亟待通过改革创新来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这一优势已显示出逐渐弱化和消褪趋势。任保平、郭晗：《新增长红利时代我国大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这一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仍对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有路径依赖，在自发寻求新比较优势和增长点时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1.构建优势要素的新投入机制
转变外向型要素结构、构建要素的新投入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尽可能地使原有要素优势丧失进程得到延缓，熨平其导致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波动；二是寻找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建以技术、资本、创新及制度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体系。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给投资者对称化的信息服务，给劳动者便捷化的就业指导，给要素买卖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询公司的创业与合法经营；从宏观层面上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投资、劳动关系等的法律法规，规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及其导致的效率耗损。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应为本国企业提供国际市场需求、投资经营环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独立或合作开展国际市场调研。第三，打破产品买卖中的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现，尽快形成新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新兴产业的相关产品的国内统一市场。第四，宏观核算外向型企业的隐含成本，使其显性化，规制出口贸易中资源与环境的隐含流。第五，促进制造业在国内区域间的梯度转移，使其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2.构建目标市场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机制
发展中国家应区分不同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适合开展出口国家的出口规模，开拓其市场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待新的市场开发，应重点提高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份额，实现多元化的市场布局目标。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出口中应大力开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开展竞争。第二，大力开发拓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政府援助、技术合作或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市场权利与份额，从而使本国能分享到世界动态整体发展的红利，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在对比本国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时，除了需考虑本国与对象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还应注意到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结合本企业及贸易伙伴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来做出分工、贸易与投资决策。第四，适当运用产业调控政策来规范本国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市场秩序，注重同行业集中度低于本国的经济体开展贸易。
3.构建国际化经营的新增值空间
如果“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过度，则很容易造成东道国产品和市场集中度过高，随之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频发，贸易实际所得也难以得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想增强在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则须实现新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化经营增值模式，促进各类贸易方式协调均衡发展，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辩证认识FDI和加工贸易的母国（通常为发达国家）动机，培育有利于本国整体利益提高的新引资增长点，实现吸引外商投资充裕要素的高级化。第二，提高加工贸易在本国的增值幅度，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强中间品投入关联，从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应以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应以自主型企业为主，生产方式应以清洁化生产，贸易对象应以内外销并行。第三，协调各类贸易方式的自主发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税、研发补贴等产业政策，实施贸易环节便利化、贸易促进常规化、贸易平台高资本化的新战略。比如，应探索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使贸易服务环节（如贸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垄断的现状得到改善，强化对国际化经营中设计研发、国际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渠道引导、信息提供和政策倾斜。第四，加大对与贸易相关的ODI促进力度，完善驻外机构的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海外经营分销网络。
4.构建外向型经济收益的新分配机制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未优化调整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同时可能阻滞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收益分配应实现区域公平、城乡公平等。
第一，发展中大国必须使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中的短期行为得到合理规制，避免出现“有规模，无规模经济”的低效率垄断和贫困化增长。第二，推动外向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实现贸易收益差距的区域收敛，尤其注重实现对外开放的空间优势重组和产业圈层升级。第三，有效预防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惩治官员的定向设租或创租行为，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转化，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收益的劳资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集权制国家应尽量给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保证工业用地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中占有一定比例，监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5.构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由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无遗。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能够代表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⒂胪晟聘母锶?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总体上来说，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从提高经济金融实力、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综合考虑。
1.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金融领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关键领域，要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有力支撑。从目前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壮大金融实力。
第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第二，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去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下跌，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议论。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运行密切相关，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国经济运行稳定则其货币自然稳定。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保持69%的稳定增长，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但仍有必要做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期管理。中国央行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长期来说，保持汇率稳定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法制、完善市场制度，把经济基本面做大做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营造更加透明公平、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加大开放力度，使得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和水平保持向好态势，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综合实力。
第三，发展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市场中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的资产证券化；改革发展和建立灵活高效、统一大容量的货币市场；推进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和品种，完善推进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国债市场。
第四，进一步发展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即是货币的数字化，广义上是一种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具有支付和流通属性，可以作为纸币的替代品。当前，纸币趋向电子形态，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多国的货币当局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的发行。中国央行率先研究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未来有希望在票据市场等相对封闭的应用场景先行先试。发行数字货币是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数字货币的发行能够节约纸币发行、流通、保存的成本，安全程度高。其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能有效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行为。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还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央行直接掌控资金的能力，使得央行能够绕过银行和支出部门直接影响市场，向实体经济直接注入流动性，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金融部门更加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要加增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金融服务更好地为广大民众、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服务。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并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中国会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2.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④G20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在G20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力量对比也是均衡的。G20是在机制上能真正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多次在G20峰会上捍卫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可以逐渐影响其运作，如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等关键环节，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通过G20这一多边国际合作平台，旨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能巩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对实体经济来说，能够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发现识别风险，有效处理危机爆发，防范危机扩散；能够使金融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奠定基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任G20轮值主席国以后，中国重新启动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致力于从扩大SDR使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资本流动的检测与应对这几个方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3.进一步推动SDR改革。SDR改革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使用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以提升超主权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4月起，开始同时用美元和SDR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数据。世界银行于当年8月份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金额5亿元的3年期SDR计价债券，认购倍数达到25，这是推动SDR市场化的成功尝试，也是扩大使用SDR的标志性事件。由于SDR计价债券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所以得到了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认购。采用SDR记账能够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SDR计价债券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发行创造更加完善的条件。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O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②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页。
收获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巴厘一揽子协定”是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共囊括十份文件，包括贸易便利化、农业以及发展相关议题，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拥有更多选择权、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贸易，是一揽子协定的主要内容。
贸易便利化、加强海关与其他机构合作、简化清关手续、尽力建立“单一窗口”，是“新加坡议题”（即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等议题）中到目前为止惟一达成一致的内容。“巴厘一揽子协定”决定尽快成立筹备委员会，就协定文本进行法律审查，确保贸易便利化的规则、特别是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在2015年7月31日前正式生效。发展问题涉及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支持措施，协定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实行商品免税、免配额制；将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原产地规则进行简化，简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认定程序；允许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优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此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豁免”；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监督机制”，对最不发达国家享受的优先待遇进行监督。农业议题难度最大，协定同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与农业相关的服务，并在一定条件下同意发展中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进行公共储粮。本次谈判从最易达成的内容突破，评论普遍认为是收获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背后的冲突与妥协
1993年12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1月WTO正式成立。2001年多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多哈回合谈判，旨在塑造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坚持开放的贸易体制，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达成跨部门、跨问题的多层次协定，使发展中成员享受到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谈判涵盖了农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至今多哈回合已经历了六轮谈判，时间长达12年，过程曲折，难度极大。谈判的难点和焦点体现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构建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政策上的尖锐矛盾。
WTO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发达成员之间、老成员和新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关税削减和出口补贴等方面，特别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分歧，导致2003年和2008年谈判几乎陷于瘫痪。“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议题成为2003年9月的坎昆会议失败的直接导火索；以印度、巴西、中国为首的21国集团要求欧盟、美国等发达成员取消高额农产品出口补贴，同时削减国内支持；发达成员则要求发展中成员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农业问题更是贯穿多哈回合谈判的始终，根本原因在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立场和主张冲突。
此次“巴厘一揽子协定”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谈判中，印度坚持要在农产品协议中为其预留过渡期，保证其国内农业补贴幅度超过10%时免于处罚，否则印度的“一票否决”将导致多边谈判的全面崩溃。最终，印度获得了“不确定期限”豁免条款。“容易采摘的果子”协议达成如此艰辛，一揽子协定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床异梦”的表象合作。下一轮谈判触及贸易议题核心内容，更是困难重重。
巨型FTA和区域性大国集团的挑战
欧盟、日本、美国之间启动建立巨型自由贸易协定（FTA），地区性大国为核心的区域集团冲击着WTO的地位，WTO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被架空、被边缘化的威胁。
首先，从经济体量和影响力上看。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国已扩至12个，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贸易额超过全球贸易的40%。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一旦达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世界贸易额的1/3，占全球GDP的1/2。2013年3月，欧日“经济合作协定”谈判正式启动，一旦建成其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约1/3。TPP和TTIP主要面向高收入、中高收入国家，提出了“高标准”、“高度自由化”的新时期贸易规则。当前TPP和TTIP成员国共39个，约占WTO总成员的1/4，占全球经济总量约60%，并且不排除今后扩容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WTO未来是否将成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成员俱乐部，或只是一个仲裁解决机构？显然，缺少美、欧、日等大国的WTO，坚守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核心地位将成为空谈。
其次，从谈判议题和规则制定权来看，TPP和TTIP完全体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利益，突出其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贸易秩序主导权的控制。TPP、TTIP涉及新的贸易“横向议题”，主张的投资保护、市场竞争政策、政府体制透明化、阻止企业垄断等，都是“新加坡议题”下发达国家关心和主张的问题；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也由发达国家提出过。这些问题早在多哈回合启动之初就曾设想将其纳入谈判的内容，但遭到了发展中成员的反对，因此被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于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另起炉灶”，在双边和区域的自贸区平台上进行谈判，意图建立起有利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新时期贸易规则。一旦区域自贸协定达成了贸易新议题的规则，而WTO框架下对于这些问题的标准为零，那么TPP、TTIP将会成为“WTO Plus（附加）”，WTO将丧失其国际贸易规则治理惟一的核心地位。
可见，后巴厘岛会议时期，“早期收获”余下议程以及过去20年间出现的各类新问题仍将被持续争论下去，如何能避免WTO和WTO Plus分庭抗礼的局面？WTO如何才能抵御压力、重拾其权威性？
关键词：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德国；中国；原因；“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1-0099-03
历经八百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在57个成员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七国集团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不顾美国的反对，先后宣布加人亚投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对德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解释道：“亚洲对德国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作为贸易伙伴。同时，亚洲急需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有利于地区稳定。德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亚投行是对现有的投资机构的重要补充。我们认为，亚投行将拥有像世界银行一样的高标准。”德国加人亚投行意义仍不容小觑，本文将对德国加入亚投行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希望中德在这一新平台的合作顺畅、默契，共同促进亚投行的建设与发展。
一、谋求国家经济利益
（一）寻求投资机会
亚投行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前景广阔。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基础设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2010-2020年，亚洲需要总计8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68%用于新建，32%用于维护和更新现有基础设施，平均每年所需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为7 500亿美元。不容忽视，亚投行还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融资支持。“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基础设施项目综合性强、关联度高，能够带动交通、制造业、服务业等诸多行业协同发展。在创始阶段加入亚投行，为本国企业及金融机构谋求最好的机会参与亚欧大陆基建投资，进而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无疑是德国加入亚投行的直接动力。亚投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密切欧亚经济联系，不参与其中就会白白错失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和良机。
（二）扩大贸易出口
基础设施的大联通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关键一环。亚投行通过对基础设施提供投融资支持，加强跨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提高贸易强度、降低贸易成本；将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层次和发展需求的域内外国家的经济联系起来，进而形成新的分工格局和贸易产业链。德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管作为一个原料买主还是一个制成品卖主，德国有赖于世界市场都是不可避免的。”德国的出口、进口走势近乎一致。可以说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考虑贯穿于德国的对外政策始终，加入亚投行当然也不例外。
首先，德国是世界贸易强国。2014年德国进口、出口、外贸盈余数据均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成为世界贸易顺差最大国。但德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除个别年份可以说连年上升、居高不下，2014年进口依存率为31.6%，出口依存率为39%。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出口下降，崛起的中国与亚洲市场对德国来说越发重要。德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02年以来中国就成为德国在欧洲之外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德国又是世界工业强国。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德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过去二十年基本未变。2014年制造业占所有经济部门总产值的22.3%，几乎与1994年（23.O%）持平，而欧盟各国的均值为15.3%。制造业总产值中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以17.5%居首，第二位机械制造占15.7%（2012年）。这一比重同样出现在出口商品结构中，分别为17.9%和14.6%。机动车辆、装备制造业出口和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是相互促动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使二者有了可行性。
亚投行将制造业和贸易出口完美融合，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典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开始注重实体经济，引导制造业回流，开启再工业化进程，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多个双边或多边场合宣扬“德国经济模式”。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对接将打造出新的国际贸易产业链，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加入亚投行，德国将大展所长，助力本国产品和服务对亚太地区的出口，进一步提振本国经济。
（三）争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最新数据表明，人民币于2015年8月紧随美元、欧元、英镑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实际上，近年来德国已在多个场合对人民币国际化政策表示支持，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争夺中也毫不放松。2015年10月默克尔总理第八次访华期间，德方表示支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两国央行于2014年3月28日就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安排签署备忘录，使其成为欧洲首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2015年5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与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就共同建设离岸人民币金融工具交易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法兰克福成立“中欧国际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平台的运营机构。在欧洲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争夺中，法兰克福又领先一步。
亚投行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在亚投行中，人民币将成为区域内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今后，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对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需求随着投资和贸易量的扩大还将持续上升，谁掌握着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谁就更能巩固作为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
二、深化与中国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近年来，中德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快速发展。2005年中德两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了“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7月双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3月主席访德期间，双方建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德关系“新时代”。2014年10月，中德政府磋商绘制了两国中长期深化合作的路线图――《中德合作行动纲要》。2016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九次访华，创下了西方国家政府首脑访华频率的纪录。
中德关系“三级跳”既表达了双方深化合作的意愿，也透露出两国对全球治理的共同理念与期许，即重视多边协商与合作共治。在《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两国认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构成错综复杂的挑战，中德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对和平和繁荣共同承担着重要责任。随着德国在欧洲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国在德国外交天平上的分量不断加大，两国在地区及国际舞台上协调立场的主动性和需求与日俱增。加入亚投行正是德国对中国“亲、诚、惠、容”周边战略与共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的支持与呼应、对中国提倡的“多边共治”、“合作共赢”等全球治理理念的认同与肯定。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取向，德国亦不例外。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又是唯一与中国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的西方大国。默克尔总理第八次访华期间，中德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强烈愿望。在会谈中，默克尔也再次重申了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支持。作为创始会员国，德国将帮助提高亚投行的运营水平、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有利于提升亚投行的信誉评级，提升融资能力。
三、谋求欧盟整体利益
金融危机后，中德两国携手应对挑战，同舟共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日益突显，中德关系也几乎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未来中德、中欧在全球治理方面将有更多的互动和合作的必要和可能。德国加入亚投行既是在统筹考虑欧盟整体利益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必将对其他欧盟国家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肩负着带领欧盟摆脱债务危机泥潭的重任。在欧盟的亚太政策方面，德国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德国人就在谈论，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以参加亚欧会议的亚洲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额为例，2011年欧盟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占欧盟进口总额的31-3%，出口量占欧盟出口总额的16%。2008～2012年欧盟对这些国家进口增长2.8%，出口却增长了11.0%。亚投行通过基建投资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推动亚洲经济发展，将为域外国家带来广阔市场和投资需求，对欧盟推动出口、增加就业、复苏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化中欧关系也是德国加入亚投行的一大考量。2014年4月1日，主席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远景目标：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和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德国是欧洲最强的经济体，中国与德国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深化中国与欧洲联系的发动机，”德国汉堡商会总干事长汉斯-约格・施密特-泰伦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变革，新一轮规则制定权之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亚投行此时成立，成为欧盟密切欧亚关系、巩固欧盟国际影响力的绝佳契机。德国选择在创始阶段加入亚投行，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参与共建影响亚投行的规则标准。德国与法国、意大利在参加亚投行的联合声明中谈到：“渴望与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一起来建立该机构，使其具有O管、保障、债务以及采购等方面政策的最高标准和最好实践”。
四、落实外交新战略提高国际影响力
首先长期以来基础设施需求与资金、资源不匹配成为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绊脚石。亚投行聚焦“发展”问题，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其次，亚投行能够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补充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难以满足。正因如此，在完善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方面亚投行大有可为，并将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l临的挑战，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走向更高水平。
最后，促进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成立亚投行既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尝试，也是推动国际经济民主化进程、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贡献。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项目主管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指出，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展潜力来看，亚投行有可能成为新的金融机制的雏形。
但是，现阶段作为一个新生机构，亚投行需要一套透明高效的运作体系以立足，也需要较高的评级以在全球获得低成本融资。德国加入亚投行，期望在共建过程中借助其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知识和人才，在这个新设立的国际机构中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借力”与“给力”的过程，当然从外交角度，这些最终落脚于提高德国作为大国的影响力上。
引领我国对外开放领域
深刻变革的科学理念
开放发展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先进理念。从国际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肩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和期待。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新角色相比，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不够高的矛盾非常突出。从国内看，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用好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用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开放发展理念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过去做法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以新思路、新举措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既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开放发展是深化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一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顺利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飞跃。只有打开国门搞建设，把一国发展置于广阔的国际空间来谋划，才能获得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和理念，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开放发展理念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抓住经济全球化时展的关键，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开放发展理念引领对外开放领域深刻变革。开放发展理念，赋予开放发展以富有当今时代特色、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发展要求的深刻内涵，必将引发对外开放领域的深刻变革。开放发展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是其他四大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联通国内国际的纽带桥梁，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动力源和试验场。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我国对外开放必将实现质的提升，迈出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新步伐。开放发展是观念、是体制、是格局，不仅将引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也将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事业。
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全方位升级开放型经济
开放发展理念，核心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目标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开放发展理念包含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等重要思想，将全方位升级我国开放型经济。
主动开放，把开放作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主动开放，就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开放促改革，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
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引进来方面，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在走出去方面，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投资大国以及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进双向开放，要求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公平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公平开放要求改变过去依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做法，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实现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进公平开放，表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必将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长期在华发展的信心。
全面开放，全面布局开放举措、开放内容、开放空间，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开放体现在开放举措上，就是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体现在开放内容上，就是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现在开放空间上，就是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推进全面开放，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共赢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共赢开放反对保护主义，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充足空间；主张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以开放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促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新格局。推进共赢开放，要求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实现互利共赢。
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推动
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宗旨，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同相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积极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应进一步加大制度改革力度，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上迈出新步伐。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人文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形成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双向投资布局，是形成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应贯彻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的思路，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加快内陆沿边地区开放步伐，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应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推动外贸由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着力建设贸易强国。完善双向投资布局，应在大力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同时，注重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促进形成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
开放发展的具体部署
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目前多数贸易项目以为，国际化就是引进几个国际着名的品牌，而真正的差距最主要是在国际化招商以及日后长期稳定的运营上。很多的开发商，都期看在做一个好的贸易项目同时，也能做一个地标性建筑，立一座丰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城市有这么一个好的项目。按照这样的思路，首先想到确当然是请一些大牌的国际一线的商户，为此不惜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这种代价的付出自然需要从其他的商户身上往找回，直接影响后续招商的效果，所以很多贸易项目门口最明显的位置或首层很辉煌也相当时尚，到里面或到了楼上，反差巨大，品牌档次下降很多。真正要把贸易地产做好，引进品牌仅仅是一个方面，要把眼光放长远往看待，慎重考虑品牌与本地实际消费现状的匹配题目，有整体眼光，还应该有适当的超前，但千万不能好高骛远。很多的贸易项目建筑的外观设计已经达到了国际化水平，但是还缺乏国际化的运作方式。
招商的国际化实际是对品牌的认知过程，想引进一个品牌的同时需要给它一个适合他的项目。每个品牌在选址时，无论是位置，人流量，城市消费水平，项目硬件条件等方面都是有其特殊要求的，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才有可能引进。国内贸易地产的开发流程，普遍是“拿地——建设——考察定位——选择治理团队——招商——运营”，只在招商和运营环节留有调整的余地和空间，一旦规划设计有缺陷，这种先天的硬伤是后期基本无法改变的，无论换多少个招商团队都很难扭转颓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外贸易地产的开发一般遵循“选址——考察定位——选择治理团队——招商——寻找投资基金——建设——运营”的流程。国外的贸易地产开发相对较为成熟，有专业基金公司投资贸易项目，开发商与投资者共同开发，在投资基金评审的环节，假如评审分歧格，则要重新进行选址、定位、招商等工作。简而言之，国外的贸易地产开发大致遵循“先定位招商，再建设”的规律，在建设之先已经做好了完备的项目定位、主力招商等前期工作，这样才能保证规划设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布局，才能保证贸易有的放矢地建设。
在经营治理上，国外的贸易项目通常采取持有经营的方式，只租不售，同一治理。而国内的开发商赢利的目标在于“卖展”，在于变现，至于卖掉之后如何经营，则漠不关心。事实证实，贸易项目是需要培育期的，街展、社区贸易的底商、休闲街的商展可以卖，但一个完整的贸易项目一定是持有经营才能做好。比如综合体的商展一旦卖掉，主动权完全把握在商户手中，香水店旁边可以开个小五金店，贸易氛围完全破坏，主力商家不屑进驻，招商愈发困难，必然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就会成为“死展”。 因此持有经营，才是贸易项目的唯一出路。
招商环节只能说是运营的开始，很多贸易项目品牌的引进在开业时往往不可能是一次到位，还需要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品牌的持续优化。贸易运营的过程实在也就是“客户”服务的过程，运营者既要对进住商户负责，又要想办法进步消费者购物欲看，单纯注重某一方面的客户都是不全面的。商场开业之后，一期商户进来了开业了，并不意味着运营就成功了，经济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要不断的往面对新出现的对手。经营过程中只有不断变化，推陈出新才能长久立于市场而不败。
国外的贸易运营非常重视精细化治理，精细化治理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源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理念，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以及服务质量的精细化对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治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治理本钱为主要目标的治理方式。贸易运营精细化治理包括的内容有精细化操纵、精细化控制、精细化核算、精细化分析、精细化规划和精细化服务设施。屈臣氏在精细化治理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区域经理的巡店治理，区域经理除了检查销售情况、员工服务、仪容仪表、店展环境、卫生情况等等，还会拿着陈列图逐个检查商品陈列是否按要求执行，拿促销表逐个检查促销商品是否都陈列出来，是否都按陈列指示往做，价格是否都有标签，赠品是否都按要求存放，所有检查都非常细致。 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精耕细作将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企业只有不断地深化精细化治理，进步企业的应变能力，规划好每一分钱、用好每一分钱、赚到可以赚到的每一分钱，企业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 环境成本内在化 制约因素 影响
一、贸易与环境的协调途径
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得到重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大议题。在贸易自由化理论中,不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禀赋理论,都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加以考虑。按照这些理论,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取得了所谓的比较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显然这些代价远非既得经济利益所能弥补的,而且还可能会给全球带来可怕的环境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本身还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渠道转移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前,以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不利于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要求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将自身的要素赋优势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以环境规则为基础,重新审视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持久的国际贸易利益,从而谋求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可见,要解决好国家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价格就必须充分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在产品成本中体现出环境这一要素赋的价格,即必须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将环境成本内在化。
二、环境成本内在化的途径及其制约因素
环境成本内在化在经济学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对环境外部成本进行估价并将它们内化到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中,从而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性,并形成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循环。
环境资源是有价的,但是如何确定环境资源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环境资源价格比较容易确定,如煤、石油等矿产资源;而有的环境资源,如空气、水、森林等的价格就很难确定。而且由于技术和产业自然性质的原因以及政策原因,环境成本占所有产品投资的比例也大小不一。再者,环境质量认定的标准随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因此我们很难用一种标准来衡量环境成本。
围绕环境成本内在化,庇古和科斯先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庇古认为应该借助政府力量征收“排污税”。但是政府要确定最优的排污税税额很困难。科斯认为,借助市场机制由政府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这种依赖市场机制来发生作用的方法,更具有持续性的激励作用,并具有公平性。但这种思路是以产权界定为前提的,因为产权不清晰,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环境资产而不付费,仍然存在环境成本外在化的问题。而产权界定是有成本的,有些环境产权的界定成本非常高,甚至很难界定其产权,如空气、河流和类似资源的产权确定。
三、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南北贸易关系的影响分析
1、环境标准的差异导致环境成本内在化的程度不同,对出口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同。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标准的高低影响到生产成本中环境成本的高低,对产品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据OECD(199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直接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为1%～5%。在美国,对全部工业来说,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平均为1%,污染程度最大的工业的比例约为5%,而对于经济并不富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其环境标准低,环境成本占产品的成本应该更低。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是发达国家的1/2,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则发达国家工业的成本劣势只占生产成本的0.5%左右,污染最为严重的工业也只占2.5%。而其他因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容易超过环境标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也就是说,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成本内在化中由于环境标准的存在,从而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1%～5%的成本劣势并不能根本的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1%～5%的额外成本对处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的企业来说是比较高的。
2、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扭曲了产品的价格。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同,各国的环境标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使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一样。一是环境标准高的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认为,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由于包含的环境成本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构成“生态倾销”的一种不公平竞争,应采取措施限制它们产品的进口,从而成为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和借口。二是由于担心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削弱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给高环境标准国家的政府施加了降低国内环境标准的压力,成为一国政府提高环境标准的阻碍。另外,各国形成的环境标志制度由于所依据的标准不一致,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形成一道“绿色壁垒”。同时,发达国家与环境标志配套的标准水平是动态的,而且其趋势是不断上升的,从而使同一产品类别中的大部分产品都难以达到要求。此外,“加工和生产方法标准与绿色补贴”也给发展中国家出口产生严重后果,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补贴行为通常会引起一些进口国以其造成价格扭曲违反自由贸易原则为由,征收相应的反补贴税,从而引起贸易纠纷。
3、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也使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标准不统一。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如果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到与发达国家相同,则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在理论上应该是高于发达国家,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也相应要大一些。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业中,污染密集型产品,即与环境成本内在化相关较大的产业,如石油和煤炭产品、初级金属、非金属矿产品以及木材产业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所以环境成本内在化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而发达国家的出口产业主要为环境成本较小的产业,如机械及运输设备。这种生产和贸易格局,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消耗来获取收益和提供环境服务,发达国家则是以资源加工获取高附加值,并利用全球环境资源,分摊生产的环境成本。可以说,当今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因此,治理全球环境污染的问题,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
四、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和环境的影响
1、环境成本内在化对贸易系统的影响。(1)使世界贸易更趋自由化。由于环境成本已内在化到价格中,因此现存的许多贸易限制已变得毫无必要。随着社会及环境成本的逐步内在化,国际贸易系统将更加开放。同时,环境成本内在化也促使了各种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贸易壁垒的消失,推动了国际贸易更加有序的发展。
(2)促使世界贸易发展更加均衡。随着环境成本的逐步内在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将会提高,于是发达国家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过量消费将得到抑制,而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影响相对来说小得多,于是世界贸易将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3)促使国际贸易的竞争更趋向于高科技领域。环境成本内在化导致的产品因原料价格上涨将促使一些公司和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而转向求助于高科技产品。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将是那些科技含量较高或用更便宜的投入替代品生产出来的产品。
2、环境成本内在化对环境系统的影响。(1)环境成本内在化是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根本途经。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环境作为一种资源计入成本而使产品的价格发生了扭曲。只有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产品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反映,环境与经济的协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实行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环境成本内在化以及贸易壁垒的设置,导致了许多资源配置不合理,也导致了资源利用率低和大量浪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过度消费(主要在发达国家),造成许多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在化,以正确的价格为导向,使得市场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3)实行环境成本内在的有利于推进清洁生产和全过程的控制。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能够使资源和能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在环境成本内在化后,使用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方法生产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竞争力比较强。而耗能高、资源消耗多的产品和工艺将加速消亡,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五、加快环境成本内在化
环境成本内在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治理,会危及生存和发展。而且,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所制定的许多与环保有关的政策措施,都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另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通过自己购买选择,决定了国际贸易市场上日益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才具备竞争优势。这些都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必须放弃传统生产中不科学、破坏环境的方法,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结果显示,事后治理污染的成本较事前采用适用技术,其成本将高出25%～50%。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进程,否则就会失去很多贸易机会,从长期来看,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加快环境成本内在化过程中,首先,应从自身出发,提出有长远眼光的内外政策措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跨越这道绿色壁垒。其次,政府可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协作,同时完善国内立法,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并推行环境标志制度、健全ISO14000环境认证体系,多渠道加大环保资金投入。最后,要增强环保意识,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促使出口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避免重蹈“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
【参考文献】
[1] 赵玉焕:贸易与环境[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