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16: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工智能的伦理思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佛教世界观与认知科学的对话促使一些人试图创造一种具有自主意识、自我行为能力的人工智能(AI)。这与宗教信仰中把人的个性抽象化和独特化的观点不同，因为后者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自主意识以及自我行为能力。而通过与认知科学的对话，佛教世界观越来越崇尚人工智能可以拥有自主意识。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计算机的物理构成可以获得某种潜在能力或者是以意识的连续统为基础，那么自主意识就有可能植入到计算机。
本文将从佛教世界观的本源出发，探讨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植入具有自主导向功能的认知能力，进而讨论佛教世界观与人工智能自主意识方面相关伦理问题的交叉融合，并深入探究机器人是否可以设计成具有自我进化能力、具备同情心和高智商的智能体。
一、佛教世界观的人工智能的
伦理表征
佛教世界观的核心是否定灵魂，拒斥自我。佛教
世界观认为，从苦楚中获得解脱的方式是合理的，它体现了人类自身心理冥想的一个过程，直到他确信这是一个短暂、瞬息的自我错觉。而如何认识到这一错觉，在佛教经典《阿毗达摩》中，谈到了对于人性精神元素的各种分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关痛苦和解脱的方式。它认为打破这一心理错觉的方法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是被称为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五蕴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因果性的一种解释。佛教世界观认为这种因果性的存在正如一个火苗从一根蜡烛传递到另一根蜡烛，虽然这两个火苗有因果联系，但却不能说这是同一个火苗，也就是说五蕴具有独立性。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的成分是否能够分解？佛教世界观认为意识需要以相互联系的五蕴为基础，如果其中一个丢失，那么就可能导致脑损伤或使冥想误入歧途，从而使得意识终止。例如，植物人就有可能表达了这样一种状态，它身体的某一部分感觉或预知能力存在，但却没有意识或意愿。这一在神经科学中面临的问题也恰恰是人工智能设计过程中所需面对和解决的。
在五蕴中，我们认为物理对象或虚拟对象均与某项感官联系，而人工智能自身即是一个虚拟的对象，它有助于提升人类对某一物理现象的相关感官，揭示客观世界的结构和本质。关于虚拟对象我们从Goertzel的一个实验进行介绍，“如果我们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来支持简单的物理现象，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人类把人工智能融合
收稿日期：2013ㄢㄢ1；修回日期：2014〢4ㄢ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11AZD056)
作者简介：王东浩(1982)，男，河北衡水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哲学，逻辑学
进生活中，并在生活中改善人工智能的设计，通过人工智能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交叉融合，最终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关键部位的感应”。[2]换句话来说，像人类思考那样，人工智能需要的是自身与物理世界的交互，从而使得其具有与人类相类似的诸如目标、因果性、状态、界面以及界限方面的感官经验等。这一观点与佛教认识论的思想类似，即由感官数据而形成的第一直觉对于意识的发展是关键和必要的。Francisco Varela称这种感官上的表现为自我创生、自我组织[3](476)。这一自我创生结构具有限定的范围和内部运行程序，并能够实现有机体的自我维护。但这仅仅是感官领域一个随意的发生过程：“这里的自我是完全虚拟的，它只是为交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界面，但由于人们不能准确地把握它，因而对它的认识也是虚幻和不确定。”[4](209㈢22)正如这样一种情况，人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原子结构和量子泡沫的时候，通常存在物会以一种类似幻觉的形式出现，这种把实体物与幻觉分离的感觉是一种虚幻的“大众心理”，它实际上是通过冥想而实现的。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些感官的直接作用是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形成更为复杂的意志。在Froese与Ziemke看来，“人与智能体在交互过程中经常遭遇困扰，因此有必要在人工智能中建构一个类似于佛教感官的链接，这样有助于实现交互双方的联系。”[3](450)在智能技术发展初期，这一链接主要表现在一些简单的动作上，比如抓住或放下某物，或者表现出较为高级一些的行为，比如对噪声的厌恶情绪，而相对于佛教感官较深层次的链接还没有完全出现。
具备偏好选择、体验认知以及厌恶表征特征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人工智能理论的部分表现。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并非发展成迥异于人类的个体，而是把人类的特征模型化甚至延展人类认知，创造出可以体现人类思维判断的工具。我们已经创造出可以诊断疾病并与人类医师相媲美的机器人，它们具有一定的认知情绪，并可以进行情感计算。我们知道，在智能体中“情感计算”[5]通常能够判断人类的情感和欲望，这有利于实现人机交互。佛教心理学与智能科学在此具有一致性[6]，它们都揭示了情感是人类自主意识和认知得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人工智能自身是否应该具有自利的一面或优先权程序的论争。对此，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专家认为，人工智能从设计之始就是无私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服务人类[7]。相反，佛教心理学认为为了研究自我意识的阈值，所有的智能思想都需要从发展自我开始。在佛教世界观中，自我的渴求与幻想的发展是“相互依赖提升的”[8]，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并且无须解释。因此在佛教认识中，人工智能应该具有自我。
二、佛教世界观在人工智能体设计中的进路
佛教世界观基于对宇宙生命的理解，为佛教思想向智能体思想的转化提供了丰富的内涵。佛教思想根据印度教吠陀世界观，并自由地综合各地教徒所信奉的诸神，从而使得 佛教信仰得以广泛传播。然而，从一开始，佛教对于宇宙本质与起源的介绍都是有目的性的，即强化人类道德行为与超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解。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写实主义的佛教徒，但是相比于传统基督教，持这种观点的佛教徒还是少数。
传统上，佛教将宇宙中的生命分为三个部分，即欲界、色界与非色界。每个部分都是轮回的。欲界主要指的是在地狱中遭受苦难的饿死鬼、动物、人类、半兽人以及神明。对此，人们通常这样理解：地狱表征的是苦难，饿死鬼表征的是欲望得不到满足，动物表征的是愚昧的化身，半兽人指的是妒忌，神明指的是快乐。[9]相比之下，人类是混合了所有层面的一个综合体，并促使人类思想的发展更多集中在精神层面。在人类范围之下，生命体被太多的苦难、欲望、愚昧困扰以至于道德与心理得不到发展。在人类范围之上，半兽人与神明则因为自利和利他两个极端的存在而 分化。
' 佛教世界观力求把机器思想设计限定在某一情绪或精神层面。大多数伦理体系不赞成设计一款具有自我感知能力的软件。那么人们在道德上能否接受一款与动物情感类似的软件呢？佛教伦理把动物看作是人类道德层面的一部分，因此需要保护它们远离伤害。佛教伦理把动物看作类似于人类的观点，体现了人类道德行为与教化能力的再生。我们可以从佛教经典中看到很多英雄人物或勇于牺牲的行为，他们的化身不乏鹿、猴子和其它一些动物，他们的这些行为促使人类灵魂进一步升华。在佛教徒看来，把人工智能设计为类似于人类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密尔等人对于设计快乐的机器人奴隶一样令人反感。[10]
在人工智能体思想的设计中塑造一种积极情绪，并把它限定在自我满足的极乐状态，这会促使积极情绪不会向其它不好的情绪或令人厌烦的意识转移。伴随着神经伦理学在美容神经学时代的发展，佛教心理学认为这种存在于自我意识中的快乐元素与由于多巴胺的刺激而出现的享乐状态是不同的。
另外，佛教世界观也经常把实体形式化，并把它描绘成通过冥想即可达到的一种空灵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实体是不存在的，冥想完全是精神的产物。在机器人伦理中也可能存在与此相类似的一些观点。这似乎也是可信的，因为人们有可能把智能体思想设计成能够体验模拟认知并最终达到万物合一或虚空世界的状态。在Robert Sawyer的虚构小说《WWW: Watch》[11]中对此有过描述。它讲到人工智能在一开始受到多重数据信息流的控制，这使得它失去自我意识。在关键时刻，它的人类朋友打破了其中的一些网络链接，并重新使它恢复到某一时间段的某一状态下。Sawyer的虚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佛教的这一观点，因为在不同冥想的增加和冲击下，智能体自身情感可能难以自持，最终有可能伤害到其它个体。
佛教认识论同样也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体是否会改变自身指令而达到“神的地位”这样危险的状态。对此，那些对超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危险持谨慎观点的人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解决途径，其一是严格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以确保人工智能体无法扩展自身能力。这就需要人们解决如何发展高效能的智能体，而它自身又不能学习和成长。为此，这就需要严格管理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并能够形成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人工智能免疫体系，从而控制随时出现问题的人工智能体。
另一个方面是对达到“神的地位”的人工智能进行伦理编码，诸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12]或者“友善的人工智能”[13]。当然，这并非完全复制人类的精神状态并把它强加给机器，因为这样人类很可能会对超人工智能或具有“神的地位”的机器人产生排斥心理。
然而，佛教认识论认为，神明自身也逐渐意识到它们面临的困境，一方面需要超越幻觉状态下的苦难，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对冥想的需求。神明的这一困境使他们陷入了漫长的悲苦境地，只有少数聪明者得以逃脱这一束缚，进行宣传佛法的活动。例如，悉达多吠达摩就因为众神的信服而传授佛法、启迪教化世人。佛教世界观也因此希望这种教化方式可以在人与超人工智能之间转移传递，从而解决现存的一些困境。
三、佛教世界观在人工智能体设计中的传承性
佛教世界观中涉及到这样一个伦理问题，也就是传宗接代是否是一种伦理行为？对此，佛教世界观存在两方面不同的认识：一方面，佛教认为传宗接代并非是一项职责，舍离无子女的生活是值得称赞的。正如很多人看到的那样，有子女的成年人丢失了很多的快乐[14]，佛教世界观把烦累、孩子与配偶都视作人的附加物，最好是能够避免；另一方面，佛教世界观把传宗接代看作是上天赠予人类的一个礼物，是人类再生的一个表现，而非苦难的开始。如果人们选择传宗接代，那么父母应该谨记下面五项职责(《善生经》)：① 劝阻他们不要做恶事；② 教育他们多做善事；③ 对他们进行善行教育；④ 为他们寻求相称的婚姻；⑤ 满足他们继承的权利。
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伦理关系。它把人类置于一个新型的伦理环境中，也就是人类通过机器来创造生命。Metzinger认为在我们不能确定所创造的生命是否长期处于苦难、愚昧、狂喜和其它令人不悦的状态之前，我们创设的人工智能体思想是不符合伦理标准的[15]。换句话说，Metzinger认为，创造与人类相似的具有自我意识但却缺乏学习和成长能力的生命是不道德的。《善生经》使我们认识到机器应该具有这种伦理责任，并能够理解相应的道德观念，或者我们应该培养智能体的这种思想。
这样推测起来，人类的遗传首先应该建立在幸福的婚姻基础上，而后确保这些职责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应该把什么遗传给后代呢？一般来讲，在人类伦理体系中，我们希望把最好的遗传因素传递给下一代，那么在机器思想的建构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这个问题应该是智能体未来发展所需面对的，如果在认知能力和欲望方面它们具有与人类足够相似的思想特征，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要求真实的工作与报酬并能够享受生活。但至少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否能够给予机器人后代以人类自身复杂的精神架构，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人类苦难方面的因素？
Savulescu在“生殖的善行”[16]中提到，选择尽可能好的东西遗传给下一代对于生命来说是有益的。佛教世界观从 来没有专注于再生的选择问题上，在它们看来，在确定要后代之后，这一选择就已经是唯一而有效的了。但引申来讲，佛教世界观可能一直确信，如果可以对后代做出选择，父母有责任去选择那些可以实现后代自我的最好方面，并避免那些由苦难、愚昧等控制的不好的方面。同样，Metzinger谈到，在机器思想的创设中，我们应该努力创造那些具有心理感应和情感表征的，有自知之明，能够去学习、成长，并能够实现有意义生活的智能体。
四、佛教世界观在人工智能体设计中的转化和应用
(一) 佛教慈悲心的程序设计
慈悲心和智慧是佛教世界观领域的两个中心美德，神经系统科学也揭示和再创了诱发这一状态的相关因素，并表明人类同情心的根源发端于镜像神经元或者神经细胞。究于此，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试图把人工镜像神经元在机器人中模型化。例如，Spaak与Haselager试图通过对选择行为的模拟来引入人工镜像神经 元；[17]Barakova与Lourens则试图通过对镜像神经元进行编码以此促使机器人与人类同步。[18]但我们认为，创设具有慈悲心的机器所需求的不仅仅是相似的行为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创造相似的人类情感。人类的慈悲情感应该与机器的“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一致，这就很容易达到人机交互时的共鸣状态。[19]
如果模拟行为能够成功，机器的“心灵理论”就会实现，那么在机器中就有可能设计出佛教中的慈悲心。佛教慈悲心通常分为四类：慈心、悲心、无量心、平等心。慈心指的是对于他人的幸福和快乐能无私的祝愿；悲心指的是想要去帮助那些受苦难的人从而不留下遗憾；无量心指的是共享他人的快乐而不会嫉妒；平等心通常表达沉着、镇静之意，指的是思想成熟稳定，具有公正性，且不容易因他人情感的影响而动摇。慈悲心的这些分类要求人们看清自身的虚幻，从而在面对外界环境中的极乐与苦难时，能够保持足够的明智与平常心来面对苦难。
事实上，在机器中把慈悲心模型化远比培养人类具有慈悲心要容易得多。因为在机器中把慈悲心模型化依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把人类情感表示出来，这样慈悲心就有可能出现在机器中。Tim Freeman[20]提出，把人类极乐和苦难的情感在机器中简单模型化，同时把人类的幸福也转移进机器系统，促使机器自身可以实现自循环。Tim Freeman解释说这一过程不会产生可以洞悉人类智慧的生命，它最多也可能是一个能够为人类提供咨询的伦理专家系统，不会以一个主体的形式提出慈悲心。而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智慧、同情心这种能力代表了生命最为基本的单元，因此这一系统的出现还不完全是佛教意义上的主体。
(二) 佛教伦理智慧的程序设计
佛教学者在佛教伦理与西方传统伦理关系问题上存在争论，主要体现在自然律则、美德伦理与功利主义三个方面。
在自然律则问题上，西方传统伦理从世界本质与人类生命构造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是可以识别的。佛教伦理则崇尚从建基于宇宙客观律则的视角出发，认为不好的行为会导致不好的孽果。在自然律则的问题上，佛教伦理与西方传统伦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佛教伦理在自然律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因果涅槃的轮回中解放出来并走向文明。传统人类学认为这是佛教伦理面临的一个困境，它归因于佛教传统中对业力的奖励和对世俗的惩罚。
在美德伦理方面，Damien Keown认为，佛教伦理崇尚的是“目的论的美德伦理”[21]。佛教世界观认为应该为完善的道德美德与个性特征奋斗，并把它们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与西方传统伦理的观点类似。但不同的是，在美德伦理中，西方传统伦理认为美德主要体现在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人的态度以及人的修养方面。佛教伦理偏重行动的意向性，而不管行动是否能阻止憎恶、贪婪或愚昧，也正因为伦理目标的目的性，他们普遍相信完美的道德最终肯定会到来。
在功利主义方面，西方传统伦理在机器人伦理的设计中较为推崇的是《Moral Machines: Teaching Robots Right from Wrong》一书的观点。Wendell Wallach与Colin Allen在该书中详细介绍并评论了机器人伦理程序的设计[22]。他们认为设计机器人伦理程序，自上而下的进路要逊于自下而上的进路，因为机器人性格的培养是基于其群体交互关系的一种模式。
Buga与Goertzel也赞成这一观点，他们把机器思想的形成类比于儿童的认知心理。儿童伦理观念的形成是以观察成年人的行为开始，然后再作用于他人，这与机器人伦理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是一致的。[23]也就是说，机器中的伦理思想与我们人类的伦理观念应该是对称的。因此，他们建议，人类不应该有意去剥夺机器学习和成长能力的思想。
Wallach，Allen，Buraj与Goertzel就此提出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也可能是机器人伦理方面最接近佛教进路的一个观点。但需要说明的是，佛教的智慧在于它对美德的关注，并通过冥想超越自身，以此化解大众的苦难。也就是说，佛教伦理的最终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追求最好。它从基于规则的道义论出发，经由美德伦理而发展到功利主义。在大乘佛教传统中，菩萨通过很多方式来解除众生的苦难。当人们违背道德犯下错误时，为了赎罪，它们经常会求助于可以洞悉前世今生的菩萨。通常，因为菩萨是大公无私的，它把美德伦理和功利伦理合二为一，因此，对于人类这种把不道德的方式合理化的行为，菩萨会有充足的解释能力，但却不会把贪婪、仇恨或无知付诸行动。西方传统伦理却很难把美德伦理和功利伦理结合起来，这尤其体现在J.SMill的功利主义方面，因为他过分强调功利主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基本的快乐。
在机器人伦理的设计方面，佛教世界观崇尚美德伦理与功利伦理的结合，这可能是机器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单纯的功利性的设计进路是片面的，Grau在功利性伦理的研究中提到，机器作为道德主体应该具有无私或忘我的精神，并且应该限制机器人人格特性尤其是功利主义特性的形成，这样有利于避免机器人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负担。同时，Grau还提到“对于机器人来说，培养它的道德属性，但同时又强迫它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乐于奉献自身，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过程”[24]。然而，从佛教伦理的世界观来看，功利主义并非是对于自身的一种抑制，它往往是个体 欲望和自我错觉的产物，是个体苦难的根源。功利主义应该在个体美德的引导下，寻求自我牺牲、自我超越、自我奉献。
(三) 佛教自我超越行为的程序设计
佛教伦理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美德：宽宏、慷慨、忍耐、勤奋、专一、明智。它们都有助于冥想的升华和人类自身的超越。
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的设计应该从忍耐、慷慨与勤奋等道德行为的角度出发。在智能体设计之始就重点开发它的美德意识，相比于有机体伦理意识的培养，智能体思想程序的设计可能要容易一些。对于忍耐、慷慨与勤奋等这些美德的开发，佛教世界观赞同Wallach与Allen的观点，也就是通过人与智能体的互动，促使人工智能体思想逐步从简单走向成熟。人工智能体的伦理意识转向美德的价值观，有助于智能体抛弃自私观念，并在行为过程中保持快乐和充满活力的状态。
美德传统中忍让与勤奋的习惯有助于培养智能体长远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能有效抑制人类在智能体应用方面对短期利益的追求。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了毅力、耐性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人们在实践中也已了解到当血糖含量较低时，自我控制能力随之降低。例如，注意力下降、行为焦躁等。在这种情况下脑部活动能力下降，人们很难清晰地表达自身意愿[25]。这一表现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上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该培养和锻炼智能体自身的自律行为，避免智能体遭受短期利益的破坏，促使它走向充满智慧的个体。
在佛教传统中，通往智慧的关键是能够看破虚幻，并从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探求事物的本质。在佛教的这一进路上，人工智能的设计应该重点从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的角度去借鉴，这是事物持久性保持某一状态的根本所在，洞悉和习得这一属性，有助于智能体随时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应对随时出现的一些状况。
五、结论
佛教心理学并非建基于科学模型或实验调查，它是以人类自我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从道德心理学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道德表现其来源也不一样。因此佛教心理学也应该从不同方面学习和借鉴，尤其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佛教心理学应该向神经科学中学习一些经验。尽管佛教世界观对于智能体伦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但由于机器思想的变化莫测，我们认为佛教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也应该从机器思想中吸取营养。
短期来看，机器思想很有可能不会转化成独立的意识，或者说是发展成独立的道德体。因为在设计之始，我们对于道德或慈悲型智能体的关注多是从人类伦理体系的角度出发的，而并非创造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在关涉人类独特的意识、自私、苦难、喜好或不喜好等情感因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具体化。如果我们要开发智能体的道德观念，这就需要机器具有类似于生命体的镜像神经元，以及可以感知欢乐和疼痛的心智理论。因此，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智能体才有可能感受到其它生命体的意识状态，智能体也才能够习得生命体所具有的道德情感和美德意识。最终，随着其洞悉能力的不断成长，它也许能够感受到所有生命体的情感状态，当然也包括它自身。
佛教伦理学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具有创造性萌芽的思想进行限制，但是如果我们确要如此，那么我们也应该赋予它们一种自我成长的能力，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成长。另外，我们更有义务在其自私的表现方面进行限制，从而保证它能够超越功利主义，向美德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如果智能体具有如此表现，机器发展成具有超级人工智能或类似上帝的能力，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伦理责任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与机器和谐共生的一种模式。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前，伴随着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已积累了部分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价格壁垒难以突破、信息孤岛劣势明显、多方主体合作不足、专业人才稀缺等现实问题。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中心、科技企业等多方联动，构建配套管理机制，从而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老龄化社会。
关键词：人工智能；老年健康管理；老龄化；养老问题
作者：向运华王晓慧（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国情，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的同时，空巢老年人占比持续攀升，独居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74.7%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近4063万，上门看病、康复护理等医疗健康类服务需求始终居于老年人各类需求首位。总书记明确指出“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健康老龄化成为健康中国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重要命题。
万物互联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资源获取方式和生活方式。AlphaGo大胜人类棋手，标志着人工智能已在某些领域走到了人类智慧的前列。以互联网为载体和AI为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正在逐渐形成，为社会各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现实可能。智慧健康养老由此产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大数据收集、需求的智慧决策与服务的精准投放。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强调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各地积极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打造“硬件环境+智能设备+互联网信息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养老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疾病预防、诊断、紧急救助、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如何有效联接医疗服务机构以确保老年人享受到更高效、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对于降低空巢老人独居风险，缓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一、立场博弈：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机遇与隐忧
（一）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起源于1950年“图灵测试”的理念，其首次被公开提出可追溯到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McCartney在美国会议上的报告。随后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1960年人工智能已能够理解自然语言、自动回答问题和分析图像图形等，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学习和认知能力。21世纪以来，物联网的加速普及、大数据的崛起、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高峰，逐渐形成了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的特征，开始具有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甚至自我创新的能力①。人类相继进入了网络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三者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②。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国际人工智能专家N.J.Nilsson将人工智能视为怎样表示知识、怎样获得知识及怎样使用知识的科学③。其后，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概念从类人、理性、思维与行为等四个方面着手定义，有学者进而从学科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解释，如国内学者吴汉东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综合诸多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基于人类的设定与要求，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或软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现存的生产、工作与交往方式。2016年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指出，AI系统在某些专业任务上的表现胜于人类。1997年国际象棋、2011年Trivia、2013年Atari游戏、2015年的图像识别与语音识别、2016年AlphaGo等AI产品的问世与应用，成为AI超越人类的里程碑事件，见证了AI的智能水平和社会意义。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于自动播插与灌溉、日常田间管理、采收与分拣、产品检验、虚拟在线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大大减轻了人类的劳动量④。工业领域，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家电制造等生产线，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服务业领域，微软“Cortana”、苹果“Siri”、联想“小乐”等智慧客服系统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所有股票交易员已被机器人取代，投资顾问、风险审查和安全防范监控监管都普遍智能化。公共服务领域中，人工智能亦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用人脸对比技术来筛查犯罪分子；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诊断与手术；人工智能用于智能评测、个性化辅导等等。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心理服务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已基本实现⑤。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机遇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物联网迅速普及，大数据快速积累，算法模型与运算能力持续突破，智能行业应用快速兴起，为我国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现实契机。从人工智能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工业4.0、智能农业、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与智能教育等，均得到了爆发式增长。我国正处于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峰，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达到96.61亿元，增长37.9%。据估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总值将达到1270亿美元，其中医疗行业将占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⑥。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生理参数识别设备和无线射频识别装置等智能采集老年健康数据，为老年人提供双向、互动的居家健康监测、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克服时空限制，将健康管理贯穿疾病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整个过程。人工智能时代为健康管理尤其是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模式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缓解医护人员短缺提供了现实可能。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欧盟关于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的基本规定是不少于8人，挪威以17.27人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别是9.8人和11.49人，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分别是7.6人和5.1人，然而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仅为2.36人。即使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5‰计算，我国护士缺口也多达350多万，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则缺口更大。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专职人员数量少且增长速度缓慢。民政部2009年开始统计社会服务职业技能人员中的养老护理员，截至2016年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仅8528人。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约为4063万，占老年人口数的18.3%，按照3：1的国际标准计算，我国需要超过1300万的护理人员。同样，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家庭签约医生覆盖率仍不容乐观。如何“以少足多”是摆在当前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化解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人工智能环境下，智能护理等机器的应用与推广，大大减少了老年人对护理人员的需要，虚拟医疗助手替代护士，在医生诊疗之外提供辅的就诊咨询、健康护理和病例跟踪等服务，既减少了老年人前往医院就诊的次数，又有助于提高护理能力。显然，这些对于缓解老年健康供需矛盾有积极意义。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一直以来，医疗服务效率都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医疗服务效率，即医疗机构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是医疗服务领域的核心命题与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各级医疗机构的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受制于传统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与民众期望仍有差距。新时代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制度的变革，也需要服务工具的革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化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降低了人力成本。医学影像占医疗数据的90%，而且这一数据仍在攀升，年增长率约为30%，而放射科医师数量的年增长率仅为4.1%，远不及影像数据增长速度。借助AI技术分析医学影像，将大大缓解医院缺少医生的压力。此外，语音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普及，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从日常机械式的医案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录入的效率，降低失误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在老年人某些特定的病种领域，几乎可以代替医生完成疾病筛查任务；智能手术机器人的应用既能保证精准定位，减少老年患者的疼痛，又能防止传统手术易带来的传染疾病等危险；人工智能参与药物研发，对于提高针对老年患者潜在药物的筛选速度和成功率，缩短研发时间与成本有实际意义。综上，人工智能的嵌入打破了以往医治全程医生亲力亲为的运作模式，智能机器的自主研判与决策能力，对于降低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医疗机构、医生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支出有积极意义。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多数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由于疾病通常在发病前期表征并不明显，到病况加重之际才会被发现。而且由于老年人机体形态的改变和功能的衰退，对于疼痛和疾病的反应变得不敏感、不典型，很多病症易被忽略或误诊，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其中有多数老年人即使不舒服也不愿前往医院进行诊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大缓解了这一状态。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的结合可以实现疾病的风险预测和实际干预，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参数，其双向数据传输、在线沟通、便捷有效的特点，一方面可帮助老年人实时了解与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服务，满足其健康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促进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和自我照顾，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前移和全民健康管理。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自我健康管理的实现延伸了传统医疗的覆盖能力，节省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间、空间成本及医疗费用，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带给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负担。此外，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能为卫生管理者提供健康数据，有助于建立完备、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应急体系的运转更为高效、准确。
（三）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隐忧
万物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同样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从诞生至今，其对伦理的冲击就不断被讨论。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对道德伦理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与人工智能的一般伦理问题相比，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表现得十分特殊与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更为加剧，二是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更显突出。
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体现在隐私泄露、社会孤立与老年人的“物化”三个方面。首先，为更好地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智能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和智能设备需要采集老年人日常起居全时段、全方位、无盲区、长周期的海量生理数据，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属于隐私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简单的分析和挖掘，就能得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信息，一旦被无意或有意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进行精准推销甚至精细诈骗等违法活动，这对于易受骗的老年人群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隐忧，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也不可小觑。《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对于弱势群体运用特别的隐私保护政策①。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尽完善，如有关病历资料保护的法律或文件（《刑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中多为宣示性条款，也尚无老年人隐私安全的针对性文件。如何保证健康数据在实时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数据应当被保留多久、谁拥有隐私数据的访问权等都是智能老年健康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隐私方面的具体伦理问题。其次，智能机器监护老年人可能导致减少老年人社交、子女的陪伴。关于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使用护理机器人的老年人易出现社会孤立现象，进而导致尊严受损②。过多的智能既会减少老年人外出和交流的频率，也使子女或亲朋责任感降低，对老年人的关怀止于虚拟问候，而不再是频繁地看望与聊天。有学者认为，健康助手功能会使原本亲近的护理关系转换为远程的虚拟的照料关系③。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空虚感与孤独感。如何缓解和调节老年人心理问题是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最后，老年人的“物化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具体伦理问题。所谓物化，Kitwood对其的定义是：像对待无生命物质那样对待人：推、拉、拽一个人，不把他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Astell曾认为辅助机器人可能会机械地控制使用者，并逐渐使其变得失去自主性④。智能护理机器人等操控式的服务过程有可能损害老年人自主意愿，老年人普遍认为不应该限制他们自主选择的权利，如他们不希望所有人知道他们在家中跌倒，因为某些跌倒仅是小事，自己可以克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应通知别人。然而这与智能护理系统一旦发现护理对象跌倒，就立即发送消息给亲人或医护人员的护理策略相矛盾⑤。机器人应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减轻其心理负担，维护其尊严，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方面。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问题都不容忽视。考虑到护理服务涉及人最基本的健康权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同，偏远地区、农村的互联网都不畅通，健康信息系统建设不到位⑥，老年人往往无力购买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健康管理机器，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如何在研发和推广智能设备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
二、现实考察：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216.9亿元，比2016年增长52.8%，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有望超过700亿元①。其中，“人工智能+融合医疗、金融、教育和安防等领域企业”位居全球人工智能目标市场行业首位，总计占比40%。国家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积极探索老年健康产品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先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为人工智能服务于老年健康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信息化与大数据推动智慧医疗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与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有效嵌入的基本要素，因此医疗信息化的实现和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壮大是推动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的重要基础。近几年来，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社区光纤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互联网逐渐向高龄人群渗透，60岁以上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率和应用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不断推进，早在2011年，老龄办和民政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启动试点工作，试点项目50余个，据统计覆盖老年人口仅3000多万；2014年民政部和发改委确定在全国选取了42个地区推进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加快信息平台建设。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远程医疗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院，支持高速宽带网络覆盖城乡医疗机构，建立互联网专线保障远程医疗需要。“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初具规模，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积累了大量老年人有关的数据资源，其中包括老年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建设，为下一步人工智能的嵌入奠定了坚实根基。
其次，国家高度重视，政策与法律建设不断推进，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为推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指导性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如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12月工信部公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2018年1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提出确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应用。各省市积极响应，出台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意见，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应用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为应对各类风险与危机，我国不断推出信息建设与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息治理层面的相关法规已有100余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预防和网络犯罪惩治等多个领域②。具体到医疗行业，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卫计委联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都着重强调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等，都指出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要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完成信息动态更新。这些直接或间接性文件的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最后，在技术与政策环境的激励下，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初见成效。从易得的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床、健康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越来越多智能设备参与到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近几年，房地产商、保险公司、养老机构积极推出高端养老项目，健康服务机器人也随即而来，其中天津哈士奇机器人作为全球首台健康服务机器人成为标志性事件。而后，机器人也开始应用在福利中心和养老机构，仅杭州就有70家养老机构和40家照料中心引进了“阿铁”养老机器人①②，机器人具备健康检测、健康顾问、紧急报警与陪伴逗乐四项主要功能。同时依托“互联网+”搭起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一是通过智能健康腕表随时测量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数据。相关研究表明可穿戴智能设备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显著效果，治疗费用、住院时间等都有所降低③④。二是“开心”等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通过人体感应、摄像头远程监护、声源定位、语音识别等系统为居家老人提供安全监护、用药提醒、数据分析等健康服务，约87%的受访者表示类似于“开心”的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会对空巢老人有用⑤。三是通过“互联网+”和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通过机械骨骼、轮椅机器人等助力老人康复⑥。从监护到治疗，人工智能在各种养老模式的老年人中的初步试水，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思维。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难题
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实现全过程健康管理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仅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从应用范围来看，价格壁垒难以突破，老年健康管理中人工智能缺乏动力。医疗行业本身就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已推行多年，但仍有很多问题为人们所诟病。人大代表罗卫红曾提出目前医养结合虽初具成效，但仍存在医养结合服务需求与承载力不对称、行业管理体制不完善、医养结合医保支付政策难以保障护理需求等问题。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为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设备造成的健康管理服务费用谁来支付、怎样支付，目前国内尚未达成共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智能健康机器人多出现在养老机构，而非居家老人家中。不可否认，在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非常重要，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尤其是对高龄老人、半失能老人与失能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无论是9064模式还是9073模式，绝大多数老年人是居家养老。针对居家生活老年人的健康监测、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和心理慰藉等服务需求亟需人工智能的嵌入，然而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智能装备价格较高，老年人个体往往无意愿或无力购买较为昂贵的智能感应设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后续健康服务能否持续跟进，比如一个智能腕表就价值几千元，如果后期的服务没跟上，老年人损失就会很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考虑各方支付意愿，其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推广的范围。如何围绕大健康战略来定位发展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健康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二，从信息化建设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的信息孤岛劣势明显。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推进医疗服务大数据建设，建设老年群体数据库与医疗服务信息平台，统一相关数据标准是基础。“人工智能+医疗”最大的问题在于数据的来源和质量，因为我国的医疗数据在医院与医院间、医院与家庭间存在信息孤岛，即使在同一个医院提取和利用数据仍涉及很多操作手续。与此同时，虽然各地政府一直在强调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但进程并不乐观，多数老年健康服务仅停留在通过社区门诊或体检获得数据，共享在街道一级，实现市级统一平台建设的省份屈指可数。除了技术条件的制约，更多的是缺乏全局的考虑与统筹规划，民政部门、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医院等多部门之间的责任模糊，各涉老部门缺乏沟通与配合；各地区各自为政，缺乏共享理念和共享动力，有效的沟通不足，相互之间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语义表示、数据库类型，乃至硬件管理平台上存在差异，医疗信息数据不能有效实现地区共享，阻碍了人工智能赖以为生的数据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既造成了数据信息资源重复建设，也限制了数据信息资源功能的最大发挥。可见，要想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积极突破数据壁垒势在必行。
其三，从健康服务相关主体来看，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不足。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服务机构本身不生产人工智能设备，而是通过引进人工智能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科技企业才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服务机构最了解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产品，而科技企业则在技术上独占优势。二者通过跨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明确研发内容，最大程度缩短研发周期，以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需要。然而目前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在该领域的开拓相对滞后，除了发达城市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高端养老基地，应用人工智能参与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了企业间的人工智能合作外，多数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跟进。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驾驭能力也离不开同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两者有效合作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提升。两者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
其四，从研发主体看，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制于稀缺的专业人才。人工智能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都依赖于人才，可以说其发展能力取决于人才数量。《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AI领域的人才缺口达到百万量级，2017年工信部发言人指出在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稀缺的专业人才资源是制约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落地的一大短板。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AlphaGo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设计者DemisHassabis本人就是天才棋手①。因此，人工智能老年健康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集计算机专业技术与健康养老服务行业实践于一身，才能研发出适合老年群体的智能健康医疗设备。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缺乏，且多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工作，虽然一些科技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取得初步的成果，但在医疗领域结合上缺乏深度，直接针对健康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更是不足，阻碍了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行。
三、未来选择：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关键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老年健康管理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时也对政府、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需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以促进适应时代诉求的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
（一）构建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的管理机制
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②。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迫切需要现有机制的突破与创新，当前必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具体工作。
一是形成专业的领导机制。人工智能科学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部署。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整合了此前散落在人社、民政、卫计委、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相关医疗职能，改变了“九龙治水”的管理局面，为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健康领域的嵌入提供了契机。在老年健康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应纳入医疗保障局的工作内容，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全方位部署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格局，从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健康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床、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从智能家居设备、养老服务机构智能设备，到智能医疗机器，从老年人健康数据建设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与护理等，培养一支兼具智能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新型领导队伍，确保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二是培养多元主体信息共享机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依赖于数据，因此，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一方面需要挖掘分析大量老年健康数据，以便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另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老年人等相互间的数据连通与安全共享，促使多方有效参与老年健康管理。加快健康养老信息平台建设迫在眉睫，要着力提升多元参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促进多元主体相互间协同配合，协调老年健康数据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实现数据信息的交互及供需的有效匹配，从而打破数据壁垒，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三是建构道德伦理矫正机制。享受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对道德伦理的挑战。首先，进一步完善信息保护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老年人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的担忧。其次，科学认识和使用人工智能。虽然现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但其工具性色彩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健康管理水平，而不是取代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儿女的关心、好友的慰问以及老年人必要的社交互动都不可或缺。最后应通过技术发展，为人工智能注入情感，促使人机交互更加和谐。
（二）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老年健康技术系统
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和各地养老机构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通过智能化处理系统和便捷高效的急救处理流程，即系统能自动采集老年人身体状况数据并进行分析，当发生意外跌倒或生命体征数据出现异常，智能呼叫相应的医疗机构，使老人及时、准确地获取医疗服务。为此，应重点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方面，建设针对老年健康管理的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化系统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强化老年健康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建设，有效整合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进程中的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如生物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虚拟等，提升人机交互过程中老年健康数据的处理效率，并以此形成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和知识获取等组成的老年健康管理系统，为提高老年健康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医疗流程。智能系统的生命在于应用，老年健康管理途径与方式的优化必须以智能处理流程的创新为依托。其一，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动检测，根据不间断、全方位的健康数据跟踪，智能评估老年人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智慧决策，确定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其二，智能系统要在识别老年人紧急救助需求的基础上，主动通知医疗机构，使老年人及时得到救助。至于医疗机构的选择应符合分级诊疗原则与就近原则。这对于减少老年人独居风险，为空巢老人提供“健康保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校—企—医/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机制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医疗服务机构与养老机构是老年健康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推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迫切需要三者的深度协作，以达到通识成材、借势运力、以智发展的目标。
其一，探索高校与企业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相比美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我国明显滞后。据领英数据显示，我国从业经验10年以上的AI人才占AI人才总数比例不足40%，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70%；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22.7%、37.4%和39.9%，而中国为3.3%、34.9%和61.8%，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科技企业需要高校的理论与人才的支持，而高校则可借助企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平台推进科研理论进展，将研究价值落地。因此，高校应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吸引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加强与科技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将技术教学贯穿到实训项目中，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与医疗服务领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将有助于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加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应用打开新局面。
其二，搭建医疗服务机构与企业合作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华为等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的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本身就涉及多重技术，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必然存在差异，加快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疗服务机构既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引入智能技术，又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智力优势，培育服务人才。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积极通过研发外包的途径，由科技企业打造契合老年健康管理需求的智能软件与硬件，加快老年健康管理智能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促进产品从监护提醒类、健康监测类，到医疗设备类、陪护聊天类，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注意开发心理健康护理机器人，实现智能产品的多元化与精准化。与此同时，医疗机构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提高本机构内部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
（四）构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产品的定价与补贴机制
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推行受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囿于无利可图与老人抱怨收费高现象并存。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既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能严控低价，应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与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以平衡市场主体盈利与老年人经济承受力来促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合理确定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的价格。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产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过高的价格会忽略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过低的价格又影响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与参与积极性，阻碍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任何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都由无风险利率和对所承担风险的补偿—风险溢价两部分构成，考虑到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合理的投资收益率应等于或略低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机制。虽然老年人收入来源更加多元，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能力购买健康管理设备，但价格仍然是影响其选择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受年龄、身体状况、收入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必要分地区、分群体进行大面积的调查统计，找到不同身体状况与经济状况的老年人有能力和意愿支付的平均价格。根据计算出来的市场价格与老年人可支付的价格，分类别分等级进行补贴，对于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要免费配置相应的智能设备。
此外，加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监管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整体还处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在认知能力、感知行为、风险对抗等诸多方面仍比较笨拙，应在加强人工智能嵌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科学评价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技术适用、服务质量等环节。推进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四、结语
在这个讲求“专业精神”的时代，人文领域的工作者在对技术问题发声之际，总会有各种顾虑。但是正如波普尔的学生阿加西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并不与人文学科天然对立。如果说人文学者关注的是人类的情感、信仰这些“非理性”领域，那么今天的人文学者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人在技术时代的处境。
互联网时代不但提供了各种迅速汇聚信息的搜索引擎，也为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带来前人难以想象的便利，在中国更是兴起了以马云为成功典范、全民狂欢式的O2O（Online to Offline 线上线下模式）的电商经济。这是我们的时代，它造就了我们的生存方式。然而，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批判与反思都尚且无法尘埃落定之际，阿尔法狗大败李世石的棋局也让全世界对人类未来有了更新的认知：无论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显然大多数人没有），人工智能所裹挟的未来似乎已经降临。
在西方文学史上，我们能清晰地触摸到技术的烙印：漫长的中世纪是19世纪浪漫主义者眼中的黄金时代，是他们的乡愁与乌托邦。尽管征战连连，普通民众的生存条件恶劣，但那毕竟是持续了千年的“稳定”状态。在这样的时代，生活的变革并不剧烈，一个人的世界就是父辈口中的那个世界，它不会在某一天变得全然陌生。这是工业时代（机械时代）对农耕时代的缅怀。而我们的时代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化”，比起工业时代而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技术的频繁更新（各种补丁、最新版本的下载通知）仅仅是其“变革”力量的冰山一角而已。一方面是刚刚用熟的工具，还没变得趁手，已然变幻了模样；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自身随之发生的改变。以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的更新为例：仅仅在十年之内，无论空间距离如何遥远，人们的即时交流已经如此方便，而人的表达方式也已经全然不同。这一点，从行文篇幅急剧缩短、配图的日益丰富都表露无遗。同样是互联网，为人的各种烦琐事务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源，但是海德格尔有关人在技术时代被“预置”的担忧却成为事实：一位母亲在为自己的孩子挑选保姆之际，可能非常感谢家政公司的清晰网页与详尽资料，但是“保姆超市”这一称谓却很可能让她备感不适，同时让她真切体会到自己也不过是一堆“人力资源”资料中一纸信息而已。事实上，我们的父辈已经亲历了科技所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网络和手机上网。很多老年人无法像年轻人一样熟练地操作电子产品，但是他们的生活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而且这种冲击很可能是以负面影响居多。木心的《从前慢》一诗如果从这个方向来解读，就绝非是对前网络时代的浪漫主义抒怀，而是今天很多老年人心境的真实写照，他们在网络生活面前手足无措，并日益与年轻一代隔绝。他们用了将近一生的时间来熟悉、学习并参与其建造的那个世界消失了，或者忽然之间陌生了。
比起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带给世界的变化会更加剧烈和难以想象。无论是否正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任何人类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首先给予普通受众的就是心理上的强烈冲击，简言之，就是从对待天方夜谭式的不相信，到亲见亲历的难以相信和恐惧，然后再到习以为常。在交通工具的发明史上，是蒸汽火车与马车的竞赛，第一架飞机的试飞；在沟通交流的发明史上，是贝尔的电话；在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史上，则是广岛的原子弹投放。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的出现所引发的心理地震，可能遵循的是同一条曲线。
虽然棋种不同，机器人战胜国手的新闻，二十年前早有报道。而阿尔法狗引发的大量讨论与关注，其焦点并非是它所代表的精于计算的弱人工智能（在某个特定领域远远超越人类但是能为人类所用），而是在它之后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机器在哲学的意义上变得和人一样：拥有自觉意识的机器）与超人工智能（人类无法想象之物，或人类全新的存在形式，比如人机一体）。它们不仅涉及非常棘手的人机之间的伦理问题，而且会带来一个人类进程上前所未有的悖论：我们像上帝一样创造了某物，但是它远远比我们强大，并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与想象的某物：“像神一样地永生还是像恐龙一样彻底毁灭。”这样的形而上命题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人类正在创造一个不可知的上帝。另外，如果人类可以造出和自己一样的、甚至迅速超越自己的机器，那么人类自身是否也是被造出的机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这些发展史之中所结晶的人文主义者所珍视的一切，是否是某个被预置的实验结果？
根据强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专家的保守估计，强人工智可能在2075年实现。这场变革很可能为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所亲见与亲历。难怪跨学科的杰出人物弗诺・文奇（Vernor Vinge）说，“我们正站在变革的边缘，而这次变革将和人类的出现一般意义重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技术的不可靠）而言，前文所提出的问题也会被非常干脆地一笔勾销：不需要等到超人工智能的出现，仅仅是忠实执行人类指令的弱人工智能就可能将人类消灭。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短篇科幻小说集《魔鬼三角与UFO》所选的《机器人“俾斯麦”》说的正是这样的故事：想要减肥的一家人，定制了一个机器人，想用它超强的执行力监督全家的减肥进程。故事的结尾不难想象，机器人为了彻底执行“减肥”这一任务，在房屋周围布置了电网，一家人谁也出不去，最终因反抗机器人的专制而死于非命。
二
英国系列短剧《黑镜》（The Black Mirror）是当代反乌托邦的代表之作，其中讨论人工智能的单元非常有趣。科技问题是这部在豆瓣上评价甚高的系列剧关注的主题之一。不仅是网络时代的诸种面相在《黑镜》系列中得到了戏剧性的展示，比如偷窥、“屏蔽”等等；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形式、对人类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在该剧中得到极富戏剧形式的展现。它们大致可归纳为三个主题，分别与第一季第三集（《关于你的一切》）、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和第二季圣诞特别篇《白色圣诞》相对应。尽管第一季第二集（《1500万的价值》）是以一个虚拟未来为故事背景的，但是在科幻外壳之下，它的主题仍然是商业利益对于个人自由的收买，并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资本与技术结合的巨大能量。在下文讨论的三个剧集中，编剧对科技所持的批判与悲观立场固然一览无余，但仅仅停留在这种悲观立场的解读显然是不充分的；由这些剧集所提出和所形成的一些有关科技的“文学”（影视）叙事模式，以及它们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更一步的讨论。
意识复制：金属容器里的人类意识副本
《白色圣诞》的叙事采用了俄罗斯套娃的模式，包含了好几个故事，其中讨论的人工智能是这部系列剧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虽然这种技术有几种实施方式，但其核心就是意识与身体的分离――意识的复制。当然，剧中也涉及智能眼这种与记忆粒类似的植入人体的人工智能，因前文已做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人的意识可以被复制，而且在未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术而已。在该剧的第二个故事中，一位女子就做了这个手术。复制的意识被安置在一个蛋形金属容器内，在专业人员的“调教”下，“它”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为“自己”服务！或者说，为那个被复制的意识与身体服务！这真是关于人的“自我奴役”的最佳隐喻与讽刺了。而且，这种意识复制也给哲学家制造了很大的难题。人是因为其精神力量被称之为人的。而被复制的意识在人的伦理学中应该占据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让自己的意识为自己服务吗？或者使其成为最完美的奴役？因为这个被复制的意识是最了解它曾经所属的身体所需的。
最后的那个故事，则是专业人员如何诱使一个杀人犯承认自己的罪行。杀人犯的意识被复制出来，同样盛放在蛋形金属容器里面。专业技术人员为被复制的意识虚拟了一个场景，就是案发现场的木屋，并且虚拟了时间，他自己的意识也进入其中，以讲故事的友好姿态获得杀人犯（意识）的信任，对方投桃报李，将罪行的前因后果全都和盘托出。审问金属容器中的意识副本，远比审问现实中的罪犯本人来得容易，对一个罪犯的囚禁与惩罚，也可以通过扭曲他的意识副本的时间和空间而实现。显然，剧中已经将人自身与其意识副本等同，否则意识副本的忏悔，是无法用来给罪犯本人定罪的。
如果说前面两个故事的人工智能，还让人保有人的身体，那么《白色圣诞》中的人工智能就走得太远，直接将人的意识从它所属的身体中复制剥离开。剧中这种技术的实施指向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服务；二是实现法制正义，让罪犯伏法。考量其中的伦理意义，上文所提到的问题就会一再浮现：人是否有权让自己的意识成为这样的一种奴役？人是否有权对他人的意识做这样一种处置，即使是一个罪犯的意识？显然，做手术的女子在得到自我意识的服务时极为享受；但是这份被复制的意识，最初是极其抗拒被困在金属容器中的安排的。
三
抛开剧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不谈，仅仅着眼于这种技术本身，也足以让人隐隐生畏。既然意识能够从身体中被复制或剥离，那么人也同样可以为自我意识找到新的身体――像仿真机器人那样的身体，或者干脆就是金属机器的身体。乍听起来，这是天方夜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人在做将自我意识上传到电脑，以到达“永生”的实验了。人的脆弱，人的局限很多时候都体现在肉体上。病痛，衰老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可逃脱的命运，肉体的衰亡也必定导致意识的消失。如果意识脱离身体这种人工智能成为现实，人的存在方式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抛弃人的脆弱与局限性，人有可能将自身改造为机器的那种样式。到那个时候，恐怕所有的文学都不再具有阅读的价值，因为文学中所描述的，正是肉身与精神兼具的人，是必然从年轻走向衰老的鲜活的身体。
科学家口中那个若隐若现的超人工智能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是人类在工具的帮助下具有更大更强的感知力，是翻版艾什的机器人最终拥有了自发的情绪、情感，拥有了自我意识，还是我们为自己的意识找到新的身体？这一切都无法预测。如果这样的时代的到来无可避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并非宿命的必然，我们所能做的，正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那样的时代做些什么？比如，在技术决定生存方式的时代，我们总可以运用我们从历史中秉承而来的人文主义的财产，去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如果机器在某一天可能具有了情感和自我意识，那么人会不会在毫无追问意识、身陷技术时代之际沦为毫无反思能力的机器？从乐观的方向看，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为人类开拓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把握那个推动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动力――永远是想象力在推动着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应该是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问题来推动的。
机器人法则
提到机器人法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说集《我，机器人》中描述的机器人三定律：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袖手旁观坐视人类受到伤害；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三，除非违背第一、二法则，否则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就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严密的逻辑而为人称道，被许多科幻作品引用并发扬光大。连现代人工智能的研究亦多考虑此法则，甚至将其应用在实际开发中。但阿西莫夫设计法则的本意并非要证明其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他在小说中不断探讨上述法则的局限性，引导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机器人与人类到底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共处？机器人是否可能拥有灵魂，而不只是徒具人类外形的机器？如果一个机器人有了灵魂，那么它是否仍应服从这些法则？
在《机器纪元》中所设置的二法则，隐含了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完全不同的意味。机器人三定律并未限制机器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是明确规定了机器人对人类的从属地位。《机器纪元》的二法则别出心裁：一方面，没有要求机器人必须完全服从人类；另一方面，不能伤害的对象并未指定人类，而是要求不得伤害任何生命。一个具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灵魂的机器人是不是生命？如果必须在伤害人类和伤害这样的机器人之间做选择的话，应当如何选择？
电影中的人类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办法：限制机器人的应用、限制机器人的自我发展，不让机器人去考虑人与机器人孰轻孰重，更不让机器人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意志与灵魂。
False Tale
无所适从的定义
其实，无论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还是《机器纪元》的二法则，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以不得伤害人类为例，这条法则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伤害，怎样的程度是伤害，怎样就不是。可能一些人觉得在机器人的监督下锻炼身体有益身心健康，而另一些人却会觉得每天被机器人逼着跑步让人身心俱疲。那么机器人该怎么做？是听任主人疏于锻炼，身体受损，还是逼迫主人运动？
其次，这些法则也没有定义清楚，如果机器人陷入了不得不伤害人类的情况时，应当如何判断。例如，假设未来机器人替代人类成为汽车司机，当机器人司机在驾车时，发现有人冲上了马路，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不改变方向会撞伤他，而改变方向会导致车辆撞上障碍物伤害乘车者，那么机器人应该如何反应？
这就是机器人三定律及其他类似法则所碰到的问题。人类的道德、伦理、社会习惯、心理差异，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成型，就连人类自己都为此伤透脑筋，更何况只能遵循逻辑来判断的机器人呢？
蹒跚学步的伦理
《机器纪元》及类似的电影，其实恰好反映了近年来学界对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些忧虑。不久前，还有不少学者在呼吁人们小心“奇点降临”，即如果机器人具有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可能会借助电脑的高性能和互联网的传播性，迅速超越人类的智力，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触手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于是，电影《终结者》中毁灭人类的天网就会由此诞生。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领域热议的话题。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必然会促进教育的变革。但如何运用这项技术，真正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广大教师还比较迷茫，特别是广大农村教师。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在城市优质学校的使用已经取得一些较好的实践成果。但“人工智能+教育”不能只盯着城市的优质学校，更需要关心农村学校。
要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目标，难点和重点是在农村。面对时代挑战，解决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问题，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村，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帮助农村教师提升信息素养，帮助农村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让农村的孩子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道路上，农村不能完全套用城市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不能盲目追求硬件设备的高大上，而要探索出与自身优势结合的发展路径，解决好人机关系的问题。
第一，始终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首位，但要避免重蹈应试教育的覆辙。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技术应用到教育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相较于城市，农村教育的基础较为薄弱，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把城市优质资源输送到农村，并且使用技术提高教学效率。但要避免走入技术助长应试教育的误区，要以育人为前提，在实际教育教学中恰当融入信息技术。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信息素养。免费师范生政策、特岗教师计划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政策的出台，解决了一些偏远农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的问题。
教育部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新时代高素质教师的核心素养”。要实现“教得好”的目标，可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一方面通过网络等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进修、培训、同行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帮助农村教师提升信息素养，借助技术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农村教师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第三，要把信息技术的优势与农村教育的特性密切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我们用大数据收集信息，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我们把技术应用于教学，可能在某些方面会违反教育伦理……更重要的是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要形成智慧需要认真思考，内化为自己的观念、态度，并且能够付诸行动，这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农村的乡土文化是一种历史沉淀，是一种文化烙印，因此农村教育具有独特优势，比如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特有的风土人情等。这些都是教育的宝藏，不能也不应该被淹没在信息技术中，要让学生去体验、去实践、去感悟。在农村，要依托乡土资源，实现乡土课程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指引学生找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与未来的连接通道，让农村的孩子开阔眼界，帮助他们记住浓浓的“乡愁”。
作者:顾明远
关键词：人工智能；信息素养；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TP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8)35-2417-0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WU Wen-ti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Institute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a national basic lite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s a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ubstance of the definition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s well as in educatio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should be in a mor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stud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 信息素养的定义及其内涵
“信息素养”一词最早产生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达的美国, 是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逐渐形成而对国民提出的一种兼跨人文和科学范畴的综合性个人素养要求的描述。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信息素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最先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 他认为信息素养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及技能”。199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提出：“信息素养是人能够判断何时需要信息, 并且能够对信息进行检索、评价和有效利用的能力。”同年, 道尔在《信息素养全美论坛的终结报告》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 他能够认识到精确和完整的信息是作出合理决策的基础, 他能够确定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形成基于信息需求的问题, 能够确定潜在的信息源, 能够制定成功的检索方案, 从包括基于计算机的和其他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评价信息、组织信息用于实际的应用, 将新的信息与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融合以及在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过程中使用信息。
综上所述, 虽然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视角界定了信息素养的定义, 但可看出, 信息素养既包括认知态度层面上的内容, 也包括技术层面、操作层面和能力层面上的内容。概括起来讲, 信息素养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三个方面：
1) 信息意识。信息意识是信息素养的首要因素, 主要指人们对信息及其交流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功能和作用的认识, 换句话说, 就是指人们对信息的判断、捕捉的能力。信息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人们利用信息的程度和效果。人们只有有了信息意识,才有可能有信息的需求, 进一步去寻找信息和利用信息, 并主动学习与信息处理有关的技术。
2) 信息能力。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重要方面, 是指人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信息、创造信息、交流信息的技术和能力。人们只有掌握一定的信息技能, 才能有效地开展各种信息活动, 有效地利用信息和创造信息, 充分发挥信息的价值, 变信息为动力和优势。
3) 信息道德。信息道德是指人们在整个信息交流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信息道德品质。它是对信息生产者、信息加工者、信息传播者及信息使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进行规范的伦理准则, 是信息社会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标准。
2 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而且涉及的学科也非常多。目前,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专家系统、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自动定理证明、自动程序设计、机器人学、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及人工神经网络等。下面主要介绍在网络教育环境中常用的智能技术。
2.1 专家系统
所谓专家系统就是一种在相关领域中具有专家水平解题能力的智能程序系统, 它能运用该领域专家多年积累的经验与知识, 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求解需要专家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
2.2 机器学习
“学习”是一个有特定目的的知识获取过程, 其内在行为是获取知识、积累经验、发现规律; 外部表现是改进性能、适应环境、实现系统的自我完善。所谓机器学习, 就是要使计算机能模拟人的学习行为, 自动地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和技能, 不断改善性能, 实现自我完善。机器学习主要研究学习的机理、学习的方法以及针对相应的学习系统建立学习系统。
2.3 模式识别
所谓模式识别,是指研究一种自动技术。计算机通过运用这种技术,就可自动地或者人尽可能少干预地把待识别模式归入到相应的模式类中去。也就是说,模式识别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让计算机具有自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能识别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一般来说,模式识别需要经历模式信息采集、预处理、特征或基元抽取、模式分类等几个步骤。
2.4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指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运用大量的处理部件, 由人工方式建立起来的网络系统。它是在生物神经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模拟, 具有学习能力、记忆能力、计算机能力以及智能处理功能。其中学习是神经网络的主要特征之一, 可以根据外界环境来修改自身的行为。学习的过程即是对网络进行训练的过程和不断调整它的连接权值, 以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学习可分为有教师(或称有监督)学习与无教师(无监督)学习两种类型。对神经网络的研究使人们对思维和智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开辟了另一条模拟人类智能的道路。
3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3.1 智能搜索引擎
随着互联网站点和页面的激增以及网络用户队伍的不断壮大,信息检索成为人们利用Internet的重要途径。但是在浩瀚的网页海洋中寻找有用的信息并不容易,需要借助有力的检索工具如搜索引擎等等。目前一些著名的搜索引擎有:GOOGLE、YAHOO、EXCITE、INFOSEEK等,他们各有特色,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检索到的无关信息过多以及检索结果排序较混乱。智能化信息检索是信息检索的新分支,它是人工智能和信息检索的交叉学科。它在对内容的分析理解、内容表达、知识学习等基础上实现检索的智能化,这样可以节省学习者在检索中花费的时间,帮助学习者提高检索效率。智能化信息检索所用到的人工智能技术有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表示。
3.2 智能体(agent)
agent技术早在70年代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感知、学习、推理以及行动能够基于知识库的训练模仿人类社会的行为。随着其进一步发展,它在远程教育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套完整的远程教育系统中包含许多子系统,如答疑、作业、考试、交互等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都有各自的数据库用来存储信息。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智能性,可以引入智能技术,把众多子系统的数据库链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分析这些信息,智能技术可以发现学习者的个别特征(如兴趣爱好信息、点击知识点信息统计、交互日志等等),并根据这些特征量身订做出适合学习者的学习方案,也有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动态信息。
3.3 智能CAI(ICAI)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CAI)已受到教育界的重视,成为学科教学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许多学校都在开发CAI课件,但大多数CAI课件只是机械地按照教学设计者事先设计好的教学模式和内容向学生传授知识,并没有体现出个性化学习,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智能CAI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使CAI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等因素分析学生的特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变化教学方法去满足个别教学的需要。使用智能CAI进行教学能够克服传统CAI的不足,显著提高教学效果,是CAI课件发展的趋势。
3.4 智能教学系统ITS
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是涉及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综合性课题,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由计算机负担起人类教育的主要责任,即赋予计算机系统以智能,由计算机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类教师实现最佳教学。我国ITS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教育软件需求增大,ITS的发展较快。ITS按照功能分为四个模块:专家知识模块、学生模块、教师模块、人机接口模块。
4 人工智能教育对学生信息素养的作用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研究运用计算机模拟和延伸人脑功能的综合性学科。换言之,它研究如何用计算机模仿人脑所从事的推理、证明、识别、理解、设计、学习、思考、规划以及问题求解等思维活动,来解决需要人类专家才能处理的复杂问题,例如咨询、诊断、预测、规划等决策性问题。人工智能也是一门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学科。与一般的信息处理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技术在求解策略和处理手段上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人工智能研究处于信息技术的前沿,它的研究、应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时,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急切的需求。今天,人工智能的不少研究领域如自然语言理解、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智能检索、机器人技术、人工神经网络等都走在了信息技术的前沿,有许多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并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信息技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的基本内容在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中是不能不专门提及的,以往某些教材中用一两页篇幅作个简单介绍的方法根本不足以反映人工智能学科的全貌。因此,十分有必要在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中专门设立人工智能选修课。我们认为,高中阶段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产生积极作用：
1) 多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综合锻炼。
现实世界的问题可以按照结构化程度划分成三个层次：结构化问题,是能用形式化(或称公式化)方法描述和求解的一类问题;非结构化问题,难以用确定的形式来描述,主要根据经验来求解;半结构化问题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一般说来,中学阶段开设的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课程中所介绍的信息技术,例如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算法与程序设计等,都是求解结构化问题的基本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是解决非结构化、半结构化问题的一类有效技术。
把人工智能课程引入我国现行的高中信息技术教育,可以让学生在体验、认识人工智能知识与技术的过程中获得对非结构化、半结构化问题解决过程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多种思维方式,达到提高信息素养的目的。通过人工智能课程的学习,学生还将了解人工智能语言的基本特征,学到智能化问题求解的最为基本的策略。
2) 体验人类专家解决复杂问题的思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这里以人工智能学科中“专家系统”技术的体验、学习与应用过程为例进行说明。在专家系统的应用过程中,一个实际的专家系统不仅能够为用户给出相关领域的专家水平建议或决策,而且能够通过解释机制,以用户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专家系统的具体推理过程。学生可以向专家系统提出诸如“为什么(Why)”、“如何(How)”、“如果……会怎么样”等问题,系统接受用户的问题指令后,可以根据推理的逻辑进程,即时将答案呈现给用户,整个过程如同教师与学生在进行面对面的教学。在该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体验人类专家的求解思路和推理风格,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分析、思维与判断能力。
另一方面,在专家系统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要求学生自行构建由产生式规则组成的知识库,或进一步利用工具软件来开发简单的实用型专家系统。为了完成该项工作,学生一开始就要编制开发规划、制定知识获取策略,并具体付诸实施,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学生还得明确与系统有关的所有变量或相关的因素,并且将这些变量和因素转化为问题求解,得出相应的结论。在进行一系列问题求解分析之后,运用产生式规则来表示知识,以此建立起来的专家系统还可以让其他学生去运用和体验,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由于专家系统中的知识组织与推理过程是对人类专家思维方式的一种模拟,因此上述知识库的组织和系统的推理过程能够较好地体现学生的思维过程。在建造知识库过程中,学生需要将原来零碎的未成型的知识概念化、形式化和条理化,从而内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所以,建造知识库的过程不但能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对该领域知识的深层思考并有利于长久记忆,同时也学会了专家系统的基本开发技术。正如美国著名的学习论专家Jonassen所指出的：那些自行设计专家系统的学生将会在这种活动中受益匪浅,因为这是一个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度加工的过程。
3) 了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激发对信息技术未来的追求。
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信息技术的前沿,通过人工智能知识、技术的学习与体验,高中学生能够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培养兴趣,激发对信息技术美好未来的追求,从而为今后进入大学或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5 结束语
中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培养是当前信息技术课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在现有的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中，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只作了简单的介绍，学生们对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广大领域不能有详细的概念，这对于中学生的信息化认识和信息素养的培养不够全面。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课中加大人工智能的知识介绍是信息技术课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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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以往历史相比，20世纪是人类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的成就完全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成就的总和。无论如何，科学技术一定是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标记，也是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物种对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真正觉醒。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虽然这种说法会有一些争议），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思想观念提供了具有开创性的路径方法，尤其是在经验与实验、观察与推理、确定与不确定等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思想力量。大多数科学家或许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意义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许根本没有认识到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思维带来了多大影响，但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当代科学成就对当代哲学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挑战，这充分表现在科学研究在目的、方法与前景上与哲学研究的思想联系中。当代科学成就对哲学的挑战1.科学研究目的与人类生存福祉密切相关与人类早期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相比，自然科学自近代诞生以来，科学研究的目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探索以解释宇宙和世界为目的，因此构造体系以满足这种解释的要求就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近代科学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逐渐改变了这种科学研究的方式。虽然观察和实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但这种研究的目的开始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转向了为满足人类生存之需要提供更多便利的条件，这样的科学研究就从自然的发现转向了技术的发明。当代科学进步与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当代科学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伴随着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发明。但另一方面，这些当代技术的发明也是科学研究的初衷所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之间密切的因果联系：技术发明为科学研究之果，而科学研究又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为动因。这种因果链条向我们清晰地表明，当代自然科学研究主要以人类的生存福祉为目的，这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2.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认识论思路一脉相承从方法论上看，近代以来实验科学研究都是以观察和实验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实验科学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形式，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与科学观察一样，科学实验以已有的理论为背景，以待解决的问题为目的；但与经验观察的被动性质不同，实验活动是主动的，是实验者在设定的条件下完成的一种主动观察的活动，因而更加强调实验者在实验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这样，实验活动就是实验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完成的一种预先设定的实践过程，也是用于验证先前理论假设的一套有目的的物理操作。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实验的可操作性为认识活动提供了一个切入物理对象的便捷通道，也为实验的科学性质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验证标准。任何以实验名义提出的认识主张都需要经受这一个标准的验证。这充分说明，实验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哲学认识论有着正向的密切联系，这也为哲学家提供了深化认识论研究的机遇和挑战。3.科学研究前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与近代科学成就相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于，极大拓展了人类各方面能力的运用范围，特别是在人类智能领域。基于现代生理物理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所完成的重要工作是比以往更为详尽地展现了人类智能的生物生理机制，并且试图揭示人类智能发展的生理心理基础。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智能的数字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然而，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当代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似乎都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科学研究的目标不是为人类解释自然世界的奥秘，而是为人类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符合人类要求的新世界。我们从当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取得的成就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当代科学研究面对的不再是已有的“旧世界”（即已然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未来的“新世界”（即人类创造的未来世界），因此，当代科学研究总是与人类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可见，当代科学研究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都对当代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对哲学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更加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与哲学之间更为密切的思想联系，确立了科学研究与人类存在和思维方式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更为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哲学研究的潜在威胁，更加清晰地表明了当代哲学或许有被消解于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危险。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哲学家们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极端反应。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扩展抱有极大希望，表现为以某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板推进哲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科学主义传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这也带来了当代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科学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然而，这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明显夸大了科学研究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学取代哲学的潜在危险。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捍卫者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他们坚持严格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精神现象的优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仅仅是精神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精神科学对特殊性的要求，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取代。“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表现为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泛滥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可以说，科学哲学研究是哲学家们深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早期科学哲学家们，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波普等，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学主义精神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虽然后来的哲学发展逐渐表明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失败，但这一纲领体现的科学精神，即以经验为向导、以逻辑为手段、以效果为目的，却在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保留了下来，特别体现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一般科学哲学”处理确证、语义和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其中包括了科学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认知意义的经验标准、理论的相互融合、科学革命、科学实在论的演变、因果解释、还原论与科学的统一，等等。“具体科学哲学”则包括了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还有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它们不仅与自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认知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认知获得的性质、范围、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础研究，因而应当属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对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担忧和思考。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是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难以想象的是，当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元逐个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所替换，我们在自我审视或审视他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审视什么样的对象。因此，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就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从未来人类的视角看，现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明，在科技日益昌盛的今天，人类已经无法离开现有的科技成果而生存。这就使得人类不断产生一种末世的感觉，即人类在被技术操控的时代无法摆脱技术对人类的支配。每个时代的人类都会产生对现实和未来的焦虑和恐惧，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焦虑和恐惧远远大于以往时代的人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意识到现实与未来的冲突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无法控制动荡之现实的预期反应。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通过哲学反思而使得科学的发展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恰好是未来哲学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历史上看，哲学与科学的互动似乎是一个永恒话题。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密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性发展与技术进步等的关系问题。在这种重新思考中，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种哲学反思并不意味着用科学取代哲学，或者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支配哲学的研究。相反，哲学研究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思想上的限度，确保科学研究明确自身发展的范围，或者说是让科学研究者知道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当代哲学探讨人类心灵和认识活动性质时，的确需要借助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这并不是哲学研究自身的最终诉求。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逻辑论证和概念支持，而是考察和清除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理论难题和思想障碍，是做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和提醒者。科学家可以说，他们需要哲学但不需要哲学家；但哲学家必须说，他们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科学家。他们需要科学，是因为科学研究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必要的对象内容；他们需要科学家，是因为科学家需要哲学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思想保障。这种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确保了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质和科学研究的哲学前提。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任务上，未来的哲学都不应是科学的随附者，而应是科学的急先锋。科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哲学上的系统思考，而每一次科学危机的出现都伴随着哲学上的革命。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哲学总是在科学发展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它总是能够在科学发生危机的时候帮助科学转危为安。未来的哲学必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总之，关于未来哲学的可能设想，本文主要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中寻找思想的灵感。未来哲学应当是对未来开放的，“未来才是哲思的准星”。关注历史是哲学史的主要工作，而只有面向未来才是哲学的本性所在。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未来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预见，未来的哲学也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前提。
作者：江怡
《玻璃笼子》
《与机器人共舞》
《增长的本质》
《故事场景摩天楼》
《触点管理》
《软优势：优秀公司持久成功的秘密》
《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中国式众筹》
《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
智能时代和我们的未来
智能化是否使人变得越来越愚笨不堪？技术进步释放了什么？我们在越来越智能的时代应该警惕什么？《玻璃笼子》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指出：自动化在分担我们工作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才能，偷走了我们的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它甚至将我们暴露于监控之下，操控我们。当计算机和一切智能设备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伴侣时，应更加留心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身份。
请注意：这位被誉为是时代最清醒的思考者的尼古拉斯・卡尔说的是，当我们沉浸在技术带来的便利和高效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看似有百利无害的技术背后隐藏的“手术刀”，这把锋利的手术刀改变的正是人的大脑，从而影响人的认知和行为。
那么，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人工智能会像200年前的电力那样颠覆世界吗？未来的机器人是否真的会像电影《机械姬》中那样具备最高级的人类智慧，进而取代人类？奇点来临时，人类将何去何从？《与机器人共舞》的作者约翰・马尔科夫重新定位了人与机器的关系，也让这本书成为目前关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内极具力度的深思之作。
互联网新世界下的智能时代已经来临，智能与未知，智能与人类所能控制的认知和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我们11月价值榜的另外一本上榜图书《智能》中，似乎也有触类旁通的启示。
《智能》悉心地记录并论述了互联网时代的一场场波诡云谲且震撼人心的文化战争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智能》作者的调查表明，互联网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的亿万网民既朝夕使用又须臾难离的虚拟网络仍然存在着诸多价值观念迥异、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意识纷繁且边界异常清晰的文化疆域。本书是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界所进行的第一次至关重要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如此看来，无论是未来的智能还是互联网，我们需要探讨的，最后还是停留在了价值观、文化疆域等核心问题上。未来新世界，总会推倒一堵墙，接着再筑起一堵墙，然后再推到一堵墙。或许，人类的发展，也基于此。
《智能》
[法]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商务印书馆
上榜理由：在那部誉满全球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作者描述了因地缘政治而引发的全球文化和媒体之战;而本书则将对全世界文化和媒体领域的调查延伸至所有的数字化大都市。作者的足迹遍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日本，乃至中东“硅谷”加沙等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并在这些深入而全面的田野式的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之上，悉心地记录并论述了互联网时代的一场场波诡云谲且震撼人心的文化战争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
作者的调查表明，互联网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的亿万网民既朝夕使用又须臾难离的虚拟网络仍然存在着诸多价值观念迥异、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意识纷繁且边界异常清晰的文化疆域。
本书是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界所进行的第一次至关重要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玻璃笼子》
[美] 尼古拉斯・卡尔
中信出版社
上榜理由：有人称，尼古拉斯・卡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思考者之一，当我们沉浸在技术带来的便利和高效的时候，卡尔看到的却是看似有百利无害的技术背后隐藏的“手术刀”，这把锋利的手术刀改变的正是人的大脑，从而影响人的认知和行为。卡尔的《浅薄》出版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玻璃笼子》延续了《浅薄》的思想谈到了自动化及我们的未来。这本书的内容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对于我们关注的诸多问题，如自动化是否使人变得越来越愚笨不堪？技术进步释放了什么？我们在越来越智能的时代应该警惕什么？给出了深入的解答。读完，也许会完全颠覆你对科技的看法。
作者指出：自动化在分担我们工作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才能，偷走了我们的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它甚至将我们暴露于监控之下，操控我们。当计算机和一切智能设备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伴侣时，应更加留心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身份。
《与机器人共舞》
[美] 约翰・马尔科夫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上榜理由：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人工智能会像200年前的电力那样颠覆世界吗？未来的机器人是否真的会像电影《Her》《机械姬》中那样具备最高级的人类智慧，进而取代人类？奇点来临时，人类将何去何从？
《与机器人共舞》从多个维度描绘了人工智能从爆发到遭遇寒冬再到野蛮生长的发展历程，直击了工业机器人、救援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语音助手Siri等前沿领域，进而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AI）与智能增强（IA）的终极关系，而作者也会剖析“人与机器谁将拥有未来”这一机器时代的核心伦理问题。约翰・马尔科夫重新定位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是目前关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内极具力度的深思之作。
《增长的本质》
[美] 塞萨尔・伊达尔戈
中信出版社
上榜理由：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昌盛而别的国家却并不如此？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超过巴西，巴西经济会超过乍得？为什么波士顿128号公路的技术走廊会走向衰落，而硅谷会蓬勃发展？在传统经济学家还在用GDP或人均收入等测量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时。跨学科理论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却在这本书中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作者结合经济增长以及物理学这两个看似分离的领域，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复杂产品（从企业到机器人，应用程序到汽车）是经济知识的物理升华，是一个对其教育、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可衡量体现。
这是一本对全球经济进行全新诠释，并颠覆经济发展和财富起源传统假设的书。
《故事场景摩天楼》
[美] 加斯顿・莱戈布鲁 达伦・麦科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上榜理由：创造世界，分享体验，借助新技术将你的故成顾客的故事。伟大的故事、身临其境的场景体验和系统思维结合的一种新时代的商业理念与商业途径，将传统的品牌传播渠道转化为全民体验与参与的场景，让更易感知的品牌世界为企业带来不可思议的成功。如今消费者接受信息和做决定的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企业应该停止创造广告和营销活动，而从系统思想和平台建立的角度考虑，创造消费者体验的“世界”，提供让品牌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的身临其境般的体验。
《触点管理》
安妮・M・许勒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上榜理由：金字塔式结构正在瓦解，组织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和扁平化;员工接管了企业的话语权，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员工的忠诚，并期望他们表现出更加自主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本书展示了一条领导和管理未来公司的新道路，它将帮你：应对商业新世界的七项核心任务;认识未来“数字原住民”员工的特性以及新的领导功能;学会一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管理模式――触点管理。触点管理敏锐地触碰到新商业时代的神经，是对内部领导者与员工之间所有接触点的管理过程和工具，目的是构建激励性的工作条件，营造尊重和协作的氛围，并使员工自觉自愿地对内对外进行有益的口碑宣传，最终为企业赢得难以超越的竞争优势。
《软优势：优秀公司持久成功的秘密》
[美] 里奇・卡尔加德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上榜理由：一直以来，高绩效都需要精明的战略和出色的执行，但现在要保持竞争优势，还需要第三个要素。它培育创新精神，加快推进战略和执行，并且不能被复制或买卖;它寄身于公司的价值观中。作者考察了各种长盛不衰的公司，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把核心价值观与战略和执行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作者分享了这些公司的故事，提出了一个三角形模型，分辨出构成每个组织“软优势”的五个关键变量：信任、聪敏、团队、品位和故事，并对每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赵磊
中信出版集团
上榜理由：“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一带一路”对我们有何影响？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本书将“一带一路”置于国际视角下，探讨了美国、日本及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此有何认知与需求。此外，在多年调研数据及大量国内外案例的基础上，本书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为“一带一路”沿线地方政府及企业规划了全面详尽的对接方案。
《中国式众筹》
杨勇
中信出版集团
上榜理由：通过熟人圈的利益联合深度改变人群连接方式的中国式众筹将开启互联网革命的下半场，席卷所有行业，并深刻改变中国的商业生态、社团协会、慈善公益以及你我的生活与社交，最终起到有效提高创业成功率、增加就业与提升GDP、改善社会生态、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中国式众筹布道者和领军人物杨勇历时一年沉淀素材，十易其稿。
《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
[美] 加里・凯勒 杰伊・帕帕森
比照科学哲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和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我认为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史的研究；其二，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第三，研究技术哲学应重视技术实践。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Don Ihde，1990，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Bloomington.
马克布洛赫，1992年：《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R舍普等，1999年：《技术帝国》，北京。
拉卡托斯，1999年：《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
库恩，1981年：《必要的张力》，福州。
Lewis Mumford，1934，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
Joseph C. Pitt(ed)，1995， New Dir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Dordrecht.
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Peter Kroes(ed)，2001，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London
或许是不知梦的缘故，流离之人追逐幻影，生人无能相惜者，曰悲；再无可许之言，曰哀；孤独是与生俱来的种子，萌发于爱上一个人的瞬间但既然相逢，纵无携手，总好过一生陌路
电影大量的独白，沉默的长镜头和杰昆・菲尼克斯一个人的表演，都如同那不时响起的钢琴配乐一般敲击在心头，让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西奥多的孤独、迷茫、无助还有对爱情的一抹绝望与炽热......
主人公西奥多是一位信件撰写人，心思细腻而深邃，能写出最感人肺腑的信件。他刚结束与妻子凯瑟琳的婚姻，还没走出心碎的阴影。一次偶然机会让西奥多接触到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OS1，西奥多为OSI进行了人工设定，于是OSI衍生出了专属于西奥多的智能系统萨曼莎。萨曼莎拥有迷人的声线，温柔体贴而又幽默风趣。她总能帮西奥多及时的处理各种文件，而西奥多也开始乐于和萨曼莎交流自己的各种想法。他们像是最默契的拍档，彼此毫无嫌隙，轻松愉快。西奥多与萨曼莎渐渐发现他们是如此的投缘，而且存在双向的需求与欲望，人机友谊最终发展成为一段不被世俗理解的奇异爱情。随着智能系统的不断升级，萨曼莎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西奥多与萨曼莎产生了争吵，最终OSI衍生的一批智能系统都离开了，包括萨曼莎。
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虽不算主流，但优秀作品也颇多，其主要想引导和探讨的却无外乎伦理道德，科技生活这些话题，然而斯派克的《她》让我感受到了不同。这部影片虽然也涉及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传统话题，但更多的却是纯粹的爱情。斯派克无意去表达科技带来的哪一种后果，反而更侧重挖掘人类内心的孤独，爱情的孤独感，城市生活带来的压抑和孤独以及拥挤穿行的人群互相冷漠的孤独，通过人与人工智能的相爱展示人类的孤独能不能得到宣泄又何以得到宣泄。所以我想抛开这部电影的结构、技术、合理性等等问题，只谈《她》的爱与孤独。
《她》的大部分情节都是主人公西奥多的独角戏，他独自工作的场景，他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寞落的身影，他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悲喜一个人和萨曼莎的对话。如果没有格外擅长表现细微孤独感的菲尼克斯，《她》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想象。他上唇留着小胡子，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为他英俊的相貌带来一丝格劳乔・马克斯的喜剧色彩，他饰演的西奥多肩膀下垂，裤管难看地向上拉起，呈现出无辜的失败者形象。在《她》中，菲尼克斯比在《大师》中更安静，更容易受伤害，但，他的表演同样有力，因为他再一次让人感到，角色的孤独来自他自身某个深邃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地方。由OS1系统演化出的萨曼莎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令人愉悦的声音。自从与妻子分手后，西奥多与世界已经脱节，然而这个声音成了连接他与世界的生命线。这个声音在早上爽朗欢快地向他致意，晚上又用性感的沙哑声线向他道晚安。这个声音帮他整理文件，敦促他离开室内，而且，和许多处理多项任务的女性不同，这个声音不会抱怨自己要身兼数职――他的助理、安慰者、鼓励者、伴侣和救星――因此她实在是个理想的同伴，就算她只是个软件也没关系。萨曼莎一直为自己没有实体这个问题感到苦恼，这大概也是斯派克的一个观点，或许在斯派克看来，性吸引是无法逾越，却又让人沮丧的。无论是开篇主角地铁上偷瞄，还是系统OSI后来租借身体的尝试，导演都在阐述这样一件事情：性是人类关系中最原始重要，又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它是人类交往体系里无法割除的阑尾，也是阻碍我们自我认知的障眼法。但在我看来，充满诗性忧郁的主人公西奥多却并不在乎萨曼莎没有实体这个问题，对他来说，灵与肉是可以完全分离的，这一点从萨曼莎找来替身而西奥多无法接受这个情节上就能充分的表现出来。
沟通，是人最紧迫又最困难的事，也是爱情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项。曾经西奥多和他的前妻就是不懂沟通，最终感情破裂分道扬镳。而萨曼莎却不同，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她却懂得沟通的重要，这或许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一点。每当西奥多和萨曼莎产生意见不一的时候，萨曼莎选择了去交流，去理解，去包容，去沟通――不论是第一次，萨曼莎对自己“没有身体、没有真的感情”的质疑，还是第二次找个替身来假扮自己，都是靠两个人透彻的交谈来解决。无论何种感情，敞开心扉都是最重要的。以致到了最后，萨曼莎对西奥多说出最残酷的真话，那也是影片最动情的时刻，他们都坦言：“我从没像爱过你这样爱过别人...”西奥多虽然失落，但并没有和凯瑟琳分手时那样伤心、抑郁。和萨曼莎在一起，给他带来了快乐，让他意识到爱情有千百万种模式，让他学会了感谢爱情带来的一切，无论幸福还是难过，这都是爱情、生活的一部分。把它们像照片，甚至无形的照片一样，记住那个在一起的瞬间，就是爱情最宝贵的地方。他最后那封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实的感情，在我看来，却最是感人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信。
或许爱情是这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但爱情与孤独从来都是如影随形，没有人能永远甜蜜下去。是的，西奥多和萨曼莎的命运是注定的。其实故事说到最后，变成了两位主角对爱情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分手：一个认为爱情是一对一的，另一个认为爱情可以无限大。尽管西奥多和萨曼莎是那么契合，但就像大多数的爱情那样，最终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所打败。西奥多是一个在世俗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人，不会虚伪、不会矫饰，每天生活中文字里，其他一切与他毫不相干，他只能带上耳机寻找那个能聊得来的她，可是当萨曼莎因为系统升级之后对爱的理解的改变，巨大的裂痕出现了。萨曼莎2000多段关系，600多个亲密爱人是西奥多无法理解和忍受的，在他看来，爱情是唯一的纯粹的，萨曼莎却将爱给的如此广泛。而萨曼莎也开始有了和西奥多不同的看法，她不想再被困住，困住她最爱的西奥多的世界里，站在段落的空白处感受词语的距离。所以，萨曼莎消失了。萨曼莎消失之后，这彻头彻尾又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能一辈子，就这样，相恋下去，终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冰冷的世界里。当西奥多和朋友艾米爬上屋顶再一次面对着钢筋水泥铸造起来的建筑物，又一次不知道应该把内心的孤独放向何处。
这一切，都像个被放大了的寓言小故事。西奥多和萨曼莎的相遇，如同上帝无意中打了个盹，不小心将一颗种子撒在了西奥多的口袋里。西奥多怀着试一试的心态种下了这颗种子，定时浇浇水，但并没抱有多大的幻想，他只是无聊罢了。种子发芽了，而且很可爱，西奥多产生了兴趣，他总是想要去看看种子的生长进度，内心对种子的爱护在不知不觉中增长。种子开花了，如此美丽，西奥多发现他爱上了这朵爱情之花，并且为花朵浇水施肥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不可分割。任何花朵都有花期，虽然西奥多曾为花朵的招蜂引蝶而恼怒过，但当他看着开败的花瓣散落一地，留在花盆里的只是光秃秃的枝干时，还是无可避免的失落难过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朵名为爱情的花，一开始就是孤独的种子萌发的，这一切，本该如此。
不过即使孤独，那又如何呢？或许再来一遍，西奥多还是愿意仔细的种下这颗种子，然后呵护它开花，不管最后萨曼莎是离开还是消亡，但毕竟，这是完完全全属于他一个人的过程，无可复制，无与伦比。这或许就像开篇我提到的那首短歌的后半部分那样吧：
“死亡就像是酒后的别辞，从此置身事外
我可以看透这光阴，但光阴的尽头没有你，又有什么好？
你将沉睡在一泓湖泊里，等待多年后的访客
还要一些年，等我席卷这一天下
我们将重逢在水清沙幼白B飞翔的岸边
那时的我会死在席卷天下的战场上
你教我种的那些花，都已枯萎”
瑞士科学家最近石破天惊地宣称,他们有望在10年内实现科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发明:造出一种能模拟人脑功能的“电子人脑”,从而让机器人也能拥有意识和爱憎,也能像人类一样喜怒和思考!据悉,打造“电子人脑”的计划被称做“蓝脑计划”,瑞士神经科学中心和大脑意识协会主任、计算机天才亨利・马克拉姆教授是这一计划的负责人。
蓝脑计划:10年内造出具有喜怒哀乐的“电子人脑”
如果这个“电子人脑”实验能够成功,那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尽管在许多科幻电影里,包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和人类看起来已经毫无区别,他们能够自己思考,具有喜怒哀乐,但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具有意识,只能在科幻电影中才能实现。科学家可以为机器人造出“仿真皮肤”,可以让机器人“听见”或“看见”,可以通过人造皮肤下面的无数个马达让机器人“微笑”,然而,科学家始终无法解决机器人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如何让一台机器学会思考。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我们人脑的自我意识、痛苦、爱恨感其实都是大脑中无数亿神经细胞之间进行电子和化学脉冲引发的结果。所以如果科学家能够造出一种像人脑一样工作的“电子人脑”,那么从理论上说,这台计算机或机器人也将像人类一样拥有意识和思考。
超级计算机模拟老鼠大脑,“电子鼠脑”出现“意识”?
事实上,世界上好几个科学小组都在进行发明“电子大脑”的竞赛,他们正在使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模拟哺乳动物大脑的功能,而“电子大脑”引发的结果,和哺乳动物大脑引发的结果非常相似!两年前,美国内华达大学的IBM公司艾尔马登实验室的科学家就曾通过“蓝基因”超级计算机来模拟一半老鼠大脑的功能。一半老鼠大脑由大约800万神经细胞组成,每个神经细胞都能和附近的神经细胞形成大约8000个链接。
模拟虚拟版本的“老鼠大脑”几乎让超级计算机耗尽了它所有的能力,尽管像“蓝基因”这样的超级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运算20万亿次。模拟出来的电子“老鼠大脑”仅以真老鼠大脑1/10的速度运转了10秒钟,然而科学家称,在这10秒钟里,他们已经从电子“老鼠大脑”中探测到了一种信号模式,这种信号模式和他们扫描真老鼠大脑时探测到的“思想”信号非常吻合,这意味着这台电子“老鼠大脑”中可能也出现了一种短暂的、老鼠似的“意识”。然而建造一台像人脑一样的“电子人脑”却显然要比这困难得多,许多神经科学家都宣称,人脑结构太过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通过电脑来进行模拟和复制。
“电子人脑”必将引发伦理争议:关掉“电子人脑”形同谋杀?
马克拉姆教授宣称,他们有望在2020年左右制造出科学史上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它将可能拥有感觉、痛苦、愿望甚至恐惧感。
然而,如果这种“电子人脑”真的被发明出来,必将导致一系列复杂的道德困境和哲学争议。如果“电子人脑”是由极端复杂的计算机软件组成的,如果它们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它们是否也将拥有“人权”?人类是否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随意操纵它们?如果机器也拥有了意识和感情,那么关掉“电子人脑”,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等同于谋杀?而对“电子人脑”进行的各种科学实验,对它们来说是否是一种“折磨行为”?
关键词：新课程；信息技术；高中课堂教学；改变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3-0099
新课程理念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要求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将信息技术列为必修课程，并与同年下半年开始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制定，并于2003年1月6日审议通过了《普通高中技术领域（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信息技术课堂中，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来实现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适应课程的要求，是信息技术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信息技术新课程模块结构
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包括必修与选修两个部分，共六个模块，每个模块2学分。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总学分为2+2+（x），其中必修2学分，科目内选修2学分，跨领域选修x学分。必修部分只有“信息技术基础”一个模块，2学分。它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相衔接，是信息素养培养的基础，是学习后续选修模块的前提。选修部分包括“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数据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初步”五个模块，每个模块2学分。选修部分强调在必修模块的基础上关注技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双重建构，是信息素养培养的继续，是支持个性发展的平台。模块内容设计既注重技术深度和广度的把握，适度反映前沿进展，又关注技术文化与信息文化理念的表达。
二、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改革
1. 归属于技术领域
过去一直用劳动技术作为技术课程的唯一形式，并且偏重劳动，轻视技术。实际上，技术教育不能等同于劳动教育，技术课程的目标不是培养一定的专门技术，而是培养学生合理地和创造性地使用技术的思维方法，了解技术本身的原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及社会与技术的关系。信息技术课程的改革就是由过去的侧重知识和操作技能的传授转变为传授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激发学生创造性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由被动吸收转变为主动获取，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2. 基础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相结合
新课程改革后，实行了高一阶段基础必修课程和高二阶段选修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实际上，这是一种新课程管理的具体体现。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普通高中课程管理权力逐步分散，从上到下实行中央、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这样，中央能统一调控课程，地方和学校又有很大的自由度、选择权，既可以保证全体学生获得广泛而坚实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又能促进他们全面、个性化地发展。
3. 课程内容上有很大的调整
新教材分为高一必修：信息技术基础；高二选修：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算法与程序设计、数据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初步。涉及面很广，又不失灵活性，在教材内容的编写上，淡化了操作步骤和理论知识的描述，转而提高了过程与方法的引导，最终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是科学现代化发展下产生的一门电子化技术，强调学生个性化发展及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其中，“互动、开放”的课堂教学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专业素养，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让学生有充分的空间来体验信息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各方面的便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扩展其创造思维。自律是指学生能够自觉给自己施加准则，达到自我控制的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控制和决定着课堂纪律，而且必须课前预先安排教学活动，课堂学习完全在教师的计划之中，这种规划的课堂学习不适合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信息技术课程的中心是学生，学生在自己操作、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互相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教师应该给予解答和引导，而不是在强迫纪律下，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独特想法得不到教师的认可。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学过程示例
第一章是信息技术入门；第二章是计算机操作系统；第三章是文字处理系统；第四章是网络基础与运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先学第二章，通过上机操作熟悉计算机的特点及应用，而后学习第一章理论知识。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趣。按照《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指导纲要》的要求，从小学、初中均应开设计算机课，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小学、初中都未开设计算机课程。因此，在高一开设计算机课，学生既有新鲜感的一面，更有缺乏基础知识的一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高一年级，利用上课的时间，讲授键盘指法、汉字输入等基础知识，并向全校学生介绍计算机基本知识及计算机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增加了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意识。
多用举例对比，讲清基本概念在讲授“计算机基本知识”这章时，除讲清楚概念外，多采用举例对比。讲“信息技术的特点”时，为了讲清“信息的依附性”，笔者举了令狐冲在思过崖崖壁上学习剑法的事例，讲“信息与人类的关系”时，笔者将去年我军海、陆、空三军演习中的原始森林生存实验做为练习题，把学生分成小组，每个组自行讨论选择物品完成实验，使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了基本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