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17: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进出口贸易投融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海南产业开放发展现状
1、进出口贸易状况
随着海南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海南对外贸取得了重要进展，产业开发程度进一步提高。“十一五”期间，海南累计进出口总额达到4045420万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936738万美元，进口总额为3108682万美元，分别占比23.16%和76.84%，进出口逆差2171944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上看，2007年海南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35749万美元，同比增长158.5%； 2008年，海南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亿美元，同比增长43%，其中主要是进口贸易额增幅较大。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海南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15.34%，但总量仍然高于2007年水平。2010年受国际旅游岛建设利好政策以及国务院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海南进出口贸易回升明显，达到108亿美元，同比增长21.4%，其中出口总额增加显著，创历史新高，达到239114万美元，进口总额842536万美元。
从进出口贸易结构上看，海南出口贸易主要以一般贸易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为主，两者贸易额几乎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90%以上，其中一般贸易额2008年至2010年分别占出口贸易总额的75.13%、60.76%和64.05%；进口贸易也更集中于一般贸易方式，一般贸易额2008年至2010年分别占进口贸易总额的84.70%、71.17%和76.44%。
2、利用外资状况
“十一五”期间，海南省通过实施多种优惠政策，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多种方式吸引外资进入。总体来看，近几年利用外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额创历史新高。
（1）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外商投资企业数增速显著
海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006年的79259万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152276万美元，增幅超过92%，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由74878万美元增至151213万美元，对外借款从4381万美元减至1063万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数从2536个增加到4171个，增长64%，注册资本由83亿元增长至145亿元。“十一五”期间，海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外商投资企业数均增速明显，说明海南省投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外商投资信心明显增强。
（2）利用外资合同项目与合同金额降幅明显
“十一五”期间，海南省利用外资合同项目从2006年的193个降至2010年的72个，利用外资合同金额从2006年的193个降至2010年的72个，合同金额分别从2006年的108602万美元降至2010年的40228万美元，降幅均超过62%。虽然海南省利用外资合同项目与合同金额均呈现出下降态势，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却上升势头明显，说明大项目对海南省引进外资起到了支撑和拉动作用，“大项目带动，大企业进入”的产业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3、对外经济合作状况
2006年-2008年，对外经济合作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从2006年的307万美元和246万美元增长至2009年的3272万美元和3380万美元，分别增长9.7倍和12.7倍，增幅明显。但受金融危机影响，至2009年，两项数据增速相比前期均明显下降，其中完成营业额降幅达35.7%。总体来看，“十二五”期间海南省对外经济合作呈上升趋势。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实施与不断推进，海南省对外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力度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体现。
二、海南产业开放水平评价
产业开放是一种以产业的国际合作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是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优势产业领域，在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条件方面，率先实行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活动。目前，学术界对衡量产业开放水平的研究大部分是从规范角度进行的，并没有形成一致认可的实证研究方法。因此，我们通过借鉴胡晓鹏（2007）在《中国区域产业开放与价值创造――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产业开放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原理，给出了从宏观产业角度来界定产业开放度的基本方法，即产业的对外开放度，等于该产业的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之和，基本表达式为：
FOIi表示i地区全部产业的对外开放度，等于该地区全部产业的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之和。CKYCDi表示出口依存度，等于i地区全部产业的对外出口总量（Ei）与其产值之比；JKYCDi表示进口依存度，等于i地区全部产业的对外进口总量（Ii）与其产值之比，全部产业的产值用当地GDP来替代。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所衡量的开放程度就越高。
我们通过对2010年全国31省份（直辖市/自治区）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原始数据进行相关计算，其中，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以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中间价6.7695换算成亿人民币计量，最终得出2010年全国各省产业开放度排序。
注：原始数据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全国31省份平均产业对外开放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分别为0.31、0.15和0.16。
由表4可以反映出，海南总体产业开放度在全国排第十位，居中上游水平。但从沿海省份角度来看，海南产业开放度在全国11沿海省份当中排位靠后，仅位于河北与广西之前，但开放度值是河北、广西的2倍。从具体指标来看，海南出口依存度为0.08，居全国第十四位，比31省份平均出口依存度低0.07。
三、海南与广东产业开放程度比较
（一）产业对外开放度比较
海南各方面发展起步较晚，对外经济交往有限，主要依靠与大陆地区的经济往来。近十年，对外开放水平有了显著发展，2008年海南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但是由于产业经济总量小，海南进出口贸易总额在绝对量上明显低于广东省，后者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海南的72.5倍（见表5）。
通过计算海南与广东总体产业、农业、制造业开放度等指标（见表8），反映出：海南总体产业外开放度远小于广东，广东产业经济发展依赖于国际市场；而海南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小。从进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海南总体产业的进口依存度大于出口依存度，而广东总体产业的出口依存度大于进口依存度。其中海南农业对外开放度也落后于广东，说明海南建设热带农业基地的力度不够，没有发挥海南热带农业优势，农业国际市场的开放水平亟待提高。
（二）利用外资水平比较
当前，利用外资是我国补充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和经验，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重要途径之一。2010年海南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项目72个，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0个，比上年度分别下降1818%和1765%；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金额40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392亿美元。
表7反映出，海南在利用外资水平上无论是从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项目、金额以及实际利用金额来看，在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广东。2010年海南在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项目有所减少，但是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却表现出61%的增速，说明海南单项合同金额有所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潜力较大。
四、海南产业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外贸易总量较低，贸易结构不合理
2010年，海南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6.49亿美元，而同期全国31省市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达959.35亿美元，海南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9.01%，进出口贸易绝对量较低。2010年，海南省对外贸易进口额为63.28亿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05%；对外贸易出口额为23.20亿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4.56%，出口依存度为0.08，排名第14；对外贸易进口额为63.28亿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05%。对外贸易进出口依存度分别为0.21、0.08，在全国31省市中分别排名第14和第6位，差异度十分明显。说明海南省对外贸易过于依赖进口，贸易结构不合理。
2、对外贸易出口国分布不均，出口市县较为集中
海南省对外贸易出口国主要以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四国为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非亚洲国家出口额较少。2010年，海南对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出口总额分别为58406万美元、12362万美元、21983万美元、38264万美元，对四国出口总额占全部出口总额比重大55%，出口国家分布不均。另外，海南省18市县中出口地域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洋浦、文昌、儋州、琼海等少数市县，区域发展不均衡。
3、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海南省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主要出口商品仍以原油、天然气、农产品（水海产品）为主。2010年，海南省省成品油、天然气、水海产品出口额分别为6.7亿美元、4.07亿美元、4.04亿美元，三种商品出口额合计14.81亿美元，占全省23. 9亿美元出口总值的61.96%。受资金、人才等因素制约，海南省贸易企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力度不够，导致产品更新换代迟缓，仍以低水平粗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出口产品质量不高，市场适用性不强。（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11》，《海南省统计年鉴2011》，《广东省统计年鉴2011》.
[2]迟福林，李昌邦等，产业开放：海南经济特区的希望[J].开放导报，2000（10）：22-24.
[3]胡晓鹏，中国区域产业开放与价值创造――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7（5）：72-83.
关键词：汇率制度 进出口贸易
一、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参考文献：
[1]何璋.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左柏云，陈德恒.国际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关键词：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演化因素
0引言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组成部分，电子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对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整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G10bal Production Network）发展较快，区域内集聚和区际问分工现象明显。与生产网络同步发展的是，基于区际问产品分工及消费市场和生产市场不匹配等因素，电子信息产业产品、信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高效流动，在国家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全球贸易网络。
产业贸易网络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伴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政治经济环境的调整，全球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机理已成为涉及国际政治、宏观经济、企业行为等多种要素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球贸易网络由国家间贸易流汇集而成，贸易双方生产能力和经济能力的非对称性是贸易网络形成的重要基础。在贸易过程中，进出口国家均可获得产业效率、收益提升等优势，但先进生产水平一方将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也对应存在更高的贸易风险。针对贸易网络的研究内容早期以刻画网络形态特征为主，利用网络平均最短距离、集聚度、节点度分布等指标测度国家间贸易网络的物理特征。如Wilhite等研究发现国家间存在双向贸易选择关系，国际贸易网络形成具有小世界特征，与地理区划差异显著。之后，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国家间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贸易频率与贸易规模增大，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向复杂网络演化。由此，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利用模块方法鉴别贸易集团及其核心、利用网络强度熵考证贸易网络“异质性”等方法，为复杂网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手段。从具体产业门类上看，现已有学者研究了全球高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如铁矿石、原油等的全球贸易网络特征，但针对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后逐渐转移到亚洲发达地区，至21世纪，电子信息产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和服务五大价值创造环节集聚或分散于不同地理空间，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与之相伴随的是跨区域贸易网络关系的建立。从理论上看，贸易网络和生a网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现有研究多将全球贸易网络与生产网络及生产链分为两个研究体系，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由此，本文通过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全球贸易网络关系，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选取高贸易额的子产业分析其网络变化特征，从将生产地理与贸易地理相结合的视角解析电子信息产业的贸易网络，以期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构建与完善及其全球化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库，为1993年～2012年主要五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及美国）与全球200个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额数据。经济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统计数据，为1993年～2012年全球200个国家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全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逐渐重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开始发生变化。因欧盟成立于1993年且贸易数据目前公开至2012年，选取1993、2005及2012年国家间电子信息设备产业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包含海关编码两位数产业中的“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音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Hs：85）及其下属的48个四位数子产业。
1.2贸易网络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利用贸易区位熵测算国家间电子信息产业贸易聚集度，构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贸易区位熵由区位熵指标演化，测算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量比重与进口国全球GDP比重间的关系，用于表示贸易流的显著性。
其中，TQL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贸易区位熵，Xij表示国家i向国家j的贸易出口量，Xjw表示国家i向世界的贸易总出口量，GDPj表示进口国j的国内生产总值，GDPw表示世界生产总额。本文以1.0作为贸易区位熵的临界值：若高于1.0，表明国家i向国家j出口贸易流显著；反之则不显著。当TQLij和TQLji同时高于1.0，我们称国家i与国家j具有双向贸易关系，且贸易关系较为显著。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主要五国或地区（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及美国）为核心构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网络中保留贸易区位熵高于1.0且总产业贸易值高于5000亿美元、子产业贸易值高于500亿美元的国家。该贸易网络依托全球各国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贸易构建，存在单向、双向两种网络关系，单向关系指两国贸易进出口关系中仅一方对另一方的出口贸易显著，双向关系是指双方均存在较为显著的出口贸易。考虑到通货膨胀对电子信息产业产值数据有较大影响，以全球CPI为调整系数，以2012年为基年对各年各国贸易值进行调整，保证筛选标准的一致性。
2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及子产业贸易网络演进历程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逐步成熟，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以跨国域、跨洲域的网络模式呈现。各国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水平及需求水平不断变化推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变，且不同子产业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研究主要五国或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构成的演变历程分析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的变化，并进一步选取48个子产业中世界贸易总额高于2000亿美元的3个子产业分析其贸易网络变化。
2.1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进历程
研究发现，中心国家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变化显著（表1.图1）。2005年较1993年存在明显扩张趋势，贸易关系显著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其中，中国贸易网络扩张现象最为突出，贸易网络国家数从2个增加至8个，实现双向贸易关系国家“零”的突破。与2005年相比，2012年多数国家贸易网络保持平稳微缩状态。但随着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制造职能向东亚地区转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仍以高速扩张，贸易网络国家数由8个继续增加至17个，一跃成为贸易网络规模最大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形成以美国为中心、欧盟及日本为次中心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整个网络呈现出向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集中的趋势。网络以五大核心国家或地区为主要构成，次一级节点国家仅有两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网络参与度较低，且以进口贸易为主，很难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贸易规模。此时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构成简单，涉及国家数较少，进出口贸易交易额相对较少，资金流向较为集中，美国成为最重要的产品出口地，日本和欧盟次之。
21世纪后，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网络不断丰富，逐渐复杂化。2005年，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关系趋于网状结构，网络内国家节点数增多，次一级节点国家数增至9个，进出口贸易关系丰富。世界电子信息产业贸易额显著增加，但仍集中在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整个网络不再是单个国家主导模式，而是呈现多极化趋势，美国、日本、欧盟、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地区）均在网络中有重要地位，次一级中心新加坡、马来西亚具有网络集聚的现象，有潜力发展成为下一个网络核心。新加坡成为核心国家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贸易最主要的关系国，马来西亚由1993年的进口贸易国转变为出口贸易国家。此外，各国贸易呈现出洲际集中性，各国在其所在洲更易发展出集中的贸易网络。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全球贸易网络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贸易网络关系更加复杂化，次一级国家节点数增加至13个，国家覆盖面更加广泛，澳大利亚、以色列、巴西等部分大洋洲、南美洲、中东地区国家加入贸易网络。原有节点国家中，墨西哥、泰国、俄罗斯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新加坡、马来西亚仍在次一级节点国家中居重要位置。但新加坡变为进口贸易主要国家，仅与中国存在显著的出口贸易关系，马来西亚同样以进口贸易为主，辅以少量的出口贸易关系。核心国家贸易关系变化显著，表现为：美国在网络中表现为“孤岛节点”，其进口贸易关系大量减少，大额贸易关系数量有所下降，出口目的地由全球向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集中，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的新兴“重要极”，其网络基本覆盖全球贸易网络的所有国家，且大额贸易关系丰富；欧盟以亚洲国家出口贸易及欧洲国家进口贸易为主，日本网络全部集聚于亚洲地区，韩国网络则发展为欧美进口贸易及亚洲进出口贸易网络。该网络中，亚洲国家地位显著提升，东亚国家最为显著，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的新兴力量，欧美发达国家不再具有电子信息产业贸易“垄断地位”。
总体而言，过去20余年g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经历了显著变化，整个贸易网络由简单到复杂，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次一级节点国家数不断增多，大额贸易关系也大量增加，国家间进出口贸易关系充分丰富。各国贸易额增长率结果表明（图2），贸易重心由美国向东亚国家转移，贸易网络以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为主，但覆盖面不断扩大。就主要国家而言，美国网络由进口导向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贸易关系由亚洲国家贸易拓展到亚洲及美洲国家贸易；欧盟进出口贸易同时发展，但进口贸易有所缩减，主要向欧洲国家贸易集中，欧盟内部成员国家间贸易往来较为频繁；日本从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国家演变为主要进口国家，其贸易网络完全向亚洲聚集；韩国贸易关系不断丰富，保持进口贸易为主的网络模式；中国贸易网络实现飞跃，由简单贸易关系演变为复杂丰富的贸易网络，具有绝对进口贸易地位，且大额贸易不断增加。次一级节点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贸易网络同样丰富化，演变过程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经历了从进出口贸易向进口贸易型的转变，成为具有核心国家潜力的次一级节点。
2.2部分电子信息子产业贸易网络演变历程
电子信息产业包含的48个子产业贸易额存在较大差异，选取其中2012年世界贸易总额高于2000亿美元的产业进行贸易网络分析。具体为：“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HS：8517）、“无线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制造业”（HS：8525）和“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H8：8542）。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构建过程相似，利用1.2中方法计算国家间贸易区位熵，选取贸易额高于500亿美元且贸易区位熵高于1.0的国家贸易关系形成子产业贸易网络。结果表明，不同子产业的网络构成及发展趋势不同，其发展与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价值分工模式息息相关。
“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贸易网络发展特征为进口国家数量扩张显著，出口国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20世纪90年代，“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等核心国家或地区，以日本、美国出口为主，美国、中国为最主要的进口国家，其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地区。随着各国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2005年出口国家数量显著增加，分布更加广泛。日本和美国由出口主要国家转向进口主要国家，中国、欧盟、加拿大经过10余年生产力充分提升，成为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至2012年，进口国家数量进一步扩张，覆盖至大洋洲、南美洲等更多区域，出口国家向亚洲集聚，韩国加入主要出口国行列。结果表明（图3），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贺易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个贸易网络出口重心由欧、美、日向亚洲转移，进口重心则呈扩散趋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最先发展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技术，成为最初的出口国，由于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等原因，它们逐渐将该产业的制造职能外移，选择利用进口的方式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该产业的制造职能，并逐渐面向全世界拓展出口业务。
“无线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制造业”总体呈相似趋势，但其进出口国家覆盖面在2005年已显著扩大（图4）。20世纪90年代，“无线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制造业”国际贸易关系较为简单，显著贸易仅存在于日本、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21世纪后，该产业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展，2005年贸易网络充分扩张，出口国家由3个增加至9个，进口国家由3个增加至17个。2005年以后，贸易网络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与“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显著不同的是，进口国家中存在近半数的发展中国家，覆盖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表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于该类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且自身生产水平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只能依靠进口。出口重心虽然也显示出向亚洲地区集聚的趋势，但欧、美等国家（地区）仍然处于出口国家行列，制造职能并未完全转移。结果表明，该产业相比“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等生产职能完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才能实现生产，因而其网络重心转移仍处于中期，贸易网络仍呈现多极化现象。
“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是所有电子信息子产业中贸易额最高的子产业，2012年该产业全球出口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韩国等五大核心国家或地区在该产业中占据显著优势地位，尤其是韩国，在该产业中地位显著。泰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逐渐加入到贸易网络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非核心国家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该产业贸易网络演变相对较为缓慢，1993年～2012年基本保持平稳状态。至2012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仍然是该产业贸易网络的主导国家，但韩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地位也在逐渐提升。图5表明，“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仍然在少数生产力领先水平的国家间进行贸易，非洲、南美洲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很难形成贸易规模。一方面，生产水平落后国家对于该类产品的需求较低，尚未完全掌握运用及加工产品的技术，故进口需求较小；另一方面，当前贸易网络的主要国家仍需要掌握该产业的进出口主动权，国内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国家不会考虑将产业大量转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已处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游，各国目前仍在致力于该产业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故贸易网络将基本持续现有构成模式，由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且已掌握该产业主要技术的国家构成。
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电子信息子产业贸易网络基本呈稳定扩张趋势，其出口重心呈现“发达国家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但不同子产业间存在显著差异。生产链上游产业即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子产业演变进程更为缓慢，如“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贸易网络至今仍以核心国家为主，而“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基本已实现网络的扩张，且生产重心转移到东亚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各子产业贸易网络逐步趋向“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的特点发展，子产业生产力形成区域性规模，产生“全球出口极”，而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进步，各国产生对子产业产品的需求，因此进口需求国则呈全球覆盖趋势发展。
3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化影响因素识别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贸易网络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子产业贸易网络“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的发展特征。全球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政治环境都对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有深入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环境、经济水平、生产要素市场、生产技术水平、进出口贸易条件等各个方面。
3.1经济全球化助力全球电子信息贸易网络形成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主要表现为生产活动全球化、贸易关系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融资全球化、人才流动全球化等方面，对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有重要影响。首先，在生产活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实现了国际分工，要求各国之间形成产品快速高效流通的网络，因此跨国分工模式在发挥国家比较优势、提高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间的电子信息产业联系。其次，贸易关系全球化提高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覆盖面，实现贸易网络的不断扩大。21世纪后，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不断扩大，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大洋洲、南美均有较高的网络参与度。最后，人才和技术的全球化流动带动知识溢出，为贸易网络的演化提供可能性。人才作为知识、技术储备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全球化流动带动流入地区的技术水平提高，促进技术创新，推动贸易网络新“出口极”的产生。
3.2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带动贸易活动向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集中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贸易网络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全球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同样呈现区域化集聚趋势。随着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经济水平及国际地位的逐年提高，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贸易网络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逐渐替代欧、美、日等国家（地区）的生产职能。贸易网络极点的产生需要以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水平及产业水平为基础，区域中经济与生产水平发达的国家可以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地理邻近的国家间贸易成本相对较低，随着贸易的频繁进行，政府会采取措施维持自身在区域中的贸易优势。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内部存在贸易互惠条款，鼓励区域内部产业贸易进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贸易网络呈现向经济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集中的特征。
3.3廉价生产要素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网络发展提供优势
电子信息产业对生产要素的资源分布及价格水平较为敏感，包括劳动力、资本、信息、时间等方面。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职能朝向生产要素资源更为丰富、价格更加低廉的区域流动，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嵌入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提供可能性。电子信息产品的组装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Y源需求量大，且成本占比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相对稀缺，成本较高，不利于产品成本的有效控制。而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价格低廉，产业网络重心逐渐向该地区转移。值得注意的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转移也将对转入地产生一定的就业效应，提高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效率。此外，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全球流动有效弥补欠发达地区的不足，促进贸易网络的全面化。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投资、购买专利等方式融入贸易网络，生产技术发源地则通过创新掌握技术前沿，保证贸易网络的流动性和可持续发展。
3.4高生产水平国家保留价值链高端产业贸易网络
生产技术水平是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发展的必要条件，出口贸易国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才能满足生产需求，进口贸易国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满足进口产品的使用需求。电子信息产业总贸易网络中技术水平的影响较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生产技术优势集中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地区，随着其他地区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贸易网络开始发生演变，向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美洲其他地区延伸。随着全球性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重组的推进，初级技术水平要求的子产业（如“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已经完成了生产职能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转移，进口贸易国基本实现全球全面覆盖，多数国家都具有运用产业产品的技术水平。中级技术水平要求的子产业（如“无线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制造业”）处于生产职能转移中期，发达国家仍占有一定的出口贸易份额，但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网络重心已是显著趋势。高级技术水平要求的子产业（如“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仍处于生产职能转移初期，发达地区在贸易网络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发达地区十分重视此类高端子产业的主动权，控制贸易网络的规模，少数核心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韩国等）进入贸易网络。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随子产业贸易网络重心的转移逐渐呈现全球化分布，高生产水平国家保留价值链高端产业，以维持自身在贸易网络的不可取代替代性。
3.5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带动自身贸易网络扩张
政策对于产业有极强的导向作用，产业政策是引导、保障和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对于电子信息产业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加速该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提升。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国家关键技术》（1991）、《国家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战略规划（NITRD）》（2013）等政策的推行为其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导向。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及贸易水平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支持密不可分。20世纪末，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刚刚起步，在贸易网络中贸易关系简单。2005年以后，国家充分提高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视，系列政策推动国内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2009年，国务院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通过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带动了中国在贸易网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十二五”期间，《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引导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提出进行电子信息产业的初步转型。可预见的是，今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也将逐渐向产业链高端发展，但实现这一产业结构调整仍需较长的时间。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贸易区位熵测算国家间电子信息产业贸易集聚度，构建贸易网络，对1993年、2005年和2012年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表现出明显的演变趋势，总体呈扩张趋势。网络经历由“单极化”向“多极化”的演变历程，次一级节点国家数量增加显著，大额贸易关系逐渐丰富。贸易网络重心由欧、美、日等国家（地区）向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转移，网络构成以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为主。其中，中国成为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进口贸易国，与网络中多数国家间存在进出口贸易关系；美国逐渐转出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职能，呈现“孤岛化”发展模式。
第二，全球电子信息子产业贸易网络同样呈扩张趋势，子产业网络遵循“发达国家（地区）一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演变模式，呈现“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特点，网络覆盖面充分丰富，但不同子产业的演变进度不同，产业链低端、中端、高端产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有线电话、电报设备制造业”等低端产业基本实现全面转移，出口贸易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无线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制造业”等中端产业处于转移末期，出口贸易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制造业”等高端产业处于转移初期，网络依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关键词】石油价格波动；对外贸易结构；石油贸易
1.引言
石油是现代工业发展的能源动力，而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分布的不均衡性都使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频繁，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石油的需求大量增加，而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与地位也在与日俱增，因此石油价格的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成为了贸易发展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魏一鸣等（2008）通过分析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后发现，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将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减缓经济增长、降低股票市场的投融资能力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石油价格波动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从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油价波动对经济结构影响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石油价格波动对对外经济商品结构影响的已有研究中，大多是以美国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分析和印证石油价格波动对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而由于油价的波动，运输成本和技术成本的上涨使得各国产业结构、方式结构有所改变，制造业这个高耗油产业也已经逐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石油价格的波动影响了一国的商品结构、方式结构、模式结构和区域结构，本文中主要围绕石油价格变动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石油要素比较优势和石油贸易政策四个方面对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并针对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改变的问题提出措施及建议。
2.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传导分析
近年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受各种因素的推动，在较高价位上波动频繁，而石油作为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能源其价格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石油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动力，其短期内价格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是短小的，但从长期来看则对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较大。石油价格的波动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贸易政策，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要素比较优势、贸易政策等作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将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2.1 石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传导分析
国际石油价格不断大幅上涨会削弱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力，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对本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有很大影响。我国对石油需求量较大使我国石油进口占整个贸易的份额不断增加。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使得我国进口石油外汇开支大幅增加。通过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进口、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石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进出口有直接影响，且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出口的影响比进口更大，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造成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失衡。而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石油消费量巨大，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待改善。据仝晓波（2012）测算，2011年我国隐含石油净出口7869万吨。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开采炼焦及核燃料、化学燃料及化学制造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的六大高耗油行业的产品仍占有很大比重，而在我国进口商品中，高科技产品等低耗能产品所占比例不断提升。如果我国石油利用率提高10%，每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石油可减少1700万吨，相当于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4个百分点。因此，如果不对石油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改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将很难有实质性的转变。
2.2 石油价格波动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传导分析
在各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间产品生产的相对优势的变动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会引起进出口结构的变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进了产业的国际转移。同样，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石化产品不仅所占市场份额大、产业链长，而且石油价格的波动直接关系着下游产业，例如汽车、建材、加工制造等多个产业链的发展。制造业这个高耗油产业也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逐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会推动运输成本和技术成本的不断提升，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国的石油消费量、需求量巨大、石油进口依存度较高，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很大影响，使得我国进口不断大幅增加，缩小了我国的贸易顺差，改变了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据王巧然（2010）2010年上半年分析，为应对国际石油价格频繁波动，中国石油化工产品专用料比例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兰州石化环保橡胶等新产品顺利投放市场并形成了优质的品牌影响。其中，环保橡胶填充油获得欧盟质量认证，为其进入国际市场、打破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创造了条件。可见，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很大影响。
2.3 石油价格变动影响石油要素比较优势对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传导分析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石油要素相对比较优势对该国家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使我国的石油要素的相对比较优势有所减小，从而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一定负面影响。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将抬升我国国内能源价格，使我国以石油为能源的相关行业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形成新的涨价因素，减少我国出口贸易，缩小了贸易顺差，而我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却要求我国石油进口大量增加，因此，石油价格变动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方面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很大影响。
2.4 石油价格变动影响石油贸易政策对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传导分析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工业能源，其价格的变动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采取了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石油价格飙升给我国经济贸易带来的巨大冲击，使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我国曾施行的通过石油现货与期货两个市场参与国际石油定价的政策，减少了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减轻了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削弱作用，从而使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同时，促进我国节油型经济体系的建设，增加我国石油自给能力这些政策措施更是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无疑会使一国的石油贸易政策有所改变，从而对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3.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我国出口市场大面积萎缩，造成我国出口贸易的下降，而外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使得我国贸易商品结构长期失衡。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进口成本的上升，将增大我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大幅增加我国外汇开支，使我国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削弱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缩小贸易顺差，易使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长期失衡。
近年来，我国依旧遵循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油价的不断上涨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大幅下降，使我国劳动力与国际价格的交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而外贸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贸易壁垒的产生也是对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综上所述，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贸易政策方面均对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为减轻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产生的通货膨胀、改变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失衡，我国政府要针对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我国石油进出口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提高石油利用效率，积极开拓多元化商品市场，促进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还应完善石油价格机制，出台应对石油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以缓解石油价格上涨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冲击，加快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石油金融体系，尽量规避石油风险。同时，还要加强石油勘探和石油储备系统的建设，积极开发风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市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防范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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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很快,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的突破,运力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509.1亿美元。1997―2007年,中国运输服务出口年均增长26.6%,高于同期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年均17.4%的增速,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2.1%上升到25.7%,为旅游之后的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行业;同期,运输服务进口年均增长15.8%,略低于同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年均16.6%的增长率,虽然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由35.9%下降到33.5%,但11年来一直保持着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进口行业。
二、我国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及国际竞争力现状
(一)我国运输服务的运量及流向
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香港、美国、欧盟仍是中国运输服务的前三大出口市场,三者合计约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2/3。2006年,美国替代欧盟成为中国运输服务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其它主要的进口来源地分别为欧盟、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东盟,上述国家和地区占中国运输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均高于10%,合计占总额的70%以上,运输服务逆差主要来自韩国、东盟、欧盟、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来自我国运输部门的数据显示,根据货运量统计,2007年我国运输中铁路约占14%,公路占72%,水运占12%,民航占0.3%,管道占1.7%。鉴于我国运输服务出口市场为香港、美国和欧盟,那么采取的运输方式多采用水运。但水运运量占我国货运量的比重还是很小,我国的港口实际吞吐量较大,但是利用效率还没有到应有的程度。国内运营商在本土的份额占到85%以上,而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还占不到2%。中国的港口行业在国内市场发展迅猛,但走出去的步伐仍然处在最初的阶段。
(二)我国运输服务与其他国家竞争力对比
1、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美国,高达13.6%。其次就是德国和日本。但是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4.5%曾一度降至11%,虽在2007年有所回升,但国际市场单个国家独霸的趋势已不复存在。德国、韩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上升趋势,英国、日本的占有份额基本持平。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也部分因为我国之前的国际市场份额过低,只有1.1%,2007年上升到5%之上。我国基本奠定了运输服务贸易大国的基础。市场占有率只是贸易数量大小的指标,我们需结合贸易服务质量指标考察国家间运输服务竞争力。
2、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也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专业化系(指)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TSC),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系数越大表明优势越大。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 它能够反映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由其他国家所供应的一种产品而言,本国生产的同种产品是否处于竞争优势及其程度。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 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
其取值范围为(-1,1)。如果TC指数大于零,表明该类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强;TC指数小于零,则表明该类商品不具国际竞争力;指数为零,表明此类商品为产业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当。
三、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原因分析
(一)我国运输服务的基础较差
我国运输服务业起步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量的方面获得了显著发展,但运输服务质量一直较差。与其他运输强国相比我国运输业在资金技术上都没有先头优势。同时我国一直没有对运输服务的相关内容进行延展发展。近年来在传统运输业本身外,与运输业相关的一些辅助运输服务业发展尚不完善,没有形成一致的标准,企业多处于小而散的情况。
(二)国际货物运输企业服务网络不够健全
例如国际货运企业, 几乎没有一家国际货运企业拥有完善的全球业务网络,绝大多数国际货运企业缺乏国际业务网络。这使得我国运输业对海外的服务输出受到限制。
(三)我国一些企业对于运输服务的内容上仍然理解为大宗货物
有的运输企业传统上运输的大宗货物主要是原材料和制成品,而对消费品尤其是运输时间要求苛刻的消费品,如易变质的商品的运输经营业务却很少。中国物流运输业在设备、技术、实力和服务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明显的差距,没有形成具有优势和差别的服务。
(四)运输业存在地域、部门分割现象
我国国内运输业普遍存在着地域、部门分割的情况。比如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等运输资源,在中国除了像深圳等个别新建城市统一由运输局管辖外,其它均分别直属铁道部、交通部、航空总局、海运局等部门统辖。国有运输企业的网络只适应其本身的特点,没有得到强化,也不对其他物流业经营者开放。
四、改善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增强其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对运输一词有更宽泛的理解
对于国际运输不应是过去旧有观念的大宗商品的运送,应将其外延扩大到包括传统运输业在内的物流、货代、仓储等一系列业务。客户希望供应商提供给他们的是比别的供应商更低的价格,更优质的服务以及更先进的管理系统。
(二)注重培养运输服务的专业人才
高校在培养运输专业人才时,既要注重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培养,又要突出工程技术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有利于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对现有运输人员,应对其进行相应的短期培训。
(三)加大技术资金投资,建立全面新型的运输服务业
我国现代运输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处于幼稚产业的发展阶段。因此,政府应该重视运输业的发展,对我国运输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减少审批程序,加强投融资力度,为港口建设、大型船舶建设以及与邻国的铁路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大力开展信息化、智能化交通系统建设、进入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的阶段。
(四)政策的大力扶持
一、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 一) 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进出口月度增幅继续回落
据海关统计，2011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到 10117. 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8%，占外贸进出口比重 27. 8%。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5487. 9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11. 5% ，进口 4629. 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2%。受欧债危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月度增幅有所回落。特别是 2011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欧元区危机加重，全球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经济贸易风险上升，6 月份以来出口呈个位数增长，连创 2009年以来月度出口增幅新低。虽然从绝对值上看，进出口规模缓慢增长，但总体表现后续增长疲弱。
( 二) 信息与通信技术类仍居主导，部分领域进出口提速
2011 年，我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类等传统领域出口仍居主导地位，全年出口5294. 6 亿美元，同比增长12. 7%，较整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高 1. 2 个百分点，占比增加至96. 6%。单类产品出口额居前三位的分别是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机 ( 1058. 8 亿美元) 、手持式无线电话机 ( 627. 6 亿美元) 、集成电路( 325. 7 亿美元) 。除生命科学技术类、航空航天技术类产品出口提速外，多数领域出口增速下滑。其中生命科学技术类产品出口 178.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7%，较上一年度提高 2. 9 个百分点; 航空航天技术类产品出口45. 9 亿美元，同比增长31. 6%，较上一年度提高 1. 5 个百分点。2011 年，电子技术类产品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进口产品，全年进口2139. 7 亿美元，占比46. 2% ，较上一年度下降 1. 3 个百分点。单类产品进口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集成电路 ( 1707. 7 亿美元) 、液晶显示板 ( 471. 7 亿美元) 、手持式无线电话机的零件 ( 190. 0 亿美元) 。在整体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萎缩的情况下，生命科学技术类产品进口速度提高，全年进口 158. 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3%，较上一年度增加12 个百分点，进口占比提高至3. 4%。
( 三) 外资企业贸易增速趋缓，其他企业增速依然强劲
从企业性质上看，外资企业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2011 年，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8015. 3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10. 37% ，全年出口 4527. 53 亿美元，占比 82. 5%，较 2010 年下降0. 6 个百分点，全年进口 3487. 22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06%，占比75. 3% 。国有企业进出口 831. 9 亿美元，同比增长2. 09%，全年出口318. 1 亿美元，占比 5. 8% ，下降 1. 1个百分点，进口占比 11.0%，下降0. 5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等消极因素对民营企业出口影响更加明显，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其他企业四季度出 口 环 比 折 年 率 萎 缩17. 52% ，进 口 环 比 折 年 率 萎 缩24. 22% 。尽管如此，其他企业全年进出口占比仍有所提升，其中出口642. 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 1% ，占比11.7%，提高1.7 个百分点，进口占比13.6%，提高1.9 个百分点。
( 四)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明显，加工贸易份额继续缩减
2011 年全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 898. 3 亿美元，增长 20. 2%，占比提高 1. 2 个百分点，进 口 1228. 9 亿 美 元，增 长18. 5% ; 加工贸易出口 4221. 2 亿美元，占比 76. 9%，下降 1. 9 个百分点。进料加工贸易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全年出口 3824. 6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11. 53% ，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69. 69% 。2011 年，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初见成效，部分在金融危机中向周边国家转移加工产业的企业回流，加工贸易下降幅度较2010 年度有所收窄，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加工增幅下降，其中苏州、广东两地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增幅分别为 －1. 03%、8. 12%，均低于 8. 8%的全国平均水平。从高新技术产品各领域内部来看，各领域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变化不十分明显，说明加工贸易占比萎缩对不同领域影响大致相同。
( 五) 主要市场进出口增速放缓，传统市场占比下降
2011 年我国与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呈现萎缩态势，其中出口至欧元区 794. 8亿美元，增长 4. 08%，较上一年度下降35 个百分点，四季度环比折年率萎缩 13. 28%。由于欧债危机蔓延，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受到普遍拖累，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四季度我国出口到其他 “金砖四国”高新技术产品 62. 3 亿美元，较三季度下降 13. 7%，环比折年率萎缩 44. 53%。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看，亚洲地区仍是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地。2011 年，我国从东盟、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进口 2891. 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3%，占比62. 4% ，较上一年度下降 1. 2 个百分点。中国香港、欧盟和美国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合计占比 64. 6%，较 2010 年下降0. 6 个百分点。其中在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类领域出口至上述三个地区的高新产品占同类技术领域比重分别为69. 35% 、67. 33% 和 65. 68% 。
( 六) 中西部地区出口快速增长，东部地区占比继续下降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主要集中地，但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强劲。2011 年全年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171. 7亿美元，同比增长 80. 2%，占比提高 1. 2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出口217.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 2% ，占比提高 2. 3 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出口 5098. 8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7. 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重继续下降。2011 年中西部地区进口增幅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小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168. 1 亿美元，增长46. 9% ，占比提高 0. 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比提高 1. 0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进口增幅下降较大，进口增长 10. 0%，下降 22. 2 个百分点，占比由 93. 9% 下降到 92. 1%。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动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产业基础优势，在传统产品领域之外的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贸易比较优势。2011 年，东部地区在传统领域出口占比仍占据绝对优势，光电技术类产品出口314. 16 亿美元，区域占比 97. 86% ;中部地区材料技术类产品出口 6. 43亿美元，占比 13. 63%; 西部地区航空航天技术类产品出口8. 24 亿美元，占比17. 93%。
( 七) 整体国际竞争力略有下降，产业内贸易指数下滑
2011 年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所下降，贸易竞争力指数 ( TC 指 数) 由 2010 年 的0. 0881 下降到 0. 0848。传统优势领域中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产品、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类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由0. 5832 下降到 0. 5762，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有所下滑。随着我国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高新产品中部分新兴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其中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类和材料技术类领域虽然仍处于净进口状态，但是国际贸易竞争力较 2011 年均得到提高，生物技术贸易竞争力指数由 － 0. 0856 提高到 － 0. 0465，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由 －0. 6540 提高到 － 0. 6062，材 料 技 术 领 域 由－ 0. 1340提高到 － 0. 1111。近年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呈下滑趋势，但在国际分工格局方面变化不大，中美之间在高技术领域贸易仍表现为垂直分工，中国与东盟之间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贸易仍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中美之间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 ( GL 指数) 由2010 年的 47 下降到 2011 年的 43，中国与东盟之间的 GL 指数由 2010年的 65 下降到 64。2011 年高新技术产业多数领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处于 50 以下的较低水平。我国与日本之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为73，两国在生物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材料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贸易领域属于水平分工，特别是在生命科学技术贸易领域属于高度水平分工形态。我国与东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为 64，为水平分工; 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领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达到了 88 和 76，属于典型的高度水平分工状态; 在材料技术领域的产业内贸易也达到水平分工。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排在第三位的是欧盟，为 58。其中，我国与欧盟在材料技术领域贸易属于典型的高度水平分工，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领域贸易比较活跃，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贸易不活跃。我国与美国之间在高技术产业贸易属于典型的垂直分工，两国在生命科学技术、材料技术领域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为95 和 98，属于高度水平分工状态。
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2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经济贸易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与问题依然突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 一) 面临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全球贸易增速回落，高新产品出口增长面临下行压力。2012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将延续上一年度的缓慢增长态势，虽然部分经济体的经济景气度指标呈现向好迹象，但考虑到宏观政策空间有限，各国对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仍持怀疑态度，整体经济观望情绪较大，经济表现温和复苏。下半年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仍主要取决于欧债危机的解决、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表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2 年 1月份 《世 界 经 济 展 望》 预 测，2012 年全球经济减速似乎已成定局，预 计 发 达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率1. 2%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 5. 4%。从全球贸易来看，表征国际贸易领先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 似乎也预示了贸易增速回落的事实。2012 年开年以来，该指数始终处于历史低位运行，2012年 2 月下降到 647 的历史低点，不到 2011 年的 2161 高点的 1/3，虽然 3 月份以来该指数缓慢上扬，但全球贸易复苏动力不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 年世界贸易增长率 3. 8%，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均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看，实现稳定增长难度加大。2011年欧债危机对中欧高新产品双边贸易影响明显，特别是下半年危机恶化后导致中国出口大幅萎缩。全年我国对欧盟出口高 新 技 术 产 品1124. 5 亿美元，同比增长滑落至个位数 ( 3. 5%) ，占高新产品出口比重降至20. 5%。2012 年一季度，我国对欧盟出口 245. 0 亿美元，季度环 比 ( － 20. 3%) 与 季 度 同 比( －1. 04%) 双双萎缩。目前，欧盟是我国高新产品的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欧元区及欧盟成员经济收缩将通过贸易渠道产生溢出效应，加大高新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的难度。
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剧，出口企业利润受到挤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供给动力不足。2012 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相反，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逆转的结构性问题，低成本竞争优势正不断削弱。预计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呈现，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外贸企业用工难问题将成为困扰外贸企业的突出问题之一。普遍性的融资难问题将加重企业的经营困境。自 2010 年三季度至今，我国政府 9 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 4. 5个百分点，5 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 1. 25个百分点，导致市场资金趋紧，银行借贷成本提高，企业财务费用上升，特别是大量从事外贸经营的中小企业被排斥于银行授信额度之外，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转向高利贷或民间借贷，导致融资风险进一步加大。外贸企业在经历 “用工难”、“融资难”之后，企业盈利受到影响，企业家信心不足，部分东南沿海城市出现 “跑路潮”风波。中国人民银行对 5000 家企业开展的调查问卷显示，2012 年一季度，企业盈利指数为 51. 19，经营景气指数为 64. 35，均创 2009 年三季度以来新低，企业家信心指数较2011 年四季度略有回升，为 2009年三季度以来次低点。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向新兴产业领域蔓延，高新产品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加大。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各国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霾，贸易保护主义相继抬头。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 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2012 年以来，我国共遭受了 8 起贸易摩擦，涉案金额 22. 8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80%。从贸易摩擦领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关注的对象。自2011 年至今，美国相继对我国太阳能电池和应用级风塔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伴随 “双反”调查的还有各种专利侵权诉讼、破产限制购买法令等措施。2012 年，全球经济在低迷中缓慢增长，美、法等国家政治大选、主要发达国家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预计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增不减，国际贸易形势更加严峻。
( 二) 发展机遇
一是新兴领域的宏观支持政策陆续出台，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新的增长引擎逐渐发力。为促进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在 2010 年国务院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基础上，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太阳能光伏产业 “十 二 五” 发 展 规 划》、《环保装备 “十二五”发展规划》、《工业清洁生产推行 “十二五”发展规划》陆续出台。此外，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陆续。这些政策的出台和相继实施有利于未来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目前，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强劲，新能源等领域发展态势迅猛。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 GWEC) 2012 年 2 月最新的全球风电市场报告，全球风电产业2011 年 新 增 风 电 装 机 容 量41000MW，中国排在首位，约占全球新增装机的 44%。从产业国际化发展来看，部分领域出口竞争力稳步提升，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提高。
二是企业研发支出持续增长，知识产权国际化程度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向高技术含量升级有望。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呈稳定增长态势，研发强度不断提高。美国巴特勒研究所最新的 《2012 年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显示，中国研发支出年增长率 12%，研发强度从1995 年的约 0. 6% 提高到 2011 年的 1. 6%，如果中国研发支出年均增 长 保 持 11. 5%， 美 国 保 持4. 0% ，到 2030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研发大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化程度提高。中国在五大专利局 ( 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和中国) 获得授权专利数量持续增长。目前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相当于欧洲和韩国总和的 2 倍。从所获得的专利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数字计算机、电话和数据传输系统、无线和有 线 传 输 系 统 等，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向高技术含量迈进提供了技术准备。
三是科技兴贸创新基地不断发展，新基地不断加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产业基础逐渐成型。经过几年来的培育和发展，前三批认定的 58 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已经积累一些龙头企业，产业链日益完善，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目前，基地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业已形成相当出口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显著增强。2011年，上海张江等 10 家生物医药基地进出口 4833. 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24%，其中出口 2294. 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1%; 江苏省无锡市等 5 家新能源基地进出口843. 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2% ，出口 499. 08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18. 4% ; 江西鹰潭市等 14 家基地进出口 175.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40. 73% ，其中出口 100. 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21%。2012 年，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商务部、科技部将针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领域，从国内相对成熟的地区培育一批新基地。作为新兴产业的发展载体，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将进一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为高技术产品贸易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奠定、巩固坚实的产业基础，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政策建议
( 一) 着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
一是继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方式结构、主体结构、地区结构和国别结构; 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巨大市场规模优势，重视进口对外贸协调发展的平衡作用; 三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提升新兴领域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的比重。
( 二) 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一是不断完善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快制定并出台支持创新的配套政策; 二是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鼓励企业聚集高层次创新人才，与科研院所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重组，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是着力提升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的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
( 三) 着力培育新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增长点
一是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二是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销售物流等环节拓展; 三是鼓励高技术产业在境外开展技术研发合作，以技术、服务带动产品出口。
企业的宏观理财环境主要指所面临的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等方面，下文将分析新疆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现状。
1.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企业开展财务活动的客观经济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经济态势
新疆2010年-2014年的生产总值分别为5437、6610、7505、8444、9273亿元，可见，新疆的整体经济态势是平稳增长的，这该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无疑，经济发展越好，企业就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产品的市场潜力也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而变大，这有利于新疆企业财务活动更好的开展。
（2）产业结构
通过表我们发现，新疆2010年到2014年间第二产业对其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最明显的，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不明显。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体呈平稳缓慢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则呈平稳之势。众所周知，产业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新疆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与第二产业中企业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新疆2011年-2014年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中的企业发展较好，这给企业财务管理的投资领域选择提供了参考。
（3）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新疆2010年-2014年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712834、2282225、2517075、2756191、2766930万美元，其总额增长较快，且其出口总额分别为1296981、1682886、1934686、2226980、2348255万美元远高于进口总额，同时差距不断扩大。这有利于降低当地企业出口和进口的相关成本，为其财务管理中贸易对象的选择、供货商和销售商的选择提供了参考。
2.金融市场环境
金融市场和企业财务管理的活动息息相关。金融市场搭建了企业投融资的平台，为企业资金的筹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金融市场上，企业财务可以实现资金价值的优化。
新疆2010年-2014年的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8871、10387、12331、14089、15055亿元，存款余额分别为4973、6270、7914、9840、11671亿元，可见新疆5年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不断增长，其中2014年存贷款余额均过亿元，可见，新疆的金融机构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为当地企业筹资、投资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有利于丰富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为其资金链、信息链的管理提供更多的选择。
3.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市场各主体的价值取向，对企业的管理目标、投资方向和财务目标影响重大。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其社会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理念为企业的发展吹响了号角，各企业将在更大的平台上互利互惠实现发展，各企业的财务资金往来也将更加频繁，特别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与其他企业的业务合作专项资金将越来越多。
4.法律环境
企业的理财活动，无论是筹资、投资还是利润分配，都应遵守法律规范。2011年-2014年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新疆的法律制度建设也逐步完善。新疆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设立和劳动维权等相关文件，可见其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这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企业开展财务管理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新疆5年间四个主要的宏观理财环境不断优化，为该区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创造了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环境。
二、新疆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因素分析
我们分析了新疆企业2010年-2014年财务管理宏观环境的现状，那么这些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在此，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
1.经济环境是基础
新疆的经济环境奠定了当地企业财务管理的基础。我们知道，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必须在国民经济这个大平台上发展。新疆整体经济状况、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这三大主要经济要素，无疑从根本上影响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对企业的筹资、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新疆整体经济如一条江河，那么各企业根据自身区位和资源等优势就近选取的那一瓢水的存量将取决于江河的容量，因此经济环境对当地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2.金融市场环境是动力
新疆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当地企业财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各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进行更高效的筹资、投资活动，这强化了企业间的资金链管理，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推动着企业财务管理的纵深式发展。
3.社会环境是催化剂
新疆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中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偏好，进而间接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取向和经营管理目标。2010年-2014年新疆不断向好的社会环境，推动着当地企业不断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当前，新疆企业财务管理中科研支出、环保支出等不断增强，尽管短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长远来看却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社会环境催化着企业财务管理的绿色化。
4.法律环境是保障
新疆的法律环境是当地企业发展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也越来越复杂，相应的法律事件风险也越来越多，而不断完善的法律环境无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依据。新疆各企业应该结合法律要求来进行财务管理的筹资、投资、经营和分配活动，促进财务管理的合法化、科学化、制度化，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经营发展保驾护航。
三、优化新疆企业财务管理的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对新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帮助该区企业更好的利用宏观环境以实现自身财务的可持续发展。
1.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
新疆各企业应该把握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前景，结合行业前景和自身优势，选择朝阳产业来进行投资和生产，或者结合自身业务适度扩大新兴延伸领域的投资，以抓住新疆经济发展的机遇，扩大和优化企业的规模和业务，为企业的财务工作开辟更多的路径。
2.充分利用金融市场
新疆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日益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合理的进行筹资和投资活动，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强企业的投资收益，从而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的财务实力和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同时，证券市场的行情应该成为企业经营和投资的重要依据。
3.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
新疆的各企业应该增强当地所倡导的环保、节能、高效的发展理念，将企业的资金用在真正有利于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方面，增加企业科技投入、人工支出和环保支出，让企业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价值，增强企业财务管理的综合能力。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汇改当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此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走高，人民币升值似乎成为一种常态。随着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纵深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2014年以来其双边波动趋势已经形成，由此带来的企业汇率风险的进一步凸显令,特别是已经习惯近年人民币单边升值行情的中国企业应该如何适从，如何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已经成为每个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人民币汇率新走势的特点
（一）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增加
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虽然一路升值，但是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波动区间一直保持在0.5%。2012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的日间交易波动区间从0.5%扩大至1%，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人民币又进入一个加速升值通道，汇改新高一再被刷新。2014年3月15日，央行宣布自2014年3月17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201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超3%，这抵消了2013年全年的涨幅，人民币汇率波幅增大可见一斑。
（二）人民币从单边升值开始过渡到汇率双向波动时期
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一直保持着单边升值的状态，据统计，自2005年进行币值重估以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了约33%。但是从2012年开始，人民币汇率走势初现双向波动趋势的端倪，而就在2014年2月份，人民币在1月份经过一轮较快升值后突然走出一波大跌行情，今年一季度贬值超过3%。4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即期汇率明显贬值，突破6.25关口。如果观察人民币即期汇率与中间价的价差，即期汇率相对于中间价的贬值幅度扩大，已经超过了1%的区间，达到1.5%的历史最高值。据统计，按2014年初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6.05水平计算，截止到2014年5月8日，人民币已经累计贬值3.4%，完全抹去了去年的2.9%涨幅。由此看来，人民币只升不贬的年代已经过去，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一种常态。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同比增长57%；在以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4481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78.5%。对外投资更是从292亿元暴增到856亿元，同比增幅为193%；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10月，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的比率已增至8.66%。以上数据反映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结算中的使用程度在飞速增长，与之相适应，人民币的市场供求波动也将随之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市场化程度必然提高。自2012年以来,中国监管层就主动减少了外汇市场干预，这使得人民币在汇改以来首次呈现双向波动，2014年以来的人民币贬值则更多的由出口不景气和内需疲弱而至，是来自市场的自发性行为。前面所述及的数据中显示的2012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充分体现了市场因素的作用。
二、人民币汇率新走势下企业汇率风险加大
（一）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结算风险进一步扩大
在对外贸易中如果使用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则企业面临着结算时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的外汇收入或支出的变化。对于出口企业，如果结算时外币贬值即人民币升值，则企业在收到货款后进行结汇时只能兑换更少的人民币，即企业的出口收入减少；相反，对于进口企业，如果结算时外币升值即人民币贬值，则企业在支付货款前进行购汇时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比，即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例如，假设某公司签订了一笔进货订单，货款为50万美元，结算时按照人民币贬值3%计算，在汇率上就损失1.5万美元，按6.22的汇率，支付货款时就要多支付人民币损失9万余元。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越大，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结算时本外币兑换形成的损益不确定性就越大，在当前形势下，面对人民币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正迎来汇率的“双向波动”大考验。原来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陷入结算风险的单一局面已逐渐被人民币双向波动趋势下进出口企业都面临贸易结算风险的现状替代。从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经营信息我们也能看到，2014年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对进出口贸易业务较多的上市公司已带来影响。例如，根据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长城开发、兔宝宝、伊立浦等公司受到显著影响，一季度预亏。
（二）企业在国际投融资中的财务风险增加
外汇风险是企业财务风险的一种主要类型。对于在进出口贸易中通过贸易融资的企业，过去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单边升值、波动较低的时候，一般进口商不仅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率与国内利率之差获得收益，还可取得套汇收益，但现在人民币贬值，企业不仅拿不到汇差，还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而且，从事贸易融资的企业资金链大多较紧张，一旦到款不及时，或者承担了较大损失，就有断裂的可能，导致企业财务状况完全恶化。
对于境外融资比重较大的国内企业，2014年人民币贬值以来，企业前期的一些国内外汇贷款或者从海外借的外币负债，就承受债务成本增加的压力。由于企业境外募集资金多用于内地项目，其还债资金来源多为人民币入项，一些前期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发行或计划发行美元债融资的企业，如今的日子并不好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跌一个点，企业的还债成本就相应增加一个点。以航空公司为例，2013年以前，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债务折算成人民币时会大量减少，其中的收益一度是航空公司账面盈利的重要贡献，甚至曾超过主营业务利润。而201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掉头贬值，成为以美元外债为主的航空公司业绩下滑的“杀手锏”，至2014年2月底，航企所获得的汇兑收益已经转为了汇兑损失。根据民航局内部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 2月航企总体汇兑亏损7亿，而去年同期则为汇兑收益1亿。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趋势下，无论是企业的境外发债融资还是贸易融资都将面临还债成本增加的外汇风险，而企业的境外投资则面临投资收回时收入减少的外汇风险。
（三）企业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经营风险增大
自2014年2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贬值，让一直受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纺织服装、制造出口企业获得“喘息空间”，而一些原本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企业则陷入困境。从贸易结构的角度，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以本币计价的进口货物价格下降，从而有利于进口，以外币计价的出口货物价格上升，从而不利于出口；相同的道理，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
因此，不少外贸企业在人民币一直单边升值的时代进行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在经营中增加了进口产品并减少出口产品，有的企业甚至逐渐从出口型企业转变为进口型企业，但是2014年以来的人民币贬值令这些企业有些措手不及，经营受到影响。在今后人民币汇率新走势下，外汇企业单纯调整产品结构的结果会更复杂，导致企业预期经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大。
（四）企业在汇率管理中的决策风险增加
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升值态势，对于出口企业来说，过去通过简单做多人民币、做空美元，就可以实现很好的汇兑收益。但是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掉头贬值，令不少出口企业因此有些不知所措。例如，一家大型出口商负责人表示，他的公司既承受了2013年人民币快速升值带来的汇率损失，又因为和银行锁定了汇率，在2014年初的快速贬值过程中没有享受到额外的福利。出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上述大型出口公司今年很早就与银行锁定了汇率，如果升值，则由银行操作消化风险。但人民币本轮扭头向下后，其所在公司又不得不和银行谈妥，改为实时结汇。
因此，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告别了原来持续多年的单边升值，看起来对出口企业是个利好，但是，这也增加了企业判断的难度，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决策有可能反而给企业造成损失。
（五）企业在定价中陷入困境致其业务量萎缩的风险增加
以前，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且可以说有规律可循，出口企业在报价时往往都能比较准确地预估未来一段时间的汇率走势，所以报价时都会考虑汇率下降的因素。比如在报价时的汇率为6.2，那会按照6.1的汇率来换算成美元后再报给客户。现在人民币双边波动，企业报价就陷入茫然。如果还按照之前的办法报价，客户不可能答应，而且在市场竞争激烈、价格透明的国际市场，很容易失去竞争力，老客户都可能被别人挖走。
所以，现在出口企业在报价时陷入困境，由此对企业签单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欧美市场不愿意与中国企业签长单，只签短单。因此，汇率大幅波动，导致企业在采购、报价、接单等环节时都颇费思量，不少企业短时间内面临业务量萎缩的风险，尤其是对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影响。
三、新形势下企业加强汇率风险规避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汇率风险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更大，波动方向的不确定性增加，涨跌预测难度加大，建立健全汇率风险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成为风险规避的首要措施。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要单独设立或在财务部门下设汇率风险管理机构，建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机制。这一机构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汇率风险管理机构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行风险预测、分析与评估，进行风险管理的决策，对风险管理交易人员进行监督，定期对金融工具的运作与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加以审核控制。对于大型企业，还要建立利用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交易部门并配备专业交易人员，以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中的融工具买卖操作。
而要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预警与评估机制，以进行汇率风险的预测、评估与防范。主要包括风险评价指标的确定、风险的测量与识别、风险管理的评估。在风险评价指标的确定上，要选择我国及外贸关系国的宏微观经济指标，如两国的相对利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状况等，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类型及外汇市场的投机因素，对这些指标确定警戒线，当实际指标超过警戒线时，就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风险规避。汇率风险管理机构还要对这些指标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处理，以供决策使用。另外，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采用引入第三方咨询机制、外部报告采购的方式或者选择选择利用新媒体，比如相关微信号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协助企业进行汇率风险的预警与评估。
（二）提高传统避险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传统的汇率风险规避方式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签订合同时可采用的方法，包括货币选择法、货币保值法、价格调整法；二是签订合同后可采用的非外汇交易型方法，包括提前错后法、平衡法、组对法、保险法；三是签订合同后可采用的混合外汇交易型方法，包括BSI法和LSI法等。这些方法不涉及到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比较简单，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在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使用较多。只要使用得当，这些方式可以成为企业加强外汇资产管理消除财务风险的利器。但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不确定加大的趋势下，更要注意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货币选择法与价格调整法。主要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在合同中增加诸如用人民币结算或随汇率波动调整价格等条款来规避汇率风险。
二是平衡法与组对法。这种方式是建立在进出口业务平衡的基础上的，是指通过保持进出口平衡减少汇差损失。但对于一般企业的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要求也不太现实，对于出口为主的企业在现有条件下可通过扩展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贸易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
三是保险法。指涉外主体向有关保险公司投保汇率变动险，一旦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便由保险公司给予合理的赔偿。
四是BSI法和LSI法。这两种方式都是通过把将来的货币兑换即结汇或购汇提前到现在以消除汇率风险的方式。例如，我国某出口企业6个月后将有一笔10万美元的收入，为避免汇率风险，该企业可从外汇银行借款10万美元，期限6个月，然后将借得的10万美元在外汇市场进行即期交易，兑换成人民币，并用这些人民币进行投资。6个月后，企业再以收到的10万美元货款偿还其从外汇银行所借的贷款。该出口商将本应在将来收到货款时才进行的外汇兑换成本币的交易，提前到现在进行，将汇率风险构成中的时间要素剔除，从而消除了风险。
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争取签订短单、叙做出口押汇、保理、福费廷、商业发票贴现等方式尽快结汇缩短结汇期限。
（三）加大外汇衍生产品的使用
由于传统避险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在当前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大的形势下，使用外汇衍生产品来进行企业汇率风险的规避无疑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外汇衍生工具具有对冲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外汇远期、外汇期货、外汇期权及货币互换等外汇衍生品在西方企业的汇率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我国银行间市场已经推出了外汇远期、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人民币与外币货币掉期、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等业务，而外汇零售市场提供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外汇衍生业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外汇衍生工具则更加丰富，这都为外汇衍生品成为企业进行汇率风险规避的有效工具和便捷手段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人民币汇率进入双向波动的轨道之后，企业在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时应遵循以下思路：
其一，在外汇衍生品工具的选择上应多样化。一直以来，远期结售汇是汇率风险管理中使用最多的外汇衍生品，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它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避险工具，但是当前汇率波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汇期权、互换等工具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因此，企业在选择外汇衍生品时可以多样化，选择最合适的工具。
其二，不要选择那些企业不能正确驾驭的外汇衍生工具。企业应该通过专业汇率风险管理人员对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的准确预测，根据其自身的风险币种与期限，再经过对衍生工具保值效果与成本的分析，最终选择合适的衍生产品。对于那些经过高难度数学模型来设计和定价的外汇衍生品，企业最好慎重选择，以避免因企业无法掌控避险工具而使风险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企业在运用外汇衍生品规避汇率风险时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以真实贸易为背景，不签署没有进出口业务相配套的衍生品合同；二要从锁定成本或者锁定收入入手，以实现合同预期利润为目的，不盲目逐利；三要做到外汇衍生品的金额和交割时间尽量与真实贸易相匹配，防止衍生品再次产生风险。
（四）强化应用套期保值的避险交易方法
套期保值是指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对同一类商品进行数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买卖活动，或者通过构建不同的组合来避免未来价格变化带来损失的交易，这种交易方法是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套期保值的最大作用表现在无论后市汇率是上涨还是下跌都可以锁定风险，这显然使其成为最适合人民币双向波动下的风险规避方式。
我们以进口商为例，如果商业谈判中规定进口商付款时需要用外汇结算，则进口商在签订贸易合同后，按照等量相对的原则买入相当数额的外汇期货合同，付款时再卖出期货平仓。由于期货外汇和现货外汇存在价格的平行变动性，当现货市场外汇汇率上升时，现货交易的损失可由期货外汇交易的盈利来弥补，便可避免导致成本增加的风险；相反，当现货市场外汇汇率下跌时，现货交易的盈利便会被期货外汇交易的亏损冲抵。也就是说，无论外汇汇率上涨还是下跌，只要使用了这种方式，都可以用一个市场的盈利去弥补另一市场的亏损，从而达到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企业都应从保值角度出发，以真实贸易为背景，采用套期保值的方式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这种方式明显优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时代企业以自身预期或投机心理为出发点采用的单向外汇远期或期货交易。
参考文献：
[1]吴晓，谢赤.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斯文.我国银行外汇衍生品的暴露汇率风险效应研究——基于人民币汇改后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4,(02).
关键词:港口建设 投融资模式 创新
一、港口建设投融资的含义
首先，投融资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范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体现的生产关系不同，但都有其一致的经济特性，所以就要把他们的共性特点涵盖进来。其次，投融资涉及内容较多，层次复杂，投资类型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所以要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对投资的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再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投资应表现在它的活动过程上，对它的活动目的，融资形式和具体方法等进行概括。综上所述，港口建设融资可以定义如下：港口建设融资可以视为经济主体为获取效益，而进行资产投入港口建设的经济行为，通过港口项目的经营活动收回成本，并获取收益。根据港口投资的收益构成和港口设施的基本性质，可以把港口投融资分为三个类型：即经营型、营利型和公益型。其中，经营型融资是指对港口其它专用生产经营设备而进行的投资，港口企业通过向用户提供包装、装卸以及仓储等管理服务，直接获取费用。营利型投融资一般是指对港口码头船舶装卸的基础设施融资，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港口码头泊位和港口各类浮动停泊的设施等等，这一类投资可以通过装卸生产服务来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公益型投融资是指为进出入港口的船舶和车辆提供各类水陆通道和其它基础设施进行的融资，包括码头防波堤、码头岸线、港口锚地、港口护岸等，也包括各种用于进行港口通关和检验检疫工作的办公场所和建构筑物，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设施要严格按照当前港口收费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是不应该涉及收费问题，所以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当前，港口建设投融资是推动港口建设的重要手段，它对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关决定性的作用，也对促进港口发展，拉动区域经济贸易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港口建设投融资的主要特征
港口投融资不仅有着普通投融资的共性特征，也有着其个性化的特点：
第一，港口投融资从整体上看是国家基础投融资的一种。所以具有规模大、周期长的特点，同时，其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项目完工后对于其他产业的产品需求较少，其产品及价格浮动对于社会经济及其它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第二，港口投资对社会的贡献往往并不直观，在它经济效益的构成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行业本身形成的利税之外体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直接的社会效益体现。在港口运输业面对卖方市场的情况下，还会对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有一定影响，在港口运输业面对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则会给社会效益带来损失，而现实情况往往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考虑因素。从社会贡献这个角度上来讲，港口投融资往往是隐性的。
第三，港口投融资既有公共性，又有企业性的双重特点。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世界市场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两个方面的性质都在不同程度的发生着变化。其投融资过程不是单纯的竞争性项目，但也并非完全的公益性项目。更好地发挥政府资金和社会力量的合力，是港口建设投融资中需要深刻认识到的问题。
第四，港口建设投融资在推动港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中，体现出了它的特定效应。漫长的海岸线是港口天然的交通资源，所在港口建设一般占用土地资源比较少，一定的资金投入就可能获得较大的通过能力，相对来说，环境污染较低，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第五，港口建设投融资的资本投入相对密集，投资项目和对成本的沉没性不可分割。港口建设通常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一旦项目开工建设，资金就不可能行移作它用，资产移动残值很低，投资成本沉没性非常明显。所以，港口基础设施一旦确定投资，就应坚决按照既定用途使用下去，如果中途挪作他用，将无法收回投资。为此，港口建设投融资必须是大规模的，零星的投融资效果不明显。
三、港口建设投融资的主要模式
港口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枢纽，它的建设和发展历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的经济及社会制度不同，其建设投融资模式也有所差异，当前有以下三种常见的港口建设的投融资模式。
(一)政府投融资的模式
采取该模式的国家以新加坡和法国为代表。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新加坡拥有世界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枢纽港。其港口设施的投融资基本全部由政府来进行投资建设。1997年，新加坡进行了一系列的港口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了港口民营化，重新划分成立了海运与港口局(MPA)以及港务集团(PSA)。海运与港口局的主要职责是处理港口管理及技术问题；而港务集团则转化为了商业机构，其负责进行投资和生产经营能，目前由政府来委任企业集体的领导，对法国的港口设施进行监控和投资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央政府来负责。国家不从港口直接收回资金，只是象征性的进行征费，中央政府来负担基础建设设施资金和港口航道资金，由国家来负责重要港口的基本建设项目，并直接进行拨款，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采取该模式的国家，通常均把港口作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他们没有意识到港口的重要运输枢纽作用，同时还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对经济起到有力的强力推动，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往往会对港口建设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通过这种模式，较为有利地发挥港口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很难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东盟重要地位与珠三角地区的作用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东盟突出作用与重要地位2016年9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成员国在老挝联合声明①，标志着这一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1/3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顺利进行。这个RCEP是由东盟主导的“10+6”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因此东盟的重要战略地位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1、区位优势东盟与我国南部接壤并隔海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从起点出海之后的首站，历史上与我国文化贸易交流频繁，具有相同的文化传承。这一重要区位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战略将打通东盟到欧洲陆路运输的国际通道。随着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推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际陆路干线运输与海陆联运能力将得到跨越式发展，以往东盟国家运往欧洲的货物需绕道苏伊士运河，将来只需要转运中国沿海港口经由国际铁路干线就能直抵欧洲，中国内地将成为连接东盟与欧洲的枢纽，大大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贸易成本。2、贸易规模东盟是仅次于欧盟的我国贸易伙伴，同时我国也长期保持在东盟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双边贸易额4523.29亿美元，年均增长18.5%，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由1991年的5.9%上升到2016年的12.35%。3、产业互补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贸易结构来看，东盟各国的优势行业主要集中于农产品、食品与矿产等资源，而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温带、亚热带农作物与健全的工业体系。双边贸易提升的新引擎在于服务贸易，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在建筑服务、海运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与商务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可以与东盟各国的金融服务、旅游服务、酒店与会展服务形成优势互补。4、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目前，中国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沿海企业在产业转移和企业“走出去”浪潮的推动下，将东盟国家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主要原因在于，东盟与我国友好睦邻，资源优势形成互补，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成本较低，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借助当地的自由贸易政策等便利条件转运欧美市场。
（二）珠三角地区具有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枢纽地位珠三角地区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桥头堡，一直以来具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同时产业基础雄厚，产业布局合理，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显著。研究表明，我国珠三角地区应当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夯实珠三角在对接“一路”—中国内陆—“一带”的全新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在“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规划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将东起珠三角经济区，沿南广高速公路、桂广高速铁路，经南宁、凭祥、河内至新加坡。这条走廊一旦打通，珠三角地区将成为贯通东盟到欧洲之间客货海铁联运的关键枢纽。
二、我国珠三角与东盟跨境贸易融资的问题与困境
（一）我国珠三角及周边省区与东盟对接跨境贸易融资的现实基础我国珠三角与东盟对接方面。从广东对东盟贸易额看，2016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334.18亿美元，占全国东盟进出口总值的29.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3.6％；2016年广东对东盟10国的进出口增长7.5％，对欧盟的进出口增长3.2％。东盟已超越欧盟成为广东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出口来源地。从广西对东盟贸易额看。2004—2016年，由10亿美元增长到285.75亿美元，增长了27.58倍，占全省外贸总额比重增至57.97％。自2001年始，东盟连续第15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出口市场地位。从云南对东盟贸易额看。云南省借助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虽然2016年受全国外贸环境影响，云南省较上年同期对东盟贸易略有下降，为114.4亿美元，但比重依然攀升，占全省外贸比例达到56.8%。尤其是对毗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贸易总额达到88.08亿美元、同比增长4.3%，占对东盟贸易总额的77%。其中，对缅、对越贸易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增幅分别为3.8%和17.9%。东盟各国与中国贸易对接方面。据统计，自2003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以来，中越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16年中越进出口贸易额达到878.4亿美元，越南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中国东盟高端制造业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在中国与东盟地区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实现在国际分工中向高端环节的转化，同时促进提升东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见表1）。表1显示了201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进行装备制造业双边贸易的情况。其中，东盟各国与中国进行装备制造业双边贸易量最大的国家为马来西亚，占东盟装备制造业总贸易量25.61%，占两国贸易总量高达53.46%。新加坡仅次于马来西亚，占中国—东盟装备制造业市场份额20.19%。从而说明中国现代工业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延伸，而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承担了部分装备制造业产品的研发或加工组装，所以在装备制造业出口占有较大市场份额。
（二）我国珠三角和东盟跨境贸易融资问题与困境1、国际支付与结算能力在区域内有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2016》统计，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大，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8%。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量化指标RII达到3.6，五年间增长逾十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9.36%，较2014年增加4.6%，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也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3.04%提升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3.38%。2016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人民币小幅度贬值等因素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23万亿元，同比下跌27.7%；当中货物贸易跌幅较大，下降35.5%至4.12万亿元；服务贸易却显著上升31.2%至1.1万亿元。另一方面，国内沿线省市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见表2）。珠三角地区是人民币国际化最有活力的地区。其中，2015年1月3日，广西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正式启动，辐射港澳、东盟及南亚地区，促进该地区进一步成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桥头堡。2016年，“一带一路”重点省市跨境人民币结算表现好于全国，尤其是西部省份如新疆和陕西，实现逆势增长。广东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占全国比重从2014年22.99%上升到2016年51.63%，超过全国一半规模，这与广东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充分证明中国—东盟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核心区，无论对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均有巨大潜力和需求。但是国际支付与结算能力在我国珠三角与东盟各国区域合作中，仍有很大提升空间。2、跨境与离岸市场投融资实力在区域不够强大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直接投资持续保持增长，但是跨境与离岸市场投融能力仍不够强大。三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为3.1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6%。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开通中欧班列共计39条，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8项，涉及“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有53个经贸合作区，已通过考核的经贸合作区达13个，累计完成投资156亿美元；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中国—俄罗斯东线天然气管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国—哈萨克斯坦物流合作基地等一批示范项目已经建成或者积极推进。2015年，中国已成为投资净流出国，除个别年份外，2008年到2016年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持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中国投资占比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鼓励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有利于构建以中国主导的新区域生产网络。人民币离岸市场迅猛发展，作为外国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国债券，熊猫债规模增幅巨大。2016年全年，我国债券市场共有30家主体发行了65期熊猫债券，总额为1290.40亿元。发行额度与发行期数较2015年增幅分别达到了1213%和712.5%。3、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影响力在区域内有待增强伴随着人民币国际贸易与金融计价交易功能的完善，人民币正在向国际储备货币迈进，其影响力仍然有待增强。2015年，马来西亚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外汇储备。2015年11月，IMF执董会正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明朗。新的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成为其第五种货币，权重10.92%。
三、推动我国珠三角与东盟跨境贸易融资发展路径
（一）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为电子商务贸易提供便利东盟各国正是中国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的重要选择区，东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核心区并且同属东亚地区，在文化、语言、消费习惯方面对于中国有较高的认同，因此正是我国电子商务企业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重点推进区域。中国有许多互联网名企，就如阿里巴巴以支付宝，及腾讯用财付通跨境支付系统，在东盟各国民间也有较高的渗透率。这种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形式根植于民间草根，人民币的认同与接受具有普遍性，势必为人民币“走出去”夯实了基础。珠三角地区应当积极依托广东省跨境电商领域的强大优势，积极主动拓展与跨境电商领域相关的金融创新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主体是企业，先逐步打造一批有定价权和结算货币选择权的中资跨国公司，使人民币成为东盟国家的关键货币。其次让商业银行跟随中资企业走出去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合理设置海外机构并开发符合东盟企业投资需求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提供便捷高效的人民币结算服务。然后尝试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跨境电商企业使用人民币贷款，或鼓励金融机构与东盟国家同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等，营造有利于跨境电商活动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良好环境。
（二）推动人民币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及投资资本输出的主要货币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粮食、能源、农业原材料、矿产和金属等多种大宗商品，其中东盟占有重要地位，珠三角地区则是东盟重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市场和中转枢纽。当前这些产品主要以美元计价，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惯性”，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东盟与中国贸易更为密切，为降低以美元计价贸易和投资所产生的风险，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市场的进口需要和东盟国家稳定的出口收入，还有利于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我国目前进行的“一带一路”以及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将会助力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转变，提升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标价力，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遵循“先结算再储备后计价，先周边后区域再全球”的路径，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基础设施投资是增加资本形成、提高经济效率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东盟十国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只有新加坡符合发达经济体定义，其他各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有一定发展潜力，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巨大。2017年3月，亚洲开发银行报告预测，从2016年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超过26万亿美元，年均达到1.7万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创历史最高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87％。中国对东盟租赁和商务服务的投资相当重视，其中这部分投资高达66.74亿美元，占比45.7％。2016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上年基本持平，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作为该领域的主力军投资主要分布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达到26.39亿美元，占比18.1％。该领域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尼、泰国和新加坡等地。2016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组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中国已然从资本输入国转变资本输出国。
（三）借助区域价值链优势推动国际金融合作迈入新阶段截至2016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互换协议，协议规模达3.16万亿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37万亿元，占总协议的43%，人民银行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14000多亿元，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与信息保障。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各成体系，又紧密相联，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成立将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自2015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央行签署人民币清算安排，并分别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中国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该系统部分满足亚洲、大洋洲、欧洲等时区人民币业务支付需求。作为战略金融基础设施，CIPS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力的硬件支撑。我国珠三角地区拥有改革开放排头兵与主力军的传统优势，在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新的历史时期，稳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广东自贸区的广州南沙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片区建立商贸、旅游、物流、信息等服务贸易自由化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发展中应发挥“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珠三角地区的“桥梁”和“枢纽”地位优势，建立以珠三角地区为桥头堡、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国际生产、贸易网络体系，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将国内高端技术研发产业打造成最具有优势的经济产业，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
注：
(一)建设自由贸易港区所需要的政策条件
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建设以国际物流为主要功能的自由贸易港区,除需要具备在港区周围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物流需求和港区基础设施较完善等客观物质条件外,一些政策条件必不可少。
首先,竞争性的税收政策。竞争性的税收政策指在关税、流转税、所得税等方面实施豁免或较低的税率,为区内的企业创造赢得成本优势的条件。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区一般都实行关税豁免政策,即国外货物进入区内免征关税,货物在区内销售时免征流转税,只有当货物从区内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时,才征收关税和流转税。区内所得税、土地租金等也是较低的。
第二,海关监管高效便捷。国际上成功的临港物流园区一般都设在港区范围之内,即园区与港口码头连为一体。这样,当进出口货物或者转口贸易货物进入区内享受各项低税率政策时,避免了重复验关的繁琐手续。同时,对需要进行商检和卫检的商品种类数目也尽可能的少,为进出自由贸易港区的货物提供最大的便利。
第三,外汇支付自由。世界上临港国际物流业发达的自由港均实行货币自由兑付的外汇政策,其中,经常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和支付是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活跃,因而也是国际物流业发达的必要条件。
第四,实行更加开放的企业准入制度。这是指对愿意进入自由贸易港区经营的企业不存在资本金数量、来源地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歧视性或差别性政策待遇,给予各类企业充分竞争的机会。
(二)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设计与调整
我国保税区发展产生功能错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合发展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原来为保税区发展转口贸易而制定的政策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有些发展自由贸易港区所必需的政策当初设计时就未考虑到。因此,为了支持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我们不仅要调整现有的保税区政策,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支持性政策。
1.出口退税政策
目前,国内非保税区的货物进入保税区时不予退税,必须当货物离境时才能获得出口退税。在出口加工区和其他保税仓库都已落实了进区(库)即退税的情况下,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却不能落实该政策,使得保税区失去了作为国内出口货物的保税仓储场所的吸引力,同时也鼓励了国内货物“境外一日游”现象。政策调整方向是国内货物进入保税区视同出口,应该享受退税的货物,凭出口报送单、外汇核销单、增值税发票即可办理出口退税手续,不必等到货物离境时办理。
2.进出口经营活动权
由于外经贸部将保税区内企业视同境外企业,保税区内企业没有外贸经营权。保税区内企业要开展进出口业务,必须通过非保税区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进行。不仅增加了区内企业的经营成本,并且增大了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应赋予保税区内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3.通关、检验手续和运输监管政策
我国保税区虽然都是临港而建,但大多与港区分离,即在空间上港区之间是隔离的、在管理上两者也分属不同部门,其结果是货物进出港口和保税区要经过二次海关通关,程序重复、手续繁琐,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一些过于严格的海关监管规定,如海关监管中每批货物都要查验的监管原则,既增加了海关不必要的工作量,也给区内企业的经营活动增添了麻烦。此外,对于拼箱运输的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内企业开展物流运输服务。因为企业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成本收益的核算,会将存放在不同保税区的货物(或同一保税区不同仓库内的货物)、在不同时间运抵保税区的货物、不同供应商的货物、以及进口仓库与出口仓库货物的拼箱运输。对于这些情况,我国现行海关监管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由于规则和程序上的不协调(例如,监管上需要多种单据能够核对一致)等原因,使得拼箱运输事实上难以进行,阻碍了货物便捷畅通地流动。
政策调整的方向应包括:(1)连通保税区和港区,实行区港统一监管,避免二次通关的重复手续。(2)海关根据货物的品种、来源地等特点有针对性的抽查检验。(3)当因为区内企业的简单加工和运输作业而使货物的形态、数量、税号等性质发生改变时,海关在监管中可以有针对性地核对备案记录,不必要求一一对应,只要基本吻合即可。
4.金融外汇管理
2002年10月开始施行的《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为保税区内企业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但进口付汇方面的一些规定仍比较严格,这虽然有助于减少偷逃汇现象,但给区内企业增加许多不便之处,有些甚至限制了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主要表现为:(1)对购汇条件限制严格,基本上不允许购汇支付,以人民币注册成立的企业购汇支付额度也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中实际到位的人民币投资部分。(2)支付手续严格,如区内企业从境外进口货物销售给区外企业,由区外企业向境外支付外汇时,必须持区外企业进口报关单,但事实上许多区外企业会将货物先存放在保税区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这时就不能向境外支付。政策调整的目标应该是:经常项目下的支付应该完全放开,为了方便企业经营,在支付环节的衔接上,加强事中和事后跟踪监督,重点是跟踪监控收付汇活动异常的企业;在外汇监管方式上,外汇管理局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监管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在为企业办理结售汇的同时监管企业的外汇业务活动。
5.行业准入
物流行业是个新兴的综合性行业,涉及货运、集装箱运输、铁路货运、公路货运、航空运输、仓储等行业。目前,这些行业领域由不同的政府部门主管,各部门有不同的行业准入标准,因此,若想开展综合性的物流服务,企业必须向不同主管部门申领开业许可证,过程繁琐、费时费力。同时,对于物流服务涉及的各个行业,我国目前对于外商投资大多有一定的限制措施。
缺乏有实力的大型物流企业,将会限制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的功能转型和发展。政策调整的方向可包括:对于在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区)设立物流企业,审批上应该实行鼓励性政策,简化审批手续;有关物流行业的外资进入问题,可以不受我国“入世”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限制,允许外资提早进入。
表1
外商投资物流行业的政策规定
注:国内企业投资物流行业虽然不需要经过外经贸部审批,但也需要经过其他不同的主管部门审批。
(三)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功能转型的绩效评价
当前保税区发展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客观条件不成熟和政策设计不严密等原因,也有原先对保税区发展成绩考核指标存在偏差的问题。
目前,对保税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与考核开发区的指标相似,即以GDP、引进外资金额数和项目数、税收等经济总量指标为主。这容易造成保税区注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注重引进发展制造业项目,忽视对毗邻港口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税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重要保证。政府对保税区的考核应做相应调整,即对保税区和毗邻港口的发展进行综合考核。我们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
(四)政策设计与调整的实施步骤和后续机制
1.各部门的政策调整需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起草和制定一部保税区法规,是统一认识的过程。
2.法规的起草可以基于试点的经验,也可以基于各部门的联合调查,无论基于何种方式,首先需要中央政府的决策。
3.政策调整牵扯到众多职能部门,需要国务院授权主管部门牵头和协调。
4.政策调整需要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但指导思想
表2
保税区功能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应从全局和长远出发,而不是适应保税区现有的地域和产业格局。
5.建立政策实施的跟踪反馈、后续调整机制,由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有关政策的落实,根据实施中的信息反馈及时协调、改进。
二、保税区的管理体制与运营模式
(一)保税区的管理体制
保税区现行的中央和所在城市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基本可沿用,如下图所示:
图1
保税区管理体制
首先,保税区涉及的政策大多属中央政府部门的职能,尤其是加入WTO时,中国已承诺中央及地方政府应以统一、公正与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有关特殊经济区的法律和法规须通知WTO,遵守非歧视原则。因此,有关管理保税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其次,中央政府应明确一个部门主管保税区,主管部门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管理职能与保税区内功能或区内的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二是具备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保税区政策的能力;三是具备与地方政府共同协调和实施保税区政策的能力。
第三,实施保税区政策的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制定规章政策,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其派驻保税区所在地的执行机构具体落实经过主管部门协调后的各项政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
第四,保税区所在市政府统一管理保税区和港区,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具体落实执行中央政府部门制定的各项政策,协助中央职能部门实行监管服务,协调驻区工商、税务、公安、环保等机构管理、服务。港区事务由市政府港务部门统一管理。(保税区是否设一级政府,或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可由当地政府自主决定。)
第五,地方政府与中央主管部门之间、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相关部门与地方执行机构之间、地方政府与各执行机构之间应该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信息交流,以实现协调一致的管理。
(二)保税区的运营模式
保税区应实行区港一体的运营模式,为建设和发展自由贸易港区创造条件:
图2
区港一体方案
1.“区港一体”的内涵
一是经济利益一体。港口发展靠的是货运量的增加,随着国际大型船公司向物流业的延伸,临港无税或保税物流服务,可以增强我国主要港口对国际贸易货主和大型船公司的吸引力;保税区的发展依赖投资和物流业务的扩大,包括转口在内的国际货流量的增加,无疑会吸引充分的国内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保税区,因此,区港之间相互创造需求的关系是实施区港一体的经济基础。
二是规划建设一体。经济联动需要部分国际集装箱码头和保税区地理相连,隔离设施相接,以便利监管和运营。港口划归地方之后,市政府可以统一规划建设,为区港一体创造条件。
三是政策一体。我国关税水平较高,无税或保税服务区是吸引国际物流和转口贸易的必备条件。保税政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覆盖整个港口,但可将部分国际集装箱码头和作业区划入保税区,实现无税运营,即自由贸易港区政策的局部覆盖。
四是港务管理一体。港口实行政企分离后,港务实行政府行业管理,由经济实体运营的部分码头和作业区划入保税区,或者与保税区下属的公司相互参股联营,继续实行统一的港务管理。必要时可考虑安排港务管理人员加入保税区管理层,实现区港的统一管理。
五是物流服务一体。过去港口作为口岸,其部分功能与保税区的物流功能是相互重叠的。实现区港一体后,自由贸易港区内的物流活动,如国际集装箱的装卸和拆装箱中转、仓储、货物集疏、货代、船代、理货、报关等不存在行政区划的分割,变为区内企业之间的分工,意味着物流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领域得到充分发展,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贸易、转口贸易功能可以相互补充。
2.保税区的行政管理
保税区或自由贸易港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保税区的行政管理、投资开发和财政,协助海关、边防、商检、外汇等执行机构的监管、服务活动,依法行政,确保区内的商业秩序。同时应确保所有规章和执行程序的公开、透明,接受企业的监督。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监管、服务的效率,为区内的商业活动提供便捷、有序的环境。
3.保税区的运营机构
管委会应组建承担土地开发、保税区原有公共设施运营的经济实体,实行商业化运作。经济实体治理结构应充分体现向区内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低成本服务的原则。
图3
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区)管理运营框架
(三)保税区的监管运行机制
监管运行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内经营主体及其商业活动实行监管、查验的规则和程序。应实行类似国际自由港的监管机制,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创造自由、便利的经营环境,吸引企业入区从事进出口和转口贸易。
1.经营主体,是依法在区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主要从事国际货物贸易、转口贸易,以及相关的运输、仓储等物流服务活动。监管机构不干预企业的商业活动,监管主要通过企业申报、备案的方式,不得随意对经营主体进行检查。
2.货物监管。区内实行自由港政策,货物从境外入区和从区内出境,一般毋须领取证明文件,只有涉及动植物检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安全的商品需向海关申请备案,由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对滞留区内的货物依法查验。从区内入境和从境内入区的货物则按照国家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实施监管,办理相关手续。
3.人员出入管理。境外人经区入境、逗留和离境,境内人员出入区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4.金融外汇管理。我国已实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外汇管理主要针对企业资本项下的往来和逃套汇行为。对区内外企业的金融和外汇管理不应实行差别待遇,监管对象应以金融机构为主,通过金融机构监控企业结售汇、投融资的真实性。外汇管理机构只对涉嫌违规操作的企业实行直接审核。对区内与区外企业之间进出动中少数特殊外汇往来要求,如出口延迟核销、出口退货商品、废品复进口等,可实行企业申请核准,事后查实的监管方式。
三、保税区功能转型试点的条件、步骤和难点
(一)试点条件
1.建立枢纽港的可能性:这是指试点保税区所在地应该有一个条件较好的深水港,与国际主航道比较接近,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转口贸易量较大,进出口箱源增长潜力大。
2.物流服务业的可扩展性:现有的各个保税区几乎都发展成了加工制造型的特殊经济区域,有些保税区内几乎已经没有发展物流业的用地。物流服务业的可扩展性就是指保税区内尚余的发展空间;保税区周围可扩大的面积;陆路运输和相关服务条件较好。
3.试点经验的可推广性:这是指试点对象的基本情况具有代表性,试点所取得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可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参照依据,具有推广价值。
4.试点风险的可控性:即使试点遇到挫折,也不会影响大局。不宜选择在敏感地区,或者试点风险有可能大范围扩散、造成全局性影响的地区进行试点。
(二)试点的步骤
保税区的功能转型既涉及到政策的调整与重新设计,也涉及到保税区和港口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建设,因此,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有计划、分步骤的实施:第一步,中央政府决策,管理部门制定试点政策,选定试点城市;由试点城市政府提出区港一体、建立和扩大物流园区的试点方案。第二步,试点方案的执行落实,监控、情况反馈、政策调整。第三步,试点的验收。
在时间进度上,中央政府主管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制定试点政策、试点城市政府制定规划方案需要一年时间;试点方案的落实与见效可能需要3～5年时间,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些重要港口,如青岛港、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设还需要几年时间;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重要货运物流企业,如马斯基公司等,对我国的自由贸易港区政策需要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然后才会将业务逐渐转移进来。
(三)保税区功能转型的立法、试点中的难点
当前推动保税区功能转型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立法,即制定一部关于保税区或自由贸易港区的法律;二是试点,即选择几个保税区作功能转型试点。但是,要顺利地完成这两大任务,都会面临一些困难。
1.立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
首先,立法过程中要明确是针对全国现有15个保税区,还是设计、规范未来的自由贸易港区。全国15个保税区区位条件、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基础较好,真正具备建立自由贸易港区潜力的屈指可数。多数保税区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并,或改建为出口加工区。给人大的提案若不能清楚界定立法的对象,可能会引起一哄而上,尤其在没有法律法规时,可能会引起攀比模仿,在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畸形发展,出现与立法本意相反的结果,误导决策层的判断,动摇保税区转型的决心。
其次,如果立法的目的是规范现有保税区,可能会迁就保税区目前的发展状况。为了全面试行而进行的联合调查和以此为依据设计的方案,很可能会从保税区目前的现实状况出发设计各项政策,其结果是试点方案将是适应性的,而不是前瞻性的,保税区很可能会沿着现在的产业格局和模式继续发展,难以实现向自由贸易港区的功能转型。
第三,保税区新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是否能够实现、运行效果到底会如何等都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要制定出一个全面、规范、现实可行的保税区法令会比较困难。
2.试点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
(1)中央政府压力较大。选择一个保税区做试验,会引起各地政府间的竞争,中央政府会受到很大压力。但是,保税区试点和其他试点又有所不同,真正能够发展成为自由贸易港区的不会很多,在选择试点对象时必须非常慎重,要严格控制,如果试点对象过多,就失去了试点的意义。
(2)试点成本较高。单独试点的成本会较高,因为即使一个保税区试点也要设计一套完整的政策,要动用各部门的力量。在没有统一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需要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主持、协调。
(3)地方政府协调能力能否保证功能转型的顺利实现。试点政策需要地方机构执行,地方政府能否协助执行机构、有效实施试点方案,是整个试点的重要环节。港口划归地方后,能否合理规划,调动港口与保税区双方的积极性,实现港区一体,也是对地方政府的一个考验。
[关键词]金融危机 扩大内需 影响
作者简介:李丹(1985-)，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基本原理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李琳(1982-)，女，沈阳师范大学学院哲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透支其未来的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已有时日，但出人意料得是，这一失衡的经济会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东亚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的模式已经难以继续。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1990年代后期，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竟达到GDP的40%。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定演变成一种虚幻经济。如果将华尔街的金融产业视作一台巨大的昼夜不停运作的“机器”，它一方面吸纳全球金融资源，同时通过其“生产”变成全球各地一个个投融资项目，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回报给全球投资者。如此循环，华尔街的金融产业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周期波段的末尾，缺乏投资机会，而且美国已经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通过制造业信息化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也失去，近期又不可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吸纳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投资异军突起，这应该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这些房地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在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在金融资产泡沫推动下的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把他们逼到破产的地步，引发了世界性债务危机。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只是放大了“次贷”危机，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风暴。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自去年九十月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救援措施，以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防止经济滑向更深的衰退之中。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新年过后，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份，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活动继续收缩，工业生产快速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国内需求萎缩，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而且，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要比发达国家更为险峻，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
对中国而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多重的，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等。直接影响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缩水，海外投资出现亏损，出口下降。间接影响像引致性的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等等。同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居民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构成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向下压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可能继续深化。李肇星也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提出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
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有利影响。例如，可以利用这个危机让一些高耗能，破坏环境，低附加值的企业淘汰出局，企业可以完成产业升级改造，拓展国内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自救等。另外，加工制造是产业链中价值最低的部分而外商赚取的却是高额的利润部分，对于这次危机我们不应该表现积极而更要看对方的表现，鼓励在中国市场销售外资品牌的外发订单交由国内企业完成。总之，我们要懂得分析危机对谁有利并把不利转为有利。
三、扩大内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本着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平稳发展，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新举措，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等同于扩大内部消费。内需，即内部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而扩大内需，就是要通过发行国债等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启动投资市场，通过信贷等经济杠杆，启动消费市场，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国现在扩大内需是有其必要性的。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其次，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无论是市场容量还是未来发展，潜力都十分巨大;再次，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国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所以，对我国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国内需求，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1998年，我国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依旧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当前，则对于保持今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在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同时，也要看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应的提高;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以及我国人口多、市场大，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等等。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十分巨大。实践证明，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扩大内需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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