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2 14:38: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家训心得体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天府好家规学习心得体会一
一句家规家训，几代世风余韵。即日起，由市纪委机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举办的我爱成都天府好家规征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评选经典家训家规，征集优秀家风故事。一个家庭凝聚一座城市的厚德，一句家训贯穿几代人修身齐家的信念。
家风是什么?杨树桐先生在他的《家风漫谈》一书中这样解释：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品德。一个家庭或家族，可以没有显赫的家世，殷厚的财富，但不能没有良好的家风。良好的家风也不是一人一时一事就能建立，必须依靠家庭家族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人人建设，世代弘扬。其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家族中的长辈。
良好家风的形成，无关家庭贫富，亦无关父母文化程度，所关涉的乃是家庭的德行素养。在今天很多人都忙于工作、事业而无暇顾及孩子，这样的教育方式理当值得我们深思，这不是因为时间与距离的阻隔，更多的乃是我们忽视了家风的力量。良好的家风，能成就孩子一生;而这种熏陶，最好从孩提时代就应开始，你从小给他灌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观念，他就可能养成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思维，良好的家风伴随孩子一生成长。
从我自己的成长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良好的家风对下一代成长的重要性，而从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更加感到，在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会更加阳光。
天府好家规学习心得体会二
说起家规，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家庭恐怕都有些陌生了，白纸黑字写下来传承的更是寥寥无几。但家风却必然存在于每个家庭中，或明显、或淡然，或严厉、或开放。
家风一般受家族遗传、家庭长辈性格的影响较大，对于树立下一代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哪种家风，只要是积极向上的，都会给一个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近日，记者从前期报到省纪委的素材中发现，类似讲述故事后的经典感悟，比比皆是。
四川省委办公厅发来的是发生在办公厅工作人员身边的家规故事，贴近性、可读性强，还有颇具感染力的家书。省国安厅则选择了三篇优秀家规家风故事上报。革命老区巴中、达州、广安等地，报上的是先辈先烈、当代楷模等十余个家规故事。绵阳、德阳、成都的特色，是带有地震精神的家规故事。攀枝花、眉山、泸州、宜宾、自贡等等，则不仅有古代先贤，还有现代的传承。
阿坝州纪委上报了16个家规家风小故事、20个与精神有关的家规家风故事，以及有家规家风内容的弹唱、南坪曲子等。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故事、精神的传承故事，多如繁星。例如，黑水县芦花镇中芦花，有一座四层高的藏式碉楼，这里是中著名的芦花会议发生地。这座见证了历史的建筑被这家藏民精心守护着，现在的主人苏朗彭初已经是第四代守护人了。
家规，顾名思义，就是指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一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家庭成员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从而有利于塑造其良好品行。古人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才能长治久安;家有家规，才能教子成才。因此，从古至今，许多贤德之士都非常重视立家规来教育子孙。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要避免权力滥用，既要管好自己，以良好的作风言传身教，更要对亲属们严格要求，严格监督，过好亲属关，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女职工幸福大讲堂学习心得体会
根据统一安排，我参加了女职工幸福大讲堂，聆听了我市逯国梅女士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课堂培训，感到受益匪浅。
逯女士本是一名下岗职工，她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一家家庭教育培训咨询机构的负责人、东营区劳动模范、山东省首批巾帼志愿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将亲子教育理念通过集中授课、义务作报告及参与爱心妈妈、志愿帮扶活动等方式，传播到了千家万户。她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养成及培育，崇德尚礼，知行合一，并向全社会传播尊德守礼的积极意义。她多年来一直从事家庭教育事业，将家庭教育理论很好地用于家庭实践中，是我市家庭教育的“领航者”。她的创业精神、教育理念，都值得我们每一位女职工学习借鉴。良好的家教带来良好的家风。特别是听了逯女士的家庭教育培训后，自己深受启发、深受鼓舞，更增强了做好家教、培育家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课堂培训和家庭实际，有以下具体感悟：
一是注重培育孩子的家庭责任感。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要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感。”因此，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意义重大。首先，家长必须转变观念，把孩子当做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而不能老把她当作什么事情都不懂的小孩子。家里的一些事情，让孩子积极参与进来。其次，家长在让孩子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一定要学会等待，一定要能够容忍孩子的不完美。第三，家长应当要求孩子勇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论孩子有什么样的过失，只要她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就要让她去勇敢地面对，不能让她逃避和推卸，更不能由大人越厨代庖。
二是努力形成良好家风家训。家风家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亲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精神支撑。家风就是家规，是一家子的风气。比如，家风体现在孝顺上，教导孩子孝敬长辈，不跟长辈顶嘴，长辈们说的话，孩子一定要听、认真去做，开饭时等长辈来了再一起吃。要形成良好习惯，习惯成自然，家长要以身示范。家训，比如“以诚为本”，做人最基本的品质就是诚实，引导孩子认识到“做错事情不要紧，如果说谎为自己开脱，那么这个说谎的严重性要比做错事情的严重的多”；再比如，引导孩子做到言出必行，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即说出来的话要能够做到，一言一行要敢于承担。还有，学会倾听对方的话；节约每一分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多说“谢谢，请，对不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重智慧，学会思考；学会宽容；今天的事情今天做，不拖拉，不敷衍等等。家长和孩子共同制定、遵守和维护家训，这样的家庭氛围带给孩子们的是平等、民主与被尊重的感觉。
三是积极营造好温暖家庭氛围。氛围是指笼罩着某个特定场合下的特殊感觉和情调，当人置身其中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影响。家庭，作为每一位父母和孩子的心灵栖息地，当然也有其独特的“氛围”。不同家庭氛围下的成长起来的孩子，必将具有不同的气质个性和行为习惯。要给自己和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彼此获得精神上的愉快和心灵上的归属。比如，用心营造交流氛围，父母与孩子之间平等、坦诚的交流与互动，让孩子有更多的家庭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让孩子从中学习到如何在家庭之外更合理的待人接物，这将深刻影响孩子与他人、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及应对态度。再比如，用心营造文化氛围。拥有文化氛围的前提是尊重、理解并享受文化。我们不能将“文化氛围”简单的理解为看书看报，给孩子买书，督促孩子学习。真正的文化与财富无关、与地位无关，它来自人灵魂深处对美、对真知、对学问的尊重和信仰。比如，父母乐意抽出时间来陪孩子，和孩子一起阅读，为孩子阅读、身体力行地影响着孩子。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现在电视里、网络里、生活中处处有文化，要能够及时跟孩子分享文化、理解文化，并且把“学习、分享”当做家庭生活中的必修课。
对每个人来讲，家的地位永远无可替代。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未来。我们要向逯女士学习，讲究方式方法，正确引导孩子朝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健康成长。
一、课内求拓展，尝试群文阅读
简单地讲，群文阅读就是把一组文章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指导学生阅读，并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提升阅读力和思考力，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在此，以《一件运动衫》单元教学为例。
（一）教学理念
教学前通过制订个性的预学单，更准确地了解学情，力求从可能学情到现实学情的转变，从想象儿童到现实儿童的转变，实现更有现场感的学情呈现。努力突破语文教学“低效”的困境，实现更高效的教学增量，更主动的教学参与，更有价值的思维活动，更集约的教学实践，更活化的教学过程，做到真正以生为本的自主阅读。进行一次由传统的“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翻转的课堂教学的尝试。
（二）教学过程
1.教学目标的确立
阅读教学的目的说到底就是教会学生理解文本的方法，从而运用方法学会表达，走向更高层次的阅读。可见，文本中表达方法的学习尤为重要。在教学时，把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在预学的基础上通过群文阅读感受一类故事的基本特点，初步教会学生用“情节梯”的方法来读故事。以《一件运动衫》为基本，在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又群组了三篇不同内容的文本（《一块钱》《父亲的日记》《妈妈的银行存款单》），这样就通过群文阅读高效地体会了故事反复的细节描写和情节发展的意外，并提出了运用“情节梯”这一策略来了解故事情节发展与写法上的内在联系。教学目标的确立实现由“教过”向“教会”的转变。
2.教学方法的选择
浙江绍兴推进“由单篇到多篇”的阅读教学改革，给予了我们不小的启示：从精读群文中《一件运动衫》到自读《一块钱》《父亲的日记》，到课后读《妈妈的银行存款单》，整堂课学生都在精读、略读、跳读、浏览。教师采用“说一说”“想一想”“画一画”“谈一谈”的方法，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对多样的阅读方法，学生在有效的训练中有了深切的体验，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也丰富了学生的阅读实践。
3.教学环节的设计
第一步，课前安排了五六分钟的谈话，别具匠心，阅读教材，了解学情，激发兴趣，引导思考。第二步，基于“预学单”，引导学生精读《一件运动衫》，把文本交给学生自读，特别要留意文中描写运动衫的句子，让学生完成“情节发展图”：第一次，注意第二次，想买第三次，退还第四次，收到。这里老师让学生边读边填空，实现了将课文的连续性文本和填空的非连续性文本之间的阅读的转换运用，再让学生根据情节发展点，描出“情节曲线”，让学生看出故事叙述的一波三折和跌宕起伏。这里更多的是老师的引导，是“扶”。第三步，当学生有了上文的阅读经验后，再让学生自读《一元钱》。老师引导学生注意文章中的细节描写。学生很快找到文中“给我一块钱……”和“接钱的时候手心向下……”等语句，并循着课文脉络梳理出：第一次，很怪；第二次，不理会……根据“很怪、不理会、厌恶、好奇、震惊、希望”的情节波澜，绘出课文“情节梯”来。读出情节的波澜起伏，也就读懂了母亲的形象。第四步，再让学生读《父亲的日记》，这次文本的呈现是根据学生的阅读速度，让课件自动翻页，激发学生注意力集中的阅读，引导学生发现“场景相同”，意味不同，让学生想象结尾会发生什么。学生在前面几篇文本的基础上已经料到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尾，因此学生的回答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学到这里，学生会读了，也会表达了。第五步，教师总结四个故事都有细节的反复、意外的情节发展。我们逐步学会了阅读这一类故事，课后再阅读《妈妈的银行存款单》，并出示明确的要求。大胆舍弃，真正实现“一课一得”。
（三）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实现由“教过”到“教会”的转变。本堂课呈现的5000字的故事，按每分钟300字节或者每分钟500字节计算，也需要将近十来分钟的阅读时间，但整堂课井然有序，多而不乱，一步步循着思维的发展娓娓而来，可以说学生在课堂40分钟中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思维是碰撞的，收获是很大的。学生在大量阅读中通过比较阅读体会故事反复的细节描写方法，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策略引领了解故事的情节发展与写法上的内在联系，从而增强学生语言的感悟能力、语言的分析与综合能力。默读是课堂主要阅读方式，也是阅读文章最佳的做法，不管看纸质还是屏幕换页，不管是课内阅读还是课外要求，注意量化、细化的训练，真正提升了阅读能力。“情节梯”的引入在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有效地沟通了课内外阅读，真正让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二、课外求发展，拓宽阅读渠道
课内，主要从书本上学习语文的规律及其运用的方法；课外，是可能学习的延伸和拓展，是学生运用课内所得在课外活动中的实践。
（一）书香溢满校园
1.营造书香氛围
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统领全校墙面的更新布置。教室、走廊、墙壁等地方布置了有利于激励学生读书的优美诗词、名人名言，努力使每一堵墙、每一块橱窗、每一棵树木、每一朵花草、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营造出浓郁的校园书香氛围。
2.布置书香班级
学校要求各班对教室环境进行重薪布置。走进每一间教室，你都会被设计精美、色彩亮丽、富有个性的布置所吸引，“班主任心语”“阅读之星”“与经典同行”“读后感”等墙面布置，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浓厚的学习环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留下了孩子们成长的足迹。
3.成立书香团队
在校园网上建立“读书论坛”，建立随笔主题帖，通过教育日记、教育故事、教育案例分析等形式，记录、反思师生的日常教育、学习生活，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自主成长，建立“学习+实践+反思+写作”的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
4.构建书香家庭
学校不应仅仅是学生成长、教师成长的乐园，更应成为父母培训的基地、成长的摇篮、学习的乐园。我们鼓励父母一起参与到营造书香校园的行动中来，经常向家长推荐优秀的共读书目，让家长加入我们的读书活动，逐步建设学生家庭的图书箱。
（二）丰富课外实践
1.古诗文诵读活动
为使学生读书成为习惯，让阅读伴随学生成长，学校倡导师生读《古诗诵读70首》《儿童阶梯阅读丛书》，读《三字经》《朱子家训》等，让它们成为我校师生每天读书的内容，并进行“每周一诗”诵读，要求每个同学每周背诵一首经典诗词。
2.创作交流活动
学校建立了校广播站――开设专栏，播放、发表学生读书学习心得体会，给学生以创作的体验，感受创作的喜悦，从而提高学生的读书、写作兴趣。
3.校园读书节活动
在全校范围内举行“校园读书节”活动，进行“读书大王评比”“寻找最幸福的人”“读书超市”“图书跳蚤市场”“读书小报评比展示”“征集名言，制作书签”“爱国古诗词诵读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读书的快乐，获得人生的感悟，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4.开展“四个一”活动
“四个一”，即“与家长同逛一次书店，同买一本书，同读一本书，同出一份手抄报”。让家长同孩子一起读书，一起交流，创设良好的学习型家庭氛围。
（三）开发校本课程
1.《书里书外》，开辟阅读途径
《书里书外》是我校正式供学生使用的语文校本教材，它是学生语文课程学习的一个补充，旨在开辟途径，培养学生积极探索、自主阅读的习惯，同时为学生白小打下优秀文化的底色。教材以年级为单位，内容分六个单元，分别为“美德在心中”“秋天在我眼睛里”“我与童话”“学习谚语”“探索昆虫之旅”“开卷有益”六个主题，涉及“三字经”“谚语”“成语”等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内容浅显，易懂，积极，有趣。一年级所选内容来自于《弟子规》，分为“诚信篇”“孝顺篇”“习惯篇”三个篇章，重在对刚入学的孩子进行美德教育、习惯教育。二年级的内容是语文书本的延伸，积累关于秋叶、秋花、秋果、秋实的诗词句，感受美丽的秋色，并用画画、吟诗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秋的喜爱。三年级通过“知童话、说童话、演童话、写童话”四个板块.不断提高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开启他们的想象空间，让他们体验人间的真善美。四年级的谚语内容丰富，有关于励志的、学习的、社会的，让学生不仅诵读积累谚语，了解这些谚语的意思，还要能联系生活使用。五年级的“探索昆虫之旅”紧扣“亲近与探索自然”这一维度。六年级的“开卷有益”对成语按字数和类型（风光、爱国、名人）进行了归类，便于学生识记。
2.《我的绿色氧吧》，徜徉生态之路
【关键词】北宋 经书典籍 刊刻 宋学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99-06
谈到北宋经史子籍刊刻，就不能避谈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呢?答案无疑是“经学”和“子学”。然而中国学术的此种传承，依靠的却是经书子籍的历史累积和注疏支撑。由此就隐含着一层深意：即中国学术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学术自古贯穿的是以“典籍”为中心，而非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认可的典籍支撑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以典籍为中心，纸张、书写、印刷等技术更新又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进步。
1 典籍中心：经子学问的历史迷失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而由来已久的，更表现为古代典籍的累积传承。
在抄写时代，“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说的是子游、子夏掌握典籍文献最多，而孟子出于说理需要，也多引述《尚书》《诗》《论语》等典籍。自从某些儒家书籍在汉代成为官方经典，历代儒经注疏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这在客观上造成典籍及其疏证受政教的需要，不断累积增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儒学十三经。前人统计“十三经”字数为147560个字。到清代阮元主持校刻时，其收录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总字数已有一千万字，成为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老子》《庄子》等子籍经过历代学者如王弼、郭象等人的研读阐释，也出现了多家注本。历代解经、注经的持续，中国学术才形成以典籍为中心的“经书子学”。对此，黑格尔也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型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人们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而非根植于现实恒常问题的自我生发和创造。加之，社会文明初始阶段，兼有文字载体简陋、书写困难、词汇有限等客观条件限制，也导致人们思想即便有发明，亦不能详尽阐述。故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撰述的著作相比于今天并不长篇浩繁。然这些著作历经“焚书坑儒”，口耳相传，孔宅坏壁，其传承之艰难，使后世学者对于残存的古籍累增崇敬。阐释起来尚嫌不足，更遑论修正与发明。于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不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他们所做的工作仅是对流传的“经典”予以注释或阐发大义微言。具体到某个朝代的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文字多寡及程度上的差异，彼此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导致春秋争鸣以后，中国就少有自我生发的“主义”，缺少原创性的学术及思想。因此，关于“经书子学”，与其说是关于“经书子籍内容”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研究经书子学的历史”。由此，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事实上，从周公、孔子直至秦汉，中国人的学问中就没有“史学”这一类别概念。《汉书·艺文志》将天下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等七略(类)，并无“史略”。《春秋》这类史书由此被归属到“六艺略”中。由于班固是根据刘歆《七略》撰写《艺文志》，将官方的“王官学”和民间的“百家言”严格区分，故天下学术也就此分为“经学”和“子学”两类。自此以后，中国学术主体就是关于“经学”“子学”两类典籍的历史性研究。随着典籍注疏的历代累积，这就逐渐形成中国学术的显著特点——即典籍历史化。对于这样的学术，黑格尔建议西方学者“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
当然，仅是说明典籍注疏的历史累积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此种“专经”学术的内趋动力所在。究竟是什么导致“崇儒、专经”的学术传统呢?自西汉以来，由于官方集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发现儒家学说对于皇权独尊的肯定。于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幌子下，汉武帝故意迫使士人进行“皓首穷经”的阅读，抑制异端思想的产生，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一旦研读儒家典籍成为士人仕宦当官、实现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学术研究的动机就更加远离“解决问题”的初衷。读书人对于社会、人生，没有怀疑，没有分析，也自然谈不上批评与反叛。如此一来，汉朝皇帝就摆脱了秦人当初“焚百家言，以愚黔首”的简单草率，更具有一种思想舆论导向的智慧。因为长期研读某一类典籍，对于思想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更甚于禁止读书地“愚民”。北齐颜之推曾举邺下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卷3)，借以嘲笑儒生的迂腐。以此为例，很能说明中国学术本源性的迷失。
自汉以来，儒家经典对于学术起着绝对标准的作用。人们惟有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向古人求教如何解决今世的问题。面对如此“崇儒、专经”的结果，颜之推总结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卷3)这句话的意思是，学问的兴废，不同时代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汉代学者只要掌握某一种世人认可的所谓“圣人”经典，就可升官发财。此情况沿续到宋代，名利诱惑之下，苏轼认为惟有人君才能做到“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而世俗之人多是由习学“典籍”直接联想到“卿相”，反而跨越“圣人之道”，失却了学术的纯粹。故宋人陈鹄也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人们视“经典”高于一切，其流俗泛滥的后果必然是对名禄的追求。
面对此种问题，就要反思中国学问出发的本源。无疑，谈到本源，任何学术最初都是因人而存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假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中人的问题，学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从“圣人”身份的确认，我们或可窥见中国学问的初衷。《周易》解释道“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谓圣人制作(创造)为万民所仰望。《风俗通》有言：“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日圣。”《洪范》说，“思日睿”“睿作圣”。《说文》解释，“圣，通也。”孔子也认为，所谓圣人者，其“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孔子家语·五仪解》)。缘此，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圣人，不是高高在上，不问世务底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底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底功用说。”这些记载，一则说“圣人”通达事理，具有较高智慧及
思维能力，二则说圣人还能顺应自然法则，掌握自然规律，和顺地影响其所处的世界且惠及他人。按古人的认识，要想成为圣人，除了天赋异禀之外，更重要是学结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并用之以实践。故孔子说：“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孔丛子·论书》)，自称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看到了尧、舜的圣道。然而，毕竟普通民众多目不识丁，更不能知晓古代文献的奥义。如此，掌握文献的圣人逐渐被赋予神的色彩。是故，“圣人之道”本应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只是在没有实证思想方法的古代，圣人之言作为过去经验的总结，自然被视作“真理(神喻)”，成为推证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作为思维活动的结论。于是，学术步入权威崇拜和信仰的歧途，“唯圣”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开始左右或压抑着人们的创见。
众所皆知，如果学术不关心现实问题，仅作为书籍本身而存在，加上书籍数量稀少，知识阶层局限在少数特殊人群，那么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学术典籍固化流传千年，没有突破、质疑的结果，必然失去原生活力。虽然学术以“问题”为中心，问题尽管有其恒常性，但是人们对于问题的关注，更应体现为人类在不同的历史生存语境下的深化、发展或变形。然而，中国学术奉行的“典籍中心主义”，恰使得学术本身缺乏这样的变化和关注。德国学者韦伯认为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同时又垄断官方祭司功能的世袭官僚阶级，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的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典籍)本身的理性主义”，他们仅是希望天下士人对典籍奉若神明，没有丝毫理性的质疑。此种情形发展到宋代，由于印本传播的繁盛发展，阅读(质疑)人群的扩大，垄断被打破，学术才恢复些许原生的活力。
宋代作为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得益于雕印技术的普及。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印书机构对于经子书籍印刷尤其热衷。宋代科举虽屡经改革，但推崇经义和诗赋的格局并没有变。这在客观上也导致整个社会对于经书文献有着广泛的需求。所以，在印本诞生之初，这类书籍的印刷自然成为优先重点。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学的师徒相承虽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印本经典的广泛传播，使得这样的师徒关系遭到了严峻挑战。师傅所说的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印本书籍的流传，学生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标准的典籍来验证师傅解读的对错。陆游记载，北宋实行三合法时，有教官以《易义》出题，问为什么“乾为金，坤亦为金”?有学生怀揣国子监版本的《易经》到老师面前，忐忑请教：“先生恐怕是看了福建的麻沙印本。如是监本，这句应是‘坤为釜’。”教授对照监本后，惶恐愧谢学生(《老学庵笔记》卷7)。这个事例说明，普通学生有经书印本在手，就可较为容易地发现教师的错误。由此，表面上似乎维护了典籍尊严，实则上打破了典籍的权威，提升了质疑的勇气。因为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从写本传抄到多种印本的印刷，这样的错误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假若有这类舛误产生，人们又该如何对待这类经典呢?如此一来，最终启发的是宋人“问古疑经”的精神。故钱谦益说：“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粹于唐，而是正于宋。”。钱谦益“正于宋”的说法，一是指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人对十三经的怀疑和修正：另一个即是暗示十三经在北宋均得以定本、版印成书，天下学人得以是正。
2 北宋经子印本与“碘籍中心”思想修正
我们知道，自有印刷技术后，经书子籍的传播情形出现了重大变革。首先，只要刊刻无误，印本载体保证典籍的正确流传。在印本出现之前，经书传播依靠人们的背诵、手抄。这样的传播方式，很难保证经书准确无误。东汉熹平年间，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确流传，蔡邕曾“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特地在太学门外立下石经。然而，这样的典籍传播仍需学子现场背诵摹写，结果是“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终会导致思想多元，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晚唐五代有了雕版印刷之后，时空限制被打破，传统学问以师徒口耳相传的界限也被打破。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印本典籍，从而达到更为有效的知识传播。北宋延续了五代以来的儒家经典刊刻和传播工作，并且更加卓有成效。
北宋国子监作为中央机构，因负有更多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其印刷主要以经、史、医三方面书籍为主，而地方机构印书则是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尤与中央机构所印书籍加以区别。由于官方的书籍刊刻主要以经史书籍为主，从《周易》《周易正义》《尚书》《尚书正义》《左传》《论语》《孟子》等经传注疏，以及辅助阅读的《九经字样》《礼部韵略》《经典释文》等宋版的经类书籍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经书刊刻对于支撑宋代经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根据《五代两宋监本考》《读书敏求记》《皕宋楼藏书志》《经籍访古志》《日本访书志》等书记载的宋版书籍，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方几乎出齐《诗》《书》《礼》《易》《春秋》在内的历代所有经书子籍及其注疏刊本。据说，宋人刻印书籍约有数万部，虽然历经千年，频遇战火，十亡七八。据统计，幸存至今，仅署名宋人的著作就有4855种，这还不包括那些从先秦流传下来、历朝历代不断增添的典籍。就目前所看的北宋经部印本书籍，也仅仅是北宋当年大量经籍印刷的九牛之一毛。
北宋科举与印本典籍的平民化普及，也客观上导致“治学”若没有经学书籍征引，文章引文没有出处，在当时宋人看来，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石林燕语》(卷8)记载苏轼当年参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苏轼文章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等到放榜，苏轼中了第二名。梅尧臣终以所疑问之。苏轼却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梅尧臣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梅尧臣“大骇”的原因，当然是苏轼引述的内容居然没有出处，全凭自己“想当然”。这则事例，一则说明当时由于北宋科举与印本书籍的普及较广，以致梅、欧等人见到苏轼文章所引内容时，首先考虑到典籍中必定有。如果没有，除了所看版本不同外，还有可能是自家看书时不够仔细。所以待到考试结束后，欧、梅等考官马上去问苏轼“典出何处?”再则，科举与典籍平民化也透露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创新派人物对于典籍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即是典籍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典籍，而是它在具体实践中的“经世致用”。如此转变，也验证了北宋涌现出二程、张载、邵雍、周敦颐等儒学大师也并非偶然。
据记载，当年“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二程)”。
正叔先生(程颐)日：“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程颐与弟子苏季明的答问，一是说北宋治经被称为实学，为当时学术之首要，二是苏季明发现每天讲习经书，未切要实际问题，只是空言无益。而程颐的回答却是“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此语何意?按程颐的看法，“治经”的确是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治经”要方法得当。所谓方法得当，即是“自至理便推于事”。意思是要从经书中发现其理(道理)而推及于事(实际问题)。因为“道”，本来就在经书之中，只是有人可见，有人看不见而已。重要的是自己要极力穷究，自见其理。这个说法后来被朱熹推衍为“格物致知”。苏、程二人的对话恰可说明，经籍在北宋的传播甚广，使得相关学问在当时得到很大的提升。二程等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典籍普及程度，才能跳出“典籍中心主义”的窠臼，从经籍中见他人所未见，得他人所未得，脱颖而出，成为北宋一代儒学大师。总之，北宋由于印本的普及，科举平民化的追求，使得北宋士人多有机会和条件得以广泛研习经籍。
《石林燕语》(卷8)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北宋典籍“阅读门槛”和“科考门槛”的降低，导致北宋官方拥有如邢昺、欧阳修、司马光等饱学之臣，民间则出现二程、张载、邵雍等鸿儒大师。
承上所说，我认为印本经籍的广泛传播最大的益处是，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挑战传统私塾式口耳相传的师徒传承制度。由此，自有印本传播以来，学生除社会生活、私塾业师之外，得到额外获取真知的渠道。由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信息由过去单一的口耳相传变为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信息多元导致接受者必须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做出自己符合理性的判断。这也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最好注解。如此一来，也逐步开启北宋学术发明或改善发明的源头。
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按培根的观点，如果学术的传承仍是传统“师徒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那么，由此“流行的知识必然大多是只供争辩和文饰之用的、停滞的、僵化的，如同偶像，只受人崇拜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征服自然”。经学发展到宋代，其学术发展的确呈现出与前代异样的特点。过去，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则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经贤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曾说：“宋人不信注疏，训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又说：“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因而，虽然宋代与汉唐相比，版图和气势都逊色许多，但作为传统的注解经书的工作却是更为出色。由于印本书籍在北宋大量存在，造成北宋文人相比于唐代文人，一方面拥有更多的书本获取途径，宋人书籍阅读的范围也更为广博。由此，客观上也造成北宋拥有比唐代更为普及的文人阅读和创作群体。另一方面，因为北宋科举录取及文人创作的数量要超过唐代，识字文化阶层的扩大直接导致他们的作品拥有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读者层次与数量。
随着读者水平和数量的提高，追求原创、追求超越的北宋学人开始普遍质疑某些儒家经典的正确性及其章句的真正含义，其出色之处正如刘子健所说：
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的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嗦，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刘子健认为，宋代经学尽管仍将经学作为自己阐发的基础，但是经学有了挑战性和原创性。“原创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评价。事实上，经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经学典籍的广泛印刷和传播，才从过去的“我注六经”发展成为“六经注我”。这或许是信息传播快捷多元催生思想多元的一次成功范例，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印刷术那么简单，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印本典籍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宋代经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皮锡瑞考查了《唐书经籍志》，认为“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匙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而“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因此，皮锡瑞总结说：“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矜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自然，历史上对于典籍的理解，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这就是“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书籍尽管也可以自称为“经”，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一点作用，不可能对社会人生发生重大影响。故所谓“经学”概念中的“典籍”，只有在它具有法定地位，被官方认可后，才拥有其法定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经”固然是具有法律涵义的文化表征，但是“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经”的地位和权威性会随着时代需要而不断变迁。原先不是“经”的可以成为经。比如《论语》《孟子》在宋代以前一直位列“诸子”之中，只是到了宋代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经典。而原来位列经典的“五经”及其义疏，在宋以后则被长期束之高阁，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经”，但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实际上失去了经典的现世权威性。此种情形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需求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社会自汉朝开始就奠定了思想上“儒家独尊，诸子辅佐拱卫”的集权格局，这就导致中国的经史子集书籍贯穿千年，流传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