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26: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红楼梦历史价值，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概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一部《红楼梦》成为世人永远评说的对象。
一部小说要受到读者的关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主题。对于《红楼梦》来说，似乎还不止于它那个众说纷纭的主题，更重要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升和超越。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其次，《红楼梦》在思想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明确表达了“褒女贬男”的价值取向。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重男轻女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西方，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人们逐渐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当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似乎比西方更为严重，而且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观念的思想始终没有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嬗变出来。不过，几乎和西方思想启蒙大师同时，曹雪芹用文学作品这种相对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和西方的启蒙大师几乎一致的内容。在《红楼梦》中，他曾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种言语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公然挑战。曹雪芹不但借贾宝玉之口明确提出了这种与传统的“重男轻女”皆然相反的“褒女贬男”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红楼梦》全书的创作中。在《红楼梦》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几乎全是女性：贾府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的是贾母，贾府的实际掌权者是王熙凤，贾府最有远见的人是秦可卿，贾府最有管理才能的人是探春，贾府最有才华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班小姐，贾府最纯洁、善良，最有个性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群丫头……而且作者对他们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贾府的男人们，他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贾敬修道炼丹，企求长生不老，贾赦胡作非为，贾政是个假正经，至于贾珍、贾琏、贾蓉、贾瑞等人就更不用说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褒女贬男”的价值偏向。这种观点看似或许有些极端，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其实他是通过对长期受压抑的女性的褒扬，否定传统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他骨子里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男女平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再次，《红楼梦》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社会秩序轻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局限，充分表达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大的特色是重视社会秩序，轻视个体生命的苦难；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最高的价值追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牺牲个体生命的幸福在所不惜。漠视个体生命的苦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价值观念。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些微弱的声音表达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但这些声音过于微弱了，往往完全被主流文化的声音所掩盖。《红楼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有力地唱响了轻视社会秩序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声音。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对待宝黛爱情悲剧的态度。宝黛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情节，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是纯洁和真挚的，这无庸置疑，但最终却以悲剧而告终，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贾母、王夫人等人的手中，而贾母、王夫人在选择他们的命根子贾宝玉的妻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绝不会是爱情这种个体生命的追求，而是这个未来的媳妇能不能担当起贾府未来女主人的重任。于是，他们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薛宝钗，牺牲林黛玉。正是他们的这种选择使象征个体生命追求的“木石前盟”输给了象征人间秩序的“金玉良缘”，最终造成了宝黛爱情悲剧。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作者绝没有为此讳饰，而是特别真实地展现给了人们，并对悲剧主人公给予了极大同情，从作者的这种价值偏向中不难看出他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幸福，而不是社会伦理秩序。其次，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言行和情感也证明了这一点。贾宝玉和林黛玉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和追求无疑也折射出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先看贾宝玉，他不但厌弃功名富贵，而且公开表达对封建伦理秩序的不满，他喜欢厮混在脂粉堆里，是因为那些女孩子葆有生命本来的天真、善良和纯洁，还没有被社会环境毒化。每当这些弱小的女孩子和无形而庞大的社会伦理秩序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这些弱小的女孩子一边。再看林黛玉，她似乎从来不懂得怎样看风使舵、讨好贾府上下人等，以争取自己和贾宝玉婚姻的筹码，她似乎不会这样做，也不屑这样做，在那个为了自己利益明争暗斗甚至不惜丧失人格的环境中，她却把自己的自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她从落红中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所以才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葬花”之举；她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透过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我们也可以明显地同看出作者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幸福，而非社会伦理秩序。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就有许多东西被人们争论不休，甚至有些争论已经掩盖了人们对《红楼梦》的真正解读。但《红楼梦》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自然有其永恒的东西蕴涵其中。我认为这永恒的东西就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和超越：诗化小说的特征不但是对中国传统小说模式的提升和超越，而且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至于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不但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更契合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基于此，《红楼梦》不愧为一部名著，它不断被人言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文化中一直感到困惑同时也一直在深入探究的，就是曹雪芹的命运和身世。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奇，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焦点之一。
曹雪芹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伟大的遗产。他创造的《红楼梦》如同一块和氏璧，等待着历史和读者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对于曹雪芹的重新发现。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到周汝昌等这些以曹雪芹和《红楼梦》为毕生志业的学者，都在《红楼梦》作者的确立和曹雪芹的生平研究等方面倾注了心血。
曹雪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生平事迹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他坎坷的一生中只有一些节点为我们所了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家世的考证，是“红学”的一个分支——“曹学”研究的对象。他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身份也曾屡受质疑。但这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一个表征。
在传统社会中，小说的文化等级很低，小说既无法给作者带来社会声誉，也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因此，小说的著作权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没有意义。“作者”的概念，在福柯看来其实是一个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之中的所有权紧密相关的概念。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除了少数有清晰记载之外，其他都是在现当代通过深入的研究才确立的。而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其作者为谁，到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但曹雪芹却是一个类似莎士比亚一样的象征性人物，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作家，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集大成的符号。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有传统的殿军，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曹雪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而《红楼梦》谜一般的诸多神秘现象，诸如未完成的状况，人物的命运和归宿所留下的诸多的线索和暗示等等，都赋予了作品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
张爱玲的晚年隐居美国，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红楼梦》版本的考据和研究之中，而像王蒙、刘心武这样的当代作家，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进入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谈“红”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和传统最直接的交汇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是对于古典知识的认识和分析，而是始终“活”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的现实存在的阐发，是当代性的展开。《红楼梦》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些作品都是以古典文化经典的形象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但《红楼梦》却仿佛是一部现代的文化经典，是古典跨入现代，介入现代的标志。曹雪芹的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他本人好像始终活在今天。于是通过探佚发掘未完成的部分，也还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如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就用了探佚的成果作为故事的结尾，而抛弃了高鹗的续书。此后，为这部书写续书的尝试也层出不穷，这也为这部著作的当代性提供了有趣的例证。
但《红楼梦》的跨文化传播，由于它的深刻和复杂反而有些障碍，因此，从介绍曹雪芹作为文化象征性人物的高度价值和他著书的过程入手，由此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红楼梦》的价值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曹雪芹当年在北京西山一带活动这一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共识，对于这一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忆空间的保存和传播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让中国的年轻人了解曹雪芹，让世界各国的人们像尊重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样地尊重曹雪芹。
[关键词]红楼梦；文学；影视；再创作
明清时期是我国小说繁荣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有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施耐庵的英雄小说《水浒传》、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拟话本小说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三言》、凌蒙初的通俗小说《二拍》；传奇笔记小说有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西方影视技术引进中国，影视界就不断将这些作品搬上银幕，成就与名著不朽的梦想。《红楼梦》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影视红楼梦创作及特点
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京剧黑白默片《黛玉葬花》，梅兰芳演林黛玉。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时装黑白默片《红楼梦》，周空空演刘姥姥。1928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拍摄古装黑白默片《红楼梦》。1936年上海大华影片公司拍摄古装有声歌唱片《黛玉葬花》，李雪芳演林黛玉。1939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顾兰君演王熙凤。1944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有声故事片《红楼梦》，卜万仓导演，周璇等人主演，演员阵容强大。1951年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现代时装片《新红楼梦》，李萍倩导演，李丽华等人主演，是红楼梦现代版。1961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版《红楼梦》，袁秋枫导演，是黄梅戏经典版。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越剧经典版。197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拍摄剧《红楼梦》，林家声等人主演。1977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歌舞彩《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等人主演，是香港十佳华语电影。1977年香港思远影业公司拍摄《红楼春上春》，金鑫导演，张国荣等人主演，是。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8年香港今日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新红楼梦》，金汉导演，李菁演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王扶林导演，欧阳奋强、陈晓旭等人主演。是电视剧经典版，198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楼梦》，谢铁骊导演，夏钦、刘晓庆等人主演，票房不佳。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华电视台拍摄73集《红楼梦》，张玉燕等人主演，收视率不高。2003年泰国正大集团、上海电视台拍摄数字高清电视舞台艺术片新版越剧《红楼梦》，钱惠丽、单仰萍主演。
本人认为：“红楼梦的多指向隐义结构决定了红楼梦主题的无正解性。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更是促成了这个谜局的形成”。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见解，重拍红楼梦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综观红楼梦影视史，概括出几个特点。1 拍摄频率高，在短短80年时间里，红楼梦影视版有近20个版本。2 科技进步带动影视发展。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长镜头到蒙太奇，红楼梦拍摄在不断进步。3 篇幅越来越长。单本剧到多本剧，红楼梦故事越来越完整。4 主题日趋复杂，从塑造人物形象，到敷演人物故事，最后是演绎全本红楼梦。5 艺术形式多样。戏剧片就有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之分。6 艺术风格多样。有古装、时装，有传统、现代，有高雅、低俗。7 演员多用明星。影视创作培养和成就了大批演职人员。8 横向看，成败参半；纵向看，失败居多。
二、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风险
从红楼梦影视史角度分析，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一次创作风险较小。尊重原著，实现艺术形式转变，基本上就会成功。红楼梦影视版早期作品原创多，相对地位较高。如：京剧版、越剧版、黄梅戏版、粤剧版。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二次创作风险相对比较大。第二次创作往往是在第一次创作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创作已经转变了艺术形式，第二次创作如果不能在内涵上有所创新，失败概率较大。新版如果要突破旧版的水平，必须从内涵的全、新、深、广的某一个角度上做文章。
三、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程序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分三个步骤，包括从文学到剧本的再创作，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
剧本是影视的灵魂，它关系到影视的艺术定位，非常关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选择角度小的某个特定主题进行创作，是单本剧创作。一种是采取多角度、多主题创作，是多本剧创作。这中间主要是新版对旧版的创新问题，如：2003年新版越剧是在1962年旧版越剧基础上，只能在结构和台词上进行创新，就其艺术成就，即使不分伯仲，也是稍有逊色。新版电视剧要突破1987年央视版的高度，可以创新的是开头和结尾，而开头的神话故事是虚幻的思维性的哲理性的内容，对文学有意义，对影视则毫无意义，新版创新空间有限，唯一出路是撇开尊重原著的原则，拓宽创新空间。
剧本搭建故事框架，编写人物台词，把文学红楼梦重组为适合影视制作的影视红楼梦，但它仍然是文字。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是将语言文字转化为声音和画面，这需要导演、编剧、摄影、演员、化妆、布景等通力合作。把富于想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声画形象。影视是综合艺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作品质量，所以，团队建设很重要。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虽然影视在设置剧情时尽量考虑大多数观众的要求，但是，一部作品能完全满足观众是不现实的。观众构成情况非常复杂，他们认知水平有高低之分，感悟能力有深浅之别，艺术趣味有雅俗之异，加上受前人创作成果的影响，部分观众挑剔在所难免。在观众实现再创作的时候，优秀作品被追捧，拙劣作品被鄙夷。上帝面前没有光环，要想成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四、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
许多人以文学红楼梦为标准评价影视红楼梦，把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艺术作比较，往往不会有结论。文学和影视彼此特征明显，有很大的异质性，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再创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从创作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创作工具四方面存在差异。小说历来都是野官稗史，曹雪芹花一生精力写小说，以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但他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记录真实的社会人生，诉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目的不 是留名青史。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是历史的选择。影视选择精品题材，选择历史，选择红楼梦，有功利目的。影视发挥群体创作优势，综合利用多种艺术元素，将抽象转化为具象，将静态转化为动态，将间接转化为直接，让观众真切感受红楼梦世界，但它不能完全复原红楼梦。如果没有新点或亮点，不能出彩，成败也是变数。综观红楼梦影视史，几十部只有几部精品，想拍精品不一定就是精品。其实，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如果没有越剧演员千锤百炼的唱腔身段来发挥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就不可能成功。好莱坞大片模式固然好，近年从功利出发而拍摄的形式创新内容空泛的只给评委看的作品，观众是不认可的。香港影视的地位，得益于香港影视界对影视的清醒认识：速度、产量、娱乐、大众是影视的灵魂。
从作品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作品内容、作品形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红楼梦具有隐性的特点，容量大，角度多，视野宽。透过文本，读者凭借思维和想象，将红楼梦的意义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等层面，影视红楼梦具有显性的特点，容量小，角度小，视野窄。通过镜头，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生活的有限画面，流动的画面不允许观众过多的停留和思考，如：文学用“爬灰”一词交代秦可卿死因，抽象、含蓄、富有文化意味，影视则用真实画面。如：宝玉的玉，文学用模糊概念，影视则具体到20个版本各不相同。一部具有恒久影响的文学因历史产生距离而拓宽了审美空间，这是文字间接性造成的。一部具有大众娱乐特点的影视将名著意义定格在某一个特定时代，满足时尚需求，只能造成短期轰动效应。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实际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文学红楼梦符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视红楼梦符合西方传统美学思想。
从接受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接受对象、接受方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是精英艺术，需要读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调动他们的思维展开想象，它的受众比较少，影视是大众艺术，对观众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视听能力就可以欣赏，它的受众就比较多。在这一点上，影视红楼梦对普及红楼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对于许多没有读过文学红楼梦的观众来说，影视大胆直露的镜头语言可能会造成误导甚至是伤害。在改革开放发展振兴的大背景下，影视红楼梦应该改造文学红楼梦，去除其封建糟粕，赋予其时代精神。
五、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的建议
1 影视红楼梦的主题创新。
高鹗续书体现出20世纪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红楼梦增添不少色彩，但是，身处2l世纪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高鹗笔下的丫鬟大多奴性十足，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稍加润色，使之更加合乎现代女性的要求呢?1987年央视版尊重原著这个缺陷，并且结尾仓促而悲观，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在贾兰等人身上体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使之更加符合人类成长模式呢?剧组可以先尝试单主题小容量创新，检验一下能力和效果，再进行多主题大容量创新，走在时代前列。
2 影视红楼梦的结构创新。
利用蒙太奇手法，调整文学叙事顺序，使情节衔接更自然更生活化，使画面构成更富有诗情画意，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1987年央视版从甄士隐开始，引出贾雨村，再引出林黛玉，结构比较好。如果当时用电脑特技制作太虚幻，宣扬一些似懂非懂的大道理，反而会以辞害义，弄巧成拙。但1987年央视版在背景处理上有许多不足，江南景色不够灵秀，北方景物不够厚重，许多镜头借助花花草菜遮遮掩掩不够大气。
3 影视红楼梦的人物创新。
影视是大众普及型艺术，最好选择全新面孔，给观众新鲜感，明星演技固然好，但受以往作品影响，观众不容易接受。选择演员应该以内在气质和外在演技为标准，优选艺术院校中的拔尖学生，挑选那些古典外形扮相鲜活的年轻演员，就能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总之，应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把握红楼梦人物形象特点。
摘要： 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立足于文本，运用悟证之法，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多角度、多层次深入揭示《红楼梦》的内涵，这既是对红学研究前贤开创的红学研究脉络新延伸，也是对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本文兹就其研究著述加以梳理与评估，既可凸显其红学研究的贡献与现实意义，亦可通过指其谬误为红学研究者提供相应借鉴。
关键词： 刘再复；红学研究；悟证法；述评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刘再复先生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红楼梦》是从‘存在’层面的提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刘再复由此加以联系比较，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尽管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差悬殊，但正如其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一样，最后的归宿均为坟墓。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思考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对必有一死这一无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生这一人生命题。不过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有巨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在死亡面前仅有赴死的悲壮，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哲学，而曹氏则全然不同，《红楼梦》一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一个个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伤，尤其是对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虽均有赴死无畏的勇气，但却是悲愤盈胸，而见到他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肝肠寸断，悲恸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挥慧剑斩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面对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与无限眷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读不出珍惜，更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与曹雪芹虽同为面对死亡，循着“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个认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一个创造的哲学是存在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应该说一为绝情主义哲学，一为伤感主义哲学。刘再复先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来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从而赋予存在与死亡这一人生命题以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索，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贴近《红楼梦》被文学形式所遮蔽的哲学内涵，令我们完全有可能探寻《红楼梦》人物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显然，这不仅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梦》哲学意蕴的细致探析，更是对《红楼梦》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刘再复先生借鉴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的阐述，提出《红楼梦》具有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刘再复先生这一提法，也是在继承王国维先生《红楼梦》悲剧之悲剧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的悲剧，既不是为现实中蛇蝎一类人物所左右的社会人生悲剧，又不是由于出现非常变故的悲剧，而是悲剧环境中人共同演绎的一幕社会人生的大悲剧，换句话说，是关系中人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1］因而《红楼梦》在美学上更具典范意义，堪称“悲剧中之悲剧也”。［2］这是一种真正具有现代启示意义的悲剧思想，既展现出王国维先生融贯中西开阔的文化视野，又显示出王国维先生对人性的深入体悟与把握。但王国维先生在谈论《红楼梦》美学意蕴时，仅止于谈论悲剧，忽略了曹雪芹在为红楼人物吟唱人生挽歌，展现美好事物毁灭的悲剧同时，亦有一种对荒诞存在的透视精神和极端否定精神。
基于此点，刘再复先生认为《红楼梦》不仅展示人间的大悲剧，而且展示人间的大荒诞。它不仅哀悼美的毁灭，而且讥讽丑的荒诞。“荒诞”虽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同属文学艺术范畴，但确切地说，所谓“荒诞”本是喜剧的另类形式，源自传统喜剧却又有别于传统喜剧，它是将现实的无价值、无意义无限提升至不可理喻的程度。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并非再现荒诞的艺术理念，而是指认荒诞的现实属性，通过对社会现实中那些不可理喻的价值颠倒、本末颠倒的描述，以照见无可逃避的丑恶。刘再复先生说：“《红楼梦》的悲剧，倘若用佛教语言来表述(《红楼梦》第一回所用的语言)，乃是‘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结果。而其荒诞则是‘由空见色’的结果。无论是由色入空，还是由空见色，中间都有一个‘情’。或由色生情，或因情入色，一切人间的悲剧都是情的毁灭，情愈真愈深，悲剧性就愈重。情不是抽象物，它是人的本体即人的最后实在，可是它天生就与色纠缠一起并落入人际关系中，最平常深刻的悲剧便是情被无可逃遁的人际关系所毁灭。” ［3］这是对王国维先生《红楼梦》悲剧论的进一步细致阐述，而其对《红楼梦》荒诞性内涵的把握应该说更具有思辨性与形而上特征。他认为《红楼梦》的荒诞意识已由《好了歌》作了揭示，虚妄是荒诞的集中体现，即世人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与美色的幻相中行迷神乱不得脱解，无法把握生命的本真，将原本纯净的世界变为污浊不堪的世界，这个污浊不堪的世界正是荒诞世界。在《红楼梦》中，荒诞即是现实属性，是色世界的无限膨胀，膨胀到沉浸于尔虞我诈、荒无度的世界中自得其乐，深信这个世界就是真黄金世界而至死不悟，荒唐至极。而《红楼梦》所说的“太虚幻境”，表面看似是警幻仙子所居的仙乡圣地，实际亦在影射尘世正是一个“太虚幻境”——一个由诸多色相装点、制造的虚妄之境。总之，演绎世道人生的无限荒诞，是《红楼梦》极为深刻的另一内涵。因此，“《红楼梦》的内在结构，是悲剧与荒诞兼备的双重结构。也可以说，《红楼梦》的伟大，是大悲剧与大荒诞融合为一、同时呈现出双重精神意蕴和双重审美形式的伟大。” ［4］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不仅全面反映出封建社会末期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更细致入微地展示了我清朝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风貌。笔者在从事多年的历史教学中，多次将《红楼梦》中相关的故事情节应用到历史教学中，达到将历史知识生动化、具体化、直观化的效果，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一、通过对贾政家庭关系及地位的分析，讲述宗法分封制
宗法分封制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继承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学生理解起来难度较大。于是，我将贾家血缘关系尤其是贾宝玉与贾环之间的关系向学生进行讲述。贾政大儿子贾珠已死，贾宝玉为贾政与其正妻王夫人之子，所以为嫡子，且为事实上的嫡长子。贾宝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男主角。他是女娲补天剩下未用的一块顽石和神瑛侍者转世真身，荣国府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次子，贾府通称宝二爷。因衔玉而诞，系贾府玉字辈嫡孙，故名贾宝玉。自幼深受祖母贾母疼爱，住贾母院，地位极高。而贾环是贾政与赵姨娘之子，是为庶子，所以贾宝玉与贾环在贾府中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贾环，《红楼梦》中的人物，同贾宝玉为同父异母的弟弟，其母为贾政之妾赵姨娘。贾环举止粗糙，诡计多端，颇有小人之风，在大家庭之中地位低下。同时，同为女儿嫡长女元春嫁入宫中，为贵妃，而同样优秀的探春为庶女，则只能够远嫁他乡了。在家庭财产继承中，嫡为主，庶为次。通过这种直观的讲述，能够让学生充分理解宗法分封制。
二、通过对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描述，让学生深刻认识小农经济的特点及小农的地位
刘姥姥在《红楼梦》里只出现过三次，也即是她的三进荣国府。第一次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下锅米都没有了，只好厚着脸皮到贾府寻求帮助。刘姥姥诚惶诚恐地以一个远房亲戚的身份来拜访荣国府，本来是想见王夫人的，结果王夫人推脱不见，王熙凤冷冷地用二十两银子给打发了。第二次，刘姥姥是带着枣子、倭瓜和一些野菜来谢恩的，这一次情况与第一次大不相同。尽管刘姥姥被贾府上上下下像耍猴一样地取笑，但对刘姥姥来说，可以说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不仅见到了王夫人，而且见到了老太太、宝玉、黛玉等人。由于贾母高兴，还与贾母等人一块儿进餐、行酒令，并游览了大观园。第三次进荣国府，是在贾府被抄，众人躲避不及的情况下去的，尤其可恨的是贾雨村，曾是黛玉的恩师，在贾府的举荐下才得以在京城为官。他忘恩负义，在贾府被抄时扮演了一个落井下石的角色。但刘姥姥来了，亲自到监狱来看望王熙凤、宝玉等人。当她得知王熙凤的巧姐儿被卖到妓院的时候，她老泪纵流，对王熙凤说：“我找她去，豁出我这把老骨头，也把她给找回来！”王熙凤双膝跪倒。之后刘姥姥辗转并卖掉了所有家产把巧姐给赎了回来，并给她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刘姥姥善良淳朴，聪明能干，重情重义，而且有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个老婆婆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同时通过她也反映出我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农民阶级低下的社会地位。
三、通过对贾政和贾宝玉在思想上的碰撞，解读封建社会末期新旧思想的交锋
贾政是封建文化的代言人，热衷于道德文章、仕途经济，希望宝玉成才，光宗耀祖；宝玉是新的社会观念的代表，热衷于情场、知己，拒绝走父亲为他设定的道路。宝玉的思想与贾政所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这不仅因为贾政是父亲，还因为贾政是正统，宝玉是异端，正是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冲突，最后才演变为暴力冲突，形成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局面。贾政认为现在的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辱母婢”，那么将来“弑父弑君”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他打宝玉的出发点是要把宝玉拉回到正统的道路上来。
作者通过家庭父子的矛盾来折射社会政治矛盾，深刻揭示出贾政、宝玉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如何被双方社会价值观念的矛盾所取代的真实状况。
四、通过对贾府收入来源的讲述，让学生生动形象地理解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
《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个个官高权重，富贵鼎盛，生活豪华。对于这个大家庭的经济来源在第五十三回中乌进孝的到来时体现出来的。乌进孝是宁国府所属农庄的庄头，庄头是贵族大地主私有庄园的代表，代表宁国府管理着农村土地和收成，是统治当地农民的二地主，通过劳务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方式，实现大地主经济收益。通过对乌进孝这个人物的解读，帮助学生直观地感受历史，将“死”历史变“活”。
以上是笔者多年来，在历史教学中将《红楼梦》与高中历史教学有机结合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也经常把其他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应用到历史教学中，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讲授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传播了古典文学，可谓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红楼梦》是一部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文学杰作，因为它有真正的写作技巧。作者在这本书里，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形形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这部小说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供大家学习。
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1“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曲红楼蕴含人间悲欢情愁，是多少人留下了惋惜之泪。
曾经，我一直认为那富丽堂皇的大观园是温柔的女儿乡，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而现在重读红楼梦的我知道自己错了。在那如此富裕的红灯绿酒生活下，竟掩盖了世界如此肮脏的一面。小说的内容很多，但令我最动容的贾宝玉和林黛玉那爱情悲剧。
或许吧，林黛玉是有些小肚鸡肠，是有些娇柔做作。但我们仍从她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她的温柔与多才。我也并不否认薛宝钗很完美，她的大方，孝敬是书的亮点。但是，她在完美，也只是封建社会的塑造品，没有自己的思想，如娃娃般只知道一味的服从长辈的命令。相比之下，叛逆的贾宝玉和孤寂冷傲的林黛玉却给我另一番体会。
“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许有人会说花谢是自然规律，又那样假惺惺的葬花呢?你们不懂，黛玉这是把花比喻自己，感叹自己会不会这些花一样，等到花期一过，也会像花儿一样孤零零的落下，没人问?我只能佩服作者了，黛玉葬花已经暗示了最后她悲惨的结局。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与亲人团聚时的喜悦中，只有黛玉在哪独自一人伤心。没人会懂她，自从她踏进贾府的那一刻，她必须小心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就会惹来人的嘲笑。寄人篱下久了，使她变成了在一些人看来小肚鸡肠的样子。
当贾府一片喜气洋洋时，所有人都在为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事做准备的时候。潇湘竹院却是另一番景象，面色苍白的黛玉等着贾宝玉的到来，没想到等待的却是心上人要成亲的消息。哭，恨已经无济于事了，黛玉带着无奈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无非只是写了一个三角恋爱的纠葛，但《红楼梦》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不知反抗的观念。·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尤二姐的吞金自杀。。。。。。都证明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从这本书中，我明白了，我们要有反抗精神。如果当时薛宝钗不答应嫁给贾宝玉，那故事的结局就不会这样了。所以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精神，不要到以后再后悔!
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2读《红楼梦》时，我发现曹雪芹的文采真的很好。《红楼梦》涉及了很多当时的社会情况，简直是一部历史书。它揭示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实，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由于我比较喜欢林黛玉，因此我最关心的是贾宝玉是否能和林黛玉在一起。看完后，我有一段时间都不是很开心，因为金陵十二钗的命运都挺悲惨的，而且里面的四大家族都衰落了，太悲剧了。我不喜欢太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会想如果是曹雪芹写完整本书，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我那时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以这么悲的结局来为这部书画上句号。
第二次看《红楼梦》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我想看看这两个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当我拿起这部书时，我不像第一次看时那样觉得它无聊，因为我发现开始部分已经涉及到它的，甚至能从中看出结局是悲伤的。我发现这部书真的不一般，因为它环环相扣，甚至可以说从每一个部分推测另一个部分的情节发展，真的很有研究价值。
我发现了一部好书是不能只读一遍的，因为每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不同的认识。如果我只读一次《红楼梦》，那我可以确定我会后悔的，因为我忽略了很多东西。而且带着个人色彩和片面想法去看一部书，我们会错过很多东西的，尤其会对很多问题缺乏思考，这对我们的阅读是很有害的，因此我总是反复的去看一部书，去看一部我认为值得看的书。
对于《红楼梦》，我思考了一些问题，也和别人一起讨论过。从《红楼梦》中，我看到了很多有关当时的社会问题，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下层人民的无奈与凄苦。我觉得作者能体会当时百姓的心情，同情他们的遭遇，或者说，在某个程度上也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自己的遭遇的无奈。
读一部好书，值得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去思考，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到更多。对一部好书就如何一个作者在交流自己的思想。
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3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
独对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有独钟。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不少。首先，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
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
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红楼梦》巨大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这个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
在中国文学，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揭示出它的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深刻有力的批评。
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4如果五千年的文化成就是各有千秋的伟业，则《红楼梦》必是不赞一词，千秋万代的惊世巨着。
如果色彩斑斓的文化阵地是一代伟人梦想的天堂，则《红楼梦》必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方。
如果历史遗留的文化巨着是大海里的浪涛，一浪高过一浪，则《红楼梦》必是浪涛的波峰，屹立在珠穆朗玛的顶峰，独现其风采，俯视其万物。
《红楼梦》的横空出世，使千篇巨着都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走进《红楼梦》，顷刻间大观园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使我们认识了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懦的迎春，忍气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的探春。
红楼一梦，写尽了大观园的来历和曾经繁盛的景象，也写尽了大观园里豆蔻年华的热烈，但在那个年代，“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造成了大观园里的重重悲剧：跳井而死的金钏，孤守青灯泥佛的惜春，含冤而死的可卿，青春守寡的李纨，被折磨至死的迎春，还有远嫁的探春……在封建社会的残害下，那一个个灵动鲜活的生命，那纯洁如雪善良的心灵，那如天使般的笑脸，无不让人为之叹息。
而晴雯却是这重重悲剧的典型代表，她性格倔强，敢怒敢言，敢爱敢恨，她不卑躬屈膝，也绝不向封建势力低头。她说：“难道谁比谁高些……即使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她谁都不愿奉承，也不想奉承，宁愿得罪别人，也不受窝囊气，可见她是多么的狂傲。
抄检大观园时，在气势汹汹的势力面前，众人无不战战兢兢，俯首帖耳。唯晴雯不然，她“挽着头发，闯了进来，豁锒一声，将箱子打开，手提箱底，往地下一倒，箱里之物都被倒了出来。”这正显示了她对权势的蔑视，但也预示着她悲惨的结局。
然而红楼梦的主旋律在于宝黛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大家的心目中，宝玉的形象简直坏透了，他被家长们看成是“不肖的孽障”、“混世魔王”。唯有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从不向他讲那些“混账话”的。
在贾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刁剑严相逼”下生活的林黛玉，是她，也只有她，才是的知己。社会相逼，使他们产生了爱的火花，而他们的爱情却是不被支持的，他们爱的越深，当时的社会也就会对他们伤害的越大，他们俩的弱小力量加之黛玉有病在身，怎能和社会力量相较量的。最终，他们的爱情被当时封建社会酿成悲剧，黛玉离开了大家。
读完了《红楼梦》，仿佛走进了这座深宅大院，使我们把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开阔了眼界。我不得不拍手惊呼：“此书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
以红楼梦心得作文600字5本来以为可以写很多文采飞扬的文字要述说我多红楼的感慨，可是细细想来却也有些迷茫，迷茫这亘古不变的历史，也迷茫这千言万语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女人的血泪史，更是对清王朝衰落的见证。但还是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深究。比如荣国府的贾宝玉。
宝玉，这个出生便咬着一块玉，并且深受贾母疼爱。但是他人关于他的说法很多有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有人说他是“乖僻邪谬，不近人情”;有人说他是“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然而我说他是多情的。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就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其父贾政认为其必是“色鬼”“酒色之徒”。其实不然，他对薄命司令青春守寡的李纨、“枕霞旧友”的湘云、远嫁的“蕉下客”探春、悲观绝完后青春出家的“藕榭”惜春、跳井而死的金钏儿、含泪而死的可卿……他无不痛心疾首黯然悲叹。“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岁月貌为谁颜?”
说宝玉是个情圣，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林黛玉的爱情之中。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历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爱情。这种爱情如此纯真、深挚、坚贞。林黛玉本是一个"情痴"、"情种"，他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他的生命所系。只是，这个世界不符合他的梦想。他对林黛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至死靡它。然而，他们爱情又是经历着风吹浪打，始终分隔的。在那样的环境里，其痛苦可知。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主义；消解
《红楼梦》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女的故事，是一部向世人昭示闺阁女子的爱恨和生死故事的前无古人之作。因此它也有时被认为以“倡言女性至上的女性主义来反抗几千来所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为主旨（翁礼明，2004）。然而虽然曹雪芹笔下的少女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他真的能先锋到在作品中体现出先于时代的女性主义意识吗？
一、对传统男性叙事的颠覆
尽管曹雪芹本人并未刻意用女性意识对男性叙事进行反抗，但他依然使“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1988）。《红楼梦》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叛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
第一，对传统男性优越感的反叛。根深蒂固的父权统治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男性优越感作为一种文化痼疾而渗透每一个人骨髓和血液之中，然而《红楼梦》叙事中却有意无意地打破了这种优越感。在男性人物塑造上，许多男性的性格都趋于平庸甚至不堪。此外，《红楼梦》也在张扬女性的优越感，除了贾宝玉著名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外，也有甄宝玉“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价值观体现。
第二，对传统男性话语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男性话语源于儒家人世进取哲学，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红楼梦》中男性话语主要体现的价值诉求，贾宝玉都进行了拒斥和批判，把传统男性价值体系中的文化精英、忠臣良将视为须眉浊物、国贼禄蠹，对男性话语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精英意识和精英传统进行了解构。
因此，在曹雪芹的叙事中，无论他有意与无意，他对男性传统叙事的反叛都多少体现出一种张扬女性意识的倾向，或者说女性主义的萌芽。
二、女性主义意识的消解
但是从文本来看，曹雪芹并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中主动选择了讲述女人的故事，而是因为男性世界实在不堪，才选择“昭示闺阁故事”，文本本身并不存在真正的女性主义意识，即对于女性身份的辨别和认同（彭巧，2011）；其结构也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从而消解着女性意识和女权观念的建构。
首先，贾宝玉对女性的尊崇和爱护并不是对所有女性一视同仁，而是有他自己的划分标准：“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w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由此可以窥见贾宝玉的女性观，因其自传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雪芹的女性观，并非人们所期许的全然反叛传统的女性主义意识，而是纯粹个人审美基础上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不仅是建立在未婚少女和已婚的美丽容貌上，更主要是建立在她们没有或更少受到男性世界“淖臭逼人”的污染。因此，宝玉对少女的推崇，更多是反映了其对以未受婚姻和男性世界污染的少女的纯真审美的推崇和向往（刘再复，2009），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女性主义。
其次，由少女组成的大观园之所以暂时未受到男性世界功名利禄的污染，一是因为女性本就是整个时代的边缘人，她们没有机会涉足被认为是正经事的“仕途经济”，二是因为贾府的少女在家族金钱权势的庇护下得以免去穷苦人家女子的生计劳苦，在抄家之前有过半生平安和天真烂漫。在时代的洪流中，曹雪芹所刻画的少女必须仰赖于这世界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没有现代女性意识可能萌芽的土壤，大观园的少女根本没有反抗父权的意识。无论是作为其主体的女性本身，还是体现在其中的对男性传统叙事的反抗，都逃不开男性世界带来的覆灭。
又如女主角黛玉，她对爱情的向往与婚姻传统之间、她的才华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间的张力，常常被认为是女性自主意识的体现。然而宝玉作为贾府未来的希望，集上下宠爱在一身，却也不能选择自己的伴侣。男性也同样的束缚，因此黛玉在这方面谈不上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而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同样，“咏絮才”也不是在诗词创作中求索对男权的反抗，而是她自己才华和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因而在林黛玉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女性意识的符号，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觉醒。
三、结语
《红楼梦》中，无论是众多少女生命的真实与美，还是她们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结局，都被曹雪芹以审美欣赏和同情关怀的笔触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在文本中，女性的生命与美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主体生命意识得以提到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但女性的价值乃至女性主义意识却没有现实生长的空间，整部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气息。
参考文献：
[1]刘再复.红楼梦悟 [M].上海：三联书店，2009.1.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第9卷）.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身份；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281-01
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所言,“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有两种理解的方法：文化身份体现了集体的身份和特征，它是稳定的、持久的；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及其特征本身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因此它又是不稳定的，变化的。《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被称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目前《红楼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以飨世界读者。然而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让译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处理这部巨著中文化因素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文化身份。
一、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文明于世，许多的食物名称都蕴含着特有的文化风味，例如：“汤圆”、“饺子”、“馄饨”等。“饺子”在西方被翻译为 “dumpling”, 然而它们却不完全一致。“dumpling”的意思更接近于汉语中的“汤团”，“团子”。对于《 红楼梦 》 中饮食文化的翻译，两部译本做出了不同的处理。例如：
例1: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the Yangs)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s)
杨氏夫妇与霍克斯对“米”和“粥”做出了不同的翻译。杨氏夫妇将其译为 “a meal”、 “rice”；然而在霍克斯译本中则演变为 “bread” 、“flour”。在处理这些有传统特色的食物名称时，杨宪益夫妇运用 “meal” 、 “rice” 以此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韵味，体现了东方文化身份；霍克斯将“粥”翻译为西方人的主食之一 “bread”，“米”译为其原材料“flour”, 这样的翻译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难度，体现了其西方文化身份特征。
二、道德文化
社会文化系统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息息相关，例如人们如何相互影响和进行内部组织，它包含了社会阶层，亲属制度，政治和法律，教育，体育和娱乐，习俗等。其中道德准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百科全书，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处理这些文化因素，直接反映了译者的文化身份。
例2: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
“Lack of talent in a woman is a virtue.’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us is to be chaste and quiet, feminine accomplishments being secondary. ” (the Yangs)
“A stupid woman is a virtuous one”: that is what the old proverb says. “A girl’s first concern is to be virtuous, her second is to be industrious.” (Hawkes)
在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她们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根据《仪礼・丧服子夏传》，“三从” 指的是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根据《周礼・天官九嫔》，“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品德、辞令、仪态、 手艺。其中“无才”是其所奉行的准则中很重要的一条。“无才”，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读写，在封建社会中，读写被认为是男人的专利。杨氏夫妇将“女子无才便是德”译为“Lack of talent in a woman is a virtue.”，其翻译保留了原文色彩及含义；霍克斯的译本则为“A stupid woman is a virtuous one”，此处未忠实于原文。杨宪益的东方文化特征有助于他了解“无才”的真实意义及其对封建妇女的重要性。对于霍克斯，明白“无才”的字面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是一个汉学家。但是当联系到译入语读者的社会文化，他们无法真正了解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状况。基于这一点，霍克斯改变了原文的意义，他的翻译充分体现了其西方文化特性。因此，对于《红楼梦》中道德文化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
三、语言文化
中华民族语言丰富多彩，表意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不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还包含了其中大量的诗歌、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格言、俗语等，具有极高的文学、史学和美学价值。在语际翻译中，这些带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成分必将成为译者一大难题。本文拟从典故入手，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例3:“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 Kan1, more delicate than Hsi Shih2
1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the Yangs)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 (Hawkes)
“比干”和“西施”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两个历史人物。前者是智者，后者是美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与西方文化中的所罗门及维纳斯相似。然而东西方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文化空缺，在翻译典故时需要提供必要的注解。杨宪益对于这两位历史人物及在历史中的重要性非常了解，曹雪芹运用此典故意在让女主人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杨氏译本采用翻译加注解的方法将原语文化完整地传达入译入语文化，其东方文化特征在其翻译方式中体现了出来。霍克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将两位历史人物直译，未加入任何解释。这使得林黛玉这位女主人公不能给译入语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来源也必然失去。这也是其西方文化身份在翻译中的体现。
四、结语
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部著作的翻译必然产生不同的译本。其不同的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从根本上讲，会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从文化角度出发，从杨氏夫妇及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两部全译本中所选取的包含文化因素的实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文化身份的不同，不同译者在对文化信息的传递在其程度上存在着很大不同：基于东方文化特征，杨氏译本尽量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及原著文化韵味，最大限度地传递了文化信息；而出生于西方的霍克斯更倾向于将包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翻译得顺应于西方文化习惯，这必然使中国文化信息不能很好地传递。由此可以看出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着文化因素的处理和翻译，特别是在处理像《红楼梦》这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时，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
おげ慰嘉南祝
[1]曹雪芹,高 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红楼梦》；异化；民族文化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0年,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这也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正式兴起。该学派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及翻译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
很久以来，在翻译界一直存在着是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问题。该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全球文化趋同性的今天，传统文化该怎样传承，具体到古典名著的翻译，该如何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译介给国外的读者，这是所有译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认为它是外界了解中国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据陈宏薇和江帆（2003）统计，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红楼梦》的英译本有9种之多。而《红楼梦》英译版本之多和翻译之艰巨，又使得《红楼梦》英译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自从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戴维·霍克斯的译本问世以后，出现了《红楼梦》翻译批评和研究的好形势，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同时《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如2001年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2004年，范圣宙的《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2006年冯庆华主编《红楼梦翻译研究艺术研究》等。本文将从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角度，讨论两位译者在面对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时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那种策略更能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异化与归化
翻译中的归化(adaptation)与异化(alienation)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译界对此多有讨论,但并未达成共识。
[JP3]一般来说,归化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异化则主张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JP]
异化的翻译观其实在东西方早已出现,但作为理论术语提出,首推美籍意大利学者L.Venuti,他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异化就是“保留外国文本之异,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反对文化霸权,突出译者的地位和重要性。”他把异化翻译称为“抵抗式翻译”。认为其“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这种对异文化、新形式和多样性的追求,凸现了译者的自主意识和译者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后殖民主义翻译学者Robinson也认为“异化翻译所提倡的‘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痕迹。”Eugene A. Nida是归化翻译的杰出代表,归化翻译在他看来就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也就是说译文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文化模式纳入译文读者可理解的范畴。Venuti在研究异化翻译时，是这样评价归化翻译的：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对源语采用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入语符合本土文化和心理需求。归化翻译的要点就是“流畅翻译”或“顺畅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遮掩，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取代了源语的文化价值观，源语的新奇感、陌生感被淡化。
三、《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译例分析
翻译者的文化取向影响着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作为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其主观意识肯定无疑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的影响。翻译者对某一文化所持的态度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他的语言选择。不同的译者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跨文化交流问题的认识不同,因此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同。翻译者的文化取向既可以表现为对译入语文化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现为对源语文化表示认同,吸收源语文化的精髓。翻译不仅仅是文化表层价值观的横向移植,它必须植根于某一时空中,某一民族传统文化模式中。因此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自身的母语文化认知图式、本人的才情还有对原作的理解,这一切决定了翻译者的文化取向,并对其翻译策略产生重大影响。
杨宪益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意识到中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巨大落差，在翻译中他视忠实为第一要义，要以“信”的翻译来传达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华文明的精神。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杨宪益夫妇多采用异化的翻译处理明显的文化差异,竭力保持源语文化的原汁原味。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翻译更接近译语文化,以向西方读者传达他在阅读《红楼梦》时所获得的愉悦感为目的,有时就太强调了译文可读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目的语应正确传达源语文化重要特征的一面。霍克斯的翻译以读者理解接受为目的,以顺畅为原则,归化为主要翻译手段,当然其译文更容易为西方译文读者所接受。
杨宪益译本后面附有注释说明了湘妃竹的传说,历来用其典故者，总离不开绵绵相思、离愁别恨等。杨译为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翻译成汉语即为“年代久远的泪痕”,读者根据上下文及注释应该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而霍克斯把“湘江旧迹”译成了“Naiadstears”,以此顺延，也就把“潇湘馆”译成了Naiads House,读过希腊罗马神话的读者知道，Naiad是个住在河流、湖泊中的水泉女神,她美丽、快活和仁慈。霍克斯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翻译处理,就只好把“潇湘妃子”译成River Queen，这样就对经典的林黛玉形象进行了彻底的歪曲和颠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造成了文化误读。
说到林黛玉的形象，其外貌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泪眼观花泪更多，泪尽春残花憔悴”，林黛玉是眼泪的化身，多愁的别名。林黛玉住在潇湘馆，潇湘馆的外景是这样的：“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竽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忽开一隙，清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潇湘馆的最大特点是竹子，所谓“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片翠竹环绕，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其中直、傲霜、节坚而被称为“君子”，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人格载体，晋代王子猷说“不可一日无此君”;郑板桥“唯有竹为君子伴，更卉许同载”。由此可知，以竹形容“孤标傲世偕谁隐”的林黛玉是相当准确的。林黛玉来到人世是为了酬答知己而“还泪”的，斑竹所代表的文化隐喻着林黛玉的性格心态，可谓恰如其分。
诗书、翠竹、泪水、苦恋，构成了黛玉的形象。另秦观有《踏莎行》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其中“杜鹃”与紫鹃之名暗合，且该词凄婉忧伤，写尽了青年儿女的离愁别绪。曹雪芹可能是受它启发，写下了潇湘馆。
总之，霍译有几个不妥之处:1.Naiad是快乐为基调的人物，而黛玉是悲剧为基调的人物；2.黛玉是“心较比干多一窍”，机敏、聪慧、孤傲、尖刻，而Naiad则仁慈、宽容；3.潇湘馆，以竹取胜，而霍译容易让西方读者望文生义，以为“水”是潇湘馆的特色。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斯为介绍中国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他把他认为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东西,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
四、异化翻译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通过以上译例分析，我们发现霍克斯以愉悦读者为目的,以下意识的西方中心的惯常思维,用西方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予以置换,归化了原作中的语言文化。过多“归化”方法的使用只会抹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阻碍民族文化的发展，导致封闭性地维系自我民族文化或鼓励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能让民族的东西在译本中得以保留,那就有可能面临丧失文化身份的危险。陈历明指出:对话并不只意味着听话,带上一对灵敏的耳朵和一双明亮眼睛的同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用于发言的声带。交出自己的命名权的同时也就交出了自己的身份,不说话的属下是找寻不到存在的理由的。”
杨宪益采取了以异化为主要手段的翻译原则,他的译本恰好承担了一种非殖民化的立场,为抹去的能指重新正名,与霍译形成了不可或缺的互补。
尽管归化的翻译在各国都曾占过主导地位,但随着文化包容性的加强,异化翻译在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中愈加凸显出其文化价值来。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下,古典名著的翻译承担了更多的文化传播责任，而不只是翻译一本书的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在译本中保留了文化差异也就意味着文化独特性的保留。淡化文化特征,模糊文化身份实际上是忽视或无视文化差异性的存在。这样的译本在最初进入异质文化时可能较为读者所接受，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可能造成文化变质或文化颠覆。
对异质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充分吸收和融合异质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富于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各种文化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条件，因而，异化策略是丰富和发展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归化﹑异化的论战已演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交锋，或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交锋。”
作为弱势﹑边缘文化的东方文化，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那就首先要在文化交流中保持一种平等的心态。很多西方人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具有普世价值，应该改变和统率其他民族的文化。Armando.Gnisci（意大利文化学者）曾指出，要改变这种“西方中心”思想、必需通过一个“苦修”的过程。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所有文化的人应学会共同生活、共存，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的教育、改造，在某种角度上这也是一种苦修。”\[14\]p14
也就是说，要想摆脱殖民心态，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的文化都要有一种自觉，实际上，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不断变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很多西方的智者总能不断审视自身文化的缺陷和危机，并加以修正，因而其文化的先进性才得以保持。另一方面，许多过去的被殖民者，由于十分敏感于西方文化，过于捍卫自身的文化，（其实对自身的文化也持一种矛盾的心态），以至封闭、拒绝一切对话，这样只能造成自身文化的停滞和衰竭，要摆脱这样的心态，同样需要“苦修”。
对中国来说，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要对翻译进行再概念化，也就是要恢复我们民族化、个性化语言之中的多元形式，复活语言传统的魅力，要对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参与到全球多元文化的建构之中。
五、结语
关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鲁迅曾主张翻译“必须有外国情调”,即所谓“洋气”。
翻译作品的魅力之一便是作品中的“洋气”即异国情调，甚至还可以说是朦胧感、模糊感。文学，尤其是经典的文学著作,是作为传承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存在的，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身份,历来是读者了解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王立平 美学韵味 《葬花吟》
一、王立平创作风格与审美情趣
作为我国著名作曲家，王立平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以及鲜明的民族个性完成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创作，其音乐作品之中不仅仅蕴藏着深厚的情感内涵，还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符合不同时代人们的基本艺术审美。在其创作生涯中，对于《红楼梦》中歌曲的创作无疑是他创作历史上的巅峰，无论是《枉凝眉》还是《葬花吟》，都成为了与87版《红楼梦》一样经典的作品。探究其基本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根据文学小说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曲目都有着较为深沉的音乐风格，其中，不同角色的特点鲜明，主题旋律较为优美动听，使我国典型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格能够在歌曲中被充分的展示出来。从现在来看，王立平所创作的曲目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于艺术特点进行了再创作，满足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歌曲的不同需求。总结来说，就是其曲目根据自我感悟而创作，带有一定的个人审美风格以及情趣特点，能够在节奏的律动中引起共鸣，其凄婉与优美共存的审美特点也准确而又鲜明的提升了曲目的辨识程度。
对于王立平来说，对于《红楼梦》一系列曲目的创作就是将民族性的审美基调奠定于委婉的主旋律之中，音乐中个人风格所拥有的创造力与感染力提升了音乐的情趣性，保证了音乐风格能够引发聆听者对于《红楼梦》中人物命运的共鸣，使音乐形象结合了影视剧形象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如今不朽的影视作品之一，在王立平音乐创作史上也有着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与深刻意义。
二、《葬花吟》的美学意蕴分析
《葬花吟》原是在《红楼梦》原著中黛玉感慨的诗句，在诗词中黛玉对于自身的命运以及身世遭遇进行了感叹，是原著中代表性诗词之一。在《葬花吟》曲目之中，王立平选取了较为代表性的二十句来进行情感以及内容的表达，历时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了创造。在这首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韵味完全符合王立平的个人审美风格。从整体旋律上看，《葬花吟》还是以委婉而又较为悠长的旋律作为主旋律，以领唱、合唱、多部重唱等音乐形态来进行美学意境制造的，保证在《葬花吟》的部分以吟唱的方式增加神秘性以及艺术性，以朦胧而又寂寥的特色丰富曲目的基本美学韵味，保证不同的运腔方式为这首曲子带来不同的艺术体验。在《葬花吟》中，王立平将其分为了三个具体的部分，首先用女生齐唱来提升旋律委婉凄凉的效果，保证在如泣如诉的音乐中增加黛玉对于自身身世的悲痛之感，使聆听者能够深入感受到传统审美下的美学韵味，被歌曲所具有的惆怅旋律真正吸引。而后在第二段、第三段之中，王立平利用了独唱以及男女生齐唱的方式增加歌曲的情绪变化，保证从不同的音域之间寻找其旋律的特点，以传统性的音乐艺术构造来完成基本的情感装饰，使红楼梦这一小说中黛玉心中深藏的疑难与不平都展现出来，使黛玉楚楚动人的形象能够根据音乐而完成基本的设定，以此保证基础性的美学韵味在不同的音乐旋律之中被体现出来，全曲悲剧式的部分能够激发聆听者的强烈情感共鸣。
从美学意蕴的角度分析，王立平在进行《葬花吟》这一曲目的创作中，就根据黛玉所具有的艺术形象特点完成了对于曲目基础性的美学设定，保证无论是曲目中情感的展示还是人物的突出都能够符合古典文化的基础审美以及自我创作的鲜明艺术风格性。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创作更加是对《红楼梦》影视剧神韵的展现，以落花为线索的艺术特点保证了黛玉的内心能够在歌曲中展现出来，原著中人物情绪的多变性能够在寥寥几笔的歌曲艺术创作风格中被刻画出来。在《葬花吟》的歌唱之中，歌唱者也注重对曲目本身所具有的美学意蕴的突出，以合理的情感把握体现出黛玉的心情和对于现实的悲哀，这样的艺术效果，真正做到了在结合艺术背景进行美学韵味传递，保证了声情并茂的演唱方式能够融合曲目中的风格特点以及美学特点完成旋律推进。
总体来说，作为王立平的经典创作曲目，《葬花吟》正式对于该作曲者风格最为经典的体现，其不仅能够深刻的展现出在传统美学影响下歌曲的美学意蕴，还能够保证作曲者的创作风格在曲目中被合理的展现出来，词曲能够在情感化的演唱中达到完美的统一，以完成《葬花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所以，《葬花吟》中所蕴含的美学意蕴正是其成为经典影视剧曲目的关键，传统的审美风格与《红楼梦》的背景进行了充分的结合，不仅符合人物的基础设定，还能够完全体现出创作者自身的艺术特点，保证音乐旋律能够引发人们对于黛玉这个悲情人物的共鸣。
三、结语
对于《红楼梦》来说，《葬花吟》是黛玉自身性格特点完美展现的经典诗句，而对于王立平来说，《葬花吟》是其对于自身艺术创作风格与自身审美特点的体现，在这样重要的意义之下，其曲目中的悲伤旋律以及塑造的凄美的人物性格都为这首曲子增加了一定的艺术色彩，保证其美学韵味能够在词曲融合之间展现给观众。
参考文献：
[1]孟凡玉. 《红楼梦》中的乐人群体及其社会状况分析――兼论《红楼梦》音乐资料的研究价值[J]. 红楼梦学刊，2009，（03）.
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应当承认，贾宝玉的想法很符合人性的自然欲望，但是，对一个倚仗父祖余荫作践女孩子的男人的自然欲望，我们是否应当同样抱以关怀？他的行为，究竟是产生超越婚姻的还是让女性沦落为其泄欲的奴婢？袭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
贾宝玉本身就是寄身于贾府话语权力体系中的一个节点，他不具备足以消解权力、解放自身和别人的力，所以他对女性的追求最终只能是使之沦落为奴婢妾妇。贾宝玉在大观园拥有绝对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本非根源于他自身的力，不是来源于他激情的冲动，也就毫无伟大可言。尼采认为，贵族具有“征服欲与伟大的爱的贪心”(见《权力意志》)。因此，贵族的爱情必然是持久但不能专一的。然而我们不能从一个人具有“爱的贪心”就反过来推论他是一个贵族。贾宝玉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的地方，只是因为他建立了理论体系，他能够为伪贵族玩弄女性提供诗意的解释。正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与一个俗艳的女子都会关注个人甚于关注社会，关注人性甚于关注历史，而他们的生命之间的距离却无比遥远——《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
必须指出，《红楼梦》中自恋的并非贾宝玉一人，整个《红楼梦》的精神就是幽闭并且自恋的。作者特地设立了一个逃避世俗世界的桃花源“大观园”，满足于自欺欺人的幽贞情怀当中。即使是《红楼梦》中还算独特的林黛玉，我们试看她为《牡丹亭》的感动：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书中人物这种极度的自恋，其实倒多半缘于作者极度的自卑。因为他所倚仗以自觉为贵族的，不过是家中的势位和金钱，而他又没有足以支撑自己的的强劲生命力，只好对自己抱以影恋般的自怜。
应当承认，《红楼梦》在抗拒封建道德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势力比封建道德更加损害人的精神。因为道德的本质就是否定生命，否定人的自然欲望。对于一切价值的重估，首先应当从道德开始。《红楼梦》之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此。《红楼梦》对于道德的反抗不仅表现在对于“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世俗道德的排斥，对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功利的道德的逃避，更主要的是，它通过标榜“”来抗拒整个的道德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晚明文化气脉对于《红楼梦》的影响。
摘要：《三家巷》作为十七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文本，曾经一度引起评论界的争议：有人说这部小说应该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人认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宏大的家族姻亲故事。无论哪种说法，都向我们展示了这部小说丰富的内涵和蕴藉，《三家巷》本身就是一个内蕴丰富的复杂体。
关键词：《三家巷》； 革命历史小说； 家族姻亲故事；复杂
作者简介：牛锐敏，女，现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015-01
一、丰富的蕴涵
《三家巷》是十七年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在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在谈革命、谈工作不谈爱情的时候，《三家巷》却用很多笔墨在一幅恬淡细致的广州风情画中描绘着三个家庭中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堪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亮点。重读这本小说,不难发现,围绕它所产生的许多争论,都与小说利用传统艺术经验表现现代政治主题这一特点有关。
不仅如此，《三家巷》还是被改编最多的长篇小说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导演王为一先后将《三家巷》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发行放映。2004年，以《三家巷》为底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风雨西关》，在多家电视台推出，陈坤、孙俪等当红影星的加盟演绎让这部作品红极一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它的价值，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通过与读者持续的对话完成的，一个没有进入“对话”状态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三家巷》在其诞生后的近五十年间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阐释者持续的对话热情，与其自身丰富的蕴涵和历史相关性是分不开的。通过细读《三家巷》，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并不是一支单支的、纯粹的话语形式，其复杂性、丰富性是当代文学难以企及的。
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五卷中，尤以《三家巷》写得最为出色，它代表了作者欧阳山的最高艺术成就。作者原来的创作动机是在延安文艺后，描述“有了比较明确认识”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正如作者所说的，全书描写了广州三家巷三代人的许多男男女女典型性格，以及他们在三十年中国的风风雨雨中的悲欢离合正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自己的历史主体性，主导并领导了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家巷》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小说”。
二、历史相关性
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巨大，巴金的《家》、张爱玲的《金锁记》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有它的影子。虽然欧阳山是一个革命小说家，但他的《三家巷》仍然可以见到《红楼梦》影响的痕迹：无论是故事发生的环境“三家巷”与贾府，还是主人公周炳与贾宝玉，两者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三家巷》是以家族、血缘视角切入历史叙述的。家庭、家族，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组织。因此，解剖一些典型的家庭、家族，便可以很好地展示出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古今中外的作家们都敏锐地捕获到了这一点。十八世纪中叶的曹雪芹写成的《红楼梦》给了我们一个成功的典范。类似《红楼梦》以贾府为叙述重心，讲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小说《三家巷》也有着相似的叙事架构。它虽然从表面看似松散，但实际上是以世俗性的社会环境作为切入点的。作品以故事发生地广州一个名叫“三家巷”的小地方为叙事中心，描写了周、陈、何三家,及其附近有远近姻亲关系的杨志朴、区华、胡源等共六家所组成的一个“大家族”。小说从他们的起落兴衰，到年轻一代的姨表兄弟姐妹们的生活情景，讲述整个大家族及其成员在人民民主主义大革命洪流中发生的种种悲喜剧。另外，《三家巷》在人物气质上也与《红楼梦》有着诸多近似。周炳，是贯穿《三家巷》的主人公，他的傻以及耽于幻想、痴情、为许多少女所爱，都像贾宝玉。
《三家巷》不可避免地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在经历了彻底反传统的年代以及风云变幻的时事之后,作家的创作观念确实已大相径庭了。作者欧阳山当然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历史小说中既不应占有太多篇幅,也不具有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才子佳人的情爱纠葛所可能展示出来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强大的艺术经验,显然成为更具生命力的东西。
三、内蕴丰富的复杂体
像许多革命历史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的话语中杂入爱情话语一样，《三家巷》将讲述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作为了使故事更具可读性的主要策略。但是，在如何吸收既有爱情话语资源以与革命话语相融合方面，《三家巷》似乎比任何一部革命历史小说都更复杂一些。
可以说，史传内容形成了《三家巷》的骨架,言情内容形成了小说的血肉,现代政治内容构成了它的灵魂。选择周炳这样一个人物,描写他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经历,或许不同于史传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这应该是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心理史观带给作家的积极影响。另外，欧阳山在写作《三家巷》时,自觉继承了中国言情文学的叙事传统,尤其是学习了《红楼梦》的艺术经验,用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周炳与区桃、陈文婷之间的恋情,并穿插了陈家其他姐妹对周炳的感情。小说中几乎具有了言情小说的一切因素,三角恋、背叛及爱情悲剧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描写,客观地说,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当大一部分就源于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最后，只有通过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小说才能获得艺术的生命。很难想象,在十七年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史传内容和言情内容可以不依附政治主题的表达而获得独立的生命。
《三家巷》自觉学习与借鉴史传小说和言情传统,在随后的《苦斗》中,小说又借鉴了《水浒》等英雄传奇小说的叙事成规,都迎合了读者的审美情趣,使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传统艺术经验又有其本身的独特内容,这些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甚至偏离了作家预设的主题。如何在传统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艺术形式以表现时代主题,这是十七年小说创作远未完成的任务,也是十七年小说留给后来者的意味深长的警示。
参考文献：
[1]欧阳山.我于文学[M] //欧阳山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8.
[2]欧阳山.《一代风流》序[J].作品, 1962, (8).
[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