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29: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十二五”时期的全球经济
“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其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四，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第五，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
二、“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十二五”规划是我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了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第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内外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将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政府民生投入，以及加快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多重措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最终，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以此促使中国从“外供型”经济转向“内供型”经济。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路径选择；竞合；低碳
中图分类号：F29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后危机时代主要特征是是指全球性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缓和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虽相对平稳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三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四是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后危机时代”背景下京津冀都市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1.从外部环境分析，第一，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都市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08年的GDP总量达到3102.24 亿元，约占天津GDP总量的44.82%（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6354.38亿元）。此外，北京市的重新定位和奥运会的举办使得首钢向京唐港区搬迁，促使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第二，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在后危机时代，各国纷纷将战略新兴产业列为本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借此争夺科技的制高点，以获得先发优势。在此情形下，京津冀都市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第三，周边都市圈的崛起使京津冀都市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都市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加大了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扶持力度，形成了都市圈与沿海经济带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第四，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都市圈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京津冀都市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从内部环境分析，第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亟待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出台。第二，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第三，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都市圈发展的瓶颈，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要求构建一个分工合理、协作有序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不利于加强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联系。
二、“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竞合关系，构建一个由京、津、冀三方共同组成的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加强河北地区相关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第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第四，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构建层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在都市圈的中远期规划中，为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在产业政策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市镇设置标准，直接推动城镇及中小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安树伟.大都市区管治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祝尔娟.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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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迄今已历经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阶段（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模式阶段（1982年至今）。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延续了约六十年，早在一战期间其弊端就已显露，但拉美国家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大萧条带来的致命性打击。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地区也延续了约五十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对拉美工业化的制约就已呈现，但同样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后酿成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
对拉美地区现代经济增长趋势的解读
从历史进程看，拉美国家前后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三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为特点，各国普遍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部分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阶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国都被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大潮而形成战后的工业化期，社会转型也普遍进入加速期。1982年以后，拉美地区因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而进入一个结构调整阶段，期间，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改革，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扩张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长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明显。拉美在经历1950～1980年30年持续、较高的增长后（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1%、5.5%和5.9%），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滑坡（80年代经济增长仅为1.2%），到2003年才出现新一轮经济扩张（2003～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基本恢复到前30年的增长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协调。1950～1970年是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时期，三种产业的比例大致为6%：31%：63%。而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延缓了70年代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使“第三产业化”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三是内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私人消费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影响消费的因素，如工业化水平、消费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将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状况。其次，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这表明拉美地区的投资率相对较低，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高投资率（23.1%），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最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从发展困境到结构性危机的演变
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城市就业的增长和城市化，拉动了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方式开始逐渐失效。
20世纪60年代：隐现结构性失衡。从增量角度考察，消费需求尽管仍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的国内需求，但有放缓趋势；投资需求几乎停滞；变化较大的还是净出口需求，它从50年代的负拉动变为60年代的正拉动。上述趋势说明拉美在60年代明显呈现出“内向发展不足”的特征，而净出口无疑成为进口资本品所需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继而向其他国家扩散，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从拉美地区整体看，尽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对此，拉美国家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力图由地区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二是鼓励制成品出口。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贸易失衡。在内向工业化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而工业部门自身却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这种进口需求还会随着工业体系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工业部门在工业化进程中要长期靠农矿业部门创汇来支持。拉美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大都是重要的农矿产品输出国，但这类产品出口经常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仅出口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低附加值产品也使出口地位处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来，农、矿两个部门自身也没有外贸盈余了，工业发展因此失去了外汇支撑。
第三，食品危机和能源危机形成双重打击。农业部门偏重于发展出口生产而忽视粮食生产，造成食品进口迅速增长。除阿根廷等个别粮食输出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同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廉价石油，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少数国家外，其余都是石油进口国，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油价暴涨之后，大大加剧了外贸失衡。
第四，创造就业难度加大。城市就业“非正规化”、“三产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相当严重，社会动荡局面日渐加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劳动力的“生产性吸纳”掩盖了“就业不足”。
20世纪70年代：错失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间窗口。上述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进口替代增长方式已失效，或称之为“简易”替代阶段已走到尽头。在亚洲，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进口替代不仅起步晚（50年代），而且于60年代就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与东亚相比，拉美国家在70年代已具备“人口红利”的条件，但它们却没有走这条路，贻误了增长方式转变的良机，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尽管60年代后期拉美已度过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于新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相对比重自1970年（53.5%）开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人口就业压力开始凸显，但也正因为如此，依存比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呈现相反趋势，换言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的时候也是社会负担最轻的时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处于“人口红利”期。然而，期间拉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随着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并寻找出路，拉美国家就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拉美国家在70年代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拉美“负债增长”使结构性发展困境进一步演变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危机不过是“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
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果断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因在于制度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犹豫”，外因则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充裕流动性强化了这种“惰性”。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切不可贪图短期繁荣的假象而牺牲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真实。
债务危机发生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进行结构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这个过程是从80年代前半期的“应急性”调整开始，经1985年前后形成“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共识，随后进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改革时期。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契机与立足点
随着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明显退潮，各国纷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后的再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型政府通过油气资源的国有化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政府强调通过公共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纠正社会领域的严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当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现在利用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上。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拉美国家在逐渐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又一个经济调整与变革的十年。这新一轮的调整为拉美国家相对顺利地渡过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创造了重要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让出口导向依赖型的新兴国家充分认识到受发达国家需求制约以及贸易条件大幅波动的双重风险。展望“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急需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
第一，调整对外贸易的地区布局。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经济增长率因而比危机前有所放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部分地弥补发达经济体需求的萎缩。南美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之所以明显好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更多地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拉美国家调整对外贸易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势在必行。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从技术集中度分类，拉美地区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两类产品上，高技术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对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并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南美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业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展国际融资的渠道应有所调整。拉美国家对FDI和国际融资较高程度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需要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国际融资方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动的减少和国际融资成本的提高。面对这种形势，拉美国家有可能更多地运用非传统的融资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沿着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劳动力驱动型和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逐渐达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国家已经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外向型发展三种模式，但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因素看，从“习惯”于要素投入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并非易事，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过研发促进技术进步，应是拉美坚持的一项长期战略。
第五，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看，拉美国家要走上持续增长之路还将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需要扩大公共政策空间，增加可供政策融资的资源，并创建相应的体制机制等。可以预期，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再度引起拉美国家的重视。
结语
通过考察拉美地区6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在某些阶段拉美国家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良机，造成一系列结构性失衡，最终以债务危机这种“剧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后果，进而导致现代化进程一路曲折。其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来说，进口替代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运行都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出现多种结构性失衡，这一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就会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
第二，从需求结构看，拉美国家必须巩固消费、提高投资、促进净出口，争取内外需平衡。而要巩固消费，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条件之一；提高投资，需要合理的产业政策做指导，尤其是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私人投资的激励措施要配套；发挥净出口的拉动作用则需要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拉美经济在产业结构层面上的失衡集中表现为：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发展不足，而服务业内部异质性特征明显。当60年代中后期“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拉美国家没有适时转向利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初级出口替代模式，反而在70年代通过举债方式维持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路径，提前“透支”了产业升级的潜力，结果导致制造业20年的衰退，这种趋势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扭转。拉美小国尚可存在依靠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拉美大国而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中产家庭的满意度降到10年来低点
美国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最大。根据皮尤民调公司2012年8月一份中产阶级状况的民调，2012年7月，77%的受访中产家庭对目前总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有了幸福感，其中对家庭总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0%，感到满意的比例为47%。而不满意的比例为21%。总体来看，虽然美国中产家庭对总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比例不低，但这一比例却是过去10年中中产家庭对生活状况满意度最低的一年，而且比2006年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满意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过去10年，2006年是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比例最高的一年，当年有87%的中产家庭对生活感到满意。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当年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大幅下降，只有80%的家庭对生活感到满意。
如果将中产家庭按照收入分成三个层次，下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最低，仅有66%的人对目前总体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中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上升到80%，而上层中产家庭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人群比例最高，达到90%。
生活状况是一个总的概念，如果将此细化更可看出当今美国中产家庭在生活诉求上所面临的转换和挑战。首先在家庭生活上，72%的中产家庭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另有17%家庭感到满意，两者合计为89%，而对家庭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中产家庭比例为9%。论及家庭生活，美国中产家庭满意度最高，小康家庭过的就是日子，而且要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即使经历了经济衰退，但大多数中产家庭还是觉得日子过得依然挺舒服。
反过来说，“差钱”成了中产家庭的心病，对于家庭财务状况有高达34%的中产家庭感到不满意，对家庭财务状况感到非常满意的中产家庭比例也只有29%，35%的中产家庭的回答虽然说是满意，但也有点马马虎虎的味道。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基本条件。在家庭住房满意度上，60%的中产家庭感到非常满意，26%的中产家庭感到满意，14%的中产家庭感到不满意。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基石—住房—虽然在次贷风暴中受到巨大冲击，但还不至于大厦倾覆，动摇根本。而对于中产家庭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子女的教育是否成功，56%的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状况感到非常满意，28%的中产家庭感到满意，两者合计为84%，而对子女教育感到不满意的比例为14%。
下层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最低
从收入上来看，年收入30000至100000美元的家庭都可算作中产家庭。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不同收入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感受，中产家庭按收入还可分为下层中产家庭（年收入30000～50000美元家庭）、中层中产家庭（年收入50000～75000美元家庭）、上层中产家庭（年收入75000～100000美元家庭）。从表2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收入越高的中产家庭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收入越低的中产家庭对生活满意度越低。在对家庭生活状况满意度上，上层中产家庭认为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85%，加上9%的家庭对生活状况表示满意，两者合计有94%的上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家庭比例只为5%。中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同样也为5%，但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要比上层中产家庭的比例低了7个百分点。到了下层中产家庭，对家庭生活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16%，而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不到六成，更有24%的家庭对生活仅是感到满意。
比较有共性特点的是所有中产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的满意度都低于其他生活指标的满意度，即使是上层中产家庭也有12%的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中层中产家庭对家庭财务状况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26%，下层中产家庭的不满意比例更高，达到57%。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冲击最大，他们也是经济衰退最大的受害者。而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中产阶级行列中，中层和下层中产家庭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也更容易成为经济不振的牺牲品。
表2的调查数据还反映出，尽管年收入30000至50000美元的家庭可以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但稍微不留心就有可能滑落到低收入和穷人家庭的大军之中。下层中产家庭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家庭住房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对家庭教育状况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接近三成，这表明下层中产家庭存在着较大的阶层滑落隐患，一旦遇到失业的“天灾人祸”，转瞬之间就有可能成为穷人。
拥有稳定的工作成为中产家庭新要素
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是不少美国人追求的梦想，而且也变成了美国梦的一部分。20年前住房和汽车是成为中产阶级大家庭成员必不可少的要素，到了2012年，拥有稳定的工作成了进入中产阶级最主要的要素，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目前美国经济不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民调公司对民众心目中成为中产阶级的五大要素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过去20年间，这五大要素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1991年70%的民众认为要想成为中产阶级一员首要的条件是拥有住房，48%的民众认为拥有两辆以上的汽车才够格称作中产家庭，46%的民众认为自己和后代获得大学教育才最有希望进入中产阶级，否则恐怕要一辈子成为蓝领人士。所以一幢房子、两辆车、孩子有好的教育是当年美国中产家庭主要特征，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虽然听起来有点平淡，但很实在。1991年，有41%的民众认为要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得拥有股票、证券、债券等投资，33%的民众认为从事白领工作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由此可见20年前大多数民众并不认为职业是决定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成员的最关键因素。
到了2012年，在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五大要素中，1991年垫底的工作要素跃居成为第一大要素。根据民调，86%的民众认为要跨入中产阶级门槛，首要之事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第二大要素则为需要拥有医疗保险，66%的民众深信，没有医疗保险，那绝对算不上真正的中产阶级。至于拥有住房、自己和子女能够获得大学教育以及拥有股票等投资依然是成为中产阶级的三大要素，但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例如2012年45%的民众认为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的要素，比1991年70%的民众认为拥有住房是成为中产阶级要素的比例下降了25个百分点。同样认为自己和子女接受大学教育是成为中产阶级要素的人数比例，2012年比199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认为拥有股票等投资才算中产阶级的人数比例，2012年比1991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至于一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要素，在2012年中完完全全出局，一方面汽车在美国已经普及，再加上汽车价格不高，民众在这方面的支出和负担大幅降低。而伴随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退休阶段，看病吃药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医疗保险那是万万不成的，因此拥有医疗保险一跃成为中产阶级的第二大要素。
成年人就业率为30年来最低
拥有稳定的工作能够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首要因素，这反映出就业问题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一个瓶颈，同时它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没工作就没收入，什么梦也是白日梦。根据统计，2011年美国16至64岁成年人当中，就业率仅为67%，只比1983年的66%就业率好那么一点点。2000年是美国人就业的黄金年代，当年16至64岁成年人的就业率达到74%。从2006至2011年，成年人就业率就一路下跌，并成为美国经济复苏中的一块无法抹去的阴影。
美国男女在就业上遭遇两种不同结局，一是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不断下降、女性成年人就业率不断提升；二是经济危机极大地打击了男性就业，而更多女性反而成了家庭中养家糊口的顶梁柱。1950年时，美国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高达89%，那时男人是家庭的大梁，而女性则多为家庭主妇，成年女性的就业率仅为36%。1981年时，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下降为76%，女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上升到56%，这表明一半多的成年女性走出家门，不再是待在家里围着锅台转。到了2011年，男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为71%，女性成年人的就业率为62%，两性之间就业率的差距缩短为相差9个百分点。
失去工作对经济和精神双重打击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黑色旅游业；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后危机时代是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是相对的，因为危机的根源没有消除，危机也没有结束，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确定因素，经济危机可能再会发生甚至加剧，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呈现新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回归实体经济、世界消费市场比危机前变得更加拥挤、新兴市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危机催生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剧了各国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欲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竞争更加激烈。樊纲（2009）认为后危机时代有五个基本趋势：一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会降低，储蓄率将会提高；二是回归实业；三是市场竞争越加激烈；四是低碳经济是新的增长点；五是新兴市场国家将占据更多的市场空间。这些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黑色旅游是以战争、死亡、灾难等悲剧性事件和发生地为主题吸引物来设计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旅游者探求另类旅游体验，引起旅游者的空间位移活动，带给旅游者以警醒意义和精神感悟。如今，处于后工业时代的人们重构了工作与休闲的关系，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体验经济时代来临，旅游体验成为旅游消费者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各具特色的“专项旅游”在强调旅游者参与和体验的宗旨下迅速发展起来。黑色旅游作为“另类旅游”之一，追求挑战自我、教育经历、悲壮性等旅游体验，使旅游者能在短暂逸出现实的过程中寻求一种崭新的旅游阅历。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拥有众多极富教育意义和旅游价值的地震遗迹、战场遗址、抗日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自然或人为灾难遗址，具有丰富的黑色旅游资源和事件，大部分虽已作为景点，但作为黑色旅游活动的方式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旅游价值和教育意义远没有发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特别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无法独善其身，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正日渐展现，黑色旅游也会在此过程中受到经济发展的态势影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理性分析后危机时代我国黑色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已成为实现我国黑色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黑色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固，宏观政策面临着一系列的抉择，经济运行新老问题相互交织，矛盾更加凸显，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机遇
1.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支持使黑色旅游产业受益。首先，为应对后危机时代下的不利影响，刺激和发展经济，我国政府制订了直接或间接与旅游业相关的措施，如改善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重点建设客运专线、西部干线铁路和中西部干线机场、支线机场等，便利了国民的出行。政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为扩大中低端旅游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将会给黑色旅游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其次，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制定了发展旅游业的战略目标，提出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等，为黑色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再次，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的政府管理，通过以涉及旅游活动的公共部门为主体、旅游行政管理为核心、服务各旅游相关者为导向、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效果为重点，增加社会福利为目的，有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为主要方式，对旅游现象实施全方位的有效管理并提供相应服务，建设黑色旅游市场环境、构建协调机制、设计主客互动下的体验机制、建立旅游道德伦理机制等，对开发和发展黑色旅游产生了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2. 后奥运效应的作用。根据历届奥运会主办国的经验，奥运会后的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促进主办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了新的中国形象，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旅游者了解中国、领略特色风情的欲望增强。黑色旅游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资源，相比其他旅游活动，在视觉和感官上更具有新、奇、特、稀、险、悲等特点，旅游者通过游览黑色事件发生地的旅游景点或模拟构造的黑色旅游情景，获得满足教育、好奇心或感受某种刺激等目的的旅游体验活动，如纪念馆已成为许多旅游者旅游线路的组成部分。因而，黑色旅游体验作为旅游者体验不到的感触和情绪，受到旅游者的日益重视。所以，在后奥运效应下，借此契机应使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硬件条件以及国际形象迅速提升，保持国外游客人数在赛后长期持续增长。黑色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体验方式，可以积极推动黑色旅游发展，也能强化黑色旅游产业等相关服务产业的经济推动作用。
3.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因素。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口剧增、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无限上升等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世界自然资源持续减少，全球极端气候变化屡屡出现，这不仅加剧了环境生态恶化，也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到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及世界其他国家为了应对其带来的不良影响，都在积极推动以新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绿色产业发展。黑色旅游资源具有历史事件的记载性、原始资源的已毁性与象征性、旅游者的悲情心理等特点。在需求方面，它能满足旅游者好奇心、追求差异与刺激，倾向于感悟；在动机方面，它包括刺激要素，能满足旅游体验性；在感动要素方面，它突出教育功能性；在炫耀要素方面，它迎合服务独占性，让旅客感受到危险的刺激但不会威胁生命，从而感悟生命，更加珍视生活。因而，以黑色旅游的方式能让人们从人类残忍和恶性中醒悟，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这是黑色旅游资源开发的最大意义。因此，黑色旅游作为阳光产业、清洁产业，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迎合了后危机时展的趋势，这为黑色旅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二）挑战
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较为密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受直接损失较小，随着危机的逐渐渗透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黑色旅游的发展将伴随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 黑色旅游消费支出呈下滑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后危机时代逐渐显现，全球消遣旅游与商务旅行开支缩减，旅游消费包括黑色旅游消费支出下降，这主要体现在入境和国内旅游方面。首先，后危机时代经济有所回升，2009年以来入境旅游人数总量有所增加，但对于美国、德国、法国等远程客源市场，由于受金融体系动荡影响，股市低迷，缺乏投资信心，私人消费缩减，旅游市场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入境旅游增长放缓，旅游收入绝对量减少。其次，价格方面受到消弱，在经济持续衰退的现状下，美国连续三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美元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影响了欧洲，不仅加大了欧元、英镑贬值压力，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升值态势，影响和拖累了各国经济衰退趋势，削弱了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再次，后经济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导致城乡居民未来的就业状况和收入预期不甚乐观，加之居民的工作时间不断缩短，旅游等非必需性消费支出相对缩减，这也会影响黑色旅游消费。
2. 黑色旅游发展条件的制约。后危机时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黑色旅游在国内作为一个新事物，影响了其成长发展。首先，认识环境方面，由于黑色旅游资源的性质，可能会受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抵触情绪，这是受长期以来积淀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与其他形式的旅游相比，黑色旅游的市场空间相对狭小。此外，国内对黑色旅游的研究相比欧美等国家较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导致人们对黑色旅游的认识程度和接受程度不高。其次，社会环境方面，由于历史等诸方面因素，大屠杀遗址类、历史遗产类等黑色旅游资源的主管部门大多存在多重性和交叉性，导致在黑色旅游开发时会面临着复杂的权利冲突，而黑色旅游的开发需要市场宣传才能提高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一方面黑色旅游资源主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不利于市场推广和宣传；另一方面，黑色旅游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客源市场相对狭小，加之后危机时代市场不景气，旅游中间商从中得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对黑色旅游景点的市场推广和宣传缺乏力度和深度。最后，我国旅游总体发展历程呈“金字塔”的形态，低层旅游者多，相对成熟的、丰富的、有旅游阅历的、追求高水平旅游体验的旅游消费者市场相对狭小，但黑色旅游属于特种旅游类别，本身具有敏感性，加之后危机时代消费不足等因素，在相对狭小的旅游市场份额中所占的比例更是有限。
三、我国黑色旅游业发展路径的机理分析
当前研究我国黑色旅游发展的路径须在遵循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下，理顺黑色旅游发展的规律。
1．从经济发展看，黑色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活动形式，正逐渐为消费者所重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必然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进步。我们知道，经济实现增长的基础是在有效需求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而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市场萎缩，我国也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在后危机时代，面对这种不利的影响，中国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较多的是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以带动经济增长，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货币供给等，而增强黑色旅游的开发力度，必然会为该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多种农副产品的生产、为手工业等工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带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外资、增加税收等，也必然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2．从制度方面看，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后危机时代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遇到的一些困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瓶颈、收入分配、城乡下调发展、反通胀等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不利于构建科学发展观。为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需要改革、创新相关制度，构建发展机制，化解深层次矛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黑色旅游具有“共生”模式，包括产业共生、区域共生、管理共生、利益共生、文化共生和环境共生，在黑色旅游发展中各相关共生单元通力合作、互取长短，形成了高效的利益共同体。如环境共生，黑色旅游不仅能够塑造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能保护自然生态，维护生态平衡，建立生态环境防控预警系统，这是黑色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之一。总之，政府通过构建有关黑色旅游的制度和机制，可为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有利于经济社会科学稳定发展。
3．从生产要素看，不断寻求创新。后危机时代下，必须不断追求技术创新且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黑色旅游的研究和发展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为黑色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黑色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提供了机会。今后，黑色旅游的规划应该深度挖掘自然灾害黑色旅游资源中的自然美、艺术美、科技美以及人文黑色旅游资源的悲壮美、惊险美、科教美，并根据各自资源特色，提高黑色旅游规划的创新能力，不断建设创新型黑色旅游产品，是我国黑色旅游发展的重点。
4．从未来发展看，须培育核心竞争力，产业基础是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在我国一些地区凸显出的产业长期低端化趋势，这需要以产业深化创新推进产业升级，这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之一。黑色旅游资源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今后应注重产业化经营，使黑色旅游产品与产业链条有机融合。黑色旅游可加强旅游业内部合作以及与电子、金融、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合作，最大限度发挥黑色资源产业竞争力，提升黑色旅游产业经济的活力，作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我国黑色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后危机时代对我国黑色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我国黑色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利影响，根据世界黑色旅游发展的特点和新趋势，基于对现阶段我国黑色旅游发展和增长内在机理的客观认识，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及时、科学、合理地调整发展路径，力争走具有我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一）政府主导，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搭建机制
新公共管理不仅强调政府主导，也兼顾了市场调节的管理理念，符合黑色旅游的发展需要，适合我国黑色旅游发展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为旅游目的地提供合理的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期望，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建立政府参与下的主体协调机制和政府主导下的黑色旅游开发机制，从政策调整、设施建设、投资引导、市场推广、环境营造、人才引进与培养等建立黑色旅游整体运作体系。一是市场机制建设，加强基础性旅游设施配置，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培育黑色旅游市场体系；坚持在政府的引导下推进黑色旅游目的地与全国、世界旅游市场对接。二是加强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机制，在政府的参与下，建立并完善利益主体间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分配机制等。其次，构建主客互动下的体验设计机制。一是各地区应积极掌握黑色旅游市场现状、预测需求趋势并融入到黑色旅游产品和新产品设计中；二是在尊重历史和遗产的基础上，构建黑色旅游产品设计机制，创新黑色旅游产品，深化消费者的黑色旅游体验。最后，构建旅游地当地居民的道德伦理机制，建立旅游规范并合理限定旅游者活动的形式和范围，使居民心理感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此外，积极了解旅游目的地居民对黑色旅游的心理阈值，引导目的地居民参与到黑色旅游开发中。总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黑色旅游资源与市场开发，实现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资源有效配置，实现我国黑色旅游业高起点复兴，使居民、投资者与旅游者共赢。
（二）整合资源，构建黑色旅游合作平台
当前，虽处于后危机时代，但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并没有变，合作共赢仍是主旋律。我国拥有丰富多样的黑色旅游资源，利用并开发为黑色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灾害旅游、战争旅游、监狱旅游等少数几种形态。随着对黑色旅游研究的深入、旅游吸引物范围的扩大，旅游开发基础条件日益完善，为黑色旅游产品的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黑色旅游产品的形式也将日益多样化。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发展黑色旅游方面大有潜力。在此背景下，我国须树立大资源观念，创新旅游规划，将黑色旅游“小景区”扩展为全区域的“大境区”，以旅游扩张推动区域发展。具体来看，应注重黑色旅游资源规划的生态化，注重改造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载体，让黑色旅游规划对接和融合本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社会经济规划和城乡发展建设规划等综合性规划，将我国黑色旅游区域成为生态优越、景观优美、文化优雅和服务优质的新型旅游区域。
（三）因地制宜，构建多层次立体旅游产业
明确大产业理念，以规划的创新带动黑色旅游新业态。在寻求同其他产业共同点与结合点的基础上，对接和融合黑色旅游业。在规划黑色旅游业时，应注重将其融入服务业并科学有效地对接工业和农业等，逐渐促使黑色旅游新业态成为拓展其产业空间的最有效方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最直接体现。首先，在明确黑色旅游产业功能基础上，不断深化其消费性、生产性、本原，通过各种路径促进黑色旅游业由经济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其次，后危机时代，对黑色旅游产业冲击较小，利用这一机遇，以黑色旅游业对接未来休闲产业、融入现代服务产业、汲取和创新先进产业的方式，逐渐实现黑色旅游产业结构上的转型、层次上的深化、效率效能上的提升。最后，在黑色旅游产业运作方式上，适度掌握市场化和政府主导间的关系，并实现良好的结合。
（四）创新产品，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在我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大背景下，黑色旅游产品应追求创新，多彩多异，才能不断适应、激发、创造和满足市场巨大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而，在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中，黑色旅游规划必须包括环境、文化和吃住行购娱等关键要素，为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百姓消费结构调整塑造新的发展方式。其一，就敏感性的黑色公益旅游产品，通过旅游六大要素产业链条和与其他产品组合来实现其综合效益；其二，就风险性的黑色旅游产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相关规划和指导，注意市场细分，以实现三大效益的最佳发挥；其三，就精神性的黑色旅游产品，尊重自然界规律，体现其生态教育、安全教育、德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人性，传播主旋律，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提供应有的动力。其四，就时间性的黑色旅游产品，从本区域特点出发，注重黑色旅游的即时性和周期性，适宜进行开发。其五，就特殊性的黑色旅游产品，注意审美的严肃性、特殊性，将黑色旅游产品与其他产品或“颜色”组合，借助高科技、虚拟再现等转变为真实情境，以激活静态吸引物，重塑目的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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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of China′s Dark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ZHANG Qing-zheng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Academy of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郭 凯
每年一开人大政协两会，就会有人出来嚷嚷分外汇储备或者花外汇储备。我曾经碰到过一个财政部的官员，也有类似的抱怨――人民银行管外汇管得那么差，还不如交给财政用。好在他只是在抱怨，我回了一句，如果你喜欢高赤字，花外汇储备没问题，因为花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个财政行为。对方也是行家，我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当然，也真有抢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补财政窟窿的，这就是最近的阿根廷，拿央行的外汇储备去还债，最初央行行长不同意，总统就把央行行长给赶下了台，换了一个自己的人，然后她自己任命的行长执行了自己下的抢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命令。
我稍微换一个角度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假设两个提议。
提议一：让人民银行分68万亿人民币给全国人民花(合1万亿美元)。
提议二：让人民银行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全国人民花。
这两个提议对全国人民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提议一，是每个人分到大概5200块人民币。提议二，是每个人分到大概770美元。你有了5200元人民币，你可以轻松的到银行换成770美元。你有了770美元，也可以轻松的换成5200元人民币，两件事情对老百姓而言是完全等同的，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虽然我估计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会喜欢发人民币，而不是发美元。因为发了美元也没法用，最后还是要换成人民币才能花。
若不想成把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想成分给财政部也行。
提议一：分6.8万亿人民币给财政部。
提泌二：分1万亿美元给财政部。
因为财政部的财政支出花的主要都是人民币，因此财政部拿到1万亿美元之后能做的是把这1万亿美元拿到人民银行再换成6.8万亿人民币(经过商业银行也可以，只是多一个环节而已)。所以，人民银行分1万亿美元给财政部，其实就是给财政部6.8万亿人民币，两件事情完全等同。对财政部而言，两个提议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二次结汇”的问题，人民银行看起来分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因为在国内只能用人民币交易，最后这1万亿美元又回到了人民银行，而人民银行等于是放出了6.8万亿的人民币。因此，所谓分外汇储备最后就变成了印票子，而印票子是几乎不会增加任何人的财富的，要不然想让老百姓富也太容易了。
当然，有人会说，要是没有“二次结汇”的问题，是不是外汇储备就能分了?老百姓和财政部可以把美元留着，然后花在国外，这不就没有问题了?答案是，仍然不是。分外汇储备的结果是人民银行的资产减少了(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在国外的资产)，但人民银行的负债并没有变化(流通中现金，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存款以及央行票据等是人民银行的负债)。分了外汇储备，通俗的说，人民银行就有“资不抵债”的问题。商业银行资不抵债的结果是倒闭，而中央银行永远不会倒闭，如果中央银行资不抵债，绝大多数时候，无非会有三个结果可以解决：通胀，贬值或者是财政部出面对央行注资，最后一个结果当然就是把分出去的外汇储备还回去，前两个结果则是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购买力下降。必须得说的是，这些事情不一定会立即发生，但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对央行的信誉和一个货币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阿根廷抢中央银行储备的后果。对了，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阿根廷官方的通胀数据，那里的统计局长就是因为公布了真实的通胀数据被现任总统的丈夫，也就是前任总统赶下台了，自从换了新统计局长之后，阿根廷的通胀一直都很“温和”。
主要威胁并不在喧嚣的欧洲大陆，而在沉默的英国经济
金岩石
欧洲经济最近麻烦不断，冰岛危机悬案未了，希腊危机又沸沸扬扬，索罗斯基金做空欧元，罗杰斯放言英镑崩盘，还有传言说西班牙也要爆发债务危机。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仿佛金融海啸的“第二波”即将拉开序幕。
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冰岛和希腊都是很小的国家，希腊的GDP总值仅占欧元区的2.5％，其债务危机并不足以动摇欧元的基础。虽然欧盟国家之间并没有经济救助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为了欧元的稳定，德国等其他欧盟成员国是不会坐视不救的。冰岛和希腊政府此时把“烂账”摊开，其实是想在金融危机结束之前，尽可能让别的国家分摊一些亏损。欧元是全球最大的流通货币，如果欧元作为货币同盟真的解体了，这不仅会影响欧洲，还会波及世界，美国和中国也都会受到冲击。到目前为止，欧盟还没有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也没有求助于美国和中国，这就说明欧元还没有解体的危险，其成员国的财政困难还是谋求在欧盟内部解决，所以危机的解决应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欧洲经济复苏的滞后有多种原因，从外部原因看，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是对欧洲经济的第一次打击。金融海啸导致全球贸易额急剧萎缩，国际贸易2009年下降了12％左右，欧洲从2009年三月开始，美元兑欧元等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美元之间相对稳定的汇率也使人民币上了美元贬值的“滑梯”，所以，两大主要货币在2009年联袂贬值对欧洲经济构成了第二次打击。两次打击使反应迟钝的欧洲经济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再加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以邻为壑，所以欧洲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如同雪上加霜。但是，2009年美元和人民币的联袂贬值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复苏，也止住了美国经济的下滑，全球经济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止了，中美两国的经济稳定将会逐步传导到欧洲，从而有助于欧洲经济的企稳复苏。
从货币的角度看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五大货币构成了一个新的版图。2009年以欧元区、美中日英为代表的五大货币总量的增长为8.38％，中国以+27.59％排名第一，英国以+13.91排名第二，欧元区仅增加了4.53％，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区国家还有能力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欧盟成员国的流动性不足。值得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欧洲大陆，而是英伦三岛，英国的广义货币增长仅次于中国，但却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复苏。英国2009年的GDP总额为2.6万多亿美元，广义货币的总量为3万多亿美元，其M2／GDP之比为1.15：1，我想，这应该就是罗杰斯先生预言英镑即将崩盘的原因之一。
曾经讲过，G-20会议的结果就是启动了“发票票――吹泡泡”的经济政策，中美两国的“发票票”立竿见影，资产泡沫应声而起，为国民经济注入了信心。相比之下，中国的股市楼市相互激励，两个“泡泡”都很靓丽，美国刚刚吹起了一个“泡泡”，股市从道琼斯指数最低6500点区间反弹到万点以上。现在，中美两国的泡沫经济复苏正在化虚为实，逐步向基本面的经济复苏转变，而在英国经济中，超额货币的注入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泡沫效应，基本面的复苏更是无踪无影。所以，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并不在喧嚣的欧洲大陆，而 在沉默的英国经济。但从大趋势看，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确立，悲观传言中的“第二波”危机并不存在，因为金融海啸的后果之一是强化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强势美元才刚刚上路
何志成
晒一晒所有关于美元反弹仅仅是昙花一现或者说已经是强弩之末的论据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观点：美元走强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美国奥巴马政府要扩大就业，要增加出口，要减少赤字，别的招基本没有，唯有恢复弱势美元政策。在他们看来，美元此轮走强完全是美国政府导演的，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因此：“美元未来大幅度下跌基本上没有悬念”。
我想反问：美元指数此轮上涨的性质仅仅是“反弹”吗?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少有人判断美元自去年末开始的上涨是“转势”呢?讨论美元必须站在更高的战略角度，而且是先从美国奥巴马政府是否希望美元走弱开始分析。
复苏支持美元走强，强势美元未必打击出口
我一直认为：弱势美元不符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同样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即使眼下美元指数已经接近了关键点，我仍然这么看，如同美元指数不涨，中国政府很难减持美国国债一样，美元不走强，美国政府很难从容退出(过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是为了平安地退出，为了恢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美元目前也不能选择下跌。更何况，美元此轮走强并非被美国政府操纵――这种说法太有市场了，其实只是利用所谓国家利益而老调重弹，把市场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甚至货币战争的高度真是悲哀。
美元未来继续上涨的概率肯定大于下跌的概率，因为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决于欧洲和日本，同时美元继续走强对美国经济是有极大好处的。
对于第一点，有必要重复我关于美元“远反转”的四阶段论证：2007年中――2008年初是超跌反弹阶段，是对长达7年多的趋势性下跌所作的第一次历史性修正；2008年下半年到年末是第二阶段，主要表现是全球风险资产的平仓潮使美元成为避险资产；目前开始的是第三阶段，主要特征是美国经济复苏程度远超过其他大经济体。这是美元的复苏阶段。后面还有第四阶段，真正成为强势货币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反转之路还刚刚走到一半。当然，我从来都认为，这个反转不是一帆刚顷的，会伴随很大程度的震荡，时间也会很漫长――为什么要将这个理论命名为“远反转”呢，核心就是一个“远”字――要等待很长时间，美元汇价上涨之路会走得很远。由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远远超出它的几大对手――欧洲、日本包括英国，因此美元指数“远反转”第三阶段(复苏阶段)不会轻易地夭折在81.5下面。
对于第二点的分析更加重要：美元走强并非美国政府所操纵，但却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目前美元走强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基本面。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敢于提高贴现率的基本面依据。如果问美国人民希望看到什么，美国政府希望美国人民看到它什么政绩，当然是经济复苏。而美元走强恰恰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特征。至于美元贬值可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可以更加快美国经济的复苏。这是老调重弹，很容易被驳倒。我们看到，美元走强并非刚刚开始，而自美元开始走强之时，美国的出口也开始恢复，相信美元只要不大幅度走强，其对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会出现明显的抑制作用。实际上，货币强弱对商品的国际交换仅仅是一个方面，因为在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中，劳动力价值仅仅占很小部分，商品的稀缺性或垄断性才是大头，而美国恰恰占据了最大头。货币弱则出口强的传统理论其实已经被颠覆了，只要看一看欧洲的情况就明白了，欧元自去年年中开始下跌，目前已经跌去了25％左右，但其出口形势非但没好转，GDP仍然在零左右徘徊。这生动地说明，货币强弱变化，尤其是短期的变化并不能刺激出口，更不能刺激经济繁荣。
强势美元造就美国成为大赢家
为什么在美元强势已经非常明显之时，美联储却出人意外地宣布提高贴现率呢?为什么美元指数与美国股市的跷跷板现象，即美国股市上涨美元一定下跌，在最近一段时间却明显地改变了呢?
美国这种与中国保持一致的政策态度充分地说明，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拴在了一起。这个道理很简单，中美两国是当前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中国更是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将这个经济体纳入美元体系，美元走强的基本面依据是不是更能具有市场说服力呢?而在眼下，美国政府更需要美元走强。为什么?为了平安地实施“退出”计划。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72-02
1 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 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 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
关键词：发展阶段；特征；经济困境；成因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宏观经济形势趋于严峻。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短期中金融危机深化、内需不足等长短期因素叠加的结果。这种情况或许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从而给我国宏观经济形成较大压力。
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一个经济体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会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其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很多都呈现出长期性，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许预示出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已经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重要窗口期。
（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红利。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
1. 经济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两个源泉，1981-2010年期间这两者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年均为57.7%和35.2%；劳动增长贡献的份额仅为10%。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国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倚重资本积累。2003-2010年期间，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达到88.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降为19.8%；而此前1981-2002年期间贡献份额分别为46.8%、40.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达到极值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增长，这不仅降低了国民收入增长的效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挑战。
2. 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维持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由于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此时企业具有投资动力，这正是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不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潜力正在耗尽。据联合国测算，我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升至40.3%。总抚养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则将基本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是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资本报酬率会逐步下降，这会抑制投资，致使原有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逐渐耗竭，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伴随着此过程而来的工资上涨会产生较强的通胀压力。
3. 制度红利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所提供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未来预计也难以改观。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制度创新具有迫切的压力。一方面，由于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国内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一些亚洲新兴国家（例如，越南、泰国）日益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对中国形成压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和经济强国长期控制着高端技术和关键行业的发展，其领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获取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争取在获取制度红利的同时，保持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便人口红利有所减少）。否则，中国在丧失了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将丧失在高科技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制度质量的具体途径包括保护公民财产和权利，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遏制官员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进法治进程，保护契约关系等等，未来都有较大提升空间。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继续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舍此别无它途。
4. 全球化红利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逐渐耗尽，中国被动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制造业巨头开始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东部地区转移到内地或者越南、泰国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固然为部分地区实现所谓“腾巢换凤”创造了条件，但在中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时候，制造业转移可能会造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从经济增长的潮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变被动接受产业转移为主动利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动态比较优势升级，努力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二）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
2000年之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导致中国在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据本文测算，2000年之后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比实际GDP的增长率低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增产不增收”。根据增长核算得到的结果，1981-2002年间中国平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0%，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为-0.45%；2002-2010年实际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约为9.8%，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约为-1.1%，损失触目惊心。
国内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都有显著上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90.1%和81.6%下降至2010年的63.7%和4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占人均GDP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5%和30.4%下降至2010年的19.7%和14.6%。正如本课题组在《2012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所阐述，这一现象是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植根于我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和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等深层次因素，未来中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不但难以改观，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对于我国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更不利于长期增长潜力的培养。
（三）城市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
2002-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个月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现有的农民工基本上是自身迁移，家庭还在农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举家迁移的比重较小，难以充分发挥城市化的作用。
由于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相对城镇居民较低，不能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他们作为稳定劳动力供给和新增消费需求贡献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像城镇儿童一样得到良好的正规义务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在改善家庭收入的同时提高全民素质。进城农民工子女未来大部分仍将是农村户籍和农民工身份，继续从事“农民工身份的再生产”，因此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局部的，具有不彻底性，未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教育体系的完善，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
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不匹配是在30年高速增长之后，现阶段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1. 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
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我国工业比重一直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解决该问题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投资直接刺激那部分因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闲置生产力，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然而，投资的本质是为了扩大再生产。通过投资途径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这种矛盾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之后更为显著。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阻碍了产业间结构的调整。由图4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随着刺激方案的逐步实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开始恶化。
和成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比，我国2011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6.6%，较之表2中通常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而第三产业占比为43.4%，已经与成熟经济体趋同。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还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即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趋于上升。这种调整趋势却因为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有所倒退。这表明我国经济供给结构近年来有所扭曲。
2. 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存
经过改革前的重工业化以及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补课，我国的工业结构基本上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20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 （钱纳里等，1995）。②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至今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受限。
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9%，比2005年提升0.2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总量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偏差（工业比重很高）的特点使得单凭产业结构状况做判断可能会高估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二、目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前面我们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特征往往具有中长期的性质。除这些中长期性质的因素之外，就目前中国经济的短期情况来看，宏观经济的短期形势不乐观，其主要表现及成因包括以下方面。
（一）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上一轮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消费、投资的跨期替代效应以及房地产与汽车限购政策抑制了总需求，导致当前总体经济不振。如无进一步刺激，市场将延续弱势表现，继续探底过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
2012年1、2季度GDP增长回落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在当前的库存压力下，去库存化可能导致工业增速继续下降，稳增长的任务将变得更重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2012年7月份先行指数回落到98.8；一致指数回落到96.8；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2012年8月份为49.28，跌破荣枯线，比上个月下降-0.9%，显示未来经济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
2. 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连续回落。2012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20.2%，增速较2011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增长不足。在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2012年1-8月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1.1%。
3. 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
2012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从环比看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8%。而2012年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2011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12年我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上升，并且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收入增长而消费下降的原因在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从2011年2季度开始，消费者满意指数跌至低点，到2012年7月该指数仅为93.3，而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并且依旧处于下滑趋势。
4. 净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
在世界经济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和进口增速都出现回落。自2012年1月我国出口与进口分别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以来，整个进出口行业形势不大乐观。2012年8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幅仅为0.2%。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8月份我国出口1779.8亿美元，同比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同比下降2.6%；贸易顺差266.7亿美元。在国际环境尚未明朗的条件下，我国进出口在中长期中存在较大压力。
5. 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伴随着货币投放速度与银行信贷投放增速减缓，我国的物价增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12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2.0，较7月有小幅回升；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下降到96.5，同比下降3.5%，环比下降0.5%，创下了34个月的新低。然而，在原油价格不稳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未来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
（二）经济增速回落的长期性在于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是造成目前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具有长期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均呈现耗尽趋势的背景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此外，全球经济业已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压缩了中国技术学习和引进的空间，更加强化了总需求不足效应。
2. 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化趋势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部分学者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和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监管机构措施不严的结果。因此，解决危机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发展，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但是，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由于近年来难以发现创新快速增长的迹象，此次危机将维持一段时间，是一个中期现象。利用欧洲专利办公室（EPO）、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USPTO）和日本专利办公室（JPO）共同保护的三元专利③来衡量近些年的创新趋势，可以发现创新活动趋缓（图6）。从柱状图表示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从1995年之后专利的增长率呈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经合组织（OECD）国家三元专利的数量较为平稳，没有突出表现。
因此，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必须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然而，目前并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
根据IMF估算，2012年上半年世界GDP同比增长了4.3%，世界经济仍处于艰难而痛苦的复苏过程中。2012年欧债将进入还债高峰期，主要债务国自2012年5月以来再次陷入崩溃边缘。目前为止，欧元区国家仍未能就债务危机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这将可能使欧债危机全面升级，对市场信心和全球经济产生更为不利的冲击。美国经济在2012年初呈复苏态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始终困扰美国经济。作为金融危机深化表现的欧债危机未能平息，已成为所有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欧洲大量银行资金回流本土，对中国经济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3. 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根据OECD构建的综合领先指数（CLI），主要经济体增长步伐仍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表6显示，多数国家CLI指数在2011年下半年（一些国家是2011年末）降至100以下，由于该指数具有领先的特性，显示未来世界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从整体上看，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开始逐渐复苏。但在考察期内，亚洲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北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为了修复此前由于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欧美家庭和公共部门不同程度地紧缩了支出，对于中国出口部门恢复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2012年上半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极其频繁，造成中美、中欧之间在太阳能光伏、稀土等许多领域均有纠纷，甚至有时一天之中就有不止一项制裁措施出台，并采取行政和立法双重措施强化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
（三）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
传统的应对短期经济下滑的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目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其实施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这是造成短期中宏观经济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
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曲线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总供给曲线越平坦），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图6中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根据本文测算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总供给价格弹性日益减小削弱了需求政策的效果，扩张性的政策带来的更多的是价格上涨而非产出增加。
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后由正转负，2003年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这表明出口产品是缺乏弹性的（以弹性绝对值等于1作为判别标准）。因此，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会造成出口收入绝对下降。
2.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
我们计算了劳动需求对内需品（最终消费加最终投资）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需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和出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例如2010年劳动需求对内需增长的弹性为3.68，而对出口部门增长的弹性仅为2.65，考虑到内需部门规模大于出口部门，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内需部门，见图7。然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3. 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近年来，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造成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根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论点：某一商品相对价格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因此，以刺激投资为主的需求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格局，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根据我们的计算，内需品和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均会推动劳动和资本价格上涨。然而内需品价格上涨对资本价格的拉动作用高于对劳动价格的拉动作用。在1981-2010年间，资本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均值为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为0.88，见图8。也就是说，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上升时，资本品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愈发向资本倾斜，与多年来提高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努力背道而驰。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所呈现出的各种不利因素与目前宏观经济中的诸多问题相互交错，各种长、短期因素叠加在一起，它们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使得当前我国经济陷于一种相当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在今天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都将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等多重目标。
注释：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② 这些国家工业化完成之际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左右。
③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母国优势等专利测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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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程度较低，运作方式较简单，但随着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现有的法律政策和监管政策无法对其产生约束。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影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防范对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对我国影子银行的适度监管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影子银行；发展前景；防范对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影子银行的发展虽然已经日趋成熟，但影子银行起的负面作用却不可忽视，尤其是影子银行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发挥的负面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影子银行隐藏的风险。近些年，我国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但金融抑制现象仍比较严重。我国影子银行因其逃离监管的特点而服务较为灵活，担保业务、信贷业务、信托业务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不仅能满足资金市场上的融资需求，而且也能缩小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差距。影子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发展迅速，虽然在我国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其中蕴藏的风险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前景
影子银行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仅仅依靠传统商业银行体系是不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从资金需求者的角度来说，资金需求者从传统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繁琐、对其提交材料真实性的审核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种方式很难及时获得融资；而从资金持有者的角度而言，银行存款虽然安全有保障但利率较低，与影子银行的理财产品相比，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综上所述，我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满足了资金市场的货币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增长，提高了资金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解决了传统商业银行不能满足投资者需求的难题，扩大了信贷业务的范围。
三、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特征
与西方发达国家影子银行所具有的特征相比，我国影子银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发生了“基因突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一）对商业银行的高度依赖性
与国外影子银行不同的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是依附在传统商业银行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我国影子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传统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但是这些业务的实际操作者却是传统商业银行设立的子公司或特殊部门，我国的影子银行对传统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零售性融资特点
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通过零售渠道向居民和企业销售理财产品进行融资，银行基本上是依靠服务性和安全性来增加储蓄，因此，投资稳健并且收益高的理财产品会受投资者的青睐。特别是2015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下调政策公布以来，很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这类理财产品的营销完全是通过商业银行网点公募的形式进行零售，投资门槛相对较低。
（三）杠杆率低
我国影子银行具有较低的杠杆率。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和杠杆率管理较为审慎和严格，导致金融创新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程度较低。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影子银行的业务链条和资金利益链条相对较短，杠杆率相对较低，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整体较小且可测可控。
（四）运作规模简单，创新程度低
我国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源于金融创新，扩大了间接融资的渠道，是对商业银行传统贷款业务的替代，另外，我国影子银行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业务和运作规模简单、金融产品创新和结构复杂程度较低等，大部分影子银行业务隶属于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范围，基本是围绕信贷资产的替代展开。虽然在发展程度上远远不及国外影子银行，但从本质上讲，我国影子银行业务与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具有结构融资的性质。
四、我国影子y行自身的风险防范对策
（一）建立借贷市场资信审核系统
建立借贷市场资信审核系统也是影子银行为了防范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有效措施。在审核之后，可以对借款企业发放贷款，但要继续保持对其实时监控和披露，提高企业的透明度，从源头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经营风险。同时，借贷市场资信审核系统可以提高借贷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问题引起的经济纠纷及逆向选择的风险。
（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
我国影子银行在正常运作的时候可能出现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随着长期货币需求者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有梯度地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风险备付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做相应的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的建立，对货币需求者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
（三）加快影子银行产品创新与开发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影子银行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影子银行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由于我国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产品和服务的同质性，所以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是很大，在市场上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市场地位得不到保障。只有在产品上进行金融创新与开发，设计出满足广大投资者多元化投资需求的理财产品，才能抢占金融市场份额。
五、意义
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它标志着一个国家进步的潜力。出于资本的逐利性，市场上出现了比影子银行更难控制的非法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私募基金等的盛行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对宏观调控的调控来说也是一块绊脚石。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抑制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投资需求，反而会激发居民的不满情绪甚至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所以，针对影子银行的改革完善是必然的。
从理论意义上讲，第一，梳理我国影子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助于适度提高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提高金融业运行效率以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详细分析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可以引起人们对影子银行风险的关注；第三，从我国影子银行自身和金融体系防范风险两个角度，提出相应的减小风险的对策，对发展我国金融创新理论和完善行为金融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从现实意义上讲，通过对新型创新工具的探讨，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创新的思考，丰富了我国影子银行的相关理论。
参考文献：
[1]李扬.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创新[J].2011
一、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主要特征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系统的组成十分复杂，影响因素多变。只有找出工程施工管理的特性，才能在实践中作出科学的工作计划，完成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工程施工管理的主要特征如下：
1.涉及面广。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涉及、水利、矿山、城建、环保等诸多领域。
2.涉及学科多。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涉及、气象、园林、管理等学科。
3.涉及法律、法规多。《工程施工管理涉及》等，同时涉及水利、电力、交通、土地、矿山、城建等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
4.不确定性。对工程施工管理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人为因素；二是自然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有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土壤类型等因素，水利工程的自然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能决定工程的成败；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经济、军事背景及参与施工人员的技术素质、工作态度、协调配合能力等。上述某些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如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及经济危机、动乱、战争等社会灾害，是由不可抗力引起的，不是人所能预见的。
5.地区差异大。全国各地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甚至在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都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通常人们所说的施工环境好坏，有的地方工程施工管理容易，有的地方工程施工管理难度大，就包含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一因素。
6.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由于施工管理表现形式不一样，难以准确判定，给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工程施工的内容
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不仅包括项目施工期间的管理措施，也包括项目完成后采取的竣工验收管理措施，其管理的内容如下：
1.加强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形成以项目法人（业主）、承包方、监理工程师三方相互制约，以监理工程师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以期达到降低造价，保证进度，提高施工质量。
2.施工期的工程施工管理主要为协助项目法人做好开工准备；审查并确定分包单位；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提出施工技术措施、施工进度计划和资金、物资、设备计划等：执行工程承包合同，按照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和批准的工程施工设计文件施工；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检查安全防护设施；核实完成的工程量，领取工程款，整理合同文件和技术资料；处理违约事件和索赔；协助项目法人进行工程各阶段验收。
三、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是一个涉及面广，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因此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了适应施工管理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关注：
1.加强学习和培训工作，提高现场施工管理人员（项目经理）业务素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施工管理工作具有专业交叉渗透、覆盖面宽的特点，项目经理应做到一专多能，不仅需要有一定深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还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面和比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更需要具备、工程建设管理和管理的知识和经验。项目经理的培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学习《合同管理法》、《招标投标法》等工程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更能够熟练掌握并通晓工程施工的有关法规体系；（2）学习工程建设招投标和合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不但要熟悉和掌握合同条款，而且要通晓整个项目建设的合同文件体系；（3）学习工程建设管理和行政管理知识，提高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能够因人、因事、因、因目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方法，使之与实际情况尽量保持协调，从而使管理工作真正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4）学习经济知识，能够准确地分析资金使用计划和工程变更方案的技术经济指标，准确地对概算和工程结算进行分析审核；（5）学习风险管理和防范知识，能准确地分析风险产生机理，逐步细化各种风险因素，划分相应的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措施其发生；（6）学习施工专业知识，掌握工程施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2.摆正位置，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协调处理各方关系。项目经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程施工也属于服务行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要控制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正确处理好与项目法人（业主）、监理公司、设计单位及当检站的关系，以便在施工过程中顺利开展工作，互相支持、互相监督，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3.严格执行合同。按照“以法律为准绳，以合同为核心”的原则，运用合同手段，规范施工程序，明确当事人各方的责任、权利、义务，调解纠纷，保证工程施工项目的圆满完成。
4.严把质量关。既要按设计文件执行施工合同，又要根据专业知识和现场施工经验，对设计文件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意见，以供设计单位进行设计修改。拟订阶段进度计划并在实施中检查监督，切实做到以工程质量求施工进度，以工程进度求投资效益。依据批准的概算投资文件及施工详图对工程总投资进行分解，对各阶段的施工方案、设备、资金使用及结算等提出意见，确保能节约投资。
5.对水利工程施工加强管理。要对水利施工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加强领导，进行全程施工责任制。单位领导必须要对工程加强管理，对施工管理给予充分的认识，全面落实责任制，明确单位领导、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并加强监督和检查。
6.建立健全规范化的质量保障体系。从施工的准备阶段、生产阶段到工程竣工与投产的各个环节，工程质量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应该把系统工程的理论应用到工程质量的管理工作中，使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规范化、系统化，提高工程管理的工作质量，以保证完成高质量工程。应该充分发挥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职能，从措施、制度、组织等各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保障体系，从管理层面加强对工程质量监督与监控，只有这样，工程质量才能有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7.加强，努力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特别是项目经理必须忠于职守，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坚守阵地，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并维护应有的权益。
8.坚持以人为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每个项目参与者的作用，推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尽可能的用数据说话，达到人人参与管理，个个分享管理带来的实惠。
四、结语
工程施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项目经理除了加强工程施工管理及其他有关知识的学习外，还要善于协调有关方面关系，并加强自身修养，严格按规定办事，保证各项措施得到真正落实。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施工单位要生存和发展，只有不断地提高管理水平，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服务质量，才能不断拓展市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建设一支技术全面、精通管理、运作规范的专业化施工队伍，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一种责任。
关 键 词 收入风险 社会保障重心 人力资本建设 人口结构风险
17世纪西方学者把人类的所有行为概括为趋利避害。趋利即增进福利，避害即预防和消除风险。收入风险是人们所面临的，因各种原因导致收入中断而使生活陷入窘困的常规性风险。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新的产业结构又带来了新的风险。所以，人类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看是风险的不断更替过程。人们为了避让和分散这些风险，不断地建立和提升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从而使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制度升级的过程中不断转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农业社会的自然风险与传统保护机制
风险概念意味着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人类对实践结果的无把握性。人们在实践中与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引发了未知的风险。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业社会是农耕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结构，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天吃饭，因此风险主要来自自然风险，特别是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风险的特点是突发性强、偶然性大，一旦发生，破坏性大、后果严重。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因此，人类最初的生存保障来源于家庭，体现在私有土地的支持和亲朋的关爱。但在大的风险来临时，家庭或家族式的保障便无能为力，更大范围的社会保护方式就成为客观要求，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慈善事业是最初的社会保护形式，也是最早以再分配方式分担风险的举措，但其蕴含的情感意味和道德评价，并未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绊。最初的慈善救助的特点是无规范性、主观随意性大、非常规性、以食品相助为主、救助水平低下。施善者往往以恩赐者自居，受助者因无功受惠而自尊受损。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上的社会互助，而非制度安排。农业社会条件下的慈善行为开始于民间血缘家族，后扩大到地缘互助，当宗教慈善事业发展起来后，这种保障便具有了普遍意义。之后的慈善事业逐步发展为官办善举，是由官方组织但未制度化的救助活动，一般以国家介入，并以传统道德和政治需要为基础而产生并得到发展。[1]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官办慈善措施是“义田制”、“义仓制”、“赈济制”等。西方国家有教会救助制、“仕一税”制、“施物所”等。
慈善事业是传统社会风险分散的最高形式，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以非制度化手段对社会进行整合，是超出家庭关系的社会保护方式；虽然其作用有限，但自发的再分配形式为以后的制度性再分配打下基础。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失地风险与社会救助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救助出现在家庭保障基础被打破，从而贫困化成为常规现象。在农业社会，家庭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因此也有了起码的生存基础，虽然自然风险是农耕生产方式的主要威胁，但它并未摧毁家庭的土地制度，自然风险的偶然性、间歇性、地域性还构不成制度化社会保障建设的客观依据。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伴随着手工业者因产业败落形成的普遍的、常规性贫困。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是为新产业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工业劳动力储备。传统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恰恰是为工业生产方式准备劳动后备大军，但同时也标识风险由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社会风险的特点是，人为因素是风险的主因，收入分化加速，人与人的矛盾超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在逐步积累中形成强烈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进而加速了社会无序与越轨行为，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慈善事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承受不起社会风险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治理常规性贫困的制度性救济方式的出现，因而国家主导的社会救济制度成为必要。
最早以法的形式确立的济贫制度是1601年的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1834年产生了新《济贫法》。到18世纪，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并且以它作为社会保护的主要形式。虽然济贫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与慈善事业相比最主要的优势是：风险承担的主体由个人转向了国家，社会救助有了法律依据，其过程和标准都有了规范性操作和制度化程序，从而使社会救济制度成为一项正式的社会事业。社会救济制度是一个低端社会向高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虽然在高端社会的保护系统中的位次较低，但反映出一些社会根本性的变化：
1.风险和责任意识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依据传统的观念，任何人的处境都是自己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必须自己承担，贫困也是如此。社会救济制度的出现说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风险并非个人责任，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超个人力量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因此社会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保障。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国家的风险观念和对公民的责任意识。2.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到实质阶段。人权思想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提出来的，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但是最初的人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主要倡导的是自由权和平等权，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服务，还未显示出对普通百姓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称其为一种抽象概念；只有当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得到切实的保护，人权实现才有了实际意义。所以说，社会保障为人权保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3.国家的职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经典国家理论把国家的职能主要归结为对外防御侵略、对内维护社会秩序两大职能，而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是私人领域，国家不加干预。但是随着风险性质的变化、市场失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国家职能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当国家从幕后走到前台，担当起调节经济和抵御社会风险的社会职能时，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市场经济系统发生脱胎换骨式转变的历史契机。[2]4.社会组织制度系统逐渐复杂化。社会组织制度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动力系统，包括所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部门；另一个是社会保护系统，包括所有维护社会安全的部门。动力系统在社会发展初期往往具有优先性，而社会保护系统相对滞后。随着社会进化，社会保护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救济制度正是这种保护系统逐步发展完善的开端。由于救济制度的建立，社会出现了专门的保障机构、人员、法规，同时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带动了社会系统向更高阶段跃进。
工业社会中的职业风险与保险体系
进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普遍化，社会分化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集团。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不是自然风险和土地风险，而是职业风险。所谓职业风险，是指劳动者的生存完全依赖职业的收入，一旦在职业上出现问题，如失业、工伤、患病、年老、生育等，就会丧失收入来源，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正因为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又称做收入风险。但是，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职业风险和社会保障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1.工业化前期的技术风险与工伤、疾病保险。16~18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入大发展时期。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工厂的普遍建立和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各行业雇工大量增加。但是，由于当时技术并不完备，设备比较简陋，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特别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经常强迫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作业，致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工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所以说，工伤与疾病的爆发与工业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现行的工资标准中已经包含着对职业风险的补偿，工人接受工资就意味着接受职业中的风险；这样，工业伤害的责任就应当由工人自己承担。[3]因此，一些国家的工人们为了解决由职业带来的这种困境，自发地组织起互助组织，凡参加互助组的成员，都交纳一定的会费，当某一成员发生职业伤害或患病时，通过互助组给予一定医疗资助和生活补贴。
然而，事实不断证明，工业化初期的财富增长是与工人伤病同步增长的，伤病在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积累了社会矛盾；因此通过安抚受伤者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883年德国把工人互助组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修改，作为工伤保险法案递交到国会进行讨论。同年，疾病保险法案的草案也递交到国会，经过激烈辩论，《疾病保险法》首先获得通过。1884年，《工伤保险法》也获得通过。至此，社会保障制度从济贫阶段上升到保险阶段。工伤和疾病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项目。从世界上看，许多国家的工伤与疾病保险都是1930以前建立的，说明工伤与疾病保险，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重心。[4]工伤与疾病社会保险的建立，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同时，技术的逐渐完善和设备的改进也使工伤与疾病发生率大为减少，从而使这一风险危害逐步降低。
2.工业化中后期的失业风险与失业保险。失业现象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一直存在，也是职业风险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工业化初期它还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渐严重。虽然失业开始于圈地运动，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主要缘于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而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1934年。当时的情况是大量工厂停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社会一片萧条。如美国在这次危机中，1/3的工人失业，1/6的家庭需要依靠救济才能生存，社会境况十分惨淡。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才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失业保障开始成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然而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毕竟是周期性的，一旦危机过去，经济恢复，失业者还会重新就业，失业率随之下降。所以，真正更大的失业风险还在于技术性排斥和知识性排斥。技术性排斥是指由于技术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机器替代了人力，这种排斥从工业化中期开始显现。知识性排斥主要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失业中，是由于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生代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排斥。这两种失业是不可逆的，没有周期性，是代际之间的历史性更替，是换代性失业。因此，这种失业风险的危害性更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地增加。”[5]正因为如此，失业保险成为工业化中后期社会保障的重点。
失业保险最初建立于1911年英国的《失业保险法》，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在70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那时恰逢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因知识缺失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当然，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增长率下降，失业风险的威胁也会逐渐降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首先，它体现了收入风险分散机制的进化。风险分散机制是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系统，分散机制越优越，越能发挥出最大的抗风险功能，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险的出现，体现了社会自我保护系统的不断完善。家庭保障基本谈不上风险抵御；慈善事业则是一种临时性互助，社会救济制度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个进步，但仍然脆弱，它只是社会中分散风险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是以国家责任代替了个人责任，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的风险分散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真正把国家、社会（企业）、个人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分散机制。其次，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成熟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体系，但是它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越不成熟的市场，越表现出决策分散化、信息的不完全性、可预期性越差，因而风险越大。市场失灵就是这种风险积累的表现。而越是成熟的市场，其内部的自我调节和风险控制机制就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使“个人自由主义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参与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6].
未来的老龄化风险与养老保障
养老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进入工业化以后，家庭养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社会养老被提上日程。最早的养老法规可见1669年法国的《年金法典》，但只是对航海业的关照，正规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建于1889年德国的《老年残疾保险法》。1935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养老保障。但是，社会保障的重心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在养老方面，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还比较年轻。1999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10%，标志着全世界开始进入到老年型社会，当年也被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意味着养老风险将是今后最大的风险，原因在于：
1.老龄化风险与以往的一切风险不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增长性的风险，以往的收入风险都是阶段性的、非持续性的风险。如工伤事故主要缘于工业化初期的技术不完备以及劳动者与机器的直接结合，当技术的安全性能提高，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成为工业化的核心组织系统后，避免人与机器直接接触，生产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工伤事故也大幅度降低。失业风险主要缘于人口无节制的增加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失业风险也会随之减弱和消除。唯独老龄化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为人的平均寿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另外，人类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育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龄化的加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2.个体老年保障延续时间长。其他保障的支付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如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等等，最长不超过2年，而人在退休后的寿命余年平均在10年以上，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如此长的养老金支付期，需要雄厚的、持续性的资金供给，这对保障基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目前，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金额在社会保障总金额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我国2004年社会保障支付的总金额是4778亿，其中养老保险金是3502亿，占总金额的73%，对如此大比例金额进行长时间支付，其压力可想而知。同时，老龄化过程也是医疗保障费用增长的过程。老年人口身体质量普遍下降，不仅需要经常性的医疗服务，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护理和照料，老年人口是医疗服务需求最高和医疗费用支付最大的人群。这方面的压力不可小视，据美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卫生保障支出仅次于国防开支。[7]
3.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是指退休人数与在职劳动者人数之比，它反映出每百名在职劳动者所赡养的老年退休者数量。抚养比越高，说明在职劳动者的抚养压力越大。据专家预测，世界平均抚养比在2002年是1：9，到2050年达到1：4；而发达国家将达到1：2.在这方面，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提高得更快，2000年为19.91%；到2050年和发达国家一样将达到50%，即每2个人抚养1个人。[8]以上还没有考虑少儿的抚养比，如果计算总和抚养比，世界各国都会提前一半时间达到。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反映出养老压力将会日益加重，成为社会保障难以化解的难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重心也会放在养老保障上。有四个显著趋势：一是公共养老金制度将逐渐被以个人积累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方式所取代，即现收现付制将逐步转变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个人养老金中的个人积累部分约占75%.[9]二是养老金管理和经营将从国家为主转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为主。三是养老金的补充部分，不是主要靠财政拨付，而是靠基金运营。四是延长退休制度，通过推迟养老金发放来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社会风险经历了一个由外部风险向内部风险转移的过程，即由最初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转向人身风险（工伤、疾病），再过渡到能力素质风险（技术、知识），最后发展到人口结构性风险（社会老龄化）。前三项转变意味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的提速，对人的威胁越来越指向个人的内在素质。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顺应这种变化，逐渐从低层次保障过渡到高层次保障，从最初的工具性职能、经过权利性职能、过渡到人力资本性职能。
工具性职能是在社会保障初期为了调节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维护社会安全所采取的权益之计。如英国的《济贫法》主要是为了控制社会混乱，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只有在满足资本统治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这时的社会保障完全是作为效率的剂，发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权利性职能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中期，民权理念和民主程序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效率为公平服务，经济目标服从社会目标，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评价基准。但是，权利性保障由于过分追求公平而抑制了效率，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后，贫困的至因已由物质性缺失转化到能力性缺失；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提出，在社会保障建设的理念上，要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主张对穷人的生存救助应转变到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10]人力资本职能，是指通过知识教育、技术培训、科学传播等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社会竞争能力。这是上世纪90年代贯穿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社会保障被重新定位于人力资本投资，使社会保障既是社会的安全网，又是一种人的发展的基础，从而使社会保障走过生存保障、福利保障、并最终达到能力保障。它弥补了工具性职能只注重效率和权利性职能只注重公平的片面性，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融合一起，以发展求得福利，正是科学保障观的体现。
我国未来的养老风险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风险，它将导致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由资金供给性保障转向生活照料性保障。除了养老金供给外，还要求有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的社区功能支持系统，功能组织的行为关照和精神慰藉将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在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保障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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