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1 09:32: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环境治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发表《“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初步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令人甚感鼓舞。
但笔者以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关键词 ：生态型政府；内涵定位；广义上世纪70 年代以来，由于环境问题的弥散性，环境因素已成为关涉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新变量，生态环境治理被逐步纳入政府管理重点范畴。在此背景下，南京农业大学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期上发表的《“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以谋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令人甚感鼓舞。但笔者认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态问题纳入政府重点治理范畴乃全球环境治理大势所趋；所商榷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定位则不应限于狭义。
一、大趋势：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参与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学界目前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但根据联合国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可以认为，所谓全球环境治理，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家（主要指各国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各国通过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退化与沙漠化防治、危险废弃物处理、污染防治、水域保护、资源能源开发与利用等较为广泛的议题领域，各国通过双边、多边对话以及全球环境会议，形成相应的合作体制，签署国际公约，以促进各国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解决。
在原则规范方面，国家环境主权原则、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同时，各类涉及环境发展问题的国际法律规范也已通过国际公约或会议宣言得到阐明，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环境立法、经济措施、政策调控、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构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都已在环境治理中得到应用。
在全球环境治理大趋势下，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国内环境规划。通过国内环境立法，在政治决策与社会发展中贯彻环保理念，比如“环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新理念的相继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环保NGO在民间社会自发成立，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国际等，他们通过发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环境运动，既推动了生态环境理论层面的思考，又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作为大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采取多种参与方式，包括参加国际环境发展会议或论坛，出席有关国际公约缔约方大会，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环境发展条约、协议、修正案，参与国际环境治理项目合作，主办大规模高等级的环境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或论坛。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府治理重点范畴已是大势所趋。
二、内涵定位：从狭义浅生态到广义深生态
对“生态”一词的内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畴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层次上有深生态与浅生态之别。狭义界定主要指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广义界定则指任一主体与周围环境趋向生态化的动态平衡与综合协调的哲学思维。浅生态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深生态则倾向于对自然内在道德价值的思考，进而主张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生态化。黄爱宝教授把生态型政府中的“生态”内涵定位于狭义的浅生态，即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那么，“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
狭义的浅生态定位本身并非错误，可能有利于突出对自然环境的纯粹保护议题。但从深生态哲学、生态政治乃至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狭义的浅生态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实践进程。
从深生态哲学角度分析，深生态哲学的生态主义思考与我们平常所讨论的环境主义思考有所区别。一般的环境主义仅“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生态主义则认为：“要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明确“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体共生、内在统一关系，从而“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否则，生态环境危机将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模式下重复发生，人类社会就将处于循环往复的生存危机之中。
从生态政治角度观察，生态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以系统论为认知方法，以综合协调与动态平衡为理论内涵，从而成为把政治、社会与自然视为三位一体化、紧密联结的有机系统。要求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化，不仅力求政治体系内的协调与平衡，更谋求政治体系外政治、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在“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因此，或许可以通过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种环境友好型政府进一步说是一种“生态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关怀的政府，而且应当是贯彻生态原则——协调、平衡、多元化、开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则可以首先从行动理念上缩小甚至避免单方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扩大并深化全方位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从目前环境治理实践看，单纯以环境技术方法推进环境治理进程并不能取得较大成效。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普遍认识到，环境治理是一项浩大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社会之间综合协调。
因此，生态型政府的“生态”内涵，如果定位于广义的深生态层面，则更为恰当。尤其在新世纪初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之中，在公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情况下，面向未来应当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仍然应该是值得学界与社会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就全球范围而言，21世纪将明显是一个“治理”的世纪，而治理的内涵即多元互动协调。定位于广义深生态内涵的“生态型政府”理念或可作为一种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启示。因为，只有具备生态思维的政府，才能引领出一个具备生态思维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黄爱宝“. 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2] 黄爱宝“. 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3]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M].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
[4] 张连国.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与能源、环境、人口、技术、观念和经济发展均有关。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治和外交领域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减排，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脆弱性和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的规则和议定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渠道。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过去20多年来一直呈现“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局面。世界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切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动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焦点逐渐从《京都议定书》发展到“巴厘路线图”，目前的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上。
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分配逐渐趋于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已进行二十年的国际气候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气候谈判格局双重调整和转变时期，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同步，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步。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确定“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并启动所有国家参与减排的法律协议进程。在后金融危机、美国追求能源独立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主要谈判力量都在重新审视德班平台，并根据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2015年谈判前景变数增多。
为实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国际社会必须展示坚定的政治决心和行动效力，坚持联合国的主渠道地位，充分发挥世界各国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形成和谐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
本着对本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对当代和后代负责的态度，中国政府一直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努力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所确立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具体目标，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的建设。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为了从战略上重视德班平台谈判对我国和全球形成的重大影响，中国必须提升外交响应，增强气候外交能力建设，通过战略协同、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通过加强全球环境治理，减缓全球环境恶化的速度，让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使全球气候变化保持在临界点之内。通过有效介入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建设，提高我国的议程设置能力、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种苗植物；环境保护；科学管理
1 当前我国的种苗植物保护现状
1.1 缺乏对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以及对农药的依赖
有害生物是威胁种苗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有害生物主要是指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是农业生产的重要障碍，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因为这样有害生物的因素而造成的粮食损失竟然高达800多亿kg，水果和蔬菜的损失就更大。而棉花可能会造成20%的损失。由于缺乏对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使得我国目前的种苗植物受到严重的生存威胁。
另外，是农药化肥的过分使用，使得种苗植物失去了本身的抗病能力，自身的生命力减弱，而对农药的施用又增强了有害生物的抗药能力，从而使得大规模的虫灾和植物疫情越来越迅猛。过分依赖农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态本身稳定与平衡，使有害生物更加嚣张，种苗植物生存能力相对减弱。造成了一个失衡的恶性循环。
1.2 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
有些地方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措施，为了更多的利用土地，而达到追求更高的经济价值，结果造成了种苗植物的大面积的枯死，不仅没有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严重破坏了种苗植物的生存环境。比如前几年，大量开发荒山荒地，旨在广泛地种植粮食，结果使得草原退化，植被严重破坏，开发的土地粮食无法高产，土地沙化严重。近年来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又开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我国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还处在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环境治理和保护法规和手段，这也是威胁种苗植物的又一重要因素。
2 保护种苗植物的对策
2.1 加强种苗植物的检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袭工作
加强对种苗植物的检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袭工作是保护我国种苗植物的最主要手段。对种苗植物的检疫可以预防植物疫情的发生，并以进行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对有害生物的侵袭防治，有效的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比如2011年的蝗灾，如果预先进行有效的防治，就不会造成蝗灾的大面积蔓延，建立有效防止措施的地区就没有受到蝗灾的威胁。
2.2 加强环境的治理工作
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工作，是有效保护种苗植物的又一有效措施。保护种苗植物的生存环境，为种苗植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增强植物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很多年前，因为没有科学的环境治理理念，为了净化湖水而盲目引进的水葫芦，结果给我国的很多水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环境治理工作一定要科学有效，要不断地探索新的途径。加强环境治理是保护种苗植物的有效手段。
2.3 科学的保护和培育种苗植物
种苗植物虽然有着自己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也需要科学的保护，科学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种苗植物的生生不息。而对于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需要培养新的适应能力更强，有更高的抗病抗虫能力的种苗植物。以丰富种苗植物的物种，组织培养及体细胞杂交技术培育抗性品种、组织培养及体细胞杂交技术培育抗性品种、基因工程培育抗性品种、抗虫转基因工程、抗真菌、细菌基因工程等多项高科技植物品种的培养，以确保种苗植物的自身抗生物威胁能力。
3 保证措施
要保证以上保护种苗植物生存和发展的途径，需要有很多保证措施。首先建立科学管理种苗植物的相关立法，给保护种苗植物以法律的效应，让更多的人对种苗植物的保护工作重视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其次，制定相关的种苗植物生存环境保护条例，让种苗植物保护有法可依。第三，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才力，进行种苗植物的检疫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将对种苗植物的危害消灭在摇篮里。第四，加大对优良品种的培育投入，更新种苗植物的品种，使之有更强的抗病抗虫能力。第五，加大对新型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研制工作，要进一步开发副作用小，可以提高种苗植物自身抗病和抗虫能力的农药的研制和生产。第六，加强生物防治制剂的研制和开发，重视利用田间天敌的同时，引进、研制和开发各种新的生物防治制剂，并发展田间天敌的产业化生产，建立赤眼蜂人工卵自动化生产线等措施，进一步协调了自然控制因素和人为防治措施的作用。
4 结语
优良的生存环境是种苗植物生长的基础，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检疫防疫工作是保护种苗植物的保障，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是保护种苗植物的强大后盾。只有各个部门齐抓共管，保护好环境，科学的管理和培育，我国的种苗植物一定会欣欣向荣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优美的环境和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基于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提出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任何发展都是有一定环境背景和起点的。当今人类的发展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由环境变化引发的生态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军事问题以至国家安全问题,正从各个层面冲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义“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对此,本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1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1. 1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再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今天的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环境的优美和健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的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由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生态方面的负影响除了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外甚至已进一步影响到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同时,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也势必将对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然而,目前人们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层面上,仅仅从环境规划、开发、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和从科学技术等硬件方面寻求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对策,却忽视了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发掘由其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各类化学品—特别是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持续影响;气候易变和变化、常见的公众健康问题、新的社会问题,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业、贫困、社会组织接替、崩溃、冲突、异化等;自然资源继续退化、环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资源的紧张所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局势;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化和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及酸化作用等。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带来了更严重的发展危机。可以看出,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所有区域范围内环境和政治越来越密不可分,生态、社会和政治安全问题一起交织着提前到来〔‘〕,在不断加重环境危机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并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影响着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
1. 2对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再思考
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机能失调川,这只是传统的最简单的生物模式。自工业化和城市化革命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与精神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20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健康”逐渐由简单的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综合模式的多维健康观。在意义上包含了体健、心安和适应社会三个方面}z7。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将“健康”的定义重新修订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而且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概念应是一种全方位的和多层面的社会状态,强调的是系统原则和完整人健康观念,特别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起源。这点恰与《布氏报告》中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最高宗旨为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全面发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要求对“健康”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从动态发展和历史变迁角度看,更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简言之,新的人类健康标准的提出既标志着个人健康议题转变为社会健康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健康化时代的到来。
1. 3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发展关系框架
虽然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健康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存在重大影响,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系统又是怎样作用的,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从大量的事实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由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环境变化牵动的社会政治效应引起的各式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两大方面共同决定着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图所示:
2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影响
如上图所示,全球环境变化正从个人健康化和社会健康化两大方面影响着全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
2. 1全球环境变化对个人健康化的影响
全球变暖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以及对人体健康影响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预言,人类体质退化将成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因素。预测世界在未来的100年内气温将逐渐升高。长期暴露在高温,热浪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小孩、穷人)将面临更高的危险;因CO:增加最终导致的太阳紫外线辐射量的加大,将致使皮肤癌、白内障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急升;各种污染及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鼠疫、霍乱、脑炎等一系列的传染病提供致病环境同时间接加大了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研究发现妇女、儿童和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土着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受环境影响最大}4}
另一方面,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此类影响属于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次一级的影响。如社会环境质量和社会生活处境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心理卫生与健康人格的扭曲,处理个人社会角色功能、社会关系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下降,人生态度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人类社会新的分化和不稳定。联合国人口出版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1997)资料称,在40年后,全球人口每一代将开始减少,2040一2050年,世界人口大约减少8500万,以后世界人口每一代将递减约25,人类将可能出现“濒危”危机。同时心理学家预测,世界各地人的智力水平增长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的100年里发生逆转。表现为:随环境因素的影响,高智商的人群生育子女的数量在减少。英美的研究表明受遗传因素影响的智商每隔一代人降低1/2-1/3个智商点〔s7。很明显,健康的体魄虽然重要但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功能角色健康和思想意识健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的全人健康才是真正现代化的个人健康体系,也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部分。
2. 2全球变化对社会健康化的影响
如果说个人健
康化是全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社会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会的精髓就是社会的质量。这里提到“社会健康化”概念主要体现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欧美的卫生实践表明,社会化程度越高,服务超越卫生领域向整个社会生活渗透扩张的趋势就越明显、强烈困。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健康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观层面上社会生活管理和制度安排、医疗社会化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全民保险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新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传统的医学所认识,但却没有将环境考察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决策很好结合起来。众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全球经济收益不能有效地与环境保护和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相伴随,国家政府不更加重视个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会各部分的服务将很难实现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续发展。考虑到关于健康决定因素的不同估计,对健康福利环境(包括农业和水)以及社会服务(包含教育)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
3。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实现多层次的连续性飞跃:个人层面上,由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转为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质量;社会层面上,由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国家、市场、社区、民间社会、家庭生活和个人)的结构质量;国家层面上,由关注民族国家发展质量状况转为关注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认识只是第一步,决策行动才是关键。
3. 1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GEO— 2000》表明,我们对有关当前环境状况的信息仍充满了弱点,还缺乏用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如何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一个地区的理想和期望是否与全球民众的可持续发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个严重疏忽是没有努力发现新的环境政策和花费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这些知识上的缺陷无疑起到一种障碍物的作用,掩盖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扩散等的规律,及由各因子引发的健康效应,利用现有的观测网络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长期的定位观测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检测和预测系统,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为指导。否则羲们的发展只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Ca].
3. 2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为各项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变化是一个较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认识,但缺乏现代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验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学专业体制,将学科体系从学科中心推向学科边缘,与现代环境学、社会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交叉渗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专门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机构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环境与健康实验室,组织环境保护学、医学、化学、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联合、积极公关,发展控制和预防疾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促进医疗、制药产业的调整和创新;此外,改变环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环境方法,将环境问题纳人主流思想,使其与有关农业、贸易、投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财政的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显然,包含广泛社会因素的环境政策将会比单纯地解决部门问题产生更长久影响。
3. 3提高公共参与的力度,减缓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
全球环境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地关系长期失调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动者,全球环境变化也必须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源”上减缓和降低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包括所有有关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地区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据((GEO— 2000))的政策分析证实,公众参与是改善环境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的是,一是无论国别、种族,环境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确对待公众参与,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没有利益有关方特别是贫困人口和丧失社会权利的群体的广泛参与,所实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3. 4深化人地关系的认识,适应环境变化,保持心理健康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确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笼罩在首都上空半年许久的雾霾是北京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典型的复合型环境空气质量污染，对居民健康、城市形象、经济发展都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版图的心脏区域和近两年雾霾肆虐的重灾区，有多达1.07亿、占全国1/13、占全球1/60的人口在此生产生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创新机制，从根治雾霾、清洁天空着手，全力改善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并引领带动整个中国发展方式和环境质量的根本跃升，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相关研究显示，北京地区雾霾的“中坚”成分——PM2.5主要来自机动车（24%）、燃煤（20%）、周边地区的外来输送（19%）、餐饮（13%），四部分合计达76%；京津冀地区的PM2.5则主要来自燃煤（34%）、机动车（16%）、工业（15%）、其他（13%），周边地区的外来输送占比较小，为9%。可见，雾霾的治理，北京很难独善其身，必须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在此不妨借鉴碳汇与清洁发展机制，划设范围，统一标准，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雾霾防控与治理体系。
碳汇与清洁发展机制是基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导致全球环境问题凸显的国际共识。其中，所谓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能力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多少和固碳能力的大小来衡量。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灵活履约机制，CDM是现存的唯一的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基本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减排计划。同时，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这种机制既能使发达国家以低于它们国内成本的方式获得减排量，又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清洁发展机制被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总体上来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清洁发展机制是战略方案、碳汇则是战术手段。
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与上述清洁发展机制的诞生有着诸多相似。即都面临着环境危机和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从区域范围上看，京津冀地区以自生性雾霾为主、大气环境几乎自成系统。从发展阶段来看，区域内产业结构、用能方式差异较大，因此雾霾来源不同，雾霾治理手段与重点也不相同。
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跨区域治理雾霾除了需要压煤、上气、控车、监管等常规战术手段外，还需要顶层设计，统一谋划。通过划设范围，统一标准，市场导向，建立区域“霾汇”及清洁发展机制，加强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雾霾防控与治理体系。
划设范围、统一标准。范围，既指地域空间也指涉及内容，先期以京津冀三地来构建和示范，条件成熟后向整个华北、东北等我国雾霾重灾区扩容；内容上首先从技术角度明确雾霾组分、来源和防治措施，技术成熟后扩展到跨区域水环境、土壤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等领域。标准上，要统一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标准、减排标准、奖惩标准、换算标准、监测标准等，为建立区域“霾汇”交易及清洁发展机制做技术保障。对于吸收削减雾霾的森林、湿地、湖泊及河流等生态系统也都应列入标准，特别是属于集体与个人的生态资源，有了标准才好评估、才好进入区域“雾汇”的市场交易环节。
建立区域“霾汇”及清洁发展机制。发挥北京的科学技术、金融、信息优势，津冀的腹地、资源能源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建立区域清洁发展机制，用灵活性的“霾汇”交易制度逐步代替传统的行政强制限行、减排等手段，全面推进三地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及生物医药等清洁产业，促进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多赢局面。这是根治雾霾的最根源、最核心问题。同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压减燃煤，升级工业除尘、脱硫、固碳装置，减少工业排放，提升车用燃油标准、发展清洁能源汽车，促进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财政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涉及到产业升级、能源结构升级等深层次问题，对资金的需求量将非常巨大。任何污染物的削减都伴随着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进行限制或关停，企业自身进行清洁生产改造，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除了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外，还要发挥税费调节作用。探讨实施“碳税”、“硫税”、“拥堵费”、“油烟费”、“空气不达标罚款”等，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此外，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发行生态债券、建立雾霾治理基金、推广“霾汇”交易等，拓宽雾霾治理的融资渠道，并提升民众环保意识。严格规范上述资金的使用，坚持以奖代罚、以奖为主，用于反哺企业和社会的环境治理，实现资金动态流动、动态平衡，逐步推动区域发展方式和用能方式的转变，最终破解雾霾困局。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关于经济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对资源与环境造成危害，违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长期依赖对非再生资源的利用，引起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较发达国家宽松，有发达国家的企业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国际贸易的频繁加剧了跨国境污染事件发生的几率，而此类事件的解决往往被搁置。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全球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国际贸易贸易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促进了绿色产品、环境清洁产品的推广，增强了各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各国之间贸易的交融，扩展了国际环境合作方式，有利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
尽管存在争论，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环境问题是多方面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了环境问题的表现。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各国都应该抓住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为知识、技术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一国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自身环保标准比较高，能促进清洁高效的生产技术传播；国际合作的深化促进了国际性环保组织的产生，有利于环境保护意识、技术的全球推广。
其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又日益严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更快的速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石化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危害的范围更大，跨国界污染、物种的入侵，都使环境问题得到扩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废弃物和污染权。
因此，应该在不同的背景下，辩证的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环境产生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巨大贡献，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也在逐年增长。但同时，2011年我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达7.2亿吨，约占全球排放总量9.3%；2011年我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近期，有47家在华供应商被环保组织查出存在不同程度环境违法问题，其中不乏阿玛尼、家乐福等世界一级百货公司。，对外贸易、引进外资都通过不同途径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
表一 进出口产品中不同类别占进出口总体比重
初级产品占出口总比重 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比重 初级产品占进口总比重 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比重
2000 10.2 89.8 20.8 79.2
2002 8.8 91.2 16.7 83.3
2004 6.8 93.2 20.9 79.1
2006 5.5 94.5 23.6 76.4
2008 5.4 94.6 32.0 68.0
2010 5.2 94.8 31.1 68.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表中数据单位为百分比
从表一首先可以看出，初级产品在出口的比例中逐渐下降，但近年来进口保持增长，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大。初级产品中很多是工业原料，而且在加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
其次，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95%。工业制成品的高速发展，必然依赖我国现有资源，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排放规模巨大。由于短期内我国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以及我国水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水循环系统脆弱，使大气、水体污染加剧。
但同时我国可以通过对初级产品的进口利用全球资源，缓解国内能源相对人均不足的形势；并引进国外洁净技术设备，加速改造当前我国工业生产中的低效率、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引外资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从表二可以发现，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从2006年以来保持增长（2009年有小幅下降），但2006年6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使用外资额总接近64%。2007年～2009年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均保持50%以上，2010年除外。这说明外商投资在采矿、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度极高。
表二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制造业实际使用金额比重（%） 外商投资水利、环境公共设施使用金额（万美元） 外商投资水利、环境公共设施使用金额比重（%）
2006 6302061 63.6 19517 0.30
2007 7476789 54.7 27283 0.36
2008 9239544 54.0 34027 0.37
2009 9003272 51.9 55613 0.62
2010 10573524 47.0 90859 0.8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同时，外商投资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实际使用额在2006～2010年之间呈大幅增长，2010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实际使用额同比增长63%，而且2006～2010年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实际额占总数的比重从0.30%增长到了0.86%，说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项目在逐渐引起外商投资重视。
外商投资通过对我国环保和公共设施的投资，不仅能给我国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对我国环保产业的结构优化也有促进作用。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环境保护的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对我国环境均有裨益，我国要规避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对我国环境的不利影响，保持和扩大其对我国环境的积极影响，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进出口贸易中，首先要优化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比例与重工业比例不够协调，重工业对国内资源环境都消耗巨大。在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过高，其中轻纺产品、矿冶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控制和减少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
其次，要注重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引进，同时通过政策或税收优惠鼓励国内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对于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以及发达国家采取的环境贸易壁垒，我国还要积极利用WTO争议解决机制保护我国的合法利益。
在引进外资方面，首先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占总额比重均保持50%以上，其中化工、矿冶、纺织等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要引导外资投向资本密集型、环保产业以及污染较少的高新技术产业。
关键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农业要素投入;主成分分析
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苏南、苏中、苏北3大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苏南地区发展较快，苏中适中，苏北较慢，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都呈现出不均衡。苏北是江苏省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的比重大，在承接苏南和苏中的产业结构的转移过程中，农村环境问题制约着苏北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影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和要素投入的制约因素，对苏北农村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苏北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在探究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国内外学者先后提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Grossman等［1］基于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opeland等［2］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证明了库兹涅兹曲线的结论，阐述了经济与环境的发展;秦江波等［3］基于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对黑龙江省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彭迪云等［4］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江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对策思路;张明等［5］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广浩等［6］对辽宁省市域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研究;高宏霞等［7］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丁继红等［8］利用江苏省1985～2006年6类污染指标的年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苏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投入要素及环境治理协调关系的研究还鲜有所见，笔者以2004～2013年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和环境治理的平均数为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苏北农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环境的协同程度，为明确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和全面苏北农村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1江苏3大区域农村区域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的比较分析
1．13大区域农业主要指标比较分析
江苏省3个区域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和农村环境的治理问题，虽然近年来江苏农村经济中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都有一定发展，三次产业均衡发展型结构模式较为松散地分布在全省，但相对而言，苏北为农业主导型，苏中为工业主导型，苏南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并重。而在农业结构中，2012年苏北、苏中、苏南农林牧渔及相关服务业的比值分别为53．80∶2．47∶25．90∶13．91∶3．92、47．24∶1．26∶21．48∶24．06∶5．96和50．58∶4．02∶14．60∶22．23∶8．57，说明除普遍进行种植业外，苏北以禽畜养殖为主，苏中水产养殖和禽畜养殖并重，苏南则以水产养殖更为突出。工业结构中，苏北更多的是承接了苏南的产业转移，而苏南则逐步向高价值创造的行业转变。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污染源及污染物类型的差别。
1．2江苏农村区域环境治理的比较分析
江苏省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从表2可以看出，2005～2013年江苏农村工业GDP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也带来了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迅速上升。从总体来看，2005～2013年江苏省农村工业废水与废气排放量呈现上升态势，苏南农村工业废水排放量明显大于苏中与苏北的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苏南与苏中农村工业废水排放有下降的趋势，而苏北农村工业废水排则有上升的趋势，并且苏北农村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废气排放量增长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的主成分分析
2．1指标介绍与数据采集
按照Diana等［9］聚类分析指标选取的8大原则:“随着时间变化的敏感性、随着空间变化的敏感性、预见性、有效的参照值、测量的可控性、适合数据的变换、数据的综合性，数据收集和使用相对简便”，选取6个指标反映苏北农村经济发展情况:X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X3粮食产量(万t)、X4油料产量(万t)、X5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元)、X6恩格尔系数(%);4个直接影响苏北农村环境的要素投入指标:Y1化肥施用量(万t)、Y2农村用电量(亿kW•h)、Y3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hm2)、Y4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
2．2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运用数学方法将各个变量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该研究选择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所以选择基于相关系数矩阵的主成分分析，一般分为4个步骤:①明确研究问题;②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③依据主成分的提取原则———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应大于1、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选取主成分，利用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④结果分析。
2．2．1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主成分分析。根据表3数据，运用SPSS16．0软件，对苏北农村经济发展各类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4。
2．2．2苏北农村要素投入的主成分分析。根据表5数据，运用SPSS16．0软件，对苏北农业生产要素的各类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6。
2．2．3苏北农村经济与农业主要要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为了解释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影响环境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关系，根据公式(1)和(2)，计算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要素投入的综合得分S1和S2，结果见表7。根据表7得出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关系曲线(图1)，2004～2013年苏北农村环境与经济随时间发展的变化趋势。可知，苏北农村经济发展与要素投入得分大至呈抛物线关系，先下降后上升，存在一个最低点。由图2可知，2004～2013年苏北农村环境与经济发展得分都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得分的增加幅度快于环境质量，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是相对下降的。
3结论与建议
(1)对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苏北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0．43)，其次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42)和农林牧副渔总产值(0．42)，表明影响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消费指标，而非生产指标。农民的收入弹性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弹性，所以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协同发展，需要苏北农村居民改变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意识，优化企业绿色营销治理和规范市场秩序，从完善绿色消费机制角度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率。
(2)对苏北农村生产要素投入的主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化肥的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最大，2006年化肥投入(120．15万t)是平均量的50%左右，该年的农村经济增长量和速度陡然下降。2004～2013年苏北平均每一年的化肥施用量几乎是零增长，说明苏北农业化肥的利用率逐年提高。但是与国外发达的农业国比较化肥利用率较低，平均只有30%～35%。也就是说，每年有72万t左右的化肥份流入苏北地区水体和土壤。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环境产生了严重污染，对水体、土壤、大气、生物及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3)江苏省3个区域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和农村环境的治理问题，苏北为农业主导型，苏中为工业主导型，苏南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并重。而在农业结构中苏北以禽畜养殖为主，随着苏北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畜禽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大量增加，给苏北农村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畜禽养殖成为苏北农业生态环境、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污染源。改变苏北农村环境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污染治理行为的经济收益;加强环保教育，强化养殖者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的认知，提高其治理污染的自觉性;加强环保监督力度，组合使用环境政策工具等。从苏北农村经济与农业主要要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看，苏北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快于农业生产主要要素的投入速度，说明苏北地区农业要素利用率逐年提高，有望达到农村经济和环境改善的库兹涅兹拐点。
参考文献
［1］GROSSMANGM，KRUEGERAB．Economicgrowthandtheenvironment［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5，110(2):353－377．
［2］COPELANDBR，TAYLORMS．Trade，growthandtheenvironment［J］．Journalofeconomicsliterature，2004，42(1):7－71．
［3］秦江波，于冬梅，孙金梅．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2010，29(2):85－89．
［4］彭迪云，刘彩梅．江西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2011，35(6):602－612．
［5］张明，杜雨潇，夏恩君．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3，32(2):29－33．
［6］乔广浩，张永锋．辽宁省市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研究［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5):18－21．
［7］高宏霞，杨林，付海东．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与预测: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2(1):52－57．
［8］丁继红，年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剖析:以江苏省为例［J］．南开经济研究，2010(2):64－79．
［9］LIVERMANDM，HANSONME，BROWNBJ，etal．GlobalSustainabili-ty:Towardmeasurement［J］．Environmentalmanagement，1988，12(2):133－143．
关键词：公共治理；环境法；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065-04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促进全社会的集体行動。以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从国家与市场两个维度来探索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国家和市场非此即彼的制度安排中，虽然环境管理的主体从单一政府扩展到了政府授权的社会公共组织，环境管理的手段也从单一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市场化模式过渡，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单向度的运作模式和官僚体制的弊端。这种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忽视了社会自组织网络的基础性作用。传统环境法研究范式的不足集中表现在该范式指导或影响下的环境法律实践中暴露出公众参与不足、执法不力、司法薄弱等问题。鉴于此，笔者提出公共治理与环境法的融合，并以此推进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对环境法研究范式的反思
在工业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由于人类过度的掠夺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对于如何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大多数学者关注以下两种思路，即或者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政府管制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和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是，无论是市场化路径还是政府管制路径都存在失灵现象。
其一，市场机制通过产权私有化制度因应环境危机困难重重。市场化路径主张利用产权制度解决环境的外部性和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史密斯认为：“无论是对公共财产资源所做的经济分析还是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论述，都说明通过创立一种旨在终止公共财产权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是唯一方法。”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认为，英国从17世纪开始，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的私人联合供给方案，认为如果有排除非购买者的能力，私人供给者可以有效率地生产公共物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理论，利用俱乐部产权制度来解决由于使用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所带来的拥挤现象，这类公共物品因此被称为“俱乐部物品”。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德姆塞茨提出的公共物品的联合供给以及布坎南的俱乐部供给方式，都建立在一个产权明晰、信息对称而且交易成本可行的市场基础之上。然而，在环境经济实践中，严格的产权界定与安排和完全通过产权安排来解决有关环境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达到，因为市场无力克服诸多技术性难题。
其二，依靠政府管制解决环境问题是现代政府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政府管制也存在失灵的问题。要运用国家公权力来改变公地悲剧，形成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均衡，必须是建立在公共管理机构完全掌握信息、监管有力到位、制裁可靠有效以及成本费用为零等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的。“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而且，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他性假设，认为政府自身也是追逐私利的理性经济人，在制定和执行环境公共政策时，很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或者寻租，从而导致公共目的落空。正如卢基扬契可夫所指出：“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消耗巨大。这种体系很快失去平衡，因为它的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生物圈、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平衡的基本原则不相适应。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同样表现出比市场经济体制耗用更多的资源。……这就不能确保社会、经济和生态财富的增长，同时，这还加剧了环境负荷即阻碍了现实的社会福利的增长。”
二、可持续治理：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同时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超越环境治理中国家和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共治理理论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新近成果，强调多中心治理，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开放型的公共管理，充分利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优势而避其不利，在上下平等协商的互動中实现公共目标。笔者尝试将公共治理引入环境法研究，提出可持续治理作为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治理的内涵
“公共治理”由“治理”和“公共”两个词合成。“治理”长期以来一直与“统治”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治理”便被赋予不同于“统治”的特有内涵。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罗兹认为“治理意味着民间和公共机构关系的转变，既是一个新的统治过程，又是一个改变统治规则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借由社会来统治的新方法”。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罗兹依据治理的目标不同，将治理分为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公共治理”中的“公共”一词将“公共性”融入治理理论，使公共治理成为公域之治的一种模式。公共治理的公共性主要指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共治理主体的公共性。政府、社会公共组织以及私人团体等共同构成公共治理网络。公共治理网络具有民主、自由的品格，可以使各利益主体之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成集体行動。第二，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第三，公共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问题是公共治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共同促成了公共治理公共性。
综上对“治理”和“公共”的分析，公共治理是指在由公共或者私人机构以及个人所组成的治理网络的基础上，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开放的公共管理，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方式的总和。
（二）可持续治理：公共治理与环境法的融合
环境法是因应环境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法重要的目的价值。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融合是环境法发展的要求和新趋势，笔者将两者的融合称为可持续治理。可持续治理将治理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可持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持续治理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主体——国家及其授权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公共组织，还包括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或者个人（如利益相关者）。各种治理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平等参与治理过程，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国家在公共治理中起“元治理”的作用，即为了避免公共治理失灵，国家在公共治理过程中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者行動的共同准则和确立有利于稳定主要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
第二，可持续治理的多维度性。可持续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四个方面。其中，制度的可持续性是实现可持续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在可持续性制度之下，采取协调行動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治理的多维度性，要求在治理环境公共事务时，尤其要注重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性，在制度框架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要素的可持续发展采取综合性的决策。
第三，可持续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可持续治理的工具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强制性工具、诱因性工具及能力建设性工具。强制性工具是政府运用公权力采取的措施，该类工具以法律强制力为执行保障，属于“命令一控制”性的管制工具。诱因性工具又分为激励性工具和压制性工具，通过激励性工具，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可以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動；通过压制性工具，如限制贷款，可以减少环境负外部的发生。能力建设性工具是通过一些列措施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通过绿色教育或者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的能力。
第四，可持续治理的整合性。可持续治理的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是使政府政策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处境和行動相协调。可持续治理的持续性、多层次性及主体多元性等特征，要求治理主体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有整体理念、发展眼光和协调意识。现代国家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朝向部门专业化发展，这虽然有利于对特定问题的处理，但是公共决策可能会欠缺长远考虑，并且单个部门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不充分或者有害的。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决策要有长远眼光，要整合不同政府部门或者同一政府部门不同时期的政策，并且要改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互動关系。
三、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关系的构建：环境法研究范式转换的新思路
（一）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关系
可持续治理理论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促成公共目标中的协同作用。同时，可持续治理强调平等协商，凡是能够通过市场和社会解决的公共问题，国家干预退居其次，即主张一种“先市场和社会调节，后国家干预”的模式。奥斯本和盖布勒对政府、私人（代表市场）和第三部门（代表社会）三者的优势及适用范围做了全面论述。
根据奥斯本和盖布勒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功能准确定位，从而正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市场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市场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促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例如，通过能源价格的绿色化，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发展。第二，市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分担政府的压力。如在公共服务民营化中建立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促进低碳经济项目的发展。第三，市场竞争机制可以促进污染物减排技术、节能技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第四，市场交易机制可以促进污染物减排的效率。例如通过排污权交易机制，可以实现减排资源的最优配置，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
其次，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的自组织是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环境保护和治理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采取共同行動。第三部门在发展社会事务、提高个人责任心、加强社区、提高对他人福利的责任心等方面非常有成效，可以说，其在开展社区节能服务、环保宣传和教育以及促进环境友好行動等方面具有市场和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
再次，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在明确了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之后，我们对国家在可持续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作如下定位：环境管制对于解决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必不可少，同时，国家在实施管制措施时，要注重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对于市场和社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要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制度条件。一方面，尽管市场在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个真实经济不可能是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的市场”。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那些使市场运作的机制（例如，定义和执行财产权利，以及管理合同执行的民法），都是必须有一个公共团体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管制便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环境规制是一种可能增进交易机会的管制方式，因为他在原先产权不明显的地方创造出了可以交换的产权（通过污染排放的许可）。也就是说，在利用市场解决外部性问题时，首先需要拥有强制力的国家制定有关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强制性规定。例如，国家要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监测制度、确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污染物减排目标、污染物减排的基准年线、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及配额的分配方案等等。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具有自愿性特点，但是也需要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为其发展提供制度激励和保障，如污染物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二）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
环境法研究范式的转换应当以可持续治理为理论基础，着重于研究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動模式，并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其一，从二元到多元。环境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的充分条件，而且政府管制自身还会出现失灵现象。以往的研究多专注于政府环境管制的制度安排，对于如何通过发挥社会自组织网络的力量解决环境问题鲜有涉及。社会自组织网络植根于公民社会，对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突破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路径依赖，关注由政府、社会自组织、利益相关者等共同构成的可持续治理网络。探索多中心治理的进路，发挥国家元治理的作用，同时要协调好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其二，从单层到多层、从分散到一体。可持续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和整合性。这要求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统筹全局的发展眼光和全球视野。不仅要关注局部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关注政府间环境治理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问题。要将分散的能源、经济、社会及环境政策和法律，按照可持续治理的基本要求进行整合化和一体化。
其三，从管制到民主。从管制到民主的转变，其实质是从单向度的以“命令－控制”为主的国家管理模式转变为民主化、市场化的双向度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视角从单一的政府管制转变到社会控制和市场调控，从关注政府到关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可持续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从政府（管理者）与社会（被管理者）的对立到政府与社会的互動，从自上而下的命令到民主参与和平协商等。
其四，从硬法之治到软法硬法相结合。公共治理并不仅仅依赖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硬法（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而更多的依赖于软法（如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等）。软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体现法律的评价、指示、预测、惩罚等基本法律功能；软法可以弥补硬法不足，推動公法结构的均衡化；软法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提高法律实效；软法能够降低法治与社会发展的成本；软法能够促成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生态领域的软法对于促进环境问题的民间自治以及促进环境政策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关注生态领域中的软法之治，注重软法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经历了怎样的城市污染？用什么办法治理了污染？它给现在正在遭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什么经验？
早在16世纪，伦敦附近薪材和木炭短缺，而人口却连续增加，煤炭被迅速应用于室内取暖和室外工业生产。低效率的壁炉和啤酒厂、石灰窑等工厂密集排放的烟尘不但危及人体健康，还损害了城市建筑和绿色空间，引起市民不满和抗议。爱德华一世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都曾皇室公告，要求石灰窑和啤酒厂不再使用或减少使用烟煤。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迅速进入“煤烟时代”。燃煤蒸汽机的大量使用虽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排放了大量煤烟和烟尘。“谢菲尔德有很多低烟囱的锻造工厂，街道本身也坐落在丘陵的斜面，因而烟尘顺着道路漂浮。孩子们满身都是灰尘和煤烟子，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洗澡。来这里的人没有任何选择地吸食着煤尘，煤尘吸附在肺部侵蚀着身体。”除了煤烟之外，随着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和轿车进入家庭，城市的流动污染越来越严重。大量聚集的污染气体在寒冷的冬季极易形成雾霾，有些城市因为污染严重简直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1952年12月，伦敦发生严重雾霾，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含量达到每立方米3800微克，是平常的10倍，二氧化硫浓度高达1.34ppm，导致4000人死亡（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死亡人数大概是1.2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无形污染气体和跨界空气污染成为英国面临的严重问题。随着石油逐渐替代煤成为主要燃料，含硫量更高的石油燃烧会释放出更高的硫氧化物。加上二氧化碳、氟氯烃（CFCs）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但使英国成为飘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酸雨之重要来源地，也是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在不同时代，空气污染的表现形式、主导因素、形成机制等有所不同，但其造成的危害都是严重的。无论是煤烟还是酸雨都会造成树木枯萎、花草死亡，绿色乡村景观不再。浓雾和雾霾出现后，城市里的能见度很低，不仅严重影响交通，而且会造成酗酒和犯罪行为增多、主妇不再勤于打扫卫生、道德水平下降等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空气污染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患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疾病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支气管炎、肺病、肺结核成为工业污染城市的常见病。为了防止雾霾，人们喜欢关闭门窗，但时间长了容易导致心理疾病，如注意力不集中，自控能力减弱等。浓雾遮蔽阳光，导致城市居民因为光照不足而患上软骨症和佝偻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空气污染绝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它同时也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对愈演愈烈的空气污染问题，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人们对空气污染不仅不太介意，反而认为烟尘有益身体健康，工厂的高炉和烟囱是工业化和进步的标志。有学者承认城市环境问题是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副产品，但不承认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有问题，而是认为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旧的机制尚未完全根除，新的城市规划也未完全做好，因此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只能通过放慢城市化进程来达成，尤其是要限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规划好之后开始有序发展。但是，在英国的上升时期，限制城市化进程是行不通的，也是违背人口自由流动的基本权利的。于是科学家就把重点放在能源的更新换代上，尤其是鼓励在室内使用无烟煤，替代高硫煤。但是，这一设想的实现需要以丰富的无烟煤供应和相对低廉的价格为前提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在英国几乎都有问题。在二战之后，石油和天然气大量投入使用，恰好这时英国在北海发现油田和天然气田，虽然英国存在着严重的、对煤的路径依赖，但焦炭生产最终在1975年停产。石油和天然气这种相对于煤还算比较清洁的能源的使用，为治理英国的大气污染提供了契机。通过加高烟囱来降低本地区污染程度的做法扩大了污染传播的范围，形成跨界空气污染和酸雨问题，也增加了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其实科学家早已开始探索全球变暖问题，只是到了1987年以后才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引起政治家的注意。面对长距离的污染转移和全球环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才能有效遏制和治理。
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不同社会阶层都形成威胁，在下层发起抗议的同时，在中产阶级推动下，上层也不得不采取对策，有所行动。在工业污染开始的时候，由于污染源容易辨认，民间团体和相关机构采取的对策主要是要求污染企业搬出城市核心区，或禁止使用某种容易引发污染的燃料。但是，这种简单的做法对关系到每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室内取暖和煮饭是不起作用的。于是，英国科学家和政治家就倡导企业家使用“最可行的方法”防止污染气体的排放，其实就是通过安装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可行的设备来去除污染物质。但是，在科学的减排方法尚未建立之前，“最可行的方法”往往成为企业家不作为或小作为的托词，因为企业家经常以生产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繁荣，而加装减排设施会影响经济效益等来为自己辩护。后来，随着技术的改进和批量化生产，减排设施的成本大大降低，但又遇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英式壁炉不仅浪费能源，而且污染严重，中央供暖系统无疑是可替代的良好选择。但是，因为壁炉和英国人的宗教文化传统等有机结合，“英国人发现他们突然没有了拨火的炉子，便会备感失落”。因此即使壁炉问题多多，但英国人宁愿付出更多金钱和健康代价也顽固维持自己的传统。不过，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改变，因为随着新居住区的建设和能源由煤向石油和天然气的转化，传统的壁炉逐渐被更为清洁便宜的集中供暖所取代。
与此同时，英国发扬自己法制的传统，制定了一系列遏止空气污染和净化空气的法律。当然，治理大气污染法制化的进程与人们对大气污染认识的进步几乎是同步的。1821年颁布了《烟尘防止法》，鼓励在合理条件下对烟尘造成的公害进行，但其涉及范围很小，不包括燃煤机车和锅炉等。后来颁布的《制碱业管制法》等扩大了需要治理的污染源的范围。但是，到了普通法法院，法官会根据自己对普通法的实用主义解释，按“社会――成本平衡”的原则优先考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繁荣的工业界的利益，削弱公害受害者要求保护环境的权利。尽管此法规定比较宽松、执行也不严格，但它毕竟迈出了英国用法制治理环境污染的第一步。1866年制定《环境卫生法》，1875年制定《公共卫生法案》，1926年通过了《公共卫生（烟害防治）法》。这些法律或者赋予地方政府必要时整治工业烟尘危害的权利，或者确定了空气污染和身体损害之间的科学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健康损害的赔偿和惩罚原则。从这些法律的名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空气污染在当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显然这还是从保障人身安全的角度来治理空气污染的。1952年的伦敦雾霾之后，立法者开始从环境是一个整体的角度考虑空气污染问题，制定了《清洁空气法》，改变了在英国重视水污染治理忽视空气污染治理的情况，体现了恢复良好空气质量的成本比继续污染要低得多的认识。通过实施这个法案，辅之以能源换代和技术升级，英国的工业烟尘排放大大减少。进入全球环境问题时代，英国加入了各种世界环境组织，签署多种国际环保公约和议定书，在国际环境治理合作中解决英国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
（原载《当代世界》）
关键词：跨国公司、环境污染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活跃，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愈益深广。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转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就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的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
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的生产受到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限制，环境成本正在朝着内在化方向发展。所谓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之中，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费原则。环境成本内在化在各国有权制定本国环境标准的情况下，使各国环境标准存在差异、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存在差异，企业在不同国度和地区生产同样产品，所承担的环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发直接投资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寻租”活动。即将资本从环境标准高、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撤出，投向环境标准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低(实际上是一部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取源于环境成本差异的“租金”(超额利润)。因此，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环境恶化的代价。跨国公司大量开采能源，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污染避风港”，将污染严重、耗费量大的生产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种观点是“污染光环”论。持这种论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受国内较严规则管制的外国企业所使用的新的清洁技术以及环境管理体系向东道国扩散。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内要面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社会、消费者的环境要求，跨国公司相应的具备更先进的环保或污处理技术。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投资的同时，不仅能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知识扩散，来解决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污染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这种“污染光环”的做法，正是达到帕累托最优。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给东道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在于它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民对环境标准的要求提高。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道国环保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家之间深层次、广泛的环保合作，这对实现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国公司影响环境的效应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经济活动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类似的，跨国公司对环境污染的效应也分为三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规模效应)会导致更多的环境压力，例如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环境(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结构变化和技术效应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产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对环境的结果依赖于这三类效应的综合变化。
(一)规模效应
因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就是“规模效应”。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污染系数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使用大量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应当是负的。但是规模效应究竟有多大，要取决于研究定的环境要素。
事实上，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污染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回加重环境污染。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环境污染将会逐渐减少，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它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究竟对环境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战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格局。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难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规模效应得出定论。
(二)技术效应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给东道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同样的产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更小。除技术转移外，外国投资者还会给东道国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仿效跨国公司的技术、雇佣跨国公司的技术职员，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更高的环境标准)等。而东道国厂商能否效仿跨国公司的技术通常取决于东道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程度。
(三)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指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影响东道国的经济结构，进而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影响。结构效应与由于资源使用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或者各经济体内部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投资加速东道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而对东道国环境所产生的结构效应被认为是积极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快了东道国专业化分工，东道国更依赖于自己的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东道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使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由污染严重的第一、二产业为主导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正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状况一样，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东道国的环境带来巨大的改善。从环境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服务业的投资，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积极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资源处理，向轻工业、服务业转变，带动了环境质量的提高，而服务业也将从环境的改善中获益。但是由于每一种服务业对环境影响各不相同(例如，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所以必须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结构调整对环境的作用。
三、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一般来说，美国或欧洲的跨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厂商的环境保护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国公司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跨国公司必须遵循高标准的环保规则。由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经由国外直接投资的途径直接监督投资于东道国的分公司，所以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关企业会因所在国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环境保护标准。一旦跨国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发生环境争端，就会影响到整个跨国公司的商誉。所以跨国公司已经无法规避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在公司内部制订了保护环境的原则和方针，对东道国也作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治理
污染的承诺，并且不少跨国公司已经付诸实践，比如美国的道化学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经明确提出在东道国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欧盟国家也开始要求所属跨国公司不仅要在欧盟内部，而且在海外投资时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此外，在我国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虽然没有采取母国的环境标准，但其环境保护意识较高。这些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带到我国，
在我国的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并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环保意识。
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以及快速的技术改进，有力地促进了节能环保事业。高效的使用自然资源，能够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强度。清洁技术越来越有效地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市场的力量能够矫正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有效防止资源过度利用，大大降低资源退化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收益。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大大强化了技术和市场的力量，这是一种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国在开放的条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源、资金和管理，加速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能源高效利用、低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机理在于：由以原料为基础的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务产业转移；促进清洁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减少贫困和与贫困有关的环境负效应；为支持环境投资创造外部资源。通过这些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使经济增长同产生污染及消耗资源分离开来，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刺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FDI，可以转移环境敏感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除了鼓励发展中国家中更多的FDI，跨国公司集团还希望联合国制定高标准的全球环境规则。很明显，这对于环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实力。它会淘汰当地产业和较弱的跨国公司，因为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跨国公司才有达到环境法规要求的资本资源。有时跨国公司的环境保护行为却是被动的。当跨国公司认为自身的生产和投资对实现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很重要时，它们就会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得积极。这些跨国公司也许有关于环境、健康、安全的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可能仅仅是提出了“良好的实践的声明”，而不是达到实践的具体目标和行动。在这样的跨国公司内部，环境保护的管理战略仍然处于雏形。
四、小结
【关键词】 冶金焦企业;成本控制;价值链分析;环境成本
一、冶金焦企业成本控制的紧迫性
(1)原料煤价格不断上涨,成本难以消化。2010年原煤价格仍在上涨,冶金焦企业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一方面原煤的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焦炭的价格不涨反降,原煤与焦炭价格倒挂的格局没有任何改变,不少企业出现严重亏损。(2)排放标准大幅提高,环保成本持续上升。从2007年开始,我国节能减排标准大幅提高,作为高能耗产业和排放大户的冶金焦企业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成本持续上升。(3)产品价格不断下调,成本上升只能依靠自身消化。由于产品价格不断下调,原料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上升无法向下游产业转嫁,只能依靠生产企业通过成本管理自行进行消化。在上述不利形势下,冶金焦企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加强成本管理。麦肯锡曾评价中国企业是“成本优势的巨人,成本管理的侏儒”。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句话,说明了我国企业成本降低还存在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二、冶金焦企业成本控制的思路和方法
1.坚持传统成本与现代成本管理相结合,推行战略成本管理。成本计划、成本分析、定额成本(材料限额发料制度,定员、定额)、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班组经济核算、成本预算等,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我国成本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继续发挥其作用。传统的成本控制方法必须与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和方法相结合。战略成本管理是企业成本管理与企业经营战略相结合的产物,是传统成本管理对竞争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种适应性变革。战略成本管理思想的产生,与目前冶金焦行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极为吻合。战略成本管理从战略的高度实施成本控制,通过提高生产力、缩短生产周期、增加产量、确保产品质量的角度考虑成本问题,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支出,获得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纯粹地降低产品成本。从成本的源头识别成本驱动因素,对价值链进行成本管理,以谋求企业竞争优势,是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因此,价值链分析构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每一种最终产品从其最初的原材料投入至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要经过无数个相互联系的作业环节,这就是作业链。这种作业链既是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又是一种价值形成和增值的过程,从而形成竞争战略竞争上的价值链。价值链分析法由管理学家波特首先提出,它将原材料到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与战略相关的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价值链分析可以被称为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成本控制。
价值链成本分析可以从企业内部和行业两个角度展开分析:(1)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内部价值链分析是企业价值链分析的起点。企业内部可分解为许多单元价值链。每个价值链既会产生价值,也要消耗资源。深入分析这些价值链可识别和减少那些不增加价值的作业,从而找出降低成本的根本途径。具体操作如下:项目分析。各个部门以企业目标为导向,进行年度工作的项目立项,列出为实现目标所需要完成的各类作业,对每个作业所需要的费用进行合理预算;消除不增值作业。每个项目及作业都是为实现目标所服务的。可以把目标不明确的项目与作业削减掉;确定各部门成本控制任务。先测算出各项费用的最高限额。进行纵向分解,落实到各责任人,并与奖惩挂钩,使责、权、利统一,最终在整个企业内形成纵横交错的目标成本管理体系。(2)行业价值链分析。任何一个企业均与其他企业存在联系,如与供应商、销售商之间存购销关系。任何一个企业均位于某行业价值链中的某一段。行业价值链的这一特性为企业降低成本提供了机会。
在战略成本管理中,企业往往需要突破自身的价值链,把自己置身于行业价值链中,从战略高度进行分析,是否可以利用上、下游价值链进一步降低成本,或者调整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范围,以取得成本优势。例如企业可以对内外各类作业进行价值分析,求出各作业活动的成本及资产报酬率等,从而识别出哪一作业价值较低和较高,以实施并购或出售或外包价值链的策略,即对价值链进行重构。
2.节能减排,控制环境治理成本。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是指为了预防、恢复或补偿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环境损害而引起的支出。据统计,造成全球环境污染70%以上的排放物来自制造业,而且产品报废后所造成污染的70%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已经被决定了。要使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有必要从产品的设计、产品生产、产品销售、产品使用,直到报废的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环境成本的控制,即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实施环境成本控制。
(1)生态设计――事前控制。如上所述,产品生命周期环境成本大部分是由设计阶段所决定,约占70%左右,设计活动是进行环境成本控制的源头。生态设计的目的就是在产品开发阶段,运用生态学思想,将保护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意识有机地融入其中的设计方法。因为研发设计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原材料的选择、制造工艺与过程、使用和服务、回收利用和废弃等生命阶段的环境成本。在产品设计时就要充分估计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投入适当的成本将这些环境影响消灭在发生之前。从环境成本管理的角度讲,生态设计就是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综合考虑产品生产、使用、报废处理中可能产生的环境成本,通过替换环保材料、进行可循环利用设计等措施,减少企业环境成本。
(2)清洁生产――事中控制。环境成本的事中控制可以通过清洁生产模式来实现。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提出清洁生产的概念,指出清洁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益和减少对人体和环境的风险。清洁生产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损耗,力求多生产产品而少排出废料。就冶金焦生产而言,清洁生产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和工艺,选择环境负荷低的替代材料,适当处理企业生产中的“三废”,使其达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以避免不必要的事故损失和罚款成本。
(3)污染综合治理――事后控制。此阶段的环境成本包括再生循环项目研发费用和设备投资成本及污染废弃物处理支出。冶金焦企业能耗高,环境污染源相对集中,应当成立自己的环境处理中心,对环境污染进行“独立治理”。“独立治理”的关键是要有数据处理能力,而不仅仅是建立一座“三废”处理厂。它是集处理、检测、预防于一体的环保防控体系。如收集年排污量数据,建立起相应的污染成本模型,确定适当的污染预防水平。
3.实施全员和全过程成本管理,强化成本控制责任。企业财务部门负责成本核算,还要参与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等工作。似乎成本控制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况。其实不然,成本出自于业务部门,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出自于技术部门,生产费用出自于生产部门。企业成本费用的高低事实上是由生产技术部门决定。他们最知道哪些费用该花,哪些费用不该花,哪些成本该省,哪些成本不该省。成本控制工作应以业务部门为主,财务部门只是成本信息中心其任务是向业务部门提供成本管理信息,如成本报表等,帮助他们增强成本控制的意识,掌握成本发展变化的趋势,找出成本控制的途径和办法。
参考文献
[1]吴君民,张允晓.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成本控制研究.会计之友.2009(29)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战略财政预算多维博弈
Abstract: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 important strategy，has became the basic state policies in the countries which in order to get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uture more profound globalization tide all over the world.This paper applies multidimensional gam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nancial budget and gives the strategy vector Nash Equilibriu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Key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Financial BudgetMultidimensional Game
1.引言
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全球范围内掀开了人类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新的一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一种新的思想，确立了人类共同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途径［1］。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积极有效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得到加强，生态建设步伐加快，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1部，环境保护法律6部，自然资源管理法律13部，防灾减灾法律3部［2］。国务院制定了人口、资源、环境、灾害方面的行政规章100余部，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给与了强有力的政策法律支持。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面临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却面临内在和外在严峻形势：人口问题依然严重，人口众多，但人口素质却在不断下滑，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国外的优越条件造成人才的外流；资源相对短缺，分布不平衡，资源利用率低，开发不合理造成浪费，国外对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封锁；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失调，欧美国家以此为借口，让中国为全球变暖等问题负责，以此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虽然各国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和合作者，但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保持长久竞争力，各国都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高低变成了展现综合实力，展开竞争的舞台。
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多方面，并且他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3］：人口众多是造成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压力重的重要原因；资源掠夺性开采又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环境问题会反过来对我国的人口问题施加影响；经济的发展程度受人口、资源、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着这三个方面。由多维博弈的理论知，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多个领域同时进行博弈，只有把多个领域内的策略联合考虑才能使得在均衡条件下的总效用最大化。本文从财政预算的角度，应用多维博弈理论，给出了两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个领域内进行博弈的均衡策略向量，其基本结论可以为中国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制订相应的策略提供有力的理论解释与行动指南。
2.基本模型
2.1基本假设。设Di4=Pi×Ri×ENi×Ei表示第i(i=1，2)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这四个领域的四维策略空间，其中Pi，Ri，ENi，Ei分别表示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领域内的策略空间；Di=Di［（p1，r1，en1，e1)，(p2，r2，en2，e2)］表示第i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其中，(p1，r1，en1，e1)∈D1，(p2，r2，en2，e2)∈D2，并假设Di/pi＞0，Di/ri＞0，Di/eni＞0，Di/ei＞0，Di/p3-i＜0，Di/r3-i＜0，Di/en3-i＜0，Di/e3-i＜0。如果两国在各领域内所选择的策略是该领域内的资金投入量，那么应满足约束pi+ri+eni+ei≤Mi，Mi表示第i个国家投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政总预算。
假设两国在这四个领域内博弈是完全信息静态的四维博弈，那么其多维Nash均衡是在上述财政预算约束条件下，使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Di=Di［（p1，r1，en1，e1），(p2，r2，en2，e2)］最大化的四维策略向量解，即
Di［（pi，ri，eni，ei)*，(p3-i，r3-i，en3-i，e3-i)*］≥Di［（pi，ri，eni，ei)，(p3-i，r3-i，en3-i，e3-i)*］
其中任意(pi，ri，eni，ei)∈D4i；i=1，2，则四维Nash均衡为{(p1，r1，en1，e1)*，(p2，r2，en2，e2)*}。（p1，r1，en1，e1)*和(p2，r2，en2，e2)*分别表示国家1和2在均衡条件下在各领域的最佳投入量。
我们假设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效用函数为如下的生产函数形式
Di=［（pi，ri，eni，ei），(p3-i，r3-i，en3-i，ei)］=(ai+pi1+p3-i）α(bi+ri1+r3-i）β(ci+eni1+en3-i）ω(di+ei1+e3-i）δ(1)
其中:i=1，2;α+β+ω+δ=1，α，β，ω，δ分别表示在人口上、资源上、环境上和经济上投入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效用函数的弹性系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弹性系数的值会有不同，即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贡献率随时间发生变化。ai，bi，ci，di可理解为第i个国家分别在四个领域内的本阶段以前投入量在相应领域内形成的基础［4］。
2.2博弈均衡向量求解。
由式(1)，对效用函数Di取对数，得到
lnDi=αln(ai+pi1+p3-i)+βln(bi+ri1+r3-i)+ωln(ci+eni1+en3-i)+δln(di+ei1+e3-i)(i=1，2)(2)
因为对数函数y=lnx是严格递增函数，所以反函数存在。我们设Ui=lnDi是严格递增的，则(2)化为
Ui=αln(ai+pi1+p3-i)+βln(bi+ri1+r3-i)+ωln(ci+eni1+en3-i)+δln(di+ei1+e3-i);i=1，2 (3)
在约束pi+ri+eni+ei≤Mi条件下，求使得(3)的U1和U2最大化的均衡解{(p1，r1，en1，e1)*，(p2，r2，en2，e2)*}。又因为Di=eUi是严格递增函数，所以最优策略向量组合{(p1，r1，en1，e1)*，(p2，r2，en2，e2)*}也使得Di达到最大化。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Li=Ui-λ(Mi-pi-ri-eni-ei)(i=1，2)然后利用最优化一阶条件(Li/pi，Li/ri，Li/eni，Li/ei)T=0，Li/λ=0，可求得两国各自最优策略向量反应形式分别为
其中，Ⅰ表示单位矩阵，将均衡策略向量组合(8)，(9)代入(1)式，就可得到两个国家各自最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5］。如果知道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所投入的总预算M1和M2以及参数
α，β，ω，δ，a1，b1，c1，d1，a2，b2，c2，d2的值，由(8)式和(9)式就可得出两国在四维Nash均衡条件下在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各领域内具体的最优投入量。
2.3算例分析。假设现时期，α=0.2，β=0.3，ω=0.2，δ=0.3，两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领域内的现有基础和本时期投入到这四个方面的财政总预算(单位：百亿美元)分别为
a1=6，b1=5，c1=7，d1=8，M1=20;a2=5，b2=4，c2=6，d2=7，M2=22，将这些参数代入(8)式和(9)式，可得到两个国家在均衡下的最优投入策略向量分别为
(p1，r1，en1，e1)*T=(4.05，8.03，3.32，4.60)T
(p2，r2，en2，e2)*T=(4.46，8.43，3.78，5.32)T
将上述均衡策略向量代入(1)式，得到两国在博弈状态下各自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大效用值分别是
D1=e1.970，D2=e1.841。
3.结论与建议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议题，谁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谁便会在现在和未来国与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各国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角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成为各国展示其综合国力强弱的舞台。
由本文的基本结论知道，一个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和他国展开竞争，即同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多个领域同时展开博弈的时候，策略的制定不但要考虑多个参与国在同一领域内政策的相互影响，而且还要考虑不同领域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6］。因此运用多维博弈的思想，参与国必须把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所有领域内的策略联合考虑，才能在均衡条件下使本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效用最大化，这时采取的策略才是最优策略。
因此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政策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政策的影响，在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实际情况下，笔者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刻总结中国近20年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维一体，统筹考虑，协调发展。
(2)遵循“改革、发展、稳定”兼顾的原则，设计“自然、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国家战略体系，深刻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多方面，多层面战略子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
(3)紧追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与深度，借鉴成功经验，引进先进技术（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等），吸引高水平人才来工作，立足国情，逐步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4)加强其他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的研究。中国要加快自身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发展的多个层面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竞争，如：全球自然资源的争夺，特别是石油资源的争夺；全球环境治理所承担的义务，如CO2减排量，减排量的多少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影响。所以相应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应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中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1］黄晶、周海林.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J］.世界环境，2000，(4):4~8
［2］黄晶、周海林.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进展及其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1):16~19
［3］邓楠理事长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的致辞［Z］.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1):1~2
［4］谭德庆.多维博弈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