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1 09:32: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解读金融危机根源的新视角――评《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经济不平衡模式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新古典主义学派虽然也看到了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却错误地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作者纠正了这种对韩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韩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
在同一危机案例适合多种模式的时候，不同模式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分别解释危机案例。这比两大主流学派用单一原因解释金融危机的方法更具系统性。这种全面、系统，清晰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金融危机的本质。
【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最好窗口，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反思和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下面让我们从现实与理论结合的双重角度探讨其根源。
暗淡的“美国梦”
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此消彼长间，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使它成了各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关于“美国梦”，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流传着一个中美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故事，大意为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上天之前，终于住上了买好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几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媒体的一则新闻将答案揭晓于天下：原来，传说中那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还不起贷款，面临被驱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饮恨举枪自杀！①
次贷危机发生一年间，美国超过100万所住宅遭银行没收，超过7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英国女王证券投资损失37%，美国金融巨人接连倒下。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联手发起救市大行动，用纳税人的钱堵上金融巨头捅出的大窟窿，导致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金融风暴的原因，有过度消费说，有华尔街金融集团说，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说，有放松监管说。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们仅仅是危机发生过程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环节的具体因素。次贷危机能演化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就不是某一个主体，如消费者、金融家、监管部门、政府任何一方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各阶层中兴起了《资本论》热。有些人还亲自到马克思的故居向这位“千年伟人”致敬。德国马克思纪念馆馆长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人们为什么认为马克思是对的呢？笔者将循着马克思的逻辑解析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利润呈下降趋势。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润的欲望驱逐下，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转移，由此，资本摆脱了实体资本增殖过程中（G―W―G’）生产环节的束缚，直接从事“钱生钱”（G―G’）的连锁交易，一连串“金融创新”如CDO、CDS等，使虚拟经济疯狂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历届总统无论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在华尔街追逐利润的驱动之下，在美联储、美国政府的保驾护航与各大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各国基金、投资者的联合参演之下，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离越远，终成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进入危机爆发的准备时刻。
世界经济“倒金字塔”结构中塔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大约10万多亿美元，为全球GDP的1/5。第三层和第四层是虚拟经济。第三层是基础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层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对此，日本学者稻盛和夫说“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⑤现实再一次证明了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家园。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2000年美国工业资本的闲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达37%，2008年9月为34%。在房产行业，美国2008年有1400万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万套，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些房屋足够安置4000万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依然存在，符合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次贷危机还能用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来解释吗？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透支消费，即把他们未来有可能挣到的钱，拿到当下来消费。换言之，这些低收入人群当前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这套房的，即当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实。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必然遵循资本的意志，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论的现实回响：启示
马克思是对的。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潜力，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及经营管理的具体制度方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失去进步性。
资本主义危机形态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只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立足于内需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美国老太太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带来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防止虚拟经济恶性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思想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F-BR-10-018A】
【注释】
①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⑥范强威，余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话美国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日。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同课异构；传统课堂；教研形式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和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每所学校亟需解决的教研问题，而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说各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课异构”这种教研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提高的目的，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所谓的“同课异构”实质上是指不同的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举行了一学期一度的对外公开教学活动。此次活动历史组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六的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形式是由本校的陈老师与外校来的林老师进行“同课异构”。这节课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和表现；分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了解胡佛反危机政策的特点及效果。在教材的处理和重难点的预设上，两位老师都有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在重难点的预设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难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影响和“自由放任”政策。从教学模式来看，陈老师的课属于目前我们学校正“流行”的“三环自主”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的前15分钟学生同组交流、完善学案，课中15分钟教师精讲，课尾15分钟合作讨论、课堂检测），而林老师的课则是相对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下面主要从两位老师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影响和爆发的原因”的教学处理来讲讲。
一、关于经济危机的表现
陈老师在事先学生预习的导学案中已有预设的思考题，此环节主要是由同组学生交流、反馈，教师引导学生从金融、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来回答。这是“三环自主”教学模式中第一环的表现之一。而林老师则通过视频《大国崛起》片段、四张照片（《苹果一斤5美分》《农场主将积压的牛奶导入大海》《无家可归的人》《等待救济的人们》）、数据材料（危机间的美国：股票价格下跌了87.4%；银行破产了共10500家，占银行总数的49%；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46.2%；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了54%；农场破产了100多万家；国民收入减少了54.69%；进出口贸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源自教参）将危机的表现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人感触很深，印象也很深。“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亦可让人深思，而那些视频、照片、数据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剂”。例如，在林老师展示四张照片时，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牛奶都积压了，为什么农场主们不把它们分给贫苦的人？这一问，可以说是切入到这节课的一个概念问题――“经济危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只要再加上别的设问不失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题，同时也说明课堂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资料来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发问的能力。相比陈老师的这个教学环节，通过预设问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却略显得“硬邦邦”。
二、关于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影响
两位老师的设计是“异中有同”，“异”是指陈老师通过展示插图和文字资料（美国民谣、1929年～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关税战）来达成目标，而林老师是直接告诉学生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过讨论来解决；“同”是二者都从时间、程度、范围和影响方面引导学生来回答经济危机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来引导学生回答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都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解题思路。笔者认为两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各有千秋”，但都应注意挖掘学生自身潜在的认知能力。
三、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两位老师是“各显神通”。陈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给学生材料，然后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结果得出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杨宁一《历史新视野》
（2）据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给材料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题目要求，学生不难找出两对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如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来解决（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概念，陈老师在导学案中有解释），因此该合作环节不够放开。
观察林老师的课堂教学，关于这一内容其叙述表现出“详”与“略”的结合：主要从直接原因着手，略讲根本原因，并结合表格和板书突破此重难点。在这些教学环节里，两位老师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纵观两节课，“知识检测”所花的时间很少或没有，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知识检测”一般会被放在一个知识点讲完后，或教学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知识检测”也可以在我们讲解某一知识点之前进行，尤其是对解决重难点知识很有必要。因为高中历史中的很多知识点，学生在初中已学过，只是记不清了，所以适时进行检测，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同时亦利于深化知识。
与一般的课相比，“同课异构“的教学内容虽相同，但教学风格不同，呈现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教研活动，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对教学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现代”与“传统”不能一刀切，“传统课堂”还是有其精辟、可取之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这节课林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未完成，但其生动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课堂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课堂”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要注意恰当的引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老师的课堂教学不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机动地构建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课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包训国.2009年高考文综专项训练.历史学习，2009.
[2]邵忠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反思.石油教育：双月刊，2011（01）.
关键词：虚拟资本 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虚拟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资本在借贷形式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具体来讲，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即被人们虚拟化的资本。这些虚拟资本被看作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凭证书定期获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证书以换取现实的货币资本，并带来高于票面金额的价值增殖；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一纸用于证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
（二）虚拟资本的特性
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具有资本和商品的双重属性。持券者可以获取定期收入，它被当做资本；虚拟资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它被视为商品。但是，虚拟资本与一般的资本商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很强的虚拟性。虚拟资本价值的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过程而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比，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都表现为虚拟性。从质的方面看，实体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或处于货币形式。虚拟资本只不过是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从量的方面看，由于资本掺水，股票价值大于实际投资的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外，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的数量。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它的价格虽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由于虚拟资本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虚拟资本价格运行的常态。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强大的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赌博游戏的气氛，这进一步加大了虚拟资本的主观风险。
虚拟资本的扩张性。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发展和虚拟资本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剧烈震荡。在繁荣时期，信用制度惊人发展，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时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在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爆发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对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只是停留于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揭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从客观规律和经济制度层面来揭示其爆发的原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操作和监管层面的分析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次贷产品发展导致信用过度扩张
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时， 很多学者谈到了相关次贷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扩张。这些相关的次贷产品作为虚拟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机制，从表面上看，实现了整个次级房贷的风险共担，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反过来刺激了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总风险在不断增大。随着危机的逐渐爆发，借贷资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缩。在美国，金融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信用关系已涉及到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必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产领域，即使在那些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生产过剩的情况，经济危机也将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全面爆发。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十分清晰的展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其实质就是以次贷及其衍生物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泡沫破灭，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或说金融创新的无政府主义。金融危机是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果。2001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大涨63.41%，房价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银行等抵押贷款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同时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与次贷伴随的衍生物向整个证券市场蔓延，金融机构再通过高杠杆运作取得高额收益。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购房者、放贷机构、负责打包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和购买这部分证券的投资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监管不力，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而实际根本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美国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是为保护引发金融灾难的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来源。据资料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获益4800万和2560万美元。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给予高管高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
（四）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对于那些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同时金融机构又把这种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结论及启示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难以规避。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同时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三是要注意实体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发生在某一领域的“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全面的传导，不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业，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关的生产领域之中。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仅仅起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破坏程度不仅波及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全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资品的性质，随着房价的上升，人们的财富随之增值，从而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热情高涨，为实体经济中更多领域的“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四是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
五是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一、生态学的核心论题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论是建基于其上的生产方式，还是其所信奉的技术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价格观，都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踯躅。因此，生态学的核心论题都是围绕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展开的，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批判。生态学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非正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批判主要围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生产方式与合法性三个方面展开。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对于资源的高度消耗，由此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则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源掠夺型的，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的能量交换体系崩溃，不可能持续。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建基于财富的不断增长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而只能加剧生态危机，因而其统治合法性是十分薄弱的。
第二，消费批判和技术批判。消费主义和技术理性是资本主义最为典型的价值观，因此对于二者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对于技术的批判可以分为对于技术理性本身的批判和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两个层面。莱易斯指出技术理性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被异化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都被技术理性所控制。关于技术被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本·阿格尔指出，资本追逐利润本性必然要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发展和运用必须服务于此，利润成为技术运用的唯一指向而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二、生态学哲学的政治哲学构架
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后，生态学自然而然地将生态问题进入到政治哲学的论域之中。生态学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生态正义的建构。相对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传统正义概念，生态学政治哲学追求的是生态正义价值，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正义之上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性正义，形成了独有的生态正义论。奥康纳提出了以生产性正义取代传统的分配正义的观点。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同时也包括生产组织关系，追求以最小的消耗和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分配之前首先需要考虑降低消耗，这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实现正义的前提。
第二，社会理想的设计。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必须设计出更好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构造的社会理想被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这一社会理想的核心。首先需要改革的是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不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社会需要，采用分散化和平稳的生产方式，保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层面生产的革新，保证了人的生活方式的革新。人们的需求在获得满足之后，劳动成为生活方式而非生存必需，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以政治制度作为保障。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服务，非官僚化和基层的普遍民主使得个人自治和共同决策成为可能。
第三，革命主体的寻求和实践运动的构想。生态学认为阶级力量依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态学者都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关于实践革命的战略，生态学认为当今社会已经有众多的组织和团体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诸多问题进行切实地斗争，不仅仅限于生态危机，也包括经济萧条、政治倾轧等等，将这些组织和运动视为社会变革实践的典型和实例。
三、生态学政治哲学的跨越
生态学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而且通过政治哲学的构建实现对绿色生态主义进行反思与跨越。
第一，生态观的跨越。虽然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日趋严重，但生态学对于人类发展仍然持有乐观的态度。其理智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坚持只要生产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可以保持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对于绿色政治认为存在发展极限的悲观论调，具有明显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第二，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绿色生态主义政治将生态危机归咎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学则发掘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只有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构建符合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
第三，民主观的跨越。生态学政治哲学强调只有依靠基层群众的集体力量，才能实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双重变革，建构起稳定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公民自治的基层民主体制。这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有力批判，也是对于生态主义无视阶级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直接民主观的修正。
[关键词]国家职能 积累性职能 合法性职能 社会资本 社会支出 财政危机
[中图分类号]B089.1；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27－05
随着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信贷和金融业的兴旺，西方主流经济学愈发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绝对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发生危机特别是发生大规模危机。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的调节力，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问题，从而排除了制度性危机的根源。因此遭遇第一次历史性的挑战。然而，这一方，则以冷静犀利的思维触觉，关注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背后的基因病――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国家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是新经济学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西方学者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理论成果。1965年，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剩余的产生和吸收做出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竞争的消除、大公司的彼此宽容和风险的消失，这意味着经典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国家在吸收剩余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对剩余的使用却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不合理，社会资本与资本需要紧密相联，越来越其有破坏性。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继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国激进经济学领域引起轰动，产生了极大影响。该著作在新国家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方概论》的作者本・阿格尔认为，奥康纳的这一著作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5年)是新国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对70年代以后的新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新国家学说代表人物兰・高夫(LanGough)、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等人都受到了该理论的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本质、理解新的国家理论、确立科学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国家职能观
在传统国家理论中，国家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职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就哲学范式运演的逻辑而言，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如影相随，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也只是在经济对其绝对决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反作用。具体来说，其政治职能体现为统治阶级利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维持统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权力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解阶级斗争。反过来说，国家虽然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是辅的，因而，就其经济过程的负责层面而言，经济危机的出现是经济自身造成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与经济危机直接发生联系的要素。
西方者结合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更为具体多样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西方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西方者看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充分分析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刺激经济、调节工资和价格以及协调大公司与工会关系中会起重要作用”。西方的始祖之一葛兰西首先开启了对国家思想文化职能的探索，这一思想后来在哈贝马斯那里以合法化理论得到了系统发挥。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创造性地提出著名的“经济剩余理论”，详细论证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于吸收、使用经济剩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著作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巴兰和斯威齐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该书中。国家与危机的联系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阐明，在学脉中开创了系统研究国家经济职能的先河。他提出，国家既可以作为消费者，吸收“经济剩余”，也可以成为社会消费的管理者，通过社会消费分配对经济发挥调控作用。巴兰和斯威齐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定在分配领域，而未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创立了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成为新国家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他的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模式中，国家第一次被赋予了经济积累的职能，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和分配领域起作用，还直接参与进生产过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奥康纳是如何以国家职能为中介全面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原因的。
二、奥康纳对国家财政危机的独特阐释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阐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国家的职能与社会再生产相链接，从而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直接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确实实施着强有力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并不像有的理论家所言，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危机。奥康纳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矛盾的调节，虽然缓和了矛盾，可是，它非但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问题不断积累，危机不断积累，由小问题积累为大问题，由问题、矛盾酿成危机，由局部经济危机积累成总体经济危机，以致酿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危机、全面危机。
奥康纳看到，在马克思《资本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整合为大规模的垄断资本，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因此更加激化，阶级关系也更加紧 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形成了高度复杂化的世界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许多条件，私人资本家难以完成，只能由国家来创造。于是，社会再生产条件就由国家逐渐社会化、也必须社会化。比如，耗费巨大的高速公路、输油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为对外扩张市场而必须建立的强大军事力量等等，这样也就为竞争性的生产行业、部门减免了费用，学校教育、医疗保健为它们提供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因此，“社会关系的两个体系都要被考虑到：第一，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二，经济阶级和国家权力(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门)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分析劳动力和资本间的关系，还必须分析资本和国家间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深度逻辑关联，奥康纳赋予国家在资本主义荐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通过运用对财政税收政策的手段，在为资本积累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同时，间接地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实施调节，并可以形成构建国家产业部门。这样，国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守夜人”，也不仅仅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者，而是以超越了吸收“经济剩余”的消费者身份，直接和间接地成为社会经济的生产者。同时，根据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概念的阐释，他指出，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必须尽可能地协调阶级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以此保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同家所必需的合法性职能。然而，这两大基本职能在奥康纳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地使用武力，通过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个阶级进行资本积累，那么民众对它的信任与支持就会因此被削弱，从而使国家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个忽视了资本积累的国家，也会因为经济的剩余生产能力的降低和来源于此的税收水平降低而国力殆尽。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可以通过国家的财政支出表现出来。
与国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的财政支出具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出”(social expenses)的双重特征。“社会资本”指的是用于满足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的那部分支出，包括“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和“社会消费”(social consumption)两部分。社会投资包含为了提高既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运输、学校教育等)。“社会消费”包含为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社会保险、公共医疗等)。奥康纳指出，这二者都有助于促进利润率的增长。在经典的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中，“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可以分别对应于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只是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能直接扩大剩余价值。“社会支出”指的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履行其合法性职能所必需的开支，例如用于维持失业人口稳定的福利体系。社会支出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是一个矛盾过程，这一矛盾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职能本身的矛盾无法调和，一方面，国家尽管对社会资本的投入越来越社会化，数量越来越大，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剩余(包括利润)却不断地被私人占有。这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运动。就形成了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从而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被私人资本家所控制，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资本家则必然为了个人主义目的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在国家预算中，一大群“特殊利益”者(企业、工业等经营利益)，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却要求国家财政多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经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支出。各个阶级都希望从国家财政中多分一杯羹，却没人愿意缴纳更多的税费。这些为了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而展开的斗争，进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财政能力，并潜在地威胁着这一制度生产剩余的能力。
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会采取三种措施：一是降低社会福利；二是提高税率，增加新的税种；三是发行债券。奥康纳指出，降低社会福利和提高税率增加新税种必然都会遭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反对，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安定，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无节制地发行债券，或迟或早是要偿还的，国家还债也只有依靠税收。因此，上述这些举措都不能从根本上最终解决危机。最后，奥康纳得出结论：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的，由此产生的利润却被私人占有，社会资本投入是国家的、社会的，但社会剩余、社会收入却被私人占有。国家的合法化本身要求增加社会资本，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供应，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一旦它努力摆脱或减轻这种负担，都会带来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事实上，它不可能有足够的税收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任何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节都只能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能从根源上消除危机的可靠路径。
三、奥康纳国家职能说的理论性质评说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评价。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理论的偏离还是发展?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有一种批评意见影响很大，认为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的偏离。这就是英国著名的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观点。他认为，“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利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利益的表达”，“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它是相对自主的”，国家对某一阶级的偏袒，是各阶级竞争的结果。笔者不能同意这类观点。我认为，在奥康纳那里，同家的本质仍是资本家利益的捍卫者。他对国家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与经典是一脉相承的。以下两点足以为证。其一，关于国家的本质。在经典理论中，国家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两个特征，但其本质属性是阶级性。一方面，国家是社会的代表。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凌驾于社会之上，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要对市民社会进行管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说过，国家的活动“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政府同人民对立的本质决不仅仅是公权同私权的对立，本质上是阶级的对立。国家权力在处理阶级对立的过程，就是实施阶级统治的过程。就其位势而言，它凌驾社会之上而不平等地代表全社会，“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就其对阶级矛盾的处理而言，它处理阶级矛盾却不是对所有阶级平等相待，原因是：“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 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统治阶级追求“普遍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行使“普遍权力”，但是，这种“普遍权力”决不是为了“普遍利益”，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权力的最大化来保证利益的最大化。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可是，国家往往给人以假象，以为国家是“善的实体”(黑格尔)。其实，国家是假借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实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组织形式，统治阶级或者将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或者只有在其他阶级的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时，才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可言。统治阶级的宽容底线是不与其利益相冲突。奥康纳在此理论基础上对国家职能学说做出了重要发展。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他以现代视野，揭示了现代国家被社会性严密包裹着的异常隐密的阶级性。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并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国家具有的双重职能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再生产，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机器。并且，他通过分析积累与合法性的矛盾揭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内部，以及经济职能与社会政治职能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方面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维持社会存在的代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周家在奥康纳那里比起在传统理论中的确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所谓的“自主性”。所体现的“国家的政治决策是在一个限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结果”。国家行为表面上是社会行为或为了社会的行为，并将许多再生产条件社会化，但是，由于社会再生产说到底是资本再生产，因此，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本身，是办了个别资本家无法完成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马克思的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处理资本家集体事务的机器罢了。其二，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仅推动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且还决定着国家性质变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虽然在奥康纳那里，国家被赋予了生产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上层建筑范畴，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参与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归根结底，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因此，奥康纳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国家理论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关键词】 控制自然；新诠释；意义；局限性
一、“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根源
人类控制自然的信念力量来源于《圣经》中有关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一说，上帝可以控制世上的一切事物。上帝创造了世间的一切，控制一切事物，人类是除了上帝以外唯一可以利用智慧改造和开发自然的生命体。[1]
文艺复兴时期在各种自然巫术理论特别在炼金术中， 日趋显现出征服世界的意志。探寻“控制自然”的历史根源，培根是一个难以忽略的人物，十六、十七世纪，培根第一个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知识肆无忌惮的开发和利用资源，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仅不会得到上帝的惩罚，而且利用知识跟胆识来征服自然是与上帝创世类似的光荣事业。每一个时期人们对控制自然所凭借的力量不同，在基督教时代人们认为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是凭借着多宗教的信仰，通过来获取力量。十七世纪以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所改变，影响人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现状进行不断研究，把原本不被人利用的转变成为能为人类服务的资源，比如说风能，通过风力发电，风力推动水排进行灌溉；比如说可以通过对水利的研究可以水利发电，研究水文规律预防和防止大的洪水等，通过这些研究手段不断的改变和利用自然。而在当今时代并不是光靠意念来控制，而是通过发达的高科技来改变和开发自然资源。人类已经全方位掌握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改变自然现象，来造福人类。比如说可以准确的预测到天气的变化情况，地质地震情况以及对太空资源的探索等。
二、“控制自然”^念的新诠释
威廉・莱斯的《自然地控制》一书，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延续，正是因为这个研究最终延伸到生态问题上，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生态学的奠基者。莱斯指出通过科学手段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控制力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控制，而是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为了占据资源必然会互相排斥，相互竞争，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更好的解决人类冲突，往往采用暴力的方式使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资源短缺的时代很容易造成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局部地区的冲突。对自然资源控制的能力越强所导致的人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越厉害。这种资源矛盾的加剧是引发战争的根源。
其次，书中这样描述到，在全球过度开采资源的竞争中，人类为了更好的开发自然资源来不断研发和制造新的工具，渐渐地成为制造开发工具的奴仆。有些国家则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研发武器，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未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则引起对别的国家的战争，武力控制别国的资源和地盘。对资源过度的开采和控制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控制。对资源占有的欲望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控制来获取的。
三、“控制自然”的应有之义
首先，在于伦理的进步。控制的本质不是要控制自然或者控制人，而是控制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控制人与资源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无限的欲望与贪婪。为了更好的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不断的减少人类的欲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好地让自然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人类在伦理方面得到进步。
其次，在于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实质是人类实现权力扩张、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这加剧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倘若不加约束，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产生的成果将会被摧毁。因而要依据实际，改变科技使用方式，这样控制自然的美好前景――和平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
四、“控制自然”观念的新诠释的科学价值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莱斯提出的观念进行总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提出的理论框架构想过于理想化，并不符合实际操作，但是他提供的理论观念对以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但价值非凡。
1、科学价值
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来看，依据我国国情、社会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莱斯的生态学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学，以此来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这一诠释敲响人类生态警钟，人们接受莱斯的观点，开始采取措施来挽救正在恶化的生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也不容忽视，新诠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有：
首先，加强人民的生态伦理道德修养的提高。例如，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喊24字口号，而是通过各种有吸引力的公益活动把价值观灌输到人民的内心中，并积极引导他们将其外化为正确的行动，例如抑制人民的非理性思想和形成正确的消费方式等，以此来形成正确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意见。
其次，加强科技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合适的使用科技才能既创造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因此，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例如，在前段时间国家呼吁的“供给侧改革”的四则混合运算中减法和除法方面，就要求企业清除过剩产能，既“轻装上阵”又节约了发展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其中需要政策的督促，更需要技术的创新支持。
2、局限性
（1）过于依赖伦理的进步而具有乌托邦色彩。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莱斯提出的这种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归于道德教化，使得解决方案成为乌托邦式空想。
（2）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够全面。莱斯认为历史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重大转变――资本主义社会趋于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胜利。莱斯还错误的判断了两个对立的社会矛盾已经结束了，他的主要观点是人与资源的矛盾已经成功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占据矛盾的主要部分，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莱斯之所以在这种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是经济危机，而我们看到的所谓生态危机只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既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对这一基本矛盾的反映而已。
四、小结
控制自然、戡天役物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既然外在自然不可控制，可控制的只有人的意识。控制了人无尽的欲望就控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我们也要看到莱斯的关于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有着伦理决定论倾向。在当今世界，空泛地要求节制欲望难有成效。后来的生态从资本的本性来探讨生态问题，从崇尚道德的改良转向对国家制度的变革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的解放道路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威廉・莱斯著， 岳长龄、李建华译： 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
〔关键词〕 资本主义危机，“空间”理论，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3-06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可以说，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和其他经济著作中，很难找到不分析作为危机根源的种种矛盾、不探讨危机理论的各个方面的章节” 〔1 〕5。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多缺陷之一的“无害化”处理以便“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一些理论者则避重就轻、敬而远之，严重“稀释”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当代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则通过“空间”的引入，在当代境域中赋予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一、“空间”理论的解释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哈维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滋养。自1971年参加《资本论》阅读小组以后，哈维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或讲授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甚至一年之中不止一遍。因此，哈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马克思是我借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但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问题上，哈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哈维首先激烈反对那种带着“排斥性立场”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试图以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来彻底驳倒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其次也反对片面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 〔3 〕3；最后也反对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的观点也需要随之变化或被重新整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和说明是简明易懂的。但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 〕15。因此，依赖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历史和知识环境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必要的重构和重新解释”。
哈维的“空间”理论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是个关键词”是哈维在赫特纳讲座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作为关键词“空间”运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界定介入批判对象的特定条件，而在传统中却对这一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在传统里，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是例外，缺少对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意识的广泛认识” 〔4 〕136。地理专业出身的哈维自20世纪70年代便转向，并致力于实现地理知识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母本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空间已经不再是笛卡尔、康德等所认定的纯粹的、既定的、绝对的容器和僵死的盒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5 〕48。可以说，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场地和容器，资本主义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空间，“空间中的生产”概念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所取代。因此，面对空间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通过对空间的正确认识以便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马克思概念的更新最好通过将空间充分考虑在内来实现” 〔6 〕343。这种对理解的新趋向很快便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为当代西方新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贾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中引入空间，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 〔7 〕69
哈维推动了空间理论与深度融合。在哈维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将空间引入当代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因为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维认为，其实自1850年以后，“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 〔8 〕329，而且“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安分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产与剥削形态”，以至于“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变成人类事物中迅速移动而非固定的数据点” 〔9 〕。哈维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重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坚持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9 〕其次则是因为对于空间缺乏必要的关注。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著作中经常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真正整合到理论构想里，这个理论在时间方面很强大，空间方面却很薄弱。地理变异被排除，视为‘不必要的复杂’。” 〔10 〕476而在马克思之后，空间问题也未曾引起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奋力从马克思塑造的非空间铸模里抽取出他们的理论，并试图维护与他们的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分析” 〔10 〕452。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摧毁了空间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对其重新加以型塑，另一方面却是者囿于经典，缺乏敏锐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新的许多理论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缝对接，极大地减损了的说服力。在哈维那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是到了当代，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只能源自于马克思，而“不会出自其他地方”，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今的理论者可以自我封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在“立足之处”或“置身的地方”努力“寻找其他出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空间便成了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必须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纳入新的批判理论建构之中。
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发生机制的关键，必须将空间引入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层次透视中。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1 〕72。列斐伏尔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谜底，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活的答案，不过，他却未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证明与阐释。哈维则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更为清晰地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灵丹妙药，从根本来说是由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也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 〔11 〕73。马克思并非不重视资本生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他仅仅“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 〔10 〕45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由于空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先前危机的升级版，原先简单的理论已经不能对复杂化的现实作出完整的描述和精确的阐释。因此，者在问题面前决不应该裹足不前，而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通过空间的引入相应地完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升级与重构。诚然，在当代猿趾头⒄孤砜怂贾饕骞程中应该将空间因素纳入其中，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定位。但是，如哈维这样，视空间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将其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认识，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是由于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12 〕278。马克思认为，资本从其最本质规定性来看是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旨归，“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13 〕87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便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值，而外在的竞争更是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利润。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则是以社会购买力的成比例增加为前提，从而保证社会流通过程不至于出现中断。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是建立在对工人无止境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聚集了更多的财富，便意味着工人相对工资的减少、贫困程度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下降和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12 〕548
哈维认可过度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的描述，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无力消费和资本家的无暇消费所带来的消费不足，也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积累理论则从马克思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将其归结为资本无法找到营利性投资的机会。哈维更认可后一种解释：“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观点。” 〔11 〕114在哈维看来，积累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而结束，“‘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 〔11 〕116。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也即“资本家所能提供的盈余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形” 〔14 〕。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家可以接受比例利润的领域都已被侵占完毕，而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在业已存在的生产领域内得以消化，资本家宁可让资本闲置也不会投入到利润过少或没有利润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能力的闲置，资本盈余的贬值甚至破坏，劳动盈余的严重损耗，社会经济的萧条。因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的机会，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无法找到一种将它们在盈利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明显方式。哈维认为，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创造恢复积累的合适条件，而这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原素的复杂混合建构起来：（1）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例如农民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或在生产系统里扩张交换点以及使得分工多样化――穿透到新的活动领域；（2）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20世纪的典型事例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将消费组织成为“合理的”而能与积累过程相对应；（3）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积累一致的速率扩张；（4）在地理上扩张至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出口资本，并且普遍的朝向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展。前三个原素可以视为社会活动、市场和人口在特殊空间结构里的强化，而最后一个原素则直接是空间组织和地理的扩张。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10 〕374
资本主义为了在当代给自身争取和扩张更多的生存空间，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 〔13 〕873，而“血腥立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统一国内市场、“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则是原始积累实现的具体方法。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其方式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始积累开始逐渐让位于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 〔11 〕120。剥夺性积累可以被解释为资本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下为自身盈余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当代主要通过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两种形式得以推进。通过某种外力强加于资本活动的特定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地区性货币贬值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然后使得那些缺乏营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贬值后的资产进行营利性使用。哈维举例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金融大鳄操控下为资本盈余创造新的营利空间而发生的。国家政权和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扮演着资本重要帮凶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 〔11 〕123。私有化是为资本盈余开疆拓土的另外一把利刃。这把利刃首先挥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全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营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 〔11 〕128。其次私有化还冲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剧变，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塌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私有化，为资本盈余提供了更多的营利机会和更宽广的地理范围。
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之所以持续进行，未曾中断，危机一而再地被化解和延缓，最根本的原因是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11 〕94。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幅地理图景：资本与政治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等）上，通过危机操控、私有化、制度安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盈余寻找新的营利途径，从而摆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配合下，一切未曾被资本所染指的领域和区域都成为新空间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力求消灭所有的处女地，从而使得资本盈余能够奔走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寻找一切能够营利的途径和空间。哈维以空间的视角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问题中，似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然而，这种新解释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绝对割裂开来。按照哈维的逻辑，资本积累新空间的开拓使得资本盈余有了与劳动盈余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为继，一种新的空间好像在等待资本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根本不存在一个开拓或发现资本积累新空间的间隙。
三、资本主义将危机扩散为全球危机
空间是资本积累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容器，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构，最根本的原因是空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仅仅作为特定的场所而存在。如果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纯粹的容器，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盈余在一个区域无法找到营利的途径就应该顺序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或领域，最终导致全球发展的同质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总部设立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大型跨国公司或金融集团一般不会将总部移至亚洲、非洲，经济危机中总是有些地区相较于另外一些地区贬值更为严重。这当然一方面归因于区域的自然环境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空间本身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空间是社会行动的活跃要素，是被e极生产出来的，应该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角度对其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再被视为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因此，资本积累在空间中发生，同时又创造出空间，形成不同形式的空间性，影响着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对此，哈维形成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逐步扩散的，而是“插入、生长和传播于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之中” 〔15 〕415-416。
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是对散布于世界经济体内部各个区域当代政治经济极度多变命运更好的理论解答。对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不同学者依照各自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主义”“扩散主义”“建构主义”“环境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理解。这些论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重要方面作出了描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哈维认为，这样存在的潜在的危险是人们只能从不一致的理解中得出一个大杂烩的观念，而无法形成精准的认识。哈维的论证路径是，将不平衡地理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作，通过四项制约条件的结合来勾勒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1）资本积累过程是镶嵌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2）剥夺式积累，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形态，将既有的资产聚集起来，变成资本，纳入循环；（3）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必须努力根据周遭所处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的情形来选择最有利于资本盈余营利的方式，但是，资本又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它会将自身的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态过程中，从而积极地重塑生活之网。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规矩和法则以“真实的论述实践、理解和行为”等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态世界，“这些中介以影响深远的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均地理发展” 〔4 〕79。剥夺式积累追寻的是将资本主义力量延伸到一切尚未被纳入资本循环的疆域、部门和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最初建立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剥夺式积累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剥夺，运用外部强制将一些地区高品质的自然资源、货币商品（黄金）、劳动力等直接占用。当代资本主义剥夺积累则显得更为隐蔽，是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通过自身掌握的力量将危机所带来的贬值局限在别人的地盘，使得处于资本积累边缘地区承担贬值的后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跨区域或国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发展” 〔4 〕89。
资本积累活动具有扩张性、依靠剥削活劳动得以维持、追求技术进步、内含的阶级斗争和危机以及操控危机等特征。这些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如何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呢？哈维认为，这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市场交换-空间竞争的强制法则-地理分工-垄断式竞争-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实质基础设施-区域体的生产-尺度的生产-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为例来说，这一思想根源于马克思，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然而，哈维却得出与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都是运输和通讯的发展，马克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而哈维却认为，这样并未瓦解区域的差异，相反使得高速移动的资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区域之间的细微差别，“自由贸易和运输成本缩减的综合效果，并非透过疆域分工的变化而达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扩大” 〔4 〕96。所以，哈维认为通过上述十个步骤，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最终导致了资本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也被整合进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之中。在先前三个制约条件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所必然引发的阶级与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被严重忽视了，这些斗争虽然被认为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却被视为“只不过是干扰或重新定向完全能够再现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微观动力” 〔16 〕84。其实不然，这些斗争“不能被扫到一边，当成只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小病痛” 〔4 〕105。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区域阶级联盟的形成，不仅会产生必然的区域与地缘政治对抗，甚至还会容纳所有相关的族群、政治以及社会斗争，从而与剥夺式积累产生内在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简化为剥夺式积累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混合，却可以在理论上将这种内在的联系拆解为三种元素：社会运动与剥夺式积累、环绕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冲突和有关“生活网络”中社会过程之物质镶嵌的冲突。
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力求容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给予多样、特殊且常常独具一格的地理变异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地理发展而存活”，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均地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的过程，再加上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危机被扩散至全球。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消除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却无法真正根除引发危机的内在根源，反而是将危机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得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危机。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包含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中。” 〔15 〕429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无限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空间便不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后避难所，毕竟，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止境扩张的需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7 〕406。伴随危机全球化而来的，只能是阶级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胜利条件的成熟，“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8 〕26。
“归结起来，空间对于哈维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生产，并且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19 〕237毫无疑问，哈维通过空间视角的引入使得马克思危机理论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和扩张的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尽管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解自身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将其纳入对当代危机的理解之中，却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本质因素。哈维认为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不必要的驮印迸懦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使得他关于危机的说明过于简单。而哈维以空间为基准建构起来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一个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似乎遇见空间便能够自动进行，危机不是由于两大阶级之间关系的内在紧张而爆发，而是由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如果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过于简单的话，那也是一种抓住本质基础上的简单的抽象，而哈维看似杂糅许多步骤和原素的重构，则是一种简单的复杂，是将危机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仅仅利用空间这一非本质原素实现元理论的简单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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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指导行动，行动导致结果。金融危机的表现无论多么严重，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信贷文化，其实质是企业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文化引发金融机构不顾市场风险而盲目大量发放次级贷款，又由于经济泡沫的出现导致房地产商品贬值，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而引发金融机构的倒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又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美元和贸易的传导作用：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很明显，这次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其深层次是西方文化的危机。从宏观上看，是西方社会文化出了大问题：从微观上看，是西方企业文化出了大问题。其实，我们讲企业文化也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大的背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鼓励的是高消费或超前消费，这导致了存款大量减少，借贷不断增加。美国人甚至对外侵略的钱都是向外国借来的。这种高消费意识的基础是建立在所谓新经济(也叫网络经济)的背景下的，人们一度曾认为，新经济挽救了资本主义，使其有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通过新经济可以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然而新经济毕竟要落实到实体经济才能有效，而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浮躁的资本主义没有这个耐心，最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他们不甘心，又利用金融资产吹起了一个金融泡沫，这个泡沫现在看来又破灭了。这些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究其根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所谓超前消费和超前享乐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消费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所造成的。美国的次级债就是针对这一矛盾所采取的看似聪明的措施。通过次金融危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有信心了。西方的那一套极端做法正是中国文化所不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是避免出现危机的基石。中庸讲无过不及，即要求想问题办事情要讲求恰到好处，不要有偏激。《礼记・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即谓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看看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总是在两个极端上周而复始地转圈，一个阶段经济出现爆炸式增长，一个阶段又进入衰退和萧条，总是大起大落。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求的是可持续发展，要避免大起大落，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企业家在经商办企业中，只有秉持中庸精神才能长久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文化是企业战略的制高点，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关键，企业需要学习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并树立文化关怀意识，在产品流通的过程中，让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感受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才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企业运行步入困境，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演变为经济危机，我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今年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企业价值处于低洼阶段，企业融资困难，重要客户减少，外部需求减弱，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现在的一时困难正是考验企业文化理念、检验企业文化建设、重塑企业形象的时候。要切实抓好企业文化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的整合，重视企业文化战略分析、企业文化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当前企业文化所要关注的热点是，坚定信心，坚持特色：要结合适应市场、社会、自力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进行创新。
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金融政策的影响，一些企业倒下，更多的企业恐慌了，于是裁员、降薪、缩减规模等办法相继出台，靠这些办法，真的就能挽大厦于将倾吗？化解危机的根本在哪里?在危机时代，我们如何更有效地避开风险，抓住机遇?纵观海尔、联想、华为……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逆风飞扬。它们凭什么?凭人!凭不一样的海尔人、联想人、华为人……他们的战斗力更强、凝聚力更强、竞争力更强、创新力更强、执行力更强，从而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是什么让他们的人这么强?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一种力量，一流的企业一定有着一流的企业文化，企业跟企业的较量最终将是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有意识的去创新、创造和引导。文化走偏了；再多的努力都是无效劳动。《尚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忱则不艰。企业文化管理不仅仅是一些口号，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口号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的行为和结果。所以在危机时代，企业如何练好管理内功，让文化真正落地，建立起强势的企业文化，才是我们化解危机的长远之道!
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企业文化智力支撑作用，是企业战胜当前经济困难局面的重要武器，对于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如果每个企业都站在自利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立场上，大概如同没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的拥堵路口一样，大家都为了自己尽快脱身通过；其结果是越堵越严重；越堵范围越大，就是说危机将愈发严重，企业和劳动者都将被“套牢”，使企业自身受到重创，越陷越深无力自拔，社会经济也将元气大伤。经过对大量成功企业的分析，不难看出每个成功企业往往都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在工作中发挥企业文化的智力支撑作用，一些不重视企业文化的企业红火一时，大都不太长久。通过深入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完善工作业务流程，紧紧抓住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收入分配等一些关键环节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统筹考虑企业当前业绩和长远可持续发展问题，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有利于未来发展。
现在金融风暴猛烈袭来，除了及时调整企业经营思路：企业文化是发挥效益的时候了。金融危机形势下，要以企业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大力提升企业软实力，进一步增强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效性。要着力促进企业不断适应外部变化、实现科学发展。要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调研，研究探索我国企业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企业文化交流，加强企业间的经验交流和成果共享，积极做好企业文化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努力增强企业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广大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认可度。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化，要认识到抓企业文化就是抓企业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抓今天的文化，就是抓明天的经济，抓企业文化就是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用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认识开展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紧跟形势、紧贴中心，适应宏观形势做好工作，在宏观形势面前做到稳住思路、稳住人心、稳住市场。要高度重视企业家和企业精神的塑造，努力用创新文化引领企业精神、用品牌文化引领企业精神、用社会责任引领企业精神，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强化基础工作，切实抓好企业文化网络建设，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企业文化工作的合力，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年度目标的制订与实施，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文化支撑。
环境思潮的发展
然而上述措施并没有阻止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环境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烈的趋势。与此同时，生态运动也愈来愈高涨，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赖以生存的地球存在巨大的危机。但人们对于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再加上各种利益与诉求的交织，引发了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认识的争论。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作者巴里•康芒纳罗列了各种阶层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抱怨人口增长，有人抱怨生活富裕，有人抱怨人的需求，有人抱怨人内在的进取性，有人抱怨各种赢利，有人归罪于教会，有人归罪于技术，有人归罪于资本主义，有人归罪于政治家。①在这纷乱嘈杂的的争论声中，不断地有学者开始探讨环境问题的根源及解决对策。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思想以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通过考察人类发展的环境限制，指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会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并且无法用技术来加以克服。以后生态运动分化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与相信环境问题能够通过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自我调节而能够克服的乐观派相比，悲观派引导着之后的生态思想研究向问题根源深入。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运动继承了前期生态思想的认识成果，主要有浅绿派和深绿派。两派对待技术和制度的政策主张与路线方针不同，但共同点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下的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为标志，在伦理学上继承了早期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继而发展成生态中心论，即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他认为自然具有不依赖人的独立价值：“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人只是他的众多的创造物之一，尽管也许是最高级的创造物。”②这一阶段的环境伦理有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批判笛卡尔、培根以后的西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与之俱来的消费主义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人与自然矛盾产生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环境思潮主要产生于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红色绿党”与主张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生态路线的“绿色绿党”的分化与争论。绿色绿党以原来的深绿派为主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而红色绿党吸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以“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中以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绿色绿党的主张的是生态学。生态学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
环境思潮的深化与生态学
生态学的产生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在90年代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渐趋成熟，是西方的新形态。当前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AndreGorz)、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Grundamn)、大卫•佩珀(DavidPepp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生态学认为，前期环境思潮中所批判的技术、异化消费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生产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并且伴随着成本外在化的倾向。③由于各个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导致自然的异化的论述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农业、工业、资本全球化作为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来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破坏方面的具体形态的特点，因为这恰能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历史变化，对于当今重新认识产业变迁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此主要从其批判的视角进行论述：
1.农业。土地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但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迫使土地得以买卖，这必然导致了人的自我买卖。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加强了对自然与人的剥削。④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体现在过度开垦导致了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生态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加剧了土地归还定律的矛盾，即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因为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起码的权力⑤，因而无助于解决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
2.工业。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内在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通过提高技术加紧了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并且通过树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扩大消费，从而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传统绿色理论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过社会中对自然的控制的观念与消费的异化现象，在此被生态学学者所批判吸收。他们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目的仍在于保障利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技术与生态学，只会加剧生态问题，而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3.资本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高污染、高耗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实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⑥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有害环境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39%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对‘最肮脏的’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有66%-80%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⑦生态学批判了生态殖民主义，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发达国家指责的人口过多与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的。生态学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扩张的逻辑与反生态的体现。正是通过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树立，缓和了原本经济危机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且全球化生产将矛盾转移给现代化社会的下游，发展中国家。在矛盾转移的过程中，矛盾愈加凸显，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学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才能成功解决当面所面临的矛盾。
对环境思潮的评析
环境思潮发展历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辩证发展。最初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环境问题，但这种认识是对感性直观的简单抽象，不是具体的和内涵丰富的认识。继而人们通过理性演绎提出环境主张，但这种主张是思辨而未检验的。通过进一步的实践人们对生态的内涵与技术的本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抽象认识进一步具体化，但同时原来意识中的理性主义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展现出来，对于人们的环境思潮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这种哲学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并且是思维的一种倒退，而成为生态学的批判目标。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观的哲学使命已经完成，虽然对于环境思潮的启蒙宣传仍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不批判其局限所在，就难以用科学的理论掌握现实物质力量来奠定未来构建生态社会的基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⑧生态学吸取与发展了之前环境思潮的理论成果，通过哲学的阐发而焕发生命力。作为一个通过在各个方面具体的考察而深入研究环境问题根源的理论体系，生态学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深入发展了哲学，将生产领域的矛盾扩展到消费领域，扩展了传统的生态维度，深入阐发了的历史维度，以此解答新近几十年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它的理论还不完善，并且它内部之间的立场并不统一，但是对于指导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根源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⑨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超越思辨的阶段，要丰富其内涵，可以借鉴生态学以及其关于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建，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加以批判与吸收，形成我国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
对环境立法的思考
当代环境思潮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为人们处理环境问题的实践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的立法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各国的环境法大多处于对环境问题的抽象认识，和倡导新型的环境伦理的阶段。从目前各国的生产实践来看，并没有一部环境法能使人类整体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处在国家层面的环境规范来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设计的不确定性。经以上对环境思潮简析，进而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究，笔者对环境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法律的目的，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环境法学者满足于回答环境保护法应以保护环境为中心，而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以何者为主、何者为先的问题，是不会有最终答案的，不能以简单的条件关系来推出假设的可能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而保护环境，亦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环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其次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最后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不管法律规范如何表述环境法的目的，都不可避免人的实践的总体目的。
第二，由于人们没有明确具体的路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根据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与标准的设计。这牵涉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评价人的实践对环境的影响。只有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认识，才能创设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法律规范。
第三，为了法的执行有效，必须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并制定良好的规范。如市场机制就是当今时代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一，虽然国外学者们指出市场机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对于环境产生过消极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市场机制是我们社会运行的物质力量之一，必须充分考量它的现实意义。如它的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的驱动意义，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的特质，都应该从物质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检讨。不能因为它在历史上对于环境的消极影响而全部抛弃。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反弹;人民币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经济学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全球经济逐渐进入反弹的时期,此次的会议对于预测世界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及探讨相应的发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可持续的,亟待纠正。他提出,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且外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战略贬值61%,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储蓄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降低投资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失业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欧洲为9.9%,日本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2)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疲软。(3)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欧洲为70.7%,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或被冻结,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一旦利率波动,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5)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6)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7)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8)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9)“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个特征,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经济减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无论危机前后,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亮剑”,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从长远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过晚,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张幼文提出,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曹远征认为,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CPI指数波动较小,同时,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积累了大量库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但2007年数据显示,央行2007年度M2总量(即货币供给量)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即使M2稳定,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从增长性角度来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导致国内资源错配,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长远来看,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此外,李卓教授将美国政府看作一个私人部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具体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进入、退出的最佳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