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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11-0076-07 收稿日期：2011-04-02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已成为国内外普遍共识，改革国际金融货币日系的呼声日益强烈。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人行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已充分暴露在世界各国面前，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以下两点事实之上：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与货币金融体系单极化之间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不同货币体系都是特定时空下多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在每一时期都发挥着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制度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情况的变化，现行货币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的实体经济发展。其次，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权利格局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凸现，其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学界众说纷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但都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例如推动超储备货币、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份额、回归金本位等。因此，分析牙买加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探求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探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最优路径与制定相关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理论综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规律的研究分为两大块：一是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逻辑的定性分析，二是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规律进行的定量分析。对演进逻辑的分析包括金德尔伯格(1962)的霸权稳定论思想，蒙代尔(1972)的超级大国理论和由蒙代尔(1976)提出并由克鲁格曼(i982)等人发展的“三难选择理论”。将同际货币体系的演化作为对象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不多，而可以作为间接分析的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前者以Sa|anl和Henderson(1978)以及Krugman(1979)的文章为起点。 Salant和Henderson的重要贡献是意识到放弃同定黄金价格的机制是内生的。而krugman将他们的思想用于同定汇率的投机攻击中，开始了所谓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由于Krugman的模型为非线性，无法求出固定汇率崩溃时间的解析解：Fhmd和Garher(1984)川线性模型简化了Krttgman的模型，并求出了解析解，完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基本框架构建，通常称之为Kr/lgmtll3-Flood-Garber(KFG)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将政府政策内生化，代表人物为Kydland和Prescol!(1997)、Obstfeld(1994)和Drazen和Masson(1994)。此后，一些学者从许多方面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对于此次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批学者是从国际经济失衡角度进行探讨。Cooper(2004))认为，美国对外投资及回报的增长是支撑其贸易持续逆差的源动力。Mann(2005)等认为美元贬值的“支出转换效应”的减弱是来自丁世界性低通胀和新型市场竞争格局造成的“价格传导率”降低。同内学者盛宏清(2006)、姚枝仲(2006)、张纯威(2007)等也从陔角度进行了探讨，王曦(2009)论述了此次金融危机属于结构性与周期性。宋晓峰(2004)的分析显示，欧元的引入可以增加国际货币之间的替代性，从而限制美元通过自我贬值来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熊爱宗，黄梅波(2010)认为多元化的同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同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
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的相关文献较多，但大多数是从美国国内经济运行角度分析，而从同际货币金融体系角度探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文献并不多，其中一些也是简单概括与局部分析为主，缺乏有效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与标准的分析框架。同时，以往文献主要研究某一时期特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很少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演变规律；本文从货币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双重视角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机制与规律，分析牙买加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思路。
三、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走过200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从最初的同际金本位制，依次过渡到国际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牙买加体系。不同货币体系是否存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内生还是外生?滦入探讨这些问题可以为现行同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一些改革思路与方向，同时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定位提供适当的借鉴。
(一)国际货币体制――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在货币所有的职能中，最为基本和广泛的职能是交易巾介职能：为了保证交易的顺畅和高效，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既要为交易提供足够的额度，即流动性；同时交易媒介自身要币值稳定，具有稳定性。因此流动性与稳定性是货币的两大主要特性。然而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trade-off)关系，稳定性对流动性形成制约，而流动恤又冲击着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当货币供给量小丁“事前”货币需求量，产牛流动性不足，引起通货紧缩行降低交易效率；当货币供给量大于“事前”货币需求量，过度的货币投放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最终还是要被经济主体所吸纳，产生了投资与经济过热现象，引致通胀压力，使得货币的稳定性减弱。凶此成功的货币体系需要同时满足充分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使两者达到某种均衡。
流动性与稳定性同样是国际货币最主要的特征，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清偿力，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不确定性。但两者也是相互制约，具有稳定价值的同际货币无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从而制约实
体经济发展；能提供充足流动性的货币又不存在内在稳定机制，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增加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冈此理想的国际货币要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为市场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然而，历史上的围际货币体系都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的状态，都是在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下进行权衡取舍。
(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
1.国际金本位制演变的内在机制――稳定性对流动性的制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88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度，该制度下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
黄金作为货币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表现在该体系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黄金以及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铸币和银行券之间的比价以及各国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币值稳定的原因在于该制度遵从市场选则的货币发行机制，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国际金本位的货币稳定性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各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该制度下的货币发行机制遵从市场选择规律，具有内生的稳定性，但是货币的供给依赖黄金存量，而现实中黄金产量的增长远远无法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对黄金的需求。因此，货币的稳定性(黄金的供给)对货币的流动性形成了显著的制约。在国际金本位制时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1929～1933)对于该体系的崩溃有直接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对外投资与世界贸易的空前增长，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作为货币的黄金供给量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黄金存量的有限供给形成了制约流动性的瓶颈。
2.国际金汇兑制演变的内在机制――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单相冲击。为了节约黄金的使用，弥补金本位中黄金量不足的劣势，金汇兑本位制孕育而生，该种制度下，黄金依旧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各国纸币仍规定有含金量，代替黄金执行流通、清算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节约黄金使用的角度而言，该货币制度在一段时期内是成功的，克服了国际金本位币制时期的流动性不足，缓解了稳定性制约。该种货币制度实质是黄金和信用货币共同运行的双轨币制，各同货币价值以黄金背对，同时可以发行纸币。因此，实质上并未解决金本位制度流动性不足问题，世界贸易发展对黄金的需求和黄金的产量之间的缺口仍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各国政府发行纸币的硬约束，当纸币过度发行时，纸币贬值，黄金数量无法满足兑换比率的需要，尤其是在汇率频繁波动时用黄金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固定比价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1929年开始，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度逐渐瓦解，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3.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的内在机制――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双向冲击。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旨在设计一种能在维持货币稳定性的前提下能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的货币体系。最终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货币之问的同定比价关系。从稳定性与流动性角度分析，货币的稳定性体现在固定汇率的制定，同定汇率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风险，在保证货币稳定性的同时，美元的发行解决了国际储备短缺的困境(黄金短缺)，为国际市场交易提供了流动性。但是该制度创新仍没有超出国际金汇兑的范畴，只不过由以前各国货币白行汇兑集中到以美元为巾心的国际金汇兑。该制度正常运作的前提是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然而现实中这两者无法持续同时满足。因此该体系演变过程出现了“美元荒”(DollarShortage)和“美元灾”(Dollar Gult)两种迥然不同的极端现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黄金与美元按固定比例挂钩确保了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对于美元的流动性施加了限制，使得美元流动性不足，形成了“美元荒”。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逐渐恶化，荚国加大了美元的发行，流动性不足转为流动性过剩，美元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的危机，实际上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美元灾”，美元不断贬值破坏了该体系的稳定性，最后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牙买加体系演变的内在机制――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单相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同际储备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因此，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牙买加体系的不同之处在在于放宽了对美元发行的约束。从稳定性和流动性视角而言，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必然损害其稳定性。黄金非货币化，国际货币不具有内在价值，属于纯粹的信用货币，因此流动问题从原先的流动性不足而引起的货币稳定性问题开始转向流动性过剩对稳定的冲击。美元，单一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时，美元通过贸易与投资方式向世界注入流动性。但是当美国政府面对国内经济衰退时，往往采取振兴经济计划，例如政府加大投资并配合低利率政策，这些以振兴国内经济为目的的政策产生的对外效应是向外输出美元流动性。对美国而言，向外输出流动性的收益是多方面的，收取铸币税的同时，还向外传输通货膨胀。但是对外流动性过剩累积到一定量时，以单一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就受到威胁。浮动汇率制度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和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同时，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效率，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引发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时，该体系所同有的稳定性问题日益凸现。
(三)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规律
如图1所示，通过对同际金木位制、金汇兑本位、布需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形成的背景和运行机制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从同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双重视角探寻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从而得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规律。
1.流动性与稳定性是历次国际货币体系的两大主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件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清偿力.而国际货币金融休系的稳定性减少了结算与储备的不确定性。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在于能在保证同际货币稳定性的前提下为市场交易注入足够的流动性。
2.流动性与稳定性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父系，稳定性对流动性形成制约，而流动性又冲击货币制度的稳定性。由于同际货币的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所以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存稳定性与流动性两种之间某求均衡。国际货币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当稳定性制约或流动性冲击超过某临界值，便导敛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3.金本位制崩溃的原因是稳定性对流动的制约.有限黄金的供给(稳定性)满足不了了H益高涨的对外投资与贸易需求(流动性)，流动件不足
是金本位制度崩溃的最主要和直接原冈.与金本位相似，金汇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是以黄金为背，从稳定性视角而占，这两种货币制度都未能从实质上解决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所引起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4.在缺少货币发行约束机制与存效监管时，国际信用货币体系都具有内生的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激励机制(内生流动性对稳定性的冲击)，冈此历[史上的同际货币体系都呈现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对于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实质为复木位，黄金与信用货币同时运行，复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存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政府有不守信的内在动力，因此存在扩大流动性的激励机制；而牙买加体系足单一国货币作为同际货币，在这种对信用货币发行缺少硬约束与监管的制度下，必然存在美国以牺牲对外经济目标来实现对内经济日标的激励机制。
5.国际货币流动性对稳定性冲击，最终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是国际信用货币发行约束与监管的缺失所造成：金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时期各国政府肆意地发行符自的银行券、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放弃美冗兑换黄金的承若与义务、牙买加体系巾美围对外经济月标从属于对内经济目标都表明吲际信用货币发行缺少“硬”约束。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过剩足国际信朋货币体系不稳定最主要的原因，要想建立一种科学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就必须克服流动性过剩的冲击，而流动性过剩又是起源于缺乏良好秩序和约束体制的环境，所以一种理想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包含相应的约束机制与严格的监管。
四、流动性与稳定性视角下的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内因”与“外患”
1.牙买加体系改革的外部动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货币金融体系单极化的失衡――文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冲突。尽管货币有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但是其最终的决定基础还是实体经济，即虚拟经济(货币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贸易体系)?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各次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为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否认，不同货币体系都足特定时空下多方博弈的最优结果，在每一时期都扮演着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制度赖以存在的文体经济情况的变化，现行货币金融制度不冉适应新的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经济全球化(实体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虚拟经济)单极化的失衡，牙买加体系不能高效地服务于文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实体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现行的货币体系改革形成了外在的动因。
其次，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权利格局的冲突。从国别层面分析，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显著的提升，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相应的地位与权力份额变化甚微，造成了国别经济实力与权益的失衡，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出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诉求。
2.牙买加体系内在的非稳定性、流动性对稳定的冲击。单一货币充当世界货币会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原因在于单一货币工具无法同时实现对内与对外两个政策目标，当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相互冲突时，对外目标必让位于对内目标，以牺牲外部均衡来实现内部经济目标。因此以美元为主体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存在这种内在的冲突。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为了减少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积极地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行干预，通过贸易赤字与国际资本流出方式对外加强流动性供给，流动性过剩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冲击，使IMF难以达到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然而，IMF的最终目标又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提出要求，因此产生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诉求。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这种诉求更加强烈。出于交易的目的与审慎性原则(Heller，1966)，大多数国家都持有国际储备，美元以牺牲外部均衡寻求内部经济稳定的方式，必然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损失。以中国为例，美元的国际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使中国大量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通过外汇的倒逼机制迫使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导致货币政策失效与通胀压力剧增。2008年我国利率高企与人民币值的“双高”现象(高利率、高汇率)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
(二)牙买加体系酝酿危机，危机冲击体系
世界货币必须向世界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保持交易的平稳性。因此，当美元这种单一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美国经济对外的失衡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利率与汇率政策向外输出美元，向外部市场注入流动性。通常的做法是高估本国货币对外价值并配以低利率政策，就是常说的“双驱动”(图2中虚线方框内)，美元的高估与国内的低利率促使美国连年的对外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使得美国成为贸易赤字与净资本流出的“双赤字”国家(图2中虚线方框内)。但与此同时，美国低利率政策的对内效应是向国内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主要表现为私人投资的扩大。当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可以吸收掉过多流动性时，经济可以保持良好运行；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增长消化不了因对外提供流动性而产生的超额流动性时，国内市场就产牛了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资金将进人高风险的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形成资产泡沫，当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破灭。资产泡沫的破灭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并影响居民的预期，引起经济的衰退：从这一机制来看，单一货币执行国际货币职能必然引发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因此，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自身的缺陷是造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
美元作为货币，同时肩负着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使命。当美国国内经济面临衰退时，需要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例如，美同为应对次贷危机而采取的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l)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激化的条件下于2008年11月24日提出投放6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用于购买南房地美公司、房利美公司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和担保的债券。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继续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2)，其内容是在2011年中期以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投放6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相对于平均每月投放75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举措的对外效应是向外输出流动性，向世界各同收取铸币税的同时还向外传输通货膨胀。当对外的流动性产生过剩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就受到冲击，这就是金融危机冲毁国际货币体系的机制。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与牙买加体系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归结为“牙买加体系酝酿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冲毁体系”，图2总结了这一过程。出现这种互为因果的难题，原因在于单一货币执行世界货币
职能时，该货币被赋予了国内与国际双重目标，而这两个目标之间本身又存在互不兼容性，所以这种制度的设定违背了丁伯根提出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相配比的基本原则。既然金融危机内生于现有国际货币制度，那么可以预测，如果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得不到本质性的改变，那么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将无法得到彻底的消除，偶发的金融危机也必将是这一国际货币体制内在的特征。要解决这一互为因果的难题，无非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实际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可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其二是改革现有的单一货币为本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短期思路
既然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那么短期改革应遵循什么思路?IMF的最终目标是保持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价格的稳定，该目标要求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其核心是汇率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具体包括汇率制度、储备制度、国际收支失衡调节和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四方面。美国与ROW(Rest ofWorld，除美国外的其它国家)通过四个方面与IMF进行对接：接受IMF汇率安排；美国通过逆差向ROW提供流动性，形成储备的供给，ROW通过顺差取得储备，形成储备的需求；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美国与ROW通过IMF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平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强国际失衡调节。图3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国与ROW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其中虚线箭头表示美元的世界循环流动路径。
单一货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流动性最后必然会冲击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危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种机制内在的缺陷必然导致制度的变迁。但是在现行的IMF体制下，美国是现行货币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美国叉掌握了IMF的话语权，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寄希望于IMF自发的实质性改革不太现实。因此短期内，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仍将是在现有框架下的边际改革，即对原有制度的修正与过渡；而且，如图3所示，改革推进的力量来自两方面，美国主导的IMF内部边际改革与ROW施压下的外部边际改革。如图3所示，ROW通过三条途径与IMF相连接，分别为参与谈判、储备的需求和汇率制度安排。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下，通过谈判与汇率制度安排的方式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能性较小；ROW之间通过非美元结算，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其效果可能更加显著，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谈判能力的增强，可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力度。
(四)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定位
货币国际化是指能够跨越同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目前已国际化的货币有美元、欧元、日元等。一般来说，一同货币国际化要经历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三个步骤。如今，通过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可以减少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从而为将来人民币在区域内扮演投资和储备货币职能打下基础。而此前我国央行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65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增加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以及覆盖面，为今后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资金支持(吴晓求，2009)。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实行两个“三步走”(唐双宁，2008)，一是地域的“三步走”，准周边(香港与澳门)到正式周边，再到国际化：二是货币职能的“三步走’’，即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不过，这一过程要伴以相应的改革措施。人民币要成为周边结算货币，初期可以使用货币互换等金融丁具，但最终还是要实现与周边货币之间的直接兑换，而不是通过美元的间接兑换，并且还要维持汇率的稳定；让人民币成为区域间的投资货币，要求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曹红，2009)，并且国内要具有成熟的金融市场；要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收入稳固增加，从而带动对外消费与投资，输出人民币，向周边地区注入流动性。因此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的过程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
前言
随着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国际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要想更好的应对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动，保持本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就必须要掌握国际金融格局的发展形势。因此，对于国际金融格局演变历程的了解，就成为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一、国际金融格局的概念
国际金融格局指的是在各个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以自身拥有的金融体系、金融资源等进行博弈，从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其金融状况得以体现。在经济体当中，金融体系是其基本框架，也就是国家货币的流动情况。因此，金融格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货币的问题。而国际金融格局则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理解。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大体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对各国货币关系规则与机构的支配，从而形成的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系[1]。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包含了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各国货币可兑换性、确定国际本位货币与汇率等内容。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是通过英镑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从而称霸国际。而随后美元的坚挺，也使得美国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进而称霸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大国货币的出现与发展，能够极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其本国的货币必然也会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所以说，对于国际金融格局的反应，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变
（一）金本位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多西方国家就已经对金银复本位制进行了应用。此后，由于白银的产量大幅提高，影响了金银相对价值的稳定性，导致货币制度发生了混乱。在十九世纪初，英国首先制定了金本位的制度法案，将金币作为本位币。在当时，虽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和经济体，英镑也得到了广泛的接收和认可[2]，但是由于当时各国采取不同的货币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英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只能在英国本国实行金本位制。随后，由于货币制度发生混乱，英国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其它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对金本位制度进行效仿，各国的货币制度渐渐得以统一，国际金本位才最终得以形成。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因为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金本位制度最终崩溃，国际货币体系重新陷入了动荡不稳的局面，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建立。由于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打击。欧洲作为二战的主要战场，已经很难担负起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亚洲国家也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之后，经济也面临着几近崩溃的情况。而当时的美国由于远离战场，本土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因此得以迅速的成长，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3]。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得以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该体系中，在美元与黄金、他国货币与美元之间，分别建立了联系，使得国际金融格局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一）工业革命后的伦敦
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首先展开了声势浩荡的工业革命，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英国实体经济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逐渐奠定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产生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英国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其金融市场结构、保险体系、银行体系等就已经相对完善，从而开拓了诸多服务给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在此环境下，英国的首都伦敦也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后，英国建立了全球首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为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助力[4]。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作为主要参战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逐渐衰败。
（二）二战后的纽约
在一战之后，国际金融格局的中心就逐渐开始向美国转移，大量的资本也从欧洲流向美国。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影响到美国本土，在美国国内，金融环境十分安全和稳定，从而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5]。因此，在二战之后，美国逐渐确立了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国际金融中心也从伦敦逐渐转移到纽约。随着股票交易和信息准确性的提高，美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美国已然成为了实际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时候，占据了主导权。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贸易的结算货币都是美元，使得纽约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巩固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四、影响国际金融格局演变的因素
在金融当中，最为原始的萌芽和形态就是货币，而金融的一些现象，都是以由货币所产生的。因此，在金融当中，货币是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6]。一个国家金融的基本状态，能够通过其货币的流动情况体现出来。国家的货币支出收益，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DP的增长，除了源自于实体经济中实物商品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以外，还与虚拟经济中金融工具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具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在国家的货币支出中，不但包括实体经济的支出，同时也包含了虚拟经济的支出。其中，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购买实物要素、购买服务、以及购买消费品。而虚拟经济则主要是指购买股票、债券、储蓄等金融的衍生产品。
在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当中，金本位时期的英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国，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十分稳定和强大，同时也有着较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得英国企业的数量和活动都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7]。而美国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在钢铁、电子、化工、是由、航空等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的高速发展。从这两个阶段的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信息中不难看出，能够对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分别为购买实物要素的投资总量、购买股票等金融衍生产品、储蓄和购买债券、以及购买服务和消费品。
关键词：金砖国家 金融合作 国际金融新秩序
金砖国家原指“金砖四国”（BRIC），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自2010年12月南非加入后变成“金砖五国”（BRICS）。金融危机当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趋弱，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金砖国家在危机中的有效应对及危机后的迅速发展昭示了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深化金融合作，对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诉求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制固有的弊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提升，其更广泛深入的参与是这场改革的应有之义。
从宏观层面看，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美债危机都昭示了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世界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吁求。目前SDR的基础是发达国家货币构成的一篮子货币，其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日元和英镑各占11%。因此，不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格局，即使未来世界货币从美元转向“超货币”SDR，国际货币体系也难改发达国家主导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在威胁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微观层面看，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必然要求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该领域的改革迄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未改变全球金融业利益格局。2010年7月通过的“巴塞尔Ⅲ”对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作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但它是发达国家相互妥协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一种可能的风险。而美国通过的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也未触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势必触及利益重新分配，金砖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着巨大挑战。
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取得的进展
近年来，金砖国家普遍意识到美元霸权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减少美元依赖、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多元化方面，进行了具体务实的合作。
过去三年里，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等国在加强本币贸易结算试点方面展开了很多有益尝试。在金砖国家历次峰会上，金融合作不断细化。2011年10月12日，来自五国证券交易所的代表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会第51届年会上签署协议，宣布成立合作联盟，以方便全球投资者涉足新兴经济体交易市场。金砖成员国的基准股市指数衍生品将可以在其他交易所以当地货币挂牌买卖。5家交易所还将共同开发代表“金砖国家”新股市指数的创新产品及其他资产类和服务类的相关产品。
在2011年中国海南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成员行签署了金融合作框架协议，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的业务规模。这对于加强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促进地区贸易本币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可以扩大人民币结算和贷款的业务规模，为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还可促进项目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在资源、高新技术和低碳、环保等重要领域的投融资。同时，必将增强成员国在经济金融领域以及项目融资方面的信息交流，推动成员国的资本市场合作。
2012年3月29日，第四次金砖国家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后，金砖五个成员国共同了《新德里宣言》。此次峰会所获得的实质性成效是在金融领域。金砖五国宣布成立联合工作组，以探索成立一家共同开发银行的可能性，同时，各国开发银行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多边本币授信协议。它意味着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正在有序地按照去年三亚峰会所形成的路线图稳步向前推进。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暴露出，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不能成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因为IMF的现有资源不足。2010年，IMF理事会在部长级会议上就批准了新的配额和表决权分配系统。IMF也已提出了把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方案。
在这一等级表中，中国上升至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位，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进入到世界前十位。前面是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表1为201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前后金砖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比。目前，中国在IMF的份额只有3.718%，居世界第六。作为最大的IMF份额低估国，中国将获得新份额。
在世界银行（WB）投票权改革中，金砖国家的投票权也总体有所提高，已超过13％。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投票权都有所上升。2010年4月25日，WB新一轮增资，中国总体投票权从2.77%上升到4.42%，居世界第三。
虽然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大，但仍然缺乏实质影响。在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努力中，其未来金融合作空间仍相当广阔。
1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期内，中国自发地与国际体系接轨，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金融机制、组织或机构，目的在于主动融入国际金融格局的进程，其参与不仅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内质，同时也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持。中国通过主动和适时地参与相关国际金融机制和组织机构中，就金融运行的原则、程序、话语权分配、策略实施等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机制中不平等与不完善的弊端进行了改善，并针对预防及应对这些弊端引发的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间接以及对策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是一个合格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是以磋商达成共识、协调促进共享、合作促进治理、治理实现均衡为目标，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实施行为的。基于此，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接受与欢迎，同时中国也应该保持追求和谐与主张共荣的文化内涵，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治理中，并将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2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
2.1促进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现阶段，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依然处于秩序紊乱状态，究其原因是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不完善与不健全，而这种不完善与不健全也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诱发因子与助长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一定的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与基础上构建可行、合理、科学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提高过金融秩序的规范性。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首先，中国需要将自身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进行完善，将信息获取与运用的不对称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与消除。并保证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与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与监控调节机制，对本国的经济、金融及货币的调整，需要严格依据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进行合理与适时的引导。其次，中国需要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管理与流动进行加强与巩固。现阶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国际投机资本没有规则地流动，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力量加强对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与控制，避免其引发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并以规范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对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进行防范与合理的打击。除此之外，中国要推进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的形成。只有形成全球范围内针对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制定出针对风险投资、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与工具的管控与治理架构，才能避免大型国际游资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还需要通过磋商，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进行强化，进而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规避与科学的治理。
2.2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与决策改变现阶段，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主要受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掌控，并且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的不到充分的尊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根本无从谈起。基于此，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度的转型与决策改变，并积极提供支持力量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从而对世界各国起到示范作用。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及转型，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对其进行科学而有效地促进与推动。首先，中国需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普遍性与透明性，尤其需要推动加快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较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造，进而将其中不公平、不透明的行为进行改善。其次，中国需要推动提款权制度的更新与改革，提出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进行扩大，并将其作为国际支付与储备的主要补充手段的实施对策，如此可以对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进行有效的规避，进而可以从整体上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维持作用。再次，中国必须推动IMF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稳定作用的功能发挥，引导成员国将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与普遍性提高，并以实现金融稳健度提高为目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监督，而对金融资本来源与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除此之外，中国需要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改革的建议，对IMF的股份比例及组织人事安排的调整提出合理化意见，进而可以提高其适应性与科学性，并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性，以此抵制一些少数发达国家对于投票与决策的垄断局面。
2.3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要想将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从根本上降低，就必须采取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的实施成为世界各国争先实施的应对措施，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以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为钉住目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汇率政策与制度成为世界各国逐渐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问题。对于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合作者”角色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需要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提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因此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选择与制定作出有效的更新与改革。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弹性较低，长此以往，其波动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如此不仅会导致中国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中国未来金融的安全及稳定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对此，中国需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措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安排进行合理而科学的调整。首先，中国需要将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进行彻底地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与调控目标进行确定，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依据内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对整体性汇率政策进行制定。而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进行适当的放松可以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自由性，从而使其可以依据相关信号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而使其能够较为真实地对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进行准确的描述。其次，中国需要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最高特汇规模的限制进行适当的放宽，目的在于提高其头寸限额的弹性，如此可以提高其运作活动与行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除此之外，对于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与管理需要进行加强与巩固，提高其管控的力度与效果，进而使其可以充分运用汇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及利率政策的功能。
2.4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中国首先需要在国内范围内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并将人民币的发债规模与种类进行实质性的扩大，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并将这种效应的最大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区域之内，为了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进行防范与抵制，中国需要推行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互换，如顺利推动清迈协议的实施与监理亚洲共同货币基金的设想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提高的战略步骤，中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国需要将其金融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与优化，目的在于为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的国内金融环境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目前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建设存在不完备的地方，重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并且不良货款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状况依然不能与国际的通行标准相适应，同时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管与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并且这些问题与弊端的分析、判断与监控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与管理。其次，中国需要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对这种措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以保证其得到循序渐进的实施效果。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金融体系依然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其对外部风险及危机的应对能力较低，这就致使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因此，中国需要对境外的直接投资领域提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并在这个领域对中国境内的大中小型企业、机构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进行进一步的放宽，允许其将自身的海外业务进行扩宽，从而将各方面的竞争力进行提升。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等投资类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对境外的投资者对我国股权类投资的限制进行合理的放宽，并且需要对国内企业及其他组织结构对境外证券市场的针对性投资进行适当的鼓励，同时还需要将信誉良好的境外机构取得合格资质的限制进行放松，进而实现中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的平稳加快。
3结论
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发爆发，国际金融治理的开展与实施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为了使国内经济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全球金融秩序的规范与稳定，中国需要本着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本质，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来，并积极发挥自身力量，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自身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为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及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持。
作者：鄢莉单位：悉尼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国际金融；经济；贸易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08-01
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就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而产生的货币资金的周转和运动。国际金融由国际收支、国际汇兑、国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譬如，国际收支必然产生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国际汇兑中的货币汇率对国际收支又有重大影响；国际收支的许多重要项目同国际信用和国际投资直接相关等等。当前，中国金融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新时期，金融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新的金融形势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际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受经济危机影响，出口下降
受美国信用等级下调影响，美国进口需求会下降，中国对美国出口困难。欧洲元区国家政府债务缠身，为了避免欧元将土崩瓦解的噩运，欧元区国家必需实施统一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增长趋缓，欧洲国家总需求退潮，中国向欧洲出口之船也会随着总需求潮落而下降。美国乃至欧洲外需的急剧下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磨擦增加，中国出口贸易风险和隐患增加，导致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出口减少必然影响实体经济增长。2011年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报告称，近半年多来，全球范围内已有194项保护主义措施被执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正在上升。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一是中国产能增长和国内消费乏力并存，导致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出口越多，国际贸易顺差越大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随之升值。二是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赚取汇差，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三是由于外汇储备增加，持有的美债居高不下，在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和美债危机影响下，美元走软导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
2.加大了外汇储备风险
外汇储备购买力下降。一是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相对下降，我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美元对欧元、英镑、日元等其他种的走弱，直接降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力绝对下降，国际上的大宗商品等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这些商品的价格就要涨价，从而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三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储备太少，不能从国际金价上涨中获益，与美国、德国等黄金储备多、黄金储备占外汇比重高的国家相比，当国际黄金价格暴涨时，中国的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绝对地下降。
3.通货膨胀压力大增
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美国增加债务或美联储变相地贬值美元，对严重依赖进口国外大宗商品的中国来说，随着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提高，必然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持续，输入型通货膨胀会更加明显。国际避险资金涌入中国，推高通货膨胀。由于美欧经济动荡，国际流动性避险意愿增强，避险资金会一如既往地、甚至加速地流入中国，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助推中国本已较高的通胀水平。当前，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国内货币供给被动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通货膨胀严重；与此同时，国际热钱涌入增加了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被迫加速，人民币加速升值的现实吸引更多的国际热钱加速蜂拥而入，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加快，外汇占款随之迅猛增加，货币供给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更严重。
二、我国金融发展的战略分析
1.合理制定金融发展战略
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和规划。处理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协调、均衡关系。处理好改革与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发展的均衡关系。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增强承受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继续开放金融市场，保证各项外资政策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继续吸引外资，把资金引导到生产性、技术性的行业上去。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鉴于今年西方经济增长滞缓，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将保持低水平，有利于我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注意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的平衡。
3.继续深化体制和机制改革
金融机构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产权结构，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强化市场约束，着力转换经营机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设现代化金融企业。发挥中资金融机构在资金、网络、人员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找准市场定位，增强在核心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先地位。要以改制上市为契机，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活力及成长能力，打造拥有强劲可持续增长及卓越股东回报的国际一流金融机构。
小结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只有认清国际金融发展趋势，采取合理有施的措施，才能使我国金融业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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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已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伴随着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制度，发行联邦储备券（即现在的美元），美元正式开启了走向世界货币之路。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大于其余三个最大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甚至它们的总和，这使得美元的地位日益突出。
历史演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欧洲还没有从两次世界大战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美国的各大城市却正在繁荣发展着，美国人花钱消费，他们参加舞会，购买汽车，收藏私酿烈酒，炒股票，享受着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最鼎盛的繁华。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格局，德国、意大利、日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英国、法国这些工业国也满目疮痍，相比之下，美国却因战争受益，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生产总值的60%，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这使它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增加，美元取代英镑，成了当时使用量最大的国际货币，在那一时期，手握美元是一件时髦而且实惠的事，美国民众享受着因此带来的奢华生活。
当美国试图凭借强大的势力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时，英国并未打算让步，虽然战争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但是当时，国际贸易仍有40%左右用英镑结算，伦敦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在美元将要成为世界货币的问题上，唯一与之抗衡的是英镑。
为了争夺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美英两国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计划。两套方案针锋相对，英国方案的起草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提议要创建世界银行，改选一种超的货币，这一理论使他成为经济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在当时，凯恩斯的主张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经济学家怀特提议，应该把美元确立为主要的世界货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种场合，宣讲怀特方案对促进世界贸易的好处，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向世界各国传递着一种霸气和力量。
1944年，美国挑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争论的双方仍然是美国和英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在美国政府主导下，与会各国选择了怀特方案，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的货币再与美元形成固定的汇率。至此，美元初步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元虽然取代英镑成了最主要的世界货币，但是英镑仍然有在部分地区使用的权利，此后的数年间，英镑和英镑区仍然是美元霸权的最大障碍。
1946年，英国战后经济困难，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这给美国扫除障碍提供了机会。那一年，美国政府一次性借给了英国37.5亿美元的贷款，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包括英国必须承认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并恢复英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结果导致英镑区各国纷纷提取存款兑换美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0亿美元，英国因此元气大伤，英镑彻底失去了与美元抗衡的能力。
随着美元霸权的确立，美国对外扩张的大幕徐徐拉开，美元成了美国实施扩张计划强有力的武器。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开始实施他的新计划，通过向战后各国提供贷款和援助，试图掌控全球经济命脉。1947年至1949年，仅接受马歇乐计划和欧洲合作组织的十几个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借贷就高达16亿美元，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美元来填补财政赤字，而又得不到充足的美元，造成了当时普遍的美元荒，这种巅峰状态持续了整整10年，在这期间，美国保持着头号世界强国的地位，美元是那时唯一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2015年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止日到来的前一天，埃及、芬兰、俄罗斯正式宣布申请，向中方提交了书面确认函。算上最后搭车的几位“小伙伴”，已有46个国家成为或者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朋友圈”已达46国。从发达国家到后发国家，从遥远的欧洲到近邻的亚太，一张张“信任票”标志着对利好的追求，更标志着对共赢的渴望。
资本逐利，大家纷纷登临亚投行这趟豪华列车，首先看中的当然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蕴藏的商机。作为后发国家密集之地，大部分亚洲国家肩负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富国强民使命。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面临着后危机时代的纷扰，资本难以找到合适出路。因此，正如博鳌亚洲论坛上一些官员与企业家所言，亚投行为各国打开一扇新的增长与机会之门。
在经济合作、互联互通之外，亚投行更深层次的含义，则在于货币金融体系的再造。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覆灭之后，无论世界银行，还是后来的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合作机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国操纵、大国游戏。后发国家和地区虽能参与其中，可更多的还是属于“陪太子读书”的角色。贡献的是自身的市场，收获的竟不成比例，有的还受到主权问题的“预”，国际贸易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这种不平衡的合作注定难以持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投行尽力平衡各国利益的努力得到了格外的赞许与关注。如持股比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起国，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大家觉得应该多出些，那就到50%；如果成员增多，那就相应下降。总之，持股比例也好、发言权也罢，包括具体的运作机制，都要商量着来，以期形成一整套多边合作、共赢互惠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争取大家都满意。
长期来看，不仅是经济合作、投资领域，包括货币互换在内的金融领域，可能成为亚投行的重要议题。这就将从根本上动摇不合理的国际货币规则，使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播撒全球。
“不看广告，看疗效”。亚投行的“广告”打得好，已有不少朋友登临问询。将来，在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中，必将产生更久远的红利分享、更可靠的利益回报，大家共同为区域振兴发展、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福祉人民、泽被后世的伟大贡献。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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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贸易 影响分析 贸易结构
当前，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国际贸易比重逐年增加，以及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日益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使得许多国家遭受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这为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虽然目前对人民币是否需要国际化，以及国际化的路怎么走，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从中国决策层的动作来看，如加强区域合作、争取更大的imf投票权、与多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等，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近期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重要目标之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行动也越来越快。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无法回避。
中国如何面对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更深入更全方位地审视和评价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我国贸易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避免人民币国家化后对我国对外贸易带来过大的冲击，趋利避害，是本文重点关注和研究重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分析
当前，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仍然众说纷纭。有乐观派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走出去”正在成为中国走向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人民币必将成为和美元、欧元并立的三大国际货币之一；有专家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资本项目等方面的改革迟迟没有进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没有消除之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路还很漫长。本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二是该国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面临不少的阻碍，国际化的前景不是特别明朗。制约因素也比较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还没转型成功。二是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三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还不坚决。综上可以看出，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种种制约因素，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将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有学者研究表示，到2012年时估计将有价值2万亿美元的贸易流动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将使人民币快速提升为世界三大交易货币单位之一。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呈现出区域化的现象，这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已经如箭在弦，除非出现重大变故，否则国际化进程不会反转，只会加快。人民币力压日元成为国际三大交易货币单位之一不是梦想。
三、国际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要系统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先要理清一国货币国际化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才能对其结果进行判断。通过对我国贸易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步伐来看，它们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国际货币发展史表明，正是国际贸易的推动使得黄金和白银最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而之后的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国际货币，都是以其货币发行国强大的国际贸易地位为支撑的。具体来说，当一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越强，他国对该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该国货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使用程度，推进该国货币作为国际支付和结算手段，进而实现货币国际化。可以说，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决定该国货币能否国际化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也可以从几个主要国家在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份额变化可以看出。
1.有助于减少汇价风险
人民币的升值，美元和欧元的相对贬值使我国大量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汇率的剧烈波动也使得不少外贸企业因此不敢接单。在人民币试点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后，外贸企业和周边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的贸易伙伴所承受的外币汇率风险即可大部分消除，对出口企业来说应当是重大利好，尤其对于长单和薄利产品影响更大。
2.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
我国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方针与日本相类似，在经济发展之初，就坚持“贸易立国”的方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都比较高。日本伴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本国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同时也推动了日元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确定了日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外投资业急剧扩大。
3.有利于降低结算成本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海外储备以及参与国际结算的功能作用将进一步发挥。最近我国与多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定，也使得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规模不断扩大。以人民币结算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可以大大节省汇兑成本、贸易融资的费用，从而降低财务成本。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从中国现今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现实入手，分析了中国外汇储备过剩的现状，指出了现今过度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困境，如通货膨胀的积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以及资源的损失等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1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现实分析
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国际间普遍接受的外国货币，外汇储备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普通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中国黄金储备的各年变动量均为零，特别提款权等3个小项目在储备资产增减额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所以储备资产变动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变动。在中国外汇市场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和外汇交易会员持有头寸一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在中国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的制约下，外汇储备只是中央银行为了使外汇市场出清而被动交易的结果。其实，在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下，中央银行始终有干预外汇市场的义务和动机。这很有可能使国家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额与适度规模不相称。1994-1997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平均增加额为301.21亿美元，经过1998-2000年的低速增长后，2002年开始高速增长，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1万亿美元，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
但外汇储备额并不是越多越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国家外债规模的扩大，一些经济学家从外债与外汇储备应保持一定的正比例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即一国应把外汇储备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以外债规模来度量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标准，强调的是外汇储备的支付和偿债功能。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中国存在严重的外汇过剩。
2过度外汇储备的困境
外汇储备的积累和减少是针对外部失衡而采取的临时性缓冲政策。当出现外部失衡时，一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选择调整还是融资。如果选择以融资为主，则主要是通过使用国际储备来维持经济稳定。如果选择以调整为主，则必然要采取针对国际收支逆差的需求紧缩政策。因此，尽管各国的情况不同，但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规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过多地持有外汇储备，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1）大量外汇储备会积累通货膨胀，降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外汇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它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项就是对外占款，而外汇占款构成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体部分。由于中国目前债券市场还不发达，债券规模不大，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于是为了对冲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以阻止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发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如果不发行央行票据对冲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则势必由于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而引发通货膨胀。
（2）大量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升值压力。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造成了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明显失衡，在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政策操作下，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这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下。事实上，尽管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必须承认，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存在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的关键和根源所在。而人民币的升值势必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3）外汇储备过多会导致资源的损失。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主要为美元，外汇储备的利用主要是投资于美国的国债，这从经济上来看极不合算。第一，持有美元储备意味着向美国上缴铸币税。据美联储估计，美国每年获取的铸币税高达1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第二，存在利差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要被强加风险溢价，而把外汇储备投向流动性高的“安全资产”，即美国国债，则只能获得很低的回报率。第三，美元汇率的变化导致美元储备账面损失。如近年来美联储连续下调其主要利率，结果使美元与欧元、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这给中国外汇储备带来了巨大的账面损失。
3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出路
综观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既有经济层面的，但更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外贸需求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对外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因此贸易项目的顺差仍将继续。WTO过渡期的结束、服务项目的开放、外资并购的加速等因素使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基地，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使资本与金融项目保持顺差。中国国际收支仍将保持“双顺差”的局面，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将维持高增长。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困境促使我们必须探讨出路。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出路是一方面在既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内提高对外汇储备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寻求某些制度上的创新，破解外汇高储备之两难。
（1）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反观眼前的外汇储备问题，妥善管理才是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可是要调整美元主导的资产结构，却缺乏足够的可替代资产。欧元前景虽被较多人士看好，但也难以承接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转换；日元自顾不暇，波动太大，日元计值债券市场发展滞后，流动性也不够。至于增持部分与中国贸易量大的亚太经济体货币，如韩元、澳元、新加坡元等，都不可能分流大部分美元储备资产。而短期内将美元国债调整为美元公司债券或政府担保的抵押债券，也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逐步调整单纯利用外汇储备平衡和干预外汇市场、维持国际支付、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危机的功能，加快金融制度的微观变革，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通过适当的国际储备管理战略，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使汇率政策兼顾内外部经济的平衡，制定将外汇储备在国际收支、战略资源和军事政治等领域运用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从单纯服务于汇率、货币政策转化为服从国家整体战略。
第二，借鉴美英日、欧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经验，由国务院牵头，组成财政部、发改委、央行等部门参与的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委员会，制定运用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战略及储备管理的指引意见，建立统一、多层次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区分战略决策和策略执行。
第三，通过多渠道，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经营机构，设立外汇平准基金，并将中央汇金公司纳入财政框架之下，将其转换为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增强汇金运作的透明度，剥离其为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的功能，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外汇融资。
最后，制定详细的外汇储备结构调整计划，实现储备资产的币种多元化、资产多样化与多个市场的选择，逐步推进，优先在增量资产中实施。当然，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调整将是缓慢和长期的过程，而且应保持政策操作的隐蔽性，从而将短期的外汇市场波动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幅度。
（2）促进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外资企业境内融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产业和企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有些产业还出现了过剩的生产能力，急需进行产业调整，客观上提出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要求。因此促进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进行产业调整的需要，也是缓解巨额的外汇储备压力的一个举措。
由于国内储蓄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资本已经比较丰富。但外国直接投资除了资金上的作用外，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以及制度上的好处。因此，可以采取鼓励合资企业向国内银行借款，在国内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形式获得融资，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中的资金流入的规模，而这又不会影响中国引进外国技术。另外，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与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有效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抑制大量外资进入对外汇储备造成的压力。
（3）扩大消费需求，缓解由于经济失衡而出现的贸易顺差。
经过连续几年的外贸高速增长，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2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67％，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在对外贸易高增长的背后，中国国内消费率却连年下降。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的内部不平衡需要相应的外部不平衡来弥补。中国目前内部不平衡的情况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内需不足，相应的外部不平衡主要是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我们认为解决外部不平衡的根本举措还在于解决内部不平衡，就中国而言，关键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
（4）积极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促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最终实现减持外汇的目标。
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积极探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基金及对话与监控机制的基础上（包括东盟监督机制、马尼拉框架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进一步讨论了东亚货币体系安排。同时，东亚国家在国际储备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了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吸收亚洲各经济体的大量外汇储备，防止大量资金在投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后又回流的不利状况，并将本地区的储蓄在该地区内使用。而中国应大力推动人民币债券在东亚国家的发展，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步减持美元外汇储备。
4结论
中国的外汇储备高增长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因国内经济不平衡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表现。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探讨高外汇储备的综合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还需从多角度入手，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扩大消费需求，以保持内部平衡的方式化解外部不平衡。鉴于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应该充分利用高外汇储备的优势，协同东亚高外汇储备国家，通过合作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中国应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同时，东亚各国也需要通过协调和磋商，不断加强其自身内部的货币合作，而这可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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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治理研究，挖掘危机产生根源，强化防范意识，建立有效危机治理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传导和影响评析
（一）生成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围之广，消极影响之深，确实是世界各国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盛行的“超前消费”模式为危机产生积累了不稳定因素。
长久以来，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习惯是：少储蓄，多消费，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政府长期保持外贸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经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以及全世界资本来拉动的。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种模式的流行，即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型：依靠个人财富增长，其基本消费不以个人收入水平为基准，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将个人预期未来收入转化为可以增加财富的资本，然后把这些资本变成个人消费来源。这样不仅可能透支现存的资本，而且容易透支未来可能取得的财富①。
而这种严重地透支未来的投资消费模式，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股票等公共领域，还是个人资产领域都表现无疑。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可持续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机的产生风险。
作为20世纪金融创新之一的资产证券化在这次危机爆发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加强多方面投资收益②。这种金融创新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据美国经济分析局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发行了近两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③。由此不难看出，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过度，就加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更为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缺乏透明度，危机发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产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变动促使危机显现。
这是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鉴于美国经济长期的高负债、低储蓄特征，为应对新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困局，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之从6.5％降至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使得银行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但是，2004年以来美联储多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产泡沫，使得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④。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拖欠债务比例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转而上升，造成房贷市场更加混乱。
第四，金融监管的弊端为危机滋生提供了“适时”环境。
美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标榜通过最低政府干预和最大程度竞争建立弹性宽松的经济体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之中。
其流动性注资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为许多国家央行效仿，这就助长了市场对央行的依赖心理，从而使金融机构放松了对风险防范的控制。虚拟经济扩张的幅度大于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创制中，危机隐患逐步扩大。同时，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无疑对危机的加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指引起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继发效应。它不仅由一国影响到另一国，而且也造成区域间的连锁反应。
就此次危机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汇率传导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导致作为世界主要清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断贬值，使包括资产价格、货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等在内的整个国际价格体系陷入失衡。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逃离债市、股市，资产市场迅速下跌，损害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粮食等大宗基础性商品期货爆涨，并带动现货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由一国波及全球。
第二，机构传导
机构传导有两种方式：一是危机延发国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影响与母国同一系统的分支机构或总部的支付；二是一国的债务机构出现支付困难，而另一国的债权机构因对其借贷比重过大，可能被拖入债务危机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属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债券，而雷曼的最终破产导致其不能迅速回笼资金而影响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传导
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机构和个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动。这种恐慌心理切实地反映在股市、债市、汇市的不正常表现上。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产生后，市场走低给投资者心理沉重打击，股票市场持续大跌。从实践上讲，对于股票投资，投资者会根据掌握的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期，当其对持有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会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极易转化为集体行为，即所有投资者都将采取相同举措，形成蛊惑性传言使市场产生波动和震荡②。
（三）实际影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巨大，不仅影响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而且将对今后国际金融秩序起到极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深刻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当大比重。同时，美国为主的商行、投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把握主导权。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美元资产，推动其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发展，使得金融市场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不断积聚。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资产及其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和价值下降，其依赖资本账户支撑国内赤字和消费融资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反思。
国际金融格局和秩序转变的趋势可能加快。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游戏规则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广泛参与，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场肇始美国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现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够反映金融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原则，也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要求和特点。当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机破坏程度和影响领域不一、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形成体现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参与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中国经验与策略的价值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因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金融危机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效验来探索金融危机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体策略，成为现今研究的重点。
（一）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的经验借鉴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
其爆发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而且各国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造成各国之间相互传递和影响，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作为在亚洲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能够把握机遇，从容应对，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赢得多方称许，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治理此次危机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对其开放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中，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中国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对资本项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将使一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联为一体。
但是由于单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与巨额国际游资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监管不健全、宏观调控薄弱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国内经济极易受资本大量流动和投机的影响，进而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一旦单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危机扩散难以避免。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应与该国整体经济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相适应，采取渐进方式。同时，考虑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可能性，对资本实施暂时控制也是很必要的。这包括数量控制，也可通过征收交易税或要求金融机构在借用国外资金时缴纳准备金，以此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监控①。
第二，实施较为灵活且稳定的汇率政策。
经验表明，一种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汇率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保障出口企业保持竞争力，也保证其顺利开展业务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干扰。众所周知，经济状况恶化是产生危机的土壤，汇率制度的优劣则是危机压力积聚的关键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一旦产生波动，就会带动本币升值，从而加剧本国出口困难，在经济状况本身欠佳的情况下，使经济越发恶化。而本币币值高估，客观上为短期游资投机创造有利可图的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根据形势变化，改变以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汇率波动顺应市场变化且在一定可控区间内进行正常波动，从而较好的稳定市场，保证币值相对稳定，从而为抵御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坚定和提升民众对于应对危机的信心。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方面稳定了市场波动的局面，化解了游资冲击对于进出口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民众战胜危机的信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信心，某些情况下的危机是由公众信心危机引发，因此，对其治理必须以维护公众信心为先导。维护公众信心，首先要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稳定公众信心的紧急救援机制，包括如何迅速调集资金给予救助，如何迅速决定金融机构退出等；再次，公众信心的稳定离不开政府信誉，因此，政府信誉的护持、政策执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机现实策略的价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间推移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挑战。面对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使得对危机进行有效治理，进而研究出相应策略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建设，构建经济发展新思维。
近年来，基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一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价格受到全球市场调节程度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成本增长阶段。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赖和资源消耗基础上的。
过于依赖外需状况，未能摆脱“三高一低”的束缚，产业竞争力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上，产品最终定价权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且总处于产业链低端③。
因此，依赖于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低技术含量产业的传统思路难以维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金融危机为中国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沿海一些从事外向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使然。需要改变的是，一是选择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培育核心竞争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扩大规模，使价值链在原有基础上延伸至更高的产业环节或移向新价值链；三是使用高新技术对原有产业进行改造和创新，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抓住当前原材料下降的优势，掌握产品定价权，使产业发展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此外，着力拉动内需，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例如，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和多个产业部门的“产业振兴规划”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选择①。第二，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依托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构建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汇率调整的市场化是切实可行的。事实上，中国采取对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论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不仅有益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稳定，在这次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应当继续坚持。为此，在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金融创新要与实体经济增长相适应，要能够有效控制金融中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管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利率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前提下放宽贷款额度管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机治理和调控机制，明确和强化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地位，加强危机风险意识的构建。
鉴于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应全方位化解危机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模式。实现金融危机的转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为主体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参与金融危机治理。对政府部门而言，积极转变职能，加强调控和监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宏观管理；对非政府部门而言，主动参与，调整对象和策略以保证具体举措的应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强化金融危机治理的过程监管。实际上，金融危机治理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如在预防阶段，启动金融危机预防机制，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风险意识，建立常设预防管理机构；在生成阶段，建立金融危机实时处理机制，收集相关信息调查研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续阶段，进行金融危机调研评估，调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复阶段，建立危机善后处理机制，加强心理干预辅导，对危机结果和影响进行评测等。
第四，加强国际间合作，构建新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遏止和防范危机产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一国的金融危机跨越国界传播成为全球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冀望携手应对危局。2009年9月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建议，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尝试，既表明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共识，也会对危机的治理起到显著作用③。事实证明，符合时代潮流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务实性。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鼓励世界各国自身和整体国际利益相互协调，加强协商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要求在尊重彼此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要求相关利益方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政治经济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和促进作用。
四、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国际金融机制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复杂性，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牵涉面比较广，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必须各方达成共识才能有所突破和作为。有鉴于此，中国的作用应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中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为其他国家的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则，在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基础上，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协作，遏止危机蔓延，为受这次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增加对受危机冲击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为减轻债务做出适当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中的地位，扩大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等；加强对IMF、WB等组织功能和政策设计的改造，使表决权及援助份额的分配和安排体现大多数国家合理意愿。
[摘要]金融波动传播机制的改变使金融危机扩散的规模与速度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其借助的外贸传播渠道主要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使得小范围内的有限危机迅速地通过外贸渠道而传至他国，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文章认为，我国作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未来应坚持立足于内需的发展策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扩大对外贸易市场范围，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通过相关制度措施实现贸易伙伴集体固定汇率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强化我国在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方面的效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跨国传播；免疫策略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扩大国际交易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频发，这种由于高经济关联性或强相似性所引发的危机迅速传染，引起理论界与实物界的重视。学者们甚至指出金融波动传播机制的改变已经使金融危机开始像流行性疾病一样地扩散，且扩散的规模与速度正在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肯定经济一体化积极性的同时如何规避其随之而来的危机高扩散性，已成为当代学者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金融危机传播的一般路径分析
理论界始终致力于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研究，试图从看似无关的、杂乱的路径中找寻相似的特征，为未来有效预防危机的再次爆发提供有效的指导。Krugman指出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旦与市场汇率间出现不协调，就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爆发。①Obstfeld和Sachs以1990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典型案例，在Krugman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中本身就存在多维平衡点，那么来自于政府的行为和市场自身的预期就都成为影响平衡点的重要因素；②③Blanchard和Watson,Allen和Gale从资本市场运行入手，其泡沫化所可能诱发的银行业危机；④以ChiangTC和ZhengDZ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来自于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是导致金融危机效应外溢的主要根源所在；⑤Akerlof和Romer,Krugman则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发现投资行为的过度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⑥Calvo进一步指出尤其是外资的投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破坏性极强；⑦ChangR和MajnoniG却主张从宏观经济基础着眼，综合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信念；⑧Hai1eF和PozoS则专注于货币传播渠道的分析；⑨Kaminsky等则关注于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性研究，通过构建“共生”模型，探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共同的危机诱发根源；⑩而以Diamond和Diybvig为代表的学者甚至直接构建了“金融恐慌模型”，以便清晰揭示金融危机从潜在到爆发的整个过程；他们的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Radelet和Sachs等学者的认同，并将其很好地用以解释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国外研究者对金融危机爆发机制的多角度研究，我国学者更侧重于对理论研究结论的实证检验，例如，以李成、王建军和黄薇等为代表的学者就专门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进而分析了其直向性到交叉性传染的动态效应；潘敏和郭厦则专门对投资者视角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可见，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得出了彼此各异的结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和传播机制虽未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其具体的传播渠道基本形成了以下观点。一是共生因素所引致的多国金融市场价格协调运动，由此导致各国爆发货币危机。该观点主要解释了新型工业国家受国际商品价格影响，诱发国内货币危机的现象，其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是导致国际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二是国际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国内危机外溢，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该观点指出来自于国际贸易的危机传导不仅仅限于参与国之间，还可以延伸至第三方市场，即发生于某国国内的货币贬值，在提升自身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直接抢夺了同类商品供给国的市场，导致国际市场预期被打压，国汇率将进一步贬值，最终引发对其的货币供给，诱发货币研究。三是资本市场国际化所导致的跨市场危机，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伴随国际间经济交流的深入，金融机构间也突破国界限制，彼此间联系日益广泛，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资产的频繁流动，一旦某国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通过拆借头寸来迅速缓解，但这就加大了其他市场货币危机的潜在风险；若是国家间资产运动同时具有强相关性，则金融危机又可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外扩，导致国家间金融危机的“高传染性”。四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即由于投资者心理预期和资产调整行为而导致的。该类型的金融市场波动不同于前三种，并非国家实体经济基础出现非平稳性，而是单纯的由投资者行为导致短期资本流动异常或资产组合大幅调整，由此影响某国内或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近年来，学者更提出这种危机可能因为羊群效应而迅速在国际市场蔓延，最终诱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跨国传播的一般机理与路径
金融危机在爆发初期其危害性主要限于国内市场，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下，这种小范围内的有限危机就会很容易也很迅速地借助外贸渠道而传至其他国，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借助的外贸传播渠道主要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贸易伙伴传播即直接双边贸易传播，危机的一般扩散路径主要是“危机源国”通过对外货物、服务交易或投资等将本国风险扩散到合作国，其主要方式是危机源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而致使本国货币短时期内迅速大幅贬值，这将直接导致贸易合作国同时增加大幅的贸易赤字，进而导致合作国外汇储备同步减少，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合作国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货币冲击对象，最终同样遭受货币危机；除此之外，危机源国的货币短时期内大幅贬值会同时拉低贸易合作国的价格水平，使合作国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对于合作国国内居民而言，货币需求量随之减少，而兑换外币的需求却会上升，这会再次加速外汇储备的减少速度，诱发更大规模的货币危机。竞争对手传播即间接双边贸易传播，其也是通过贸易联系将危机源国与对手国联系起来，只是传播方式与贸易伙伴传播有所差异。该传播路径假设，由于两国属于竞争对手，那么一国货币遭受危机而出现大幅贬值会同时带来该国贸易出口量的同步增加，在竞争国看来，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就必须同时采取一定的货币贬值策略，以刺激本国出口贸易，一旦出现该种情况则会增加对手国被投机者货币攻击的风险。这就使得原本只发生于一国国内的货币危机外散成更大范围的区域金融危机，具体传播路径见图-1。从图-1可见，B国和C国与A国均有贸易关系（假定为双边贸易）但彼此间不存在贸易关系，若A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迅速使本国货币贬值，此时由于A国与B、C国间有贸易合作关系，则金融危机很快传播给B国和C国两国，产生A国对B国和C国的贸易伙伴型传播；若B国和C国与A国存在竞争关系，A国货币贬值将提高A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对B、C国的出口，抑制B、C国商品的进口，这就促使B国和C国产生货币贬值的动机，使B、C两国加入竞争性贬值的行列，这必然增加两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风险，甚至出现金融危机传播的叠加效应，即出现竞争对手型传播。事实上，国际贸易网络中贸易伙伴型关系或竞争对手型关系是交叠存在的，这就使得金融危机的扩散路径也是复杂交杂存在的，一旦某国国内出现局部的货币危机就很容易通过网络交织的危机扩散路径，像流行病一样一轮又一轮地传播扩散开来。例如，A1爆发局部性货币危机则会首先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传染”给自身的贸易合作伙伴B1和竞争者C1，B1和C1则会相继传染给自身的合作伙伴B2、C2，以及竞争伙伴B3、C3，即开启了金融危机的第二轮传播，如此往复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扩散效应（见图-2），直至各国采取措施治愈自身的危机，才能最终切断传播的路径，逐渐从危机中恢复。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危机传播渠道其对他国的溢出效应就是通过贸易渠道传播所产生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通过竞争对手渠道而产生的政策性效应和物价因素效应，这也意味着对于金融危机的免疫预防必须回到对上述因素的管控上。
三、基于我国国情的金融危机传播免疫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呈现出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加速整体发展速度的同时也犹如双刃剑一样，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复杂化、高传染性和强破坏性。这也为我们预防、化解金融危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即必须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注意研究危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注重提高免疫系统的整体功能性。具体到经济领域，要求各个国家充分利用紧密的贸易关联，由国际贸易系统整体功能的改善入手，通过系统的调节和资源配置效能而减弱金融风险的传染速度，即在危机源国局部货币危机爆发初期就通过世界经济组织给予实时救助，或者是通过贸易合作国进行必要的救援，同时，对于贸易合作国和竞争国给予相关的经济救援，防止其成为货币投机者的供给对象。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整体运行状况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破坏度十分有限，可以说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还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具体见表-1。可以看出2007—2013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进出口贸易虽然在2009年出现小幅波动，但很快回归平稳增长状态；外债余额始终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说明人民币未出现大幅贬值的状况。这都证明在200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尚未出现货币贬值、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等金融危机感染迹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是处在安全无忧的状况下的，我国依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即构建更为有效的危机免疫体系，方能在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分析防御能力。一是坚持立足于内需的发展策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从我国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出度、入度和节点权排名来看，三者均位于全球前五之列，这意味着我国在成为出口大国的同时也是全球的进口大国，国际外贸依存度相当之高，与其他国家贸易联系十分密切。从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染路径来看，这样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我国遭遇他国金融风险传染的概率也非常高，基于此，未来我国应坚持立足于内需，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着眼于国内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外向型经济对我国就业率的提升贡献较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尤其是世界性金融危机迟迟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来自于国内市场的消费拉动才是更为持久和安全的经济发展动力源之所在。二是扩大对外贸易市场范围，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下，一国想要实现自身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市场。对于我国而言，以往与美国、日本的频繁贸易联系虽然实现了国际进出口额的持续增长，但未来不应该限于此，为避免因贸易联系过于集中于某国或某地区而感染危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贸易合作市场，增加新的贸易合作伙伴，特别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以便降低和分散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对我国的传播风险三是通过相关制度措施实现贸易伙伴集体固定汇率制。从200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来看，其集中反映了当前以信用货币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固有、内在缺陷。事实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自身的货币目标与国际货币需求间是存在矛盾的，很难同时实现对双重目标的兼顾，很容易因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而影响国际货币需求，也很容易因为刺激国内消费增发货币而导致全球流动性剩余。基于此，未来国际贸易伙伴间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实现集体固定汇率制，以防止储备货币发行国因自身货币政策调整而波及国际金融市场。四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强化我国在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方面的效用。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对于身处其中的任何一国而言，若是只关注于自身经济安全而忽视对国际金融秩序的维持，是无法独善其身的。从金融危机传播的渠道也可以看出，只有及时阻断危机源国的传染源才能真正终止危机的不断扩散。我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应该积极加入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为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作者：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讨论由来已久，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此讨论的形式不仅仅只限于表面形式，更多在于运行和事实施层面。建立区域货币合作对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美元的不良冲击并减少金融风险以及推动有效汇率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1.1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当许多学者认为，应该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日元曾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单独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货币，但是结果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日本贸易迅速发展，日本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在贸易上也能和美国匹敌。但是由于日本错误的策略，竟然试图实现“日元国际化”，把和美国间的“贸易大战”上升为一场“金融大战”，最终美国利用其实力，用一纸《广场协定》使日本经济陷入了经济困境。由于当时日美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相当密切，日元遭重创之后它也无法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着美国的经济牵制。所以说，在当今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任何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努力如果不依赖区域合作的集体行动，几乎是很难成功的。作为现代的“金融霸主”，美国是最不情愿看到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所以像“日元国际化”这样的任何试图挑战“美元霸权”的行为，美国都会大力打压的。所以，新兴国家货币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联合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1.2货币区域化可以减少来自内外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不利影响
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享有金融货币领域的特权，并利用特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国敢怒却不敢轻易言说。有学者就提出亚洲要建立更紧密的汇率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单位，最终建立区域货币。区域货币的建立可以促使成员国减少其储备，正如欧元区的那样，这将削弱对美元的依赖，从而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减少美元霸权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东亚地区货币错配严重、汇率制度扭曲、汇率僵化而缺乏弹性等问题。而IMF由于制度因素其对亚洲发挥的关键作用不是很大，亚洲金融危机时IMF开出的错误药方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所以东亚无法过度依赖IMF，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机制来应对今后发生的种种问题。
1.3货币区域化促进有效汇率机制的建立
东亚地区没有自己的强势货币，在汇率制度上也比较混乱，但实际上，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实施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东亚地区的汇率安排带来好处。但是东亚在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的同时，其缺陷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美元本位的存在给东亚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给汇率制度的选择造成了两难困境，指的是东亚国家在用外币借贷过程中会面临货币错配的尴尬和高储蓄－低消费模式下货币升值的压力；二是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金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必要建立本地区的货币合作机制，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2东亚区域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否具备可行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欧元区的启东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东亚地区进行区域合作的可行性的强烈关注。对东亚地区是否具有货币合作可行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罗伯特•蒙代尔、麦金龙、弗莱明等分别从要素流通程度、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东亚国家是否适合建立最优货币区？下面根据最优货币区的几个主要标准来进行分析。
2.1生产要素的流通程度
生产要素流动程度首先反映在贸易一体化程度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东亚各国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品种也在不断增多。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启动就是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最好证明。东亚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另外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只要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是流动的（尤其是劳动力），那么成员国之间出现商品和劳务供需失衡时，生产要素的高流动性就可以保证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价格和劳务成本之间的稳定。但是目前限制劳动力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法律、文化、整治等非经济性的障碍，这都使东亚劳动力流动性比较低。从这方面考虑，东亚形成货币区域联盟的成熟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2.2经济趋同性和经济冲击对称型
当经济冲击发生时，如果冲击均匀地分散到货币区的每一个成员国，那么这个货币区就是最佳的。而冲击是否对称，很大程度取决于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但是现实是东亚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很大，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也不同，而且从这一次金融海啸对东亚各国的影响来看，其程度深浅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日本相较于东南亚的一些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在这次金融危机所承受的打击就比它们要大很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随着一体化进程加快和经济的大力发展，东亚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可以逐渐缩小，经济发展层次虽然仍然存在，但是每一层次里的国家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直至趋同化。所以，就未来趋势发展来看，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的程度也能逐渐加深的。
2.3金融一体化程度
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金融一体化”理论得到发展中国家拥护，后来东亚整体上都在推动“金融自由化”。就目前情况来看，东亚各国股票市场也有高度相关性，利率波动情况也有较高的一致性。另外，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一体化进程加快，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体化程度特在逐步推进。这都表明，东亚各国间这一方面的未来趋势发展也是可观的。
3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模式选择分析
有关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模式，学界提出的理论有很多，本文主要从欧元模式、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这三方面来进行简单的分析阐释。
3.1欧元模式
欧元模式又称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区域内的成员国自愿放弃货币发行权，由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发行货币并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的一种货币合作方式。目前在欧盟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如今欧元也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但是这一模式并不适合东亚。欧元区的建立是基于欧洲内部国家间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而欧洲一体化的实现也是由于欧洲内部很高的文化认同度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之下，东亚一体化的程度远远比不上欧洲。而且目前东亚各国间的互信程度远没有达到可以放弃本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交由超国家机构掌管的地步。
3.2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
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又被称作多重货币联盟模式，主要指由区域内部的次区域货币合作进行过渡，最终形成单一货币联盟。有学者认为，东亚最有可能实现三个次区域，分别是中华货币区，它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这四个经济体；日韩货币区，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较强的经济体；ASEAN货币区，包括文莱、泰国等十个东盟国家。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最可行的合作模式就是区域货币合作模式，这种论断也是基于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形态等实际情况决定的。目前东亚间的文化、经济、政治往来日益密切，地区间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于日前正式启动。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如今东亚间的政治形势尚不容乐观，领土争端等问题也是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就目前形势来说，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只是跨出了万里的第一步，更加牢固的框架协议正等待去建立。
3.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