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1 09:33: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引言：在以往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目标较为单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相对单一。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下，经济政策的问题也相对较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逐渐增多，将市场调控手段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发展目标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无法达到当前经济形式的预期发展目标，有时甚至会使得经济形式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因此，在当前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特点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的显著的提升，科学技术发展也越来越快，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加深，经济收益也不断的增长。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国的经济收入水平逐渐下降，使得当前的经济形势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因为全球的红利和制度红利逐渐减少，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潜力不断下降。
（二）通货膨胀现象的存在，使得短期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现象、商品限购、消费的跨期替代效应等对消费总需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短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有效的采取相关措施，那么以房产为例，会使得经济形式发展逐渐减弱，商品投资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缓慢。同时，商品物价水平的涨幅逐渐回落，使得通货膨胀现象更加严重；进出口额和数量的压力也在明显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在不断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的限制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
（三）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效果不明显。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甚至会使得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逐渐下降，不能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同时，如果继续以加大投资为主要的经济政策会使得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得更加恶化，严重影响着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弹性也会不断的下降，影响着原来就业政策的实现，使其不能很好的发挥政策调控的效果。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目前发展中，原来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形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政府为了迎合当前经济形式发展环境，积极的完善财政政策来过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有效的抑制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缩短了我国对经济形势的稳定时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要科学合理的实施相关财政政策，避免出现债务风险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我国要实施加大供给和扩大需求并存的经济政策，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改善我国出现的供给问题，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财政支出。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规划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采取相关的贴息政策，引导民间进行投资，促进我国投资水平的提高；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提高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它不仅可以支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可以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以及金融风险的问题，促进我国货币信贷发展水平的不断增长。因此，要加快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增加相关短期流动资金的贷款，合理的控制长期资金的信贷，有效的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和农业等方面的信贷难的问题，提高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科学合理的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
（三）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要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市场化进程。首先，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振兴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的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核心技术也较少，在政策的扶持方面也不合理，同时减免设备进出口的税收，使得我国设备的竞争力较为低下。所以，要合理的运用调控手段，完善相关的各种经济政策，提高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形式的稳步增长。其次，加快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改造传统企业的发展技术，提高我国产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对高新产业的扶持力度，带动我国经济水平的稳步增长。最后，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改革融资体制，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形式下的发展问题。
结论：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仍是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等问题突出，依然需要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来稳定经济形式的发展。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根据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完善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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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结构性收缩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1）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
（1）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2）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3）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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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 资产价格 宏观经济 货币供给 股票市场
伴随着资产市场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变得更为剧烈，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学者们对资产价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而研究内容则主要侧重于关于资产价格泡沫成因的研究及关于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客观因素的辨析出发，基于资产价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来考察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
一、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1、根源于预期
人们购买资产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决定资产价格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资产未来获得收益的能力。做出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需要衡量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这就需要做出向前的预期，将未来可能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成为资产的现值，这符合资产的本质属性，也符合我们一般的投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不确定性。向前的预期由于不同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主观认识的差异会大不相同，从而造成了不同投资主体对同一资产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最终会形成资产价格的波动。
2、客观因素
（1）宏观经济形势。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使得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未来的收益又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当前变化归根结底反映的是“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综合，是个体预期的综合反映，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前一阶段人们预期的结果，而未来的经济形势又反映了人们当前的预期。如果某一时期内资产价格呈现持续的上涨或者下跌，那么，资产价格的这种趋势必定与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符合，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应当也是同样的趋势。
（2）政策制度。中国股市发行、退市和分红等制度的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存在隐患，投资者教育的缺失，使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国际资本进出的冲击之下，表现出了繁荣时期的泡沫化，以及对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背离的疲软走势。
3、主观因素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是复杂动物，不论客观条件上是否存在限制，人的决策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认知偏差。资产的虚拟性和它的投机性使人们对于资产的买卖掺杂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投资主体非理性在资产价格波动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资产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如图1所示。
总结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其根源于资本化的向前预期的定价方式，这种定价方式本身就蕴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股票这类金融资产属于虚拟资产的范畴，其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强，其运行特征相对于实体经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在向前预期的定价机制下，资产价格波动的最根本的客观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它决定资产未来收入现金流的多少，是资产定价的基础。但是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又具有特殊性，就股票价格而言：第一，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不完善的发行、退市、监管和分红机制的存在，使得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具有更多的“投机性”。第二，中国的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信贷为主，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放开，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资产价格具有更大影响。第三，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的不成熟，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晚，但规模扩张十分迅速。投资者很多都是跟风入市，面对股市的跌宕起伏被各种非理性思想所左右。
二、对中国2008年以来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8年以来的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A股市场股指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的VAR模型来考察股市与实体经济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脉冲相应分析来考察其相互间的影响，说明该时期内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客观驱动因素。
1、数据选取与处理
选择工业增加值IAV同比增度，货币供应量M2，以及上证综合指数SHDEX三个指标来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走势，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期间从2008年1月至2012年11月。然后，用X-12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并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减轻数据的过度波动与异方差问题。
2、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从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序列不平稳，但呈现一阶单整I（1），这说明三个序列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显示，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工业增速、货币供应量，以及上证综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VAR模型与脉冲相应分析
运用Eviews建立VAR模型之后，对模型的特征根进行AR Roots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函数是指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如果给货币供应量一个正向冲击，其并没有对股票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第一期有正向反应，在随后的阶段逐渐衰减趋近于零。这说明这段时期内，流动性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对于实体经济有明显的影响，见图2。
如图3，给上证指数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增速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时期快速上升，随后缓慢下降，逐渐趋于平稳。这反映了股市资产价格对经济的预期作用，资产价格波动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股票价格的正向冲击代表了投资者对经济向好的预期，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经济的乐观看待会直接带来更多的消费、投资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三个序列呈现一阶单整I（1），通过对其一阶差分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三个变量间所呈现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上证指数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Granger原因，其他变量之间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上面脉冲相应分析的结果，即2008年以后至今，股市资产价格的波动反映了预期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变化。
三、结论
实证表明，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其波动反映了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而货币政策和流动性并没有对资产价格波动起到太大作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整个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投资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这似乎与投资者对股市表现的抱怨相差甚远，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投资者抱怨中国股市是基于中外宏观经济增速的对比，即，中国经济增速比国外发达国家要高，但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却不如发达国家股市的表现。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其针对股市涨跌这样一个相对变化的比较并没有基于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的比较，并非只要GDP增长率是正数，股市就一定要涨，或是我国GDP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GDP增长率，股市收益率就应当高于其他国家股市收益率。这是明显有问题的，因为股票的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股市的涨跌，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
第二，中国股市的疲软是经济发展调整的必然过程。中国股市本身与国外股市存在差异，平均估值高于国外股市，股票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股市的疲软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实体经济“软着陆”的经济现实一致。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高速增长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返，股票市场的表现虽然令投资者不满，股票市场制度的建设仍有待完善，但这样的表现主要并不是股市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我国的经济现实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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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企业发展;影响;对策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企业筹资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现状下，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席卷全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我国很多企业融资困难，甚至导致部分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企业惨遭破产，可见，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融资发展，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部分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弊端。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调控机制，政府如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放出更多的货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更加多样化、贷款渠道也会更加顺畅。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虽比不上计划经济政策那样明显，但政府进行的很多宏观调控政策都会给企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指向性影响，促使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紧跟宏观经济走势 创新企业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是企业发展的指向标，未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企业战略转型，促进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态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要想做好自己的企业，首先要成为宏观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分析家，同时保持自己企业的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要灵敏。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依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确保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降低企业风险。为此，企业重大决策应尽量集体进行，吸收有关人员的参与决策，这是确保企业决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比如，青岛著名品牌海尔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敏锐的嗅到了多元经济的新气息，从单纯制作冰箱，逐渐扩展到洗衣机、冷柜、酒柜等其他产业，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海尔从最初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今天全球家电第一品牌，与历代经营管理者的与时俱进、紧跟宏观经济形势不无关系。
（二）结合企业实际，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下，企业应注重联合重组，走集团化发展之路。美欧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调整和大重组的新动向。为此，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发展大势，突出强强联合，在联合重组中优化自身结构，走集团化、集群化发展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态势，如黑龙江省的哈电集团就是在与国外企业的兼并重组中趟出了新路子，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此外，现代企业还应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注重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创新发展之路。创新是新时代宏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现在和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依托于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三）不断与时俱进，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要想促进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永葆青春活力。比如，传统的医药化工企业对环境污染较大，但在建国之初，国家将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了第一位，那时的医药化工企业高度重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产量，以满足日益庞大的医药消费需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认识到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再提倡牺牲环境式的经济发展，此时，具有前瞻性的很多医药化工企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走势，高度重视提高技术含量，严格控制污水污气的排放，比如通过对甲基多巴等产品的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废污的产生，有效的保护了环境，促进了医药化工企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紧跟宏观经济走势，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坐标定位，创新企业发展战略，自觉趋利避害，抓住宏观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在国际经济环境趋好、政府实施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策和超宽松金融政策的刺激下，从2009年开始日本经济逐渐回暖，可以说，上台后，日本经济实现了乎稳过渡。日本始于2007年11月的经济衰退在2009年3月结束，此后持续12个月回升。2010年，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好于金融危机初期，业界分析认为日本经济自身衰退周期即将结束，日本政府对2011年日本经济的大幅度复苏也抱有了极大地希望。
2010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日本实际GDP增长3.9％，名义GDP增长1.8％。按可比价格计算，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万亿美元，在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中国同期的GDP为5.879万亿美元。虽然自1968年以来日本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之位，但日本总体的经济形势正在不断好转。
2010年前11个月，日本出口总额为612930亿日元，比2009年同期增加25.7％，进口总额为552478亿日元，比2009年同期增加18.5％。但由于截止目前的世界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还没有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随着刺激政策效应逐渐减退，日本出口增长也随之减速，很难再出现高速增长局面。在出口地区结构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成为日本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汽车、钢铁、半导体电子零部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好转，日本对美国出口也持续增长。
2010年第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速达到1.7％。私人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增长较快是促成内需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第二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7％，连续第3个季度维持正增长。第三季度，日本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达到1.1％。年第四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3％，按年率计算下降1.1％，这是日本经济五个季度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不过，根据地震前日本经济新闻社针对29家民间经济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机构认为，受外需增长提振，对2011年日本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普遍认为充满信心。
2010年日本一季度消费环比增长0.6％，二季度环比增速降至0.3％，但三季度反弹至1.2％。私人消费是前三个季度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内需和外需的同时下降导致2010年第四季度日本内需下降0.7％，主要原因是由于环保车补助政策到期及烟草税提高令日本个人消费出现萎缩，但这只是短期现象，不能改变日本消费增长的整体趋势。
此外，受各国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影响，日本工业生产从2009年二季度后开始反弹。为了应对危机、增加需求，日本政府推出财政补贴方案，鼓励民众购买环保汽车与电子用品，中国、欧美等其他各国也纷纷实施了类似政策，刺激汽车与电视机等消费类工业产品需求回升。这使日本电子与钢铁工业生产大增，并带动整体工业生产回升。
宏观上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和解决通货紧缩，不断推出财政应对方案，近一年来又先后出台了三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2009年12月鸠山内阁出台了规模达7.2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对策”，2010年9月菅直入内阁出台了规模达9150亿曰元的“补充经济对策”，10月营直人内阁又提出了一个总额为5.05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为了支撑不断出台的财政支出扩张方案，日本于2010年9月编制2010年度补充预算案，最高预算支出金额将达到4.6万亿日元。
此前，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增高，日元作为避险币种受到青睐。除此之外，美元泛滥也对日元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趋势导致美元疲软，迫使包括日元在内的其他货币相对升值。2010年5月之后日元确立快速升值趋势，5月4日日元兑美元为94.7：1，到了10月20日已经变为81.3：1，连创十多年来兑美元的高点。日元升值对于日本电子、汽车等出口产业不利，使处于脆弱复苏中的日本经济雪上添霜，因此日本央行于9月15日动用2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使日元暂时止住了涨势。这是日本6年来进行的首次外汇干预，同时也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外汇干预。
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日本央行不仅没有收紧货币政策，反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2010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增加对货币市场的低息贷款投放量，以鼓励私人需求，消除通货紧缩。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将在已经投放10万亿日元贷款的基础上，再向金融机构提供利率为0.1％的10万亿曰元短期贷款。
在政府推动下，加之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日本央行在2010年10月5日决定将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0-0.1％的区间，并承诺将维持零利率直到物价企稳。同时，央行还将出台总额为5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购买计划，旨在压低长期市场利率。这是日本央行时隔4年后再次实施零利率政策。
“促改革论”者主张抛弃刺激思维，着眼长期，以改革促增长。“稳增长论”者强调坚持底线思维，认为“没有增长，何谈改革”，主张以刺激拉动内需，以宽松促进投资。
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在促改革论者看来，主要释放两个信号：传递中国经济的信心，不会“硬着陆”；表达中国促改革的决心，推进“强改革”。
事实上，认为决策层会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暂时忽视改革；或者把“促改革”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都是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的片面理解。
中国经济具有独特性，观察中国转型与发展，尤忌止于数据。对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担忧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两年多，直面各种问题，对中国经济前景也出现三种预判：垮掉、陷入泥潭和重生。
“垮掉”就是在西方国家很有市场又饱受诟病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会崩溃。一是中国拥有4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储备；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至少20年；三是增长下滑往往会“倒逼”出中国更多的改革决心。
“陷入泥潭”论认为，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度使大家相信有“中国模式”。当陶醉于7.5%的“底线增长”，沉浸于全球经济总量桂冠在望时，或许已在自掘“后发劣势”和“中等收入”的陷阱了。
而且，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快，是因为官员在做大蛋糕同时，自己也“获利”，经济学上称之为“财政联邦主义”。那么，以行政威力施行的反腐会不会使官员“不作为”，进而带来经济下滑呢？也是个问题。
重生就需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改革举措哪怕真正落实一半，中国的经济前景都不可小觑。关键是改革要有条件，要付出代价。所以，就需要“促改革”和“稳增长”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动作，就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经济下滑时，可能会倾向“稳增长”多一点；经济企稳时，可能会倾向“促改革”多一点。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经济政策必须学会在刀锋上跳舞”。
基于上述情况，对未来大致可做如下判断：
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将有所提高。增速的底线取决于就业和财政收入形势。虽然今年经济形势严峻，但截止8月份，城镇新增就业已近1000万，接近全年目标，如此看来这个底线估计还能再低点。
也就是说，在就业稳定、不发生大范围债务违约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在7.3%-7.4%是可接受的。而且，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是大概率事件。
场金融危机。”坐在罗斯福画像下的小布什问道，“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吗？”伯南克答，“是的，就金融系统而言，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此后，美国开始全力以赴进行危机救助，并立即出台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然而，危机很快向全球蔓延。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奇敦促小布什召开国际峰会，共商救助大计。小布什认为，解决危机不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事情，还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因而他没有选择G7峰会，而是决定召开一个G20首脑峰会。美国的号召力足够强大，第1次G20首脑峰会很快就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并签署了协调行动的《华盛顿宣言》。
《华盛顿宣言》中，除了声明不提高贸易投资壁垒、不出台违反WTO规则的出口促进措施等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各国同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并承诺由各国财政部排出行动时间表。于是，我们看到了2009年财政和货币的全球性大扩张，其中包括中国的4万亿元计划。同时，也看到了全球性大扩张促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出衰退深渊，实现了2010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反弹。
在小布什主持第1次G20首脑峰会的10天以前，奥巴马被选举为美国总统。G20首脑峰会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换了人而不再举行，今年6月中旬，马上就要在墨西哥举行第7次峰会。在2009年9月第3次首脑峰会上，奥巴马主持通过了一份《匹兹堡宣言》，将G20设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出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要求各国进行宏观政策互评。
近期，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似乎又在起作用，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大扩张再一次出现。这次的全球货币扩张，实际上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先是美联储在2011年9月出台“扭曲操作”，实行一种新型的货币宽松政策；接下来是巴西降息，并且从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连续7次降息；中国则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然后是欧洲中央银行在2012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欧元区注入流动性；还有印度在2012年1月和3月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在4月开始降息，澳大利亚央行在2012年5月和6月两次降息，等等。
然而，这一轮看似同步的全球货币大扩张，并非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各国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自发决定宏观政策的结果。
宏观政策协调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当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一致时，即使没有协调，也能实现政策同步。只有当各国宏观政策方向不一致时，政策协调才有必要。比如有些国家要货币扩张，有些要紧缩。由于紧缩会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因而扩张的国家担心资本流出和外需下降，降低扩张效果；而紧缩的国家则担心资本流入抵消紧缩效果。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协调就会很有必要了。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宏观政策协调会非常困难，因为需要有些国家付出代价。美国在第1次G20首脑峰会中，为了联手新兴经济体实行扩张政策以应对危机，就付出了代价。美国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只是代表权调整方案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就在《匹兹堡宣言》之后不久，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继退出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继续执行扩张性政策，美国还在2010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被认为引发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招致了新兴经济体的强烈批评，巴西还为此加强了资本项目管制，防止资本过度流入。
美国的量化宽松还引发了另一种批评，即量化宽松引起的美元贬值和未来高通胀，会降低新兴经济体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价值，因而作为货币的美元不宜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强超储备货币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完全针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丝毫不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G20所设定的宏观政策协调似乎形同虚设。
可见，各国同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一定是协调的结果。当宏观政策方向出现分野，真正需要协调的时候，往往又很难协调起来。这是一个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悖论。一国要求扩张，另一国要求紧缩，谁也不愿意妥协。即使在欧元区这个已经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的地区，仍然在为希腊等债务国是应该进行财政紧缩还是财政扩张争论不已，何况是在G20这种约束性不大的框架内。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悖论的消除，恐怕只有当各国经济收敛于同步周期，乃至出现相似的经济结构时，才能实现。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线性回归；股市总市值；因子变量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55－03
中国的股票市场起步较晚，除了受市场调节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如货币供给、投资基金数量、期货交易量、利率等。本文选取当前国家经济中十几个变量，通过这些变量对股市总市值进行线性回归，以找出会对当前股市总市值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并对中国股市的未来发展做出理性预测。
一、中国股市的特点
中国股市当前几个独有的特点：
1.根本制度尚不完善，存在一定政策干预市场状况。
2.主要的外生变量是：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调控。
其中以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调控最为重要、最直接。
3.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成长快，不规范，但处于快速变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
4.与其他股市一样，中国股市具有周期波动的运动规律。某一时段的状态与过去的状态相关，在外界作用消失或不变的情况下，股市将按其自身规律运行。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它还会改变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经济形势好，投资者对前景乐观，投资就会积极；经济形势不好，投资者对前景悲观，投资时就会格外谨慎。此外，财政政策对于股市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改变或部分抵制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从而间接地作用于股市。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就会对部分行业、板块产生有利影响；减税同样会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公司利润，间接促进股市繁荣。
同时，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直接而重大的。国家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可以进入股市的资金，为股市上涨创造了条件。同时降低利率，降低了储蓄、债券等其他金融商品的投资回报率，降低了股票投资者机会成本，增加了股市的吸引力，从而有力地推动股市上涨。
二、线性回归分析对股市发展的影响
线性回归分析是用来分析某种结果的产生和哪种因素存在线性关系，并找出哪些因素对结果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本文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对股市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并在原始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变量对股市这个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一些变量来对股市的总市值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变量为：国债现货成交金额、国债回购成交金额、广义货币供应量、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上海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保费收入、证券投资基金成交金额、上海投资基金成交额、深圳投资基金成交额、黄金储备、国家外汇储备、银行同业间隔夜交易量、银行同业间7天交易量、银行同业间14天交易量（相关的数据来自国研网，采用月度数据，从2000年1月到2008年2月，其中2008年3月数据用于检验模型的有效性）。
首先，将总市值作为因变量，各原始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spss软件）。分析结果，因变量总市值与投资基金、股票成交量、流通市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与保费、大连商品交易、郑州商品交易的相关性很低。
其次，对股市总市值进行线性回归，在回归变量筛选方法上，首先选取逐步筛选法，由表1看出，由于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方程的拟合优度不断变好，其回归方程的估计标准误差在不断减少。而且其F检验的相伴概率都小于0.05。所以可以得出自变量的引入对回归方程都有显著的贡献的结论。由表2也可以看出均方误差在不断减少，从侧面揭示了表1中拟合优度逐步提高的原因。且其相伴概率也是均小于0.05。
最后回归系数均通过t检验，但是根据回归方程预测出的总市值与实际值相差很大。原因一是部分自变量本身属于流量统计，对总市值这个存量数据的回归不恰当；二是由于股市从2005年之后出现市值大幅提高的现象，与以前几年的数据相差很大，变化很大，所以模拟不足。
鉴于以上原因，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试图通过把那些解释意义不明确的变量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给综合起来，使得解释更有说服力。
首先，通过KMO and Bartlett's Test检验，发现因子分析有意义，结果见表3。通过因子分析，从表4可以找出四个因子变量，他们对初始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0%。表5给出的是因在分析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在变量对许多变量都有较高的载荷，因而其实际含义比较模糊。于是选择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得出表6，第四个因子变量反映了现货和回购，定义其为国债因子；第三个因子变量反映了隔夜1、隔夜7，定义其为为利率因子；第二个因子变量反映了投资基金、股票成交量、流通市值，定义其为资本因子；第一因子变量反映了保费、上海、大连、郑州、m22、外汇，归结为宏观因子。
表7给出的是四个因子变量的得分函数，再根据原始变量的数据计算出各个因子变量每一期的数值，得出因子变量的数据序列，以此四个数据序列对总市值再次进行回归。
随着证券制度改革和股权分制改革的顺利实行，我国相关政策在近期调整比较频繁，所以采集的数据在最近几年变化非常大。再次使用2004年2月至今的数据对总市值进行回归，从表8可以看出四个因子变量对总市值都有显著的影响。
预测得出的回归总市值与实际值非常接近，可以认为这一回归方程较好的模拟出目前宏观政策对股市总市值的影响作用的。
从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宏观因子主要反应了国家新增广义货币供给和期货市场交易。其中广义货币供给是因为国家外汇储备的激增，并未投入股市；期货市场的资金也和股票市场形成的不相容关系，国债市场资金的变化与股市资金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变化。
而利率因子反映了银行隔夜拆借交易额，同银行隔夜交易利率负相关；利率与股市负相关，因而，利率因子与股市总市值的变化是同向的。
对于国债市场，国家通过发行国债或者中央票据来调控货币流动，从而来缩减进入股市的资金量。
三、结语
可以看出，无论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有所变动，都会对股市总市值的变化产生影响。其中利率因子对股市总市值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其系数达到84.299，说明银行利率的变动会对股市资金总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股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消化的过程，国家政府不应该频繁地在相关政策作出调整，不连续、不明确的行政手段很容易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这对于我国正处在发展中的股票市场是极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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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广泛征求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__年计划报告，提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审议,并在人代会期间认真听取各位代表意见和建议，将各位代表意见和建议充实到“十一五”规划中来，进一步完善“十一五”规划纲要。
2、按照省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安排，认真开展关于主要、重要战略地方水、电力资源调查工作，完成相关数据的采集。
3、研究起草加强淮河流域工业废水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国债项目管理工作的文件，规范项目建设程序，认真开展项目督查，加快建设进度，争取早见成效。
4、开展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牵头组织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联席会，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5、与工业、农经等科室配合深入古井、三星、双轮等企业，开展调查研究，提业政策信息，帮助做好环资项目前期工作，积极争取建设资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6、修改完善亳州市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提交市政府研究下发。
7、认真学习研究经济政策，关注国家区域、产业发展导向，抢抓建设机遇，引导帮助企业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积极争取节能、污染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资金。
8、积极走出去，加强与其它地市相关科室的交流，学习他们好的经验，开阔视野，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综合计划工作水平。
9、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撰写20__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10、与工商、金融、税务、财政等部门协调配合，认真开展企业信用信息数据的采集工作，争取企业信用建设资金，加强信用建设，推进“信用亳州”建设步伐。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11、开展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全年经济形势，展望20__年。
12、制定亳州市发展循环经济工作意见，启动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争取一批项目（企业）分别进入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和省循环经济试点计划盘子。
13、对三星化工清洁生产及综合利用等第一批7个淮河流域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和新宇纸业资源综合利用国债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14、深入县区、企业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优势产业、行业发展趋势，排查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做好20__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