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1 09:34: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经济情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多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测，年初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8%，年末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1%。此外，IMF也曾于2016年度两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初预测增长6.4%，随后又上调至6.6%，这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6.5%-6.7%”的目标相吻合。
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关乎全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事关中国人民福祉，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按照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中国经济增长6.6%，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按照官方汇率测算，2015年全年全球经济总规模73.6万亿美元，中国11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对全球新增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但若按照更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贡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全球经济总规模114万亿美元，中国19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是35%……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近日也曾发表文章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新增经济的贡献超过35%。事实上，中国经济在2016年全球经济3.1%的新增部分中就占据了1.2%，但若不包括中国贡献部分，那么全球经济则只增长1.9%，该比率意味着全球经济已陷入困境。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在政策层面，我们亦需正视诸多严峻挑战。
正视全球经济的五个“不确定性”
之所以坊间不断出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说法，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的五点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愈加明显。尽管存在美国失业率水平下降和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两大不确定因素，但美联储同年12月加息，几乎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项共识，这便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分化趋势。
第二，资本流动方向。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及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其大规模减税、投资等一系列政策将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第三，全球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尽管2016年度全球经济增长3.1%，但WT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7%，非常之低。如果该预测准确，那么2016年已是中国连续六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其中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也有新的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但无论如何，有关贸易增长的诸多挑战，我们都要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近期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英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表明，英国金融体系已面临挑战。而金融机构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增加方面的挑战，亦是全球的挑战。预计2017年7月底，欧洲将开展对重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而我们也应同样予以关注，并对潜在金融体系风险格外警惕。
第五，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形成新挑战。有关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对金融市龅挠跋欤我们还需密切观察。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一些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如中东乱局。2017年欧洲将迎来集中选举年，特朗普也将于来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上因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同样不可忽视。
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作为？
今年6月25日～6月27日，G8和G20首脑峰会相继在加拿大的亨茨维尔和多伦多召开。尽管G8峰会是当前西方国家协调立场的重要机制，但与紧随其后的G20峰会相比逊色了许多，G8峰会似乎成了G20峰会的铺垫或陪衬。在全球范围内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之际，世界各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出现了分歧，由此G20的多边国际协调机制的活力显然更大于G8峰会。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G8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上始终存在分歧，应有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得到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关系，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导向，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恐怕非G20合作与协调机制莫属。
因此，在国际各界对G8合作与协调机制议论纷纷的同时，G20合作与协调机制的未来也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G20峰会最终将以什么样的架构形式存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又如何展开?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似乎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
下行风险仍然显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称，新兴市场持续动荡及欧元区通缩困扰，正威胁着全球经济改善的情况。报告称，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下行风险仍然显著。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及利率上升，仍是主要忧虑因素。最新的下行风险因素则是由欧元区长期低通胀引发的通缩困扰。
IMF表示，关键的忧虑是资本外流、利率上升和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尽管市场正在回稳，但近期的波动凸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和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要避免在时机不成熟时撤走宽松货币政策，包括美国。
IMF指出，欧元区存在通胀非常低的新风险。如果通胀预期下滑，通缩忧虑会加重。IMF认为，欧元区需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75%，明年经济将增长4.O%，1月时预计分别为3.75%和3.9%。IMF表示，综合性的结构改革会在未来5年令全球经济增长年率增加0.5个百分点。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也聚焦全球经济增长。G20成员国认为，未来5年将提高经济增长目标超过2个百分点。G20成员国同时认为，全球经济依然面临部分地区需求疲弱、增长幅度不足以为民众创造职位，而金融市场动荡、公共债务水平高企及全球增长不平衡，也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欧元区有通缩风险
近期欧元区的经济数据总体情况虽然好于美国，但因为通胀率较低，所以对其可能陷入通缩的担忧正在升温。
欧盟近日的欧元区经济预期报告称，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超出预期，但通胀增速或将低于预期。欧盟将欧元区今年GDP增速预期由1.1%上调至1.2%，将明年GDP增速预期由1.7%上调至1.8%，同时将今年通胀率预期由1.5%下调至1%，将明年通胀率预期由1.4%下调至1.3%。
欧盟表示，欧元区经济仍面临下行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源自欧元区国家不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结构性改革。当前并不能排除欧元区陷入通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从1944年迄今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具体分析，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发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周期发生于1980年代。第三次周期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帐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由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特质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帐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
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欧洲和日本。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
我国的对策应是：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
论文摘要：在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接者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越全球化或者中国经济越全球化，都会使我国承接全球经济失衡的数额增大，即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我国应采取调节外贸失衡的新思路，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缩减沿海发达省市加工贸易规模，通过与世界多个国家共同政策协调来减少全球经济失衡。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并且世界经济越全球化，国际分工不平等（不平衡）越突出，全球经济失衡越严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接者，这是我国外贸失衡的原因。
对于中美和中欧的贸易失衡，以往主要依靠两种调节方法：第一种为汇率调整，第二种为大宗采购。但以上两种方法作用有限，国内学者提出了其他方法：一是自动限制我国的出口。于铁流和李秉祥（2004）认为，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应当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我国采取更加有效的诸如自动限制出口、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二是促使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沈国兵认为，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化解离不开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三是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着手。娄圣睿认为，美国应该改变低储蓄率的现状，减少财政赤字；而我国应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深化投融资渠道改革来刺激消费。
但是这些学者的方法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平衡中国贸易收支起到根本作用。那么，面对中美和中欧贸易失衡和贸易磨擦，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在此，基于我国外贸失衡形成原因分析，找出减少中美和中欧贸易失衡的办法。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现有多数研究认为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国内实际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或外部因素，但至于是何种实际因素却存在较大争议，具体如下：
一是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李稻葵、李丹宁认为，中美的贸易顺差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美国储蓄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何帆、张明认为，国内总储蓄超过国内总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原因，若政府对当前的高储蓄高投资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未来贸易顺差会继续上升，若政府采取积极的调整政策，未来贸易收支趋于平衡。
二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佟家栋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长期存在，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以及吸引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卢万青认为，本国供给相对上升，本国需求相对下降，本国供给相对于本国需求过剩，是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
三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许煜、徐翱、尚长风采用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贸易收支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它对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减轻贸易收支顺差，反而加剧了贸易收支顺差。
四是人口年龄结构。王仁言认为，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人口年龄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出现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人口赡养率下降引起的国民储蓄增加、消费需求不振、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造成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并且未来15年内顺差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五是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赵文军、于津平（2008）运用跨时最优消费理论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短期内，实际资本存量与居民实际财富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
以上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没有从全球经济的视角研究我国外贸不平衡问题；第二，只研究我国外贸失衡的原因，未研究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外贸失衡和外贸失衡加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往的研究未加以严格区分。这里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研究我国外贸失衡问题，并提出调节外贸失衡的新思路。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涵义
IMF的Rato（2005）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美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对外债务不断积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则持续顺差。Obstfeld和Rogoff（2005）、Yu（2008）、李扬和余维彬（2006）等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持相同看法，这里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与此相同。
全球经济失衡状况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一方面，北美洲和欧洲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北美洲贸易收支恶化趋势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亚洲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见图一）。
（二）国际分工的特点
第一，国际分工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亚洲制造业的比重从1970年的15.39%升至2008年的39.60%.出现工业化趋势：欧洲和北美洲制造业在世界的比重从1970年的47.03%和30.28%分别降至2008年的31.42%和19.39%，出现去工业化趋势；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制造业在世界的比重不足10%，几乎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见图二，下页）。
第二，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国际分工不平等，一是指地位不平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国际分工不平等，二是指分配不平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攫取了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图一：各洲历年货物净出口总额
注：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图二和图四同。由于进出口统计口径不同，世界进出口总额不相等。
第三，国际分工的精细化。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更加专业化，导致国际分工从最终产品的分工进一步向价值链中不同活动之间的分工发展，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支机构分别从事其中一项或几项活动。
（三）国际分工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分工产生交换，国际分工决定国际贸易，不平等（不平衡）国际分工导致世界贸易失衡：第一，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引起全球经济失衡。根据弗农（Vem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在新产品阶段，技术创新国（美国）首先发明了一种新型工业产品，更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在成熟产品阶段，技术定型、生产和消费规模扩大，其他发达国家（欧洲国家）开始仿制这种新型工业产品（可能技术转让授权、技术侵权仿冒、自主开发），技术创新国的垄断优势逐渐减弱，生产的主体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在标准化产品阶段，技术完全定型和标准化，技术垄断优势已经丧失，该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成本价格优势，这时候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低成本生产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或跨国投资把新产品生产区位配置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基地（见图三）。随着亚洲工业化趋势和欧美去工业化趋势不断推进（见图二），亚洲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必定不断增大，全球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
第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造成世界各洲的消费与生产严重不对称，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1970－2008年亚洲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不断上升，北美洲和欧洲的份额不断下降，2008年亚洲达到40%，北美洲和欧洲降至50%。虽然亚洲制造业的份额世界最大，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和附属地位，在国际分中获得的收入分配份额低，消费需求不足；虽然欧美国家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是依靠其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入分配份额高，消费需求大。采用贸易品增加值在世界的比重来衡量生产比重，用最终消费在世界的比重来表示消费比重，1970～2008年亚洲生产比重与消费比重之差大于零，并处于上升趋势，北美洲和欧洲生产比重与消费比重之差小于零，并处于下降趋势（见图四）。因此，亚洲对北美洲和欧洲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并且顺差不断增加。
第三，国际分工的精细化，强化了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在最终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虽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规模普遍并不大，但仍具有或多或少的产品定价权。在产品内分工中，跨国公司只是把劳动密集型环节（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依然掌控着技术研发、销售渠道、生产网络和品牌经营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环节，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定价权完全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完全丧失了定价权。由此可见，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程度大于最终产品之间国际分工。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信息交流成本的下降和生产模式的改进，国际分工愈来愈精细化，根据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5）的测算，世界零部件贸易从1992年的400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000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贸易的比重从1992年的17%增加到2003年的23%，产品内分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国际分工的不平等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网站。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命题1：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分工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世界经济越全球化，国际分工就越深入，那么全球经济失衡就越严重。如图五所示，世界经济开放程度（以世界进出口总额与世界GDP之比来表示）越高，世界经济失衡程度（以世界各洲净出口绝对值之和与世界GDP之比表示）越大，也就是说，世界经济越全球化，全球经济失衡越大。因此可得结论：
命题2：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原因。
三、我国外贸失衡的原因
下面，对我国外贸失衡及其加剧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国际分工（即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是导致我国外贸失衡的原因
从比较优势来看，劳动力仍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优势要素。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密集产品制造上，而且更多体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加工组装环节）的生产上。与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应，我国参与的国际分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垂直型产业间分工。中国大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即垂直型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品价值链按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分为劳动密集环节、资本密集环节和技术密集环节三种，我国承担劳动密集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发达国家承担资本密集环节和技术密集环节（即产品研发环节、零部件生产环节和产品销售环节）。
我国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价值链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接者，我国由此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对欧美地区保持大量的顺差，对亚洲地区（包括日、韩、东盟和中国台湾，不包括中国香港）保持大量的逆差。我国加工贸易对欧美（包括中国香港）出口的比重为64.5%，进口的比重仅为12.8%：对日、韩、台和东盟出口的比重为22.3%，进口的比重高达62.7%。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由上游部分（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中游部分（加工组装）和下游部分（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组成，根据表1，我国从亚洲地区（不包括中国香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经加工组装后销往欧美市场，我国处于从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加工组装环节，从而成为亚洲对欧美贸易失衡（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承接者。作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接者的角色，2000～2009年，我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顺差，并且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见表2）。因此，可得结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
命题3：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接者，所以说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是我国外贸失衡的主要原因。
命题4：只要我国提升自身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我国外贸失衡程度就会下降。
（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是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快速全球化是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具体包括：
第一，全球经济失衡程度不断上升（见图五），在我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承担者的情况下，我国承接全球经济失衡的数额相应增加，外贸失衡就随之增加。
第二，由于我国经济全球化速度快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我国承接全球经济失衡的份额加大，外贸失衡便会加剧。分不同贸易方式来分析，如表3所示，1990～2007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占亚洲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步上升，但是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净出口占亚洲净出口的比重小，甚至在某些年份为负数；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亚洲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样逐步上升，加工贸易净出口占亚洲货物净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21.55%飚升至2007年的76.30%。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速度快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表现为我国进出口在亚洲进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大幅上升，而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顺差却较小甚至某些年份为逆差。在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中，我国不会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接者；唯有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才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接者。由此可见，当我国经济全球化快于世界经济全球化时，由于承担了全球经济失衡，并且承担的份额不断上升，才会导致我国外贸顺差不断增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2009年中国统计公报》。
表3：我国不同贸易方式进出口和净出口占亚洲的比重（%）年份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
注：进出口（或净出口）的比重指中国进出口（或净出口）占亚洲进出口（或净出口）的比重。1996年亚洲净出口为-89亿美元，因此未列出1996年净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年鉴（2009）》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
综上所述，在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接者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越全球化，全球经济失衡越严重，我国外贸失衡越大；我国经济越全球化，我国所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份额越大，我国外贸失衡越大。由此可得结论：
命题5：在我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承担者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越全球化，全球经济失衡越严重，我国外贸失衡越严重，即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是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
命题6：在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接者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越全球化，我国所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份额越大，我国外贸失衡越严重，即我国经济快速全球化是我国外贸失衡加剧的原因。
四、失衡加剧原因的实证检验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证研究采用样本期为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网站和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变量说明。CHNEX为中国净出口与中国GDP之比，表示中国外贸失衡程度，WNEX为世界各洲净出口绝对值之和与世界GDP总额之比，表示全球经济失衡程度.CHOPEN为中国进出口总额与中国GDP之比，作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衡量指标，WOPEN为世界进出口总额与世界GDP之比，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2.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在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见表4。
3.协整检验。由于这里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可以采用EG两步法：第一步，用OLS方法回归得到全球经济失衡和我国外贸失衡的方程式，见表5。
第二步，对以上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回归方程（1）残差的ADF值-3.9359，回归方程（2）和（3）残差的ADF值分别为-4.3914和-3.5941，采用的检验形式是无截距无斜率和滞后1期，滞后期①失衡形成原因（即命题l和3）不适合实证研究证明，并且根据以上的逻辑分析已得到充分证明。这部分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来验证失衡加剧的原因（即命题2、5和6）。根据AIC和SC最小的准则确定，根据Mackinnon（1991）通过模拟试验得到的临界值表，5%显著水平下三个变量的临界值为-3.56，这三个回归方程残差的ADF检验值都小于临界值，表明这三个方程都是协整方程。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ADF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N表示不包括时间趋势项。由AIC值和SC值达到最小的原则来确定ADF检验的滞后阶数。**表示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1%的水平上显著。
表5：全球经济失衡和我国外贸易失衡的回归方程式被解释变量截距项WOPENCHOPENR2Adu-R2F-statD-W
（1）WNEX-1.78830.0803
0.71710.707373.50680.5506
（-4.3255）***（8.5736）***
（2）CHNEX-10.64590.2757
0.73750.728581.49311.1588
（-7.8971）***（0.0305）***
（3）CHNEX-3.05080.1278
0.51940.502831.34010.7312
（-3.5624）***（5.5982）***
注：小括号内的数值为t检验值，***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4.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WNEX与WOPEN之间、CHNEX与WOPEN之间、CHNEX与CHOPE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这三组变量进行两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检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格兰杰原因。如表6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优滞后期为2期时WOPEN是WNEX的格兰杰原因，在最优滞后期为2期时WNEX不是WOPEN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命题2得证。
（2）检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是否是中国外贸不平衡恶化的格兰杰原因。如表6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优滞后期为3期时WOPEN是CHNEX的格兰杰原因，在最优滞后期为4期时CHNEX不是WOPEN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是我国外贸失衡恶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命题5得证。
（3）检验中国经济全球化加深是否是中国外贸失衡恶化的格兰杰原因。如表6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优滞后期为1期时CHOPEN是CHNEX的格兰杰原因，在最优滞后期为1期时CHNEX不是CHOPEN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加深是我国外贸失衡恶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命题6得证。
（二）横截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根据横截面数据可知，一般而言，东部省份开放度大，外贸顺差大；中西部省市开放度小，外贸顺差小甚至为逆差。下面用横截面数据回归检验开放度是否是造成外贸失衡的原因，即验证命题6。
使用的是2008年的我国各省份的横截面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所涉及变量有：NEX为我国各省份的净出口（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的货物净出口），单位为亿美元；OPEN为我国各省份的开放度，为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
注：上下两个组成的一组数字，上面数字表示F-统计值，下面用小括号括住的数字表示其相伴概率。***表示1%的水平上显著，料表示5%的水平上显著。最优滞后期数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方程的AIC准则和SC准则最小的原则来确定。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NEX对OPEN回归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以OLS回归残差绝对值的倒数作为权数。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为①：
NEX=-20.1097+531.29750PEN（1）
（一8.0151）***（18.8057）***
R2=0.9803Adjusted-R2=0.9796F-stat=353.6533D-Wstat=1.9478
（小括号里面的数值为t统计值，***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
（1）式回归方程表明，当某省市的开放度越大，代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则该地区贸易顺差额越大，命题6得证。
五、调整我国贸易失衡的新思路
综上所述，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分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我国由于位于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承担者，这是我国外贸失衡的原因。经济越全球化，国际分工越深入，全球经济失衡和我国外贸失衡便会加剧。一言蔽之，无论是对于世界经济还是对于中国外贸收支，国际分工导致失衡，经济全球化深化导致失衡加剧。
在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往调节外贸失衡的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和大宗采购）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需要采取新措施来调节外贸失衡，具体包括：
（一）沿海发达地区应适度削减加工贸易规模
由于我国外贸顺差主要来源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贸易，并且加工贸易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因此我国应适当压缩加工贸易规模。如表7所示，沿海经济最发达6个省市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4.2%，除天津之外其他5个省市的加工贸易净出口占了我国加工贸易净出口总额的80.8%。并且，与一般贸易相比，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对当地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较小，适度缩减加工贸易规模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影响较小。
可以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来适度缩减沿海发达地区加工贸易规模。从存量来看，沿海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一线工人工资或福利等方法来减少加工贸易。从增量来看，由于加工贸易多属于低端产能，沿海发达地区在新引入的外资中应逐步降低从事加工贸易外资的比重，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为8906.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加工贸易总额的84.5%。
（二）沿海发达地区应当使提升产业结构与淘汰加工贸易产能两者步调一致
沿海发达地区淘汰加工贸易低端产能应与发展中高端产业相结合，并且两者步调保持一致。沿海发达地区积极发展中高端产业，一方面可以减少甚至抵消淘汰部分加工贸易产能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沿海发达地区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位置，减少我国外贸失衡（根据命题4）。沿海发达地区淘汰加工贸易产能的速度应与发展中高端产业的速度相协调，如果淘汰过快对当地经济造成过大冲击，沟汰过慢不利于我国贸易失衡调节。另外，加工贸易企业的调节应采取区域差别对待策略，对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加工贸易规模小，经济相对落后，因此无须限制其加工贸易的发展。
注：占比指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之和在全国的比重，但（①的统计不包括天津。数据来源：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那里很多人还不起债，失去了他们的房子，这说明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财政能力。之后又发生了欧洲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债务重重，无法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全球经济随之陷于严重的不平衡态势。
如果再按照过去的经济方式发展，那只能是一个死胡同。
全球经济再平衡面临道路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发展说明，政治、经济和技术在齐头并进，技术将带来新的政治形势，也会带来新的稳定，当然也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挑战，更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首先要解决货币问题。
目前，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因为美元的地位可使美国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为美国经济注资，这就关系到规则制定的问题，包括金融规则。
比如，正在制定中的新《巴塞尔协议Ⅲ》，主要由3家美国公司为全球制定新的金融规则，由他们来确定谁能获得流动性，谁不能获得流动性，这等于由欠债的人告诉债主应该如何利用资金，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还有一些经济体没有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并出现了一些泡沫。这些问题都存在道德、责任等因素，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总的来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更好的政治制衡，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未来5年将具有决定意义，需要在两条道路中作出选择。
第一条是对抗的道路。现在，个别地区存在对抗迹象，比如一些民族主义的崛起，比如美国、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300多项的贸易壁垒。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有领土纠纷，在欧洲则存在更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国家想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样很容易进入对抗轨道，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风险。
第二条是合作的道路。以骑自行车为例，如果不想让自行车倒掉的话，就必须一直骑下去，骑得越快就越稳。在经济领域也是同样道理，为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就必须持续发展。要发展，就要进行创新，就意味着思想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都要创新，要有新的思路，要进行新的变革，要发展新的知识，这都需要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
这样看来，选择第二条道路会更有可能在未来5年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过去10年中，许多国家都创造了有利机会实现快速增长，并且有了很多创新。尤其是中国不断进行经济改革，以让全球瞩目的发展速度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全球经济平衡至关重要。
对中国自身而言，也只有“全球化”才能稳定和延伸改革的红利。而短期的经济收缩，恰恰会带来世界范围的“中国输出型经济”的腾飞。
中国引领区域合作意义重大
要实现更进一步合作，需要西方国家给新兴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更多的空间和更高的位置，需要在贸易、投资、交易方面有更加平衡的国际体系，全球各地的投资者都应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还要以一种合作的方式对风险进行评估，如果都能实现，将给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带来光明。
中国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迹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银行系统的国际化。
此外，全球区域间的合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加强安全合作。各国国防部长等安全方面的官员应该通过定期会面，来共同讨论全球安全问题，世贸组织、全球统计组织等各类全球性组织也应加强合作。
近些年来，中国在东盟、G20集团、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的参与下，这些区域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层面，都形成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有影响的合作联盟。
同时也应看到，过去10年中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区域内的文化融合等问题就是难点，现在欧盟的共同货币并没有使其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经济管理。
另外，在非洲新伙伴计划中，他们制定的一些目标都没有实现。包括亚洲10+3计划、上合组织、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计划，都面临着领土争端、成员国不满情绪等各种问题，需要一些新的推动力来进一步提升区域治理能力，需要实施一些具体措施来加强区域组织发展，需要落实一些具体项目来增强区域的团结与合作。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日益频繁，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最先是救市政策，即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火线上抢救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西方国家的政策重点转入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增长；如今，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西方国家开始热衷于谈论全球经济调整。西方国家认为，一方面，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是纠正这种失衡，美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东亚国家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全球问题，各国应联合起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加入西方倡导的减排计划之中。
这些措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观察全球经济协调的时候，如果仅仅听其言，可能就会被西方的修辞术所迷惑。
第一，全球经济遇到的最要害的问题，在各国的经济协调中仍然付诸阙如。就业始终是一国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从近期的情况来看，如何为本国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是各国遇到的最大挑战，但是，在目前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增长方式转型计划中，对创造就业均无良策。而且，一旦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可以预料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迅速抬头，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将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会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怎么惩罚其始作俑者，西方国家一直是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选择的主导产业可能存在失误。西方国家之所以关注气候变化，除了对全球气候问题本身的关注之外，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想借助气候变化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新能源，发展环保产业，寻找新的增长点。但是，目前的这种选择能否成功，仍然不得而知。新能源在GDP中所占规模相当有限，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仍然主要依靠化石燃料。扮演主导角色的行业不一定是新能源。因此我们在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时应更加慎重。
第三，要注意“言外之意”，要警惕发达国家的隐藏计划，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大谈全球经济调整，要求各国之间加强协调，也可能是以此为幌子，从各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很多新的贸易壁垒有可能通过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方式，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
第四，要观其行，而不仅仅是听其言，全球经济调整的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哪个国家调整得早，调整得好，就有可能在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中保持长期的优势，但是，短期内的保增长目标可能会和长期的增长方式调整出现冲突，只有眼光长远的政府才敢于在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顶住压力，锐意改革，可惜，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各国在短期内纷纷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所谓的结构调整却是三心二意，发达国家采取的扩张政策增加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可能会进入石油，初级产品市场，或流入新兴市场，带来新的泡沫，并延缓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西方国家的经济刺激是否要以别国经济为垫脚石呢?全球经济调整是否就是要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呢?
调整经济结构是我们既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也要警惕别人占我们的路。
2014年7月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在巴西的福塔莱萨发表宣言，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以下简称“应急储备基金”）。这是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的银行，被视为全球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巨变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按照2013年金砖国家峰会的方案，金砖银行职能定位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保障成员国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其次，作为共同的外汇储备和应急基金，同时规定银行未来的投资方向，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等中长期投资的贷放款、投资措施等制定规则;最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困难和财政困难时，除了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外，也可以向金砖银行求助。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成立，对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打破欧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加强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提升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共同应对各种危机无疑都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金砖银行的成立顺应了全球经济变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市场无论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全面提升都表现抢眼。以金砖五国为例，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50年都超过50%，其中中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过10%，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1%以上，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而这种经济版图的变化势必带来全球经济事务话语权的重新划分，但旧的全球金融体系并未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
其次，欧美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无法应对全球经济的现状。1945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把持在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手中，两个机构的表决权份额也是欧美独大，传统发达经济体的表决权份额超过50%。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表决权仅列第六位。特别是在欧美的主导下，无论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区域经济事务，这两个机构总是对受助国附加很多不合理的条件。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加表决权份额、增加话语权的要求，受到欧美国家的极力阻止。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消极无为，乏善可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寻求自身改变的情况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另起炉灶，冲破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就成了必然。
再次，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成立有利于应对后危机时代美国量宽政策退出的冲击。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逐渐复苏，其货币政策面临转折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加快了量宽政策退出的步伐，引发了新兴市场国际资本的外逃和金融动荡。去年6月，印度、印尼等国出现的货币贬值、股市暴跌与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金砖国家通过设立应急储备基金，对储备不足的国家给予及时的救助，避免这些国家因为储备不足而陷入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金砖银行的成立是金融外交方面的重大胜利，金砖银行总部最终落户上海，意味着经济实力增强的中国开始谋求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提升自身的金融软实力。通过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这个平台，中国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领头羊作用，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彰显中国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摆脱美元陷阱的威胁。
事实证明，70年前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金砖银行的设立，是对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次革命。世界经济已经到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共治的时代，也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全球经济时代的终结。
在全球治理日益勃兴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近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二十国集团（g20）推向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沙特阿拉伯作为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g20成员，凭借自身在资源、资金、外交等方面的诸多独特优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凸显的石油美元身影
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实质上是国际社会的权力与结构格局及其变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映，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针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失衡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通过治理实现全球贸易、金融、货币、区域经济、国际经济机制的稳定与平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密切相连，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发展与紧密联系中获益，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也总是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影响，即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很难长期保持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平衡，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由此累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带来严重的全球经济问题甚至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一直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平衡（失衡）存在着直接关联，当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与当前的全球经济特点和结构、与这一平衡（失衡）状态密切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与责任义务也显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落在了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面，面对失衡不断加剧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议事日程。
21世纪以来，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长，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日益庞大的石油美元规模已经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会国家成为全球资本输出的重要来源地，巨额石油美元长期投资西方金融市场，为海湾国家带来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财富，改本文由收集整理变了以石油作为唯一财富来源的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金融市场投资大幅度减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由于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趁机进军西方金融市场，像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老牌的西方国际金融机构，都要向海湾国家“讨钱”度日。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美欧金融业深陷危机之时，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凭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资本积极“抄底”参股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期间频频亮相，向西方金融机构注资，积极调整自身运作模式，努力实现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非常引人注目。当前“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最关心的词汇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石油美元冲击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的声音。随着新一轮的石油价格高涨，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经使产油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与资本权力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球金融、投资与贸易结构与格局。石油出口国在2006年第一次超过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全球资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资者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在3.4万亿美元至3.8万亿美元，位列四大权力经纪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影响不容小觑。石油美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重要的关注对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解读石油美元：规模、流向及其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义，石油美元的规模取决于石油价格、出口数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国国内吸收能力三个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投机活动盛行是石油美元规模剧增的外部因素。常军红、郑联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响及政策建议》，载《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1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石油美元开始进入国际经济的视野，曾经出现过一波石油美元的。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全球油价上涨再次让石油出口国获得了巨额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5年全球21个石油出口大国的石油出口收入高达7 428亿美元，较2002年的3 300亿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远远高于1980年的历史纪录。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远远超过中国等东亚新兴国家。imf估计，中国2005年的盈余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而同年沙特这一比例高达32%，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25%，俄罗斯约为13%，挪威为18%。曹张伟：《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载《经济》2006年第10期，第28页。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由于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成为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国。据欧佩克的统计，2011年opec国家石油收入总额达到10 783亿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积出口收入超过6.2万亿美元。（见图1）近年来在国际高油价背景下，不论何种统计与预测，石油美元的规模都日益庞大，高达数万亿美元规模的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变动的重大因素。
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拥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资者，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计，2010年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4.1万亿美元，近60%属于油气资源型，大多数位于中东地区，其中90%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会国家，其资产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会成员国均根据自身石油美元和经济发展程度设立了不同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都属于油气资源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收入带来的石油美元是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提升和主动出击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加以面对和重视的对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而关键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全球特别是海湾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新一轮油价上涨使沙特阿拉伯积累了丰富的石油美元，进一步扩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实力与对外投资热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7 950亿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近13 0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见图2、图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与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美国通过沙特阿拉伯说服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石油输出国接受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从那时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国际石油贸易几乎全部使用美元计价交易，石油输出国通过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了巨额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当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和石油危机冲击下解体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石油与美元的巧妙结合有力地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经济霸权。正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不可动摇”的协议奠定了石油美元机制的基础，美元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稳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几十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与海湾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为主体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成为全球石油美元机制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为核心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流动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
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在石油美元机制与安全领域的特殊关系更进一步凸显了其权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过自身在海湾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以及石油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稳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都曾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撤出了部分投资并带动海湾国家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流出，引起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震动，并造成美元汇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认有力地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与美元汇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使海湾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面临缩水与损失。2007年科威特放弃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他产油国也日益动摇，但沙特阿拉伯则坚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不变，基本维持了海湾地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其经济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响力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海合会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特别是依托巨额的石油美元积累了强大的资金实力与金融实力，是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产油国群体，海湾国家历来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兰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额石油美元与庞大主权财富基金基础上的雄厚资金实力与投资能力使海合会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与投资动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国家的巨额投资与金融资产成为影响当地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不断多元化的投资也影响着全球投资与金融的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协调海合会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断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也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在作为海合会国家经济与财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会六国石油收入总额的52%以上，如2011年为53%。相应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美元规模中也占据较大份额，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与流动影响着海合会国家的整体流向情况。（见图4）
更为关键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础上的对外投资、海外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等方面几乎均占有优势与核心地位，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政策与行为中具有引领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等更大范围的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与集体影响力。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占到了阿拉伯国家之间投资总额的40%。据海合会统计，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为1 472亿美元，占到gcc总额的53%；同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为403亿美元，在gcc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大约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欧美国家是海湾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资产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导向影响到海湾国家甚至整个中东国家的对外投资与资产政策，也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以及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沙特阿拉伯虽然拥有海湾国家中最大规模的石油美元规模，但其对外投资策略比较保守，在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方面也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金融政策依然主导着海合会的区域经济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能否在海合会内部和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发展前景也基本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对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与投资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威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强了其全球资本大国地位。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又危机频发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雄厚资金实力帮助自己渡过当前的难关。随着g20在金融危机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之一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庞大规模日益影响到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治理，也进一步突显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贸易治理来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贸易带来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对外发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通过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积累起了巨额石油美元财富，是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和盈余国之一，也使其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连续多年实现大额贸易顺差，从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积实现贸易顺差就高达12 571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达到了5 46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为全球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东亚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汇储备水平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脆弱性，经常项目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其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但如何对巨额贸易盈余进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贸易盈余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一问题在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治理特别需要g20框架内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共同努力，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e11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失衡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互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顺差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国家的长期协调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维持长期贸易平衡与可持续增长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标，也是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实力与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及其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石油与美元的结合让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巨额财富，依托石油美元财富的资金与金融实力获得了飞跃式增长，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现行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场有力地维系了全球金融市场平衡。沙特阿拉伯凭借较强的资金实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资国。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央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在境外资产结构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随着近年来石油收入剧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广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为花旗、美银等西方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受到全球瞩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9·11”事件后英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对美投资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闻沙特阿拉伯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都使美元汇率显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认后美元价格得以恢复，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经济与欧美国家联系密切，十分关注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形势，海湾国家为了维护目前其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不得不将石油美元再投入购买美元资产，以维护自身经济稳定。但近来对这一政策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因为沙特阿拉伯贸易盈余和美元储备的增加会加大本币升值的需要，而本币与美元同步贬值会极大增加本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国内通胀压力一直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调整其外汇储备构成、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长远需要，在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2012年美国财政危机显现时，沙特阿拉伯国内都出现了国外金融资产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争论。当然，沙特阿拉伯认为对美元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其执行的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本国经济与全球最大经济体挂钩，保护国内金融机构免受外部危机过度冲击，限制外界对本国货币里亚尔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西方金融资产的巨大规模以及牵涉到与此关系密切的美元汇率问题，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沙特阿拉伯作为海湾金融大国，其金融政策动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了更大话语权。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沙特阿拉伯可以发挥自身在世界实体石油经济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努力将自身的石油实力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石油金融市场的巨额投机行为与剧烈波动现象。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较强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实力在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成为国际资本和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走向和由此带动的海湾地区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资动向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投资市场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资主要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两个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作为沙特政府主管对外投资的官方机构，其对外投资可以从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中窥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货币局海外资产总额达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对外投资规模将更大。（见图5）沙特阿拉伯民间资本丰富，据预测私人资本总量为10 000—20 000亿美元，这些资金除小部分投资在国内外，大部分投资于海外的不动产、股市、证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其货币局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最高，这与它一贯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坚决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主要投向美国市场的做法也与沙美特殊关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调整其全球投资方向，而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投资渠道、对象增多，投资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有沙特阿拉伯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财政悬崖和经济衰退将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等国在美投资，并严重影响海湾国家的经济，蕴含着经济风险，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及外汇储备的90%都与美元相关，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债务出现政策调整，沙特阿拉伯经济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转引自中国驻沙特使馆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日益活跃以及被察觉到的非经济意图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治理是必然的趋势，也成为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关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制度、规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目前虽然并不是最大，但从前景来看必然日益扩大，地位不断上升。无论按照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还是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ifsl）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占全球的11%，占本国gdp比例的86%。从单只基金来看，沙特阿拉伯外汇控股（即沙特货币局）占全球第三位，约有4 391亿美元资产。由于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 sama） 同时承担外汇管理和主权投资的职责，因而研究者对于该机构是否属于主权财富基金范畴以及基金规模测算等问题有不同观点。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资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内设立一支独立从事主权投资的基金，规模为53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拥有国之一，加之对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引领性的影响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认为海湾国家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或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牵涉到全球经济金融、投资体系及其变革，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而沙特阿拉伯在这一治理进程中可以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员国的身份进一步凸显了石油美元大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随着金融危机之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与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机制在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g20在诸多重要领域中的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和作用发挥，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与治理效力。鉴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g20议题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大小与沙特在应对该议题中发挥作用的高低为主要标准进行统计，2008—2012年g20共举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31项，与沙特阿拉伯高度相关的大约有16项。
石油美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资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与较强的影响力，依托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g20各国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协调行动。依托多年累积的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提出了高达4 000亿美元的财政开支计划，为本国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与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同时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为挽救世界经济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积极参与了历次有关联合声明与经济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与其他g20成员国一道履行了峰会达成的有关承诺，不奉行投资保护主义，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由unctad、oecd联合的8期《g20国家贸易与投资措施报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种类的贸易或投资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特别是没有一些国家采取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相关限制措施。
结语
金融市场驶入转折动荡阶段
进入5月份之后，全球金融市场迎来了多事之秋。股票市场受挫，商品市场回调，货币市场美元指数企稳回升。
金融市场驶入转折动荡的表现之一，是全球经济前景黯淡令股市全线受挫。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公布的一连串经济数据显露疲态，日本惊现最难看贸易数据，新兴市场紧缩预期依然较为强烈，诸多利空因素打击着投资者的信心，给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经济的睛雨表，全球股市也应声回落。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回调态势明显。
日本4月贸易数据难看程度超越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继4月出口额同比下降12.4％之后，5月出口额比去年同期下滑10.3％，超出经济学家预期。此外，5月份日本的贸易逆差为8537亿日元，为连续第二个月出现贸易逆差。5月份贸易逆差额仅次于2009年1月创下的9679亿日元纪录。日经指数疲态尽显。大地震的冲击波轻而易举地将刚从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又拖入了衰退的窘境。
曾经准确预测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罗比尼5月底表示，随着经济成长开始放缓，全球股市已来到盘整的“临界点”。世界经济在油价上涨、日本震灾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夹击下，逐渐耗尽成长的动能。此外，新兴市场紧缩货币政策也带来冲击。
流动性转向，大宗商品暴跌，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第二个表现。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出，全球经济体系动荡导致大宗商品也出现了暴跌的行情。
5月初以来，美国原油期货重回100美元关口下方，6月底已突破9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从50美元的历史高点暴跌至32美元附近。伦敦铜价则从10184美元跌至8500美元一线。目前白银、伦铜一直是处于弱势震荡行情修复过程当中。
金融动荡的第三个表现就是美元指数“逆势”反弹。5月以来，美元指数终于终结了月K线上的5连阴，在历史底部区域70附近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反弹。回顾近15年美元指数走势，70区域一直以来都是铁底，自2006年美元指数跌破90以后，70-90区域成为美元指数的主要震荡区间，转眼已是5年。在这5年中，美元指数曾两度逼近70大关，而每一次总有“危机”从天而降，将美元指数拯救于70边缘，使得美元不再继续下滑。
2008年4月－7月美元指数于70附近低位徘徊却迟迟不创新低。同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原油自147美元／桶高空坠落，也就在此刻，美元展开了强劲反攻，一举突破80关口，并逼近90大关。
2009年底，经过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之后，美元指数持续疲软再次回落至74附近。此时，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拯救美元于水火，半年之后美元指数再次回到88附近。
随着QE2的推出，美元指数自去年6月的高点滑落至72附近后又一次展开报复性反弹。这次最大的触发事件可能是商品市场的暴跌。
我们认为，此轮美元反弹是美元筑底反转的前奏，美元的一轮大牛市已经呼之欲出。
复苏泡沫面临破灭二次探底已开始
在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复苏泡沫破灭的警报。
我们认为，从2009年初开始的危机后的复苏阶段，现在已经到了结束的时机，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全球经济的“二次探低”阶段。
和第一轮经济危机的成因不同，通胀高企成为复苏泡沫破灭的预警信号。过剩的流动性，会导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但是，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冲击时，各国决策者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饮鸩止渴”式的应对措施，为经济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现在，通胀已抬头，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通胀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各国政府竭力拯救经济的后果，就是让危机这头怪兽换了一个地方重新钻了出来。而试图逮住危机的官员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滞胀阴影笼罩未来
所谓“滞胀”，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滞”是指经济增长停滞，“胀”是指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
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就像一对连体婴儿,总是相伴相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传染至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08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三大发达经济体集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出现60年来首次负增长。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显示,即使在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并且明确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经济体,也有17个成员国自2008年10月以来实施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
目前复苏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要求在本国特定项目中只使用本国货,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该条款要求,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任何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联邦建筑与学校)要获得新经济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其所使用的钢铁产品必须是美国国内生产的。第二种是禁止其他国家特定商品的进口,例如印度对中国玩具的进口禁令。2009年1月23日,印度政府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公告,宣布从当日起禁止进口海关关税9501、9502和9503项下的中国玩具,禁期为6个月,直到下一个公告为止(在各方压力下,印度政府于2009年3月2日宣布,将允许符合全球安全机构认证的中国玩具进入印度市场,这场由印度政府自编自演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第三种是要求本国跨国公司在收缩经营的过程中确保本国范围内的就业水平。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敦促本国汽车公司的资金投在法国国内,而撤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汽车工业投资。很明显,此举在于保护法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而非保护法国汽车公司在中欧提供的工作岗位。第四种是呼吁本国企业在雇佣工人的过程中优先雇佣本国工人,例如英国首相布朗提出的“把英国人的工作留给英国人”。第五种是通过竞争性贬值来提高本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迄今为止,除人民币、日元与港币外,大多数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明显贬值。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保护主义也明显抬头。所谓金融保护主义,是指特定国家政府要求本国商业银行优先对国内项目提供贷款、收缩在海外市场的贷款规模,甚至将此作为决定是否救援商业银行的前提。中欧与东欧国家是本次金融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向西欧商业银行举借了大量贷款。由于西欧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亏损,不得不启动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这表明其将收缩风险贷款规模,提高流动性在贷款组合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西欧商业银行提前收回在中欧与东欧的贷款,或者不再提供新的贷款。大量短期国际资本从中欧和东欧国家撤出,造成资产价格缩水、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流失,西欧国家政府的金融保护主义举措更是火上浇油。如果中欧与东欧国家不能及时获得外界贷款援助,它们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集体爆发金融危机。
正如世界经济增长有一个景气循环周期一样,贸易保护主义的涨落同样有一个周期,而且恰好与世界经济周期负相关。当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世界各国均从全球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中获得了好处,各国都没有动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处于低潮。而一旦全球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世界各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进口大国,就开始面临以下各方面的压力:首先,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失业压力有所增强。而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通过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来确保本国替代型制造业的发展与就业,就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大众对执政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者通过树立一个外界的敌人(替罪羊),把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向外疏导,就成为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用的一种惯常举措。例如,美国政府可以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归咎于来自日本、中国等出口商品的倾销。由于涉嫌“操纵汇率”,这些国家获得一种人为制造的竞争优势,从而挤占了美国制造商品的市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失业。因此,对来自日本、中国的出口商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美国制造业工人而言“大快人心”。因此,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死灰复燃,愈演愈烈。
一方面,全球经济衰退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加剧全球衰退。这是因为,只有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有助于稀缺资源更有效率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才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但如果所有国家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最终只能沦为“纳什均衡”――多输而非多赢的结果。
迄今为止,在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的循环反馈方面,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各国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是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而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的《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在那次全球衰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法案悍然宣布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昂关税。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例如征收进口关税以及让本币汇率竞争性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汇率战,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基本上陷入停顿,加剧了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要走出这次衰退,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实体经济越滑越深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国际协调来避免各国竞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避免1930年的悲剧重演,就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在2008年的G20华盛顿峰会与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上,成员国都一致同意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容易,要贯彻实施起来却倍加艰难。很多国家国内都存在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峙,即国会在利益集团游说下倾向于采纳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而政府从长远发展考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因此,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要持续敦促发达国家政府放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转变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只有实施内外平衡、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避免经济增长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
作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责编/赵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