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系积极响应学院关于《2019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和《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根据学院要求，结合系部实际出台了《2019年度XX系意识形态工作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通过系部全体教职工在意识形态学习、管理、防范等领域的常态化努力，2019年上半年我系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出现一起问题。达到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明确工作责任人
我系成立了以XX书记、XX主任为组长，XX\XX\XX,各班主任为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各小组成员各司其职，责任人严格按照《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分解表》的规定落实任务，确保政治学习、师德师风建设、文明校园创建、思想政治常态化建设、舆情监测和管理等有序化、日常化。
二、抓住关键，分析研判常态化
牵牛要牵牛鼻子，意识形态工作也一样。我系意识形态工作抓住关键阵地、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确保分析研判的常态化。我系主要着重抓好课堂、寝室、网络管理群（QQ群、微信群、家长群等）这三个阵地的意识形态，做好正面引导。抓好教务科长、学管科长、班主任这些关键人物，及时分析、教职工及学生的意识形现状，排查意识形态风险，把控意识形态方向。抓好五四系列活动、工匠精神演讲等系列学生活动及政治学习、教研活动等事件，做好意识形态宣传的融入融合工作。通过抓关键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
三、跟踪反馈，预防及时且得当
我系班主任从早到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全程跟踪，尤其是专职班主任，一发现苗头，立即进行处理，同时上报学保科长XX。学保科长根据情况酌情处理并按程序逐层上报。XX书记还与学管人员及班主任进行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全面把握班主任及学生的意识形态情况。教学这边主要采取听课、评课，开展研讨会的形式把握教师意识形态情况，并把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苗头性问题汇报给组长向清然。最后，在每周的系务会上，分别反馈学管及教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情况，分析研判并提出一些预防性措施。
为继续确保意识形态领域零问题，我系下半年继续严格按照学院要求及《2019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计划》采取以上工作方式及借鉴其他系部的优秀工作策略继续推进，并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向细致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防范重大风险问题与不足
（2019年12月12日）
AAA街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责任意识，开展排查整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把辖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切实为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但是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与不足。
一、责任细化分解不到位，夯实工作落实不彻底。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面对各类风险挑战，一是工作机制不完善，工作责任不分明。我办要迅速成立以街道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其他科级干部为成员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小组，要建立起“一个领域，一个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人员、责任、措施“四落实”，目标、任务、时限、要求“四明确”，切实做到层层传导、责任压实。二是横向职能部门不协调，没有实现三级联动。我办要建立起防范重大风险工作群，组织社区、合作社落实专人负责，加强街道、社区、派出所三级联动，要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点对点”处理，一个小组总把控的工作方法，对涉及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进行拉网式排查摸清底子、快速建立台账迅速开展行动。
二、开展宣传不多样，没有针对性注重重大风险防范。
要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扫黑除恶基层综合整治、金融风险防控、道路交通风险防控等一系列活动，组织各社区、派出所通过张贴公告、宣传画，悬挂条幅，播放LED宣传语，发放致居民的一封信，利用社区平台，多开办金融安全知识讲座，多开展宣传活动等，对防范重大风险进一步宣传普及。组织通过开展专家讲座、集中活动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让广大居民更多了解安全知识和防范技巧，强化防范风险的能力。没有统筹利用“一中心四平台”工具。我办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多方参与共治的优越性。借助“一中心四平台”云视讯、公安网监控等科技手段排查风险,打出高质量“组合拳”，对重大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对涉及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涉及影响当前重点工作，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借助“上提一级”进行严肃处理，对排查出的涉及的风险点及时进行报送，积极与上级部门实现对接，及时进行处理保证不出现问题。
三、对于发现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不专业。
对照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的重大风险，我街道没有认真梳理，情况如下：1、金融风险场所。“皇家华韵”问题楼盘牵涉到一房多卖、业主产权不明确、非法集资等金融问题造成了群体性的上访事件。2、薄弱环节。部分相关民生问题，特别是在政务热线处理方面，部分居民情绪难以理顺，对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严重挑战。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应用，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比较多，对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带来挑战，也成为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四、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基层风险防范工作队伍的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式复杂多变的今天，特别是发展迅速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对涉及风险的场所辨别力不高，警惕性不强。二是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契合度有待加强，特别是与上级部门之间的沟通存在滞后性，对接不够及时，了解情况不够深入，不能及时与上级部门形成动态联动。三是对于隐蔽性较强的金融形式和涉众型金融案件，信息掌握不及时，风险处置带有滞后性。四是街道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建立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知识宣传，联动区职能部门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风险专项整治等工作，切实掌握风险防控工作的主动权。五是区职能部门加强与街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重要领域，在街道排查的基础上能够“上提一级”进行处理，增强震慑力，为街道防范化解风险“撑腰壮胆”，保驾护航。
一、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成因分析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
“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
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
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
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
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
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
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3.选择正确的计价货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摘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估工作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三个单元构成。其中，风险识别指通过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强化人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感知力；风险分析指在寻找风险点、追溯风险源的过程中，准确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诱因；危机评价指通过划分风险等级，确立防控措施的先后次序。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
准确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会计生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对会计的作用会形成特定的会计理论、会计意识、会计行为，这就是所谓的会计文化。会计文化源于会计，是会计的衍生物，同时也是一门学科。随着我国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国内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全面接轨，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同时也为人们对会计管理的探索提供一条新途径。会计文化也会对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成了难以治理的一大问题。我们可以从会计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分析它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影响。会计文化的建设在弘扬行业文化，发展中华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会计文化;内容;会计文化建设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界定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狭义的会计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中会计职业领域内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为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或共同享有的会计意识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实施。会计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会计价值观念以及以此为核心生成的会计行为准则、会计道德观念、会计惯例、会计信条和会计知识体系等等。与会计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实施，主要包括：（1）政府和有关团体制定的会计方面的法律制度与规章;（2）由政府或民间建立的会计机构或组织，院校开设的会计系科、会计专业、各种会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学会、协会等），制造出来的各种从事会计工作的手段（如算盘、计算器、计算机和会计软件）等等。
广义的会计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有关会计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会计的物质财富除与会计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与实施外，还主要包括社会己培养和造就的、从事各种会计专业领域和从事会计教育与教学的会计人才，以及由会计管理本身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会计的精神财富包括广泛的会计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会计信念、会计价值观、会计道德观、会计法律观、会计教育观、会计人才观、会计经济观、会计社会观、会计美学观（或会汁艺术观）以及作为人类社会智慧结晶的会计科学、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等。总之，会计文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二）会计文化的构成要素
1.广义企业会计文化的构成要素
广义的企业会计文化是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其基本要素是企业会计物质文化、企业会计制度文化和企业会计精神文化。企业会计物质文化是企业会计文化的表层;企业会计制度文化作为企业会计物质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的中介，处于中层的位置;企业会计精神文化是企业会计文化的核心层，是企业会计文化的本质所在。
企业会计物质文化是指以满足企业会计管理活动的物质需要为主的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文化，也是企业会计文化中的有形文化。主要包括企业会计物质生活资料、企业会计人员工作环境、工作设施、生活娱乐环境和设施等硬件。
企业会计制度文化是制度的制定者将企业中优秀的和倡导的企业会计精神文化通过以规范的形式对企业会计人员的行为、企业会计工作设施和方式进行强制和刚性的束缚，以达到整个企业会计体系都附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会计精神文化。
企业会计精神文化是指企业会计部门在进行会计工作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是企业会计文化中的无形文化并具有内隐性，相对于其他要素是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在企业会计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其他要素产生制约和影响。
2.狭义企业会计文化构成要素
狭义企业会计文化仅指企业会计人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由企业会计价值观、企业会计精神和企业会计职业道德等要素构成。
（1）企业会计价值观
企业会计价值观就是企业会计部门及其职员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会计工作、目标追求以及自身行为的根本看法和评价，并通过潜移默化所共同拥有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追求，即企业会计的共同价值观。当全体会计人员形成了共同价值观时，就意味着企业会计人员在思想观念上的统一，有利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会计部门目标的实现。企业会计部门只要拥有了先进的并被大多数员工认可接受的价值观，那么企业内部就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企业会计精神
企业会计精神描述的是一个企业会计全体或多数员工的精神状态，正确的企业会计价值选择是企业会计精神发挥作用的前提。企业会计精神在企业会计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随着这些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企业会计精神可以激发企业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会计部门的活力。
（3）企业会计职业道德
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是企业会计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无形力量，约束着企业会计人员的行为，这种约束有别于企业会计制度文化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是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进行柔性约束，更主要的是依靠企业会计人员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在某些法律法规较难约束或尚未进行约束的地方，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这种无形的规范发挥了更加合理和高效的约束作用，从而实现了企业会计职业道德与企业法律规范的统一。
二、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我国的文化必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构成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会计文化建设也必须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1.适应会计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会计的发展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是指会计的发展能处于一种民主法治、公平、诚信、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会计文化的建设。因为和谐会计文化环境的标准是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者之间互为促进，同周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能够和谐共存。会计文化需要会计环境是在形成和发展，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会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会计人员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会计舞弊，会计文化的建设可以加强会计人员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可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经济安全，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2.促进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构建会计文化的最终目标提高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会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会计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这要求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要与会计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会计文化同其一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同时也是对会计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人员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会计人员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这也是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是防范会计风险的需要
会计制度文化规范了会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做”。制度文化越详细，会计人员的行为越标准。监督制度在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法》中规定了职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基本要求。企业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中的防范监督作用，防范差错与舞弊，提高审计效果，可以说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制度文化的建设是防范会计风险必不可少的内容。会计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会计工具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已成功的引入到会计领域，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会计数据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无纸化”办公还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办公。因而，对会计工具、会计资料的限制使用是防范会计风险的一项重要的举措。
（二）会计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1.理论上可行
会计文化建设一方面注重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和会计制度文化的建设，通过使用先进的会计工具、规范的操作程序可以满足会计人员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另一方面会计精神文化的建设，通过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来实现会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文化人”假设强调会计人员的共同价值观，这也是会计文化建设的核心。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助于清理会计人员内心深处的旧文化积淀，突破传统会计观念的束缚和局限性。会计文化建设是会计管理的“软件”，提倡并建设会计文化，不仅能提高“软件”的质量，增强其功能，而且可以把它同会计管理的“硬件”――如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结合起来。
2.实践上可行
会计人员的行为受会计文化的影响，规范会计行为就需要加强会计文化建设。会计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限制会计工具的使用级别，规定会计软件的授权范围，内部会计牵制制度，岗位职责分离等，以避免会计资料的外泄。另一方面，会计文化的建设可以倡导协作、奉献、创新的会计精神和思想境界，先进精神的宣传教育，模范人物示范，会计领导以身等，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会计人员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三、会计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会计管理体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
会计管理体制是会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对企业会计管得过多过死，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使企业会计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显得左右为难。这与市场经济要求显然不符。当前我国不少省市开展了会计委派制改革试点工作，在解决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弊端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会计派出机构权威性不够，缺乏有力的会计管理机构和人员，缺乏法律依据和统一规定，推行中难度大、阻力大，委派制实施范围和委派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等问题。
（二）企业会计理论、会计技术与方法研究开发不够
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必然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企业信息化建设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会计信息化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加紧建设，企业信息化、会计信息化建设必然带来企业会计体系的重组以及会计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改善，但从现实看，企业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会计技术开发做得还不够。
（三）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
当前突出方面是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企业内部法人结构不合理，代表投资者的董事会形同虚设，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同时还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对高管人员的监督已失去应有的效率，导致会计控制支持力量不足，造成内部监督失败。
（四）对会计文化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不够
会计文化重要性的宣传一方面是为了树立会计人员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对会计文化的重视，而会计文化重要性的宣传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会计文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内容，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作为一种一个行业，参与人员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会给一些非专业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说会计管理工作就有一定的困难，同时，会计在一部分人的眼中只是一个记账员，这就需要加强会计文化重要性宣传的广度，这里的广度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公司或企业组织，而是对于所与的社会参与人。
四、加强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
会计物质文化的体系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也就是说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一方面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计物质文化的体系建设包括了会计物质文化的基础、核心、载体之间的联系，会计物质文化建设要结合组织的自身条件及办公的需要，它与组织的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善相适应。
（二）加强会计制度文化建设
会计制度文化是会计文化建设的中介层，是会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它是与一定的物质文化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形式，又是塑造会计精神文化、强化会计精神文化内涵的主要机制和载体。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的是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业务水平，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会计人员诚实守信的职业品格。通过正式制度的他律和会计职业道德自律相结合形成稳固的会计行为规范体系，防止正式制度刚性约束不足而出现的会计行业败德、失信行为。
（三）加强会计精神文化建设
会计价值观就是指会计主体实施会计行为所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它是会计人员存在的根本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会计价值观指导会计人员对会计方法的选择，决定了会计行为的特征，约束会计行为，根源是来自于文化的积淀，会计价值观建设包括了会计精神、会计意识、会计心理。计意识是指管理意识，经营意识，参与意识，遵纪守法意识，正确反映意识，严格监督意识，讲求效益意识，竞争意识等。会计心理是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所保持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包括会计人员的求知感，求同感，归属感，成就感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市限界；城市空间；物质城市；数码城市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7-0054-03
“城市限界(Urban limit)本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术语，原本的概念指城市地域，特别是指市街地域扩展的范围。”怵语中的城市限界是有明确范围的，它包括市街地域和非市街地域(即农村地域和荒置地域)。这种地理学范围内的术语，与在这里所讨论的“限界”不是一致的，这里是作为建筑含义的一种引申。近些年来在建筑界对城市限界的讨论越来越多，也愈发成熟起来。它不仅联系到城市规划，城市建筑设计，也涉及到城市的经济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建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变更。
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通过自己的作品作为表达和交流的途径，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水平，城市和其建筑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并且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建筑方法和手段；这样，新旧对峙、新老交替、新老对峙的状况必定出现，而此时“限界”就随之而生。当我们去尝试剖析这些建筑的信息并转换为共同语言时，这些信息就开始形成一个在共同范围中具有尖锐矛盾的共同体，它记载着城市的沧桑和光辉，而这些矛盾正是整个城市发展的必然；事实上这样的城市限界的处理已经是我们整个社会面临的艰难问题。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限界――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占据了同一地理领域时，限界也在此时出现。因此，两种对于城市建造的态度完全不同的都市生活就在同一地点对峙着。在很多城市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文化悠久经济复兴的古城。一面是以整齐分布，具有强烈排外性和一成不变的旧有形式的旧城生活为象征，而另一面则是零乱分散，个性鲜明和不断繁衍的新建筑形式为特征的都市生活。这些会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各个分支的社团限定中有所体现。而那些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它对于都市空间的态度是融合、毗邻和活跃的。
发扬城市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风貌是城市规划主要内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一系列研究城市环境的专门学问，如研究人类活动和环境相互影响和建筑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人类在不同环境中的心理反应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城市环境模式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城市小气候的城市气候学等。同时，城市环境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从重视城市环境的视觉艺术到重视人的需要，强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融合，使城市生活更接近自然。
通常人们对旧有的地形和空间的使用有很强的传统性，独特的文化态度和敏感性。多代人聚居，对于用地，有他们自己的使用方法，也有些地方家族聚落用以维持家族标准的小型经济制度。这就产生了不规范用地和高密度的情况，改造了邻里的结构。这种发展模式的强度与现存统治城市边界呆板的、顽固的分区制度不相协调。我们试图通过设置一个文化断裂带，把密集、变异的有机体无秩序的生长和自发性的发展组织在外，来避免它会污染原有的整齐秩序。
融合的可能性鼓舞我们去实践，因为我们正在寻找交织的、灵活的地形来重新定义由现在严格的分区法律所强制限定的边界。发展模式的强度与现存城市呆板的、顽固的分区法律不协调。很有可能发生在当代中国中小型城市中的是：小巷，广场，车道，和其他一些被浪费的基础设施开始被划拨出来，并被社区暗中使用。临时的和混合的功能成为了今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新商业中心的限界 这是从交易的自然场所这个最原始的意义中产生的，并引申为在没有尺度或压力的可操作的空间中活动的含义。作为一种抽象的力量，商业中心已成为了比以往任何自然要素更强有力的机构。它作为城市中的一个元素快速生长着，成为城市意识形态最为时尚和前卫的地段，与传统历史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分裂。而与此同时社会精神愉悦感也在逐步增强，近来的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加快了信息和其传播的速度、范围和质量。这些技术进步导致了商品生产和服务性工作的全球性增长，并造成了经济平台的扩展。消费者有很广泛的选择权和选择机会，在生活必需品送货上门和售后服务的商业机制中变得越来越满意，而这些在以前都是政府的工作或仅仅靠运气才能享受到的服务。在规划良好的社区中，高满意和低风险已经变成了可控制的因素，这几个因素也存在对立面和混乱，以娱乐的不同形式的内容展露出来。这些决定了商业中心，即新兴城市元素，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如何解决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峙也成为当代城市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拥挤喧闹的场面正是它追求的效果。精神愉悦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商业繁荣增长的结果，而仅仅是在那里对食物，工作和投资的争夺是降低这里的价格，提高利润和清理此处空间的良好途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们从郊区涌进，而且休闲的生活取代了工业化的市中心，中心和周边的场所都凝结成城市的一体，这个统一体看起来并没有文化氛围，而像是扩大的经济有机体，由供应商／消费者构成，而不是实际的自然形式。
物质城市与数码信息城市的限界城市限界同广泛发展和应用的交通信息技术联系紧密，技术在都市化方面呈现出难以预料的发展与可能性。
数字世界的普遍技术从来没有与实践相关或成为其一部分，但是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建筑方案必须结合对开放的独立思考和对建筑想象的理智精神。城市的媒体节目中可以穿插个人的、物质的各种状况即城市文化特征的每一个部分。在以往，城市的影像对定义城市本题从没有这样重要过。城市本身纯粹的物理特征和基础结构也从来没有如此敏感过。如今城市影像，居民和自然资产将被进一步推向新的限界。
从文化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地方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从城市和城市文化，分类资料和存储资料，技术和信息中提取有用资料来完成新一轮的城市规划设计。随着不同研究方向的发展，逐步更新这些资料，它涵盖了类型学的各种领域，包括从产品设计到建筑设计，包含声音艺术和新媒体的文化学科，各种数字化设计，构成信息技术的一切领域。
早期的城市设计解决城市限界的方案中，曾经对探究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提供了开端，通过将城市和设计与城市系统经费及对其使用者与文化设施的重新定义相联系，我们认识到可以通过设计来选择并形成基础设施层面，从而为公共生活创造新的平台。
不断发展中的限界的双重概念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多孔性的状况，这是从经济的，民族的和城市的边界到建筑墙体和表层材
料中延伸出来的。市场文化的基础设施并不适用于建筑外部。受小型化的驱使，速度和连结性，水，空气和动力的供应，以及信息渗入建筑之中，改变了城市化的方向。这些公共资源以建筑内部力量的形式出现并精确地嵌入了建筑物中：在私人领域内部，公共地域的插入形成了一条贯穿房屋，社会机构和城市的障碍线。曾经定义了建筑边界的墙体和表面如今连结了出入口和可穿行的表面；出口和入口的新场所。在这里，建筑师的角色就是重新定义问题本身，并对那些已经“知名”或“特定”的制度结构提出质疑。所需要的思考方式必须冒着褒贬相当的风险，这就要求有独立的环境，这种环境在建筑师的职业发展中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珍贵。
我们可以引入城市模糊限界的概念：“把城市描述为各种系统的自由聚集，每种系统都代表了不同的边界。因此城市的地图可以通过互相竞争的自然的、数字的和组织性的地理穴来进行绘制，如果界定和延伸城市的多种边界与创造他们的系统定额场地状况是连续的，我们就可以把城市理解为综合的复合网络。”如何创造灵活界限的组织性的边界?如何去转变城市的，文化的，计划的和素材的参数之间关系?首先可以把城市边界的概念理解为空间边界，重新将边界定义为渐近线或者说是最大值状态。创建模糊体：意图就是要创造一种基本上以模糊方法运作的模型系统，也就是说，在系统的技术，使用和实际应用以及形式上和组织上的技术，作用界面间，缠身给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例如模糊强体，模糊幕墙等等。因此，该系统对述职，范围，使用以及特殊用户要求等都能提供很强的适应性。模糊体在本系统范围内以及存储，显示，照明的综合程序内部几经成熟，开始向建筑及城市应用方面发炸，由于它与机械制造相关，计算机数控铣削技术对于大规模的生产，基本上依靠标准化和最优化的方法，尤其是依靠零件、模块或样板系统，模糊方案希望将这种方法贯彻到调整，分割和样板铸造方面，同时开发出创造灵活性和变化的技术能力。
这样不仅提供了解决限界的方案，还为全球市场文化下的城市化创造了物质世界和数字世界间分界面的新形式。研究了基础结构、行为和空间组织存在的困境，人员和流动方式的配置以及连通表面和基础结构中看起来是次要空间的排列结构，为董新考虑公共机构的范围，界定类型学提供了条、件。建筑师应该重新从公众、外在形象和公共立面中工作。这些开端也使我们可以想象建筑组织信息的途径和信息组织城市体验的方法。
关键词： 油田；HSE管理；体系；对策
中图分类号：TE343
引 言
安全、环境与健康（HSE）管理体系是一种先进的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管理方法，推行HSE管理体系是国际石油、石化行业安全管理的现代模式，也是当前进入国际市场竞争的通行证。油田企业具有生产工艺复杂多变，生产装置大型化，生产过程连续化，原材料及产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易腐蚀等特点，如果放松安全管理，导致事故发生，往往会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或环境的严重污染。为此，笔者通过分析油田推行HSE管理体系以来的现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期完善油田企业的HSE管理体系，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1油田HSE管理存在问题
油田推行HSE管理体系推行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安全管理旧观念与HSE管理体系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领导的话比制度管用，经验比标准管用。（2）企业上下对HSE管理体系的作用认识不够。较多干部职工认为HSE管理体系只是建立在资料上，写好体系资料就行了。（3）体系制度落实不够。主要表现在：HSE管理体系有一整套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但实际工作中并没严格按体系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落实执行，存在“两张皮”现象，即体系文件要求的是一套，实际工作执行的是另一套。（4）全员参与意识不够。工人认为建立HSE管理体系只是干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存在以上问题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一些干部、职工和管理部门对HSE管理体系不重视，认为不是自己管理的事，而HSE管理是体系管理，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人员、设备、生产运行等，从而导致HSE体系实际运行困难。
2 持续完善HSE管理体系的原则
HSE管理采取PDCA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目前，油田企业也都建立了HSE管理体系，有的通过了HSE管理体系外部审核认证，但从时间上来说才几年时间，各单位对体系的运行还没达到成熟和完善的地步，还需要逐步完善和改进，因此今后安全管理的核心是完善HSE体系和HSE文化推介。HSE管理体系是安全工作的基础，HSE文化是安全工作的灵魂。要完善HSE管理体系，就应该建立由一个管理机构、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构成的循环渐进的管理体系。一个企业，从最高管理层到基层（队）、班组都是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班组是管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结构和控制文件，文件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完善HSE管理体系，就要完善各项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程，要提高员工安全文化素质，树立员工HSE的理念和科学的HSE价值观，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对危害的识别与评价。一个完整的HSE管理体系是否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要看它是否能够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的HSE管理格局，是否能够构建安全与生产和谐、员工与管理和谐、企业与社会和谐以及环境与发展和谐的安全环保机制，这是保证体系运作连续和持续性的关键。
3 坚持领导重视和全员参与的原则
一个企业安全工作做得好不好，常常与一个企业的领导是否重视安全工作有直接的关系。HSE管理体系的建立、推行与以前的安全管理模式相比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因而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人员的培训、制度和体系文件的建立等，这些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证是很难办到的。同时，HSE管理也是对各级领导旧的安全管理观念的一次冲击，把以前靠人和经验的管理逐渐变为靠制度管理，各级领导如果思想上不重视和不转变，那么HSE管理体系在企业中就很难实施。
HSE管理的重点和中心是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而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的最终目标是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要实现这个目标，全员参与是关键。因此，采用多种方式，让所有的员工认识HSE管理体系的本质和核心，掌握风险评价的基础知识、方法以及如何确认危害的根源和性质；发动全员参与各自岗位的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认真分析各岗位的作业活动、设备设施与工作环境存在的不符合项，明确岗位的职责，清楚工作区域和作业活动中实际和潜在的危害、风险和环境影响、危害的程度，明确要采取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清楚工作区域和作业活
动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和应急措施。
4 强化HSE管理的执行力
任何管理要收到好的效果，必须强化执行力。安全管理规定的落实，靠的也是执行力。管理的规则是先有行为标准，后有执行行为。目前，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行各业的安全管理制度、标准都已逐步完善，但在执行上往往出现偏差。出现偏差的原因是：①一些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有意识地忽视安全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降低了生产环境、生产设施的基本安全条件，使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出现漏洞；②一些企业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低，对管理过程控制力不够，不按规定、标准执行，造成企业执行力差；③一些企业在安全行为培训上重视不够，对操作人员的安全素质、技术素质、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能力与事故预防能力等培训不到位，使个人在执行和完成任务时的能力差。所以，一个企业要在安全管理上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提高企业执行力度，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执行正确、有序和执行有效。
5 逐步实施HSE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是实实在在的，是企业在组织、管理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企业安全文化则是积淀于企业及其员工心灵深处的安全意识形态，是企业的安全理念、行为和表现在企业的各个层次的宣扬和推介，是企业员工应遵循的安全行为方式，是安全管理的准则和灵魂，贯穿于企业安全活动的全过程，是企业各阶层安全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基础。HSE文化建设是推行HSE管理的必然趋势。HSE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等。物质文化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企业通过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劳动条件的改善与文化设施的建设，来满足员工追求安全生产的需要，以合理的安全奖励机制来满足员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激励员工安全生产的工作积极性。制度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安全生产行为规范进行约束的规则。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来明确企业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的行为规范；用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来明确员工从事生产经营过程的操作规范。只有形成责任明确、责权一体，在安全管理上才能做到敢抓敢管，才能落实执行力度，使员工逐步形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精神文化是用以规范企业员工安全生产行为、增强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的追求。油田使员工在安全观念上确立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使员工知道自己该敬畏什么。所谓敬畏，就是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法律。员工一旦违背了行为标准，违背了安全生产理念，就会自责，会受到共同意识的压力和公共舆论的谴责，使其自动纠正错误行为。行为文化是规范生产活动中个体行为的文化。要通过安全活动、预案演练、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等活动，促使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员工自觉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再加上国内外资金涌入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行业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上升。在金融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银行是金融业的主要内容，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商业银行是银行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受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影响，在获得发展的同时所要面临的挑战也与日俱增，导致银行内部的风险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几年来，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得银行内部出现很多违规现象，加剧商业银行运行风险。因此，完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相关方面，加强商业银行会计规范，并且提高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水平，对于商业银行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而阻碍着商业银行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此，这一章节主要将这些问题予以明确，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
（一）缺乏有效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事物需要在健全制度的规范下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因此，在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过程中，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在制度的作用下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从而起到有效规避风险的作用。然而，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存在操作性不强、滞后性等方面的缺点，尤其是新发展时期下，许多的业务制度规定都发生不小的变化，但是与之对应的规章制度却没有适应这一变化进行及时的修订，导致银行人员在进行业务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制度没有及时更新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从而使得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风险性增加。
（二）风险意识淡薄，监督力度不够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业务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化，但是与之对应的就是所要面临的风险因素也是与日俱增，从而威胁着商业银行的整体发展，因此，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商业银行工作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对发生风险的预见性不足，使得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不严格，重要岗位的会计人员不能严格按照制度，导致内部出现混乱的现象，使得岗位之间无法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在加上会计监督职能的弱化，会计部门的监督工作没有及时做到位，检查力度远远不够，使得监督职责得不到有效发挥，从而加大了商业银行在运行过程中产生风险的可能性。
（三）银行人员素质不高、专业能力不强
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还存在着工作人员方面的问题，由于金融行业的发展，银行之间竞争激烈，对人才的需求量一直处于渴求的状态，这一趋势也导致银行在人员的选用过程中不断降低准入门槛，使得所招聘的人员无论是在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实践操作环节都不能达到银行本来所具备的条件，也就造成在银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专业能力不强这一现象。
三、完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措施探讨
在明确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后，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完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从而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呢？这一章节就主要针对于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来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提高人员选拔门槛，注重内部文化建设
无论是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还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高素质人才都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也可以说人才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对于推动事物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存在素质不高、专业能力不强的问题，导致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难以得到有效开展，因此，商业银行在人才的选拔环节要提高准入门槛，不要为了满足工作人员的数量而选择滥竽充数，要从专业、实践技能操作、个人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来综合考虑应聘人员，做好人员的选拔工作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与此同时，注重银行内部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防范会计风险氛围，并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风险防范宣传活动，从而提高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
（二）更新观念，建立健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以此来提高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首先需要商业人员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明确会计内部控制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基础上更新观念，提高对会计内部控制的认识，并且强化银行各个部门财务风险意识和内部控制意识，从意识形态方面提高对会计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以便于后续策略的开展。其次，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也是重要举措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在建立健全制度的过程中，要解决商业银行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业务内容的更新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从而在制度的作用下规范银行的管理行?椋?促进商业银行得到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审计发挥监督作用，建立现代化信息网络系统
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审计，为了提高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水平，需要积极发挥内部审计在会计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而要想充分发挥银行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商业银行需要从合理性监督向风险性监督转变，坚持内部监督、同级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相结合形式，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事前审查、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督的体系，从而进行有效的监督，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与此同时，完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还可以从建立现代化信息网络系统入手，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及时更新设备和使用的技术，从而推动商业银行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
一、加强观念的更新
在财务内部控制过程中充分的应用信息化管理技术手段，首先应该加强观念的更新换代，这也是做好具体信息化管理应用的一个重要基础保障，具体而言，这种观念的更新需要在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在具体的财务内部控制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管理思路和理念，对于这种以人为本理念的应用而言，其最为基本的就是应该在整个的财务内部控制人员当中建立起这种以人为本的策略，在具体的财务管理和审查中加强对于人的关注，切实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知识储备，以此为提高财务内部控制的重要策略途径；其次，在具体的财务内部控制人员中树立起明确的风险意识，因为财务内部控制也是涉及到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和理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这就需要具体的管理负责人员意识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风险，这种风险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正在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且其风险的发生频率和威胁性正在不断的提升，这也进一步的促使相关人员必须树立起风险意识，做好自身的相关财务内部控制工作；再次，加强对于信息的重视程度，这也是信息化管理在财务内部控制中应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只有在整个的财务内部控制当中准确充分的利用好信息才能够保障其工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避免一些决策失误的存在；最后，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在财务内部控制当中，知识和能力的作用更加的凸显了，这也要求具体的财务内部控制负责人员必须提高对于知识和能力的重视程度，切实保障其自身的知识能力能够满足财务内部控制的一些基本需求，进而有利于提高财务内部控制的水平和准确性。
二、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在财务内部控制过程中充分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还必须依靠具体的人才资源的辅助，这也是促进信息化管理在财务内部控制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是在这一点上，当前的现状却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相对应的高素质的信息化管理人员缺口比较大，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其财务内部控制的信息化管理人员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现存的一些管理人员在具体的信息化知识和具体的信息化管理技术操作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不能够准确全方面的掌握信息化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尤其是对于一些信息化软件以及网络的应用存在较大的欠缺，严重的阻碍着信息化管理在财务内部控制中的发展和进步。
三、创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对于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中的信息化管理发展而言，其最为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这也是随着当前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不断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的需求，这种新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出信息化的影响，适应于当前的财务内部控制发展趋势，具体来说，这些新的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加强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当中对于无形资产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当前的其也发展来看，企业当中存在的无形资产越来越多了，所占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这也就促使相应的管理人员必须把无形资产作为一种重要的目标进行管理和控制；其次，进一步的提升对于财务风险的管理力度，对于财务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风险而言，不仅仅需要在意识方面加强重视，更应该落实到具体的管理目标上，即在财务内部控制中加强对于财务风险的分析和控制，强化风险意识，避免风险的恶劣影响；最后，在具体的财务内部控制中还应该把具体的人力资源作为一个新的目标进行管理和控制，提高人力资源的影响地位。
四、完善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
对于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工作而言，其体系和制度建设同样重要，并且这一点对于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是极为关键的，完善当前的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就能够为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地条件和环境，这一点就是把对于信息化管理从意识形态上的重视落实到了具体的组织体系上的重视，有利于信息化管理作用的充分展现；此外，建立完善此案无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还能够有效地提高财务管理中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控制水平，比如说对于风险的监控管理就具备了更强的识别和控制能力，进而保障整个企业财务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五、创新信息化财务软件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中信息化管理的应用和推广还必须依赖于相应的信息化软件的支持，这也就需要相关的技术研发人员加强对于信息化财务软件的研究和创新，尤其是对于会计软件的研究必须深入，并且这种信息化财务软件的研究还必须切合于当前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现状，使其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充分展示出信息化管理的优势。
关键词：风险观；灾难人类学；自然―结构―文化；风险认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55-04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各种灾害风险更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在当今社会，洪水、旱灾、地震、飓风、海啸、矿难、空难、环境污染、核泄漏、大规模恐怖袭击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新闻常常见诸报端。灾难与风险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如不同维度的风险社会理论[1]、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研究[2]、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灾难学，[3]灾难人类学更是异军突起，对灾难与危险进行独特研究。[4]然而，从国内已有的风险与灾难研究文献上看，不同学科之间未建立起必要的对话机制和跨学科研究，学术概念不统一阻碍了不同学科的对话。
在此态势下，如何全面理解、认知和应对“风险”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梳理社会理论中关于风险的认知，探讨人类学家如何认识、理解风险；并试图构建灾难人类学的风险认知图景，以扩展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三种传统风险观的比较
在风险管理方面，ISO风险管理标准《ISOguide73：200险管理术语》中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effectofuncertaintyonobjectives）。这是一种技术性取向的理解，试图通过计算风险概率以控制风险；还存在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取向的理解，将风险看作是一种社会后果。[5]“广义地讲，风险是指一切对人及人所关心的事物带来损害的事件与行为的可能性。风险的实质是其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既源于风险事件与行为本身的随机性，也源于我们对风险影响理解与把握的不确定性。”[6]
对社会风险的认识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持客观主义观点，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而玛丽・道格拉斯等认为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未增多或加剧，而只是被觉察、被认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7]对此，一些学者认为风险本身就是客观和主观的综合体，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既要研究民众的风险意识，也要研究中国的风险现实。[8]可见，风险是当今社会理论的重要论题。
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指出，经典社会理论必须面对三个问题，即方法论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和现代性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仍需直面上述三大问题，出于对现代性和当代社会秩序的反思性思考，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以及尼古拉斯・卢曼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基础上，风险社会理论成为当代重要社会理论之一，并成为当代哲学思考的重要议题。通过对风险社会文献研读与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存在以下三种风险观念：即自然主义风险观、结构主义风险观和建构主义风险观。
（一）自然主义风险观
从历史角度看：在原初社会中，人们以狩猎、采集为生，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对自然具有一种崇拜和敬畏心理，常常是通过巫师祷祝、献祭等方式与自然沟通。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界直接联系，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对自然灾害的经验逐渐塑造了人们自然主义风险观。这种风险观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风险是自然存在的；其应对方式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如迁徙、如传统禁忌等。这种自然主义风险观在农业社会也仍然普遍存在。
从理论方面看，贝克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是暗含风险社会之前的社会是具有自然风险（本能的）、可控风险（机械的）这一预设的。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工业社会相区分，是因为贝克敏锐地观察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出现了断裂，技术风险已经超越传统的自然风险，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自然主义风险观已经无法解释现代社会风险的结构特征。所以，贝克等人赋予“风险”新的概念，认为它表明自然与传统的终结。
（二）结构主义风险观
贝克和吉登斯等人的风险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制度主义风险观，是现实主义风险观，这是从本体论角度的概括。笔者提出的结构主义风险观是从风险认知视角出来进行的描述。
首先，贝克和吉登斯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分，这是结构主义认知的基础范式。吉登斯将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被制造的风险”，贝克也特别强调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的主要影响。其次，贝克和吉登斯都强调技术风险与制度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如认知结构的变化―对未来的思考决定现在的决策，而非基于过去而决策，又如风险分配取代财富分配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逻辑。最后，社会风险在社会结构中放大或缩小，个体化公民被镶嵌于社会之中，独自面对风险。从风险认知角度看，卢曼基于系统环境维度的风险社会理论，也是一种结构主义风险观。
（三）建构主义风险观
所谓建构主义风险观主要是指被感知的风险才是真实的风险这样一种风险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风险分类不一致，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取向的人具有不同的风险观。比如，玛丽・道格拉斯根据阶层/权力分类图式[9]与不同的风险取向的分析，认为等级制度主义文化中倾向于认为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市场个人主义文化中则认为经济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处于社团群落边缘文化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自然风险是最大的风险。[10]他们认为，风险不是一种社会事实，而是一种文化现象。风险分类不一样，因为不同社会的文化感知不一样，故建构出不一样的风险文化。灾害和灾难是通过物质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互构而得以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11]斯科特・拉什在玛丽・道格拉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试图用“风险文化”的概念替代“风险社会”的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可以说，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观超越了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风险观。
三、灾难人类学
目前，人类学对风险的认识与理解主要体现于灾难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之中。灾难人类学将灾难视作社会科学的“天然实验室”，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灾难中因社会、文化和物质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点而完全暴露出来。”人类学研究灾难主要有三种基本视角：一是行为反馈模式，二是社会变迁模式，三是政治-经济环境模式。[4]从现有文献来看，灾难人类学更重视灾难发生后的研究，因而风险概念很少进入其分析架构，但通过社会脆弱性概念以及灾难人类学对灾难原因及灾难预防的理解，可以体会灾难人类学的风险认知。
（一）社会脆弱性
脆弱性是在灾难和风险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但其定义并未得到统一，脆弱性的表现形式也多样，如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态和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但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这一概念的出现使人类学者开始重视灾难发生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相关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分析，而这一转变就是从重视灾难到重视风险分析的转变。
灾难人类学中常用的脆弱性定义是由布莱基（Blaikie）等提供的临时定义：“我们所说的脆弱性，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预期、应对、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和特点。这里涉及的是一套组合因素，它们决定在自然和社会中分立和可区分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人们的生命和生活”。[10]
脆弱性是风险分析的一个有效概念，它使我们看到风险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交织影响中，借由社会意识形态、人口因素、环境特征、经济关系等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发挥影响的。通过脆弱性概念，人类学者能够分析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因为社会结构关系不同，受到同样的灾害的威胁程度不同，其应对方式也不一样，这是一种明显的关于风险的社会分析方式。
（二）灾难原因
当社会脆弱性概念的引入，人类学不再认为灾难仅仅是由自然因素引起，而是在自然―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灾难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不可预测的事件”，不再是中断、突发，不是外在力量的强行介入，而是持续与嵌入，是原有生活的投射。[12]
“在大多数情况下，灾难并非不期而至，而是通过两种因素：一是人口以及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潜在破坏力的因子，两者相结合才产生灾难。这两种成分均嵌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中，并且作为一种进程随时间的推移而展开。当灾害威胁和灾难发生时，它们都成了物质、生物和社会文化系统复杂交汇的表现。”[13]对灾难的理解急需综合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人的社区与行为并非简单地定位于环境。人类学以整体观作为学科领域的标志，提供了一个能够覆盖灾难成因与影响范围的理论框架。
（三）灾难防治
人类学者在研究灾难时不可避免地打开了应用人类学的大门，因为研究灾难不得不涉及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和灾难的防治。在灾难的防治方面，可以看到一些人类学者对风险的认识和应对之道。
首先，人类学强调灾难防治的本土实践。人类学认为同样的灾害对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统一的、规范的现代科学性、技术性的防灾减灾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社区。外来的科学的防灾减灾工作思路要充分了解目标社区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特征，使统一的科学模式能够与本土特征相契合，强调防灾减灾的本土实践。
其次，人类学注重利用灾害应对的地方性知识。在不同的社区生活中，人们在面对各种灾害风险和灾害影响时，逐渐形成了一些在当地行之有效的灾害预防知识与智慧，这是适合于当地防灾减灾的地方性知识。比如，有学者对彝族比尔文献中的灾害防治地方性知识做了分析，认为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有效开展防灾减灾工作。[14]进一步地，张原等敏锐地观察到地方性知识体系必须保持开放性，以维系不断变迁的地方生活世界有序性，否则将“导致地方社会文化结构的脆弱性，诱发各种灾难情景”。[15]
最后，人类学者强调在整体的生活世界中直面灾难。防灾减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能采取碎片化的、项目式的工作方式，而是应在社区的整体生活世界中，从自然、结构、文化以及历史的维度中直面灾难，认识灾难在生活世界中的本来面貌，[16]从而采取综合性的、系统性的防灾减灾方案。
从上述对灾难原因与防治的分析和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人类学关于风险有如下基本理解：其一，风险并不仅仅是一种概率性的偶然事件，它与社会生活环境直接相关；其二，灾难的风险产生于自然―社会系统之中；其三，灾难风险分析需要人类学提供一个整体研究框架。
四、人类学与风险认知
（一）人类学的认知框架
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中，认识人文世界存在着三种基本传统：第一种是受卡尔・马克思影响的强调生产、经济的物质主义观，第二种是涂尔干脉络下的社会结构观，第三种是马克斯・韦伯脉络中的强调文化与意义理解。这三种传统分别注重的是物质环境、社会事实与文化意义，各有侧重又相互影响，传承不绝。我们认为人类学的三种基本传统或者说自然（nature）、结构（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的三种视角，不可偏废，它们共同构成人类学认识人文世界整体框架，这一框架对我们综合认识风险也是极具意义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看到人类学的三种传统都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人与自然”的二分结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人文图景，其风险观念也会明显不同。正如前文所述，在自然主义观念看来，人与自然合一，人完全存在于自然之中，人们对自然的神秘力量保持一种敬畏之心，面对自然风险采取的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反应。在结构主义观看来，人与自然是二分的，而且随着人类技术的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面对自然风险的态度不是敬畏而是采取工程技术防治。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人与自然是互构的，而风险是在人类与自然互构的环境中发生和产生影响的。可见人类学的认知框架对我们综合理解风险大有裨益。
（二）人类学整体观与风险认知
综合上面风险社会理论中自然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风险观，以及灾难人类学对风险的综合性理解，结合人类学“自然―结构―文化”的整体认知框架，人类学对风险的整体认知图景呼之欲出。
一方面，我们认为自然物质、环境生态和身体生命等具自然属性的事物是风险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风险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没有人与自然，风险无从发生，也无从被认知。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科学技术、经济水平以及历史基础等具结构属性的社会事实是风险得以发展变化的基本载体，在不同的人为结构之中，风险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和影响。再一方面，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分类范畴、传统经验等具有文化属性的意义建构是认识风险的知识来源，也是风险应对决策的基本准则，不同的意义建构将导致人们不同的风险认识和风险应对方式。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学风险的整体认知图景。
我们认为应带着人类学整体观的认识视角，从上述自然、结构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认识和理解风险，在理论上加强不同向度的风险认知的对话与理解，在实践上进行纵向历史和横向空间上的比较分析，使人类学关于风险认知的整体图景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中风险认知的基本参考，也能指导不同地区的人们有效应对和防范风险。
（三）民族志调查与风险认知
持续系统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民族志是其田野调查的科学成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往往集中于一个社区，对该社区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较，并能与宏大叙事理论发生关联，展现人类社会的不同面向、贡献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人类学的风险认知图景能综合各个学科关于风险的理解，将之统一于自然―结构―文化的认知框架之中，使我们对风险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风险。人类学也提供了田野调查这样一套独特的方法观察风险实践。
流动性和风险应成为当下人类学的重要课题，[17]人类学者已经认识到灾难是其天然实验室和危机显示器，[4]很多人类学者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关于灾难的民族志调查，如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18]一般都是注重灾难发生时和灾后重建的社区调查，但已开始注意到关于风险形成和风险观念的田野调查。我们期待经典灾难民族志的出现。
五、结语
风险是面向未来的损失的可能性，灾难是已然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风险既是一种自然因素，更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风险理解上，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结构―文化的三维认知框架，使我们对风险有一个更为确切的整体把握。当风险和脆弱性进入灾难人类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视野，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将超越传统风险观，进而为风险认知提供更为基础、更为综合的知识观念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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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模型的构建
（一）基础理论分析1．政治认同分析政治认同是认同的一个研究支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体向其他个体或团队的价值和规范进行模仿和内化并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认同过程需要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认同是一个人感觉自己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团体的主观意识，特别包括个体对认同单位和团体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强烈效忠。政治认同是指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个人或团队等政治主体在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及作用，以及政治制度的执行者所形成的一定的政治认知，以及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并基于自身的价值在政治生活中积极支持和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活动。影响人们的政治认同的非理性因素包含三个方面：情绪和情感、传统习惯、本能和需求。政治认同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本研究将知识型人才政治认同分为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两个要素。情感认同是指在感情或情绪上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持认同态度，而行为认同是指在行为上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持认同活动。2．心理契约优化分析心理契约是一种内隐于雇佣双方心中的一种主观约定，对雇佣双方的心理义务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理解，反映了组织和员工之间一系列微妙和含蓄的心理期望。Argyris首先提出了“心理的工作契约”（psychologicalworkcontract）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工厂或车间中雇员和工头之间的关系，不过，Argyris并没有给出“心理的工作契约”的确切内涵。随后，Levinson在一个人事案例研究中将“心理的工作契约”修改为“心理契约”，也称“未书面化的契约（unwrittencontract）”，指个体和团队之间相互期望的总合，用来强调产生于雇佣双方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未曾言明的、相互默认的期望。Schein认为心理契约是“长时期存在于组织成员心中的一系列未书面化的期望（expecta⁃tion）”，并将心理契约分为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强调心理契约是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otter认为心理契约是存在于组织和个体之间的一种隐性心理约定（implicitcontract），是将双方关系中的一方希望的付出与从另一方得到回报的期望的具体化。Rousseau认为心理契约存在两个类型：交易型心理契约（transactionalpsychologicalcontract）和关系型心理契约（rela⁃tionalpsychologicalcontract）。交易型心理契约关注对员工外在需求的满足，具有经济性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期限，涉及更少的雇员生活，雇员的责任较为分明。关系型心理契约关注社会情感的满足，没有时间期限的限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涉及更多的雇员生活，雇员责任的界限也不清晰。Rousseau心理契约是一种单向型心理契约，即员工对雇主的内在期望，而不包括雇主对员工的期望。本研究将知识型人才心理契约分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两个要素。3．成功智力分析智力理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成功智力是智力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985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Sternberg在《超越智力》一书中提出了三元智力理论，认为智力是主体实现对主体有关的现实环境有目的的适应、选择和改造的心理活动。在三元智力理论中，Stern⁃berg认为人的智力包括成分智力、经验智力和环境智力三个方面。其中：成分智力是指计划和执行任务的心理机制，包括元成分、执行成分和知识获取成分；经验智力是指个体应用经验处理新问题以及形成创造思维的能力；环境智力是一种帮助个体适应和应对环境的能力。1996年，Sternberg在三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成功智力（successfulintelligence）的概念，认为成功智力由分析型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组成。分析型智力是一种分析和评价各种思想、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能力，它可以有意识地规定心理活动的方向，以发现对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创造型智力是一种能超越已知给定的内容，产生新异有趣思想的能力，它能运用现有的知识和才能创造更好的有价值的产品。实践型智力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将思想及其分析的结果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加以使用的能力，它能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成功智力理论是对三元智力理论的超越，更贴近于人的现实性心智活动。本研究将知识型人才成功智力分为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实践型智力三个要素。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1．政治认同对心理契约优化的促进效应分析（1）情感认同对心理契约优化的促进效应分析。情感认同是指知识型人才对现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心理支持程度，以及对执政党所宣传的主流价值观的赞同程度。知识型人才是思想激进的群体，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征存在着持续性和深入性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趋炎附势。如果知识型人才对现有的制度和价值持有支持和赞同态度，就会兢兢业业地从事本职工作，积极地参与技术开发，以主人翁的精神来对待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为组织的发展殚精竭虑，同时，又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尽心尽意为社会做贡献，不计个人的得失，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相反，如果知识型人才对现有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反对或厌恶的态度，就会消极工作，敷衍了事，缺乏长远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现有的研究对本假设也存在着支持。南茜•弗雷泽（2011）认为，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正义的实质缺乏共识，运动参与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可能导向彼此的对立和冲突。倪春纳（2011）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外流的“用脚投票”的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因素，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对执政党的服从、理解和信仰的递进演变的“认同链”的断裂，突出地表现在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上的“碎片与多元”。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a：知识型人才的情感认同促进了交易型心理契约的优化；H1b：知识型人才的情感认同促进了关系型心理契约的优化。（2）行为认同对心理契约优化的促进效应分析。行为认同是指知识型人才在行动上表现出对现有制度和价值观的支持和赞同。相比于情感认同，行为认同是从思想上升到行为，表现为对主流价值观的拥护和宣传，对社会性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甚至对执政党的失误和错误提出中肯的批评等。如果知识型人才对现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产生了行为认同，就会从行动上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在遇到挫折时一如既往，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心向往之，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言行一致、胸怀世界、放眼未来，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无限的期望。相反，如果知识型人才对现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产生了行为抵触，则会导致行为上的畏畏缩缩、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相互推诿。现有的研究对本假设也存在着支持。陈学明（2011）认为：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两极分化却越来越严重；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了0.5；不公平现象引发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田家官（2011）围绕着社会主义平等问题，从平等的含义、权力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四个方面解析了的平等观，并从知识分子的视角探索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长久地保持社会平等的思路。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a：知识型人才的行为认同促进了交易型心理契约的优化；H2b：知识型人才的行为认同促进了关系型心理契约的优化。2．心理契约优化对成功智力的促进效应分析（1）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对成功智力的促进效应分析。交易型心理契约对于知识型人才而言表现于对工作、组织和他人的热爱，从而能在现阶段全身心发挥自己的能力。交易型心理契约具有短期性，不仅具有物质利益性，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相对而言，物质性要高于意识形态性。在优良的交易型心理契约态势下，知识型人才不仅表现对组织的忠诚，也表现对社会的忠诚。心理契约优化不仅受到组织内物质的驱动，也受到社会因素的驱动。在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过程中，知识型人才的思维越开阔，悟性越高，进入一种涣然冰释的心理状态，更有机会发现知识中潜藏的社会价值，也更愿意和他人合作，将经验融入自觉的行为之中。现有的研究对本假设也存在着支持。KarkR，ShamirR，ChenG（2003）解析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机制，认为心理因素是制约职业规划与潜力挖掘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之一。Chowd⁃huryS（2005）解析了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变迁机制，分析了心理契约对员工忠诚度的影响路径，认为创造力的培育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MuseL.A.&StamperC.L（2007）从组织支持与关系心理契约的视角探讨了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能力的培育问题，认为心理契约是组织能力的重要支持因素。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3a：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分析型智力的成长；H3b：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创造型智力的成长；H3c：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实践型智力的成长。（2）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对成功智力的促进效应分析。关系型心理契约对于知识型人才而言表现于对企业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顺从，从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充满信心。关系型心理契约是一种长远性的心理期望，适合于知识分析的深沉性思维心态，对事物存在着思索性关注，具有自己的见解。关系型心理契约不仅受到组织内部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也受到组织外部价值观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性大于物质性。关系型心理契约与情感认同存在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差异，前者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后者仅包括精神的因素。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过程中，知识型人才很容易达到心神合一的境界，各种潜力得到深度地挖掘，爆发出不可预料的创造力，不断发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突破口，不为琐碎的事务所拘束，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可以在短时期内进入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现有的研究对本假设也存在着支持。邓玉林、王文平、达庆利（2007）基于风险偏好和风险成本分析了知识型员工风险心理偏好的特征，利用委托——模型解析了确定与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激励强度与员工心理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发现心理期望对工作潜力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张兰霞、闵琳琳、吴小康等（2008）基于心理契约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型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因素问题，认为学习培训、工作认可、薪酬福利、工作成就、公平对待、成长空间和工作挑战等因素对知识型员工创造力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a：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分析型智力的成长；H4b：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创造型智力的成长；H4c：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促进了知识型人才实践型智力的成长。
（三）要素分解1．政治认同的要素分解基于政治认同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在知识型人才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调查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政治认同的要素分解。情感认同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对主流价值观，即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存在着认同感；②对社会的政治制度存在认同感；③对社会的法律制度存在认同感；④对社会的分配制度存在认同感。行为认同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积极地学习和领会执政党价值观的思想精髓；②对政治、法律和分配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力所能及的宣传；③在必要时能够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对者进行驳斥；④在一定时机勇敢地抵制执政党成员的腐败行为。2．心理契约优化的要素分解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在知识型人才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调查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心理契约优化的要素分解。交易型心理契约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认为所在的单位或雇主对自己的利益分配是公正的；②认为单位各级主管或领导能够尊重自己的人格；③认为所在的单位或组织存在着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或文化氛围；④认为应该在本单位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关系型心理契约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认为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都是暂时的；②认为应该尽心尽意地服务于社会；③认为社会环境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④认为社会环境有利于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3．成功智力的要素分解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在知识型人才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实践型智力调查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成功智力的要素分解。分析型智力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善于运用成熟的经验来分析新问题；②善于运用既有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③能够在新的事物中提炼出新的思想或方法；④善于发现新生事物与传统事物的差异。创造型智力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善于在普通的生活和工作中捕捉到思想或灵感的闪光点；②善于将书面的理论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③善于对传统的思想、技术、工艺进行革新；④善于对现有的思想、观念和技能进行组合或转化，从而形成新的思维体系。实践型智力要素分解为4个指标：①善于将成熟的经验和技能应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②在所在行业或组织能够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③能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对既有的思想、经验和技能不断地反思和总结；④能够保持从善如流的思维境界，自然地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四）研究模型的确立本研究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构方程分析，也称为结构方程建模，或者协方差结构分析，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各个变量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数据分析技巧。是多变量分析的重要方法。根据研究假设和要素分解的内容，可以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模型检验
（一）数据收集本研究以我国企业事业单位的知识型人才作为样本，但不包括政府机构的知识型人才，数据调查方法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基于要素分解的内容，在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测度题项的基础上，设计了28个题项的调查问卷，确保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本次数据调查自2013年3月4日起，至2013年5月5日止，历时61天，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660份，问卷回收率为66%。在回收的问卷中，选择数据质量较高的问卷200份作为统计分析的样本，样本数和指标数之比约为7，满足结构方程检验的一般性数据条件。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1．信度检验信度是指问卷调查结果的可靠性程度，即调查信息的可靠性，信度高的问卷可以收集到更为准确和有效的信息。问卷信度主要估计再测信度、复本信度和内在一致性信度。基于有效样本数据，借助于SPSS软件，探索性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2．效度检验效度是衡量问卷有效性和正确性的指标，即测试能够测量出欲测特质的有效程度，是评价测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有效样本数据，借助于Liserl8.7软件，验证性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三）模型验证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基于获取的有效样本数据，采用SPSS11.5和LISREL8.7对研究模型进行全模型检验，得外源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效应矩阵（r）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内容可知，所有的研究假设均通过了检验。在全模型检验过程中，同时得拟合指数列表如表5所示。根据拟合指数列表可知，研究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限于篇幅，其他检验结果略去。
三、结论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从宏观层面来看，对于我国知识型人才而言，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对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均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并进而促进了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经验型智力的成长。也就是说，政治认同对我国知识型人才的成功智力的开发存在着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应引起知识型人才密集的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如何正确地引导知识型人才的价值观，让他们对现有的制度和思想体系充分信任和挚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处于低迷状态，存在着较大的激活空间，同时，各类组织机构的知识型人力资源管理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或者对价值观采取回避态度，或者沿用数十年前的僵化模式，都无助于知识型人才成功智力的开发。
根据研究结果，从微观的视角来看：①情感认同对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均存在着促进效应；②行为认同对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均存在着促进效应；③交易型心理契约优化对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实践型智力的成长存在着促进效应；④关系型心理契约优化对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实践型智力的成长存在着促进效应。可见，所有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检验结果是完美的，但完美的检验结果并不代表现实的完美，仅说明了这些变量的内在相关性的存在，并不表明这些变量的经济效应得到了彻底的实现。相反，我国知识分子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力度并不高，如果这些认同的力度得到增强，则无疑有助于心理契约的优化，并最终有助于知识型人才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和实践型智力的快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