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抽样调查的定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教学重难点：用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
一、情境导入
小故事中的数学道理:小强是新入伍的士兵，这天班长对小强说：“小强，我们班刚配备了300枚新式手榴弹，请你检验一下这批手榴弹的爆炸半径是多少？”于是小强打个敬礼说：“是！”接下来……听到了300声巨响……小强把300枚手榴弹分别引爆了，测得了这批新式手榴弹的爆炸半径。
问题1：同学们，你认为小强的做法好吗？
生：不好！
师：为什么不好？
生：这样太浪费了。
问题2：聪明的同学们，如果你是小强，你会怎么做？
生：从中抽出几枚来试验。
师：你的意思就是用这几枚的试验数据来估计这一批手榴弹的爆炸半径，对吗？
生：对！
师：同学们同意这个做法吗？（异口同声地说同意）这个做法真好！其实这种做法在统计学中叫抽样调查。（板书:抽样调查）
二、展开教学
关于抽样调查还有“总体”“个体”“样本”“样本容量”，请同学们自学课本。看完后，小组内相互说一说这几个概念。然后举手回答这几个概念，课件接着出示这几个概念。
要检验300枚新式手榴弹的爆炸半径，从中任意抽取5枚试验，在这一抽样调查中，总体、个体、样本、样本容量学生能够顺利地说出，但是学生容易说成300枚新式手榴弹，每一枚新式手榴弹，5枚新式手榴弹，现在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但是还是应该要求学生尽量准确地说出是半径。
巩固抽样调查:你认为下面的调查是全面调查还是抽样调查？（1）妈妈做了一份美味可口的菜品，为了了解菜品的咸淡是否适合，于是妈妈取了一点品尝。（2）调查一个班级中的全部学生对各类电视节目的喜爱情况。（3）了解一批灯泡的使用寿命。
生：第一个是抽样调查。
师：这种情况不抽样调查不行吗？
生：不行，你如果全吃了，别人就不能吃了。（全班笑）
生：第二个要全面调查。
师：这个不全面调查不行吗？
生：一个班人数不多，全面调查更准确。
生：第三个要抽样调查。
师：为什么？
生：因为这种具有破坏性，只能抽样调查。
师：说得真好！同学们总结一下什么情况下要用抽样调查？
生：具有破坏性或被调查数量很大，为了节省人力、物力。
问题：为了解全校学生的平均身高,小明调查了座位在自己旁边的3名同学,把他们身高的平均值作为全校学生平均身高的估计。（1）小明的调查是抽样调查吗?（2）如果是抽样调查,指出调查的总体、个体、样本和样本容量。（3）这个调查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总体的情况吗？如果不能，请说明理由。
师：同学们，要想使抽取的样本能较准确地反映总体的情况，我们要动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抽取样本才是科学的？
师：在这一调查中就抽取3人行吗？
生：不行，太少了。
师：多少人合适？
经过讨论确定为100。
师：可见要有合适的样本容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除此之外，还要使全校的学生都有被抽到的机会，要做到公平。
看屏幕：出示简单随机抽样的概念。
师：随机是什么意思？
生：就是公平，使每一个都有相等的机会被抽到。
师：说得很好，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下列抽样调查较科学的是哪个？
①从10000台电视机中随机抽取一台调查电视机的使用寿命。②小才为了了解上海市2011年全年的平均气温，上网查询了2011年7月份31天的气温情况进行统计分析。③为了解某市七年级一次期末数学测试情况，从8万名学生中随机抽取了1000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
生：第三个科学。
师：第一个为什么不科学？
生：样本容量太小了，不能较准确反映总体的情况。
师：是，这也太抠门了，你认为抽取几台合适呢？
生:10台。
师：同学们同意吗？第三个为什么不科学？
生：没有做到随机。应该每个月都选几天的气温才行。
师:说得真好！
探究：某中学有2000名学生，要想了解全校学生对新闻、体育、动画、娱乐、戏曲五类电视节目的喜爱情况，你打算怎样进行调查？
1.确定调查方式。
2.抽取多少名学生进行调查比较合适？被调查的学生又如何抽取呢？
（小组交流后，教师指导。）
课件出示：收集数据、整理数据、描述数据的流程。
问题：样本中喜爱娱乐的学生最多，为38%，据此可以估计出，这个学校的学生中，喜爱娱乐的学生最多，约为38%。在全校2000名学生中大约有多少同学喜欢娱乐节目？
（学生独立计算。）
学以致用：内蒙古草原上的嘎日迪大叔要出售100只羊，现在市场上羊的价格为20元/kg，为了估计这100只羊能卖多少钱，他从中随机抽取5只羊，每只羊的重量如下（单位：kg）：26，31，32，36，37。则估计这100只羊能卖_________元。
（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表1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2中国历年从业人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反映“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现象。就业不足的统计定义是指非个人原因，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到标准时间的一半（即20小时），并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人员。按此标准，我国就业不足人员是大量存在的，如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等等。就业不足从工作时间上讲是处于就业状态（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但是这种就业并不让人满意，人们仍然有寻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业统计中应该另设指标对此进行反应。
隐性失业的通俗解释是：形式上就业，实际上没有就业。经济学解释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者负数的就业。这种情况在我国城乡非常普遍。当然，隐性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就业不足人员，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隐性失业更为严重和隐蔽，因为他的劳动时间也许达到了就业的定义，但是他创造的边际利润却等于零或者为负。对这部分人的测定和统计，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完全不反映这个现象绝对是失业统计的不足之处。
第二，在失业指标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指标，然后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失业原因等对失业进行的简单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其他数据，如按产业、地区、失业时间长短等划分的失业数据。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查，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究竟如何，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速度不同，失业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持，这也不利于当地政府进行调控和人们理性选择就业地区；分析失业时间的长短也能判断我国的经济周期等情况，反映了失业和就业的连贯性。但是失业统计体系却缺少这些数据，这使得它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第二，登记失业并不完善、严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这样的标准有两个缺陷：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在统计时就难免被遗漏；二是导致了以“登记与否”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劳动事实”来登记失业。例如：部分进行登记的人员可能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比如一小时），如零工、摊贩（事实上的就业者）等却被统计在失业者之中；有的登记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劳动部门消除登记。这些情况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时间”的定额。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确定就业和失业界限，这个定额太低了，因此，建议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1/3来定额，我国实行的是8小时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调查周内工作13或者14小时以内作为失业的标准之一。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业人口统计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失业情况。在我国户籍改革并没有实现“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的目标前，失业统计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样调查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失业统计更完整，同时能从宏观上指导和调控流动人口的就业，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盲流现象和社会问题。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标准是在调查小区居住时间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满半年，但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国进行常住人口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是：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地区。以时间期限和地理范围为标准，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的失业统计，以此来推算全部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在计算出常住人口失业率和流动人口失业率后，通过观察二者的高低（具体数字的高低各地区会有所不同），能对本地区的就业进行一定的指导。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第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
第五，加大调查频率。我国对外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以年计的，这对现实的就业情况没有很大的实际用途。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失业情况调查的对象是在调查区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更是要求时间上的及时性。但是我国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实现一个月对外报告一次的频率。因此建议每季度报告一次，这样能对现实的就业进行比较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失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杨宜勇.失业冲击波—中国就业发展报告[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杨缅昆，章飚.失业统计：一个尚待开发的核算领域[J].统计研究，1997,(5)
4成健梅.我国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与改进[J].中国统计，2001,(2).
5叶世芳.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J].统计研究，1998,(3).
[关键词]调查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
失业率数字一般被视为能够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在社会统计比较发达的国家,失业率往往是每个月最先发表的经济数据,所以他是市场上最为敏感的月度社会经济指标。很多国家都是根据失业率来调整利率、工资价格等。失业率同样也是重要的社会指标,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所以,现在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每月都要公布失业率,每季度要公布调整后的数据。
一、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的本质区别
登记失业率是根据政府就业服务机构或社会保险机构的行政记录而获得登记失业人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其中的就业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不是来源于同一次调查,而是根据有关资料加工得出的。调查失业率是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向调查对象(抽中的家庭成员)询问一系列问题,从而综合判断某个家庭成员目前是否处于失业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其中就业、失业数据来源于同一次调查。
登记失业率指标不能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失业状况,不能真正起到监测宏观经济运行和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利于国家间比较。而调查失业率则是通过定期抽样调查和入户抽样调查取得的失业率指标。该调查所使用的失业定义符合国际标准,可以用来进行国际比较,它相对于行政管理系统之外,可以用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构造人力资源变化情况和构造其他指标。相对于登记失业率而言,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宏观经济状况,反映整个国家的失业状况,所以调查失业率更适合作为国家对外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指标。
两者的本质区别是:
1. 组织方式不同
登记失业率的基础是各级失业机构的行政记录,通过将各级的行政记录进行汇总而得到登记的失业人数。这种组织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组织专门的调查,可以较快地取得记录上所有的汇总数据,但其关键是要有健全、完备、高效、便捷的机构体系和数据传递体系。
调查失业率的基础是对住户进行的调查记录,通过将一家一户的调查记录进行汇总而得到有关劳动力就业与失业的数据,并据此推算出劳动力数据、就业数据、失业数据以及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一系列数据。这种组织方式的优点是通过一次调查可以取得全部有关劳动力的一整套数据,便于数据的衔接使用,但其关键是要有完整的抽样框和业务熟练、责任心强的调查员队伍。
2. 使用的失业定义不同
登记失业率使用的失业定义是具有当地非农业户口,男在16岁至59岁,女在16岁至49岁,具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已在就业登记机构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而调查失业率失业的定义基本上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定义,即:在一定年龄以上,在参考期内没有工作,当前可以工作,并在特定的时期内采取具体寻找有薪就业或自主就业的所有人。
比较这两个定义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失业登记对人员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对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才进行登记,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才有可能被统计为失业人口;而失业调查没有任何限制,只要符合失业的三个判定条件,都会被统计为失业人口。二是登记注重的是登记本身,只有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才被认为是失业;而失业调查只看状态而不论是否进行了登记。三是登记记录的是过去的状态而不是当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登记之后又就业的仍可能被统计为失业者;而失业调查记录的是当前状态,只要在调查时点前的一周内符合失业的判定条件就会被统计为失业而不论其经常的状态。
3. 数据的作用不同
登记失业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据此对失业保险金的发放进行管理。二是通过对个人情况的详细记录可以准确掌握那些劳动力市场上的弱者,以便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就业援助。鉴于登记失业数据的这种作用,对其所使用的失业定义只能进行种种限制。
调查失业率数据主要用来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它强调的是失业率的变动趋势而不是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因为失业人数的增加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失业人数的减少也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失业人数只能单方面的反映劳动力的供给情况,只有失业率才能从两个方面反映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也正是失业调查数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这一职能,决定了它所使用的失业定义必须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切因素,而不能像登记失业数据那样对调查对象进行种种限制。
通过对两种失业统计系统的比较,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调查失业率注重从市场的角度反映失业问题,它关心的实际上是经济意义上的失业问题。而登记失业率注重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反映失业问题,它关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二、调查失业率的产生过程以及它的优势体现
1. 调查失业率的产生依据以下计算公式: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数)]×100%
这个定义有几点需要做一些解释:
(1)调查范围确定为城镇常住人口。国家统计局采用了目前人口调查的城镇范围,即:设区城市的区、不设区城市的街道以及镇的委员会。
(2)没规定年龄上限。做出这种规定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首先,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定义中没有年龄上限,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规定年龄上限,这有助于了解全部劳动力的情况。其次,中国目前只规定了职工强制退休的年龄,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劳动年龄的上限。第三,劳动力抽样调查中虽不规定失业人员的年龄上限,但在进行失业登记时,还应当明确规定年龄上限,这与失业的统计定义并不矛盾。
(3)有劳动能力。这是指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可以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员,其中包括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4)在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劳动。即调查周内从事有收入劳动的时间不到一小时或为零小时。
(5)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具体是指在调查时点以后两周内能应聘上班。
(6)正在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主要包括: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曾经去职业介绍所登记;去各种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进行应聘洽谈;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网络寻找工作;自登求职广告;托亲友找工作;自筹资金准备从事经营活动等。显然,登记只是寻找工作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全部。
2. 调查失业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这种调查所使用的定义最接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建议书所推荐的标准定义,便于用来进行国际比较;由于它是通过使用来自同一调查的失业人员估计数和总的劳动力估计数(就业加失业)计算出来的,其失业人员比例数据更加可靠;可以用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可以构造人力资源变化情况;它相对独立于行政管理系统之外。
调查失业率对于失业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角度来定义的,即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无论是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求职登记的还是未进行求职登记的,只要符合失业的定义,就作为失业人员进行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城镇劳动力调查,由于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指标定义和调查方法,已经考虑了下岗职工、外来人口甚至退休人员中的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该说其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应能作为我们判断当前中国就业形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所以它能真实反映社会失业人群所占的比例。
三、国家要在十二五期间实行调查失业率的原因分析
1. 因为调查失业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调查失业率尝试了城乡统筹失业率统计方法。以前没有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看作失业人口的原因,是把土地作为承载农民就业和生计的基本保障。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自己和家人,而且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而由于农村过剩人口涌入城市使一部分城市劳动力被替代,也在影响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准确性。所以实行城乡统筹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势在必行。
(2)调查失业率更据真实性。在现行的体制下,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政府不会夸大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只会千方百计地缩小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到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不够全面,因此,登记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数据而已。
调查失业率的调查对象包括城镇、农村人口。而对于城镇人口的确定并不以户籍为依据,这无疑打破了以往登记失业率中的户籍限制,以及没有涵盖农村失业者的弊端。也是当今最接近真实数字的失业率统计方法。
(3)与国际接轨。鉴于失业率正在成为度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城乡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将全部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完成。这与国际上失业率统计的常规方法相一致。另外,城乡劳动力调查每年两次,分别于5月和11月进行。这项统计与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统计标准和方法完全一样。
2. 现行的登记失业率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以本地的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不能全面反映失业率的真实情况。主要理由包括:一是不能反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失业状况,二是不能反映事实上已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大量进城农民工的失业状况,三是不能反映那些在城市间迁徙流动而并未转移户籍的那部分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状况。把这样多的劳动力排斥在我国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
(2)对统计对象的年龄限制过窄。1995年以前我国城镇失业登记是以男16―49岁,女16―44岁为申请登记的年龄界限;1995年以后将年龄界限放宽至退休年龄,即男16―59,女16―49岁。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就业和失业统计都不设年龄上限。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失业统计应以退休年龄为年龄上限。
(3)将登记作为失业统计的前提,缺少科学性。以失业登记为基础数据来源,使该失业率指标的失业定义局限于行政登记行为,即登记了才统计为失业,未登记就不统计为失业,从而使登记失业不能反映实际失业规模。有学者指出:“登记作为政府帮助就业和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前提条件是有作用的,但反映宏观失业状况是不可能的。”
(4)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反映隐性失业状况。现行失业率指标只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显形失业(即公开失业),而不包括我国实际大量存在的隐性失业,所以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失业率水平。
分析表明,我国失业率统计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以调查失业率替代登记失业率也是大势所趋。
四、如何让调查失业率更加真实反映社会失业状况
1. 把社会调查失业率作为政府公开的失业率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国劳动力供求基本形势,可以宏观上判断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划指标、控制指标和考核指标的执行情况。
2. 进一步完善抽样方法,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各地可在国家抽样基础上,适当增加样本或统计指标,达到调查结果本地化的目的。根据抽样调查“样本越随机分散,代表性越强”的特点,改进目前按小区抽取样本的方法,扩大抽取的小区个数,压缩同一小区的样本抽取规模。
3. 重视开展特殊群体和重点行业的失业率专项统计。有针对性地设计指标,采用最适合统计对象的方法进行专项抽查,并根据特殊群体或重点行业的特点对失业结构、时间和地区分布等进行分析,调整和把握其失业节奏,避免过于集中而影响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宫春子 秦 悦:关于失业统计调查若干问题的探索[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当对数据要求非常准确的时候可以采取普查的方式，如为了制作校服，要了解学生的身高、胸围、裤长等数据，而取得这些数据的方式应逐人调查，这就是普查方式. 但是当要调查的总体比较多时普查又比较费时、费力，并且有时也是无法做到的，如要了解一批灯泡的使用寿命，不可能将这批灯泡逐个使用到用坏为止。因此抽样调查是收集数据的又一种方式. 抽样调查就是在被调查的数据中随机地抽取一些数据组成一个样本，通过对样本中数据的分析去估计全体数据的情况. 抽样调查是统计工作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做好抽样调查的关键是“随机抽样”，也就是不要有目的地挑选样本，而是用某一规律在全体被调查的数据中取得样本. 一般抽取样本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统计数据也不同；但是只要做到随机抽样，所得数据就具有代表性.
在统计中，我们常把全体要调查的对象称为总体（这里所指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数据），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称为个体，在抽样调查中抽取的数据称为一个样本.
1. 认识个体、样本和总体
例1 某省有7万学生参加初中毕业会考，要想了解这7万名学生的数学成绩，从中抽取了1000名考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这1000名考生是总体的一个样本
B. 每位考生的数学成绩是个体
C. 7万名考生是总体
D. 1000名考生的数学成绩是总体
解析：解这道题应该以总体、个体、样本的定义为依据，逐个衡量每个备选答案是否正确，直到找出正确的一个为止. 题目要考察的对象是“……的数学成绩”，成绩是数据的属性，所以无论是把考生们看做是样本，还是看做是总体都是错误的. 每位考生的数学成绩才是一个考察对象，是一个个体.
答案：B
点拨：题目中的A、C容易被误认为是正确的. 避免错误关键在于看准要调查的是总体的哪个具体属性.
2. 认识普查
例2 要想调查一万张面值为100的人民币中有无假币，适于进行普查，还是适于进行抽样调查呢？
解析：一万张人民币，数量虽大，但不应允许有一张假币给人民群众造成经济损失，也不应允许任何制造假币者逃脱法网，况且，用目前的技术手段检查一万张人民币中是否有假币混入，并非难事，也不需太多时间.
答案：应以普查方式进行.
点拨：采用哪种调查方式，既要看个体数量的多少，还要考虑调查结果的社会价值，个体的分布状况，能够为调查付出多少代价等.
3. 认识抽样调查
例3 为了解某市在校学生的身体营养状况，可通过抽取学生的血样进行血色素检测，现随机抽取该市七年级8000名学生进行血色素检测，以此来估计该市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你认为这种调查是否可行？请说明理由. 如果要准确反映该市学生的身体营养状况，你认为应该怎样调查更合理一些？
解：从该市随机抽取七年级8000名学生进行血色素检测，只能反映该市七年级学生的营养状况，不足以反映全市学生的身体状况.原因是各年龄层次的学生、城区与农村的学生生活状况是不同的.为了准确反映该市所有学生的身体营养状况，应从各个年级、不同地区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进行调查.
点拨：本例说明抽样调查时应注意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不能以偏概全而出现抽样的不合理性.
4. 设计调查方案
例4 有下列为完成具体调查而设计的方案：
（1）到省城一所重点中学进行调查，以便了解全省中学生零花钱的情况.
（2）在省内选取一所城市中学，一所农村中学，向每个学生发一张卡片，上面印有秦始皇、、、保尔、比尔?盖茨、邓亚萍、刘德华等一些名人的名字，要求每个学生都只在一个名字下面画“√”，以了解全省中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是谁.
（3）在每个省随意确定两名房地产开发商，让他们每人填写一张内容比较详尽的调查表，包括他们负责的工程质量，所盖楼房中使用的门窗、地砖、涂料等是不是合格产品，以及建房的利润情况等，以了解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工作情况.
（4）在全市（地区）范围内随意选择十所幼儿园，对其中每个孩子的情况进行调查，以了解该市（地区）幼儿的营养与身体发育等情况.
其中，样本的代表性好的有（ ）.
A. 3个 B. 2个 C. 1个 D. 0个
解析：（1） 一般来说，省城中学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农村中学学生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不论是抽取一所省城中学，还是一所农村中学，所得调查数据都不足以反映全省中学生的普遍情况.
（2）农村中学与城市中学的规模往往不同，学生们最崇拜的人物也未必在所开列的名单之中，这些都会影响数据的代表性.
（3）目前，以次充好，面积不足，以及欺骗性宣传等问题在房地产开发商中存在较多. 选用伪劣产品的开发商能在表格中如实填写吗？值得怀疑. 选若干开发商作为调查对象，做法不当.
（4）任何一个地区的幼儿也未必都入幼儿园，况且，入幼儿园的孩子的家庭的生活水平往往相对好些。
关键词：学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睡眠时间睡眠质量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2-0131-02
为了探讨学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与睡眠时间及质量的相关性，本研究于2011年2月～2012年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法对我县的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睡眠卫生习惯对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本研究于2011年2月～2012年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法对我县的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均获得家长同意，共计发出调查问卷2560份，回收有效问卷2019份，有效应答率78.87%。
1.2研究方法。儿童填写《青少年睡眠卫生习惯量表（Adolescent Sleep Hygiene Scale，ASHS）》，家长填写《儿童个人及家庭社会环境问卷》和评价儿童睡眠状况的《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naire，CSHQ）》[1]。
1.3统计学处理。所有统计均在Windows SPSS17.0中完成，数值变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分类变量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两均数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两样本率或构成比的比较采用X2检验。检验水平α=0.05。
2结果
睡眠卫生习惯对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的影响。平均睡眠时间10h/d者的ASHS评分比较有明显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2.35，P41分（即睡眠质量不良者）的ASHS总分，这表明睡眠质量不良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差于睡眠质量良好的儿童，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02，P
讨论
睡眠卫生习惯在国际睡眠障碍分类中被定义为一系列有助于连续、有效睡眠的行为习惯。高质量的睡眠对于儿童来说非常重要，对儿童有着促进生长发育的特殊意义，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儿童身体、智力的发育[2]。相关文献报道[3]，养成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有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睡眠问题发生。相关国外研究结果显示儿童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大约为20-25%；儿童在进入青春期时会逐步形成自己的睡眠规律，而学龄儿童大脑正在处于一个快速的可塑阶段，养成和保持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必须得到保障[4]。为了探讨学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与睡眠时间及质量的相关性，本研究于2011年2月～2012年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法对我县的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睡眠卫生习惯对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平均睡眠时间10h/d者的ASHS评分比较有明显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2.35，P41分（即睡眠质量不良者）的ASHS总分，这表明睡眠质量不良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差于睡眠质量良好的儿童，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02，P
[1]雷晓梅，杨玉凤.西安城区6-13岁儿童睡眠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2010，28（8）：738-791
[2]孙莞绮，陈文娟，姜艳蕊，等.学龄儿童睡眠卫生习惯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2，46（8）：713-717
[3]吴葆宁.南宁市0～5岁儿童睡眠状况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8，16（2）：215-217
【关键词】公共关系；模式；社会调查；间接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42-02
一、公共关系的涵义与起源
公共关系的起源“公共关系”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807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国会演说。根据爱德华·伯尼斯（EdwardBernays）定义，公共关系是一项管理功能，制定政策及程序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接纳。
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P.R.，简称“公关”）一词是由英文“Public Relations”翻译而来的，中文可译为“公共关系”或“公众关系”，不论是其字面意思还是其实际意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传播关系。公共关系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新兴专业，开设大专、本科至最高硕士的课程。关于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有很多，一般指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相关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反映了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管理职能。
自从公共关系诞生以来，人们给其下一个准确定义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由于每个人的认识角度不同，对公共关系内涵的理解也各异，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公共关系定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洛（RexHarlow）博士就搜集到47个公共关系的定义；还有人说，公共关系的定义已有上千条之多。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有多少公共关系学者，便有多少种公共关系的定义。
公共关系主要从事组织机构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事务的咨询、策划、实施和服务的管理职能。包括选创组织的成功，降低组织失败的影响，宣布变更等等。和中国传统个人关系的中的面子类似。
在市场营销学体系中，公关关系是企业机构唯一一项用来建立公众信任度的工具。
由于社会上的分工越来越细，公关人员的重要性愈显增加，许多大专院校纷纷成立公共关系学系，为社会培养不同领域的公关人才。
公关行业的性质使其不可避免地与媒体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目前，中国大陆公关行业的企业要接近顾客群（对公关服务有需求的组织）及媒体，所以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而成都、武汉等城市也有分布。
二、新时代下的公共关系模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时代下的公共关系模式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模式，现罗列如下：
网络公关。公关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社会公众对网络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网络对社会的舆论导向，对公共事件的评价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网络已经成为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或商品影响、评价的第一来源，而且网络上信息传播迅速，短时间内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网络日益成为企业日常公关活动的主阵地。扩大对外宣传，树立企业品牌。网络宣传成本相对较低，且针对性强效率高，网络宣传作用日益扩大，对于企业口碑的形成也有重要推动作用。
新闻公关。新闻公关也称新闻行销，即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行产品或企业宣传之目的，此乃属形而上层次的高明行销手段。可以说，新闻公关是公共关系与营销策略之间的一种巧妙组合。新闻公关的核心在于传播。传播目的在于张扬企业良性信息、提高企业知名度，最后达到促进产品销售或塑造企业品牌的目的。出色的新闻公关有三个层面的应用：思维创新、品牌传播与事件营销。不同层面的新闻公关应用会有不同的效果。
传播说。这一类定义强调公共关系是组织一种特定的传播管理行为和职能，认为公共关系离不开传播沟通，我国公共关系学者廖为建就持此种观点。其定义是：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英国人弗兰克·杰夫金斯（FrankJefkins）也认为：公共关系是由为达到相互理解有关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各种有计划的沟通联络所组成的，这种沟通联络处于组织与公众之间，既是内向的，也是外向的。国外一些大型的百科全书或综合词典也从传播或沟通的角度来定义公共关系。《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认为：公共关系是通过传播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发展邻里的相互交往和估价公众的反应，从而促进个人、公司或机构同他人、各种公众以及社区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
管理职能说。“管理职能说”这类定义把公共关系看做和计划、财务一样的管理职能，其中美国人莱克斯·哈洛博士的定义便是典型代表。际公共关系协会同样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职能，其定义是：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功能，它具有连续性和计划性。通过公共关系，公立的和私人的组织机构试图赢得与它们有关的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借助对舆论的估价，以尽可能协调它们自己的政策和做法，依靠有计划的、广泛的信息传播，赢得更有效的合作，更好地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
特定关系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关系”体现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公共关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正确认识公众关系、处理公众关系是开展公共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英国公共关系学会的定义是：公共关系是在组织和它的公众之间建立和维持相互了解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持续过程。
特征综合说。有的公关学者认为，前面几类定义都只反映了公共关系某一方面的含义或特征，未免失之偏颇，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个定义把公共关系的所有内涵或特征都包括进去。美国《公共关系季刊》曾详细罗列了公共关系的十四个特征。1982年11月，美国公共关系学会（PRSA）在其一流成员组成的专家小组的努力下，正式采用了一个“关于公共关系的官方陈述”。这一定义除了概念方面的内容外，还将各种活动、结果和对公共关系实践的知识要求包括在内。
经营艺术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公共关系还只是一门不精确的学科，许多公共关系问题不存在惟一正确的答案，公共关系在实际运作中要讲究创造性，讲求形象思维，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公共关系及其工作。因此，公共关系是一种艺术。
搜索引擎优化。公共关系搜索引擎优化（简称PRSEO，其中PR为公关的英文简称，SEO为搜索引擎优化的英文简称），主要表现以互联网为平台，根据企业现状、产品特点和行业特征，综合利用各种网络媒体资源平台对企业新闻稿进行合理优化，使软文获得搜索引擎稳定的较前排位，从而达到有效宣传推广且带来意向客户的行为！对于优化软文新闻稿主要从标题关键词设置、内容关键词密度、渠道、超链设置等方面入手。
三、公共关系的调查法则
公共关系的调查方法分为直接调查法和间接调查法。间接调查法从手段上说具有客观性，能准确反映出公共关系的区域特征。
间接调查法：是指公共关系人员不直接和公众接触，而是通过某些中间环节进行调查的方法。间接调查法分为以下几个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这是指公共关系人员通过观察和记录被观察者在调查现场的表现，来了解所要调查的情况的一种方法。观察法应该是在被观察对象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结果比较客观、真实。
（二）文献分析法
这是通过搜集与调查对象有关的各方面文献资料并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方法。文献资料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新闻稿、新闻图片、研究报告、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科技文献、档案资料等。搜集、保存和分析文献资料，是组织的公关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之一。
（三）抽样调查法
这是依据概率原理从调查对象总体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本进行调查，以样本调查结果推断总体情况的方法，它的优点是省时、省力、时效性强。抽样调查方法需要注意抽样的科学性。抽样调查是运用概率原理从公众中选取一定数目的代表来做调查的。
（四）网络调查法
这是以互联网为手段，了解组织需要的内外部信息的方法。该调查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相比，具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更快捷的传播速度，调查所得信息及时、广泛、深入，它是目前许多大型组织采用的新型调查方法。
（五）问卷法
问卷法是访问法中的一种，就是公共关系人员根据某一调查任务，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邮寄或直接发给调查对象，请他们填好后寄回或收回，以此分析所要调查的问题的方法。（上接第41页）
（三）发挥信息资料的导向作用，让网络成为职工析事明理的“一扇窗”
油田企业内部信息网络的普遍运用，为开展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它能够及时将电视、报刊、书籍上的信息采集并充实到信息资料库中，并通过开设时政类信息、理论类文章、法律法规资料乃至寓教于乐性信息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栏目，使职工鼠标一点便知天下事，键盘一敲便晓是与非。通过网上学习，可以改变教育方式单调、方法单一的现状；通过运用政工软件，可以把理性的内容感性化，把抽象的道理直观化，增强教育的吸引力。
（四）发挥信息文化的娱乐作用，让网络成为职工陶冶情操的“新天地”
通过开设“网上影院”、“新歌试唱”、“精彩瞬间”等栏目，将传统影片、革命歌曲、摄影照片等内容采集上网，既可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又能陶冶职工的高尚情操。我们必须下功夫经营好这片天地，使之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文化生活的“新乐园”。
三、抓住关键环节，切实增强政工干部的信息素质和能力
政工干部的信息素质和能力，是实现政治工作信息化的关键所在。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政工干部，还存在着信息意识不强、接受和处理信息能力偏弱、学习信息知识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在职培训、送学培养和实践锻炼等形式，造就一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网络知识，既懂政工业务、又懂高新技术的“行家里手”，是政治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当前，政工干部急需要提高以下三种能力：
（一）网上组织指挥的能力
网络不仅是政工工作的新手段，也是未来作战的“制高点”。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功能，就必须立足平时，着眼战时，努力提高运用网络实施政治指挥的能力。因此，必须紧贴保障“打得赢”的历史使命，组织政工干部运用网络手段练谋划、练指挥、练协同，确保政治工作在“运中通”、“动中联”和“联中做”，不断提升反应能力。
（二）网上调研的能力
运用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综合集成快捷等优势搞调研，可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油田企业领导传递精确可靠的信息，为指导油田企业提供科学管用的依据。只要我们善于把传统调研方法与现代网络手段结合起来，运用系统论、统计学等相关知识，掌握量化分析的方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就能使调查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只有边实践、边探索，才能做到与时展同步合拍、与油田企业建设准备同频共振，才能开创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王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划、描述生育水平时期状况的指标――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持续偏低，因而在判断、讨论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时，累计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屡屡被采用。郭志刚教授近年来连续著文，在估计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同时，多次指出“队列平均子女数（累计生育率）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郭志刚，2008）。受郭志刚教授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探讨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分析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并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化推断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水平。
2 两个用来计算生育率的指标
按照人口统计学对统计指标的定义，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之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某个年龄（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超过49岁的妇女完全度过了育龄期，其累计生育率就是终身生育率。队列累计生育率是该队列妇女的实际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各种有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我国妇女35岁以后生育的孩子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常常用35岁（或35~39岁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当作这个年龄（组）的最终完成的生育率，这样把妇女育龄期“缩短”一些，即将年龄上限由49岁降低到35岁（35~39岁），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既然没有到49岁，就不是“终身”，所以本文使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少人口统计专业书把总和生育率比作汽车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内瞬时速度保持不变，则瞬时速度所表现的数据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瞬时速度不断变化，那就要根据不同的瞬时速度累计距离后再根据
时间跨度计算平均速度。总和生育率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妇女年度的生育状况，当某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妇女的生育旺盛年龄从20岁到34岁为参照，至少要15年）不变，这个总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释为，从这个年份开始，经历了相应年度和相应年龄段后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生育结果，某一年某一个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这一年以前的各个年份经历相应年龄生育率的综合反映。如同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是两个不同的用来计算生育率的统计指标，自然不应混为一谈。
3 两个指标孰优孰劣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状态，直接比较二者的优劣似乎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这里笔者仅仅把这两个指标在统计调查时获取的方便程度和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做一比较。
根据指标定义，要得到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调查到该年份处于育龄期每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该年份生育孩子的数量，如果计算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就要调查15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即使按5岁组计算，也要获得20~24岁、25~29岁、30~34岁3个年龄组的妇女和她们生育的孩子一共6个数据。而要计算某个年龄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只需要获得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她们生育的孩子数，一共2个数据。显然，调查和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比调查和计算总和生育率要简单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数据引自郭志刚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数据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华（1996），第3、4列是郭志刚（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据相关的调查计算的。
② 第6列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
③ 第7列数据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再比较一下两个指标的数据质量。进入1990年代，无论是由国家统计局还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调查，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历次调查所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学者、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总和生育率真正含义的关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质疑，而且是一致质疑――数据偏低！严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显，道理也不难解释：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不会坦白地说出自己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她们为了躲避处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调查的当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调查得到的孩子数量必定低于实际出生的孩子数量，由此计算的年龄别生育率必定偏低，总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仅“偏低”遭质疑，“偏高”也遭质疑。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公布200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4，比近些年调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学家分析了调查的原始数据，发现20~29岁年龄组未婚妇女缺失较多，估计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所致。有的专家通过典型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到户籍地生孩子并且养育孩子一段时间。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动造成户籍地未婚妇女缺失、“分母”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应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龄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也相应“提高”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报则指出总和生育率升高的一个原因：由初婚堆积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积――总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 1.23和1.16，一孩总和生育率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 1.07和1.23。偏低不对，“偏高”也不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认可呢？也难怪，近20年来不同调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总是不“一致”（见表1）。在对调查数据“偏低”的质疑下，不同机构和各方专家利用各种调查的资料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各种修正、估算、推断，从1.3、1.4到1.8、1.9，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于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觉扑朔迷离了！官方的口径则多年未变――“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根据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其余的分别出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集。
与对总和生育率的普遍质疑相比，近些年几乎没有看到、听到对于队列累计生育率质疑。把近些年来各种调查有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列在一张表中，我们发现，这些来自不同调查的数据竟然惊人地一致（见表2）！不仅是不同部门（国家统计局、人口计生委）组织的不同调查（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一致，而且不同调查相关的年龄组，数据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28，2000年40~4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5，2005年45~4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9。数据一致就能确定数据准确吗？为了“证实”，我们不妨先“去伪”：第一，造成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对调查、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影响不大。因为计算35~39岁组队列累计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为90％以上发生在调查前5年（即被调查对象30~34岁以前），甚至更“久远”。在调查的时候，这些生育行为所涉及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很难再隐瞒下去；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已经接受了处罚，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如实地报告自己已经生育的孩子数。而且，因为计算累计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孩子的年龄无关，与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即使生育行为发生在距离调查时点比较近的年份，被调查对象也可以任意改变生育的时间，却并不影响生育总量的调查结果。如果是计划外生育，那么生育发生的时间越早，罚款的标准越低。因此，那些近年来有计划外生育行为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时间向前推的条件下，如实回答生育的数量。这样不会影响队列累计生育率的计算结果，但会造成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总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则几乎不会影响35~39岁组的人数，因为35岁以上的妇女未婚比例极低。即使3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部分因为外出没有接受调查，然而她们生育的孩子同时也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并不影响计算该队列的累计生育率。去“伪”存“真”。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些年调查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相当准确的。
4 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
既然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而且多年来多次调查的数据质量都比较好，那么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普遍遭到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观察、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变化。
4.1 确实反映了实际生育水平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根据2001年35~39岁组妇女的队列累计生育率（1.88），结合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认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即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对于郭教授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明确指出的“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笔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节所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并没有将“队列累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混为一谈，而是根据调查得到的35~39岁这一批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生育的妇女队列累计生育率强调实际生育水平是1.8。笔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分析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报告中这样解释实际生育水平既符合队列累计生育率原本的含义，也是为了回避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尴尬。
但经郭教授批评，笔者现在感到，报告中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导。
4.2 主要反映了“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
35~39岁队列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所包含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直到调查时的全部生育子女数，是她们在进入育龄期后各个年龄的生育率之和，与她们在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计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岁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实际上，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队列累计生育率都表明，妇女的生育高峰年龄在20~29岁，因此，某一个队列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度过20~29岁时相应年份的生育状况。按照时间推算，2000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状况，2005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状况。
4.3 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不是“保持稳定”
根据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35~39岁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从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现在看来，在2000年，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而不是当时的形势分析报告中所说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时做出“下降”判断把握还不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抽样调查（两个调查抽选不同人群），现在的结论应该是明确无误的了。
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怎样变化呢？
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前面已经讲明了），因此不能“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或替代”，郭志刚教授多次批评这种错误做法，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不过，笔者以为，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不能直接用来替代总和生育率，但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队列累计生育率的“特长”分析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并进而根据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间接判断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说过，总和生育率相当于“瞬时速度”，队列累计生育率相当于“平均速度”。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现的时间顺序看，“瞬时速度”即总和生育率发生在“前”，是过程；而“平均速度”即队列累计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结果。根据一辆车的“瞬时速度”，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它将行驶的“距离”，即使是“速度”不断变化，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相应调整、计算“距离”，也可以相应地计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辆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行驶的“距离”，我们可以计算经过这段的“平均速度”，却无法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比如一辆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航站楼，我们知道了汽车行驶的距离和所花费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判断这辆汽车在开往机场的路途中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是多少（我们只能根据常识推测：这辆车在市内道路上行驶速度较慢，开上机场高速路后速度较快，经过高速路收费站时速度极慢，以后又加快速度开到机场航站楼）。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但根据“平均速度”，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瞬时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对象是甲、乙、丙三辆车，已知它们在相同的时间行驶了不同的距离，每辆车的 “平均速度”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速度”的快慢，相应地判断：行驶距离较长（比如从北京南郊开到首都机场）的甲车“平均速度”较快，其在这段时间内的“瞬时速度”也应当较快，而同样时间行驶距离较短（比如从东直门开到首都机场）的丙车“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时速度”也应该较慢（即使它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不排除在某个时刻丙车的“瞬时速度”可能比甲车快。至于乙车，其行驶距离介于甲车和丙车的行驶距离之间（比如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车和丙车的“平均速度”之间，其“瞬时速度”应该大致介于甲车和丙车的“瞬时速度”之间。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只是叙述要稍微复杂一点：已知三个队列（分别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妇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处于35~39年龄组，她们经历了相同的生育年龄段（从15~34岁，可视为“时间”），这三个队列妇女的35~39岁累计生育率（可视为“平均速度”）分别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瞬时速度”）应该比较高，第三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较低，而第二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介于中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任何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要涉及35个单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或7个5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所谓“某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绝不是由这个队列的妇女的生育率计算的，笔者只是考虑到处于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5岁组的生育率对于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较为方便地阐释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错误地”对应起来。
于是，根据这三个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弹”一点）。
4.4 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以下
既然总和生育率在“前”，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样是显示生育水平长时间持续下降，两个指标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数值上要呈现出“时间差”，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值比总和生育率的相应数值要迟几年才出现。郭志刚教授利用多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二者变化的时差，发现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时间差就越大（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几年，二者大约相差7年。由此笔者推断，2005年队列累计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67左右。
根据表3，进一步分析2005年35~39岁组队列（即1965~1969年出生队列）的妇女过去5年的累计生育率（即计算2005年35~39岁组累计生育率1.672与其在2000年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设下一个队列（即1970~1974年出生队列）未来5年增加的累计生育率保持同样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这个队列在2010年达到35~39岁时，其累计生育率应该是1.51（1.4＋0.11＝1.51）左右。以这个未来的累计生育率水平为参照，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经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结
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两个不同的指标，不应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总和生育率的调查和计算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而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比较高。利用比较准确、一致性很好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既可以直接认定19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也可以判断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基本可以推断总和生育率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6以下。
鸣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郭志刚教授、张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荣教授给予指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齐嘉楠、韩枫协助汇总数据，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 2004；2
2 郭志刚.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 2004；4
3 郭志刚.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8；5
4 王谦，郭震威.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3(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王谦，郭震威.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4(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7 潘贵玉. 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8 张维庆.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0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关键词：非概率抽样 社会网络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F6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30-02
一、研究意义
传统的社会网络主要存在于人群中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其他社会性的联系，这些或强或弱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有些社会网络是开放的，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对于亲缘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甚至可以通过直接的问卷调查进行；但有些网络是封闭的，从外部很难进入，对这些网络的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比较困难，比如一些特殊人群的圈子、宗教网络或者政治性群体。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社交型网络带来了社会网络的极度膨胀和蔓延，大量虚拟的社会网络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被称为“网友”的社会群体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网络研究对象。人们的群体认知和社会交往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社会群体的规模、结构、关联和复杂性都大大加强。
同时，2012年以来，人们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探讨和研究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数据时代是否还需要抽样。有学者建议使用行政记录或相关的基础数据的完全统计分析来取代抽样调查。就社会群体而言，群体大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同样具有很大的困难，这是由于社会网络的边界属性和区隔特征所决定的，大多数社会网络的成员之间有着相似的群体特征，而与外部个体有着显著的区隔。比如宗教团体成员之间的互信关系、艾滋病患者之间的“同病相怜”关系等，都无法通过简单的大数据关系实现统计分析和推断。因此，抽样调查就显得比较重要。
由于社会网络的现实性及其成员之间的特殊关联，利用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几乎无法完成调查和统计分析，一是因为无法得到一个社会网络成员的抽样框，其成员的花名册通常是保密的或者不可知的；二是因为即使有抽样框，对这些特殊群体的访问也是无法实现的；三是一些社会网络人群对面向社会现实的抽样调查有着天然的抗拒和排斥心理。
然而由于研究或实践的需要，有时需要对网络人群的相关情况进行估计，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发现，一些非概率抽样方法可以应用于上述情况中。
本文回顾了可应用于网络人群抽样的非概率抽样方法。
二、利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对社会网络人群抽样的研究现状
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非概率抽样方法对隐藏人群抽样的研究还比较少，无论研究的程度和宽度均与国外学者有较大差距。
国外学者对社交网络人群的的抽样研究做了许多细致而有效的工作，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对抽样方法的理论研究。Goodman（1961）{1}详细地介绍了S阶段K推荐滚雪球抽样的定义，并讨论了如何通过抽样样本对总体的一些特征做出推断，例如以S=K=1的情形为例，对如何表示总体中相互推荐的关系数目进行了详细论证，他指出，在对隐藏人群进行抽样时，滚雪球抽样比简单随机抽样更具效率。Salganik（2006）{2}对同伴驱动抽样的设计效应和抽样规模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发现在使用同伴驱动抽样时，所需要的样本容量是简单随机抽样下的2倍。Heckathorn（2007）{3}提出在假设合理的情况下，同伴驱动抽样能够对总体作出渐进无偏估计。
2.结合具体案例，对抽样方法理论进行验证性研究。Malekinejad等人（2008）{4}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如果设计合理，同伴驱动抽样在被应用到高危人群抽样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Wejnert（2009）{5}论证了在使用真实数据的情况下，利用同伴驱动抽样是能够给出有效的估计的。Sadler等（2010）{6}讨论了滚雪球抽样在招募隐藏人群时的优缺点，认为在使用滚雪球抽样时，应当十分慎重。Johnston等（2010）{7}讨论了在实际应用同伴驱动抽样时所面对的优缺点。Perez等（2011）{8}利用实际数据证明了，在恰当的使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后，对少数人群的抽样节省而高效。Korf（2012）{9}利用数据再次验证了同伴驱动抽样比随机抽样在面对隐藏人群时更为有效。
3.对不同抽样方法的比较研究。Heckathorn（1997）{10}比较了滚雪球抽样和同伴推动抽样的不同点，他指出，同伴推动抽样利用二次激励提高了抽样者推动和控制的效率并减少了花费。Salganik和Heckathorn（2004）{11}在比较了目标抽样和时间空间抽样在对隐藏人群的估计偏差方面的不足后，提出了同伴驱动抽样通过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结构的信息，能够更好的对总体作出相应估计，并给出了相应数学推导。Magnani等（2005）{12}在研究如何对隐藏人群抽样时，比较了滚雪球抽样、目标抽样、时间空间抽样以及同伴驱动抽样等抽样方法的优劣。Semaan（2010）{13}从目的、应用、调查过程以及优缺点等方面对时间空间抽样和同伴推动抽样做了对比。Kral等（2010）{14}以招募美国旧金山的吸毒者为例，比较了同伴驱动抽样和目标抽样的效果。他发现，两种方法各具优势，综合两种方法也许是更好的抽样方法。
4.将抽样方法应用于各种领域中的横向研究。Baltar等（2011）{15}在利用脸谱来研究移民时，借助了滚雪球抽样。Illenberger（2013）{16}利用滚雪球抽样设计来从已有数据中估计拓普网络的特性。
三、应用到社交网络平台的思考
从已有的研究看，由于隐藏人群的比例较小且常常难以接触，常规的抽样方法难以有效实施，学者们普遍认为滚雪球抽样以及同伴驱动抽样是较好的抽样方法，这是因为上述方法借助了人际网络，提高了调查效率。
对网络人群的抽样方法研究集中在滚雪球抽样和同伴驱动抽样上，二者的区别在于同伴驱动抽样加入了二次激励机制。已有学者借助滚雪球抽样在虚拟网络中实现对目标群体的抽样。结合上述两种抽样方法的特点，当需要在线上发起一项调查时，同伴驱动抽样可能将是一种较好的调查方式，而如果想要对社交网络中某一群体的特征做研究，考虑到网友之间的推荐关系可由已存在的“好友”关系所替代，借助网络技术就能达到搜集数据的目的，滚雪球抽样和同伴驱动抽样的效果是基本相同的。
四、小结
处于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量巨大。在这个时代，人们能够从几乎任何数据中获得可转换为推动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有价值的知识。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会展现出其前所未有的能量，因此，获取信息尤其是有价值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对于处于社会网络结构的人们（尤其是特殊群体）而言，他们身上也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如何有效的从他们身上获取信息至关重要。
对于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而言，由于无法获取抽样框等原因，在利用传统的概率抽样方法时，很难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利用滚雪球抽样、同伴驱动抽样等非概率抽样方法，即在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结构的特点之上，完成对目标群体的抽样，特别的，在面对社交网络时，应当注意利用其已存在并可被识别的“网友”关系。
本文详细介绍了利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对社会网络人群抽样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今后应用的思考，当然，就如何使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在社会网络上实现目标群体的抽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课题支持：1.2013年山西省普通高校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山西综改实验区建设统计调查与评价方法设计和应用》；2.2015年山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转型期社会网络非概率抽样研究》编号2015SY47]
注释：
{1}Goodman Leo A. Snowball Sampling.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61；32：148 170.
{2}Salganik Matthew J. Variance Estimation， Design Effects， and Sample Size Calculations for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06；83：i98 i112.
{3}Heckathorn Douglas D. Extensions of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nalyzing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In： Xie Yu.， editor.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7. Bosto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 151 207.
{4}Malekinejad M， Johnston LG， Kendall C， Kerr LR， Rifkin MR， Rutherford GW. Using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Methodology for HIV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urveillance in International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AIDS and Behavior. 2008；12：105 130.
{5}Wejnert Cyprian. An Empirical Test of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Point Estimates， Variance， Degree Measures， and Out-of-Equilibrium Data. In： Xie Yu.， editor.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9.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9. pp. 73 116.
{6}Sadler， Hau-Chen Lee， Lim， Fullerton. Recruitment of hard-to-rearch population subgroups via adaptations of the snowball sampling strategy.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2010：12：369-374.
{7}Lisa G. Johnston and Keith Sabin. Sampling hard-to-reach populations with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Oline. 2010.pp.38-48.
{8}Daniel F.Perez， Jason X.Nie， Cheis I.Ardern， Natasha Radhu， Paul Ritvo. Impact of Participant Incentives and Direct and Snowball Sampling on Survey Response Rate in an Ethnically Diverse Community：Results from a Pilot Study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J Immigrant Minority Health. 2011.
{9}Korf. Differential Profiles of Crack Users in Respondent-Driven and Institutional Samples：A Three-Site Comparison. European Addicition Research，2012：18，192.
{10}Heckathorn Douglas D.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1997；44：174 0199.
{11}Salganik Matthew J， Heckathorn Douglas D. Sampling and Estimation in Hidden Populations Using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In： Stolzenberg Ross M.， editor.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4. Bosto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193 239.
{12}Magnani Robert， Sabin Keith， Saidel Tobi， Heckathorn Douglas D. Review of Sampling Hard-to-Reach and Hidden Populations for HIV Surveillance. AIDS 2005. 2005；19 Suppl2：S67 S72.
{13}Salaam Semaan. Time-Space Samping and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with Hard-To-Reach Population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Online. 2010：5：60-75.
{14}Kral， Malekinejad， Vaudrey， Martinez， Lorvick， McFarland， Raymond. Comparing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nd Targeted Sampling Methods of Recruiting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2010.
{15}Fabiola Baltar， Ignasi Brunet. Social research 2.0：virtual snowball samling method using Facebook. Internet Research. 2012：pp.57-74.
{16}Johannes Illenberger， Gunnar Fl？tter？d. Estimating network properties from snowball sampled data Working Paper 11-01. Preprint submitted to Social Networks. 2013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2）03-0000-01
摘要：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对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有存在着许多种不同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群体，当前的这种户籍身份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着制度分割。
关键词：户籍；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
适龄劳动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具有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就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率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对这三个重要的指标，存在以下关系：就业率=劳动参与率×（1-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的劳动力群体在市场上的状态也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相对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低；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比本地户籍的要高，失业率也较低。本文主要结合的调查数据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这项调查数据不仅调查的覆盖面广，而且样本容量很大，极具代表性。
一、劳动力市场户籍构成情况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失业和就业相关问题基本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相关设计，成为了迄今为止对我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调查的极佳的数据。根据调查，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在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潜在劳动力样本包含了968794，其中本地非农业户籍者499623人，外地非农业户籍者46619个，本地农业户籍者是309807个，外地农业户籍者112745个，其所占据的比例是51.57%,4.81%,31.98%,11.64%，通过加权计算后，所占比例分别为50.24%，4.41%，35.07%，10.28%。
二、劳动力市场各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市场的参与者，例如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则是指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本文将潜在的劳动力或劳动力适龄人口定位16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并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因此结合调查，将就业人口定义为了调查日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是由于在职休假、临时停工、学习和季节性歇业而没有工作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则被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没有做任何工作，或者是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者是为了自主经营需要而作准备，并且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前提下能够在两周内进行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者则被定义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则是指不满足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968794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调查样本中，失业人口的样本为35313，就业人口的样本为603944，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为320537，所占比重分别为3.65%，62.34%和34.02%，通过对数据的加权计算之后，比例分别是3.44%，63.31%和33.24%。通过对不同户籍状态的劳动力人口考察，又可以发现：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本地的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又要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失业率要高于外地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率失业率又要高于农业户籍劳动率。在劳动参与率方面，外地农业户籍达到了85.33%，本地农业户籍达到了73.68%，都远远高于全国66.76%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而对于非农业户籍的劳动参与率，本地的是58.01%，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外地的是68.04%，略高于全国水平。在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都远远低于全国的5.15失业率水平，其中，本地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是2.61%，外地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2.67%；而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都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5.28%，本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更是高达8.15%。在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都很高，其中外地农业户籍高达83.05%，本地的农业户籍也有71.77%，都远远高于全国63.31%的水平；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就很不乐观了，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还好一点，达到了64.44%，略高于全国水平，但是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却非常的不容乐观，就业率仅仅只有53.27%，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另外外地的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要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子啊失业率方面又要低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普遍不高，其中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相对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却是非常之高，而本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又要高于外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另外，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而外地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最高，失业率也最低。不过这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动态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对我国社会公平的一种损害，对社会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因为不同户籍的群体对工作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也存在诸多差异。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必须要持续加快和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促进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1]杜鑫 户籍特征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J] 经济评论 2011（5）
[2]李骏、顾燕峰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J] 社会学研究 2011（2）
关键词：高铁；出行成本；临界距离
中图分类号：U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204-03
一、引言
旅客无论选择普通火车、汽车，还是其他出行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自身空间位移。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发展，高速铁路网逐渐成形，这将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出行方式选择[1]。然而，针对不同的出行距离，如何科学地选择出行方式，并从经济角度给出合理解释，需基于旅客出行成本进行数量化研究，通过求解不同出行方式的临界距离，进一步得出高铁的最优出行距离。目前，针对上述问题，我国还没有科学的量化方法和模型，缺乏系统的研究。
二、旅客出行成本的量化模型
1.旅客出行总成本的内涵。在经济学中，成本被简单的认为是对某一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经济支持，但在交通经济学中，由于把“服务”定义为在特定两点之间以特定出行方式和特定出行目的进行的移动，所以交通经济学中的成本就相应地被扩展到了货币支出和非货币支出[2]。旅客出行总成本指的是旅客出行所消耗的全部货币之和，它主要由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组成。由旅客承担的货币成本主要包括车票票面价格成本、保险费和附加费等；出行所消耗的时间成本主要包括交通工具的行驶时间成本、候车时间成本和沿途站点停车时间成本等。
2.旅客出行总成本的模型。由旅客交通出行总成本C（Cost）的定义可以建立旅客交通出行的总成本模型为：出行总成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①货币成本模型。旅客交通出行的货币成本Fi（Fares）指的是旅客出行货币支出的总和，主要包括票价成本、保险费和附加费等。下面为不同出行方式的货币成本模型：Fi=SKi+Ai+Ii=S■FijKij+Ai+Ii。式中：Fi为i种出行方式的货币成本，元/人；S为旅客出行距离，km；Ki为i种出行方式的平均运价，元/km；Fij为i种出行方式的j类车票价格，元/人；Kij为i种出行方式的j类运价，元/km；Ai为i种出行方式的附加费，元；Ii为i种出行方式的保险费，元。②时间成本模型。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Ti（Time）指的是旅客出行所消耗时间换算成货币后成本的总和，出行所消耗的时间成本主要包括交通工具的行驶时间成本、候车时间成本和沿途站点停车时间成本等。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是出行成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在交通出行的预测中，出行时间价值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本文通过采用单位时间价值法，使定量分析更为精确，构建出行时间成本的模型：Ti=（Wi+Pi×■+■）×■。式中：Ti为i种出行方式的时间成本，元/人；Wi为i种出行方式的平均候车时间，h；Pi为i种出行方式的站点平均停靠时间，h；S为旅客出行距离，km；Ri为i种出行方式的平均靠站距离，km；Vi为i种出行方式的行车速度，km；GDP为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365为全年按365天计算；8为每天按8h工作时间计算。目前，在中国及其他多数国家都尚未明确各出行方式的平均候车时间，站点平均停靠时间和平均靠站距离。本文在确定各出行方式的相关指标时，通过对京广铁路、京广高铁及重合航空线路的每日运行列车及航班情况进行数据调查、测算。结果表明：京广铁路的普通火车旅客平均候车时间为1.5h，列车站点平均停靠时间为7.7min，约为0.13h，平均靠站距离为75km；京广高铁的高铁旅客平均候车时间为0.5h，列车站点平均停靠时间为2.2min，约为0.04h，平均靠站距离为165km；黄花机场的航空旅客平均候机时间为1h，另由于航空的多数航班为点对点对飞，其站点平均停靠时间和平均靠站距离忽略不计。
三、长沙市的抽样数据分析
长沙市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之一，2009年之前，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是普通火车和航空，随着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长沙站的正式运营，长沙2011年的旅客运输量达到了35525万人，较2008年的13488万人增长了163.39%，同时2011年的旅客周转量较2008年增长了96.42%[3]。在这些增长的背后，高铁无疑是有力的增长极之一。同时，随着高铁的正式运营，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方式，旅客在不同出行方式下出行距离分布比例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调查组于2012年10月至11月期间，对长沙市火车站、长沙市火车南站及黄花机场分别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长沙火车站发放问卷150份，收回问卷147份，其中有效问卷14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7%；长沙市火车南站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95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黄花机场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根据对长沙市普通火车、高铁和航空三种不同旅客出行方式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如表一所示：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普通火车旅客出行距离主要分布在300km以内，比例达到了40%；高铁旅客出行距离主要分布在301km-600km之间，比例达到了50.67%；航空旅客出行距离主要分布在600km以上，比例达到了63.33%，城市不同交通方式在不同的出行距离分布比例上呈现差异。
四、旅客出行成本的临界距离确定
通过对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两方面的调研，分别得出三种交通方式下长沙市旅客的出行成本模型：
Ci=S■FijKij+Ai+I+（Wi+Pi×■+■）×■）
注：相关数据基于对长沙市普通火车、高铁和航空的实地调查所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令C火=C高，即：0.48S+40.86=0.54S+13.62 计算得：S=454km。因此，454km是高铁与普通火车在旅客出行成本的临界距离，即在454km以下距离旅客其出行成本高铁优势明显。另一方面，航空其出行成本大大高于其他两种出行方式，高铁与其相比，优势明显。而根据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市场预测年报，高铁在低于800km的航线上对民航影响程度最大，而在800-1200km的航线上对民航的影响程度中等，对于1200km以上的长距离航线则影响不大。故高铁与航空的临界距离为1200km上下[4]。在实际应用中，不能简单的把454km作为一个固定的结果，因为在本文的分析中，数据来源于抽样调查，无法代表所有旅客，而且仅仅以对出行距离影响最大的旅客出行成本定量作为判断的标准，忽略了影响出行的舒适、便利、准点、安全以及旅客乘坐群体等因素的差异性，而从实际的调查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旅客出行成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调查水平的提高，在各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目前所计算出来的临界距离应该会随之发生改变，鉴于此，此处计算出的454km在应用的时候应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调整，依照它的参考价值，它既可以是一个距离点，也可能是一个距离范围，同时，随着条件的变化，临界距离可能会低于454km，也可能会高于454km。
普通火车、高铁与航空的临界距离受到技术、管理和消费者行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以旅客出行总成本的定量分析为切入点对普通火车、高铁与航空的临界距离做了深入研究，通过对三种出行方式下旅客出行的总成本建立量化模型从而分析得出高铁出行的最优距离，其研究成果仅反映旅客在考虑出行总成本时，对高铁出行的经济性最优距离的选择。基于成本量化分析的高铁最优出行距离研究，从旅客出行总成本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计算所得的临界距离既可以是一个距离点，也可能是一个距离范围。旅客在选择高铁出行时通过对出行总成本的比较，在获得最优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满足自身的出行需求，是旅客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成本量化分析确定高铁最优出行距离有助于旅客实现这一双重目标；同时也有助于为制定合理高铁运营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J].综合运输，2008，（12）：7-9.
[2]周雪梅，杨晓光，史春华.一种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评价方法研究[J].交通与计算机，2005，23（4）：7-10.
[3]长沙市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4]2010-2029中国商飞公司市场预测年报[R].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编，2010.
基金项目：2011年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53）
20__年已经进入第四季度，这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做好第四季度的各项工作，对于全面完成今年和整个“十五”期间统计工作任务，谋求“十一五”全省统计工作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省局的各项要求，配合省局工作，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统计工作面临的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责任，确保高质量的完成全年工作。下面我将20__年年报和明年定报工作的有关情况讲几点意见。
一．年报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省局对20__年统计年报和20__年定期统计报表工作所做的分析研究和调整变动来看，今年年报工作主要受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作任务仍然比较繁重。这些因素主要有：
第一.报表制度有较大变动。主要有：由于统计机构改革而调整专业间制度的分工；增加反映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控制力的标识；将去年进行的信息化统计调查内容落实在有关专业的制度中等多项调整和变动。今年省局对统计报表制度的修订和完善是统计制度方法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要根据省里的调整变动情况，结合我市实际，吃透精神、找准定位、明确分工、扎实工作，认认真真地把省里修订的报表制度贯彻好、落实好。
第二.修订制度与经济普查相衔接。今年统计报表制度的修订工作是在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进行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省局在报表制度的修订过程中，在统计内容、指标体系、统计口径和指标定义等方面与经济普查保持了高度一致。我们的任务就是认认真真地贯彻落实省里修订的这一套衔接紧密的统计报表制度，确保统计数据能够与经济普查数据、历史数据和未来数据得到很好的衔接。
第三.国家加大对GDP及相关指标的联审力度。今年9月国家统计局为了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实现专业统计数据与总量数据之间的衔接、地区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衔接，以及完成历史数据的修订，制定了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工作方案，国家对总量数据质量控制的着力点转移到重要的专业统计数据上来。今年，我省又开展了以规范地区生产总值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统计业务规范年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河北省统计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地区GDP核算工作的暂行规定》，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确保GDP核算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第四．今明两年是重要时期的基期年和开局年。今年是“十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在这个过渡时期，把握数据质量尤为重要，国家统计局对地方主要统计数据质量的控制力度也在逐渐加大。目前，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对统计数据非常重视，我们的任务是从制度方法和指标体系上积极适应新的要求，搞准搞实月度和年快报统计数据，为党政决策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
二.报表制度的主要调整与变动
根据省局对各专业制度所做的修订，我现将主要变化做一介绍。
共性的变化：一是要求有关专业制度保持与经济普查内容基本一致。为了使非普查年度的统计制度与经济普查内容相衔接，今年各专业原则上采用与经济普查一致的表式，包括基本单位统计，工业的生产、财务、能源、科技统计，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生产、财务统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的经营、财务统计，交通运输业业务量和财务指标，服务业财务统计等表式都按照经济普查内容进行了调整。二是增加了反映非公有经济控制力的标识。为反映非公有经济控制力的情况，在基本单位情况表“控股情况”项下增加“集体绝对控股”、“集体相对控股”两项分组。对于工业、建筑业、房地产开发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企业可以得到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分组。劳动工资报表暂不增加这一分组。
各专业制度的主要变化：
1.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报表制度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年报GDP分为94个大类，季度数据分19个门类；取消有关居民消费的三张表式；增加报送投入产出表。
2.农业统计。农业产值统计中取消了计算1990年不变价产值的内容；农业中间消耗和增加值统计中增加可比价统计内容；增加乡村从业人员情况半年报；取消了“村基本状况”。
3.工业统计。对新产品产值的定义进行修改；对产品产量、销售与库存和生产能力三个目录进行调整；增加企业变动原因一览表；取消“主要工业产品销售量与库存量”和“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两张综合表；“规模以下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免报省局。
4.能源统计。增加“工业企业水消费”半年报，调查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于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基层表，要求上报分企业数据，取消相应的三张综合表；增加“工业企业产值综合能耗”半年报，由各市报综合数据。
5.建筑业统计。增加季度财务指标，以满足季度核算的需要。
6.房地产开发统计。将《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中的房地产开发统计内容单列，新建《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
7.投资统计。（1）将非农户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移交投资处负责，并正式列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同时在农调队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中取消农村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的综合表和基层表。（2）对基层报表进行了调整，精简了部分指标；增加规划、征用土地面积等指标；（3）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调查，调查范围为全部城镇工业项目
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社会统计。对社会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和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了调整；开展资源统计调查（试行）。
9.科技统计。（1）新建《企业（单位）科技活动统计报表制度》，增加“重点企业科技活动情况年快报（试行表）”将科技行业滚动调查内容纳入该制度，今年开展建筑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调查，增加“建筑业企业科技项目一览表”和“建筑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2）增加重点企业科技年快报。
10.城镇劳动力调查制度。20__年第4季度的劳动力调查随1人口抽样调查进行；对20__年季度“劳动力调查表”进行了调整；增加“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表”。
11.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从行业上增加了星级以下及个体住宿业统计；“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情况”由季报改为年报；取消“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商品销售情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行业分组中增加住宿和餐饮业分组；在普查的基础上，推广限额以下及个体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按照国家方案所有县都开展抽样调查工作，国家正在修订方案，要求20__年1月份正式开展抽样调查，待国家方案确定后，对我省的抽样工作再具体布置。
12.服务业统计。（1）《运输邮电业统计报表制度》由服务业处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业处积极配合，两个处共同对数据质量负责。（2）将原《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调整为4个新制度，即：《交通运输、邮电及电信报表制度》、《服务业报表制度》、《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报表制度》、《服务业个体经营户报表制度》。在制度中增加了年报表和部分业务量指标；进行服务业个体户抽样调查；在《交通运输、邮电及电信业报表制度》中，对民用车辆拥有量的统计指标进行调整。
13.民营经济统计。增加《分县（市）通报主要指标》一张表，由各市统计局报送，报送期别为半年报和年报。
14.基本单位统计。（1）单位基本情况报表列入专业统计。“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和“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的填表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上述各类企业的基本情况表随各有关专业的统计制度下发，由有关专业负责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名录库管理机构提供。基本单位报表报送形式的改变，将有利于对单位名录库的管理和更新，避免名录库资料与专业数据的脱节。基本单位情况表在经济普查表式的基础上作了调整。（2）国家统计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建立的全国基本单位名录更新制度，要求县及县以上统计、机构编制、民政、税务和工商部门共同实施。本制度包括半年报和年报。表式分为统计系统填报表式和各有关部门提供资料表式。资料来源是各部门的单位审批登记资料和经常性统计调查中查到的新增、变动和消亡单位情况。
三.加强组织领导，高质量完成年报工作。年、定报工作是统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基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年报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组织领导，高质量完成好各个环节的工作。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重视年、定报工作就是要重视数据质量，在年报的编报汇总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向领导和有关负责人反映，确保年报协调工作的合理、顺畅。各县市区统计局应对年报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年报的组织领导，近期要把今年年报工作当作统计业务的头等大事抓好抓实，切实帮助各专业及基层企业解决年报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针对今年年报工作实行新报表制度的特点，尽快研究和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案及实施办法；要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好年报工作，避免出现专业之间、部门之间互不协调、数据互不衔接的情况；要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各项责任到人，并进行严格检查，严格考核，做到人员、任务、时间三落实，确保年报工作的顺利完成。
第二.认真做好统计年报布置及培训工作。市局各专业科室要加强对县、区统计部门的统计业务培训、协调与指导，确保各县、区尽快提高统计业务水平，真正适应高效、高质完成统计年报任务的形势。各县、区统计局要认真组织好本区域的年报布置会议，以保证统计报表方法制度能不走样地布置到基层企业。各级统计人员要严格落实好今年省统计年报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新制度，熟悉统计技术，掌握组织开展统计调查的方法，准确无误地填报好统计报表。
第三.加强专业之间、市县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统计工作要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各级统计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与配合，上下联动。年报工作涉及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区域上包括了全市所属经济区域，行业上涵盖了所有的行业类型，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各方面需要衔接好、协调好。反映各行各业的专业报表之间要做到不重、不漏，要科学合理，坚持原则，不折不扣地按照国家和省统计报表制度做好年报工作；市、县、区之间的报表也要协调好、沟通好，尤其今年处在“十五”与“十一五”的过渡时期，市局要做好对县、区统计局年报的指导和培训工作，对年报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反映，共同讨论解决。
第四.认真做好基本单位清查工作。首先，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基本单位清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其次，加强基本单位清查工作的力量。各县市区统计局要结合实际，明确一个科室（或部门）负责这次的清查工作，并配备专人从事单位清查和数据处理工作。再次，各县市区统计部门要利用行政登记资料，结合本部门现有资料，对各类单位进行清查、核对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基本单位划
一、通过高中数学内容，着重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及能力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句话道出了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新形势下，发展高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及能力既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需求，同时更是促进学生自身完善自我、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途径。这就要求我们高中数学教育工作者必须彻底摒弃以往“教师主动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落后教学模式，而应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丰富多彩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等数学学习活动，促使学生在充分体验到数学发现与创造的过程之后，着重发展自身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对于这一点，我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例如，在学习“等差数列”这部分知识时，我没有上来就将等差数列的相关数学概念及定义一一告知学生，而是在黑板上为他们列举了以下几组数列：1+2+3+…+1001，3，5，7，971，51，31，11，x并要求他们认真分析和研究这几组数列中的特点与规律。这几组数比较简单，探究其中的规律对高中生来说，易如反掌。趁势，我想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这一规律以严谨而周密的数学语言描述出来？”鼓励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分析、自主探索、自主总结的讨论活动之中。这样一来，既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同时又没有将其思路过早地固定在教材所罗列的专业术语之中，而这就为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等能力切实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通过高中数学内容，大力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是指主体依据正确的思维规律及形式对某一现象进行综合分析、高度概括，并能进行推理论证的水平及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是高中学生数学基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数学综合素质的核心体现，更是保障学生自身日后能获得长远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数学是一门以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为主的科学，它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严谨性与严密性特征，这就使得它在培养与发展学生数学逻辑思维、提高科学推理能力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学科资源优势。如，高中数学教材中的诸多数学概念、公式、定理等都只是单纯的罗列，根本就没有将其推导过程详细而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时，教师就可以改变以往那种直接灌输的教学模式，改为教给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引导他们自主合作、自主探究，在克服以往被动思维学习方式的同时，大力发展自身的数学逻辑推理能力。这样做，一来学生既能通过自身的创造体验切实加深对于相关抽象数学概念、数学定理等的深刻认识；二来又着实促进了自身数学思维推理能力的升华与发展，真正起到了一举两得的良好教学效果。
三、通过高中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
任何学科知识的学习都是为了现实生活中更好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服务保障，高中数学同样也不例外。《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应用的巨大发展是数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中数学在数学应用和联系实际方面需要大力加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提高其对所学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既是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扩宽其视野范围的必然措施，更是充分适应现代社会以及数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高中数学教师必须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以自身为例，我在日常的数学教学实践中就格外注重学生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如，在学习完“从普查到抽样”这节内容的相关知识点之后，我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针对某一事物或者现象分别进行普查和抽样调查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调查活动，并以学习报告或者论文的形式将普查和抽样调查这两种调查方式在取得结果方面的相同点以及差异所在。如此，既帮助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复习与巩固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同时，又促使他们以理论知识点为指导更好地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为其实践运用意识及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充足的保障。总之，新课程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教师的理论构思上，而应真正深入日常的教学实践中。这样才能真正把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过程落实到实处，进而推动素质教育理念更好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潘嵩工作单位：安徽五河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