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一体化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WTO；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正越来越强。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的融合过程，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流动和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为了占据发展优势，纷纷寻求国际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由此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中国加入WTO成立以来，如何在WTO框架下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含义界定
从时间上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益凸显的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广义上包括一般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对而言，后者较之前者范围要小，但也更加反映了地区间日渐紧密的经济依赖和协作。它们两者的关系是：任何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部分，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概念上来看，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大于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典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着眼于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地理障碍，以立足经济发展为重点，消除因国境、国别限制而造成的经济发展障碍。很显然，经济一体化是其最终目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管理、组织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新趋势。
从根本上来看，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国家地区间经济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达国家间的不平衡是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各国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致使贸易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难以发挥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开始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保护。此外，地区利益的保持和追求也是促进各国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二、WTO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关系解析
WTO和经济区域一体化都是伴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出现的新概念，两者都以全球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为构想，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WTO体制的必要补充
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具体而言，实现了生产、加工、经销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以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全球性一体化资本市场亦初步形成。然而，随着WTO成员国日渐众多，WTO体制下在推动多边合作中遇到了一系列瓶颈和障碍，主要表现在因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导致谈判中经济利益很难达成一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另辟蹊径，通过协调区域关系、建立起立足于区域发展的一体化组织，从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本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同时也补充了WTO体制在处理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经济合作关系的不足。
（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受到WTO的监管
“WTO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WTO认为，关税同盟是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一个单一的关税区，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法规；自由贸易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从上述内容来看，无论是采取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国家间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家、地区间自由协定的签订，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因此，WTO并不限制国家、地区间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必须在WTO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为此，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做出了一些限制和规定，例如，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立的条件，WTO曾作出如下规定：“不论是自由贸易区还是关税同盟，任何区域经济组织的成立，都必须有利于促进成员间的贸易，同时，关税同盟成员对未参加同盟的第三方的贸易所实现的限制，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为建立同盟时各成员间所实行的一般限制水平。自由贸易区成员对未参加同盟的第三方的贸易所实现的限制，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为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各成员间所实行的一般限制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监管力度，WTO专门成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审议和系统监督。由此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WTO的监管，必须在WTO体制和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三、中国在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博弈策略选择
（一）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有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参与，才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或维护相关利益。”①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入，中国的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也有了显著进展，例如，中国于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于2001年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组织成立上海经济合作组织，还积极参与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从这些成果来看，
虽然我国的对外区域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贡献，但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很多时候是国际形势所迫下的无奈选择。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势下，主动转变发展思路、顺应社会潮流，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取得经济发展主动权。因而，无论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还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都是必然的选择。
（二）积极推动以亚洲为核心的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到不同地域、国家间的利益，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而其最终实现需要长期、复杂的谈判过程，所以，我们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按照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原则，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建立与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对我国而言，首先应该着重巩固的是立足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组织，鉴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初见成效，而且中国与东盟各国及日、韩有着地缘优势，文化背景也极为相似，在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互补，具有得天独厚的合作条件。因此，立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同日、韩两国的经贸磋商，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我国未来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三）深化国内改革和改革开放力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参与程度越高，就会相应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提出更高要求。由于在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会有经济发达国家参与进来，其贸易自由化程度必然高于我国，这也就会造成对我国产品和企业的严重冲击。在WTO体制下，参与经济区域一体化，就必然要求我国在一定时间内逐渐减小关税设置和贸易壁垒，如果我国企业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不可避免要遭受很大损失。为此，我国政府应当加快改革开放力度，并加强企业的危机意识教育，为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引导和建议，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
21世纪仍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面对新的国际贸易形势，我国无论是出于本国发展需要，还是经济发展潮流的波及，都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王尧.服务贸易自由化区域路径与中国的选择[D].厦门大学，2009：7-8.
[2]曾华群等.新型贸易自由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法律模式[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9（3）：76-77.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WTO 多边贸易体制 RTAs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和交替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WTO的创建和运行，不断地促进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集团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热潮。无论是加入WTO还是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是各国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选择。因此，就目前国际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化的情况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TO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迅猛发展趋势，到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可以说区域组织已经遍布全球。总的来讲，区域经济―体化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微观原因:①实现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实力；②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经济效率；③防御战略，形成集团。(2)宏观原因: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曰益密切，相互依存曰益加深；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提高，客观上需要跨越国界,走向经济联合;③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WTO的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热潮为WTO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易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做出令各方都能得到满足的安排，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实现。
2.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奉行较少国家间的互惠原则，这使得区域内的自由化协议易于达成，成果易于评估。通过这样小范围的“试验”，就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行动可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顺利进行，达到相应的谈判目标。区域贸易协定（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一方面，广大的成员基础意味着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不是在100多个国家间进行，而是由几大区域国家集团主导；另一方面，成员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能更有力地保障区域内部的一致行动。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WTO的挑战
我们在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WTO提出的挑战：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成员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难以妥协。一方面，国家个体的谈判自主性因其背后区域集团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身份的交错重叠也使单个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利益取舍，谈判立场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几大国家集团实力相当，一旦形成对峙，多边贸易谈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2.WTO中的“授权条款”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时，可利用“授权条款”的规定给予区域内成员更优惠的待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时可能成为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中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工具，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多边性。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具有潜在的干扰性。传统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区内外歧视待遇与WTO非歧视原则的矛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益复杂并深化。区域贸易协定（RTAs）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WTO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协调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进和完善其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各区域经济集团也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自身运作纳入WTO的监控范围，充分发挥集团经济的优势和特长。只有如此，才能尽量消除或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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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田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7～02～12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学里的科学技术活动始于两百年前,它开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组织模式。这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从而也为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其理论和社会基础。20世纪中叶,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增长,特别是创新理论日益被人们认识,大学创立科技园,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这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便由此渗透到大学科技活动中来。回首这两百年来,教育、科技的一体化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演变,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形成
1.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基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建立在由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体系。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使一些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如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但当时西方主流(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仍视技术是外生的,把技术排除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指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产力要素中的资本、劳动与之相比较仍处于从属地位。在其看来,没有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是创新打破这种均衡。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挑战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对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已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批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研究,对阐释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物质流,今天的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流,构建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理论框架及管理体系必然涉及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要素,于是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便提了出来。20世纪末,英国学者Freeman在其著作《TechnologyandEconomicPerformance:LessonsfromJapan》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模式的架构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核心要素,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推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中心,进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2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过程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创建大学(学院、书院)的初衷,主要是培养不同宗教教派的教士,使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繁衍。到18世纪上半叶,人类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治统治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使得不同教派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也为世俗社会培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官员和专业人员,神学、法学、医学、农学、商学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最初感悟到并付诸行动的是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他提出并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组织模式。以此培养出具有最新知识的人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腾飞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超过英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受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即1876年,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以科学研究和人才训练相结合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大学诞生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最成功的两个项目“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其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相关大学中完成的。集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后称为研究型大学)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牢固地奠定了其社会地位。195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到198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在大学里设立“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从而从政府的层面上推动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和政府“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的推动,使大学从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迈向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末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221世纪大学功能重构理论的思考
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分析,21世纪大学功能的重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是未来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要求。进入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新的世纪,大学普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希望它能输出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能孵化更多的创新创业,这种“希望”是大学功能重构外在的力量源泉。在大学中,探究知识的进展和创新精神燃起的智力上的激情为师生队伍带来了活力,使大学充满生机。创新人才的产出是21世纪大学面临的必然选择。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今天,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创新能力”,希望学生从单纯的学习活动走向科学探究活动,进而走向创新创业活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造就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创新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知识进展的深刻探究和对经济发展的敏锐直觉。这种“探究”和“直觉”均源于科技活动,人才是科技活动的主体,科技活动造就人才,这种互为的关系使大学成为创新思想产生的一块沃土。如果能给这块沃土提供适宜的环境,创新思想的产生将呈现勃勃生机。创新企业的孵化是基于对技术和市场机会的把握,是新时期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技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载体。科技牵引型的结构调整将主导21世纪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这种调整有赖于创新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创新思想产生沃土的大学必将成为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因此,创新创业不但能为大学提供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同时,孵化创新企业也成为21世纪大学的一种目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企业的孵化,都源于人类对科学探究的能力与活力。这种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只有在大学中才能实现。因此,大学将成为21世纪国家科学探究结构体系的中心。有了这种定位,那么,如何架构一种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在逻辑的科技发展平台,就成为当今大学推动科技发展首要思考和探询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学科性公司制科技发展新模式的框架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制度能将三者融为一体。为了获得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来自产权制度的效率。这种效率原则挑战大学传统的科技活动的组织制度。
3.1公司制的演进与历史作用
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代。现代的股份制经济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于18至20世纪初,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公司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中叶现代公司制度得以确立。迄今为止,现代公司制是资源筹集和资源重组的最佳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描叙:“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至今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完了。”由此,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股份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和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股份制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巨大的发展。
3.2公司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赋予了21世纪科技发展全新的运作理念:用公司制运作科技发展。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Rosenberg在2000年“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上所言:“科学成为一种日益由经济力量导向,致力于追求经济目标的活动。”由此,出现了知识企业,它与传统企业一样,集合知识生产的要素(人才、资金和信息),并在利润机制驱动和承担风险的条件下,为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经济单位。这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承担要求知识企业必须考虑其营运效率。现代公司制能最有效地把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现代产权的制度安排集中起来并予以运作,实现知识生产、流通、消费的营运效率。
[关键词] 区域经济 一体化 东北
东北振兴国家提出“两新”目标,即建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和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目前,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较低,削弱了东北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走协调发展的道路,全面整合区域资源,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合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的新型产业基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一、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
东北地区的地域范围有两种概念:一是行政区划概念,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二是地域经济概念,即东三省及与其地理位置临近、历史和经济联系密切的蒙东地区,即内蒙古东五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东北振兴规划》正是考虑到蒙东5市与东北三省不仅区位相连,而且经济联系紧密,客观上存在合作的基础,因此将东北地区界定为三省一区,总计占土地面积1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亿。
1.转变以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无论从自然环境看,还是从经济地理看,东北地区既有相同或相近的地缘文化传统,自然资源差异及其互补,产业关联度较高,也有技术、人力上的差异与支持,交通运输的连接,具备一个统一经济区的基础条件。东北三省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和发展经历,蒙东四盟市曾经归东北三省10年,至今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80%来自东北三省。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经济单元,城市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彼此的依赖性。
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以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面临很大的挑战,走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之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竞争力参与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已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从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看,东北地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等国在自然资源、资金供求、劳动力、技术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巨大的互补性,东北地区在逐步形成的东北亚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区位适中、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重化工业资产存量高、待开发市场广大等比较优势。东北地区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会在吸引东北亚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方面更具吸引力,这对东北建立新型产业基地、开发国际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地区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步伐加快,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业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仅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条件,也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识、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东北三省一区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
2.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东北老工业基地以重化工业为产业主体、以国有制为经济主体的基本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将难以发生重大改变。这种结构的刚性基础,既昭示了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路径依赖,也提出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出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特征。
区域经济路径依赖取决于区域发展中由历史积淀形成的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具体构成因素包括:区域的产业存量、市场结构和体制模式、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和比较优势、发展意识和国家对区域的发展定位等。
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依赖是在计划经济基础形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老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区域经济分工协作联系,主线条是:石化通用设备制造―石油开采―石油化工―化工制品;矿冶设备制造―采矿―金属冶炼制材―机械装备制造。两条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区域集聚性、产供销衔接性和外部经济性,成为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区域生产综合体。当时,影响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是“条快”矛盾。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东北由于主要资源衰减、发展阶段转换、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冲击,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固有的产业联系分崩离析,但却难以完全改变构成整个区域产业联系的大系统。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东北各地政府关注的热点,然而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政府过渡干预市场,国有企业主导产业发展,支柱产业集聚度低、产业链短,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较弱,经济效益低、区域整体竞争力不强,跨区域资本、技术等资源整合度低。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看,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依赖要素是:政府行为主导;主体产业具有行政垄断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产业集聚于中心城市群;产业重型化,形成重化工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环境等。正是由于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与珠三角、长三角,不可能主要依赖轻工,以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市场作用为主,而必须始终围绕重化工业,以发挥国有工业和政府作用为主。建设新型原材料基地和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目标,而追求这种目标必然使重化工业比重和国有经济比重难以降低,发展重型工业和管理国有经济理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控和管理。
根据东北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走政府建设推进机制、提供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以大型企业为主体发展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为节点、中心城市群为轴线配置区域资源,以沿海与腹地互动整体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道路。
二、整合区域资源,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协同互动发展
东北地区应坚持“真诚合作、体制创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有序竞争、统筹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激活、整合区域资源,实现产业优势互补,走区域协同、合作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各方共赢。
1.制定东北装备制造发展规划,构建协作紧密型经济区
东北不缺大项目、大企业,缺的是产业集聚和产业集聚所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东北新型产业基地的建设,既不能完全抛弃现有的基础,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现有的框架。东北必须在传统产业基础上,提高其先进性、深加工度,由单一资源型产业格局向综合高加工度型与高科技型产业格局转变。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引导区域产业由各自为政的同质化、分散化向分工合作的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发挥大工业城市的集聚效应,打通东西轴线,辐射城镇,形成沿海与腹地互动的产业发展态势。
应制定东北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的框架和相关政策、法规,东北各城市以此为依据,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制定本地的发展规划。发挥东北各中心城市的优势,健全城市群区域产业发展与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加速产业集聚,使东北成为“龙头带动、产业协同、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协作紧密型经济区。
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应注重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建立东北地区联席会议制,协商落实振兴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制定区域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平台,建立东北地区产业协调、协作配套服务体系。
各省格局自身的特色产业以工业园区和工业走廊为载体,发展各具特色、重点突出的产业园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工业集聚区。对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技术研发项目和跨地区资源整合,突破省际界限,建立高层次的合作联动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在东北地区进行整体性规划和布局,形成重点突出、优势互补的区域工业发展新格局,探索区域发展统筹产业布局的新模式。
2.以“五点一线”东北沿海经济带为载体,整合区域资源
东北地区要素资源互补,三省一区发展水平各异,产业合理分工和布局优化的客观要求为沿海与腹地的互动发展提供了可能。东北三省的一些地区主要资源逐渐枯竭,正向加工型产业结构迅速转变,与蒙东地区以煤炭和有色金属为主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形成了明显的区域互补关系;三省与蒙东地区的合作,联合开发、利益共享,共同推进蒙东大型煤炭、石油等能源基地建设,东北东线、西线铁路的建设。打通东北腹地与沿海的两翼纵向通道,内蒙直至蒙古、俄罗斯的多种资源可通过亚洲第三条大陆架直达锦州港,黑龙江和吉林的矿产、农牧等资源可由丹东港出海,既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也有利于蒙东地区发展,提高区域总体竞争力。
东北老工业基地沿海与腹地互动主要体现在产业链跨地区整合要素,其形式既有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之间,垂直分工,互补发展;又有产业链条的同一环节上,向优势区位的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这种互动一方面源于沿海优势区位的发展空间与平台,承接域外产业转移和各种生产要素在此聚集,发展产业集聚对内陆相关产业形成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源于腹地产业布局的优化重组,沿海可承接腹地产业或要素的转移,形成部件与总装的区域合作,放大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
3.构筑哈长沈大城市经济圈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都市圈的发展壮大。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需要中心城市群的支撑,以哈长沈大为核心构筑区域城市经济圈,形成重要增长极,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城市经济圈的率先发展为重点,加强区域内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充分利用区域内便利的信息网络、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强化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内部协作,加快构筑现代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哈长沈大城市群的形成,既可以有效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吸引效应,形成东北地域间遥相呼应的鼎立之势,又能为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探索、示范效应,对促进东北地区空间格局的优化、产业布局的调整、腹地与沿海的互动、现代物流通道的形成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4.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为轴心,打造东北物流大通道
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大连组合港的直接经济腹地三省一区。它是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第一流向口岸,内蒙的第三流向口岸。黑龙江省有95%的海运物资、吉林省有67%的海运物资、内蒙古东部约有70%的海运物资通过大连港。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是沿海口岸城市功能的集中体现,只有对腹地形成强大的服务和辐射带动功能,通过干港体系建设保证物流顺利向沿海流动,才能增强航运中心对要素的集聚能力,从而使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进一步完善陆域区港联动体系,把保税港区的港口、保税功能从大连延伸到丹东、营口等港口和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通过海铁联运和陆港联动等方式实现港口功能和服务的延伸和拓展,优化内陆口岸环境和服务,为东北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物流通道和平台。
在哈尔滨、沈阳、长春和满洲里等城市建设陆路干港,可以实现保税港区和东北内陆的联动发展,把大连的口岸和保税优势与东北腹地城市的资源及货物集散地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推进区域间物流一体化,建立起覆盖东北地区、连接国际市场的物流业网络,东北就会产生对外开放的新飞跃。制定相应措施,配套优惠政策,促进沈阳、长春、哈尔滨及蒙东等物流相对集中区域的干港体系建设,使之有利于保证东北物流顺利向沿海和大连组合港流动,从而使东北沿海经济带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振兴东北办:《东北地区振兴规划》[DB].东北振兴网,2007-8
有鉴于在这个一个大背景下，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还有没有国货概念？中国人还要不要有国货意识？我以为即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货意识仍然是有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一、国货意识和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记得在1980S，日本汽车、家用电器大举进入没有市场的时候，美国的企业界和新闻媒体同样提出了国货的概念和爱国主义。当时，美国学者进行了大量振兴美国工业的研究，出现了一位汽车界杰出人物李.艾可卡，他被称为美国的英雄。其英雄壮举就是大张旗鼓的宣传美国的爱国主义，有力地抵抗了日本汽车业对美国市场的进攻，美国新闻界也是把购买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汽车，称为爱国行为。
在韩国和日本，购买国货更是非常的主动和自觉，因此，直到今天，在韩国市场很少有德国的汽车，更难找到日本汽车，美国汽车也有限。日本市场也是如此，无论是电器、汽车、日用品，其他跨国公司的产品很难在日本市场立足。
根据一个国际调查的数据显示，日本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品牌中，前十个中，只有两个是非日本的，在美国前十个品牌中，全部是美国的，而在欧洲前十大品牌中，也只有三个是非欧洲的。
因此，在这些国家消费者普遍认同本地区或本国家的品牌。这既是这些品牌在本国地位和实力的表现，而且我以为，也是这些国家民众爱国心态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可以没有国界，但是品牌是有主人的，有所有者的，因而这个品牌是有国界的，品牌是有民族区分的。否者，英国民众不会在劳斯.莱斯在被德国企业收购时，引起英国人的极大的感情冲击，也不会引起法国民众对“百事恶意收购达能”传言的高度敏感，甚至政府出面予以干涉，同样也不会出现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可那样，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设法予以干扰。
所有这些事例中，告诉我们，品牌是有国界的，品牌问题是爱国主义的情绪密切相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一个品牌所有权的更换，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同样购买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产品，购买属于哪一个国家品牌的产品同样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国货概念
正如我们在全面所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本国企业的产品中有外国的产品部件，甚至是核心部件，比如中国电脑产品的芯片和软件；而同时外国公司销售和经营的产品中，许多就是在我国制造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确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都从中得到了利益和好处。
但是，这并不没有消灭国货概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货还是非国货的概念，不是这个产品在哪一个国家制造，而是这个产品打上了谁的品牌。我相信，没有会认为“耐克”不是美国的品牌，但是这个耐克公司没有一个属于其所有的工厂，都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肯德基的原料、员工、管理人员等，几乎都是在中国、是中国人，但是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肯德基是中国的，它地地道道是美国的，肯德基无论怎么中国本土化，它还是“洋快餐”。
什么是国货？本人认为如果这个产品的品牌是中国本土企业所有，那么无论这个产品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无论在制造过程中用了谁的部件，它就是国货。相反，即使这个产品是在中国制造，制造的所有人都是中国人，管理人员也是中国人，但是，如果这个产品最终打上的品牌是国外公司的品牌，那么这个产品就不能认为国货。这就是品牌时代的国货概念。
现在国外公司在跨国经营中，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企业界和新闻机构的国货意识，因此，正在采取新的品牌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收购当地品牌。比如，达能收购“乐百氏”，吉列收购“南孚”等。这些被收购的品牌，由于品牌所有权的已经属于国外公司，因此，这个品牌只有一个“本土品牌”的名称，没有了本土品牌的实质。所以，这个品牌当然属于国外品牌，而非本土品牌。因而这些品牌产品就不是国货了。
这就是我认为的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经济时代——品牌经济时代——的国货概念。
三、建议中国媒体和新闻工作继续加大对国货名牌的宣传力度，鼓励消费者多多购买本土品牌产品
在中国联想集团与IBM公司的PC部合并后，产生了一个新联想。这个新联想是中国联想集团控股的公司。DELL的一个工作人员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它的客户，这个是中国公司，DELL是真正的美国公司，暗示（爱国就）应该购买“DELL”电脑。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个案，其实未必。设想如果这个新联想是100%的中国企业，IBM没有任何股份——全卖了。这将是一个什么结果？
可见在美国，营销人员是在用爱国主义进行着产品的推销，不购买非本国品牌产品就是一种爱国行为。
所以，中国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就是要加大对本国品牌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一位颁奖嘉宾说的好：大家要对本土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要有信心，多购买，多使用。这个就说的非常好。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消费者调查，询问消费者——你相信国内的消费者会有意识地购买本土品牌的产品吗？只要产品质量好，满足需要，品牌国籍无所谓吗？得到的答案如下表所示1：
表1： 消费者对国人购买本土品牌的看法和其意义的观点分布
观点类型 不相信或怀疑，并认为没有必要 相信，但是认为没有必要 不相信或怀疑，但认为有意义 相信并认为是有意义 合计
人数 57 9 24 2 92
比例 54.7% 4.5% 26.1% 2.2% 100%
学习十七大报告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体会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更是向全党发出的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动员令。实施西咸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产物。西咸两市地处关中经济区的核心位置，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第一阶梯”。特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决定了西咸两市在关中经济区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02年以来，西咸两市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思路，突破思想羁绊，创新发展理念，敞开胸怀，主动融入，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西咸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产业一体同构，城市功能互补”的新阶段。两市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层面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联一体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产业融合步伐明显加快，西电集团等百余家企业入驻咸阳；城建、交通、旅游、电信、环保、科教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开创了我国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实施电话升位并网的第一例。西咸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具魅力的响亮品牌，被国家列入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日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五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不断深化合作交流，西咸两地才能优势互补，共生共荣。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的新形势，加快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我们应继续推进解放思想，以长远的目光审视未来、以开阔的眼界谋划发展、以创新的思路推动合作，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两市间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形成互惠互利的双赢格局。
一是在统筹规划管理上解放思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动以道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际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优势资源高效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区域合作的瓶颈制约，是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经过两市的共同努力，两地交通路网、运输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交通运输一体化初具雏形，但一体化之初确定的连接若干条断头路的目标仍未实现，致使一些核心路网至今没有完全连接，一些早期规划路段至今仍无法达到规划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注重前瞻性，超前把握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把两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利益共同体来看待，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西咸一体概念”，坚持以规划为龙头，着眼整个关中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土地征用、工程招标等方面协同作战、统筹协调，打通产业开发、资源开发、旅游开发通道。加快接壤地带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和控制修编，对西安未央区三桥镇、长安区高桥乡、咸阳沣河新区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开发，同步建设道路、通信以及水、电、气、热等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实现“无缝联接”，达到同城化效应。坚持把交通道路建设作为突破口，整合高速公路、航空、公交等多种资源，加快城市轻轨、地铁等项目建设步伐，合理规划交通运输的规模和布局，促进区域道路同网、地铁同轨、交通同制、乘车同卡，推动形成西咸“半小时”经济圈。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建立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基金，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民间和企业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在加快产业对接上解放思想，打造区域产业集群。有效实现产业整合，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是西咸两市实现一体化的核心所在。西咸两市应树立世界眼光，按照“依托西安、服务西安，开放咸阳、发展咸阳”的思路，科学利用西安发展的扩散、溢出效应，加快空港产业园、渭河北岸生态工业走廊等园区建设，积极打造西安三桥、高桥与咸阳沣河新区新的城市板块，打造三大产业集群。一是以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为支点，促进“经济强省”建设。利用国家“十一五”振兴装备制造业和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机遇，在重点领域整合引进一批大项目，做大做强一批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依据两市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所为有所不为，甘当配角，主动补缺，大力发展下游产品、配套产品和关键零配件，把咸阳建成西安的制造业协作配套基地、能源建材供应基地。二是以文化产业集群为龙头，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加强古都文化品牌的打造，加快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西咸文化产业应以文化旅游为主，树立“大旅游”的意识，构建与西安线路对接、客源互通的旅游网络，推动影视、媒体、出版、休闲娱乐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再上台阶，把西咸地区打造成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三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引擎，加速“科教强省”建设。围绕培育高技术支柱产业，重点推进信息产业、软件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和高效农业的产业化，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三是在统一财税政策上解放思想，实现利益共享。市场经济是利益主导的经济，如果离开了利益分配而空谈区域合作，无疑是“画饼充饥”。随着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必将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带来重大调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调整和完善财税政策，形成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共享机制，已成为当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谋求利益共享，必须坚持平等、互利、协作的原则，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和政策优惠等财税政策的一体，从源头上切断利益之争，保证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顺利推进。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性地发挥财政统一的杠杆作用，优化财力配置，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在招商引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应当尽快实行统一的财税政策，防止恶性竞争，优化发展环境，使“投资咸阳就是投资西安、投资西安就是发展咸阳”成为投资者的共识，提升区域经济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涉及到西安咸阳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项目，实行税收鼓励措施，促进生产要素在两市的自由流动。凡是区域内可以综合利用资源的投资项目，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在财力上给予适当支持；对重复建设的项目，利用财税予以限制。可尝试在西咸共建区、渭北产业聚集区等产业园区实行统一的编制预算，统一的财政政策、制度和标准，实行“统一名称、统一标准、统一票据、统一账户”的行政性收费。同时，应进一步从政策上、法律上、利益得失上探讨两市实行财税统一的可行性和操作性，逐步实现财税部门的完全合并，形成完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更高层面、更宽领域的融合发展。
四是在创新运行机制上解放思想，打造合作平台。构建互动高效的合作机制，是推进西咸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必须积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转变过去各自为政、以地方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坚持以正式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制度法规为支持，建立健全高效、务实、顺畅的协调推进机制、规划落实机制和合作共建机制，全力构筑两市加强合作、加快发展的平台。建立健全强力高效的协调机构，充分发挥西咸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西咸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党政领导会晤和信息交流，定期召开会议，就两市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寻求解决办法，达成共识，加强对一体化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建立共同遵守的区域发展公约，探索制定西咸两市政府推进一体化的相关合作法规，保证地方政府合作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保证各种促进一体化发展的举措在区域内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建立健全重大项目落实机制，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开发等重大项目和双方磋商确定的重大事项，由两市区有关部门牵头负责，共同协调解决工作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对双方合作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定期公布检查结果，促进工作落实。同时，积极探索各种有利于双方及时沟通、协调合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包括建立两市统一的党委领导机构，并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力争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不断深化双方的联系、交往和合作，推动西咸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长三角；金融支持；对策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概述
（一）基本理论和必要性
1.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内涵
总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首先，长三角地区汇聚了我国众多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其次，长三角的GDP占到了我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近百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其经济实力和生产水平，可见一斑。
2.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上的制造业开始迅速的向我国拓展。特别是我国的长三角区域，是制造业进入最早也是最密集的地区。外商的不断涌入，也促进了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我国面临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企业的市场化路线愈发明显，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新的协作关系。在此期间，长三角区域的产业模式进一步发生转变，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集中到上海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原来长三角之间的竞争关系慢慢的转变为合作关系。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现状探究
在整体的发展进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都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为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该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地区的综合实力也在不断深化。
共同建设和共同发展的理念，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双赢，为各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之中，产业升级和转型突飞猛进，造福了这一区域的民众。
1.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效益不高
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有12个城市主打的产品是电子产品，以汽车为主的有11个城市，石油行业占较大比重的有8个城市。高科技企业几乎遍布了长三角的每个城市。与此同时，长三角区域还存在产业发展上没有进行统一的部署、各种产品或者生产链条重复较为严重的现象，对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基础设施重复建设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各个地方之间的有形或者无形竞争变的日益激烈。这样，之前政府已经规划好的路线和方针就需要进行重复的改造。例如，长三角地区港口建设的争端，使得政府不得不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复建设，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对于国家的或者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均非常的不利。
长三角的问题不但体现在产业结构趋同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这两个方面，它们只是在建设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政府配套设施安排不完善导致的。随着问题的深化，解决问题的手段自然就会出现，国家也在不断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这一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推动这一地区的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为长三角地区各大经济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条件，经过几年的发展，各个产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首先需要面对的是金融问题。在对长三角地区进行经济一体化建设时，需要加大金融对长三角地区的支持力度。让合作双方都达到一种双赢的状态，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需要将得到的资源进行最为合理的配置，只有这样，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才能够稳步发展，并不断地登上新的台阶。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中金融支持的现状
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支持一直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信贷市场上，银行贷出去的款项中，有65%流向长三角地区。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需要的资金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在资本市场上，近年来，股市瞬间走向了整个长三角地区，12年从境内外证券市场筹资543亿元（其中货币资金340亿元、实物资产103亿元），长三角地区的融资量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一系列相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将其产品衍射到长三角以外的区域。这样，就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涌向长三角地区进行综合性的投资。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在我们国家设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很多比较大机构的总部都设立在上海等中心大城市里，银行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为证券机构和各种基金公司提供了一定金融保障，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区进行融资提供了一定的路径，融资的选择面就显得更加的广泛。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信贷力度不足
银行信贷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小型企业一直都是长三角经济力度发展的支柱，但是由于金融市场复杂多变，长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要求很难得到满足。目前，银行的信贷主要流向规模大的企业和城市以及行业。同时，中小型企业所具有的贷款金额零散、数量小、次数多等特点，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收取的利息比较高，并且其进行贷款之后承担的风险比较大，这样，大大的降低了中小企业向银行和各种信贷服务机构贷款的欲望。
2.资本市场融资难
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开动，在长三角地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逐年的增大，股市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下发展。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公司的债券进行融资活动，在社会上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显得非常的有限。资本市场中，还存在缺乏多方面、多领域融资的困难，这样不但加大了其市场融资的风险，并且让中小企业在市场中进行融资显得更加的难以实现。
3.区域内资金流动受限
由于在行政上区域上受到一定的分割，资源想要进行调配所受到的限制很大，导致金融资本割裂，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金融价值无法充分的体现出来，使得上海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江浙地区出现了资金不足现象。
4.区域和行业金融发展不平衡
区域之间的经济在不断的改变，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平衡。金融经济开始变得一体化，在金融发展较早的地方，由于其具有比较强的地域性，早起就开始发展经济，显得比较成熟，因此，经济发展比较好。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行业金融方面，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显得非常的不平衡。
三、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金融支持对策
经济一体化进程关系到长三角地区的长远发展，是促进该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经济保障。各个区域之间进行友好的合作，就需要对这项工作进行不断的深化和探索，建立起一个具国际化路线明显的市场机制，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对长三角地区经济进行扶持的时候，需要加大对其金融支持。
（一）促进多方面、多领域的区域协调
1.保持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如果想让长三角金融服务机构变得更加的完善，使其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进行区域的行政划分时，各个地方均应当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才能够让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体系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能够在经济的大潮流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2.提升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竞争力
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深入，想要根据这一潮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管理。要想提升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竞争力，首先需要做到把各个企业之间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将企业中的落后成分进行淘汰，选择最新颖的手段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这样，这一地区的金融竞争力就会不断的增强。
（二）依托创新金融，实现跨区域资金合作
1.建立长三角金融共同市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特别是形成占据核心地位的金融市场，这样便可以将得到的资源都进行最合理的配置。在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中，可以有效的对有实力和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进行有效的支持。同时，还要注重对新型的经济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产业的效益，在支持一些大型、有前途企业参与更广阔竞争的同时，还有效避免了以往传统做法中资金的浪费和投资的低效。
2.增强金融机构与企业跨区域呼应
一个有效的金融机构要能够对企业的经济需求、企业的融资提供有效的支持。对长三角金融机构而言，更是要满足一些涉及国际的经济活动。这种更高的要求，使得这种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跨区域呼应成为必然，从而建立有效的跨区域合作，实现资金的区域间流动，以便于适应快速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交汇。
（三）实现区域内外的经济需求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汇贸易极其发达，资金的国际流通范围大、数量广，因而，实现有效的外汇管理以及外汇跨区域合作，对于长江三角洲的国际贸易有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建立规范、有效的外汇管理制度，实现经济发展，满足长江三角洲区域对外经济的发展需求。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优势将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在保税区的发展转型期，其拓展优势已成为必然，然而在现存的管理制度中，尤其是对外汇的管理，与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形式不相符合，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
针对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固守原有的管理方法和制度，那么，势必会对长江三角洲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要对长江三角洲的外汇管理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方法上的摸索，积极主动的与整体区域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需要相吻合，以此，为长江三角洲现在的飞速发展以及将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1.整合现有外汇管理政策
所谓整合外汇管理政策，是指要在适应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将原本不一致的外汇管理进行统一一致的管理，这样，有利于在长江三角洲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政策的一致性和配套性，也可以在将来的管理中体现规范化管理，提高整体的管理效益，促进长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发展和外汇贸易。
2.保证保税区内企业正常经营购汇
要改变传统的做法，进一步减少限制，促进融资权力的平等，这样一来，有助于企业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获取更多的利益，也有助于银行对于贷款金额的快速回收，从而，实现彼此间的互助双赢。
参考文献：
[1]嵇尚洲.长三角产业同构的效应、发展及演化[J].华东经济管理，2013，12（6）：78-80.
[2]苏永乐，陈鹏.城市圈发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长三角城市圈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6（3）：65-69.
[3]魏清.区域一体化转型与融合体制建设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6（1）：69-76.
一、各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人类正面对的新世纪，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空间技术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浪潮汹涌的新技术革命正冲击着人类社会、经济的旧观念、旧的生产方式、方法和社会传统，正将人类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或叫知识智力社会。信息社会就是大量生产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①。对新世纪有预见的经济学家认为：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宏观经济,信息与货币在全球的运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功能，各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必须在世界整体性发展中才可能满足。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微观经济。跨国公司正在突破国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国家主权经济。各国经济资源的主权占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已经被提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日程上。21世纪的经济是超实物资源经济。超实物资源的国家民族的高度分化占有与虚物资源的世界共享，是重塑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题。”
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世界的未来属于人类，其成败祸福和发展方向更主要地取决于人类的主体活动――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浪潮从本质上说是虚实经济相互统一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是会计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实物经济一体化早已开始，这一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产业初期的殖民地经济时代，但这种进程是以暴力来推动的，并且是非常缓慢的。二战以后，两大阵营对峙，形成了世界的冷战格局。形成所谓“两个平等的世界市场”；人为地制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的市场，破坏和阻碍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造成了一大批国家的封闭和落后。但是，近一、二十年来，特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东、西德的统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形成了冷战时代后“多极”发展的新格局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表现在国家之间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跨国投资的迅猛膨胀，各国对外开放争先恐后，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地区经济集团化逐步形成。但是，这种实物经济的一体化，还远不是整体化、全球化。实物资源的国家与民族的主权占有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发展快慢的差别，很容易破坏这种一体化的进程。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世界信息化浪潮。以虚物资源和虚物经济形态运行的信息技术革命，其变化速度日新月异，是以往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不曾有的速度，把全球连成了一个整体。"电脑"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卫星通讯等技术创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并把全球联成了一个“地球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宏观经济的内涵也超越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也超越了过去微观经济的内涵。各国的利益需求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统一中才能得到满足。实物资源的民族与国家的分化占有，难以实现大统一,虚物资源的世界共享,全球经济信息化已是维系“地球村”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道路。
近十多年来，全球资源流动，全球市场开拓，全球经营竞争，它一方面表现为实物经济的生产国际化、商品贸易额的急剧扩大，直接的项目投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流动量的增长，流速加快，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贷款猛增，各国经济发展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一切又推动了全球经济信息化浪潮，标志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发展到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0年世界100家工业公司的资产为4057.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销售额为28960.8亿美元。1993年一份报告提出：跨国公司已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已控制了私人资本的1/3，其对外投资总额达2万亿美元。这些资产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超过了世界各国商品的出口总额。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3.7万家，其附属公司就有17万家，并遍布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主要产品的半成品、零部件有50%左右在国外生产或国外提供，有的产品要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来实现。其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其国外直接投资占跨国投资总额70%以上，技术转让占75％以上等等”③，世贸组织估计：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就业和投资的增加，每年可使全球经济收入增加2000至3000亿美元。世界各国大都可以从中收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把世界联系起来，并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浪潮。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科学，必须为经济一体化服务，并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京津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16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29
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日趋激烈,与此相伴而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区域经济合作会产生两种效果:贸易创造及贸易转移,其结果是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内部贸易壁垒大大消除,经济上的依存度增加[1]。近30年来,由于地理区位、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区域政策等诸因素的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已成为支撑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核心地带,其空间转换能力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东部沿海地带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带,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的基本空间实体已具雏形,并且引导着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面,普遍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较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明显高于京津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有关京津地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较少。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的核心重要区域),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两市的一体化程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京津冀一体化的程度,也能对规划发展京津冀发展提供依据。本文拟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三方面对京津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评价,探讨京津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情况。
1 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
20世纪初,经济学著作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理解简单概括为“将各个独立的经济结合成一个更大的区域”。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提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经济一体化可以理解为:商品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差别待遇”的消除,即其制度性成本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巴拉萨)。之后,经济学家对“过程”和“状态”作了不同的解释,把一体化的“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分配”;把一体化“状态”解释为“一体化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生产要素得到再配置和最佳配置,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产生乘数规模效应和整体效率。这一定义虽然讲的是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但从其实质而言,也适 用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
现有对一体化发展过程的研究,往往都是以欧盟一体化的几个阶段作为参考。欧盟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集团。从实践来看,欧盟的一体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巴拉萨将其总结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经济一体化等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 。
吕典玮等:京津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3期区域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是互动、互促的过程。一方面,区域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阶梯;另一方面,区域化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挑战的表现,也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深刻矛盾的一种显露。
经济一体化不仅指国际经济一体化,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经济一体化。区域是不同空间尺度和规模的中心城市与其影响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空间表现形式。区域的发展过程是分工不断深入,城市与城市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断深入的过程,城市区域形成是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目标,它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地域过程,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表现内容,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空间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其中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其本质就是使资源的配置不断优化和重组;产业发展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实现形式;空间发展一体化是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空间载体;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是城市与区域高效率运转的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3] 。
2 京津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研究
2.1 京津地区市场一体化
2.1.1 市场一体化概念及研究方法
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市场分割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目前,研究中国地方市场分割程度的定量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即利用区域间的贸易流量的变化来反映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简称为“贸易流法”;二是从生产效率与产出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简称“生产法”;三是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称为“价格法”。尽管上面三种方法在评价国内市场一体化上各有缺陷,且评价结果不一,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价格始终是影响市场供需与要素流动的重要元素[4]。同时考虑到数据资料的获得以及结论的可比性, 本文采用“价格法”研究京津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的情况。
一般而言,市场上的要素或商品若能自由流动,则商品价格会趋同。因此,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衡量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可以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可称为“价格法”。基于修正的“一价定律”的“价格法”,理论基础是Samuelson1954年提出的“冰川”成本模型。模型基本思想是两地的相对价格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 ,可以认为两地间的市场是整合的。Parsley and Wei的实证研究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变动为观察对象的应用[5-7]。如果 方差Var(Pi/Pj)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c降低,无套利区间[1-c,1/(1-c)]在缩窄,两地间的贸易壁垒有所削弱、阻碍市场整合的因素减少。
2.1.2 模型建构和计算
设Pat,Pbt是a,b两地的t时间某商品价格,P为t时间该商品的平均价格,不考虑交易成本,则两地的价格应趋于平均价格时,两地之间市场完全整合。换言之,若数列VAR(Pij)=(Pat-P)2+(Pbt-P)2随着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两地间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在减少,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
以1986-2007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指数不能简单的相加求平均值,所以以京、津地区的GDP占京津GDP的总量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到了加权平均数P,由此得到了以下相对平均价格方差的数值(见表1),并以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做出了曲线图,同时以1986年作为第一年,对数据进行对数方程拟合出趋势线(见图1)。图中显示,在实证分析时间内,京津地区相对价格波动呈现先变小中间变大后又变小的波动。一方面,对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数值进行了拟合,指数趋势线显示出整体有变小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整个曲线图在该趋势线上周围震荡较大,该趋势表现的不够明显,说明其一体化进程没有明显的进展。
2.2 产业发展一体化
2.2.1 产业结构比较
2007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均GDP分别为58 204元/人、46 122元/人(见表2) ,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2、第3位。在三次产业构成来看,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贡献率为1.1%,天津市为2.2%,表明两市均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第二产业分别为26.8%和57.3%,第三产业70.1%和40.5%,显示出北京市产业结构形成了 “三、二、一”格局,天津则呈现出“二、三、一”格局。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认为,三次产业的GDP构成中,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快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中期(中期的第一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份额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并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时,工业化到了后期结束阶段[8]。根据此标准,北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
2.2.2 各行业对比分析
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可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在此区位商是指地区某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与该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之比值。如果区位商大于1表示该产品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意义。反之如果区位商小于1则表示该产品不具备专业化意义[9]。本文采用公式:区位商(LQ)=(某地区A行业总产值/该地区全部行业总产值)/(全国A行业总产值/全国全部行业总产值),对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分行业进行区位商分析:
(1)工业各行业区位商对比:通过对北京和天津两市2007年工业各行业的总产值与全国数据对比分析,得到北京市基础性职能的行业,即区位商大于1的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85)、机械制造业(2.1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98)、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6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64)、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5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42)、医药制造业(1.34)、专用设备制造业 (1.3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29)、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11)、饮料制造业(1.03)等12个行业,天津市基础性职能的行业依次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4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2)、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1.55)、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332)、 金属制品业(1.21)、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加工业(1.17)、医药制造业(1.16)等8个行业。两市的基础性行业,共有5个行业趋同,天津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金属制品业等5个行业区位商优于北京相对应的行业,而北京则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优于天津相对应的行业(见表3)。北京市在服务性行业商品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区域的相对优势有一定的提升,但不够显著。天津在工业材料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加工工业基础,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明显的优势,这与天津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有很重要的关系,但天津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弱于北京,显示了相对较低的技术结构特征。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两市工业结构趋同;②两市具有专业化意义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第三产业区位商对比分析:由于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的定位不相同,其在服务性行业的优势产业也具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对北京、天津两市第三产业13个行业的区位商的测算(见表4),可以发现:北京、天津在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的区位商都较高,说明在这些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服务业各有侧重,北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较为发达,天津则在批发零售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优势较明显,两个城市 的第三产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3 空间一体化
北京和天津两地距离只有120 km,在空间一体化上有着先天优势。京津两地本身都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和优越的交通条件,除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以外,北京的空港优势明显,天津的海港得天独厚。两个城市之间,有着5条高速公路连接,形成了5大交通动脉(见图2)。随着两地的交流日益增多,5条交通大动脉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列车,作为北京奥运会交通配套工程也正式通车了。京津城际轨道交通有利于区域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加速京津地区一体化进程。京津两地基础条件的互联互通将极大促进两地物流、人流的发展,为京津企业发展和市民沟通带来更大效益。通过一系列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但能够拉近京津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大大促进资源在两个城市之间更合理的配置,北京可以拥有更为便捷的出海口,天津可以利用北京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打通与中西部腹地的通道。交通一体化可以很快地实现两地的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
燕山大学梁兴辉曾利用京津冀地区的2005年各城市实际人口利用捷夫模式进行了城市规模分布分析,得出结论:京津冀地区超大城市和小城市较多,北京、天津等垄断地位较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少,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使河北省并未从“内环京津” 的区位受益[10]。就区域空间结构上来讲,根据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199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把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1]:前工业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过渡 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书中描述了在工业化阶段区 域中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这些中心依据各自的中心在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关系,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在后工业化阶段,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缩小,区域内就逐步形成了功能 上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地区的界线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本文基于费里德曼理论,认为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区域空间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工业化阶段空间结构发展的特点则是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初级阶段的表现。京津地区周围中小城市比较少(见图3),周围的城市和小县城规模以及经济中心作用不明显,联系也相对较弱,还处于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的过程中,可以初步判断京津区域空间一体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3 结论与建议
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间经济依存度加强,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日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及其格局不断变化。我国在政策和规划上也不断出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方案,通过上述对京津地区在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空间发展一体化的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4个结论。
(1)市场较早就有一体化条件,但近年来没有进一步加深。在实证分析(1985-2007年)这段时间内,京津地区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数值(除1988年外)都在2.5以下,但 是相对价格波动呈现先变小中间变大后又变小的波动,虽整体 有变小的趋势,却不明显。两个大城市在金融、物流、贸易等等领域的合作效率非常低下。(2)产业布局各有优势,存在着一定 的互补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雷同性,应合理布局、整体规划。在工业方面,北京市在服务性行业商品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在电子工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相对优势有一定的提升,但不够显著,仍需加强。天津在工业材料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加工工业基础,并且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明显的优势,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弱于北京,显示了相对较低的技术结构特征。同时,天津的服务行业发展不足,但两地的服务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在将来的发展规划上,可以考虑从合作协调发展的角度完善各自的城市定位。
(3)京津一体化在空间有着先天优势,交通上有着较大的发展,但区域空间结构发展仍处于初级一体化进程。目前所谓交通的一体化也只是解决了一个时间问题,没有在空间上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空间一体化还只是停留在表面、量变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已达到真正一体化。
(4)京津总体一体化在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体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笔者参照经济一体化的阶段划分,认为京津一体化还处于共同市场的阶段,甚至没有进入经济同盟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行政壁垒有关,只有行政壁垒障碍尽可能地消除, “京津一体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北京与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两大城市,两市一体化较好的 发展对京津冀一体化有着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通过以上分析,认为:两市在市场方面,加强金融物流等方面的交流;在产业布局上,根据各自的优势,合理布局,如北京在工业上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天津重点发展材料制造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互补;在空间上,京津两市应通过自身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加大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 尽可能地消除行政壁垒,加强合作,未来通过政策引导、合理布局和整体规划,使“京津一体化”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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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eijingTianjin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 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V Dianwei ZHANG Qi
(Geograph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摘要】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因此，世界各国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载体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也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并以双边自由贸易区为主要表现形式。.
【关键词】新自由制度主义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多边贸易体制组织机构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着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转贴于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目前，大多数双边自由贸易区均设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作为自贸区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议，考虑任何关于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其附件的建议，并监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实施；负责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有关的事项，并考虑任何可能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其他问题；在必要时建立增设委员会及特别工作组，并向任一委员会或工作组就相关事宜征询意见。但在自由贸易委员会之下，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只是就具体事项设立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货物贸易委员会、服务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等，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此外，从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还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并没有建立常设性的争端解决机构，只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代替常设性争端解决机构。（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注释
①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30页。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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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京津冀地区已成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合作现状，指出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些积极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 区域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拥有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以及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其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如何带动我国北方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及在全球竞争能力的增强。因此，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迫在眉睫。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合作状况回顾
20世纪80年代，国家首次提出“环渤海经济圈规划”。
“九五”时期，河北省提出了“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环京津”、“环渤海”），但基本上停留在战略概念层面，在具体合作的内涵、方式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
2001年10月，国家建设部组织评审通过了清华大学两院院士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即大北京规划。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部门的负责人召开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共同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商讨加快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达成五项共识。
2004年5月，北京科博会、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家发改委指导，环渤海七省市共同参加了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达成实施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就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行了研讨，并决定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意义和面临的问题
从京津冀所处的经济地理圈层与战略地位来看，由于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国内生产力布局由南向北推移，这些发展机遇都为京津冀地区的能量聚集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再加上这一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全国一流的技术装备和科研环境，不仅是我国目前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七大经济区之一，而且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北京市、天津市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31613元、25874元，河北省与之相差较大（见表1）。但与人均GDP已达40000多元的上海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京津冀如果要成为带动这一区域的发展中心，还需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其实力。如果把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使之成为发展中心的话，其实力一定会得到快速提高。所以，在京津联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观念淡薄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 多年来，京津冀为了获取地方利益，长期实行自愿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从而诱发城区系统生产建设中的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形成区际内部某种程度的“大而全”、“小而全”生产体系，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
缺乏公平、合理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 由于三省市存在着特殊的经济关系以及区位因素的影响，三地区特别是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这就意味着三地区在相同的主观努力下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和经济收益，从而驱使三省市各地区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相互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而且还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从而延缓区域经济整合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区域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区际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际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特别是区域经济在不受中央或区域协调组织宏观规划与统筹布局的控制和管理下，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缺乏统一的地区性金融市场 从该区域金融服务水平与功能质量来看，京津冀地区的金融体系不够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地方性银行、非银行部门没有融资权，部分地区人民银行的融资活动只能根据中央银行信贷规模的分配来决定地方性贷款额度、融资渠道狭窄，无法形成经济区域资金流通与循环态势。
区域环境问题严峻
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京津冀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仍在下降，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呈恶化的趋势、空气污染依然严重、地表水污染普遍，特别是流经城市的河流污染严重，地下水受到点状和面状污染、水位持续下降，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控制。
城际交通欠完善
目前，京津冀地区对城际交通线路的网络建设缺乏足够重视，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需求。交通网总体布局存在缺陷，铁路与公路网络都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以致内外的交流必须通过北京枢纽或天津枢纽，为二市带来了大量的过境运输，干扰核心城市交通。同时，京、津两大交通枢纽的分工与协作不善，忙闲不均。
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培育和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性市场体系
京津冀地区应逐步建立健全规模不等、层次不同、功能各异并呈四级分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
大地区级区域市场，即建立面向全国的以京津两市为中心的高级市场体系。省级区域市场，河北省作为层次较高的省级商贸中心，通过其自身经济吸引和辐射功能的逐步加强，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与周边省份的区域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展示了整个区域与周边地区各类要素市场、批发市场、大型贸易集市日渐成熟并均有良好的发展势头。省内地区级区域市场，这一级区域市场联系主要是指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建立起来的商业中心和贸易网络。基层区域市场，其吸引和辐射范围一般与县级行政区划相一致，县城是这一区域的商品流通中心。
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
建立合理公正的区际利益交换关系 新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应建立在“公平竞争、机会均等、利益兼顾、适度补偿”基本原则基础之上。
尊重区际经济利益的自益 中央政府应根据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积极为三省市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制定出一系列有益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法规，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实现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 京津冀地区应从全局出发，合理布局重大工业项目、农业项目、交通运输项目以及城镇和其他方面的建设项目，使区域经济均衡向前发展。
突破二元经济结构 促进区域城乡经济的渗透和融合，突破省、市、县的界线，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区域城镇经济运行的管理机制。加强区域中等城镇建设的投资力度，拓宽筹资渠道。
建设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带
要加快京津冀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如北京市“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产业重点瞄准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把不适应首都发展的大工业和传统产业向河北省、天津市转移；天津市在产业优化时，把转移出的产业在河北省附近城市“安家落户”。加快京津唐高速公路高新技术产业走廊的建设，带动京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我国北方的“硅谷”。建设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带地段，可以设在沿京津唐高速公路靠近北京市、河北省一端，这个地方便于三地政府直接共同管辖，有利于吸引三地特别是京冀两地的资金、人才。
实现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航空、海运、铁路、公路和管道网络的枢纽地带。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加了各国经济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使生产和流通过程更加规范化，从而引起了多式联运与综合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运输网络。
加强区域内铁路干线的建设，如修建保定通往霸州的铁路，是跨过北京市、连接石家庄与冀东及其以南地区的关键所在。滨海铁路的建设也应尽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促使秦皇岛、王滩、大港区和黄骅连为一体，成为分担京津铁路货运量的主要结点。
建立生态环境整治补偿机制
确保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本着“利益兼顾，适当补偿”的原则，尽快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整治补偿机制。国家应设立专项补偿基金，合理补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三省市水资源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移民、生态环境保护和防洪损失等问题。加大该地区生态环境整治与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洋河与官厅水库水污染的治理，北京市与河北省应共同出资或争取国家补偿尽快予以解决。另外，对水库周边河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防护林、特种林等森林资源的综合治理与营造也应及早列入京津冀环境整治规划。
实现旅游网络与综合开发一体化
旅游业已成为各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九五”期间，京津冀三省市旅游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以上，表明该地区除了具有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便捷、景点相对集中的条件外，还具备发展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区的巨大潜力。三省市应把旅游业提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统一规划、综合开发，特别是应尽快将“高科技兴旅”的战略思想融入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规划之中。
参考文献：
1.王亭亭.区域体制改革：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中国经贸导刊[J],2002.7
2.沈玉芳.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态势、问题和方向.城市经济、区域经济[J],200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