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和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 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社会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12-05
一､引言
经济现实的多样化决定了金融形态的多样化｡单调的金融结构从根本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的缺失使商业性金融无从着手，指令经济的效率低下又使得政策性金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独立的金融形态，有利于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在经济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由于商业性金融存在不足，很多学者对开发性金融做了深入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说明开发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一种补充｡李志辉&李萌(2007)基于开发性金融原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模式(DFS)的机理、经济效用和运作流程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该模式能够使中小企业获得潜在外部利润、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能性边界、减轻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刘大为&周苗(2007)分析了开发性金融债券的发行和创新实践活动，说明开发性金融债券不仅有效促进了开发性金融机构融资体制的完善及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勇&张宗益(2007)在归纳总结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基础上，对开发性金融进行了理论研究上的定位，并提出了该理论的研究框架｡开发性金融理论是不完全市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中应注重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思路和方法｡
二、弥补商业性金融不足的开发性金融
鉴于商业性金融存在的不足，在本小节中，我们通过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比较，说明开发性金融如何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我们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在金融市场上公开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和以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为目标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国家信用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府特定赋权的金融机构，兼具有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而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只具有机构信用｡国家信用级别一般要比本国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高｡这种差别导致两类金融机构在融资成本上有所不同，我们着重分析在其他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差别给两类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陈述如下结论｡
命题1：兼具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比只具有机构信用的商业性金融倾向于向经济中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证明：为便于说明，在证明中我们统称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为银行｡同时，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银行仅向一家企业提供贷款，该企业只有一个项目，此时，银行的收益函数为
其中，i=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x表示借款企业的价值，是一个随机变量，函数f(x)表示企业资产价值的分布密度，x，x分别表示企业资产价值的上限和下限，K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额，r表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利息按照复利计算｡由于银行收益函数的一阶导数满足
可知，随着银行提供的贷款量的增加，银行收益增加，但增加的速率在下降｡
我们忽略开发性金融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利商业性金融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在方式上的差别，仅考虑筹资的利息成本，那么，银行成本函数为
其中，ri，i=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利商业性金融的融资成本｡由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而商业性金融只具有机构信用，所以，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成本比商业性金融低，即r1
由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可知，银行的利润函数为
求解该问题，一阶条件为
根据隐函数定理，对一阶条件的两边关于ri求导数，可得
这表明，融资成本越高，银行的最优贷款额越小｡由于开发性金融融资成本比一般商业性金融低，所以，开发性金融的最优贷款额比商业性金融大｡这说明，在相同条件下，开发性金融利用成本优势向经济提供了更多的信贷｡命题得证｡
命题说明，面对同样的贷款条件，开发性金融由于具有国家信用，倾向于比商业性金融提供更多的信贷｡当市场经济中存在处于融资困境的企业或项目时，或者说，当商业性金融不愿意提供资金时，开发性金融利用国家信用的优势愿意提供了信贷支持，缓解了融资瓶颈｡
(二)社会效应
开发性金融具有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双重目标，并不单单追求市场业绩和利润最大化｡所以，如果贷款项目存在外部效应，开发性金融在提供贷款时就会对项目的外部效应进行考察，做出与商业性金融不同的决策｡我们首先陈述如下命题｡
命题2：考虑外部效应的开发性金融比不考虑外部效应的商业性金融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项目倾向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项目倾向于提供较少的资金支持｡
证明：假设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仅对两个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两个企业中，一个企业仅投资于正外部效应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另一个企业仅投资于没有外部效应的一个项目｡开发性金融既追求市场业绩又考虑社会效应，所以，其目标函数中既包含利润函数，又包含外部效应函数｡商业性金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故其目标函数中仅包含利润函数｡两种类型的银行在两个项目上的总收益函数都是
其中，Kl，l=1，2表示银行在企业一和企业二的资金投入，f(x)，h(x)分别表示两个企业资产价值的分布密度｡
银行总收益函数满足
假设项目二产生的外部效应为正，正外部效应函数为E(K)，满足E(K)>0，E＇(K)>0，E″(K)0｡同时，为集中考虑目标的不同对银行决策的影响，我们假定两类银行在其他方面均相同，当然，融资成本也相同，即每筹集一单位资金都需要支付在厅时间后要支付本息｡成本函数为
C(K1，K2)=(K1+K2)
两类银行部自主选择对两个企业的贷款量，以使自己的目标函数实现最大化｡下面我们分析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问题｡
①开发性金融
令K11，K12表示开发性金融分别对企业一和企业二的贷款，则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为，
Π1(K11，K12)=B(K11，K12)+E(K12)-C(K11，K12)
在无法确切知道外部效应函数的二阶导数符号的情况下，我们对此进行讨论｡如果E″(K)
可得
K11=K11，K12，=K12
其中，K11，K12分别表示开发性金融对两类企业的最优贷款量｡
如果E″(K)>0，也就是说，E(K)是凸函数，那么，开发性金融的最大化问题不存在最优解｡然而此时，随着对存在正外部效应的项目贷款量的增加，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值越来越大｡
②商业性金融
令K11，K12，表示开发性金融分别对企业和企业二的贷款，则由于商业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不包含项目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可知其目标函数为：
Π2(K21，K22)=B(K21，K22)-C(K21，K22)
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可得
K21=K21，K22，=K22
对比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可以看出，如果外部效应函数为凹函数，则
K11=K11，K12，=K12
即开发性金融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如果外部效应函数是凸函数，开发性金融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项目上的贷款也比商业性金融多｡所以，我们得出，在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都追求目标最大化的情况下，前者在正外部效应比较大的项日上投入了比较多的资金，解决了由外部效应所引起的市场失灵｡
如果项目存在负外部效应，那么，外部效应函数E(K)，满足E(K)
命题说明，开发性金融在主动提供信贷时，考虑到了项目带来的外部效应，如果外部效应为正，开发性金融机构将会大力支持，否则，开发性金融将不会或很少提供货款｡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缺陷，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更好的发展｡
此外，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利福和经济学理论，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只能实现经济效率而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特定赋权的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要体现政府意志，即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尽量促进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在开发性金融的目标函数中还包含有社会公平的内容｡如果一个项目所能实现的利润比较少，但却能够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那么，开发性金融由于考虑项目所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将会对该项目提供较多的贷款｡我们把上面分析中的外部效应函数改为社会效应函数，那么上面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在对待社会公平时的信贷决策｡结论与上面的分析类似，即开发性金融将在促进社会公平的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在有悖社会公平的项目上投入较少资金｡
(三)开发性金融债券
商业性金融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而存款的期限由金融机构外部因素决定｡所以，考虑到风险因素，商业性金融在提供资金时不得不有所选择，以降低金融风险｡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债券的期限由开发性金融机构自主决定，所以，其在选择信贷资产时，存在明显的优势｡我们先陈述如下命题｡
命题3：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的开发性金融比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的商业性金融在应对长期信贷时更有优势｡
证明：为防范风险，银行都要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所以，我们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来证明这个结论｡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都通过久期匹配来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久期是一种对到期日进行价值与时间加权的度量法，考虑了所有盈利资产现金流入和所有与负债相关现金流出的时间安排｡久期缺定义为资产组合久期与负债组合久期的差｡久期缺为：
久期缺=银行资产组合加权久期-银行负债组合加权久期
如果久期缺为正，那么，任何利率的相同变化都会使银行负债价值的变化小于银行资产价值的变化｡如果银行存在久期负缺，则任何利率的相同变化都会造成负债价值变化比资产价值变化大｡利率对久期缺和银行净值的影响如表1所示｡
商业性金融主要通过吸收存款获得资金，并且期限较短的存款比例比较大｡所以，如果商业性金融持有较多的长期信贷资产，那么，根据久期匹配的管理策略，商业性金融机构将拥有正久期缺｡此时，如果利率发生变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净值将会波动剧烈，从而遭受较大的利率风险｡所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久期匹配规则下，一般不愿意持有风险较大的长期信贷资产｡
相反，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获得资金，债券的期限可以自主确定｡如果开发性金融持有了较多的长期信贷资产，那么只要其发行长期债券就可以缩小久期缺，使久期得以匹配｡于是，在久期匹配规则下，开发性金融能够承受风险较大的长期信贷资产｡
所以，在防范风险的谨慎原则下，开发性金融比商业性金融更倾向于提供长期信贷资产｡命题得证｡
命题说明，开发性金融利用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的融资优势愿意提供期限较长的贷款｡在现实中，很多企业或项目都需要期限较长的信贷，而商业性金融由于担心风险太大而不愿意对此提供信贷，这导致了融资困境的产生｡此时，开发性金融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对需要长期信贷资金支持的企业提供信贷，较好的满足了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弥补了商业性金融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本文从开发性金融具有国家信用，以市场业绩和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为目标和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三方面展开了论述，通过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较，说明了开发性金融为什么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同时，这为开发性金融的存在奠走了基础｡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对比，说明了开发性金融具有的独特优势，得出了开发性金融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总体结论｡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兼具国家信用和机构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比只具有机构信用的商业性金融倾向于向经济中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第二，考虑外部效应的开发性金融比不考虑外部效应的商业性金融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倾向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倾向于提供较少的资金支持｡
第三，通过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筹集资金的开发性金融比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的商业性金融在应对长期信贷时更有优势｡
根据文章的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国家信用优势，用比较低廉的融资成本获取融资优势｡
第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时要考虑提供资金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如果存在正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应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否则，就不应该投入太多资金｡
第三，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发行开发性金融债券的优势，通过灵活发行各种期限的债券，对发放长期信贷资产引起的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彼得S.罗斯著，刘园译，《商业银行管理》，第五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经典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债券市场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现代化人才需求的特点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特点介绍，具体阐述了改革现代金融学教育，适应培养现代的金融管理人才。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21世纪的人才需求标准是懂得现代科技的金融人才或懂得现代金融的科技人才。换句话说，21世纪的人才需求是现代金融和现代科技高度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现代金融学教育在培养适应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要求的金融人才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
一 经济发展呼唤金融人才和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现代金融已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金融经济。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老百姓个人的投资理财和创业，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事实证明，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是金融业发展较快和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地区。美国、英国、日本等莫不如此，我国的上海、深、江浙等地也是这样。经济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越发达，金融业就越发展；金融业越发展，经济发展越快。与此同时，金融业越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就越迫切也越大。“金融业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最广与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创新动力的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市场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健全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大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以满足各层次、多样化的金融人才需求。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全社会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总体上来说，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面向社会大众的金融学知识的普及型教育(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关专家学者在东北农村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运用农产品期货交易来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够看到遍及全国各地的形式多样的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讲座或短训班，内容包括股票投资、艺术品投资、国债买卖、黄金买卖、外汇交易、房地产交易、保险业务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在校大中专学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学知识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际金融运行风险增加，通过系统扎实的学院式教育，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全球一致的业务规范和取向统一的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当务之急。
二 现代金融学教育应体现人才需求特点，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和内容
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金融人才的复合型特点，二是金融人才的国际化特点。复合型是指金融人才既要懂得金融又要懂得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和高等数学等；既要懂得营销又要懂得管理；既要懂得法律又要有较高的政策解读能力。国际化是指金融人才首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要具备较强的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其次要熟知不同的金融文化背景，还要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此，学院式教育在专业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应突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技术等；第二部分是营销心理和营销行为学、不同金融文化比较研究等；第三部分是专业课程。 转贴于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已很难截然分开，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也日益混合。以央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操作和协调、金融监管及立法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金融，直接作用和影响于以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与管理为核心的微观金融。所以，各高校在自己的经济学或管理学方向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可以结合实际有所取合，有所偏重。比如要么以宏观金融为主，要么以微观金融为主；甚至还可以在宏观、微观金融中突出某一部分的内容，比如在国际贸易专业中可突出国际金融及外汇交易、国际信贷与国际结算的内容等。而在金融学专业中则可以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既是必然又是常态。它涉及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等。而就金融机构而言，又涉及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等。因此，在现代金融学教育中应及时补充进去这方面内容。
三 现代金融学教育应适应人才需求和培养目标，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教育形式
现代金融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和学科，金融人才又是具备复合型和国际化特点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上更应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讨论式、案例式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随着软件设计与开发技术的发展，有许多模拟现实金融活动的软件被开发出来，比如国际贸易流程软件、股票交易流程软件、外汇交易流程软件、黄金及艺术品投资软件等。有条件的学校不妨可以更多地利用软件模拟教学去增强学生的分析、应用和操作能力。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方法值得尝试，那就是通过聘请在实际金融部门和领域的从业者和管理者开展讲座的形式，去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金融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参考文献
[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2年金融年度报告[R]，2002
【关键词】金融效率；经济增长；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在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随着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金融因素成为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强大力量，只有金融与经济高度融合，才能保证地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而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借鉴已有成果，对河北省1996～2011年间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GDP目前仍最能反映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用其增长率RGDP衡量经济增长。用金融增长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戈德提出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某一时点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常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GDP。麦金农用货币存量M2/GDP衡量货币化程度。受数据限制，此处用存贷款衡量金融资产。即：FIR=（D+L）/GDP，其中D、L分别代表存款和贷款总额。数据来自《河北经济年鉴》及《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用eviews处理。（2）数据分析。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为减少或消除潜在异方差，故对RGDP和FIR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作LNRGDP和LNFIR。一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平稳性。原假设是存在单位根，即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序列的滞后阶数用SIC准则确定，SIC值越小越好。由表1知，原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p值均大于0.05，说明原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二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故经二阶差分后达到平稳，即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过程，记为I（2）。因此可用二阶差分序列作长期协整分析。
二是协整检验。非平稳序列可能出现伪回归，协整检验看其伪回归否。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先是最小二乘法对变量协整回归，再对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平稳，则存在协整关系。序列d2lnrgdp和d2lnfir都是二阶单整，满足EG的统计要求。用OLS做出协整回归方程：dzlnrgdp=0.0212+
4.2245dzlnfir（0.135866）（1.439028）对估计方程残差作ADF检验，p值为0.0011，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d2lnrgdp和d2lnfir是（2，2）阶协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表明：FIR与RGDP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IR系数4.2245表示FIR对RGDP有正向影响关系，即金融效率的提高可以对经济增速产生带动作用。FIR每提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就增加4.2245个百分点。三是格兰杰因果检验。两个经济变量X、Y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为：若X有助于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X是引致Y的格兰杰原因。d2lnrgdp和d2lnfir存在协整关系，便可进行该检验。eviews处理结果如表2，在5%显著水平下，FIR是RGDP的格兰杰成因，即在长期内FIR的增长是导致GDP增长率的原因。但GDP增长率不是FIR的格兰杰成因，两个序列的格兰杰成因是单向的。
二、结论
一是河北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是长期内河北金融效率的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但长期内经济增长不是金融效率提高的原因。未来河北有必要开发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业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提高金融效率，发挥其带动作用，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参 考 文 献
[1]辛念军.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一、美国退出QE3对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一）全球金融市场及经济发展将逐步步入一个新的长周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热钱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大规模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及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承受了巨大的通胀压力及本币升值压力。并且在美国的几次量化宽松政策间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及汇率市场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波动，对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输出国，以及印度等资源进口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而美国逐步退出QE3所带来的波动冲击将明显不亚于上述各阶段，黄金、铂、铜、铝和原油的价格，已经从2011年的高点分别下降了36%、31%、33%、36%和19%，200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时代行将结束。美国退出QE3也将使全球由流动性过剩进入到流动性不足阶段，长期利率的上升似乎已成必然。
而美联储释放出将探索逐步缩小量化宽松规模的信息，则标志着全球金融市场及经济发展将会逐步步入一个新的长周期；即逐步告别低利率、宽货币、高通胀、低成长的经济发展周期，转而渐渐进入到利率逐步提高、紧货币、低通胀、为下一个高成长打基础的过渡性经济发展周期。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由5月上旬的1.6%，迅速上升至了6月21日的2.54%，对日本等其它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升息压力，日本的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至0.85%，西班牙和意大利的10年期国债利率重回今年2月的较高水平。债券价格的大幅下滑，将对大量持有债券的各大商业银行的收益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日本等以国债收益为银行主要盈利点的国家。
（二）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资金外流、股市下挫及货币贬值等新的波动压力
在美联储主席伯南特6月19日提及美国将探索逐步缩小量化宽松规模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兑美元汇率普遍贬值，一周之内，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贬值4.7%，俄罗斯卢布贬值1.8%，印度卢比贬值1.7%。全球股市急剧下滑，国际热钱大量流出高风险高回报的新兴市场，人们似乎重新看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子。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元储备方面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金融和经济领域产生较大波动似乎难以避免，新兴市场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恐将结束。因此，如何及时调整政策，应对美国退出QE3后的新的全球金融及经济形势则更为重要。
三井住友银行就东盟国家对国际资金大规模流出进行了耐性测算，结果显示：虽然目前印尼和泰国的海外信贷规模均为2005年的3倍左右，但短期信贷对海外资金的依存度相对较低，泰国海外信贷占名义GDP的比重，已由亚洲金融危机前的50%左右（其中90%左右为外币信贷），下降至目前的不足30%（外币信贷不足50%），而印尼的占比只有10%，尽管仍以外币信贷为主。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和印尼一直持续贸易顺差状态，其外汇储备分别为1年期信贷的9倍和2倍，具备了一定的抗压能力。但是，泰国和印尼的本币国债市场海外持有比例却上升明显，由2005年的2%，分别上升至目前的18%和33%；10年期国债利率也比1月份分别提高了0.5%和2%，在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信用等级被下调等问题，仍存在引发连锁反应的风险。
二、美国退出QE3对日本的潜在影响
（一）安倍经济学正处于实施的关键阶段，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安倍经济学的3支箭已全部射出，美联储的政策转变则为经济尚未复苏的日本与欧盟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尽管美国在逐步退出QE3的过程中，也会尽力维持相对较低的长期利率水平，但日本继续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将面临资金净流出、日元过度走低、国债评级被下调，以及长期利率明显上升等巨大风险，即使其能够如期实现2%的通胀目标，2%的长期利率意味着实际利率为零，对房地产信贷及国债等市场，以及政府负债的负面冲击也难以避免。总之，美国逐步退出QE3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对日本和欧盟国家经济复苏政策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更考验着这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应变能力。
（二）长期利率上升压力是对安倍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考验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安倍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预见到长期利率上升，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一直认为只要货币政策足够宽松，就能够保持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但在日本股市上升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调整之时，长期利率就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在美国提出将逐步退出QE3的情况下，日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将面临更大的上升压力。在长期利率走高的压力下，日本房贷利率已连续3个月上涨，主要商业银行7月份10年固定利率型最优惠房贷利率环比提高0.05%—0.1%，年利为1.65%—1.7%，是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年轻的购房群体的还贷压力会逐步加大。
受长期利率走高影响最大的将是日本的银行业和政府财政。以2013年一季度5大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内债券计算，长期利率提高1%，则会带来3万亿日元的损失，如果不能通过经济复苏的贷款增长得到弥补的话，日本的银行系统将受到较大的冲击，特别是相关地方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在《中长期财政再建计划》框架大纲中，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总体方针，但这是以年均实质GDP增长率达到2%（名义GDP增长率达3%），长期利率稳定在1%以下的低水平为前提条件的。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的测算，在名义GDP增长1%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将长期利率的上升控制在0.5%以下，则政府债务等相关利息的支出就会超过税收，降低财政赤字就无从谈起，对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而言，将长期利率控制在1%以下的稳定水平是最大挑战。如果日本银行不及时缩减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的话，将面临长期利率急升与日元过度贬值等巨大风险。
（三）日元贬值的形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受全球整体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美联储计划逐步退出QE3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进入5月份之后，日元贬值的形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去年11月份以来，安倍经济学的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均出现大幅贬值。在5月23日日元兑美元汇率出现反弹后，因日美利差预期加大带动日元兑美元重新进入贬值通道，但美元兑各主要货币的普遍升值，使得日元的贬值形式转为主要针对美元贬值。在韩国央行宣布降息后，韩元兑美元的贬值速度已超过日元，使得5月份以来日元兑韩元呈升值趋势。毋庸置疑，日元这种贬值趋势的变化将继续使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产品竞争力得以增强，但美元相对于全球其它主要货币的升值也会增强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日本超级量化宽松推动出口的基本外部条件将不复存在。
（四）结构调整仍为成败的关键，但在新的外部环境下难度上升
虽然日本经济界对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看法呈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但对安倍3支箭的评价结果却相对一致。其普遍认为最为成功的是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最不成功的则是财政重建，对新成长战略的批评声音也很多，但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成长战略对安倍经济学的意义比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更为重要。在美国可能逐步退出QE3的情况下，强调成长战略更具现实可行性，但在弱化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前提下，成长战略的实施难度将会明显加大。日本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安倍经济学要想取得明显的成效，最少也得2—3年的时间，在全球经济新的外部环境影响下，日本经济能否保持住目前景气恢复的势头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启示与建议
（一）抓住美国退出QE3之前的短暂时机，加快结构调整及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美国经济的复苏加快及我国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已经使部分国内外学者担忧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会被重新拉大，这将对我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只要出现了相应的苗头，美国的重返亚洲及对我国遏制战略很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我国将在国际政治环境、外交、军事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全方位的压力。抓住美国全面退出QE3之前的短暂时机，下最大的决心，加快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为未来发展争取主动权。
（二）全面推广房产税，逐步缓解房地产泡沫与地方债两大风险
国内部分学者对美国唱衰我国经济的反应似有过度，美国学者是基于其逐步退出QE3，全球整体金融形势将发生变化后的风险防范提出这样的观点。其不仅对我国以不良资产剥离与中央财政注入等方式有效解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地方债问题有足够的了解，更对近年来我国地方债的无限制扩张，以及与房地产泡沫的联动风险有较高的警惕，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以普通工薪阶层负担不起而拒绝推出房产税则更令海外投资者所担忧（日本房地产泡沫顶峰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房价也没达到工薪阶层负担不起房产税的程度）。
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任职亚行行长期间，曾多次提醒我国应注意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指出我国未来如果出现大的金融动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是主要导火索，其在数年前就一直建议我国采取紧缩信贷政策，并建议日本采取超级量宽措施。鉴于在美国逐步退出QE3后，我国支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信贷泡沫的外部环境将完全失去，为防止发生连锁性风险，及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动荡，我国必须抓紧目前的短暂时期，力争将房地产和信贷泡沫缩小到市场未来可以承受的程度。
（三）密切关注美国政策走向，加强与东盟等国在应对方面的协调合作
【关键词】 非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 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以美联储（FED）、日本银行（BOJ）、英格兰银行（BOE）和欧洲央行（ECB）等尤为典型。从实践效果来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Bernanke，Reinhart和Sack，2004；Chung等，2011；Bernake，2012）。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效果的显现，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于上述几个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如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澳洲联储、韩国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印度储备银行、台湾中央银行等。由于世界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2012年9月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推出了新的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表明全球将进入新的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环境。截止目前，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自危机以来四大央行的此类政策效果如何，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综述，为丰富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二、四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研究
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综述前，本文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定义如下：在常规货币政策失效的前提下，财政政策达不到调控效果时，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进而来调整经济流动性或金融结构的调控政策。
可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划分为直接量化宽松（购买长期政府债券）、直接信贷宽松（购买商业票据、企业债券和资产抵押债券等）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银行以抵押品向央行借入资金，然后用该资金购买债券或借款给特定对象）。前两类是直接将债券所有权转给央行；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在借款到期后央行将债券或抵押品返还给银行，银行以约定的利率将资金本息还给央行。因此，对于央行来说，前者风险较大，因为央行直接持有债券直至到期或者转售，而后者借款到期后银行必须将资金还给央行。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展开的。而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研究较少，一是以新凯恩斯主义为阵营的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纳入到DSGE模型中展开的（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Curdia and Woodford，2010；Gertler和Karadi，2011），其主要观点是：在金融危机中，即使名义利率没有达到零边界，采取信贷措施也可获得净收益，而在名义利率零边界时这种收益更大；二是从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视角来展开（Williamson，S.，2012（a），（b）），其认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另外，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最早源自日本央行，对其实证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主要运用以下方法针对三类不同的非常规政策进行有效性评价：一是事件研究；二是泰勒模型；三是以VAR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模型（Honda et al.，2007；Oda and Ueda，2007；Chen et al.，2012）。Morgan（2010）分别分析了承诺效应、量化宽松和承诺效应的作用和效果，结果表明承诺效应只对短期利率有效，而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效应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信贷宽松（其他资产购买）则似乎对缓解市场压力较为有效。
Cecioni等（2012）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所实施的具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总结，整体结果表明非常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并且对经济的效应较大；Curdia and Woodford（2011）认为央行直接借贷给私有企业的信贷宽松（CE）才会影响需求和产出。而QE（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则无效，原因在于某时期政府购买债券作为应付款项支付的保险利率相当于对央行对银行储备支付的利率，因此储备和政府债券变成完全替代品，QE只是用政府债券交换了储备（货币），相当于什么也没做。Christensen and Rudebusch （2012）得出美联储的QE通过信号传导渠道起作用，而英国的QE则主要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起作用。Chenetal.（2012）运用DSGE模型分析得出美联储的QE2使GDP增加0.4%，并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D’Amicoetal.（2012）得出美国QE1影响要大于QE2；Hamilton and Wu（2012）认为美联储的QE1显著地降低了中长期利率；Kapetanioset al.（2012）运用反事研究结果表明英格兰银行购买金边债券对实际GDP的最大影响为1.5%，而对年通胀率的最大影响是1.25个百分点；Bridges and Thomas（2012）对英国QE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Lenzaet al.（2010）运用Bayesian VAR分析了欧洲央行的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政策的影响，其降低了息差，并且对利率和贷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对提振经济增长和通胀有滞后效应；Giannone et al.（2012）对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措施研究表明：对银行借贷产生的效果高于预期，并且得出其提高了工业生产总值2%，降低失业率0.6个百分点。
Lam（2011）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明其对降低债券收益率和提高股票价格有显著影响，但对通胀预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UEDA（2012）对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其并没有使日元贬值和阻止通货紧缩，但对资产市场产生了预期的影响。1999—2010年期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25%，QE并没有提振其经济，原因在于日本在实施QE期间受到了诸多的负面冲击：如日本经济泡沫、美国的IT泡沫和2008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大地震和欧债危机，此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得当。
三、结论及展望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维护了本国的金融稳定，但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通胀的影响未达成一致的观点。
由于理论和实践障碍，因此对不同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评价比较复杂。不同工具的主要目标差异较大：信贷工具（直接信贷宽松和间接信贷宽松）目标通常是恢复某一个特定失灵的市场，而大规模资产购买工具（直接量化宽松）目标则是降低利率，提高资产价格并进而促进实体经济。衡量不同工具的有效性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同时采取了不同的工具。鉴于危机的性质，许多国家央行和财政部门同时宣布和采取了各种工具。比如，很难估计出资产购买对利率的影响，因为利率可能会同时受到其他国家央行利率、宏观经济发展（包括政府赤字和债务的激增、最近经济体的发展和对增长的前景预期）、通货膨胀预期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影响。因此，检验资产购买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同期性问题很复杂，经济活动指标的会滞后并且通常会调整也增加了其复杂性。
二是政策时滞问题。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变量时滞（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都要滞后）会使评价变得复杂，以危机期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增加信心，此类政策工具可能会通过预期传导渠道产生立即的影响，此外也受常规的传导渠道影响。
三是溢出问题。尽管此类政策工具涉及主要是缓解特定的威胁，但是通过国际市场会产生更为广泛的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大规模购买MBS不仅能改善抵押市场的状况，而且也能通过风险变化来影响其他债券的价格，这会引起私有部门资产组合再分配，从而增加对其他资产的需求。同样，一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也有溢出效应（CHENG等，2011）。
四是宏观金融和宏观经济环境。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宏观金融和经济环境影响。比如，在危机时期特别有效的政策（由于其降低了不确定性和增加了信心）不一定在正常时期有效，类似地通过降低借代成本来刺激需求和生产的非常规政策可能在信贷非常紧缩时期是无效的。这种非线性特征也增加了评价此类政策的难度。
由于上述因素使得评价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变得更为复杂，本文的数据分析和众多学者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此外，Williamson（2012（a））以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视角（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即直接信贷宽松，美国的QE3是典型的代表）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迄今为止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效果还未形成共识，因此其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尽管如此，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央行来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调控方式，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添加到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持续稳定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 Cecioni，M.，Ferreo，G and Secchi，A.：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Theory and in Pratice[R].Bank of Italy Occassional Paper No.102，2012.
[2] Chen，H.，Crurdia，V.and Ferrero，A.：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3] Christensen，J.H.E. and Rudebusch，G.D.：The response of government yields to central bank purchases of long-term bond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4] Curdia，V.and Woodford，M.：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
[5] D’Amico，S.，English，W.，Lopez-Salido，J.D. and Nelson， E.：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rationale and effects[J].Economic Journal ，2012，122（564）.
[6] Gertler，M and P Karadi：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vol58（1）.
[7] Kapetanios，G.，Mumtaz，H.，Stevens，I. and Theodoridis，K.：Assessing the economy-wid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J].E 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没有任何关联，但是1934年，Schumpeter发现：完善的银行系统激发创新项目的出现，通过充足的资金投入，确保顺利实施创新项目，并且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Patrick在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时，把反馈关系分成：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供给引导型以及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被动需求的需求追随型。
理论界在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因果反馈时：部分人认为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和刺激，经济增长是由于价格变量的作用，提倡金融自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金融发展是由于其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的结果，分析结构变化就是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也是由于金融结构变化。
2、关于实证方面的研究
Goldsmith根据各国的实际数据研究显示：金融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King和Levine发现：增长的生产力以及积累的资源都与金融深化程度有关；Demetriades和Hussein根据16个国家数据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存在相互因果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原有相互关系的研究理论，站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角度，研究分析金融和经济指标，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呈现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指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研究的金融运行规律和机理的理论，这种理论在不断完善经济增长理论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它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的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水平之间的有关因果反馈关系，探究怎样构建金融体系和政策组合的科学合理规划以及金融资源的比较合适的优化配置，让经济飞速增长，促进金融系统发展，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
经济增长指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连续提高的人均产出水平。经济增长常常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制度变迁、技术的进步、资本积累都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对于这几点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研究。
（四）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综合性评价
根据各国的理论研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可归纳为：
第一，金融活动在进行的同时，经济也在不断地运行，两者相伴而行。第二，要想金融效率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需要让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第三，完善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要想让金融体系良好的发展运行，离不开高校运作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支持。第四，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连，普遍存在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的增长程度呈正相关的现象。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相作用机制研究
（一）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不仅经济增长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设计的相关金融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受不断提高的金融的交换功能的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依靠不断提高的金融储蓄率；监督公司在运营中的金融状况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市场在不断增强获得金融信息的潜能，达到经济的优化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受作用于流动性较高且经过市场风险分散的金融体系。
（二）经济增长拉动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需求跟随
经济增长为了消极满足金融业对服务的需求，产生了“需求跟随”。
金融部门在经济不断增长中得到发展。由于不断扩大的市场必须降低风险，让交易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我们对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就更高。同样，金融的功能就是向经济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转入增长率较低的罕见的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优化资源，以致需要的金融服务受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体系以经济水平为发展保障，经济增长又被完善的金融体系所支持。另外，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高的费用，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造成了金融服务很少被人们所需要，导致金融体系的不到发展和完善，也会阻碍优化我们的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最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有很大阻碍。
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金融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欧阳强,宋德勇.2005.先进的循环经济文化模式构建分析.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贡献。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强盛、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打造强大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大的国家。我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有几十种产品的出口占到全世界出口总量的70%以上。有经济学家感叹，如果离开了中国制造，国际商品市场的工业品价格可能翻一番。未来，制造业仍将是我国最具竞争力和最具国际化的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二、国际制造业发展新趋势。虽然，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服务业可能逐渐替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从整体上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强国，主要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比如，美国虽然淘汰了一些传统制造业，但资源却不断向新的制造业聚集，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虽然将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国外，但其核心部件生产和新产品开发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内。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更是将争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美国制定了《美国创新战略》，提出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了《欧盟：2020战略》，提出实现就业、研发、气候变化、教育和减贫五大目标。韩国推出了《创造型经济战略》，提出从追赶型经济增长向领先型经济增长转变。
三、中国制造面临新挑战。从国际环境看：全球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调整。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谋划布局，踊跃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准备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未来我国制造业可能面临主要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双向挤压”。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同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等问题，在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四、用金融支持中国制造。用金融改革支持中国制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制造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一是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和企业支持力度。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用金融创新支持中国制造。发挥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结合，用金融创新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壮大创业投资规模，支持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企业发展。二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三是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四是发展绿色金融，通过正向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通过限制性金融政策，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资金投入。用金融开放支持中国制造。打破以产品输出为主的传统贸易模式，建立产品、技术和资本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基础上，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2013年全球经济仍然在希望与不确定性两极之间徘徊。虽然多个经济体出现复苏势头，特别是一些发达经济体，但全球经济还没有被再次启动，并且很可能仍然动力不足，2015年也是如此。
IMF最新预测称全球GDP增长率为3.6%，在2014年，这是不错的数字，但仍低于4%左右的增长潜力。换句话说，世界上仍然可以产生相当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不会加剧通胀压力。这意味着，IMF的成员国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经济体，都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一个强大和持久的全球性经济复苏需要政策制定者在各方面提前做准备，例如财政，结构和预算。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包括G20、IMF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深度合作。事实上，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才能克服全球危机的持续影响。
可以确定，在过去的五年里，通过全球决策者的努力，已经躲过了最糟糕的情况（第二次大萧条）。各国央行坚持低利率的决心，对金融体系的支持，加上财政刺激，这些举措让全球避免了再一次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实施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例如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创造的空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核心挑战是全球前景如何。尽管他们近期表现良好，但是也不能忽略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的风险。当强劲的增长成为常态时，央行应该回归传统货币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现在美国的内需正在恢复活力，然而，更艰难的挑战还在后面。例如，贯彻预算协议，结束财政上的政治争辩非常重要。政策方向更明确能帮助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一定水平，也将带动全球经济。
在日本，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安倍经济学”已带动了经济复苏，这是很好的现象。现在日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达成中期财政调整目标和实施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调整产品和服务市场，促进女性就业等。改革的目的是为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最终摆脱通缩。
欧元区终于出现复苏迹象，但各国复苏情况不均衡。虽然许多国家都做得很好，但需求疲弱。青年失业率高企依然是严重问题。欧洲的不确定性之一是其银行的健康状况。即将实施的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审查可以帮助恢复信心并推动金融一体化，但前提必须是实施状况良好。欧洲同样需要刺激需求，强化金融和财政体系结构，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新兴市场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是经济复苏的先锋。新兴经济体加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占具全球GDP增长的四分之三。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出现增长放缓的势头，为了应对需求放缓，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金融风险，尤其是资产泡沫和债务增加。新兴经济体应该加强金融监管，更高效地管理信贷周期和资本流动。
在过去五年中，低收入国家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他们在危机面前证明了自身的弹性。非洲年产出在2013年上涨了约5%，经济增长也十分强劲。现在是通过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人民收入来稳固这些成果的时刻。随着新兴市场的需求减弱，即使低收入国家继续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也应该同时加强其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