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6 11:3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制度化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本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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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筑业，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
在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是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企业是否拥有别人所无法模仿的、具有独创性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并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而作为知识和技能“承载者”的人力资源则代表了企业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总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和核心。建筑企业间的竞争也离不开人力资源的竞争，因此，作为建筑业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相关概念
人力资源开发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控制、激励、调整人的能力并将其整合到组织中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其潜能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可以说人力资源开发包含2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对人力资源充分发掘与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是指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发展。建筑业人力资源可以定义为从事建筑业生产活动的所有人员所蕴含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3个部分：处在劳动年龄的依法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人员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超过劳动年龄没有退休或已经退休但仍在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人员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将来拟从事建筑业生产活动的人员所具有的劳动能力。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可以把建筑业人力资源划分为2大类：（1）现实人力资源。处在劳动年龄的依法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人员，即现在在职的从业人员。（2）潜在人力资源。将来拟从事建筑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主要包括正在各级各类建筑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和想报考建筑类学校，将来有志并能从事建筑业工作的人员，以及将来想进入建筑业工作的其他人员，主要指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
2. 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1 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肩负着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住宅、生产性建筑、公共建筑、道路、铁路、桥梁、水利、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大，从1978年的3.8%逐渐增长到2004年的7.0%（见表1）。
表1 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年 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比重/%
3.8
4.3
4.6
4.6
6.5
6.6
6.6
6.7
7.0
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5）。
但是，在建筑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工程质量低劣、市场缺乏规范、生产方式粗放、技术水平不高等诸多问题。除了有体制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业人员素质太低。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从事建筑工程中最基层的技术工作，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指导，使得建筑工程质量不高，甚至建筑安全和工程质量事故频繁发生，“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论文开题报告。因此，迅速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已成燃眉之急，而研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的办法和对策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2.1 缺乏对人力资源开发重要性的战略认识
对建筑业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骨干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施工队伍技术工人大量流失，大量使用农民工，建筑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偏低的问题，长期缺乏有力的对策和根本性措施，对教育培训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行业现象”，是一种行业发展的误区，不从提高人的素质的视角来研究整个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将很难以现代化的姿态去肩负21世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2.2.2 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远未建立
依法治教、依规兴教的观念在行业主管部门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缺乏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制度和规范，在行业发展的许多法规、条例中，没有从业人员的资格要求，没有培训和教育标准的要求。因此，建设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建设教育的发展，缺乏法规的推动，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就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
2.2.3 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和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尚待建立
教育培训尚未形成体系，不能适应行业发展需要，更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展要求。针对潜在人力资源开发的学历教育体系和针对现实人力资源开发的培训体系不相匹配，重视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忽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普通建筑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与毕业生规模呈倒金字塔型结构，不适应建筑业用人结构要求。在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培训和农民工培训等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缺乏必要与合理的衔接沟通，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要和不同类型从业者对教育的多种需求。现行的学制系统尚未形成面向社会自动调节的机制，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结构还未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岗位的变化以及职业岗位上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变化自动调整。
2.2.4 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
经营者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不够。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费用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而培训开发经费的来源只能由培训开发机构自行解决。造成了培训开发的成本部分转嫁于受培训的员工或其企业，形成一定的负面效应。致使培训开发的范围、内容、深度受到制约，培训开发效果不能达到期望的高度。
2.2.5 缺乏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
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中，打破了传统的用人方式，初步做到了打破级别界限，建立岗位管理新模式；打破身份界限。建立企业员工新概念；打破分配界限，建立易岗易薪新方式。尽快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但部分企业在此方面的工作有些滞后，还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学历资历、轻能力水平的现象。合理的人才选拔体系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阻碍着人才的脱颖而出，影响了高素质人才聪明才智的有效发挥。
3. 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不论是已知或未知的人力资源，其主要通过培训、职业生涯开发及组织开发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建筑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主要有培训、教育、就业与使用、学习、规划、配置等。
3.1 建筑企业员工培训
员工培训是指在将组织发展目标和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员工从事学习和训练，增长员工的知识水平，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使员工的个人素质与工作需求相匹配，使员工能胜任目前所承担的或将要承担的工作与任务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建筑业人力结构应是以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管理层和以技艺密集型为基础的操作层双层主体结构。因此，建筑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分为管理人员培训、工人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
建筑企业领导及主管教育培训的职能部门要按照“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通力协作”的原则，长期坚持、认真做好培训工作，做到思想、计划、组织、措施全部落实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使企业的职工培训制度化、正规化。
通过培训，使员工具备三大素质四大能力，三大素质包括以下素质：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协作能力是建筑业人力资源的第一素质，是核心素质；专业知识、技术、业务能力和创新精神是第二素质；文化素养、人文知识和环境意识构成第三素质。四大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专业能力是指由于从业人员是从事建筑业专业（或职业）工作的，因此必须具备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方法能力是指21世纪是“学习型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从业人员应具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社会能力包括协作能力、交际能力以及能够采纳不同意见的宽容能力等。信息处理能力是指每一个员工（包括工人）都必须有计算机应用和信息处理能力。这四个方面的能力构成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只有具备这四个方面的能力，才能算作一个符合21世纪需要的合格的建筑业人才。
3.2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优化，即配置的各种资源必须必须根据施工生产的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二是总量投入的优化，即在结构合理的情况下，总量按需投入。因此，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应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进行论文开题报告。具体包括项目经理部人员的优化配置和劳务人员的优化配置。
项目经理部人员在项目施工现场的人力资源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分为项目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是完成施工任务的最高责任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是项目施工过程中责、权、利的主体，在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项目经理必须由公司总经理来聘任，以使其成为公司法人代表在工程项目上的全权委托人。
劳动力的配置应根据承包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和工种需要数量进行。项目经理部根据计划与劳务合同，接收到劳务分包企业派遣的施工人员后，应根据工程的需要，或保持原建制不变，或重新进行组合，组合的形式有3种，即专业班组、混合班组或大包队。
另外，还要建设项目管理高效团队，加强对项目管理高效团队的激励。项目管理团队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将项目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创造出一种开放、自信、团结、协作的气氛，使项目成员有统一感，强烈希望为实现项目目标做出贡献。作为项目管理的主体，项目团队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项目的最终实施效果。在工程项目管理中，项目团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项目团队进行有效的激励意义重大。为了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考虑到工程项目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将满足激励和目标激励引入工程项目的团队管理中。
3.3 建筑企业员工学习教育
持续学习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构造学习型社会，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学习能力，构建终身化学习体系将是适应学习型社会的唯一办法。
终身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就业过程中的继续教育。把终身教育放在建筑业里来考虑，就是建筑职业生涯教育。建筑继续教育是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为了继续其职业发展所进行的业务培训活动，旨在使其本身的知识和技能持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加深，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造能力和专业技术、管理水平。
为了实施好继续教育，应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现有的办学条件，就地、就近、就便办学。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以及各级各类培训机构经过资质认定后都可成为建设继续教育的基地，使建筑业从业人员都能随时随地接受继续教育。
参考文献
(一)加强院校机关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办公、教学、实验、会议和文化娱乐等活动所必需的固定场所及相应的设备、家具和用品等配套设施，这些既是院校机关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也是院校机关育人活动的必备条件。因此，院校机关务必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妥善地加以维护和管理，始终保持这些硬件设施处于齐全配套、完好无损的状态。
(二)加强院校机关环境卫生的维护和管理
院校机关的卫生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管理人员自身的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尤其会对青年学生产生直接的熏染作用。所以院校机关必须研究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和管理办法，经常组织收拾、打扫，定期检查和督促各部门认真搞好所辖范围内的卫生管理，努力做到各种物品存放整齐、规范有序，从而使得办公环境清洁卫生、舒爽宜人。
(三)根据实际可能不断补充现代化设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学、科研和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也在日益加快。为适应现代教学、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院校机关也应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加大投入、增强配置，不断更新和改善各种硬件设施，努力提高教学、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现代化水平。以上三个方面几乎涵盖了院校机关物质文明建设的所有方面，因此只有当这些客观条件得到了充分的改善，管理工作才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管理育人活动的顺利开展才能够得到切实的保证。
二、加强院校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良好的行为带动学生
良好的行为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修炼品行、陶冶性情，不断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处世为人，从而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院校机关也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主观上改变现存的某些“软、懒、散”现象，真正塑造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员工队伍，以良好的行为带动学生。
(一)加强院校机关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
有计划、有选择地对机关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政治理论、法律常识、校规校纪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和爱岗敬业精神，端正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真正做到遵纪守法、勤政廉洁、为人表率。
(二)加强院校机关的规章制度建设
结合院校机关的具体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并深入贯彻执行各级人员的岗位职责和相关的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以此规范每个成员的职责范围、工作程序和管理行为，从而使各项业务管理工作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真正实现机关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建立机关部门内部的协调机制
在院校机关科(处)室内部实行业务工作岗位互补制，每个机关管理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本职业务技能，同时也要基本了解和掌握邻岗人员的某些业务工作，并能够在邻岗人员空位期间主动其相关的工作职责，从根本上保证科(处)室各项业务工作的协调、连续和稳定。
(四)形成主动关爱学生的良好风尚
机关管理人员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对学生在思想、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包括其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期间急需办理的事情等等，都应给予主动、热情、及时、耐心的帮助和解决。切实做到想为学生之所想、急为学生之所急、帮为学生之所需，满腔热情地为学生送温暖、献爱心、解难题。只有当机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才能真正塑造出比较优秀的管理队伍，从而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热情、坚持不懈地开展育人活动。
三、加强院校机关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以优秀的技能服务学生
管理就是服务，优秀的业务技能既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服务工作的必备条件。良好的管理和服务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进取精神，增强学生立志成才的决心和信心。所以，院校机关还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管理人员业务技能的培训和考核，促使他们充分了解和掌握必要的专业技术知识，真正成为本职工作的专业能手，以优秀的业务技能服务广大学生。
(一)集体组织业务培训
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机关管理人员进行工作方法、管理经验、公文写作、电脑运用、网络办公等业务技能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培训，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使他们熟练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经验技巧，切实练好上岗从业的基本功。
(二)确立目标自修自学
鼓励和倡导机关管理人员制定终身学习规划，确立长远学习目标。机关管理人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自修自学一些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参考书籍，不断扩充和快速更新自己的业务知识和管理理念，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为切实胜任本职和成就未来奠定牢固扎实的业务基础。
(三)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组织和鼓励机关管理人员从研究制定工作规划和管理制度开始，逐步拓展到撰写和发表管理论文，循序渐进地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判断力和创造力，引导和带动他们思考问题、研讨工作、确立目标，促进自身与业务的同步前行、协调发展。这样，既可以帮助他们开启智慧之门，提升创新能力，拓宽工作思路，也可以为他们的成长进步和评职晋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四)健全各种业务档案
院校机关各个岗位的业务档案必须做到科目健全、内容详实、信息可靠、数据准确，并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对其进行适时的更新和完善，以便随时参考和调用。这是每个管理人员做好业务工作，服务广大师生员工的基本前提和必备资源。只有真正练就了过硬的业务技能，掌握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硬本领，才能熟练地做好管理工作，有效地服务广大师生员工。如果缺少了基本的业务素质和实践经验，很多业务技巧都需要到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学习，或去向学生咨询请教，那么，不仅管理育人活动要化为泡影，管理工作也难以正常开展。
四、做好院校工作业绩和历史荣誉的收集展示工作，以典型形象鼓舞学生
【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权力结构：基本分析框架
正如商品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一样，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就生活在一种权力网络的社会之中。国家通常包括三大要素：统治权、人民和土地。其中，统治权居于核心地位。所以，政治学经常将国家等同于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又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其中，政治权力又居于特殊地位，它对国家成员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和难以抗衡的特征。本文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政治权力。
权力依靠某种资源而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又成为可供利用的资源。根据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并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
权力体现着支配性，任何时候都不会均衡分布。在权力网络中，总是由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占有较多权力资源，从而处于权力中心。对于权力中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权力内核。由权力内核，一层层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可称之为权力的边层，从而构成内核——边层权力结构。因此，内核——边层的设定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或假设：权力反映支配——服从关系。在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都不可能每个人占有均等的权力资源，也不可能每个人同时作出决定，因而权力的占有及其影响是有差别和层次的。无论是帝国，还是多元民主国家，都有一个拥有最高和最多权力的首脑，区别仅仅在于首脑是否受到制约。
在由统治权、人民、领土构成的国家里，统治权居支配地位。但是，即使在极权制下，统治者也不可能垄断所有权力资源，对所有人产生同样的支配、控制和影响力量。人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受动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国家的决定者。由此就会产生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
面对领土，统治者行使管辖。统治者在管辖领土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相应的组织、机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支付一定的成本。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般都实行分级管理。由此就会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结构中，中央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居于主导地位。但地方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存在，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央，特别是那些权力来自民众的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性更强。
由权力网络结构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是我们研究中国改革的基本分析框架。
历史延续性：内核——边层结构
现有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大多参照前东欧和苏联国家。这种对比可以反映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特色，但无法解释为什么选择某一道路，并形成其特色。本文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受其内在逻辑的影响。其重要因素就是内核——边层权力结构的历史延续性。
中国最大的历史传统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国家。西方学者大多从专制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然而这些研究都是以国家完全遮蔽社会、强调单一的集权控制为分析前提的，没有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内在权力结构及其变化，也很难有效地解释中国改革，以致于有学者只好将改革时期称之为“后全能主义”时代。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等概念一样，“后”实际上是缺乏对变革社会进入深入分析的偷懒的模糊性提法。
自秦开始，中国便被称之帝国，即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集权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内核是血缘性的小农家户经济。专制集权制度在相当程度来自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根据对权力资源的占有和权力的影响程度，国家和社会形成以皇权为内核的边层结构。这种内核——边层结构与家长制由近及远的差序结构相似。在帝国体制下，尽管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可以支配、控制和影响社会和地方，但并不能完全遮蔽社会和地方，社会和地方仍然存在一定的自主空间，并有可能与权力内核发生互动。而且乡村基层社会和边远地方成为皇权控制最薄弱的边层。当处于内核的皇权腐败衰弱或对社会剥夺过度之时，就会出现农民反抗和地方反叛。这一方面可能填覆皇权，另一方面可能促使皇权改善统治。
进入近代以来，内核——边层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权力内核无法应对外部冲击，并处于经常性更迭状态；二是权力边层发生着新的变化，传统帝国依赖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同时，内核——边层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交通、信息、军事、官僚系统等技术条件得以改进，国家统治权日益向社会和地方深入和延伸，国家行政权和管辖地趋于一体。另一方面，统治成本愈来愈大，并由于革命动员和外部影响，激起基层社会和地方的广泛反抗。往往革命正是从权力边缘和统治最薄弱的乡村社会和边远地区开始的。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是为内核——边层权力结构所支配的。
革命后建立的新统治是将高度离散的社会整合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是改造社会并在改造过程中使权力日趋集中的过程。首先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经济权力向国家或准国家的集体集中。然后是社会关系改造，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取决于国家分配。通过改造，形成国家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即使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中，内核——边层结构仍然存在。
可控的放权式改革：边层启动与内核调控
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改革前的中国缺乏深入的认识。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称其为计划经济体制。从政治学角度看，比较流行的是全能主义。事实上，改革前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体制，至少在农村没有“庇护——依赖”机制。改革前，权力内核并不是主要依靠强力控制，相反则是大量的社会动员。所以，从权力结构看，改革前的中国实际是一种统制主义，即权力内核受单一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支配，这正是“”尽管1950年代后期便产生并不断抬头而反复受到压制的重要原因所在。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分权式改革。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并没有分权的明确意识。只是随着单一体制难以为继，新的权力内核才考虑下放权力。而且权力内核在“放权”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与那种多元权力互动基础上且有明确制度预期的分权不同，是在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的“放权式改革”。放权式改革一方面来自于基层社会基于生存理性对统制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基于新的权力内核对统制主义及集权制的深刻反思。权力内核的放权改革与边层冲击形成互动。因为边层启动的改革带来明显的收益。这就是新的权力内核最担忧也是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解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制度创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样化的取向，使中国改革从技术性变革走向制度性创新。
放权式改革的重要制度后果就是分析，即变垄断性的单一权力为分享性的多样性权力。放权式改革的分权后果还表现在政权系统内部。在权力的核心层，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只是单个人意志，领导集体的作用愈来愈大。政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使权力，最重要的是地方获得愈来愈多的自。当然放权改革必然带来分权后果，但分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即权力内核有可能在分权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控制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利益同一性的社会发生分化，出现利益主体多样化，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断裂。但由于权力内核的有效调控，即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放权的渐进性等改革方略，使得中国改革始终能够平稳进行。在中国，权力内核对放权式改革加以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替代性手段，即首先发育新要素来取代旧要素，并运用新要素承接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整合社会。随着改革深化，权力内核愈来愈注重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调整利益关系并控制社会。正因为如此，放权式改革并未削弱权力内核的核心控制力，正是这种核心控制力，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保持总体性稳定。
内核与边层的互动：放权式改革推进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依次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适应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适应边层的改革，将局部经验提升到全国性政策，进行扩展性改革；其二是引导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通过主动性试验，加深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建立宏观体制架构，推进改革；其三是自变性互动，即权力内核在适应性和引导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吸引力，从而成为改革的主动推动者。
1 医疗档案及其数字化管理的内容
医疗档案是病人到医院就诊时，对医务工作人员给出的医疗文书、检验报告、影像资料、处方等进行整理和归档得到的材料，材料内不仅应清楚的记录病人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等；而且还应清楚记录病人每次就诊时的诊断、所用药物、经治医生的资历等。信息化管理指把以上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并在统一的软件系统内进行登记、分类和归档。这种信息能够在一个平台内共享，使得病人在不同医院就诊时都能够显示患者的诊疗经过，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便利，同时也为病人节省大量的支出。同时，信息化管理还需要专业的计算机工作人员对软件系统和平台进行维护，从而保障其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
2 传统医疗档案的管理存在一系列问题
2.1 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素质
一些医疗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具备医学背景，在实际的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很多管理人员不能成功进行档案的合理分类归档，使得难以发挥档案管理实际作用；同时档案管理人员工作态度不认真对待档案随意分类，误导医生及患者使得档案管理缺乏严谨。很多医务工作者在给病人的诊断中记录含糊，省略书写，使档案管理人员对患者疾病不能正确识别及分类，严重阻碍着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系统后台维护人员及业务水平不够使得系统经常发生各种故障，降低系统的使用效率，同时一些恶意木马病毒等的攻击不能有效防范也导致系统瘫痪，档案信息泄露等，从而造成严重的影响。
2.2 医疗档案无法共享
目前，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相继建立了信息化医疗服务业务，如：一卡通、电子病历、网络挂号等，但这些信息化建设各自为政，患者的医疗档案保存在不同诊疗医院中，无法共享，相互封闭；由于患者不可能总在同一家医院就诊，所以到了别家医院，往往还需要重新登记，再检查一遍，甚至在同一家医院的不同科室也要重复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以及资金的极大浪费。尽管有的经济发达地区构建了区域性信息化服务平台，但缺少统一的标准和管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反而造成更大浪费。
2.3 医疗档案不完整
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其诊疗经历就出现了间断，医疗记录不完整。医生只有在了解和掌握病人的病史情况下，才能在诊疗过程中做出正确的诊断，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很多医院还未开展电子病历，仍旧采用纸质病历或医疗文书，这就导致许多病人信息不能被上传至档案管理系统，而把纸质载体变为电子档需要繁琐的过程，无疑造成许多病人信息不完善。这就需要医疗档案信息具有连续性、完整性。
2.4 医疗档案保管、查阅难度大
传统的医疗档案以纸质为主，手工操作，过程繁琐，时效差，效率低。各医疗部门和档案信息管理论文人员之间缺乏沟通联系。目前，绝大多数医院的各类医疗档案除住院病历由病案室统一保管外，其余如：X线胶片、病理切片、影像图文等分属各个科室管理并保存。在一个医院内形成多部门管理医疗档案的格局。因此，在需要查阅时费时费力，流程繁琐，还易导致档案损毁甚至丢失。
3 推进医疗档案数字化的措施
3.1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及职业素质
对于档案管理人员，应加强他们的医学基本知识培训，增加对疾病病种的了解及分类，同时还应加强计算机操作和常规软件的培训，使得他们业务更加熟练，定期考核工作量并实行奖惩制度使他们工作更规范更认真。对于医务工作人员，应提高医学水平正确诊断疾病，端正态度认真书写医疗文书，提高计算机水平正确输入医疗档案信息至医疗系统。后台维护人员应加强计算机及系统故障的各种培训及演练，保障系统能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作为医疗档案管理的排头兵，档案管理人员、医务工作者和后台维护人员发挥着重要角色，能够改善医疗档案管理效果等，应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3.2 培养医疗信息化人才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使得医疗档案内容更加丰富，档案信息载体更加多样，档案管理手段更加先进。这些都导致了对医疗档案管理人员的要求更高。现代化管理需要的是既熟悉档案业务、又掌握医学知识和计算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医疗档案管理人员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要有敬业精神、创新意识、保密意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3.3 加大医疗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宣传力度
档案管理人员要在传统的医疗档案保管方法的基础上，接受数字化管理方案，并了解其作用在于更好的为医院医疗等各项工作服务。在此之后，医疗档案管理人员则需积极宣传医疗档案数字化在医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介绍这种管理方法的价值，提高公众的认知度，让广大医务人员了解到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意义重大。
3.4 切实开展医疗档案数字化管理
政府机构和医疗部门应投入资金建立信息化网络建设，使各级医疗部门具备数字化管理的硬件条件。优化管理系统使其更方便于操作和管理，从而方便医务工作者使用，提高工作效率。在各大医学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育优质人才，开展科教兴医战略，促进整个医疗事业的进步。定期开展培训和讲座，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定期开展审核，确保医疗档案的质量。
3.5 建设安全稳定的医疗档案共享服务平台
建立和完善患者病史及诊疗史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使各家医疗机构能共享患者的诊疗信息。对于之前的纸质病案，应通过技术手段生成电子版本上传至系统内。建立个人信息档案，统一编码，从而实现医疗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此外，医疗信息档案都具有非常高的保密性，要根据保密级别进行分类和使用，同时还要区分特例，不能以偏概全。因此，为更深一层的提高医疗档案信息管理的安全性与保密性，应不断更新计算机等设备并改善其使用环境，加强网络的防火墙建设，防止病毒与木马入侵。
3.6 完善医疗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档案数字化不仅需要有医疗信息化人才、医疗机构的大力宣传与支持，更需要有完整的法律法规来为其保驾护航。然而，我国目前关于档案数字化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依旧不完整，比较落后，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几部法律文件。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来完善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从而使医疗档案数字化管理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制度化和合法化。
4 结语
信息化时代下的医疗档案数字化管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需要充分的人力、财力、技术、设备等的配套支持。虽然我国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已有多年的经验，但我国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医疗信息化人才少，宣传力度不够大，信息平台不够完整，相关档案的法律制度研究尚未深入开展，制约了医疗档案的信息化建设[1，2]。立足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发展现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推进医疗档案数字化建设、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3，4]。同时规范医疗档案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的整合便于医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评判某一疾病的发展及预后，总结经验采取更好的治疗方法，从而促进医疗进步。通过对现存问题的分析和给出的解决策略，希望能够为改进医疗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 刘亚静.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医疗档案信息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河北医学，2014（5）：878-880.
今天的会议是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召开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全省粮油仓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近年全市粮油仓储管理工作，分析形势，安排部署年的工作。刚才，传一处长简要传达了全省仓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五个企业代表作了典型发言。省局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形势分析准，目标要求明，指导性很强，希望大家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四个单位的典型发言，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做法，各有特点，各单位要认真学习，相互借鉴，以此推动我们的工作再上一个新水平。下面，我根据市局党委会研究的内容，讲几点意见：
一、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全市粮油仓储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近年来，全市粮食仓储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市局党委和当地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大以来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规模适当、布局合理、设施先进、管理规范、效益良好、调控有力的地方储备粮管理新格局”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地方粮库建设，不断优化储备品种结构，强化库存管理，推行科学储粮，努力开创特色粮油仓储管理新局面，仓储管理工作实现了一个新跨越。我市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粮油仓储管理先进单位”，市、城区、区、县、县、县粮食局都先后获得“全省粮油仓储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第一粮库、第二粮库、第三粮库先后荣获“山东省规范化管理示范库”称号，年第一粮库获得“全国规范化管理先进库”称号。
（一）储粮条件明显改善。实施“资源整合，退城进郊”战略，加快地方粮库建设。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投资1.84亿元，新建仓容37万吨、油罐2400吨，维修改造仓容40.2万吨。第二粮库、第三粮库实现战略性转移，北山粮库整合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国储库整体迁建一期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国储库等县级储备粮库的储存条件也明显改善。大规模粮库建设，有效地缓解了全市仓容不足的矛盾，为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确保库存粮油储存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储备结构初步优化。先后建立了成品粮储备、食用油储备，品种结构日趋合理，库存布局日趋优化，地方储备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库存管理更加规范。持续深入地开展规范化管理活动，建章立制，规范行为，先后制定了《地方储备粮业务管理实施细则》等管理制度，统一编印了《市地方储备粮专卡》等管理手续，统一了仓房标识和员工工装，粮油仓储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强化粮油库存检查、地方储备粮油轮换检查和粮油储存安全检查，确保了地方储备粮油的储存安全。在年的国家粮食库存清仓查库中，我市储备粮库存管理工作得到了政府和上级部门的高度评价。
（四）储粮技术不断进步。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科技进步，全市粮食储藏技术实现了由常规储存到科学保粮的新飞跃。机械通风、环流熏蒸、计算机粮情测控等三项储粮新技术利用率达到100%，化学防治药剂用量降低了50％。科保实践活动卓有成效，一库高大平方仓机械通风，二库、三库准低温储粮、北山粮库立筒库储粮安全度夏、城储备库改装机械通风设施等科学保粮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第三粮库李道水等撰写的《内外结合实施夏季准低温储粮》入选了全国《粮油仓储节能减排专题技术会议论文集》，二库、三库、国储库等单位的论文入选《第一届全省粮食储藏技术与管理论坛论文集》。
（五）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建立完善粮库激励约束机制和教育培训制度，鼓励和支持仓储从业人员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技能竞赛，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仓储管理队伍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明显提高，持证上岗率达76%。2007年，我市获得第一届全省粮食职业技能竞赛团体总分第一名、质检员职业个人第一名、保管员职业个人第三名。年，我市又获得第二届全省粮食职业技能竞赛团体第二名、单项竞赛四人参加三人获奖的好成绩。
（六）企业实力稳步增强。依托仓储设施优势，市、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激发企业活力，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市场主渠道作用得到巩固和加强，抓好储备轮换，稳妥开展经营，全市粮食购销量连续五年保持稳步增长，企业经济效益逐年递增。
（七）仓储工作更加贴近民生。2007年、2009年，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市、城区、县、天桥区粮食局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试点工程”，为3400户农户配备了“标准小粮仓”，并及时提供技术服务，试点农户的储粮损失有了明显降低，并带动其它农户转变“重生产、轻管理”观念，崇尚科学储粮，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称赞。各级储备粮库、基层粮所，主动发挥主渠道作用，利用仓房设施、购销网络和人员技术优势，积极开展托市收购、轮换收购和经营性收购，在自身发展中满足农民需求，搞活粮食流通，粮食仓储行业的生存发展与“三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二、认清形势，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做好粮食仓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粮油仓储是整个粮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粮食安全,做好仓储工作，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当前，我市粮油仓储工作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一是仓储流通设施建设布局不适应粮食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市市、县两级地方粮库建设取得突出成绩，但储备油储存设施严重不足，基层收纳库更新改造投入不够，老化、简陋、甚至流失等问题仍然突出，难以发挥市场主渠道作用，给库存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国有骨干粮库储存设施得到了改善，但各类先进高效的散粮收发设施，浅圆仓等仓房推广较慢，难以提高粮食流通效率，不适应现代粮食物流产业发展的要求。二是仓储管理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受思想认识、设施条件、人才、资金等因素影响，我市仓储装备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与东部先进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应该看到，我市的“省级示范库”，在某些“硬杠杠”上还不是很过硬，县级储备库还没有入围省级示范库行列。三是储备轮换经营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国际粮价持续高位运行；国家稳定物价的宏观调控政策与提高农民收入的最低价收购政策互相交织，国内粮价震荡起伏。中央储备粮撤并、地方储备补贴标准偏低、固定资产折旧比例提高等内部条件正在劣化，今年的储备粮轮换和经营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形势。四是仓储管理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现有仓储从业人员在知识层次、年龄结构、技能素质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仓储管理发展的需要，创新能力和工作热情需要进一步增强。
在看到困难和问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推动工作的有利因素，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一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对粮食工作高度重视。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别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将其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国家对粮食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近年来，各级粮食部门投资兴建了一大批仓储设施项目，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二是仓储管理制度体系和考核机制更为完善。近年，国家相继出台了《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粮油仓储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评价暂行办法》等管理制度和考评体系，修订完善了《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等多个行业标准。省里制定了《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我市也制定了《地方储备粮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局属粮库绩效考核办法》等配套制度，这些法规制度的施行，为仓储工作的规范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三是仓储管理基础工作更加扎实。自2005年开展地方储备粮规范化管理活动以来，我市在制度建设、设施建设、队伍建设以及科学储粮、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为下一步提高仓储管理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四是《粮食十二五规划》为做好仓储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划》对未来五年我市地方储备体系、粮油仓储设施建设、仓储科技进步、管理制度建设、职工队伍建设等都作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具体工作措施。只要认真落实《规划》各项内容，我市仓储管理工作就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三、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全面做好年的粮油仓储管理工作
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做好年的各项工作，对于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县（市、区）粮食局、局属各单位要切实贯彻落实全省粮食仓储管理工作会议和全市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局党委确定的“四大工程、四项重点工作”的部署，认真筹划，务实工作，确保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扎实推进仓储物流设施建设
一是继续实施“退城进郊”战略，优化完善粮食仓储布局。今年市局决定启动“民天工业园”筹建工作，其中包括第一粮库迁建项目。第一粮库要借鉴其他粮库建设经验，积极配合适应民天工业园区筹建进程，及早谋划好迁建工作。第二粮库要妥善推进与北山粮库资源整合工作，加快现代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和粮食周转能力。第三粮库要完善库区规划设计，进一步健全配套设施，全面完成储油罐、食用油灌装线建设任务。北山粮库要妥善做好土地处置工作，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各县（市、区）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加快新建、在建粮库的建设进度，改造提升老库（站、所）设施功能。
二是突出抓好储备油设施建设。食用油储备承储单位要加快储备油罐及其附属设施建设，争取年内实现大部分储备油收回储存，及早结束依赖外地企业代储的被动局面。
（二）认真做好迎接全国粮食、食用油库存检查工作
一年一度的全国粮食库存检查即将展开，要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市局要求，认真组织好企业自查，做好工作底稿。粮食库存实物检查和财务检查,内容很多,条目很细,包括测量计算、称重计算、抽包检斤、三帐、报表、帐实核对，特别是轮换检查，更为具体，轮出轮入每一笔都要有记载，包括批准文号、包号、累计数量、资金支付、库贷挂钩等，因此，各单位一定要注意严谨细致，保证数据上下一致，左右衔接。
5月份，国家将组织全国食用油库存检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食用油专项库存检查，是中央针对我国日益严峻的食用油生产、消费形势，为确保食用油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而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央和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我市食用油储备建立较晚，但库存量比较大，目前大部分委托外地储存，库存监管难度较大，在日常管理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各有关县（市、区）、各承储企业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早部署、早准备、早动手，从实物库存、帐务处理、轮换手续、品种质量、检化验报告、费用补贴、储存安全等各方面入手，严格自查自纠，做过细的工作，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三）切实加强地方储备粮油轮换管理
各级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储备粮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管理好储备粮油库存，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确保达到“一符三专四落实”管理要求。今年，市局制定了《地方食用油储备管理补充规定》，对地方食用油轮换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实行了储备粮油轮换备案制度，强化了对储备粮油轮换的监督检查。从总的情况看，大家对备案制度执行的比较好，希望各单位继续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确保完成轮换任务。
前段时间，个别单位出现地方储备粮轮换短库现象。经调查了解，多是由于这些单位在收购入库过程中，未按规定及时核销入库损耗造成的。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市局要求：对此前以及今后发生的粮食轮换（收购）入库损耗，各承储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的规定，以一个仓或一个货位为单位，将入仓前以及入仓期间发生的水分杂质减量在形成货位后及时核销，并记入保管账，核销后库存不足的要及时补齐；未及时核销损耗和未及时补齐库存的，将视为帐实不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储备粮油承储企业既是储备利益的所得者，同时也是储备责任的承担者，要为储备粮油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对于储备粮油管理，市局将实行岗位责任制度和责任追溯制度。企业法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有关科（室）人员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出现问题的要追根溯源，不论当事人是否还在原岗位，都要追究其相应责任。
（四）进一步深化仓储规范化管理活动
规范化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提高的过程，要紧跟时代步伐，适应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细化活动内容，创新活动措施，不断提高仓储规范化管理水平。
一是实施“科学储粮工程”。推行科学储粮，提高储粮质量，是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根据市局党委部署，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科学储粮工程，实施对象包括国有粮食仓储企业、非国有粮食仓储企业和农户。市局为此专门制定了《市粮食局科学储粮工程实施方案》，对工程的目标、步骤、工作要求等作了具体安排，各级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抓好工作落实，确保抓出成效。年底前，市局将组织考核验收，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评的重要指标。
二是加强仓储行业信息化建设。按照省局部署，全面推广应用“山东省粮油仓储管理信息系统”。地方储备粮油承储企业要依托该系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保管帐务体系，准确及时地反映地方储备粮油库存及轮换情况，实现仓储业务管理市县（库）联网，充分利用系统功能，实现粮油仓储设施、库存统计以及专项业务的信息化管理。同时，国有粮食仓储企业要借鉴外地经验，积极开发业务管理系统，实现办公、财务、人力资源、粮油进出库、粮情检测、安全监控等业务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积极争创“全省十佳示范粮库”。今年，国家粮食局要组织开展争创全国粮油仓储规范化管理标兵企业活动，省局也将在省级规范化管理示范库的基础上，评选“全省十佳示范粮库”。各地方储备粮库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创建活动要立足长远，坚持高标准，保证人财物力方面的投入。要成立专门机构，掌握标准，查漏补缺，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抓好落实。要早部署、早安排、早动手，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五）全面实施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制度
各县（市、区）粮食局要认真履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职责，加强全社会粮油仓储单位管理。进一步抓好《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山东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宣传普及工作，依据有关规定，按照属地管理、网上备案的原则，加快推进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工作。
（六）继续抓好仓储队伍教育培训
各级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规章、标准、规范、制度，增强仓储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引入先进理念，提高培训质量。要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为明年全国、全省粮食行业技能竞赛选拔人才。要切实关心人才的成长和发展，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企业氛围，努力建设一支仓储行业技能型队伍。
关键词：文化传递模式;教学的概念
“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一是广义的文化，即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财富的总和；三是狭义的文化，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成的一套文化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其中价值观念是核心。本文以狭义的文化为出发点，来研究文化传递方向与教学概念的演变。人们对世界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以相应的方式表现出来，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对于“教学”概念的不同界定，就是人们在某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与取舍。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影响着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教学”这一概念的认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ead，M.）从文化传递模式出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后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同喻文化是指无论晚辈还是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前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梳理教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影响着人们对不同时期“教学”的认识和表述。
首先谈谈“教学”概念的词源学释义。在中国古代，“教”有“教授、教诲、教化、教训、告诫，令使等含义。”[1]“教”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敎”，表示用鞭打的方式迫使孩子学习。它是指一种外存文化的灌输，且使用了强制性的手段。《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深入分析，“其‘施’，就是操作、演示，即传授蓍占和龟卜；其‘效’，就是模仿、仿效，即学习蓍占和龟卜。”[2]它含有“仿效前人经验”的意思。
“学”的古体写法为“學”，其上部为左右两手结网之形，“结网为复杂之技能，非传授不能获得。”“学”就是“获得”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学”字可以表示用手把孩子头上的杂草除去，具有“使人聪慧”的意味。[3]《说文解字》曰：“斆，觉悟也”。《礼记》中说：“学者，觉也，觉民者”。 “学”就是使人觉悟，使人返回到原来的本性。可以认为，“学”在字义上具有获得知识经验，启发人生智慧的意思。
“教学”二字连用为一词，最早见之于《书·商书·说命》：“斅，學半”。意思是“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学记》引用它作为“教学相长”思想的经典依据，来说明“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里“教学”之意为“教人学”，即统治阶级利用“教”的手段，使老百姓爱好学习，进而学会明白事理，以达到淳风化俗、安邦治国的政治目的。
“教”在英文中为teaching或是 instruction，两者区分不大。严格说来，teaching涉及整个教学情境中的师生互动关系，范围较广，包括计划、准备教材、评价等全部教学活动。 Instruction范围较窄，专指在教室中所执行的例行技能之训练。teach的字源有四种意义： 1.lore：为learn的字根，指用来被教的事实与信念，早期的teach与learn相同。
2.token：使用信号或符号，向某人展示某事物，或引发某人对于特定人或事物的反应。
3.imparting：给与资讯，向某人展示如何做及进行某科目的练习等。亦即由外向内地传授。
4.inquiry：有计划地提供学习者探究的模式。指师生间进行教育性的论辩，讨论有意义的议題。[4]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中外，“教”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传授”、“教导”和“教授”。而“学”字，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基本含义均为“学习”。可是，在人类历史浩瀚苍茫的长河中，随着文化传递方向几经变革，“教学”的概念也发生了转移与更迭，超越了它的原初意蕴，被人们赋予了更多蕴涵、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后喻文化──教学：知识传授说
后喻文化是一种面向过去的文化。正如米德所说的：“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后喻文化是一种世代复制的文化，“所有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5]人们世代相传形成了封闭保守、认同过去、缺乏变化的文化传统。米德认为，典型的后喻文化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整个农业社会都可被认为是属于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6]后喻文化的形成是与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传统主义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的。
农业社会以单向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地居住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中，“生于斯长于斯”。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手工操作的生产技术和个人单干或家庭经营的劳动方式，决定了农业社会中教学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一直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初期水平。农业社会的思想背景也呈现出宣扬稳定、排斥变化、提倡服从、压抑个性的特征。其一，长辈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控制着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主宰着“教什么”即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其二，由于人们散居各地，重稳定性而轻流动性，造成了信息传播的困难，遮蔽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渴望和探索世界的欲求，族群中的晚辈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无知的蒙昧状态。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操作技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之子桓为士”，“农之子桓为农”，“工之子桓为工”，“商之子桓为商”，贵族和知识分子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不需要技艺性教育和培训。身份卑微的劳动人民为了维持与延续生产、生活及种族的繁衍，惟有凭借双手将积累和获得的生产经验通过言传身教一代代地传给后人。[7]在学校教育中，长期以来沿用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作为教材，非常注重人伦道德教育，强调“三纲五常，礼之本也。”因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8]在西方，随着欧洲踏入中世纪的大门，披着“平等博爱”外衣的基督教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成为西方封建文化的主导。拥有知识垄断权的僧侣们信奉教会的“服从”、“贞洁”与“安贫”三个宗旨，尊从神灵而鄙夷人性。“七艺”教育名存实亡，《圣经》成了涵盖一切知识与真理的圣典。学校教育奉行禁欲主义，以残酷的体罚压制学生。
从教学的形式来说，农业社会更注重个别化的师传徒受、子承父业、口耳相传式的教与学。由于生产要素十分简单，使得劳动者或其家庭熟悉和掌握各环节的操作技能成为可能和必须。生产的独立性造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晚辈们更多的是进行模仿和记忆，一代代复制着先辈们的经验，延绵不绝。在西方，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扩大，为了使生产经验世代流传下去，通常是上辈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教授后辈人，这种传授主要是“学中干”和“干中学”，于是形成了“艺徒制”。学校教育采用灌输注入式，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坚信勿疑。正如《圣经》中耶稣命令的“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慎行，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无论中外，在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影响后世的教学方法，如孔子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苏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等等，但是在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中，这些方法毕竟不能成为主导力量，因此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针对后喻文化中教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将这一时期的“教学”概念界定为：教学就是传授知识或技能（Teaching is imparting knowledge ）。[9]这种观点是16世纪西方给教学所下的描述性定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学的定义只是表明这个词的运用范围，“教学”的意思就是通过语言、符号、实物等向学生说明所教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他们觉得，鉴于这种定义不涉及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如讲授式或探究式，因而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事实上，在我国当代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教学，是教师把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传授给学生的过程”[10]；“教学就是经验的传递。详细点说，教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教学就是所说的经验或知识的传递。凡是把知识技能传授给他人的活动都叫做教学。狭义的教学，是指学校中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活动”[11]；“教学一般分为广义的教学和狭义的教学：广义的教学是泛指那种经验的传授和经验的获得活动，是能者为师，不拘形式、场合，不拘内容，“父传子”、“师传徒”等活动。狭义的教学指的是学校教育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都是现在各类学校中进行的教学活动，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学”。[12]诚然，教与学是通过一定内容为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观点强调了知识技能在教学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却忽略了教学中的主体和对象问题，未能全面揭示教学的本质属性。
二、同喻文化──教学：双边并合说
同喻文化是一种面向现在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全体社会成员以当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喻文化缘起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被轰鸣的大机器生产所替代。相应的，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后喻文化传递模式也逐渐被同喻文化取而代之。米德认为“以同喻方式作为文化传递的唯一模式的社会寥寥无几”，有论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各种类型的社会没有一个只存在单一的文化传递模式，但是都有其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如果说农业社会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是后喻文化的话，则工业社会的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是同喻文化。[13]
工业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可与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基本特征，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结构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多，其中心标志是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前的“艺徒制”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对大量技术工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性和大规模培养人才成为必需。而且，由长辈传递给后辈的现成经验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的变革，若想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人们必须向同辈学习，向现实学习。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从与生产、生活毫不相干的人文知识改变为与现代大机器生产息息相关的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并特别突出了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工业社会的教育是一种着眼于服务现实的制度化、规模化的教育。“制度化教育所带来的是教育越来越专门化，……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工厂，学校教育则成了生产工序，似乎未经生产便不成为社会的人。”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Tofler）曾说：“把大量学生（原料）聚集在集中型学校（工厂）里，由教师（工人）加工，整个观念完全是工业社会思潮的表现。教育的整体管理等级是仿照工业官僚制模式发展起来的，把知识组成永久性的学科是以工业社会的设想为根据的。孩子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安排在指定的位置上，铃声宣告着时间的更替。年轻人刚走出这种教育机器，又走进工作、角色和制度等结构与学校相似的成人社会。在校学生们不仅仅学习日后可能用得上的知识，还学习并模拟过着一种他们未来将要过的生活方式。”[14]唐·库什曼和杜·卡恩也认为，“各种活动模式与工业组织自上而下的流向并无二致，与‘装配线式思维模式’也并无二致。在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制度下，师生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老练与幼稚、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可见，工业社会中的教育被“异化”了，它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是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
从教学的形式来说，这一时期产生了班级上课制，强调对同年龄学生进行同步调、同内容、同标准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教育工厂”的“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群体化生活及其相互的学习。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由于心理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教学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如夸美纽斯强调教学的直观性；赫尔巴特提出教学过程的形式阶段理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杜威倡导“从做中学”，采用发现式教学；布鲁纳则着重教学要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同喻文化影响下的教学形式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重实际、重应用。
鉴于同喻文化中教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教学”的概念界定为：教学即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活动，既包括教，也包括学，并由教和学组成。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Dewey.J）曾为教学概念作过十分形象简明的比喻：教之于学犹如卖之于买，“教学”意味着教与学的双方通过相互作用产生某种结果，教学就是要让学习者掌握所教的东西。在《辞海》中，教学的定义是：“教学，指老师传授和学生学习的共同活动”。华中师院等五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15]还有论者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16]在有的教学专著中，对教学的定义也基本强调师生的双边活动，又如“教学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的需要，按照确定的教育目的，通过教师的传授和学生学习，完成教学任务的双边活动”。据此，人们给教学的含义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即：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共同完成预定任务的双边统一活动。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很合理，但是，教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活动整体，教与学之间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如果简单地将其视为“教和学”的叠加物，岂不是忽略了作为其质的规定性之一的内在联系？这种含义值得商榷。 转贴于
三、前喻文化──教学：共同生长说
前喻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以开拓未来为使命的文化传递模式。其传递路径是：长辈向晚辈学习。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前喻文化发端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经济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突出标志。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知识的社会、服务的社会、公众的社会。几个世纪以前，弗朗西斯·培根就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正变得愈加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资本，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先进经济的首要资本。由于知识不断升值，“信息战”（即争夺对知识的控制）到处爆发。后工业社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
后工业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且改变了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后工业社会中，这种新关系的核心就是交流，对自我改变的反应和对各种要求的反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再是工业社会中那种人与机器的交流，这正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来临的标志。年轻一代的创新性在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途径，随着知识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知识阶层，他们通过知识来掌握权力，从而有计划地对社会做出管理。但是，原来那种结构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渐被网络所消解，后工业社会带来的网络天地给人以充分的空间享受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教育更是如此，虚拟教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虚拟与现实相对应，是数字化方式的构成。它是虚拟世界在教学中的体现，即用数字化方式为人类提供虚拟教学空间或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如果说工业社会逐步淘汰的是落后的机器的话，后工业社会所淘汰的将是落后的人（即无创造性的人）”[17]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前喻文化倡导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一般意义的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学会如何对付飞速的变化，如何思考、决策和解决问题，如何造就自己的洞察力和创造性。托夫勒曾说过，在后工业社会中，“快速、易变和能自动调节的机器将处理信息流和知识流。……明天的技术需要的不是数百万只有浅陋文化知识的人和在一起干无休止重复工作的人，需要的不是惟命是从，只知道自己活着就应该机械地服从上司的人，而是需要能够当机立断的人，能够在新的环境中迂回行进的人，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敏捷发现和确立新关系的人。用C·P斯诺的话说，明天的技术需要的是‘骨头里浸透未来’的人”。[18]可见，时代的变革迫使整个教育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不例外。
从教学形式来看，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打破了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之间的屏障，给人的学习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递不再受到限制，教师与学生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时空内任意安排教与学的活动，教学趋向个性化和特殊化。“数字化生存之父”尼葛洛庞蒂( Negroponte，N.)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说：“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一种超阶级、无国界的教育空间正在形成。在基于网络的学习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师生关系得以重新建构，亦师亦友，平等对话。通过对话，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都参与到教育中来，构成“我—你”式的在场相遇，对话是一种商谈，体现师生平等的关系，也是对民主精神的宣扬和民主能力的培养。[19]
前喻文化中的教学以“创新”为使命，笔者对这一时期教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教学，就是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生长的一种活动。交流是实现师生互动的前提，教学活动本身不但是一种寻求对话的实践活动，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无论是学生知识经验的获得、心智的开启、能力的发展，还是教学活动质量的提高，都有赖于教学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前喻文化的传递模式中，信息交流是教学活动的中心，信息交流的成效决定着教学活动的效果。只有实现了教学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才能真正实现师生互动与对话。这种师生互动是双向的，既有教师对学生行为和发展的影响，也有学生对教师行为和发展的影响。后喻文化中的灌输式教学和同喻文化中的独白式教学意味着教师总是高高在上地俯视学生，充当着教学活动的主宰，可以说，教师和学生是相对立的；而前喻文化格外重视师生之间的对话，承认他们各自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因此，教师和学生是统一起来的。
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教师与学生）的生长。这里所说的人的生长，即是指人的持久发展，而“人的持久发展应被理解为通过提高人的所有活动的质量取得的进步”。[20]对于学生而言，教学活动是其学校生活，乃至整个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它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教学是其职业生活的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它影响着教师对职业的感受、态度和专业水平的发展、生命价值的体现。因此，教学活动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都具有个体生命价值，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师生的这种生命活力只有在教学活动中得到有效开掘，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
从师生关系来看，前喻文化更注重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学习，强调民主平等，对话交流。古人云：“师无常师”。这句话在前喻文化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情景共存。教师是内在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21]教师亦可以向学生学习，共享共创，教学相长。共享是教师与学生共同体验和分享教学中的欢乐、成功、失望、不安；共创是教师与学生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互相启发，使师生的认识不断深化。共享共创的结果是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发展。
关注师生互动，就会注重交流；关注师生发展，就会在教学中创造、更新与适应。“课堂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活动过程，而且还是师生生活与成长的过程，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22]只有真正关注“人的生长”，挖掘人的生长功能，不断地催生教学的动力资源，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积极良好的氛围，才能使教师与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体验到学习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幸福，一种心灵的充实，一种情感的交融和一种生命的延续。
毋庸置疑，社会在发展，教育也在发展。今天的教育不仅要复制过去、适应现在，更要面向未来。教育概念的变化标志着人们思想的深化，当代的新观念认为，教师活动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宰者”，而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教学不仅仅是“教”也不仅仅是“学”，而是教与学的统一，教溶于学中，而学有教的组织引导。发展到今天，教学概念涵括了教师的教授、学生的学习与师生的互动教学。
注释：
[1] 王静：《试论〈说文解字〉中的“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8至52页
[2] 何启贤：《也说“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12期，第64至68页。
[3] 石中英：《“教育”概念演化的跨文化分析》，《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至22页。
[4] 参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永泉副教授2005年11月的讲稿。
[5] 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页。
[6]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7] 张志增：《试析农业社会中职业教育与主要相关要素的关系》，《职业与教育》2005年第14期。
[8]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
[9]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学（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10]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04页。
[11] 杨鸿昌：《教学心理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2] 刘克兰：《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3页。
[13]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14] 唐·库什曼等著：《人际沟通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78至179页。
[15] 华中师院等五院校合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16] 孙震、吴杰著《教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17]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18] 唐·库什曼等著：《人际沟通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19] 蔡春，扈中平：《从对话到独白──论教育交往中的对话》，《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1] 陈桂生：《师道实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22] 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教育研究》1997第9期。
参考文献
[1] 胡小林，袁伯诚. 中国学习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陈桂生.教育原理[M]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
[3]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4] 戈登?德莱顿，珍妮特?沃斯 著：《学习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5] 陈时见.课堂管理论[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霍力岩.论教育特征的变化──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教育科学研究，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