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3 16:26: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产值和税收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累积对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雾霾覆盖的增多、环境质量的退化，更加显示了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逐渐增强，经济活动已经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环境代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联系的问题，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文章以江苏省高能耗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分析当前高能耗企业现状，通过对现行的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和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其对高能耗企业的实施效果。
1 相关理论的基础
1.1 节能减排的含义
节能减排通常包括两大技术领域，首先是节能，可以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从而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衡量的话一般采用单位GDP能耗；其次是减排，要尽量减少污染物等其他废物的排放，一般用单位SO2排放来衡量。因此，单位GDP能耗和单位SO2排放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说的“节能减排”[1]。
1.2 高能耗企业的界定
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披露，目前我国的高能耗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六大行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2.1 高能耗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以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产值能耗[2]进行计算，整理结果：从2007―2014年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是每亿元产值综合能耗在此期间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能耗企业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上升，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凸出。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和需求的日益增加，从而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2 高能耗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通过分析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对其SO2排放及单位产值排放进行计算，其整理结果：江苏省高能耗企业在2007―2014年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在2011年又有所上升。在各项措施综合实施下，能源排放总量有所下降，但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因此，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3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现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
现行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关联度较高且最具代表性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不能用明确的指标来衡量，文中要分析税收政策对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是分析资源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总体税收中，节能减排相关的税目中的3种税收方式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如表1所示。
该节通过数据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税收政策和企业节能减排的相关度，进而得出税收政策在此方面的实施效果。
3.1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
多元回归主要是指在回归分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多个因素有关的，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估计因变量，以此来预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即：
其中，F=已解释方差/未解释方差，服从F（k-1，n-1）分布，F值越大越好。模型计算得到的F统计值大，则说明方程回归效果好，有较高的解释度。
3.2 模型变量的选择
因为单位产值能耗有效反映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故此多元回归模型采取单位产值能耗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变量；自变量的选择能代表企业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政策，故此回归模型采用、、三个自变量，分别表示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的增值税、资源税和消费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其中、、采用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是为了避免模型中变量的自相关性，减少方程的异方差及时间序列对回归模型结果的影响。
3.3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检验结果及解释
根据上述收集的数据汇总，将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导入Eviews软件中，得到以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图1）。
由上述回归模型结果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单位产值能耗的变化与各解释变量修正后的判定系数为0.864，说明此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15.794，F 值较高且显著性概率为0.011
Y1=-0.291+0.053X1-0.834X2+0.983X3
其中Y1与X3系数为0.983>0.6，说明节能减排税收中消费税和单位产值能耗有强正相关关系，表明节能减排的消费税对于单位产值能耗的下降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Y1与X1的系数为0.053，说明节能减排中的增值税与单位产值能耗有弱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的政策效果相对消费税来说比较明显；Y1与X2的系数为-0.834，资源税和单位产值能耗呈现负相关，表明在节能减排中资源税的政策效果最显著，明显高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应该不断改革消费税，不断促进资源税和增值税在企业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4 结语
关键词：资源税制改革 产业调整优化 结构失调 税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96－02
资源税作为税收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资源税有关的能源产业是延安市的主导产业，因此，资源税制的改革必然会对延安市经济增长带来深远影响。伴随经济的发展，现行的资源税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阻碍了该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因此，面对我国“十二五”新环境，研究资源税制改革方向及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是对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表述。我国进入”十二五“新时期，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此，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首先，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一方面，产业结构决定了税收政策的调控方向，国家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进行税制改革，更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善了税收政策的分配和导向功能。
其次，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制约与调节作用。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它反映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方向，体现了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国家可以通过设置税种、确定税率、选择征税范围等手段来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1]。
二、延安市产业结构分析
延安作为全国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有着十分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地走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现今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三大产业比例严重失调
目前，延安市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不合理发展态势。农业基础薄弱，对二三产业的支撑作用不大；第三产业虽然取得一定发展，但水平较低；工业发展迅速，但建立在薄弱的农业和低层次的第三产业基础上，缺乏稳定性。根据延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885.42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1.19亿元，增长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635.49亿元，增长14.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8.74亿元，增长1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0 % [2]。可见，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这种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型发展模式导致了延安市第二产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以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而轻工业比重越来越小。其中，由于缺乏技术创新，重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比重过大，而加工工业比重小，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据延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重工业完成产值1 195.1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比重的97.5%；轻工业完成产值30.06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的2.5%。以上数据表明，延安市重工业发展迅猛，对全市经济贡献大；而轻工业发展则相对不足，对全市经济贡献小。因此延安市工业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优化。
（三）产业发展层次低，增长方式粗放
目前延安市的能源企业基本上都是能源开采企业，主要以能源资源的开采、输出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层次低。这种原料化、初级化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严重制约着延安市工业发展的能力。据延安市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煤炭工业完成产值126.24亿元，石油工业完成产值1 021.63亿元，电力、烟草和其他工业完成产值77.29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生产原煤2 559.93万吨，生产原油1 602.01万吨[3]。可见，延安市能源产业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而真正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加工产品很少，不利于延安市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三、现行税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制约
延安市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重型化工产业比重大，而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加之延安市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阻。同时，由于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延安经济稳定增长的调整优化面临严重的压力。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制政策虽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延安市完成资源税收收入3.74亿元，同比增长209.17%，增收2.53亿元。但随着“十二五”经济建设的新要求，现行资源税制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利用资源等方面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税制设计的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现行资源税制设计不合理，致使延安市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首先，征收范围狭窄其税率低。现行资源税仅限于矿产品和盐，而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保护意义的森林、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却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其次，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偏低，税负轻，无法有效调节级差收入。而延安市资源丰富，资源产品价格较低，产品深加工业相对落后，征税范围狭窄和偏低的税率，使得企业没有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不利于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伴随着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资源开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这种低层次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延安市的能源资源面临枯竭，也会为原本自然环境恶劣的该区带来更严重的生态破坏。
（二）资源税优惠政策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享受税收优惠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价格优势，在同样的条件下，企业销售享受优惠的产品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利润的追逐下，企业对其资源的需求更加旺盛，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向享受减免优惠资源品转移，其负面后果是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的消耗，资源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延安市的资源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企业单单是从事资源的开采和输出就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而引进技术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不仅需要花费成本，而且长期才能看得到效益。二者相比，企业更愿意追求眼前直接的效益。长久如此，便造成了延安市产品价值链低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缺陷。
四、优化延安市产业结构的税收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通货膨胀时期，资源税改革暂时被推迟。但笔者认为，资源税改革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必然要求，因此，资源税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展开。
（一）完善税制设计
资源税制的设计应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控作用。首先，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狭窄，变相刺激了非应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浪费，因此，资源税改革不仅应将矿产资源和盐列入征收范围，还应将水、森林、草场、海洋等可再生资源也纳入征收范围。其次，改革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以销售量或企业自用量为计税依据，使得税收与资源的市场价格长期脱节，不能够很好体现资源的真实价值。因此，必须改革计税依据，按应税产品开采或生产数量的市场价格计税，提高资源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促使企业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再次，提高税率标准，制定多税率。现行资源税税率偏低且单一，使得企业无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弃贫爱富，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因此，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应适当提高资源税率，对具有非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大、资源回采率低的不可再生资源制定高税率，而对具有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小、资源回采率大的可再生资源制定的税率制定低税率，以达到资源的开发保护。此外，还应该整合资源税费，将与资源相关的收费纳入资源税。目前我国税费混杂、费大税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应将相关收费项目进行合并、取消，使其规范化。例如，可以将矿区使用费、林业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而将一些杂费基金项目取消，凸显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还要减少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资源的配置。
（二）设置新税种
新税种的开征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排放量，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的产品或行为（如汽车尾气、不环保的产品或高耗能企业和高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根据对环境破坏程度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其次，开征碳税。发展低碳经济，是适应全球改革浪潮的必然要求。可以在我国选取部分城市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征碳税，然后向全国推广，最终达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按照相关部门的设计，碳税开征初始，可以采取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课征10―20元税费，以后逐年提高，阶段性目标为每吨100元[4]。
收稿日期：2011-06-23
作者简介：毕雯雯（1986-），女，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财政与税收研究。
参考文献：
[1] 黎昌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政策选择[Z].贵州省税务学会，2007.
[2] 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0.
关键词：GDP；税收；如皋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111-02
1 税收与GDP的关系
（1）如皋市1996年-2006年税收与GDP的统计指标。
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11年间，除少数年份外，税收与GDP的总量关系基本稳定，除1996年、1998年、1999年、2005年以外，税收收入的增幅都大于GDP的增幅，从逐年增长的平均数看，税收收入增长比例是GDP增长比例的1.6倍。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
(2)税收与GDP关系的特点。
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变化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税收增长中，增幅最大的年份为2001年，比上年增长45.3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24.19个百分点。这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24.29高了21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为1998年的3.54（1999年的增幅为负），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8.3低4.76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税收收入变化波动程度大于江苏省的税收收入的波动程度。
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如皋市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比重为4.48%，逐年上升为2006年的9.22%，11年间比重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而同期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7.6%上升到2006年的17.17%，上升了9.57个百分点。如皋市税收占GDP的比重与江苏省相比低近6个百分点。
③11年中如皋市GDP增幅最大的年份是2005年，增幅为25.38%，比江苏省同期的增幅17.79%高出7.59个百分点；次高点是2004年的21.66%比江苏省的24.49%低了2.83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是1999年，增幅仅为3.94%，比江苏省当年增幅6.92%低2.98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比江苏省剧烈。
④从税收与GDP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税收与GDP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77040，这说明相关程度相当高。
⑤近5年内如皋市的税收总收入平均增长比例为27.9%，企业所得税（包括内外企业所得税）上升较快，个人所得税直线上升，年均增速高达38.7%，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税种。
2 影响税收与GDP关系的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结构不同，必然要影响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首先，产业结构的影响。全国2006年度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8 : 48.7 : 39.5，江苏省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7.2 : 56.5 : 36.3,如皋市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为12.7 : 54.1 : 33.2,由于GDP不全部是税收收入，在第一、二、三产业中，仅第三产业与税收收系比较密切，虽然第三产业的税收呈增长趋势，但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同步；第二产业形成的主要税收增值税的75%、全部消费税都属于中央；而第一产业最主要税收是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取消前，农业税基本上是定额税，没有随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因此，这无疑给如皋市税收与GDP同步增长带来影响。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如皋市非公有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形成。据统计，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率不同，必然导致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水平。
（2）投资增长与物价变化的影响。
可以看出，11年来，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关系在实际变化中对投资和物价的反映是很敏感的。据调查，实行分税制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是1995年，GDP的增幅达到39.45%，而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9.15亿元，比上年增长42.13%，投资的增长导致物价的上涨，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达到116.3%，比江苏省的93%高出23.3，与全国的117.1接近。由于价格对税收的影响，当年税收增长维持了8.51%的增长幅度。1996年在GDP增幅下降的情况下，税收保持8.53%的增长势头，说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仍然活跃。
（3）对外经济的影响。
如皋市对外贸易在近5年显示出了强劲增势。如皋市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提高，外商投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建设的较快发展，为如皋市“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如皋市GDP与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4）税制的影响。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十几年来的运行实践表明，总体上相当成功，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从而对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个税制在几个主要税种方面的法定税负偏重了。如我国已实行多年的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所含的税；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所得税中生产经营成本税前扣除不足；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不合理等等。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保持原税负”，但随着征管力度的加强，过去的法定税负就显得偏高了。
（5）税收征管制度和征税环境的影响。
首先，征管制度不严密，有疏漏。税收征管的原则是“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帐证管理，这方面强制措施不力，使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经常利用其帐证核算制度不规范钻空子。其次，税务执法不严格，就是措施不力。目前，如皋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不足、技术手段不够先进，人员的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偷逃税、骗取出口退税、欠税等违法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征税环境不理想，主要是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驱动，进行行政干预的影响，由于现金的控制管理比较松，造成帐外循环、税款流失。这些都导致了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6）预算外收费挤占了税收。
政府的收入并不等同于税收收入，政府收入除了有以税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外还有为数相当多的游离于预算外的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名目繁多的政府收费。近年来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的各种收费和资金项目达3000多个，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枯竭了税源，降低了企业的纳税能力，难以使企业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这些在税收之外的政府收费，给税收造成了重大冲击，造成了税收占GDP比重总是不高，使税收提不到应有的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3 对策与建议
（1）优化投资，充分发挥经济结构的导向作用。
要从宏观上对经济结构首先是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税收增长率大的产业，积极培植集约型税源。不同的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一是受不同产业财政政策的影响，二是受产业规模的影响。如皋市按产业对税收贡献的大小看，二产最大、三产次之、一产最小。2002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22.6:42.7:34.7,2003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6:55.8:32.6,2007年如皋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3.7 :52.2 : 34.1,并且提出了200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的预期为：11.4 :54.4 : 34.2。由上述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如皋市队三大产业的调整趋势，一产比重逐渐降低，二产比重保持稳定，三产比重稍有增加。从目前如皋市的产业格局看也是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突出解决“农业不优，工业不强，三产不新”的矛盾。如皋的发展着眼于三大平台：产业、资本和人才。
建立产业发展大平台。一是大力发展工业，培植主体税源。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如皋拥有48公里的长江岸线，得天独厚。中深水贴岸、微冲不淤的黄金海岸线20.2公里。2006年投资14.6亿元完成基础设施。如皋还拥有肩负着为江苏省打造造船强省重任的熔盛船厂，集研发、施工、生产、销售于一体。要加紧建设熔盛造船的海洋平台，全力推进熔盛造船国家级工程中心和船舶交易中心、江苏船舶工程研究院的建成。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植后续税源。如皋市民企现在的产业结构较单一，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产业上，第三产业比例较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低层次的产业，很难适应国际竞争，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目前如皋拥有年产出100亿的世界肠衣城，年产出100亿的世界长寿食品城，年产出100亿的汽车轮胎及配件产业，年产出50亿的电子电器材料产业，50亿现代纺织服装产业。五大专业园区正在全力推进之中。三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植基础税源。要大力发展以生态、观光农业为特征的都市农业，学习省内先进典型。同时建立资本发展大平台。建立人才发展的大平台。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一是增值税的完善。对增值税应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其征收范围，如可将营业税征收范围中的建筑业，服务行业中的科技、信息、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同时加快增值税转型，把消费型增值税作为税收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进一步规范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方式，完善税款抵扣制度和办法。二是完善农村税制。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没有了税。农民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都是有税的。要研究工业反哺农业的税制，制定一个既符合十七大方针，又符合“五个统筹”的新税制。三是开征新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证券交易税。
参考文献
［1］Alberto Alesina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n open economy［J］.ELSEVIER，1995，(39):961-979.
［2］艾华.如何理性认识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J］.税务研究，2005，（7）：7-9.
［3］ 梁俊娇.税收收入、GDP及我国宏观税负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关键词：财政收入；规模；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辽宁省财政收入的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4月19日
一、辽宁省财政收入现状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收取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规模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财政职能的发挥，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表1包含了辽宁省2001至2010年财政收入和GDP的数据。从十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辽宁省财政收入一直在稳步的增长，从2001年的1，010.1亿元到2010年的6，728.2亿元，从绝对数值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但是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方面来看，发展的并不稳定，虽然总规模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在2008年、2009年出现过减缓的现象，当然这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关。（表1）
用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研究财政规模适度性的问题。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辽宁省GDP总额的增加，财政收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而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由2001年的20.07%提高到2010年的36.45%。由此看出，GDP的增长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财政职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
二、辽宁省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分析了辽宁省财政收入的发展规模和适度性问题，下面将对辽宁省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大体上而言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两个方面。就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本文分别选取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四个变量，税收方面选取辽宁省税收收入为变量，另外加上一个最终消费支出。表2中列出了2001～2010年的原始数据（表2），模型为：
Y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β6X6i
（二）实证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选择的影响因素较多，所以估计模型之前，应该先分析各个因素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相关系数检验，输出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计算结果表明，各因素与财政收入高度相关，而且解释变量之间也是两两高度相关。（表3）
为进一步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EViews6.0软件计算出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见表4。（表4）
λ1=5.9670 λ2=0.0254 λ3=0.0044
λ4=0.0020 λ5=0.0009 λ6=0.0003
此时，XX′=∏λi=3.60×10-13≈0，即（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矩阵XX′是一个病态矩阵，而且病态（条件）数和病态指数分别为：
K===19869>1000
CI=≈141>30
因此，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如果此时用OLS法估计模型，将得到以下估计结果：
Y=-610.06-0.4462X1+2.9775X2-1.7334X3+0.1694X4-0.1020X5+0.3696X6
t=（-0.70）（1.56）（-0.63）
（0.13）（-0.02）（0.26）
R2=0.9956 F=113.02 DW=2.11
模型的F检验高度显著，但是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都不显著，并且X1、X3、X5的系数为负数，系数符号的经济意义不合理，这也表明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t检验可靠性的降低和系数估计误差的增大。
2、主成分回归。现在采用主成分回归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表2结果的计算采用相关矩阵，也可以由表4中的数据得出：6个特征值之和等于6，第一个成分占总方差的99.45%，第二个成分占总方差的0.42%，前两个成分占总方差的99.87%。利用Eviews6.0软件同时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5。（表5）
根据表4的计算结果，和所对应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9.87%，由表4可以得出和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为：
u1=（0.4086，0.4083，0.4063，0.4085，
0.4092，0.4086）
u2=（-0.2752，-0.3268，0.7508，0.3411，
-0.1440，-0.3416）
所以，两个主成分为：
Z1=0.4086X1+0.4083X2+0.4063X3+0.4085X4+0.4092X5+0.4086X6
Z2=-2752X1-0.3268X2+0.7508X3+0.3411X4-0.1440X5-0.3416X6
将变量Y关于Z1和Z2进行回归，估计之后经检验，模型还存在一、二阶自相关性，所以加上AR（1），AR（2）项后重新估计模型，得到估计结果：
Y=0.016736Z1-1.241630Z2+[AR（1）=-0.5076，AR（2）=-0.7654]
t=（0.31）（-5.36）（-0.92）（-1.40）
R2=0.9915 DW=1.74
将主成分Z1、Z2与Xi之间的关系代入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到：
Y=0.3485X1+0.4126X2-0.9254X3-0.4167X4+0.1856X5+0.4310X6
在EViews6.0软件的数组窗口中利用描述统计命令可以得到各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利用公式可得原模型的参数如表6所示。（表6）
这样原模型为：
Y=0.4936+0.2828X1+0.8433X2-4.5588X3-0.4662X4+0.0681X5+0.5029X6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辽宁省财政收入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而且与GDP发展的适度性比较好。整体上而言，辽宁省财政收入情况比较好。
使用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找出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根据辽宁省2001～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及相关数据，使用Eview6.0软件得出的结果显示：影响辽宁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工业总产值，其次是税收收入。根据主成分分析，二者的累积贡献率99.87%。从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工业总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辽宁省财政收入增加0.2828个单位，同样当其他因素不变时税收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辽宁省财政收入增加0.8433个单位。税收收入增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工业总产值增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大。此外，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第三产业，虽然在主成分分析中的贡献率小于工业的贡献率，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作用。
（二）政策建议。财政收入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辽宁省一直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发展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所以辽宁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规模和质量，就要发展好工业。巩固发展原有支柱产业，比如机械制造业，积极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创造条件，培养新的优势产业，比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汽车产业。
辽宁省多年来一直重视工业的发展，从辽宁省目前的情况看，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工业主导全省经济发展趋势，财政收入对工业的依存度大。而仅仅依靠工业在以后的发展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工业发展的优势不能放弃，同时也要重视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要处理好三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继续发挥工业优势，还要引导扶持农业和第三产业，培植新的财税增长点。这样才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处理不同财政收入来源及其结构的问题，除此之外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还要处理好财政收入的内部结构。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非税收收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财政收入的规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非税收入如果管理不当，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将损害政府财力的统一性，削弱政府调控能力。所以在关注财政收入总规模的基础上，一定要注重财政收入的内部结构。统筹优化其内部结构，使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其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赵卫亚，彭寿康，朱晋.计量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税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水平；进出口水平；var；方差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
税收水平为税收总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现有文献中也被称之为税收比重、宏观税负、税收负担水平抑或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它是政府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既关系到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其职能，也关系到经济活动主体能否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国内外学者就税收水平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对税收水平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经验研究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政府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范围大小及其变化。一般而言，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决定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最高限度，而国家财政对税收收入量的需求又决定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最低限度。
1.理论上，国内学者认为决定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和税收因素。
(i)政治因素。国际社会历来存在两种国家观，不同国家观确立了各自的政府经济职能范围，而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社会剩余产品的需求量也就不同，反映在税收方面就是宏观税收水平的不同。因此，决定税收水平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府职能范围。
(2)经济因素。影响税收水平的经济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因素看，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正相关。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愈高，社会产品就愈丰富，人均的水平就愈高，税基就愈宽广，整个社会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要高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
从以上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理论上税收水平变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和税收因素。但因为理论分析中涉及到的所有决定因素无法全部通过指标或现有统计数据进行反应，所以在经验分析中，分析影响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采用gdp、财政支出规模、农业总产值及进出口规模等宏观指标；另外，检验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实证分析结论是否具有较强说服力还有待论证，尤其研究农业水平、财政支出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对税收水平的动态影响的文献基本上是缺失的。笔者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思路，通过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考察税收水平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研究税收水平的各个决定因素对税收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对税收水平变动所作的贡献大小。
二、数据来源与var模型的设定
1.数据来源和处理
为了增加实证检验的可信度和处于数据选取连续性和权威性考虑，变量税收收入、gdp、财政支出、进 出口总额和农业总产值数据均来自《新
5.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以上协整检验表明，向量tr、fe、ag和ae之间被证实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的建模理念，可以构造vec模型。本文将tr作为因变量，将fe、ag和ae作为自变量，利用eviews6.0估计的协整方程为：ecm-1=tr(-1)-0.99-3.68*fe(-1)+5.10*ag(-1)+1.13*ae(-1)
同时也可以得到标准的var模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c。出于研究需要，这里从标准的vac模型中分离出tr一阶差分dtr的误差修正模型：
dtr=-0.02ecm-1-0.06dtr(-1)-0.14dtr(-2)+0.25dfe(-1)+0.23dfe(-2)+0.18dag(-1)+0.20dag(-2)+0.003dae(-1)-0.04dae(-2)+0.008
误差修正项系数-o.0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当tr(-1)、fe(-1)、ag(-1)和ae(-1)发生波动使tr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以2％的速度将其重新调整到均衡状态中，调整力度相对较大。
6.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var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 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tr、fe、ag和ae，基于var模型检验税收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是否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水平fe是引起税收水平tr变化的granger原因(p=0.0456)，同时，税收水平tr也是引起财政支出水平fe变化的granger原因(p=0.0347)。从理论上讲，这个结果与vamvoukas(1997)提出的财政同步学说(财政收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是相吻合的。从实践上讲，这一结论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一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为承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所需要筹集的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也将越来越多，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必然导致税收水平tr发生变化。因此，财政支出水平tr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的“税收把柄”和更加充足的税源，从而为财政支出变化提供了充沛的财力基础。所以，税收水平tr也是引起财政支出水平fe变化的granger原因。
另外，在税收水平tr方程中，“ag不能granger引起tr”与“ae不能granger引起tr”的p值分别为0.2396和o.2590，这说明农业水平和进出口水平不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该结论也是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农业水平越高意味着一国的工业化水平越低，经济发展的质量越低下，可供政府征税的“税收把柄”越少，税收水平自然相当低；反之，农业水平越低，说明该国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规模就越大，“税收把柄”也就越多，税收水平就相对较高。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短期内很难改变，而影响税收水平的因素比较多，波动相对频繁，所以ag不能granger引起tr是和实际情况相符的。ae不能granger引起tr则主要是由于在如今日益开放的年代，税收不再是一国调控进出口规模最主要的手段，而只是一个通用的政策而已，并且使用税收调节还必须考虑到他国反应，否则会使税收干预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由此引起的效率损失更加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进出口水平与税收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而忽略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毕竟将滞后期适当延长，它们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能就会得到改变，这一点在之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中将得到求证。
三、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即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建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简称irf)。根据irf方法原理。我们通过使用eviews6.0软件分别给予tr以及三个决定tr的因素fe、ag和ae一个单位的正冲击，从而得到关于tr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至图5)。在此系列图示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度)；纵轴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率；实线表示脉冲影响函数，代表税收水平对自身冲击及其相关决定因素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税收水平自身一个单位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在前6期持续下滑.在第7期时达到最低，此时的c1.2=0.003435(其中“1”表示第1个变量、“7”表示滞后阶数)；从第8期开始稳定增长。这说明税收水平自身的一个正冲击能在长时间里使税收水平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财政支出水平fe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幅度比较大，最高时出现在第2期，此时的响应c2.2=0.007979。但从第2期开始，这种响应开始下降，在有些滞后期，例如第6期、第7期的响应甚至为负(c2.66=-0.000328，c2.7=-0.000229)。从第8期开始才恢复稳定增长态势。到第20期时达到至第5期以来的最大值，此时的响应c2.20=0.002083。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给本期农业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的增长率在长期范围内将呈现一种负增长的态势，而就这种负增长本身的态势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在前3期里，农业水平ag受到的正冲击使得税收水平tr的降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c3.1=-0.003419，c3.3=-0.006142)，之后从4期开始这种下降的趋势才得以缓解，并始终保持在-0.004左右。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给本期进出口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的增长率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在第4期达到最大，此时的响应为c4.4=0.026618，之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综合图2到图5可以看出，分别给与税收水平自身、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对税收水平自身以及决定税收水平的三个因素的响应是不一样的。撇开税收水平自身的冲击外，从税收水平对其三个决定性因素响应的最大值来看，对进出口水平的响应最为明显，其次是财政支出水平，最后是农业水平。三者的数量比较关系为：c4.4(0.026618)＞c2.2(0.007979)＞c3.7(-0.002593)。税收水平对进出口冲击的响应高出其他两个决定因素，可能的原因是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或进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得进出口“税收把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过程是缓慢、不显著的。
四、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模型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则是通过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表示)的贡献度，即在分析了每个税收决定因素的一个正冲击给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带来的影响之后，可以继续用方差分析的原理进一步分析税收收入决定因素的结构冲击对税收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程度，以此来实现对税收收入决定因素的动态分析。通过eviews6.0软件，我们可以实现模型的方差分析。采用高铁梅使用的相对方差贡献率(rvc)来表示贡献率。具体的公式表示为：
rvcii(s)为相对方差贡献率，指根据第i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变量y；的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cij表示由yi的脉冲引起的y.的响应函数，s表示滞后阶数。如果 rvcii(s)大时，意味着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大；相反地，rvcii(s)较小时，可以认为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小。图6到图9为税收水平自身及其决定因素对税收水平的方差分解图，即各自的贡献率情况。在此系列图示中，横轴表示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税收水平及各决定因素对税收的贡献度(单位：百分数)。
从图6中可以看出，考虑税收水平自身对税收水平的影响，在滞后1期时，税收水平对自身的贡献率达到100％(rvc11(1)=100.0000)，之后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滞后期达到20时，rvc11(20)=46.30946，使贡献率降至最低。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在于，税收水平自身的变化，如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税收努力水平提高、税收法律的完善都可能使税收收入在不侵蚀税基的前提下得到增加，从而使税收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张德志通过数据分析说明了征管因素与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1995～2003年，因加强征管而提高的税收水平为1.06％，约占整体影响的41％”。由此可以看出，税收水平自身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能够保持在45％以上是符合我国税收收入变化实际的。
从图7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在前12期有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并在第12期时达到最大，此时的rvc21(12)=16.06456，之后的贡献率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状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财政支出水平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所以，财政支出水平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税收水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总的来看，这种变化正如图7所示，是一种稳定的增长态势。
农业水平涉及到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从图4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中就可以看出，农业水平的提高对税收水平的提高始终处于一个负效应状态。图8中所体现的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滞后1期开始直到滞后20期，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基本上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且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超过4％的时期分别是第16～20期(rvc3(16)=4.322589，rvc31(20)=5.846197)。
从图9中可以看出，进出口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从滞后1期开始自始至终均保持着上升的态势，在第20期时达到最大，此时的贡献率达到34.69704％(rvc41(20)=34.69704)。这主要是进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税收把柄”逐渐扩大造成的。
综合图6至图9可以看出，撇开税收水平自身的贡献率，进出口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最高达到34.70％，其次是财政支出水平达到16.06％，最低的是农业水平为5.85％。但若考虑到税收水平自身的影响因素，则其贡献率(最低贡献率)将超过进出口水平的贡献率达11.59％。这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证实了我国现阶段税收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响税收水平的自身因素，例如税法的完善、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税收成本的降低。
五、结束语
通过构建税收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和进出口水平的模型，笔者分析了税收水平与其决定因素间的动态关系，具体结论最终如下：
1.我国的税收水平受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较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支出最终由国家税收来承担，因此，如若财政支出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则税收水平也将随之上升。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短期波动的“纠正”一方差分析中，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都证明了这一结论。
2.我国税收制度本身的完善对税收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超过同期gdp增速，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税收制度尤其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不断下滑。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看，这种下滑趋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因此，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所做出的贡献表现为负向贡献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4.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额的增加使相关的“税收把柄”有所增加，进而对增加我国税收收入总体规模、提高我国税收水平起到了长期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关键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区域；面板数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114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JY070）；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1ZK2018、2012ZK2013）；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130063）
作者简介：彭文斌（1976-），男，湖南郴州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环境经济研究；陈蓓（1990-），女，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吴伟平（1987-），男，湖南怀化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邝嫦娥（1979-），女，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008-06
收稿日期：2013-05-01
一、引言
污染产业区位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调整并且优化产业结构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深入分析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如Arthur Lewis（1984）和吴要武（2013）认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导致了劳动力供应不足，最终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一些地区的污染企业选择向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迁移。环境污染程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环境污染程度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互相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增加可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彭可茂等，2013）。徐向红（2004）认为美国大量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进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赢得生存的机会，不得不考虑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人工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从劳动力角度分析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文献资料还有魏后凯等（2002）、荣超（2013）等。第二，部分学者将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原因归结于地区环境政策。如Walter等（1979）首次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环境管制能力以及环境标准较低，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向这些环境管制能力较低的国家转移。Slebert（1990）、Xing等（2002）、Akbostanci等（2007）分别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观点给予了证实，发现地区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彭文斌等（2013）利用演化博弈模型论证了环境规制非政府因素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沈静等（2014）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第三，还有学者认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产业集聚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如Xepapadeas（1999）通过回归模型，从产业角度出发，分析了产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度等因素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黄涛（2013）对污染企业向中国转移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产业规模、要素禀赋以及产业开放政策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仇怡等（2013）基于 AHP 法分析了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力优势等因素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全国和区域角度对我国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为揭示污染产业转移规律提供参考。
二、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严谨性和时效性，本节选取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以及区域等不同的地理空间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而且对涉及价格因素的数据统一换算为2010年不变价格。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对数化后容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且不改变原有时序数据的特征，对部分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值。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污染产业总产值，解释变量有环境政策、政府税收、劳动力资源、对外开放程度、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技术等指标。所有的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污染产业总产值（pigov）指标以各地区污染产业的总产值表示，污染产业总产值越高表明该地区污染产业转入多而转出少，进而说明该地区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理想区域。环境政策（epoli）指标以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一般来讲，环境政策越严格，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程度越大。用政府税收收入作为政府税收（tax）的衡量指标，政府税收水平越高，意味着污染产业负担加重，利润减少，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支出水平高，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也高，从而有利于污染产业发展。以各地区15岁以上的人口数作为劳动力资源（labor）的衡量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投入（inv）的衡量指标，以各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作为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衡量指标，以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作为市场需求量（conspe）的衡量指标，以人均GDP作为市场规模（rjgdp）的衡量指标，以非农人口所占百分比作为城市化水平（urban）的衡量指标，以单位面积晴雨通车里程作为基础设施（road）的衡量指标，以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科学技术水平（tech）的衡量指标。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主要原因为：一方面，使用面板数据能够明显增加样本容量，增强实证结果的说服力，使计量结果更加可靠；另一方面，使用面板数据能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利用更大的、三维的信息量降低了变量间多重共性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地估计出各因子对产出的贡献。此外，本文首先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单独考察了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技术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然后通过控制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政府税收、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变量来检验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
考虑到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污染产业性质以及面板数据特征，特构建以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1）和（2）来考察污染产业转移在全国和区域的区位分布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lnpigovit=γi+λ1ilnlaborit+λ2ilntaxit+λ3ilntechit+uit （1）
lnpigovit=αi+β1ilnlaborit+β2ilntaxit+β3ilntechit+β4ilnopenit+β5ilnconspeit+β6irjgdpit+β7iurbanit+β8iroadit+β9ilnepoliit+uit （2）
其中，i表示各省份，t表示年份，uit为随机扰动项，反映随个体和截面的发生影响的因素所产生的误差。
四、实证分析
在面板数据回归估计时，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比较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其中，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系数无系统性差异即是随机效应。若接受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更好；若拒绝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Hausman检验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
在表1中，Hausman检验的Chi-Sq. Stat.结果为46.335479，相伴概率为0，表明面板回归估计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运用LS估计方法得到全国以及区域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从全国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资本投入、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以及基础设施等对于污染产业产值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力最大，这与郭建万等（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环境政策对污染产业总产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规模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说明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北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均是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水平、市场规模、环境政策以及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污染产业的转入，政府税收因素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说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环境政策是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技术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政府税收、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总的来看，只有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所以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南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3），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技术水平、政府税收以及环境政策是阻碍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对外开放水平、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认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黄河中游地区来讲（见表3），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均是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和环境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污染产业的转入，而政府税收和城市化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长江中游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3），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和市场规模成了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因素有技术水平、环境政策以及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变量均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此外，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东北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4），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和市场规模，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因素有技术水平以及政府税收，而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把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确定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大西南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4），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劳动力和技术水平是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主要原因，而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此外，对外开放水平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将对外开放水平确定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大西北地区来讲（见表4），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阻碍污染产业转移的因素有技术水平和环境政策，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此外，资本投入水平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而，可以认为资本投入水平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五、结 论
总而言之，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通过对全国和区域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全国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资本投入正向影响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而环境政策则是负向影响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从北部沿海地区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从东部沿海地区来看，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从南部沿海地区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黄河中游地区来看，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长江中游地区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东北地区来看，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大西南地区来看，对外开放水平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大西北地区来看，资本投入水平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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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家伟）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cation Choice of Polluted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Eigh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gions
PENG Wenbin1， CHEN Bei1， WU Weiping2， KUANG Change1
（1.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一、煤电联动拉动__经济发展的分析
__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2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是无烟煤的生产基地，全县有22个乡镇产煤，煤系地层覆盖面积为67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9.8％，已探明的优质无烟煤储量达123亿吨，可开采储量达66.57亿吨，占全省储量12.4％，占毕节地区储量的27.6％。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举措的实施，__县委、政府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利用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资建成两个装机容量分别为120万千瓦的坑口火电厂。20__年4月以来，两座电厂相继建成投产。
在电力的拉动下，年产300万吨的中岭煤矿、年产120万吨的比德煤矿、年产450万吨的五轮山煤矿在__安家落户，其他设计规模在15万吨至45万吨的矿井截止20__年共开工建设18个，余下88个保留煤矿引进了17个省外企业融资，基本形成了“大煤保大电，大电保税收”的格局。
(一)煤电联动发展，推动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煤电的拉动下，__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县财政收入结构由过去的烤烟税收“独占半壁河山”过渡为煤、电为主、烤烟和其他税收“四柱撑天”的格局。以20__年、20__年__县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总量来看，电厂建设之初的20__年财政收入仅为8018万元，生产总值为58530万元，第一产业为30043万元，第二产业为17233万元，第三产业为11254万元，人均GDP为1472元。电厂在“十五”期间在建和并网发电后，20__年的各项指标分别是20__年的5.25倍、5.65倍、2.53倍、10.8倍、6倍和3.3倍。
(二)煤电联动发展，促进了工业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20__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为11591万元，同比增长3.1％左右。其中：原煤产量96.5万吨，发电量4343万度。而20__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25.48亿元，同比增长48.1％，实现增加值9.31亿元，增长42.8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1.09％，拉动GDP增长9.89个百分点，占GDP的28.79％。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中，原煤产量507万吨，同比增长19.70％；发电量859878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6.50％。
(三)煤电联动发展，拉动财政收入总量大幅度增长。20__年财政总收入完成8018万元，同比增长14.2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6186万元，同比增长17.25％。20__年财政总收入完成42098万元，同比增长37.1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036万元，同比增长20.33％。从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20__年的财政收入总量是20__年财政收入总量的5.25倍，增长率为22.89个百分点；20__年地方财政收入是20__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43倍，增长率为3.08个百分点。
(四)煤电联动发展，推动了__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煤电发展给__城镇化建设步伐带来了契机，大量人口集聚__，人口集聚，必先考虑衣食住行。县乡两级政府积极筹措，按照“十五”期间的总体规划和要求，启动了小城镇建设。投入村镇建设资金5053.36万元，比“九五”期间增加3585万元，改扩建道路32.73公里，32.83万平方米，投资4545.14万元，新建桥涵3座，农贸市场3处，精神文明活动中心3座，新建卫生公厕和水冲式公厕5座，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逐步得到完善。各乡镇逐步培育了自身发展的优势产业，为小城镇建设储备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渠道。九洞天风景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总体规划已上报国务院，旅游业将逐步有序发展。
二、__税收与经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
(一)经济因素与税收的关系。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发展了，税收就会有充足的来源，可以揭示两者关系的分析指标具有多样性，但最直接的分析指标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的增长足以说明。20__年__生产总值为108471万元，GDP的增长速度在10％以下，20__年以来，由于电厂落户__，GDP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20__年同比增长24.06％，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2.99：56.42：20.59，仍然保持“二、一、三”结构。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倍。财政税收总量为4.2098亿元，是“九五”期间的5.25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5036亿元，比“九五”期末增加8850万元。经济与税收的和谐发展，说明__经济与税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20__年以前电厂未建，__经济萧条，税收寅吃卯粮，财政困难。现在经济发展了，税收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财政宽裕了，工资能按时足额发放，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
(二)非经济因素与税收的关系。非经济因素中对税收影响较大的就是目前的征管因素，它始终是促使税收增收的重要因素，并且每年的税收增收额都有征管因素在起作用。根据其对税收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长期性征管因素，对税收具有长久性的影响。如“金税工程”、“综合征管软件”、“纳税评估软件”等这类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征收管理水平实现质的转变。这种征管方式的转变将会产生持久的征收效果。二是一次性征管因素，它是要运用这类措施时才会 对税收有影响。如清理以前年度欠税或查补税款，这类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不一定年年都有。另外对税收有影响的就是政策因素，如进行的消费政策调整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增值税改革，就是通过发挥税上调控经济的作用，引导和调节消费行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对__经济、税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经济决定税收，发展经济是税收增长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在指导思想上要树立经济与税收良性互动的观念，利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增加税收收入的目标。
(一)牢固树立税收经济观，即树立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收服务于经济的理念。用经济税收观指导税收工作，在制定税收收入计划时，要以经济作为税收收入计划的立足点，深入做好税源调查，认真分析预测，使计划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从经济到税收，取之有度，依法征税，大力培植税源，发展经济，使有税可收，我们既要反对“竭泽而渔”的做法，又要反对无原则的“放水养鱼”的错误观念，树立正确的税收经济观，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反对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做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使税收成为经济的调节器，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深入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严格执法，加大税收违法处罚力度，严厉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增强震慑力，不断净化税收环境。要加强对重点行业的税收专项检查，结合__实际，当前主要加大对涉煤行业的专项检查力度，深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改善税收执法环境。对偷逃税者严厉惩处，达到犯罪的，要按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要分行业召开纳税人例会，曝光近年来的典型涉税违法案例，以点带面进行警示宣传，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打消个别纳税人偷逃税的侥幸心理，努力为各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三)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规范煤炭企业管理。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法宣传的力度，经常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和宣传税收工作，提高党政领导的税收法治意识。当前，政府应全力支持税务机关将煤炭生产企业全部纳入一般纳税人进行管理，税务机关要依托信息技术，强化税源监控，进一步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水平，不断规范煤炭生产企业税收秩序，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不断发展和壮大企业经济实力。税务机关要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的作用，深入各煤炭生产企业调研，掌握其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基础数据，认真分析，准确测定煤炭行业税负。结合煤炭行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式，通过切实有效的指标体系和配比分析，对企业出现低税负、零税负、负税负及税负异常变动的现象进行纳税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要加强企业纳税辅导，抽调业务骨干参加建账指导，帮助规范企业账务处理，建立健全各种账簿，要建真账，并提高建账的质量。通过强化税收征管来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协调增长，不断壮大地方经济实力。
(四)大力培植税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__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丰富的煤炭资源。众所周知，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挖一点少一点，一旦开采殆尽，靠什么发展经济?财政收入又靠什么?这是我们着眼长远不得不提前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本着对__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负责的态度，既要保护合法投资者的权益，又要坚持取缔一切私挖乱采的破坏行为，节约资源。首先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规划，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寻找替代性税源。其次要大力发展煤化工等深加工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煤的附加值，提高煤的综合利用效益。第三是要积极进行“三废”的综合运用，变废为宝，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第四是对其他矿产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__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全县已探明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有20多种，水力资源充裕，种养殖业、旅游业前景广阔，可以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小型水电站的开发、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的采掘、发展养殖业、经果林和旅游业等上来，并可以招商引资的形式让经济实力强大的投资者适度开发利用。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5月19日
引言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浙江作为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各种数据表明已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经济结构体制增效升级势在必行。经济调整期正是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窗口期，新能源、生物医药技术、3D打印等各类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传统经济模式正形成潜移默化的颠覆，推进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国务院在2010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重点领域。浙江省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还包括海洋新兴产业和核电关联产业，共九大重点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结合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最终形成战略性“支柱”产业。2012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2，520.8亿元，同比增长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3.7%；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2，744亿元，同比增长8.2%，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核电关联增速超过10%；2014年1～5月，增加值达到1，119亿元，同比增长7.8%，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浙江省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拉动浙江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
2011年以来，浙江省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浙江省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等规划和意见文件。针对不同的行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体制机制的完善，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并且规划引导发展；二是发展平台提升，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三是增强要素保障，即加大财政扶持。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2011年开始，省财政设立了每年5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专项资金；然后是保障发展用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可以以工业用地最低标准确定出让底价；还要落实税收优惠，支持金融创新，浙江省金融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开展未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试点，支持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可转债等方式进行融资；最后是引进高端人才，出台《浙江省博士后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并支持开展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研究。在积极的政策指引下，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本文选取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名录中浙江省的64家上市公司进行考察，这些企业的规模及行业地位在我国具有代表性。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企业官网和巨潮咨询等官方网站，手动下载样本公司各个年份的年度报告。
（一）经营状况总体向好。从2013年64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三个指标可以看出，企业经营状况整体向好。具体来说，有35家企业净利润达到1亿元，有20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海康威视甚至净利润达到30亿元以上，大华股份、正泰电器等净资产收益率都将近30个百分点。一半以上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在40%以下。（表1）
（二）布局相对集中。根据本文所随机采集的64个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情况表来看，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地区。64家上市公司中，杭州有19家，绍兴有15家，宁波有8家，台州有6家，嘉兴有5家，其他地区都在4家上市公司之内。这种分布状况与战略新兴产业占浙江省、及各市区的比重具有一致性，据浙江省规划发展规划研究院公布数据统计，2011年，杭州、嘉兴、绍兴和宁波四个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了浙江省的65%。四个市的总量位居前四。其中杭州占23.2%。其他7个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整个浙江省的比重都未超过10%。2012年，宁波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为3，030.94亿元，杭州为2，955.37亿元，绍兴为2，074.73亿元，嘉兴为1，232.62亿元，四个市的产值合计占了整个浙江省的67.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布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集聚性。同时，各市区也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如海洋新兴产业被舟山独占鳌头，新能源产业则是嘉兴位居第一，宁波、杭州等地则聚集了大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物联网产业。
（三）产业内部结构相对集中。如表1所示，在调查的64家上市公司中，生物产业占6家，节能环保产业占9家，新材料产业占14家，新能源15家，物联网产业占15家，高端装备制造业占4家，核电关联产业1家。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三大产业上，分别是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
二、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因素
（一）企业规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由规模经济理论可知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利润有直接的影响，企业的总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企业的规模。根据表1看出，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企业的净利润与总资产有一定的追随关系，总资产大的企业其净利润也相对较大，总资产小的企业其净利润也相对较小。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的规模与其利润有着正向关系。总体来说，一个企业规模越大，其单位成本会减少，产值会增加，利润也会相应增加。（二）政府补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府刺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是政府补助，所以政府补助可以映射出政府对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由此，认为政府补助资金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财政政策的指标。由以上表1可以看出各个企业当年享受的政府补助资金都相差不大，居于几百万、几千万的水平，与企业净利润比较起来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据。各个企业的净利润确实相差甚大，各个企业净利润额起伏波动非常大，净利润最大的企业海康威视达到30多亿元，而最小的只有500万元；但他们得到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3，903万元和456万元，差异并没有如净利润的差异明显，由此可以认为政府的直接财政扶持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但是影响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税收优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由表1中所呈现的各个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即税收返还额与营业收入的百分比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可以比较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从表中数值看出税收优惠与战略性新兴企业存在着一定关系，而且呈现出正相关，税收优惠大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也大，两者有一定相关性，可见政府税率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效果，政府的扶持政策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税收的优惠对新兴企业的成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四）R&D经费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企业R&D经费作为技术创新活动实现的“血液”，是技术创新能力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的物质基础。每个企业都非常重视这一块的经费投入，大多数企业都维持在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也不乏部分企业存在偶然性，报告期的营业收入不乐观，导致比重较大，此类企业可忽略不计。从表中可以看出R&D经费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如税收优惠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大。R&D经费投入具有一定滞后性、高风险性、时间长、不确定性的投资回报率等特点。但却是企业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
三、结论及建议
从调查64家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结果看，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势头良好，企业主要集中布局于杭州、绍兴等地，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是9大培育产业中的主导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对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作用明显，政府补贴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弱，因此在产业政策完善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引导和刺激作用，适当使用政府补贴对产业的扶持，转而运用政府采购或其他方式加强对产业的支持；同时，要注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完善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主要参考文献：
[1]李苗苗，肖洪钧，傅吉新.财政政策、企业R&D投入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4.8.
【关键词】税收收入；模型；GDP；增长
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权益的重要保障，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效益、收入提高，导致税收的增加；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不仅能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并且可以对经济进行有效引导，优化资源配置。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财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的形式，其绝对量的增减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的大小。近几年，我国税收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现象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这一经济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政策体系、政府机制等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对税收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能够为决策者解决上述问题、完善经济体制等提供很好的参考。
二、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模型建立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选用数据为1978-2011年我国税收收入和国内生产值的数值。
1.为降低数据的波动范围，分别对税收TAX与GDP取自然对数，发现税收总额对数（LNTAX）与GDP对数（LNGDP）基本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2.进行单位根检验：（1）对序列LN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并确定其是否为单整序列，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序列LNGDP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2）对序列LNTAX进行单位根检验，并确定其是否为单整序列，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序列LNTAX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
3.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用最小二乘估计拟合方程：
LNTAX=-2.058274623+1.009403193*LNGDP+εt （1）
R2 =0.982367 DW=0.0335035 F=1727.098
DW值较小，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添加AR（1），调整后得到：
LNTAX=-2.51603414+1.052435709*LNGDP+ μt （2）
（0.0314） （0.0000）
μt =0.8457836627*μt-1 +εt
R2 =0.994087 DW=1.673144
通过回归分析，表明处理后的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4.残差检验：定义残差，进行残差检验，经检验ADF检测值小于5%显著水平的ADF临界值，D-W=2.001484.残差原序列平稳。
5.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要求变量必须是平稳的，由于上文单位根检验的结果都是二阶平稳序列。所以可以进行检验。经格兰杰检验：阶数3时，结果显示在2%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LNTAX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三、模型解释
（一）税收增长与GDP增长
由（2）得到：TAX=e-2.51603414*GDP1.052435709 （3）
经实际验证，各项数据的拟合程度、精度良好，说明模型的稳定性与强健性良好。从模型（3）得知，税收幂函数回归模型是齐次函数，当即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倍时，税收收入增加（21.052435709 -1）倍，即1.0740285倍。模型证明：促进GDP增长是促进税收增长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呈加速度地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二）1994年后税收和GDP的增长趋势
1994年，我国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实行后，使国家财政重获活力。现着重从税收和GDP的绝对数量基础上分析：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1994年的全国税收总额5126.9亿元，2011年税收总额89720.31亿元，为1994年的17.5倍，年均增长4005.5亿元；另一方面，GDP总量也持续增长，从1994年的48197.9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71564亿元，为1994年GDP总额的9.78倍。虽然我国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在国际水平上看来，仍在较低的水平。但是，自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长率却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独特现象，最高的2001年，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11.10%，最低的2008年也有0.70%的差距。
四、税收高于GDP 增长可能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一）税收高于GDP增长可能的不利影响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就税负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认为当税率增加超过一定水平后，会显著降低对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对经济起到阻碍作用，税收总额不但不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只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收入，才能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如果税负担过重，必然使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加重，降低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税收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税收收入一直维持较低水平，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会制约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国税收收入超GDP 增长， 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终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税收的增长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为现实其职能提供更多保障。国家支出要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犯规，加大司法监督的力度。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仍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税收的公平性、公正性。第三，税收总额的快速增长，使社会财富向政府机关聚拢，不免会增加社会腐败现象。因此，完善行政法规、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监督体制是我国政府在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同时，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体系的繁荣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促使税收增长速度的增加，如何控制虚假繁荣、防止泡沫经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四，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科学的税收征管方式，不仅是法律实施的唯一载体，又是调控企业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一是要加强税务人员的法制观念，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坚持依法行政，杜绝“人情税”、“关系税”。二是要依法治税，将税务机关的行为纳入法制化，坚决打击和防范偷、逃、骗税等违法行为。三是要根据国家文件精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取消不合理收费，适度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王婉陵.我国税收与GDP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税纵横.2011（5）
[2]卢曼，潘艳军.我国税收的增长变化与GDP 的相关关系分析[J].衡水学院学报.2011（8）
[3]陈桂生，梅云.中国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公共支出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7）
【关键词】工业反哺农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4041(2007)10-0036-03
1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及必要性
2005年我国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是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主动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力度。”反哺理论的实质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和产业发展政策，依靠工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积累来支援农业的发展。
迄今为止，业界人士经常引用以下几个指标数据判别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农业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比例，城市化率，人均GDP等等。其中反哺初始阶段应开始于：（1）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农业份额已降低到15%以下；（2）工业份额是农业份额的3倍以上。统计表明，2003年中国农业占GDP的份额约为14.6%，工业总产值116898.4亿元，农业总产值17092.1亿元，二者的比值约为6.84，以此可以判断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初始阶段。
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战略调整。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资源的积累，表现为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业流动以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进而应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税收总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每4年就增长一倍。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哺”能力。所以，我们要顺应以工哺农、以城促乡的趋势，积极改革各项政策，推进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
2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工业反哺农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税收政策加大了支持农业发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从逐步取消农业税到在农业生产资料、农机流通和农业技术推广等多个方面给予优惠，初步实现了农村富裕、农业增产、农民减负的目标，这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的推进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但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2.1现行增值税制度不利于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发展。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销售一般货物的税率为17%，抵扣率为13%。但农产品经加工后按工业品出售，即使在本环节未实现增值，也要按17%缴纳增值税，额外增加4个百分点。这就必然造成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负高于一般工业品加工企业，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最终损害的还是农民的利益。同时，我国对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税金是由消费者负担，因而这实际上是对农产品消费者的一种税收优惠，并非对农业生产者的免税照顾。另外，农民作为农业的生产者，在购买农药、化肥、种子、农机等生产资料以及从事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运费等，均包含了增值税进项税额，而农民不符合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条件，因此为生产农产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的进项税额就不能抵扣，只能自己负担。
2.2城乡二元税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拉大了城乡差距，使农民增收难。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税收制度上也相应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体的农业税制和以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工商税制的二元税制。二元税制有失公平，侵害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例如，从流转税分析，在农业税取消以前，农业税税负为8.4%，农产品的流转额税负高达21%，比现行的增值税制中销售一般货物的增值税税率17%高出4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农民购进农业生产资料所含增值税不能抵扣等因素，农民销售农产品的实际流转税负更高。
2.3缺乏鼓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税收优惠政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三农”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工业反哺农业，并不是生产要素的单方向流动，必须有劳动力和资金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但目前缺少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交流和互动，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缺乏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失地农民，还享受不到城镇下岗职工税收优惠待遇。同样，城镇居民或企业到农村进行投资，特别是到农村投资基础设施、从事文化教育和农村医疗事业等也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鼓励。
2.4税收政策从整体上未形成合力。现行的对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税收政策涉及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一些地方小税种。虽然目前对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销售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缺乏整体性的统筹考虑，一些政策也是先后出台的，缺乏配套措施，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较差。国家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实行增值税“减、免、退”政策的初衷是减轻农民负担、照顾农民利益，但由于没有配套措施，生产资料价格并没有降下来，反而是“水涨船高”，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实惠，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甚至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成了农民减收的因素。②对收购农产品的抵扣退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尽管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收购免税农产品时，按买价的13%抵扣进项增值税税额，还对部分龙头加工企业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但这些企业并没有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然压级压价收购。在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获得出口退税后，也没有将税款退还给农民。因而，支持工业反哺农业的税收政策还需要从整体上明确思路和政策目标，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3工业反哺农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3.1改革增值税制度，鼓励农业生产。以减轻农业生产者和涉农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为目的，调整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税率，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应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解决农产品深加工增值税“高征低扣”问题。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增值税销项税率应降为13%；对农产品加工型的龙头企业，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2%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提升农业附加值。对主要农业投资品实行零税率，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增值税负担。改变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方式。当前，我国对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但对农民投入的农业生产资料所缴纳的增值税款不作扣除。我们应当借鉴欧洲等发达国家实施零税率的做法，即不仅不征税，而且允许农民向税务机关就购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所缴纳的增值税实行退税。
3.2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一的增值税。对特殊农产品实行消费税的二次调节，主要是指那些国家限制生产、对环境有害的农产品和高档奢侈品。全面建立农业企业所得税制和农村个人所得税制，对符合法人经营条件的国有农场、集体农场生产组织和股份制农庄、外商投资企业及合伙农庄等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按照农业生产的净收益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不符合法人经营条件的家庭农场、单个农户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但应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扣除。
3.3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国家级农业产业重点企业从事种植、养殖和农林产品研究开发，参照西部大开发政策，实行3-5年所得税优惠减免政策，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同时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例如对增值税可以实行先征后退或即征即退的政策等。积极发展农村工业基地、土特产基地，形成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格局。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产业企业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农村工业基地、土特产基地可以满足这些企业的货源，从而企业与农民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带动农业的企业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因此，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把发展农村工业基地、土特产基地作为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战略重点来部署，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经济战略。同时，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切实有效地落实重点龙头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3.4鼓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比照给予吸纳下岗人员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对失地农民自主就业、自谋出路者，也可以比照给予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执行，以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对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提供免费或具有公益性职业技术培训的中介组织、教育培训机构等，绐予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为农民就业服务，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对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的就业服务中介组织，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所有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个人、家庭或合伙人，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对在农村从事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的企业，予以营业税或所得税优惠，以满足城镇居民休闲娱乐的需要，增加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对专门服务于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服务产业予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专门服务于农村的交通运输、通讯、有线电视、电力企业所获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
3.5进一步减少流转税的逆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营业税可按不同行业分设不同的起征点，通过典型调查，核定不同行业的毛利率，比照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综合费用扣除标准来设立营业税的起征点。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如普通药品、粮食粗加工品（米、面、油）、婴幼儿食品、老年用品、低档服装等的生产和销售减免流转税。对于大众性消费的服务项目和娱乐项目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服务项目，予以免税或实行低税率。除保留对高尔夫球等高档娱乐项目课征较高的营业税以外，应大幅降低其他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使这些服务项目价格下降，也有利于相对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同时也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税收优惠与加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并促使生产资料供应商降低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供应成本。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实行税收减免，同时辅之以严格的管理，应该可以达到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收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卢昆、郑风田、宫生文，《现阶段中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实施探析》，《社会科学家》2003年3月第2期
[3]胡世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社会经济分析》，《农村经济》2007年第2期
一、*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20*年，*市个体私营企业达36171户，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9%；工业产值112亿元，增长21.70%；出*货值42.62亿元，增长9.60%；入库税收6.64亿元，增长61.40%；新增投资11.54亿元。
*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发展越来越快。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的户数比*年增加7178户，增长24。8%；当年实现的国内总产值、工业产值和税收收入，分别比*年增长1*.06%，173.17%和309.24%；比同期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总额的增幅高出44.23%，91.35%和203.24%。
2、地位越来越高。20*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值、工业产值和税收入，分别占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税收收入总额的52.95%，67.50%和61.50%。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3、规模越来越大。经过几年的发展，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增加较多，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已由过去单纯的总体数量扩张向个体规模扩张的方向转变，一些企业不断增资扩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现有7574户工业企业中，年产值500—1000万元的有86户、10*—5000万元的有145户、50*—1000万元以上的有19户、亿元以上的有9户。
4、层次越来越高。私营企业家不但投资兴办工业，而且投资家业和其它产业，进一步拓宽经营领域，构筑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发展的私营企业体系。
5、外向型企业越来越多。一是企业出*货值增加。20*年，全市私营企业出*货值42.62亿元，占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8.05%，比*年增长64.87%。二是享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增加。20*年，有24户私营企业享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值亿元以上的9户私营企业中，有6户是进出口生产企业。
6、品牌越来越响。一些发展基础较好、产品质量稳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树立自己的品牌和企业形象，开始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门策划，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和企业文化。目前，“喜之郎”获得全国驰名商标，“乔士”、“十八子”、“银鹰”、“盛达”等品牌在全国知名度较高，颇受欢迎。去年，*市在获得“中国菜刀中心”、“中国剪刀中心”的基础上，又获得“中国刀剪之都”的称誉，品牌效应正在形成。
7、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全市在私营企业中从业的人员，20*年达到20.97万人，比*年增加了42.27%。
我们认为，*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他们敢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创新，建立了“五个互动”机制。
一是政策拉动。*市委、市政府于*年11月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六个放宽”、“六个优惠”的“蜜糖”政策：放宽从业对象，放宽经营范围，放宽注册资金标准，放宽出国（境）从事商务的限制，放宽内资、外资经营审批手续和给予用地价格、税收（地方留成部份）、规费减免、信贷、用人、入户优惠。
二是服务推动。通过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领导就是服务”和“你发财、我发展”的观念，积极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和引导。*年*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担任组长的民营经济领导协调小组，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年又成立了市投资服务中心（与民营经济领导协调小组合署办公），市直24个职能部门在“中心”设置办事窗口，12个单位在“中心”设置特派员，实行“四个一”服务，即：一幢楼办事、一个窗受理、一个口收费、一条龙服务。20*年，建立了市领导挂点扶持制度，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带头，四套班子领导成员挂点扶持35家重点企业。通过几年努力，在各级领导层中形成了对个体私营经济时时关心、事事支持的局面。
三是外向带动。市委、市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确保民营经济资金来源的重点来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利用举办各种洽谈会、交流会、招商会和组团上门等方式，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四是科技驱动。市委、市政府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开展创新活动，以企业为主体，建立科研机构，增大科技投入，用先进适应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积极鼓励企业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五是市场牵动。适应“入世”需要，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认识到加入WTO对*来说是利大于弊，必须充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潮流，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所以，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做好市场分析和市场预测，加快市场营销营网络建设。目前，全市重点私营工业企业普遍建立了全国性的营销网络。比如喜之郎集团，从市场调研到产品设计，从生产制造到网络销售，构筑了一条龙的工程体系，形成了“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便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消费者就喜欢什么”的良性互动关系，产生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中居于世界第一位，产品远销英国、北美等海外市场。
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还创造了一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成功经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想和观念还要进一步解决。“补充论”、“社资论”的观念在少数部门和少数干部中还有定的存在。一是前置审批过多。二是个别部门和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
（二）行业结构不合理，规模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多，高新技术产业少。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三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生产集中度低。小型企业多，大型企业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少。四是资本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资本结构仍以家族式资本为主，实行家长式的管理，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建立完整的社会信誉，从而影响有效的融资和资本扩张，并最终影响企业的资本运营效果和经营规模，限制了企业的优化升级。
（三）个体私营经济融资困难。银企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常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私营企业融资渠道较为狭窄，缺乏有效的融资管道。
（四）管理模式滞后，影响自身发展。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家庭式管理和家长式决策。这种模式适应不了企业再扩大、再发展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和致命的弱点，导致企业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差。
（五）人才严重缺乏。私营企业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企业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才，加上未能建立一支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造成企业素质不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薄弱。
三、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省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基本确立，但在国民经济三大构成中，民营企业这一块发展不太理想，针对上述原因，结合形势发展的要求，我们认为，要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加强指导，打好“品牌”，营造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武器，大力营造发展私营经济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做好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优化发展环境。一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对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打破行业垄断。二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以改革和加入“世贸”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政府的审批事项，可由企业自主决定、市场自行调节和社会中介组织办理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三是改善融资环境。金融机构应按照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要求，解决好对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投入问题。四是加大维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依法查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保护个体私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它合法行为。五是加强和改进对个体私营企业的服务。在内容上，拓宽服务领域，从技术支持、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信息咨询、创业辅导、市场拓展、对外合作、资本运作、安全生产、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