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3 16:26: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的发展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农村面貌巨变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乡村伦理状况的变化，农村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存在，而农村人员结构的变化往往又是引发农村伦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诱因。
在现代文明的带动下，乡村是越来越进步了还是越来越退步了？回答之前，最好到乡村去做一次调查研究。中国是传统农业发达的国家，农村伦理体系维系着农村的发展与稳定。近代以降，农村形势逐渐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同小异的中国传统农村格局被打破，更多农村在迈向城镇化；有的乡村则开始组合；当然也有乡村走向没落。几乎每个地域的乡村格局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无论纵比还是横比，农村面貌巨变往往都会带来乡村伦理状况的变化。
农村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存在。以家族和宗法势力为主的农村伦理体系，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农村的生死存亡。乡里乡亲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血缘、亲属、地域互通的关系，乡村百姓之间的生活受强烈的宗族制度制约。族中长辈是想当然的伦理维护者和评判者，一脉相承，鞯葑殴欧绻旁希更传递着家族美德。一个村庄继承着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家风、血脉，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农村伦理走不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虽因特殊事件和特殊人群，会改变农村惯有的伦理系统，随后巨大的生活惯性会淹没这些细枝末节。解放后，对传统伦理虽然有所打破，但没从根子上撼动人们的祖先归属感、神灵敬畏感和地域亲切感。
改革开放后，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农村伦理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网络的普及，特别是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农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传统伦理思想的“崩塌”。突出体现在，一部分人受到网络碎片文化的冲击，开始追求传统伦理之外的刺激，一些不合时宜或不合农村规范的言行开始涌现。多元文化的冲击导致多元伦理观的产生，传统伦理相对统一的伦理认知，被当下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所打破。
农村人员结构的变化也是引发农村伦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诱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种田谋生的农民发生分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部分富人虽依然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趋同于对城市生活的认知，这一部分人中的明智者，成为农村人物质、精神生活的双重带领者。有的则沦落为腐朽生活的代言人，摧垮了农村人亘古不变的价值体系。随着外出打工者的数量增多，农村出现青壮年男女数量锐减、老人和孩子赡养教育等问题增加的现象。一方面，隔代教育会引发疼爱过度、监督不够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孩子的德育问题严重缺钙、道德素质堪忧等问题。缺少伦理引导的孩子成为制约农村未来道德滑坡的关键因素，而农村里一些投机分子的“倒行逆施”，亦加重了农村伦理重建的难度。
有人提议靠乡贤制度重新构建乡村伦理体系，笔者不敢苟同。现代乡村的伦理体系构建不应忽视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村庄生存背景的变迁，仅仅依靠传统的手段不足以维护传统伦理，较好的方法无疑是剖清这些问题的根源，一地一议，一村一制。多元文化不可能回归到封闭一统，但通过政府的引导完全可以利用其阳光因素，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要积极发挥好他们的引领作用，留守的打工子女教育应得到足够重视和关注，对农村的恶势力要予以坚决打击。只有经过多方的长期共同努力，才能让农村的伦理体系重新构建起来。
（抽文）
现代乡村的伦理体系构建不应忽视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村庄生存背景的变迁，仅仅依靠传统的手段不足以维护传统伦理。
关键词：新形势；高校计算机教学；质量；因素；改革途径
当前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高校中做好计算机教学工作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究竟该从何入手，做好计算机教学工作呢？下面，笔者将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一、高校计算机教学质量提高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教学内容方面的影响因素
内容是学生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基础所在，教学内容不佳其教学质量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当前高校计算机教学中，内容滞后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与计算机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不匹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计算机技术发展速度过快，各项教学软硬件的淘汰速度高，学校的教学难以跟上计算机技术发展变化的速度。其次，教材选取不合理，计算机虽然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但是其同样涉及有理论知识学习内容，而一本计算机教材成功编制到出版往往需要花费一年甚至是更加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能早已超越了教材编写的速度，等到教材成功发放到学生手中，成为学生学习参考的资料时，教材上的知识可能无法发挥辅助学生学习的资料。
（二）教学手段方面的影响因素
高校计算机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鲜明差异，就在于其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同时对于实践内容的重视度比较高。但是，在当前高校的计算机教学中，笔者发现许多高校对于学生计算机实践知识应用的重视度并不是很高，不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大部分教师只是围绕教学大纲，按部就班的开展相应的教学工作。高校学生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计算机知识学习对于自身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只是被动性的参与计算机等级考试。如许多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积极性不高，许多知识没有真正的掌握，但是为了能够顺利的通过计算机等级考试，参加各种培训班，临时抱佛脚的学习，这种错误的学习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及发展实际上是极为不利的。
二、新形势下高校计算机教学的改革路径
（一）采取差异性教学手段
我国面积广阔，东西部、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计算机教学为例，城市学生与乡村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差异巨大。高校内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其对于计算机的了解和认识也可谓是各不相同，在教学中教师如果针对不同的学生设置同一教学目标，部分学生在完成这些目标任务时难度可能比较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能也会因此而降低。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教学中，教师还应当采取差异性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计算机基础及学习能力等，因材施教，制定不同的教育教学目标，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如针对计算机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给其制定较高的学习任务和目标，使他们感受到知识学习的挑战性，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而针对学习能力一般的学生，在教学中教师则可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学习任务，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过渡，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发挥计算机教学的优势。
（二）实施创新性教学方法
单一的教学方法也是阻碍计算机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提升计算机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计算机知识，教师必须要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尝试将小组合作学习法、学案导学法、任务驱动法、自主探究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借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如在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型教学法时，教师可以将核心知识点，分解到一个或者是几个教学任务中去，教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学生互相交流沟通，自主的探索学习，感受计算机知识内容。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学会转变自身的角色，在课堂上不能以自己为课堂教学的主宰，而是应当将学生当做课堂的主体，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结合学生专业差异，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政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号民生工程，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十个全覆盖”为抓手，积极打造草原上的“桃花源”，贫困人口的生活居住环境正得到明显改善。
2014年1月，党委全面启动了自治区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民生工程“十个全覆盖”。目标是用3年时间投资800亿元，对处于发展态势落后、发展能力不足的广大农村牧区实施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十个方面的民生保障工程，提高农村牧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合理规划，打造大美乡村
“十个全覆盖”工程让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俺们村里和你们城里没啥区别了，想‘充电’学习到文化室，想聊天娱乐就到活动室，生病有卫生室，购物有大超市。”房屋变大了，环境变好了，生活方便了，兴和县的百姓再也不想争着往县城搬了，“以前出去的人都争着往回搬呢！”
兴和县的这种变化正是得益于内蒙古的“十个全覆盖”工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留住绿水青山，要记得住乡愁。”在打造大美乡村的整体规划中，兴和县的“十个全覆盖”工程把总书记的这一理念充分理解并准确地融入到规划建设之中。
大拆大建是留不住乡愁的，兴和县为了留住“乡愁”可谓是煞费苦心：合理保护村庄住宅用地的原址，适度将村民房屋院落修复改造；合理规划建设居住区周边道路、广场绿地公园；合理规划公共设施用地，建设卫生室、图书室、文化室、超市以满足村民医疗卫生文化生活需求；合理安排村民公用通讯设施，交通设施……这样一来，兴和县的水域和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闲置地都统筹起来，通过土地流转租用等形式将可生产利用的土地划零为整。
没用多长时间，没用多少资金，兴和县“十个全覆盖”工程就完成了乡村居住区院落的整治，房前屋后的绿化美化；完成了乡间道路的修建和绿地小游园的建设，并建设了各种服务设施，改善了百姓人居生活环境和文化生活质量。
要想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美了还不够，百姓的生活也要美。兴和县因地制宜，种植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作物为手段打造大美田园风光特色文化，盘活城乡文化及旅游业，促进餐饮交通酒店等服务业的发展，使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创造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农村生活模式。
“‘十个全覆盖’工程让我们住上了乡村别墅，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想不到穷了大半辈子，如今过上这种好日子！”兴和县的百姓对笔者说。
整体布局，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万顷莜麦万顷粮，百万花海艳农庄”，兴和县怡人的风景，已成为全国休闲、度假、避暑的胜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极强的区位优势为兴和县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和农村旅游观光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近几年，兴和县农业产业实现了由单纯的农牧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的转变。
兴和县结合县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林业、休闲渔业、休闲牧业、休闲农家乐等。“休闲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产物，是农业多功能的拓展和延伸，是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农民素质提高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兴和县委书记刘政看来，发展休闲农业，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措施，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村民们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田园景观变成风景了。当地政府结合自然生态整合环境资源，利用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增进游客对农业和农村体验，让游客玩得好，更让百姓挣得多。
如此一来，兴和县的农村就业机会多了，农民收入渠道宽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产业结构改善了……
关键词：洋家乐 乡村旅游 日照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大的发展，旅游业态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也不断成熟。以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为背景，在日照市“旅游富市”战略指导下，日照市旅游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乡村旅游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
一、“洋家乐”概况
洋家乐多数是由外籍人士在中国农村投资经营，其前期规模和形式如同我国乡村旅游中普遍开展的“农家乐”，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洋家乐”[1-2]。但目前“洋家乐”只是这一类业态的代名词，并非仅仅是高级农家乐，其实质是在华跨国移民直接投资经营的，具有低碳环保理念，兼具中外文化内涵的用于满足休闲度假需求的新型乡村文化旅游业态[3]。
洋家乐发端于北京“小园”，在北京其他乡村、广西阳朔、浙江德清等地乡村迅速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呈进一步扩张态势。洋家乐遵循反城市自然低碳理念，保持泥坯房的自然，就地取材裸装修，DIY生活用品等，从农房改造、房间设计、家具布置、居住建议等各方面践行低碳理念；注重其细节和文化内涵体现，民宿分别进行个性化设计，独特的文化元素选择，精细的内部装饰，实现百房百态；提倡高品位生活，民宿的高品味家装和高品质家纺，让游客放心并享受出行；坚持其高品质服务，进行管家式服务，并深入当地发展，保证游客进行身心完全放松的深度体验。
二、日照市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一）发展现状
日照市乡村旅游发展一直以渔家乐为主导，多是较为传统的渔村，提供海鲜餐饮和普通的渔家住宿，近些年渔家乐发展变化不大；同时日照市周边乡村也逐步开始出现以蔬果采摘等为特色的农家乐，数量较多发展较快，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渔民的经济条件，但大部分仍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
（二）存在问题
一是监管不严，诟病较多。在全国乡村旅游大发展背景下，日照乡村旅游越来越多，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目前仍存在私自经营接待的情况，服务质量无保障，乡村旅游投诉较多，影响日照乡村旅游整体形象，不利于其良性发展。
二是旅游产品单一，层次不高。乡村旅游产品内容单一，多数仅限于农家餐饮和简单住宿接待，缺乏深度体验活动，产品类型单一；大众化发展，产品缺乏设计，层次较低，不能满足现代城市人口对精品化旅游产品的需求。
三是服务意识不足，旅游体验差。村民多是利益导向，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精细化服务的缺失直接影响乡村旅游产品服务质量和游客的乡村旅游体验，游客满意程度不理想，不利于发展回头客和乡村旅游品牌的塑造。
四是经验管理居多，专业性不够。日照市很多渔村和乡村借助其特殊地理区位开展旅游，自发性强，大多是经验管理和服务，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村民因个人素质差异，经营管理质量不稳定，且普遍思想解放程度不够，缺乏长远的发展意识和经营理念。
三、日照市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剖析
（一）海洋文化浓厚，太阳文化源头
日照位于山东省东部，处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被称赞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是一座快速发展中的港口城市，海洋文化发展较为旺盛。日照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其中包含64公里的优质沙滩，拥有“蓝天、碧海、金沙滩”的美誉。
日照是太阳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太阳文化是其最典型最独特的文化符号，利于日照乡村旅游独特品牌塑造。
（二）“茶花林果”丰富，可多元化发展
近些年日照茶花林果日益丰富，休闲旅游多样发展。日照盛产绿茶，利用在南茶北引时期留下的茶树，拥有“江北第一茶”品牌，众多茶村开展了赏茶、采茶、品茶等活动丰富游客茶家乐体验；花仙子景区利用花丛的浪漫，以花为媒，打造了江北最富浪漫色彩的婚庆旅游品牌；五莲县围绕五莲山风景区，通过潮白河景观河打造和各乡村绿道设计，形成了山水环绕、村村相连、上山下河、游山玩水、绿道漫游、尝鲜摘果”的立体化旅游格局；周边乡村借助樱桃、草莓、蓝莓等时令蔬果开展蔬果采摘等休闲活动。
四、日照乡村旅游发展思考
（一）“茶花林果”与渔家乐协调发展
利用日照海洋资源，深挖日照海洋文化，坚持渔家乐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同时鼓励日照市及周边地区拥有其他特色农业资源的乡村因地制宜，特色化发展乡村旅游，在渔家乐基础上，形成茶乡人家、锦绣花乡、隐世山居等以日照特色茶花林果为主导的特色农家乐。实现渔家乐和茶花林果协调共同发展。
（二）产品创新性设计
丰富现有乡村旅游产品内容，丰富乡村旅游活动。渔家乐要摆脱现有游客洗海澡、吃海鲜的平价大众旅游模式，可开展“做一天渔民”的深度体验活动；茶园应在现有基础上充分挖掘茶文化，个性化设计茶乡小院，重点进行茶园观光休闲、茶事活动体验和茶系列产品开发；山林农家则应充分利用其山林特色，扩大乡村休闲活动空间，丰富山居休闲项目。
（三）引入高品质服务
借鉴洋家乐贴身管家式服务，日照乡村旅游可引入向导服务，如渔家乐可提供渔夫向导，既可带领游客出海捕鱼，又能给游客提供海鲜盛宴以及旅游途中其他细致贴心服务。要求向导进行专业化培训，能够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四）低碳环保，创建最自然乡村
在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中践行低碳简约自然理念，从民房改造、室内装修、小品设计等方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可自行DIY各种设计自然、实用性强的个性生活用品。在游客消费过程中也倡导低碳理念，并以此连接游客和经营者，创建最自然乡村。
（五）强化度假功能
开展旅游活动的各乡村应因地制宜，改善乡村景观条件和居住环境，并进行景观和小范围小品景致的打造，打造美丽特色乡村，丰富旅游活动，增强游客体验，自然强化其度假功能，最长时间留住游客。
参考文献：
[1]王小梦. 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来自“洋家乐”的启示[J]. 经济研究导刊，2014（33）：265―266.
[2]罗斌. 乡村旅游创新产品――“洋家乐”发展概况[J]. 商业经济，2013（21）：72―73.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建设银行；裕农通
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发展进一步提升到重要战略位置。2019年国家又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指导意见》，就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银行业也在提供涉农信贷支持、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深化乡镇政务合作、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建设等方面开启了新篇章。
一、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当农村人口增长率超过城市人口增长率，而城市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那么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镇转移，农业发展就会产生停滞，从而影响工业停滞(袁航，张金山，2018)。费一拉模型发现，金融是工业农业部门实物交流的附着物(许月丽，翟文杰，2015)。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金融是核心。早期的储蓄部门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村镇银行、农业银行等主要根据国家要求吸收储蓄，为城市化建设发展积累资本。因此，城镇的发展会抑制农村发展，从而出现“金融抑制”，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虽然对农村各部门有信贷支持，但支持力度很小，支持范围也有限。近年来，国家主张发展普惠金融消除贫困，在出台系列政策与措施后，农村金融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截止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20%，比2014年末提高了8.10百分点；助农取款服务点82.30万个，涉农贷款余额34.24万亿元。农村金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原因有：
(一)国家政策发展变化国家提出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后，要求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广泛动员银行业、保险业为农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惠以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货币信贷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财税政策三大政策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实施定向降准、完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发挥对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的资金投向、利率传导功能来强化正面引导作用。差异化监管政策主要采用强化监管考核，通过对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的差别化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将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纳入监管评价体系来约束负面作用。财税政策方面：准予银行税前扣除涉及普惠金融业务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对符合银行条件的支农支小信贷利息免征印花税、增值税、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
(二)国有银行战略发展变化受国家政策影响，各大国有银行纷纷将“三农”业务发展纳入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并作出相应发展对策与金融工具的创新。将农村市场发展作为其自身经营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主要是由于银行业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而原有的市场份额占比增长缓慢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进一步业务竞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作为当下金融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和谐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也是商业银行顺应市场竞争的必然途径。大中型银行深化了普惠金融事业部机制和内部考核指标，调整贷款政策、贷款利率向小微企业、农村农户倾斜。例如，工、农、建、交行相继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采用“补贴”定向激励普惠金融业务、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业务结合发展；对电子渠道业务适当减免手续费等。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得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经济。主要有以下：
(一)农村人口发展变化农村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农村正面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常住人口规模缩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问题。主要是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及城乡人口迁移造成。目前来看，农村人口总量占比在40.42%(2018)，从城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对比来看，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数量远超过城市老年人口数量(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银色经济时代，老年人口总量庞大，且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因此，人口老龄化挑战将会在农村地区首先出现。如图1所示。
(二)农村经营单位变化农村中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我国农业经营户超2亿，农业经营单位204万个，农民合作社总数179万个(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91万个)，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含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从普查结果看，近年来我国农村“三农”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农村整体环境得到较好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阶段性提高，农业基础不断稳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农村金融业务的服务与支持，金融作为工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附着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各类政策、补贴措施向“三农”倾斜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由图2可见，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开始都在逐渐提高，其中，东部地区提高最快，西部地区较缓。未来全国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增长也成为必然。如图2所示。
三、建行“裕农通”在农村金融中的应用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一直秉承“二八”定律，往往忽略长尾客户。在国家提出普惠金融战略后，建设银行提出“第二发展曲线”与“长尾客户”经营理念，将普惠金融应用到基层客户群体、弱势群体中，让绝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福利与收益。在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中，建设银行主要通过以下两点来发展：
(一)金融科技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金融科技是传统业务延展向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要实现手段，并且逐渐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不但能大大节约经营成本，还能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同时提升客户体验。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问题解决中，金融科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商业银行在农村的物理网点布局往往有限，这使得较偏远、边缘地区无法享受基础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也影响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画像、互联网科技等功能连接城镇与农村，通过提升基础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经营单位融资效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等渠道实现城乡协调区域发展。过去，建设银行发展小微企业(含农村经营单位)的业务经营管理按照大型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但小企业分布散、数量多，在经营过程中资源占用较大，消耗大，且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建设银行以金融科技支撑业务平台的方式经营，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各分行区域特色推出了多种互联网自助信用贷款、理财保险、支付结算等产品，其风险可控、企业融资效率高。因此，通过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产品，根据客户需求、行业特色、风险成本创新金融产品，使金融服务可得性得到持续提高，同时降低资本获得成本。
(二)创新“裕农通”发展农村金融业务“裕农通”是建设银行在未设立网点的地区，与当地第三方合作而设立的助农金融服务点，主要为城镇周边农村及偏远地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理财保险、小额存取款等金融服务，同时也进行助农扶贫商品交易活动。“裕农通”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为指导思想，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手段来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普及，改善农村居民生活，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例如，“裕农通+(农村电商、智慧政务、特色产业、通讯商)等多种创新合作模式。随着支付手段不断创新，大多数农村也实现移动支付，因此老年群体就迫切需要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在面对老年群体的业务处理中，“裕农通”也能以简便、易懂易操作获得老年群体的青睐与赞美。建设银行通过“裕农通+农理念，结合各地乡镇、村头设立服务点服务地方农业企业，农业个体经商户，乡镇农村居民；通过创新适用农村环境的信贷产品、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实现降低农村金融成本，达到城乡金融服务交叉渗透，人人享受金融服务的目标。另外，“裕农通”通过平台也能将国家政策，金融欺诈等金融知识普及到农村，扩大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比如开设裕农学堂，让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充分走到农村中去，实现人人金融知识普及。截至2019年6月末，建设银行拓展“裕农通”服务点累计24.4万个，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乡村覆盖率超过33%。建行定点扶贫村覆盖1291个，除西藏个别高海拔、极度艰苦地区外，建行定点扶贫的31家分行已实现全覆盖。
四、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发展对策
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依然是发展之重，未来“三农”发展依然需要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逐步实现城镇村一体化，产业人叉渗透，彼此推动。可以采用城镇向农村辐射，农村围绕城镇发展模式。打造如养老休闲产业、养殖种植业等能够充分利用农村资源的产业，通过产业吸引人才，人才发展农村，产业调节农村人口数量、年龄比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应鼓励农村优生优育，放开生育政策，增加农村人口数量。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降低涉农贷款利率，扶贫再贷款，降低融资成本。作为开办农村金融业务的国有银行，一方面承担普惠金融社会责任，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防范金融欺诈；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数字普惠等手段积极参与农村金融经济建设、信贷投放，金融投资产品配置，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普惠程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细分金融需求创新自身特色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金融需求呈现差异化、个性化特征。首先，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县城、乡镇、村落不同地域具体情况，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策略。比如，在经济发达的乡镇，各类专业市场、农业产业园、科技园、新型工业化基地的新兴农业主体将是未来的潜在优质客户，商业银行可以依托其为合作服务点，为其提供丰富全面的金融产品以支撑其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同时向周围农户辐射金融服务产品。其次，根据各村特色、人口数量及人口年龄结构比重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特色服务。服务可以突出亲民、效率等特点，可以联合农村村落精英(零售部、卫生诊所等)共建惠农服务点，利用“熟人社会”，以定位农村网格模式，采取1人服务多村落手段等。
(二)金融产品设计差异化农村金融经济基础薄弱，创新发展的信用模式落后，很多村劳动力缺乏，农产品可担保范围小，信贷可得性差。国有银行应当针对不同层次金融需求和不同类型服务渠道，有侧重地开展并创新差异化金融服务。根据农村经济体不同特征，可以采用多种模式协同创新。设计出发点可以根据农村经营体、农户资产负债特征采用信贷产品或组合产品。国有银行应承担起健全推动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的的头雁功能，保证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性，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对于县域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制造项目，可以利用绿色信贷政策、排污权、碳排放权抵质押等金融业务支持。在面向中高端农户，可以依托惠农服务点提供农户贷款等特色服务。比如，与地方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合作，对符合政策支持的专业农业企业提供批量化融资支持；对优质专业大户、产业链上下游农户可通过建立“白名单”推出专项小额无抵押信用贷款；针对农村种植大户，示范企业可以采用“信贷+保险、信贷+期货、信托、理财产品等。
(三)智慧农村生态金融构建针对农村经济环境变化与农村居民的日常增长的生产生活金融服务需求，选取设计贴近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金融服务方案。例如利用委托点或自助银行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如转账、缴费(日常水电费、社保费用的缴纳)、小额取现、保险、理财投资等服务。例如，建行山西分行推出“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后，覆盖全省行政村2.5万个，实现行政村100%全覆盖。另外，山西分行与省政府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三晋通”APP中涉及254项高频民生事项移植到“建行裕农通”APP中，将“裕农通”服务点作为农村“智慧政务”服务点，实现农村居民在农村即可办理社保缴费、报销收费、异地就医等政务服务，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五、结语
关键词：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多样性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人文的角度，农民都是处于社会主体地位，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的命运都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的现实状态在农民身上给予了全面的体现，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等重要历史信息。发生在农民身上的问题，最能充分地体现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历史中的农民一直是中国油画表现的重要题材，农民艺术性形象在油画创作中的发展变化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题材在中国油画创作中的地位是不容质疑的，他几乎贯穿了油画艺术在中国的百年发展中，对中国油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也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最有利的体现。在我们国家，不难发现反映社会现实主义农民题材的油画艺术作品一直占据在重要的历史地位上，这使得现实主义农民题材的油画成为了一种主流，并形成中国独特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
油画艺术作为绘画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题材油画作品在内容上比较单一，总体上表现的是对自然的赞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表达的是种民族责任感，自“89美术思潮”以后所呈现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艺术家对人性和生存状态等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历史的转变是由历史的发展变迁决定的，也使得社会的发展变革成为推动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创作出现这种新发展、新变革的强大力量。新时代的到来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在改变农村和农民精神面貌、生活状态的同时，也改变着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这种改变使得当代农民题材的油画创作具备了进一步前进发展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也使得在农民题材油画创作中由“单一性”拓展成为当代的“多样性”的新局面。
1、表现内容上的多样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使艺术家对当代艺术反思的不断深入，表现当代农民题材的油画与以往的油画作品相比较，表现内容异彩纷呈。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农民的现实生活状态受到冲击，农民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环境中最其中国特色的文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都市文化的影响，艺术家把对农民题材的表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中挖掘都市文化中的当代农民题材――农民工题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题材成为乡土现实主义农民题材的替代者，它只不过是农民题材在当代油画创作中随着社会潮流转变的一种创作题材拓展和延伸，是新时代下农民形象的又一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进入城市，仍有一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在他们所依赖的土地，包括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他们更加充满自信与阳光。所有的一切新变化改变的是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不变的是农民身上所具有朴实、善良、勤劳和真诚的原始形态。如宫立龙的《村长》，王沂东的《沂蒙山村》，郑艺的《驰骋的心》等作品表现的是当代农民原始的本土化情趣。而徐唯辛的《工棚》，刘晓东的《违章》，忻东旺的《早键》等作品塑造的则是一群奔波劳碌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当代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像艾轩等当代的艺术家表现的是当代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生活状态。这使艺术家在当代农民题材范围内不断地获得新鲜的表现内容，不论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给予我心灵上很大的震撼。当代艺术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彩。
2、表现意识上的多样性
面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实际生活状态，随着表现内容的多样化，艺术家的意识上电呈现多样性。当代艺术家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各种艺术思潮的同时，仍然能够心如止水地热衷于农民题材的表现，应该是经过许多的思考之后的选择。不过，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能够适应当代艺术的潮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与艺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追求。艺术家在个人不懈努力的同时对于西方油画艺术的学习借鉴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与思路，脱离了以往遵从于一种统一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界定。画面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诉说，而作品透露出的是高于社会意义和民族意识等基础思想内涵之上的画面形式，是艺术家通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个人情感情。作品的思想内涵较之从前要弱于画面具有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个人的艺术理解和对现实的关注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极强的个人模式和审美倾向。农民已经成为自己艺术诉说的途径和手段，而作品的目的则已完完全全是个人艺术理解的诠释，画面本身已从以前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
3、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以往的农民题材油画基本上都是以相对写实的手法来处理画面，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具有现实色彩或民俗审美倾向的。部分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原有的内容和模式，画面所传达的观念和使用的技巧开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现实主义的绘画模式开始转变，写实风格则向精神上的写实靠拢，表现主义变得更加纯粹、主动，作品的指向性更明确了。现实主义油画中的理想化色彩被减弱，表现在风格的个性化和表现手法、技法的多样化，成为艺术家表现新时代农民题材油画的新要求。他们认真思考艺术问题、研究艺术规律，关注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气氛的营造，从民族传统和外来艺术中借鉴经验和技巧，为我所用。画面从以前相对单一的形式风格转变为今天的各种风格的相互交织。不论是作品的画面场景描绘还是人物的塑造手段都变得也越来越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艺术家是在通过塑造典型的农民形象或农民工形象来表达出心灵的真诚与人文的关怀。这种真诚与关怀在不同的艺术家那里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味，带来了表现语言的“多样性”，像尚扬的作品《爷爷的河》，以及段正渠、段正伟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当代社会环境中一个画家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强调的是艺术家的批判性立场，正是在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创作中不可缺少的。
农民艺术形象在油画中的出现是随着近百年来各个阶层对农民问题关注的出现而出现的，展示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不同特色，一直是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城市文明发展强势、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今天，农民题材油画仍有它不可代替、独具特色的一面，以多样化的发展形式诠释了中国当代农民的社会现实状态，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前进，为更多艺术家所青睐。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绘画艺术中农民的身影越来越多，而正是这些表现当代艺术家素养和当代农民精神、情感和命运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画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乡村生态体验经济创新
在乡村发展中，空间的景观生态建设与产业的体验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到环境友好低碳产业开发，从产品生态体验设计到生态营销，都反映了生态学相关学科的基本理念。因此，将体验经济体系与乡村景观生态环境有机地集成在一起，构建创新型的乡村生态体验景观则反映了生态体验经济的理念。
空间载体创新
生态体验景观是生态体验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一种由各种创新主体构成的行动者网络。这种基于乡村体验旅游为主的体验景观，也是一种拥有复杂结构关系的网络。在这种景观网络中，能够有效进行生态环境技术、居住环境创新、生态产业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以低级能源替代高级能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乡村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的转化效率。使生态环境与技术、制度一样成为新农村建设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构架生态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运行模式，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整合乡村功能分区，综合协调优化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布局，是景观属性形成价值的重要基础。不同属性结构必然也会形成不同景观的价值，存在结构关系的属性要比单一属性之和产生的利益大得多。多属性特征的景观为体验活动开展及体验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产业载体创新
在乡村地区，体验经济的主要形式是乡村旅游，将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生态、体验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与城市完全不同的体验经济模式。通过体验营销，以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体验为宗旨，吸引更多游客来进行旅游体验，给游客创造值得回忆的体验。体验经济构建往往建立在一种全新的体验景观之上，这种提供体验旅游各种景观与服务设施的综合体，是一种景观与产业活动交融在一起的综合性空间。这种体验景观明显有别于乡村生态体验景观：将服务所提供的体验商品锁定在特定的环境中，其范围与空间类型难以与乡村生态体验景观相比。乡村生态体验经济涵盖的范围远远要超出一般体验经济的领域，它要包括生态环境、乡村生活、民俗风情、休闲体验等诸多方面要素。生态体验景观以这些要素为体验场景，吸引游客前来观赏、休闲、习作、购物、度假、参与，实现乡村环境体验、民俗体验、服务体验、产业体验及产品体验为主要过程，创造游客美好回忆为核心需求，并提供满足体验者食、住、行、购、娱、游等感官和情感需求的“剧情”，并参与传统和新型农业技术实践活动等类型丰富的体验，包括了教育体验、审美体验、娱乐体验及逃遁体验等主要体验。消费者对体验产品感知来自于对产品属性的认知，而每种产品又都是各种属性的集合，使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其期待的价值。
生态体验经济创新实践案例
作为辽东山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位于辽宁省丹东市西北部的大梨树村，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起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生产、生活、社会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实现了创新组合。大梨树村发展了具有乡村地域特色的生态体验经济模式，已建设成为区域的“辽东第一村”（曾经是全国百强村之一）。
生态环境创新
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旅游结合，是大梨树村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将承包给个人的土地转为集体经营，通过荒山治理、河道改造、沼气开发、生态旅游及社会福利的创新发展，大梨树村将大部分荒山改造成水果种植、特色种植、观赏林等形式，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及生态旅游业，全面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充分发挥乡村景观的多功能性，合理规划开发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维护乡村生态安全。在保护乡村景观完整性和特色性的基础上，挖掘乡村景观的旅游价值，开展内涵丰富的乡村旅游，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区”，从而为乡村生态体验经济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空间基础。大梨树村开展乡村旅游是在传统种植业市场暂时失灵的情况下进行的——山上大面积水果成熟后没几年就面临市场饱和，水果面临淘汰的困境。以水果采摘为主起步的乡村旅游业发展，使得当时的水果种植业迅速走出低谷，也为乡村生态环境进一步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产业体系创新
1992年成立村实业总公司以来，对原来兴办的村属钛铁厂、电熔镁厂、镁沙厂、凤泽大市场、龙泽农贸中心、旅游公司、果树农场、五味子农场、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十几家企业，在治理整顿污染耗能高的企业同时，实行租赁、承包、职责效益责任制等形式，促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的形成与健康发展。通过对那些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企业的搬迁改造，树立了乡村生态环境优先的思想，实现了多元化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作用。其他发展也都在围绕生态旅游这条主脉进行，促进了乡村生态产业体系建设与发展，促进了乡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早在2006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就已经达到1.2万元，其中有1万元来自于村集体分配收入，2000元来自于家庭项目增收，超过了当时城镇收入的平均水平。
组织体系创新
大梨树村是辽东地区率先建设五味子生产基地的乡村，如今已成为辽宁省重要的五味子生产基地，并成为北五味子的重要地理标志产地。为了把以五味子种植加工相关的产业继续作大，大梨树村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合作社拥有入股社员超过百名，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建成五味子生产基地3000亩。在五味子生产合作社建立的过程中，广泛吸收村民入股，吸纳民间资金，解决生产资金不足问题；通过采取统一地块、统一种苗、统一田间管理、统一经营销售的方式，解决管理分散和不便问题；建立健全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合作社收益分配机制。通过这种合作社的机制，促进了富民合作社机制创新，推进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化进程，形成了“种植为主，多业联动”的产业发展网络。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大梨树村的其他合作社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五味子生产基地（包括五味子长廊）都已经为其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基础。
又是一年果飘香，荡漾在碧水青山，散发着阵阵清醇，横江的葡萄又熟了！7月18日，吉安县第十届横江葡萄节拉开序幕，同时江西省AAAA级乡村旅游点公塘古村也迎来了300余名游客，参加中国-吉安第十届横江葡萄节观光采摘旅游月活动，大家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品味亲手采摘的葡萄，别有一番风味。
在现场，一串串紫红的葡萄挂满棚架，成熟的葡萄紫光剔透、珠粒饱满，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喜人，光泽圆润、果香浓郁、酸甜适口、皮韧易剥的葡萄令游客食指大动，流连忘返。
“来横江葡萄园体验采摘游已经是第三次了，三年来我见证了横江葡萄园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在这里，不仅可以参观万亩葡萄园采摘和品尝绿色生态葡萄，还可以体验农家生活。游客们在亲手采摘和品尝着原汁原味的横江葡萄的同时，还可以与果农共同享受丰收的喜悦。葡萄尝够了，滋味享足了，游客们兴高采烈地游览着公塘古村。我也非常喜欢这里，所以今天我亲自带领300多名游客来这里一起分享这种快乐！”井冈山天祥旅游社刘中庆总经理说。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谷，记者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亲自动手在挑选葡萄，并不时地为孩子讲解着。许多来自城区的孩子，以前都是在超市或水果摊上见到葡萄，在这样大规模的葡萄谷里看见葡萄架上挂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新鲜感和好奇感油然而生。不少家长感叹，这种农家乐活动既能让孩子体验亲手摘果实的快乐，又是非常好的亲子活动。
走进公塘村的葡萄园，一串串诱人的葡萄或在你的头顶，或在你的左右。据介绍，公塘村的葡萄栽培全部采用标准栽培技术，并严格按照葡萄规范化管理模式，施有机肥料，确保葡萄品质，2011年被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为“有机产品”。今年横江葡萄节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已积累了相当的人气以及品牌知名度。
据悉，今年横江葡萄节观光采摘旅游活动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活动期间，游客可以参观省4A级乡村旅游点、省生态新农村横江镇公塘村；参观横江万亩葡萄园，亲手采摘和品尝绿色生态葡萄，体验农家生活，充分享受葡萄节浓郁的快乐氛围。活动中吉安县各旅游景区全部免费开放，游客可同时游览吉安县天祥景区、吉州窑景区、资国禅寺、庐陵生态公园等景区。愿为时一个月的观光采摘活动，在炎热的夏日中，远离城市的喧嚣，让你在体验葡萄清凉采摘的乐趣，吃下一串串清凉解渴的葡萄，品味葡萄的清醇时带来无限的乐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对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许娘光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林耀华则认为外界环境包括组织、物质、技术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更替是家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在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强大的家族力量不但维系着中国的家庭稳定，也复制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代人都按照上一代人培养他那样教育他的下一代，这种对家的依赖和忠诚构成了中国人行为的意义基础。
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投入点越远，圈就越大，关系也就越远。由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的核心就是居于中心的“我”，而一圈圈的波纹则是与“我”的不同关系。虽然表述方式和研究重点不同，但与弗里德曼、许烺光、林耀华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以“我”为中心的家族关系。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指称结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陆益龙则提出“后乡土社会”概念；黄家亮等用“新乡土社会”来指称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本文以为，用“新乡土社会”来概括加速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明确地指涉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新特质，也表达了新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比较贴切。因此，本文沿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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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就是从“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与上文所讨论的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相联系，本文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新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地关系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持续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迫使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劳动收益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而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缓解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图1是1990--2010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与乡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与乡村人口的减少相应，乡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却逐年升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首选，其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38.37%。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到2010年分别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8.08%和6.16%。图2反映了1990--2010年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情况。本文由收集整理
传统农业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乡村非农就业人数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乡村农业从业者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兼业行为，即通过家庭兼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以及在村庄、乡镇及周边地区“早出晚归”或短期外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这种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起促进了农民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促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实物收入减少。表1是1985—2010年以5年为间隔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
由此看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相应地，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农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逆转。这表明，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977元/人。由此看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来源的收入结构，从而使农民与土地的传统依赖关系出现了部分松动，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命根子”。无论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还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进城务工潮流，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收人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结构性变迁。
三、新乡土社会的观念结构：乡土意识的式微
传统乡土社会中，居民对村庄和家族的认同感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意义的基础。村民的村庄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前者是特定地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自觉自愿的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是基于村落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大压力而被迫表现出来的对村落的归属和依赖，是一种表象认同。当社会结构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认同方式村庄成员对外来文化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基于自愿认同的居民会对外来冲击产生排斥和疏离反应；基于强制认同的居民的反应则是对村庄的疏离和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这种认同差异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降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现象出现以来，中国以农民进城务工的形式进行的城乡社会流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虽然20年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可区分为若干代，并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却几无争议。本文把中国的农民工区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区分大体上以出生年代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动机、务工形式、务工待遇、务工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转贴于
在外出务工农民中，第一代农民工是外在压力驱使的结果，其外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户家庭日益增长的现金支出需要同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的矛盾，这是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生产体系内无法生产出家庭经济支出所需数量的现金收入，是“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其“库存知识”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其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而是脱离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个人权益保护、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创业知识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期望、融入诉求和个人发展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生产行为；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则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可以承受城市的排斥与疏离，也可以承受城市生活的窘迫，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在城市立足，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把农民工按出生年份分为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组别并研究了不同组别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发现农民工的出生年代与生存型动机负相关、与个人发展动机正相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大约有40%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这一比例在前两个组别中分别为6.7%和22.4%。谋求在城市中立足。获得个人发展已经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诉求。
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把在城市落脚、融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外出务工的基本目标。务工动机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农民对传统村庄和家族关系的依赖关系，其个人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传统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逐渐式微。虽然很难清楚分辨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民对乡土依赖程度的降低那个是因、那个是果，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并且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农村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四、新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兼具生育、经济、政治、教育、情感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基层组织，而且，家庭总是和家族、宗族等组织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普遍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对江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表明，在1936年时。江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和残缺家庭最多，分别为45.4%和27.6%；到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到35.5%和27.4%，核心家庭第一次超过主干家庭，占32.3%；到1984年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别占43.2%和39.0%，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36—1984年间，联合家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1980年更是下降到0.4%，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大家庭一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在《生育制度》中认为传统中国户均人口数在4～6人之间。基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家庭为主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口规模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78年，户均人口为5.7人，和调查研究的30年代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一致。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0人，并在此后多年内一直保持这一数字。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村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图3反映了这种人口变动趋势。
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的“细胞”，满足了家庭成员多种需要，也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变化。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原有的子女教育等功能逐渐被专业的教育机构承担起来。就目前来说，农户家庭的最主要功能是情感寄托、人口生产和经济核算等功能。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两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走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这种“零风险资产”构成了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免于成为“绝望的群体”，从而降低了其疏离感和被剥夺感。对于作为“人性的养育所”的家庭的重要性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农户家庭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着社会成员的情感寄托和人性抚育的重要功能。就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来看，农民流动以青壮年男劳动力进城务工为主，其妻子、子女、父母则大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庭承担着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的“安全阀”。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安全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五、余论
[论文摘要]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城郊景观特点进行分析,重点突出景观与行为的相容性分析,确定乡村旅游景观观赏型和农产品开发利用型乡村旅游产品为主导产品。
一、引言
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资源为中心吸引物,它符合生态学的基本要求,是能促进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旅游产品,因此具有生态旅游产品的一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对自然、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化原则。参照《绿色环球：国际生态旅游标准》确定乡村旅游产品的生态化标准。一是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造成环境危害。二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要保护旅游地的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乡土植被、自然水系和自然风景。三是旅游产品在开发和经营阶段都必须保持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敏感。
二、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应用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宏观尺度的景观结构（空间格局）、景观功能（生态学过程）和景观动态,近年来这一概念已越来越广泛地为旅游研究者所关注和采用。
1.景观结构理论与城郊旅游开发
Forman和Godron认为,组成景观的结构单元不外有三种斑块、廊道和基质。斑块是指在外观或性质上与周围环境存:在差异,同时又具有一定内部均质性的空间区域,如植物群落、湖泊、草原、农田、居民区等。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环境不同,如林带、狭长河流、道路交通线、峡谷等,对的线性或带状结构廊道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廊道的宽度、内容、形状、连续性以及与周边斑块、基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基质是指斑块和廊带所在的背景区域,也是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背景结构,常见的有森林基底、草原基底、农田基底等,数目多而面积小的斑块使景区的景观多样性增大,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在城郊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借用景观生态学理论,斑块代表的是城郊旅游产品,比如旅游景区（点）、特殊景观、住宿设施、娱乐设施等；廊道代表的是城市中心区与城郊地区的连接通道以及城郊地区内部和旅游斑内部的交通线路或旅游线;基质是指除此之外的背景,主要是指乡村旅游景观,由此形成一个由斑块、廊道、基质构成的网络结构。
2.乡村旅游景观特征
从景观特征来看,乡村旅游景观是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复合体,由村落、农田、道路、沟渠、小片林地、水面等以类似方式重复出现,当组合方式发展变化或出现了明显不同的新的组成成分时就形成新景观。乡村旅游景观作为基质,在通常情况下面积超过现存的任何其他景观要素的总面积。当景观的环境背景或干扰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作为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基质也会产生相当显著的变化,甚至发生基质替代。
在城郊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态旅游景观的稳定性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大,如修建旅游道路及相关设施、修建旅游渡假村等都会对景观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在规划设计旅游产品时,要特别注意运用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将景观要素进行合理组合,以保持景观的可持续性实现功能优化。同时根据旅游景观的异质性原理、多样性原理、边缘效应原理,针对城乡交错带景区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景观生态设计模式。
三、乡村景观相容度分析
确定了城郊景观的格局再对景观的相容度进行评价。乡村景观相容度评价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衡定。一是行为与景观价值功能的匹配特征。行为与景观价值的匹配特征表现在乡村景观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程度,及景观满足城乡居民引致需求行为的程度和能力。二是行为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相互冲突的行为导致乡村景观的质量（如美景度等）下降，景观生态破坏，自然生产性降低和景观类型退化等结果。减少或杜绝这种行为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在乡村规划上具有的积极意义。三是行为对乡村景观的建设性。相容度较高的行为会促进景观的建设。
王云才将都市郊区开放空间景观类型依照独立景观形态进行分类,并进行人类干扰行为的具体划分,建立相容性判断矩阵,以判断值为0、1、3、5、7、9代表景观类型与行为类型之间的不相容、几乎不相容、弱相容、中等相容、相容性较强和完全相容六个等级。根据对郊区行为与开放空间景观价值功能的匹配特征分析、提出相容度较高的景观行为的建设性意见。
四、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类型
本人认为城郊乡村旅游产品中比较有代表性,并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旅游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乡村旅游景观观赏型
旅游产品包括传统观光和人造乡村旅游景观旅游。传统观光乡村旅游是以自然生产和环境为基础,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体,以乡村旅游资源和乡村风情为基础,以生态旅游为主题,感受和参与生态乡村旅游包括生态乡村旅游观光、乡村风情及务农旅游等,领略大自然情趣的一种旅游形式。人造乡村旅游景观旅游的特点是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人造景观、景点较多,投资较大,面积有限,因此生产性能差,乡村特征不明显。高科技乡村旅游观光旅游是融观光旅游、现代高科技农业旅游科研、生产于一体的高科技乡村旅游资源。具有科技含量高、教育性和观赏性强的特点。
2.农产品开发利用型
本人所指的是大乡村旅游下的各种农产品类型。旅游产品是旅游业和乡村旅游生态系统有机结合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产出。在不违背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可根据旅游业的需要,优化选择符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满足市场需求和游客需求及兴趣的农作物种植和林、牧业、渔业的各种农产品。如利用租赁、教育农园形式开发的旅游产品。农民将土地出租给市民,农园平时由农地提供者代管。种植粮食、花草、瓜、果、蔬菜等市民喜爱的农作物类型,栽种的作物主要是享受耕作的乐趣,并以休闲体验为主。同时使用的农具和采用的耕作方式等都要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通过这种形式,可提高旅游产品的层次,保持游客有较高的回头率。
3.农村文化体验型
文化体验旅游就是以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饮食文化等为载体,开展民俗节庆体验、节事活动反映了一地的文化底蕴,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产业。农耕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于通过游客的亲身参与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务农体验旅游是通过亲身参加农事活动,真实体验农村生活,尽享劳动、丰收后的喜悦,真正达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精神享受。
4.综合功能型
主要是融上述三种功能于一体,利用农村或山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乡土文化,吸引游客前去度假,使旅游者获得乡村生活的体验和享受淳朴的乡野之趣。近郊环城市游憩带的短线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有非常稳定的客源市场。应注重开发康体、休闲、娱乐项目,可依托森林风景资源开展“森林浴”活动。利用森林中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含量较高的氧气、负离子、植物精气等,使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得以康复,从而恢复人体健康。可开展野餐、露营、漂流、水上活动、康体娱乐等,在旅游项目开发时利用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野生生物种类和适宜的康体气候特点,多开发反映自然野趣和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
五、结语
鉴于城郊地区特殊而独特的景观条件和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运用景观生态原理来构建合理的产品结构,不但要突出乡村旅游和农事特色,更要突出乡村旅游的生态效益,提供丰富的旅游产品,避免向游客提供城市化的娱乐项目和接待服务的倾向,保持乡村旅游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制定科学的产品规划,对旅游产品实施动态管理,促进当地生态效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黄鹂:旅游体验与景区开发模式[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庞振刚董波:上海城乡交错带生态旅游开发战略研究[J].旅游学刊,2001(2)
学会运用时间线索写好记叙文，使文章条理清晰。
技法指导
叙述条理是写好记叙文的一个关键，在本节中，我们重点谈谈如何运用时间线索写好记叙文。
第一，因材施“法”。总体来说，记叙内容呈阶段性发展变化的即可采用时间线索：写事为主，侧重于过程的进展，比如莫顿・亨特的《走一步，再走一步》；写人或物为主，侧重于人、物几个时间段的成长经历或变化，比如安徒生的《丑小鸭》。
第二，“量”身定做。即估量所述内容的时间跨度。一看题目自身的内涵，比如两个中考作文：《我的初中生活》和《今天，真好》，若两文都采用时间线索记叙，其时间跨度是显而易见的。二看自己对写作素材体验的广度、深度，比如以“爱上一座城”为题，两位同学构思如下：一个写自己在某城市从幼时到现在的种种生活；一个只写每个周末早晨从5点到9点楼下的市井声。第一个构思时间跨度大，对素材的广度要求高；第二个构思时间跨度小，对素材的细节要求高。相比较而言，六七百字的文章，阅历不深的话，前者难以写得深入。故时间跨度大的素材建议慎用。
第三，“含”“露”相宜。凸显时间线索的用语，有两种技巧：一是“露”，即用关联词或时间词语，准确直接地点明，比如短时间过程的展示，可以用“首先”“然后”等关联词；时间词语有“清晨”“某年春天”“三岁时”等表示较为确定时间概念的，也有“年幼时”“几年后”等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的。这种方法可借鉴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是“含”，即用景物的变化含蓄地暗示时间的推移。春荣冬枯、朝晖夕阴、鸟鸣虫唱等自然现象蕴涵着无穷的诗意，更是时间的杰作，何不拿来一用？用“夕阳西下”交代时间定比“傍晚”要生动一点。这种方法可借鉴丰子恺的《竹影》。
范文示例
除夕夜
陈千昂
过 去
一声鸡鸣打破乡村的沉寂。他从床上跳起，穿好衣服。大年三十，爸爸妈妈早已开始忙碌。盆子里洗好的萝卜水灵灵的，门旁边有一篮子鸡蛋，圆溜溜的，闪烁着光泽，这定是刚买来的。爸爸看到他，吩咐道：“快去洗把脸，一会儿我们一起上街再买些菜！”
菜买回来了。妈妈忙着准备丰盛的年夜饭，爸爸忙着替别家写对联。写完别人家的对联，已到下午。爸爸这才给自家写对联。对联写好了，妈妈打浆糊，爸爸和她一起张贴。那对联，墨迹微干，墨香四溢，大红的纸映得人心亮堂堂的。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吃年夜饭。爸爸拿出了一直都舍不得喝的酒，倒在白色的瓷碗里。开饭前，爸爸伸出手：“给你，压岁钱。”一毛钱，皱皱的毛票。他激动得不知所措。忽然，好友在窗户外喊：“放鞭炮啦，快来！”他便飞快地跑出家门。“噼啪”一声，鞭炮炸开了，烟花飞散。
现 在
他已经四十几岁了。已婚。有一个儿子。在大都市定居。
今年，他携妻子和儿子一起回老家过年。开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茅草房还在，也有砖瓦房，更多了几栋楼房。父母变化更是大：头发白得像披了一层霜。他心里酸酸的。年夜饭是在一家饭店里吃的。本来父母在家精心准备了一桌菜，儿子偏要上饭店。父母疼孙子，去了最大的饭店。饭店里，儿子一直埋着头玩手机。“把手机收起来，跟爷爷奶奶说说话。”妻子说道。儿子却显得忸怩。父亲乐呵着连连说：“孩子自己玩，跟我们说没趣。”然后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红包，递给儿子。儿子数了数，一千，皱皱眉头，不吱声。
儿子嚷着要回城，说爷爷家没意思。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他在儿子这么大的时候的种种快乐。
将 来
他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白发苍苍。妻子已去世三年。儿子在外地工作。
两层的大房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儿子在电话里说了，忙得脱不开身，汇5000元给他过年。
窗外寒风在恣意地呼啸，像有人吹着尖锐的口哨。他在热闹的鞭炮声中一个人吃了年夜饭，一个人朦胧地睡着……
点评
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了父辈从年少到年老的故事。“他”的三段经历都发生在除夕夜，却有不同的人生滋味、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过去”“现在”“将来”为小标题，不仅明晰了时间线索，也能让读者对人生有个纵向的思考。每一片段也叙述井然。比如“过去”这一部分，“一声鸡鸣打破乡村的沉寂”“菜买回来”“已到下午”“晚上”等表示时间的词句，使线索清楚。其中“一声鸡鸣打破乡村的沉寂”更是巧用环境描写来暗示时间变化。
片段演练
关键词：彝族社区;乡村旅游;参与机制
1 引言
国家旅游局先后推出“华夏城乡游”和“生态旅游年”,并提出以“旅游产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持“乡土化”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原则之一,社区居民是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岔河村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机遇,结合当地传统彝族歌舞、服饰、建筑、饮食以及婚嫁习俗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积极发展乡村生态与文化旅游,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前来度假休闲。
2 咪依噜风情谷旅游发展概况
咪依噜风情谷隶属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岔河村村委会,离南华县城北16km。共有旅游资源点196处,其中自然旅游资源50处,包括地文景观8处、水域风光4处、生物景观30处、天象与气候景观8处;人文旅游资源146处,包括遗址遗迹1处、建筑设施59处、旅游商品56处、人文活动30处［1］。
景区共设置马鞍寨、水景房(新房子村)、三家村、起家大院、脚楼寨、丫口村、新村(彝人古寨)、七家杀猪饭、大岔河、小岔河、彝人古宴等11个旅游接待点。建停车场9个、跳歌场4个、厕所10个、文化活动室650m2、风车7台、水车7台、水碓13副、篮球场1个,村庄道路硬化6 750m2,民居墙体装饰54万m2,畜厩搬迁改造1 632m2,人畜饮水管线建设7 000m。
自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共投入资金1 760万元,建成旅游接待点11个,农家乐76户,接待游客100.6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 198.4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 000元,是开发乡村旅游前的10倍［2］。
3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现状
3.1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
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有南华县政府、南华县旅游局、南华县环境监督局、云南大学(主要参与规划)以及当地社区居民,其中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社区居民一共12户。从访谈的结果来看,2006~2008年,岔河村至少有84户村民直接参与旅游发展。至2011年3月,除岔河人家属集体经济,只剩下12户当地村民经营6处农家乐。
3.2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容
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容从多元走向单一(表1),目前主要参与农家乐经营。经营农家乐的个体户参与利益分配,但没有设立公积金用于公共设施的维护、培训以及事故处理等。由于没有旅游培训、持续的政策引导、信息咨询以及公共监督等,多数农家乐均属自生自亡的经营状态。
3.3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
3.3.1 “农户+农户”模式
马鞍寨、起家大院、彝人古宴、古寨客栈、早期的七家杀猪饭、丫口村彝族生态文化村都属于该种模式,由农户平均入资,然后共同分担损失和分配利益。目前仅剩丫口村彝族生态文化村保持这种参与模式,马鞍寨、起家大院、彝人古宴、古寨客栈4家已停业。
3.3.2 “旅游个体户”模式
彝人酒家、彝人客栈、七家杀猪饭目前都属于该种模式,农户单独出资经营,七家杀猪饭原本是七家联营,后来只剩周姓一家独营。目前这3家参与的内容都只涉及农家乐,还未发展到更高级的个体农庄模式。
3.3.3 “集体经济”模式
岔河人家形式是由岔河村村委会出资办的集体经济实体。但是在实现集体经济的保值增值、建立透明的公众监督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公积金等集体管理机制等方面缺少具体的管理措施。
早期的咪依噜风情谷开发政府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如整体规划、完善基础设施、资金补助、开拓游客市场等,但是基本上属于政府“喂一口”,社区“吃一口”。但目前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还不够深入,地方村民自发性发展的比例很大,政府、企业、旅行社等外部介入力量很少;参与模式很简单,主要停留在个体户独资经营农家乐的模式上。
3.4 社区参与调查总结
(1)咪依噜风情谷整体旅游参与意识较高,但积极参与者主要是紧靠公路的村民,而且参与的内容、项目和模式都很单一。
(2)影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为缺少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参与者文化素质以及离公路的距离等。
(3)导致出现以上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缺少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4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机制研究
4.1 引导机制
4.1.1 意识引导
云南少数民族乡村地区比较偏远、信息闭塞。开展意识引导工作,一方面要引导社区居民抛弃传统的陋习恶习(如:引导村民学习如何处理人畜粪便,生产和使用沼气),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开创新的生活面貌;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向他们介绍乡村社区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改变对乡村的负面认识。
4.1.2 政策引导
咪依噜风情谷的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意识和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高,如果政府从政策上加以引导,能够使社区的旅游呈规模化发展趋势。目前咪依噜风情谷的休闲娱乐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旅游政策主要倾向农家乐项目发展,造成吸引力下降,成为旅游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制定多样化的倾斜政策,如重点资金支持“围猎”、“果园自助采摘”等休闲娱乐产品,就可以维持整个风情谷旅游项目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
4.1.3 资金引导
政府把过多资金用于“风情谷大门”“咪依噜传说壁画”绘制等形象工程设施上,资金的使用没有对社区起到实质性的引导作用。而且实践证明,只是靠政府直接经济补助的“输血”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旅游发展困难的局面。咪依噜风情谷整体经济比较落后,政府除了直接的财政支持,最重要的是引导外地企业投资当地旅游事业,把当地的土地、植物、河流等自然资源转化为股本,鼓励社区与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
4.1.4 信息引导
由于长期的交通闭塞和信息不畅,村民和地方政府对政府政策和行业信息等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政府应该引导村民收看一些新闻类、旅游类、致富类等节目。还应建立专门的学习室,指导村民了解《彝山寨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楚雄彝族自治州乡村旅游管理规定》、《楚雄市“农家乐”管理暂行办法》、《楚雄市“农家乐”分布示意图》、《楚雄市星级农家乐评定办法》等政策。
4.2 决策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决策机制包括参与主体对是否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发展目标、旅游发展中各环节的具体实施等方面做出抉择的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可以确保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正当权益,如果社区居民不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将很难从旅游发展中获得旅游的利益［3］。
4.2.1 决策支持
咪依噜风情谷早期旅游发展是“内生+外生”模式［4］,当时政府部门在旅游规划、旅游市场开拓策划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但是2008年以来,社区参与发展的模式逐步发生变化,到2011年已经完全走向“内生式”发展。因此社区急需选举有能力、有才干、积极活跃的村民代表,形成一个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社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如果以后岔河村与这些组织合作)也可以加入决策支持系统。可以采取村民代表和村委会人数各半的选举方法,以防止决策过程中出现“内控”,达到公平、客观。
4.2.2 决策咨询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性质的决策咨询机构,构成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公共决策系统。目前咪依噜风情谷应邀请云南大学旅游专业领域专家和学者、南华县旅游局和环境监督局、岔河村村委会等组成一个“半官方”决策咨询系统,动态探讨旅游开发的定位、设计与规划、旅游产品营销以及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等。此外,从长远发展来看,今后还需借助农村扶贫发展基金会、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企业等组织提供的信息,构成一个讯息全面的咨询系统。
4.2.3 决策评价
目前咪依噜风情谷已经通过《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和《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等指标体系对社区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统计和评价,但是社区发展旅游的利益是多方面的,由于旅游的发展,风情谷在环境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如农家乐垃圾成堆、污水乱排等。结合社区现实状况,还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应该包括旅游经济效益评价、环境效益评价、文化影响评价以及生态影响评价。
4.2.4 决策反馈
建立一个完善的决策反馈系统,更能体现以社区参与者的公众利益为中心,更加透明,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各种发展协议,否则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成为旅游发展中的障碍。咪依噜风情谷以各村寨权威人物为核心,成立“旅游发展讨论小组”,向旅游发展委员会表达村民的各种建议和利益要求。
4.3 利益保障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保障机制指各种利益相关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利益维护的机制,主要涉及利益表达、利益分配以及利益补偿3方面。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可以协调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5］,推动社区乡村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4.3.1 利益表达
由于彝族社区村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此需要以村委会作为中间协调,听取社区村民和社区外其它参与者的利益表达,协调多方参与者的利益需求。此外,还应形成参与者自下而上表达和自上而下反馈的双向利益表达机制［6］,使参与者提出的利益要求得到有效的处理。当地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旅游发展讨论小组”表达自己参与旅游的意愿。
4.3.2 利益分配
利益分配主要涉及旅游收益分配、就业和培训机会的获取等。目前咪依噜风情谷的主要受益分配形式就是农户自主经营获得利润,或村民参与农家乐服务获得工资,利益分配形式比较单一。如果日后当地旅游发展形式呈现多元化,还可以建立公积金、公益金、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分配方式［7］。
社区居民获得利益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与旅游就业,但是目前岔河村大部分村民还未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要恢复旅游项目的丰富性,提供更多的旅游就业参与机会。
咪依噜可以通过举办乡村旅游经营知识讲座、乡村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班、乡村旅游能工巧匠传承人培训等形式发展一支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乡村旅游培训体系,建立一批乡村旅游带头发展人。
4.3.3 利益补偿
咪依噜风情谷旅游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公共用地与村民个人利益发生冲突,造成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一些被占用土地而又没有能够参与旅游利益分享的居民暗自对村委会及其上级政府部门感到不满,因此对征地补偿、拆迁安置补偿等制度应加以完善并且落实实施。
4.4 监督评估机制
咪依噜风情谷的监督评估机制主要是针对社区环境卫生和“岔河人家”集体经济实体的跟踪监督。目前咪依噜风情谷旅游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环境问题,各村应迅速成立卫生检查小组负责防止垃圾乱倒和污水乱排的监督工作,保持良好的村容村貌。另外对“岔河人家”这个集体经济实体的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裁聘以及效益分配等各方面实施综合监督和考核,使其充分体现该经济实体的“集体”性质。
5 结语
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社区各种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真正深入农村调研实践,通过更多访谈和数据观测,找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健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机制,促进乡村旅游事业和谐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永进.民族旅游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 李 健.楚雄州乡村旅游建设与发展情况汇报［EB/OL］.［20091012］.楚雄旅游网.省略/news_read.aspx?ID=1690.
［3］ 蒋 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13(3):18~21.
［4］ 余春波.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咪依噜风情谷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09.
